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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摄影家、民间文艺家

2020年3月29日星期日

第36章 信仰的力量



 
常州红梅阁

为了脱离汪伪空军,何健生与周致和开始谋划投奔新四军,他开诚布公地进行了交心,一拍即合,马上商讨行动事宜。他们开始分头行动,健生联系白景丰,此时的白景丰是汪伪中央空军教导队航空处少将处长,健生与白景丰是上下级关系。白景丰表示全力支持,积极响应。周致和则设法去寻找共产党和新四军。
1944年10月,汪精卫毒发死去。此时的周致和正被日本人关押在汉口。后被当时的汪伪陆军部长叶蓬保释了出来,随叶蓬到了南京。对此,周致和心底里很明白,自己与叶蓬无亲无故,也从没有交往,身为汪伪陆军部长的叶蓬居然会亲自出面保释自己,那是叶蓬企图培植自己的势力罢了。
周致和被困居南京后不久,调到了常州中央空军教导总队,担任少校飞行教官。他要做的事,就是赶快脱下这套领军服。这对周致和来说,并不困难。当时的常州空军教导总队,因为汪精卫毒发死去后已乱成一团。他可以有时间去为自己去寻找一个脱离汪伪空军的机会。但他是一个有志向的年轻人,他对日寇侵华的罪行恨之入骨,也对当时的蒋汪政权深恶痛绝,他要寻找一条能救中国的光明之路。
周致和于1935年考入国民党第十期航校学习时,就立下了志飞翔云,报效国家的誓言。后来航校来了一批苏联教官,从这些教官那里,周致和知道了一些苏联情况,对苏联产生了向往和羡慕,也就是在那时,他对共产党有了全新的认识,只有共产党才能救中国。
周致和来到常州后,开始寻找与他有相同经历又有共同理想的人。周致和的上司何健生很快就进入了他的视线。
何健生是空战中的民族英雄,多次在抗日空战中立下战功,也是因为飞机故障而被日军俘虏,被迫屈居汪伪空军的有志男子汉。
大凡有志向的人,总会给自己留下一长串不平凡的脚印,这些脚印也会带入人们走向某个奇妙的世界,因为上天总会引导有志向的人去为自己的信仰和理想开辟一条路,沿着理想坚持不懈前行的人,总会找到属于人类也属于自己的光明正道。
自古以来皆为英雄惜英雄周致和与何健生交往越来越频繁了。重新找回理想的愿望也越来越强烈,寻找共产党,成了他们回归的契合点。共同的信仰和追求,让他们的内心掀起阵阵波澜。为了理想,与其沉默地等待,不如奋力前行。
也许上苍会给有志的年轻人指明一条路吧,当愿望叠加到一定程度上,或许眼前便会豁然洞开一道门。
那天中午,周致和按约来到了何健生家。
何健生指着先到一步的陈静山,对周致和:“致和,这是机械师陈静山,你们应该认识。”
陈静山朝周致和伸出了手:“周教官,你好。”周致和朝他点了点头,就在何健生身旁坐了下来。陈静山的旁边坐着邱淑仪。
何健生问邱淑仪:“淑仪,梁玉珍怎么还没来?”
话音刚落,门外传来一片笑声。随着笑声,梁玉珍跨进了房门。
何健生看到梁玉珍显得很高兴:“玉珍来啦。”
梁玉珍赶紧伸出了手:“何主任好。”
何健生笑着说:“坐,坐。大家都是患难与共的朋友,就不必客气了。”
何健生对梁玉珍说:“玉珍,致和、静山都是自己人,你就先说说和共产党联系的事。”
这梁玉珍原参加过新四军,在皖南事变时被捕,因其哥哥梁文华在这个航校当教官,她也就暂时留在了这里。不久前,梁文华与几个同事重返国民党,临行前托人带信给她,不反对她重返新四军,并告诉杨家庙就有新四军。
梁玉珍离开常州航校后,跑遍了常州,也没找到这杨家庙。梁玉珍身无分文,不知今后的日子怎么办,于是就偷偷地又找到了邱淑仪求助。于是,何健生夫妇又见到了梁玉珍。
此时,梁玉珍看了一眼何健生:“何主任,我打听到了,那个杨家庙并不在常州,而是在扬州,那里是新四军的集中地,只要到了杨家庙,准能找到新四军。”
周致和只是抽着烟,没有问话。
何健生若有所思地说道:“我看,还是先稳妥些。我有个朋友,是空军上尉谭炜,他是精通无线电通讯技术的特级技师。我让陈静山去找过他,设法通过电台联系一下。省得冒然地跑到杨家庙找不到新四军,反而坏了大事。致和,你看呢?”
