上海故事[100]
在我的书柜里存放着自己最喜欢的四本书籍，因为这些书籍留下了我从上海知青一路走来的创作故事。
1968年10月，我踏上了赴上海农场战天斗地的人生之路。在上山下乡的日子里，我开始真正地第一次反思社会和人生。我每天记日记，至今仍保留了绝大部分的知青日记，日记里有我的真实思想，也有荒唐的记录，因为那时的农场连队要求每个知青必须记“红日记”，还要不时交流日记，甚至展出日记，那样的日记也就有了很多“红色的包装”，掩盖了内心的反叛的思想。
但正是记日记的习惯，让我走上了文学创作的道路，可以让虚构人物去说自己的心里话和对生活的认识。
在1974年，从上海出版系统下放了一批到农场体验生活的编辑，我由此认识了这批老师，也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领队刘培康先生是上海出版界资深的老编辑，文革后曾担任上海少儿出版社社长兼总编辑，后任上海市新闻出版局副局长、上海出版工作者协会会长。我有幸认识了刘培康老师，他手把手地教我学习文学创作，与我谈理想、谈人生、谈生活，在他的帮助下，我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开始了文学创作之路。
刘培康老师希望知青们能自己动手写自己的生活。我接受了任务，开始组织知青创作，并积极参与创作。一本由上海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的小说散文集《前进》诞生了，所有的作者都是前进农场的上海知青。我的散文作品《老田叔》也被
收入集子中。令我最自豪的是小说散文集《前进》的代序是我执笔撰写的。全书的插图是知青徐纯中，徐纯中后来在恢复高考后进入了中央美术学院，现是著名的留美回归画家。也是我的当年好友。今日之全国政协文史学习委员会副主任施芝鸿，当时是最热心写作的知青之一，他的两篇小说都收入了集子中。
在业余创作过程中，我的作品开始在报刊上不断发表。但我立下了一个心愿，希望能写一部自传小说。在刘培康老师的引荐下，我认识了河南海燕出版社的编辑赵玉珂老师。
1987年，海燕出版社出版了我与金瑞华先生合作并由我执笔撰写的《陈伯吹的故事》，这是有关著名儿童文学作家陈伯吹的第一部传记文学作品。为了撰写这部传记小说，我多次登临陈伯老家，我也反复阅读了陈伯老几乎所有的作品。
陈伯老鼓励我，你可以将你自己的故事写成书，你不必太虚构，真实真情就行了。赵玉珂老师在陈伯老家听说了我的经历，对我的童年故事特别感兴趣，没想到在陈伯老和赵玉珂老师的鼓励和指导下，我的童年自传体小说《死的活的和疯的》于1989年由海燕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是中国在那个时代第一本以孩子的经历讲述反右斗争的公开出版物。写作期间，我还得到了刘培康老师的指导。
刘培康老师有超人的胆识，他不仅支持和鼓励我写真实的故事，突破政治的樊篱，而且让我接触更多的作品，甚至将目光移向非政治的纯文化生活。在他的引荐下，我又认识了上海文化出版社总编辑王须兴老师。王须兴老师正在筹划出版一本不谈政治，专讲日常生活琐事的书籍，并约我撰稿。
我接受了这项在那个年代不可思议的写作任务。那本书就是粉碎四人帮之后第一本不以政治挂帅的《家庭日用大全》，我撰写了二个章节“家庭幼儿教育”和“家庭法律顾问”。《家庭日用大全》由上海文化出版社出版，首版为1980年4月。大凡中国人都知道，在那个时代的出版物游离政治有多大的风险。
在刘培康老师、王须兴老师的支持、鼓励和指导下，我又做了一件当年出版界游离政治的罕见之事。王须兴老师给我看了一大叠收集来的图片，那些图片全是西洋的时尚服装模特。王须兴老师对我说：中国正在逐步开放，但还没有一本时装画册，出版社准备突破禁区，编撰一本时装画册。我相让你来做这件事，你胆大心细，有思想，又懂得美术，这本画册就由来负责设计装帧，怎么样？
我不可能拒绝老师的约请。于是天天沉浸在这些时尚的西方服装模特图片中，选片、剪辑、排版……1989年10月，由学林出版社正式出版发行的《世界新潮服式》问世了，主编是章鑫，王须兴为责任编辑，我是装帧设计。画册汇集了世界各国新潮服式366种，共分八大类，其中工艺服装23种、礼服19种、睡衣21种、泳装37种、夏装67种、春秋装111种、羊毛·绒线衫54种、冬装34种。都
是那个时代最新颖、最时尚、最流行的服式。如今的时装杂志画册多如牛毛，装帧、设计、印刷也特别精致漂亮，但在我的心目中《世界新潮服式》才是最值得收藏的一本服装画册，因为是中国打破出版禁区时出版的第一本非政治画册。
也许没人会记得那个时代的出版禁区有多严厉了。至少，我手里还有一本书籍能证明这一点。那是刚粉碎四人邦的时候，上海文艺出版社的资深编辑谢泉明老师特意到农场找到了我，他说：“我看过你参与编辑的知青小说散文集《前进》，也看过你的作品。粉碎了四人邦，出版社想组织更多的上海知青写一本新集子，我邀请你能参加，你看怎么样？”
谢泉明老师详细地询问了我有关知青小说散文集《前进》的撰写和编辑情况。谢泉明老师说：“《前进》是上海知青自己创作的第一部小说散文集，你已经积累了一些经验，相信你能提出更多的好建议。”
谢泉明老师是上海知青最知己的朋友，也是很多知青作家的启蒙老师。在他的鼓励下，我试交了作业，我的习作小说经过谢泉明老师的修改和指导，改名为《万方乐奏有于阗》。
组稿是在1976年秋冬，成书时间是在1977年3月，书名为《飞吧，时代的鲲鹏》，令我没想到的是我的作品被放在开篇。书中作者有孙顒、叶辛、王安忆、蒋丽萍、修晓林、孙国梁、郏宗培等。
但更令我想不到的是谢泉明老师送我样书时说的那番话。我收到的样书已被撕掉了版权页，扉页上贴了一封盖有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艺读物编辑室红印章的书。
信全文如下：
###同志：
你好！
散文集《飞吧，时代的鲲鹏》选编、印刷过程拖得时间较长，故宣传内容与当前的宣传口径已经很不一致，有些文章在观点上也有错误一。因此决定这部集子不出售了。
你是本集子作者之一，故仍寄赠一本，留作纪念。
专此奉告。附寄《飞吧，时代的鲲鹏》一册请查收。
致
敬礼！
上海人民出版社文艺读物编辑室（印章）
时光流逝，岁月易老。自从《飞吧，时代的鲲鹏》一书出版发行受到挫折后，我的文学创作脱离了政治说教，转向了儿童文学创作，多了份孩子们的纯真，其实是真情。写作依然是我的生活，但游离政治居多，既有历史研究，地理游记，也有植物学、动物学探索。这就是我作为一名上海知青，一路走来的创作故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