周致和:“谭炜?他愿意吗?”
何健生:“没问题。”他将目光转向了陈静山。
陈静山开口了:“按照何主任的嘱咐,我在南京找到了谭炜上尉。由于设备落后,他现在还无法通过电台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但他今天将从南京回到常州。我可以再去找他。”
何健生想了想说道 “不用了。他既然到了常州,我就和致和一起去见见他。现在,我们聚在一起,再酝酿一下,到底怎么样才能寻找到共产党。”
夕阳的霞光很有穿透力,把这座“介宜阳之邑,通南北之衢”的常州古老石桥的身影拖曳得很长很长。
当天傍晚,何健生与周致和去常州孟河红梅阁约会谭炜。
经过一座古桥时,何健生对同行的周致和说:“我曾经到这里拍过照片。你看桥那边,古时候,一脚跨过去就是宜兴的地界,一脚缩回来又回到武进地面。有时,我想今生的愿望只要能伴着这古镇古桥,走完自己恬淡闲适的人生之旅,也就知足了。”
常州是历史文化名镇,在2500年的开邑历史中,常州的古镇、古村,就像一颗颗闪亮的珍珠,绚丽着常州的颜色。至今保留着典型的水乡特征,蕴含着江南的璀璨文明。
何健生感叹地说道:“由于水运的便利,常州历史上的乡镇几乎全部坐落在运河边,桥名成为镇名:如湖塘桥、牛塘桥、横山桥、小新桥、郑陆桥、礼嘉桥、漕桥、寨桥等就是历史的见证。如今,小日本发动了侵华战争,蒋汪政权将中国搞得乱作一团,这些古镇古村已失缺少了江南水乡小桥流水、枕河人家的韵味。到处 是战火纷飞,民不聊生,谁还有那份雅兴欣赏这里的一桥一水?”
孟河位于常州西北30公里处。孟河因唐代常州刺史孟简开凿通江运河而得名,又因明代嘉靖年间筑城抗倭而俗称孟城。300多米长的孟河老街,多为清代和民国建筑。这里还有孟河医派马培之、马伯藩、费伯雄、巢崇山,以及著名画家马万里等名人的故居,是难得的众多名人集聚之地。
孟河最大的亮点在于,它的下属村万绥是“齐梁故里”,这里曾经出了南朝齐、梁两代15个皇帝。万绥保留着众多古迹,东岳庙、渡善桥、罗妃桥、北街、志公井、古银杏、古戏楼,以及齐梁萧氏皇帝的家庙等遗迹,历历可数。孟河镇将把这里打造成独具特色的“齐梁故里旅游文化”。
此时,精通无线电通讯技术的特级技师、空军上尉谭炜,正与好友理论教官许任远上尉在常州孟河红梅阁聊天。  
许任远大骂:“日本人快完蛋了,国民党一下子又成了抗日英雄。世道大乱,人心大乱,中国也不知道还会发生什么。”
谭炜:“你听说过共产党的消息吗?”
许任远透露了自己想找共产党的心愿:“你是说八路军和新四军?听说过。这可是支抗日的队伍。只可惜,我许任远已经成了汪家班里的理论上尉教官,也够得上一个小汉奸了。说不定那天就要受到人民公审。”
谭炜:“任远,我们一起去找共产党,怎么样?”
许任远:“你这话当真?”
谭炜:“好,我们一拍即合。这事就定了,过一会就有两个人要见我们。”
俩人正在说话间,何健生和周致和笑着走了过来。
周致和笑着说:“许任远,你好大胆,就不怕杀头吗?”
许任远回头望着谭炜,谭炜只是笑而不答。
何健生上前拍了拍许任远的肩膀:“许任远,我和周致和就是谭炜要带你找的两个人,你奇怪了?”
许任远大笑:“原来,你们是在设圈套,让我钻呀。”
何健生笑了:“这可不是圈套,而是共谋大事。”
周致和:“任远,我们拉你进圈套,也是迫不得已。你虽然是个理论教官,但听谭炜介绍,你精通电台,我们需要你,希望你能通过电台和共产党取得联系。”
许任远笑了:“恐怕我做不到这一点。”
何健生:“为什么?”
许任远:“何主任,我现在手上已经没有电台了。要是有的话,我早就成了共产党了。”
何健生笑了:“这事,你就听致和的吧。”
许任远转身盯着周致和。周致和拉着他的手说:“任远,你听说叶蓬这个人吗?”
许任远:“叶蓬?汪精卫的湖北省省长?曾经的剿共司令?
周致和:“是他。他是我的老乡。正是他才保了我,让我成了小日本的俘虏后留在这航校混饭吃。我作保,让你到武汉去当电台台长,这老家伙已答应了。”
许任远笑了:“好,一言为定!”
在红梅阁内,周致和从事先准备好的包内取出酒碗,一字排开。何健生、周致和、谭炜、许任远破指醮血,立志找共产党。
何健生揖手对青天:“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愿为追求光明,共飞蓝天。”
众揖手对青天共言:“不求同年同月生,但愿为追求光明,共飞蓝天。”
数天后,何健生、周致和、谭炜、许任远又在常州城约会了几次。
约会的方式便是摄影旅游。
何健生拿着自己心爱的莱卡相机,拍下了很多留影照片。
位于常州市区东北部的焦溪古镇,地处江阴、武进交界处,拥有700余年历史。境内有舜庙、舜井、舜田、朱元璋老师焦丙草堂等遗址。传说中,人文始祖舜帝曾到过这里;春秋时,常州的人文始祖吴季札也曾躬耕于此;唐代诗人刘长卿在这里留下过“柴门闻犬吠,风雪夜归人”的著名诗句,这些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文资源。
在何健生的镜头中,焦溪古街临河而筑,龙溪河蜿蜒东流。明清所建的青龙、咸安、中市、三元古桥,也一一呈现在他的镜头之中。
那时的焦溪古镇大部分房屋为清与民国时期建筑。焦溪民居,多为黄石砌成半墙高,黛瓦粉墙临水照,显得更为古朴。
何健生等人去的最多之处却是位于常州市南25公里处的杨桥村。历史上,由于南杨桥地处东太湖与西太湖之间,是常武地区到宜兴、无锡的必经之路,商贾云集,街市繁荣。
杨桥村民国时期为武进与宜兴交界处的一个乡,形成市镇也有数百年历史。杨桥古街形制,前街后河,前店后屋,依河而筑,临水而居,水乡特色十分浓郁。村域内拥有不少古建筑,南杨桥、五洞桥、百岁庄、太平桥、风情院、牧斋院、朱宅、丁宅等一批历史建筑虽然破败,但旧貌依然。
何健生等人之所以去杨桥村,是因为听说那里常有新四军出没。何健生回忆道:“现在的革命历史档案证实了那里曾有过新四军地下交通站,可惜我们当年却没有找到。”
令何健生遗憾的还不止这些,他当年在常州拍摄的照片,大多随岁月而一起流失了。
说起,当年在红梅阁内,何健生、周致和、谭炜、许任远破指醮血,立志找共产党的那件事,何健生淡然一笑:一个人没有信仰,活在世上又有何意义?为了共同的信仰,自古以来,年轻志士都会共同发誓。这便是信仰的力量。

第35章 自古以来皆为英雄惜英雄



常州古韵

健生屈居常州后,虽然在汪伪常州中央航空总队挂了个上校参赞教务主任的职务,但他却不愿意过问教务,何健生的很多时光是在摄影生活中度过的,常州的自然风光和草芥民情成了他的采风对象
常州历史上的最早地名称作延陵。公元前547年,吴王余祭封其弟季札于延陵,从此常州就有了第一个地名。古常州由于独特的地理位置,在中国古代“漕运”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上通京口,下行姑苏,河川纵横,湖泊密布,北环长江,南抱湖,东南占太湖一角,襟江带湖,有仅次于太湖的芙蓉湖,形胜甲于东南,故常州成为“三湖襟带之邦,百越舟东之会”的交通枢纽。  
玩转常州的去处很多。去常州游玩,若喜欢去江南园林一窥,那么舣舟亭是必去之地。舣舟亭也是何健生当年拍摄照片最多的首先之处。
舣舟亭地处常州市东部的东坡园内。南宋时,常州市民为纪念北宋大文豪苏东坡来常,泊舟于此,而建“舣舟亭”以作纪念。舣舟亭基址原名文成坝,传说常州历来人文荟荤,为保住常州才气不东流,因而在古运河上筑坝使河水绕个大弯东去。
舣舟亭大门采用传统砖雕工艺,上刻馏金“舣舟亭”三字。进园门后,只见自墙分隔,山石对景,洞门作框景,漏窗为借景,走廊相连、配植松竹花木,层次有致,呈现出中国古典园林风格。绕过曲廊,豁然开朗,林木蔚秀,水石清奇。


常州舣舟亭
喜欢摄影的何健生,一早起来便开始摆弄起自己拍摄的常州风光照片。其中便是这几天刚拍摄的舣舟亭风景小照。自从困居常州中央空军学校之后,他得闲便是提着自己心爱的莱卡相机,去常州各处照相,既是排遣心中的无奈,也是在大自然中寻找心灵的解脱。
这时门外传来了敲门声,何健生警惕地示意妻子邱淑仪:“一清早,有谁来找我?”
邱淑仪披衣出了屋门。屋外,只见周致和敞开衣襟,吹着口哨,手里提着两只鳙鱼头,笑容满面地站在门口。
邱淑仪站在家门口:“哟,是周致和呀,你提着两个大鱼头干吗?”
周致和笑着说道:“与何主任下酒呀。”
周致和走到邱淑仪跟前举起两只鳙鱼头,哈哈大笑起来:“鳙鱼的头很大,你瞧瞧。”说着,他将手中的鳙鱼头提到邱淑仪眼前:“头大,说明它的头脑发达,这是英雄识英雄嘛!”
邱淑仪闻言也笑了。
何健生听到了周致和的说笑声,便披衣走了过来:“这是什么年头?英雄的头都给人取下了,还叫英雄?”
何健生接过周致和递给他的鳙鱼头,交给了邱淑仪。他拍了拍周致和的肩膀:“走,进屋去。”
何健生家不大。何健生和周致和坐下后。邱淑仪为他们沏了茶,然后笑着说:“你们英雄识英雄吧,我可要为这英雄头去张罗一下了。”
何健生与周致和在次小聚时,对周致和说:“你能死里逃生,还得感谢叶蓬省长哇。”
周致和:“为什么?”
何健生笑了:“不是他给了你这套军服吗?他念你是老乡,才救了你一命。”
周致和急了:“我是身在曹营心在汉,总有一天,上天会作证的。”
何健生哈哈大笑了起来。
周致和:“何主任,你是个优秀的老飞行员,抗战初期,你就参加过空军轰炸上海江湾日本司令部的战斗。听说从1937年到1942年,你执行过大小26次轰炸日军的任务。这是真的吗?”
何健生笑了:“记得1940年秋天,我在轰炸山西运城敌占机场返航途中,在凤陵渡上空同日本战机激战,我的背部中弹负伤,鲜血湿透了降落伞的背带。我仍操纵着斯卡斯机枪对日机猛烈射击。后来,在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的掩护下,我才顺利返回基地。到达基地时,我已经昏迷在座舱里了。
周致和:噢,你与苏联援华航空志愿队共同作战过。何主任,你是个抗日英雄,为什么也会投降小日本?
何健生:“投降?不。我没有投降。我在空战中曾有六次被日军的战斗机或高射炮击中,被迫跳伞,都化险为夷。但是第26次升空作战,是与美国援华航空志愿队一起轰炸越南嘉林机场的日军基地,没想到飞机出了故障,座机被高射炮击中,机组同僚让我这个轰炸员赶紧先跳伞,没想到我这与日寇不共戴天的空中英雄却成了小日本鬼子的俘虏。算了,不谈这些,喝酒,来,干杯!
周致和喝了一酒:“那你的机组同僚呢?”
何健生长叹:“有人说被日本人毙了,也有人说投奔了共产党。现在已杳无音讯了。”
何健生又反问周致和:“你为什么会突然驾机出逃?”
周致和大骂了起来:“我与上司经常发生争吵,为了惩治我,他们居然编造了个谎言,说我通共,密谋反叛。这社会也乱透了,当官的有权就滥用法,天下哪有什么公理正义?如果不是邢海帆暗中相助,我定被他们当作共产党给杀了。”  
何健生呷了口酒,告诉周致和:“你知道吗?为了帮助你驾机出逃,韩荣平和邢海帆都被关押了。又听说,韩荣平已经获释,好像去做买卖了。”
周致和:“是我连累了他们。”
何健生与周致和对时下的国家和社会失去了希望,眼前是一片迷茫。俩人就象折翅的雄鹰,梦想着自己能有重新振翅翱翔云天的那一天。
周致和用眼扫了一下桌上堆满的照片,皱了下眉,发起了牢骚:“何主任,你整天端着个照相机,拍些山水花草照片,这有什么意义呢?你可是个打鬼子的人,如今怎么也心甘情愿地留在这里混饭吃?”
何健生一声不吭,用手旋动着茶杯盖子接着端起茶杯,轻轻地呷了一口茶水,叹气道:“致和,叫我怎么说呢?1937年8月13日,小日本进攻上海,对淞沪地区的城市、村庄狂轰滥炸。中国空军起飞应战,首战告捷,击破了不可一世的木更津联队。我能参与这次空战,作为一个军人,怎么能不为中国人民的胜利而感到自豪?可是,这一切居然离我那么遥远了。”
周致和随手从桌子上拿起几张照片:“何主任,这些照片是在舣舟亭拍摄的吧?我去过东坡园。大运河绕园东流,更富江南景色。龙亭南有御碑,亭内保存乾隆皇帝南巡时所写的六首诗的碑刻,这些诗表达了他对苏东坡的崇敬以及他对地方官员的教诲。御碑亭东北假山旁有东坡洗砚池,以青石凿成,是苏东坡晚年卜居常州时洗涤笔砚之处,原在东坡故居藤花旧馆内,乾隆第二次下江南时,移至舣舟亭,以讨皇上欢心。苏东坡曾十一次到过常州,最后终老于常州。你我总不会也在这常州呆一辈子吧。”
  
常州御碑亭

何健生未作答。
周致和就开始欣赏起何健生拍摄的那些照片。
这是一组拍摄于淹城遗址的照片。淹城坐落在武进市城区,距常州市区4公里,系春秋早期城池遗址,距今已有2800余年。春秋淹城遗址东长850米,南北宽750米,占地约0.65平方公里,是目前我国保存最完整、最古老的地面城池建筑。春秋淹城三城三河的形制似一神秘莫测的水城迷宫,城内有江南第一竹木井、玉兔神井等一批古迹、景点及优美传说,城外有宝林禅寺等古迹,是访古探幽、休闲旅游的佳处。
周致和放下手中的照片问道:“你去过蓼莪禅寺吗?蓼莪禅寺已有1600多年历史,又称孝子寺。可惜以前为了报国,尽不了孝,如今尽不了孝也报不了国。”
何健生拿起一张照片:“这张照片拍摄于常州天宁寺,天宁寺始建于唐朝,已有1300多年历史,从明代宣德年间起就被称为‘东南第一丛林’,巍峨宏峻,是‘一郡梵刹之冠’。乾隆皇帝曾经三次到天宁寺拈香,还题写了‘龙城象教’匾额和大雄宝殿上的楹联:‘合相证三摩光融西竺,众香超万有界现南兰’。天宁寺讲的是佛缘。”

     
常州天宁寺
何健生又拿起几张照片:“这些照片拍摄于茅山。茅山位于金坛与句容两市交界。茅山古名句曲山,东汉景帝时陕西咸阳的茅盈、茅固、茅衷三兄弟来此修行,采药炼丹,济世救民,后人感其恩德遂建道院供奉之,并改山名为茅山。茅山是中国道都茅山宗的发源地,唐宋以后,被列为道都‘第一福地,第八洞天’。 茅山讲的是道德观。”
何健生笑着周致和说道:“你是信佛,还是信道?如今国家乱成一团,不仅面对日寇侵华战争,还要面对蒋汪争斗,你我都服役空军,可有中国人自己制造的战机吗?美国人、苏联人在帮中国人打小日本,是中国人的光荣还是耻辱?一个失去了信仰的民族,一个病入膏盲的国家,出路在哪?你我可有回天之力?我去过陈渡草堂,那是以明嘉靖年间著名的抗倭英雄和文学家唐荆川先生读书处的名称命名。我还去过唐荆川宅、唐荆川墓,可是又有多少人知道唐荆川的抗倭事迹?”
周致和:“哈,你比唐荆川要强多了,空军第八大队19队轰炸上海江湾日军司令部,你当时是长机组的领航轰炸员,一枚又一枚的炸弹,在日军司令部的楼顶上开了花。我看过当天的报纸,江湾日军司令部被我军夷为平地!嗨,何主任,你还真有两下子。”
何健生喝了口茶,笑了:“当时的新闻报道也真够迅速,当我们的机群返回基地着陆时,我方《号外》已发出消息说,我空军大举出动,吴淞口和虹口日军均受重创。”
周致和也呷了口茶:“虽然‘皇军不可战胜’的神话被打破了,但小日本在中国究竟还能呆多久?”
这时,邱淑仪走了过来:“吃饭吧,那都是过去的事了,还提它干什么?眼下,我们可全都在人家的手心里哩。”
何健生、周致和相视片刻,谁也不说一句话。
邱淑仪笑了:“怎么?吃不下了?该骂要骂,该吃还得吃,还是边吃边谈吧。”
面对热气腾腾的鳙鱼头,何健生刚要下筷,忽又停住了:“致和,这鱼离开了水,好比一个民族失去了自己的国家,当亡国奴的滋味恐怕和这鳙鱼头没什么两样吧。”
周致和:“何主任,实不相瞒,我今天来,是想求教你一件事。”
何健生:“什么事?”
周致和点了支烟,想了想:“你说这蒋介石一直在喊抗战到底,可为什么,总看不到他打大仗、打胜仗?”
何健生:“也不能全部否定他在抗战中的作用,国军也不是没有打过大仗和打过胜仗。问题是老蒋说话,可听不可信!”
周致和故意试探:“何主任,依你看,我们只有做亡国奴了?”
何健生:“你误解了我的意思。国难当头,中华儿女从上到下无不同仇敌忾。对此我有切身体会。1937年8月下旬,我们从淞沪一带胜利返航时,广大市民那种欢欣鼓舞的气氛,我至今记忆犹新。财政部长孔祥熙和宋夫人还同空军将领黄光锐一起到南京大校场欢迎凯旋的勇士,他们赠送给机组每个成员一件皮夹克,内书‘捍卫祖国、抗战到底’八个金字,以示纪念。对了,淑仪,你把照片拿来给致和看。”
邱淑仪:“这有什么好看的?”
何健生:“叫你拿,你就去拿。”
邱淑仪站了起来,朝内屋走去。
周致和也不作声,只是呷了口酒。
不一会,邱淑仪拿着照片走来了。
何健生接过照片:“致和,你看,右面第二个就是我。我穿的皮夹克,就是孔祥熙和宋夫人赠送的慰问品。在我背后的就是亨克轰炸机。说来也他妈的够气人的!我军的胜利是明摆着的,偏偏小日本却不服气,日本宣传机构只承认他们是败在英美飞行员手下,胡说不是我们中国军队打败了他们。为此,路透社的记者亲自跑到了南京、句容等机场采访。结果,黄普伦、薛炳坤、张森、刘焕、陈瑞钿等华侨飞行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外国记者终算见到了参战的飞行员都是中国人,没有一个外国人。于是,路透社就根据事实作了报道,报道承认,淞沪空战的胜利完全是中国空军英勇作战取得的。”
周致和吸了口烟:“我看过报道。不过,我现在更关心的是,我们能否抗战到底?你见多识广,我想听听你的分析。”
何健生叹了口气:“你问得对。胜利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成了小日本的阶下囚。至于抗战能持多久?有人以为能,也有人以为不能。我看关键还是看这个仗怎么打?靠谁去打?我被法国人俘虏,可恶的法国人却将我送给了日本人,日本宪兵又将我转交给汪精卫政府关押。
事有凑巧,汪家政府的航空署少将处长曾星凯是我在广东航校时的飞行教官。他劝我暂时在常州航校避一下,等将来有机会再离开这个鬼地方。我的老同学汤厚链当时已经在常州航校当教官,他也劝我先安下心来,将来再谋出路。于是,我同意了。在曾星凯的保释下,我来到了常州航校。不过,曾星凯和汤厚链都来找过我,他们约我一起重返国民党空军。同去的还有梁文华和曾翼翰。
周致和:“你为什么不去?”
何健生长叹:“人各有志,我有我的选择。”
周致和:“这么说,你还想留在这里?”
何健生:“致和,你认识梁玉珍吗?”
周致和:“不认识。”
何健生点了点头:“她是原飞行教官梁文华的妹妹。我们同住在碑亭巷。她原先是新四军。是在皖南事件时被捕的。”
周致和愣住了:“你是说,梁玉珍是共产党?”
何健生:“这有什么大惊小怪的。她又不会吃人。”
周致和:“不,我不是这个意思。何主任,难道你想投奔共产党?”
何健生:“我看不出国民党还有多少前途。所以,我没有跟曾星凯他们走。”
周致和终于鼓足了勇气:“何主任,我今天来,就是想对你说,我们一起投奔共产党怎么样?”
何健生变了脸:“周致和!你的胆子真不小。你就不怕共产共妻?”
周致和:“何主任,你放心,联系共产党的事,由我来去办。只是,我是个小小的中校教务主任,最好能由你出面,你是上校参赞,我们筹划一下,共产党总能找到的。”
何健生举起了筷子:“来,来。我们先消灭了这鳙鱼头再说。你不是说英雄识英雄吗?只要筷子动了,事情就好办了。当然,这事还得记住三个字,慢慢来。明天,还是在我家。对了,还有陈静山,他也对我说起过找共产党的事,可以一起叫来。我们再细细商量一下。”
何健生和周致和举起了酒杯。


第34章 何健生和周致和成了患难之交



 
蔡云翔(原名周世仁、周致和)旧照

正当何健生梁玉珍的引导下,决意投奔共产党之时,一个年轻的中尉飞行员出现在他的生活中,一起改变了信仰与选择了共同的道路。这个年轻人就是周世仁。
1944年6月。四川成都太平寺机场。
一架战机穿过柔白色的薄云,从瓦蓝的天空缓缓地朝机场跑道降了下来。
国民党空军第五大队中尉飞行员周世仁执行巡逻任务顺利返航了。
战机平稳落地,周世仁松了口气,正准备跨下机舱时,一个年轻军人韩荣平飞奔过来:“世仁,不好了!上司要抓你上军事法庭,你快跑!”
周世仁大吃一惊,两眼无光,呆呆地望着韩荣平。韩荣平急了:“怎么啦?世仁,难道你不怕脑袋搬家,还愣着干什么?”
“我……”周世仁想说什么,但说不下去了。
这时一辆停在路旁的美式吉普车扑入他的眼帘。他突然跳下机舱,朝韩荣平点了点头,飞快地朝吉普车跑去。他跳上吉普车后,又回头看了一眼韩荣平。韩荣平已经走远了。
周世仁匆匆地发动了引擎。吉普车刚向前驶出不远,突然,周世仁又将吉普车掉了个头,朝他的驾机驶去。周世仁跳下了吉普车,登上了飞机。
飞机离开地面,进入了蓝天。周世仁座机的上方很快出现了一个四机编队机群,机群紧逼着周世仁。四机编队机长邢海帆在呼唤:“周世仁!周世仁,请你立即返航,请你立即返航!”周世仁不作回答,继续驾机企图冲出紧逼他的机群。
这时,驾机追击周世仁的四机编队机长邢海帆的耳边响起了第五大队大队长的叫喊:“四机编队!四机编队!邢海帆机长注意了,必须咬住周世仁,不能让他跑了!”
邢海帆的驾机逼住了周世仁:“海帆明白,海帆明白。”
第五大队大队长的话音:“记住,周世仁要是拒绝,就干掉他!”
邢海帆不再回话。他的双眼紧盯着前下方,他看到了周世仁的飞机:“世仁,我是邢海帆,我是你的老同学,你听见了吗?”
周世仁不作回答。
邢海帆 “世仁,你为什么要出走?请你告诉我。”
周世仁手握操纵杆终于开口了:“海帆,我知道你是奉命追击我,但我不会回来了。”
同机群传来了报告声:“邢队长,我们已瞄准了目标,开火吗?”
邢海帆 “慢。让我再劝劝他。没有我的命令,谁也不准开火。”
邢海帆的驾机已逼近了周世仁:“世仁,你应该听我一句话,你不返航,可是死罪一条,你听明白我的话吗?”
邢海帆耳边又传来了第五大队大队长怒吼:“邢海帆!邢海帆!你一定要给我追!给我追上这小子,追不上就打掉!”
周世仁叹了口气:“海帆,我已经准备一死了。你想想,日本人占了中国,大敌当前,当兵的只有上前线送死,当官的却依旧花天酒地。活着还有什么意思?”
邢海帆:“你准备怎么死?”
周世仁:“炸死几个日本人,死亦无憾。”
邢海帆:“值得吗?靠你一个人就能打败小日本?”
周世仁:“别说了,请你看在老同学的份上,让我走吧。”
邢海帆:“好吧,但我希望你能活着。”
这邢海帆可是个非常了得的人物,在中国空军史上少不了他的声望。
1916年,邢海帆出生在四川省阆中县农村,原名邢文卓,阆中凉水乡人。
邢海帆高中毕业那年发生了卢沟桥事变。日本法西斯的侵略行径激起全国人民的抗战义愤。血气方刚的邢海帆决心报效国家。因受当时“航空救国”思想的影响,当时恰逢国民党笕桥空军军官学校在当地公开招生,邢海帆报了名。强健的体魄和文化功底,使这位四川大个子青年顺利地考入了国民党笕桥航校。邢海帆与何健生是校友。
邢海帆考入笕桥航校后,在云南楚雄、昆明等地接受飞行训练。
1941年,美国为中国培训飞行员,邢海帆同航校的12期同学,从海路赴美国学习。在美国,他学习了领航学、射击学、天文学、飞行技术,一年后以优异成绩毕业。
邢海帆回国后,被做为空军“种子”,分配迁到印度的中国空军军官学校工作。他既讲领航学、射击学,又讲飞行技术,带学员飞行。此外,他还抓紧一切时间与他的赴美同学研究空战战术。
但邢海帆学成后更希望到抗战第一线去,积极要求到作战部队去直接参加对日作战。
1944年3月,邢海帆驾机在喜玛拉雅山南崇山峻岭中飞行,开辟了著名的“驼峰航战”,成为世界航空史上的一大创举。他曾先后参加了著名的武汉空中战役和上海空中战役等数十次战斗,先后驾机击伤敌火车头20多个,炸毁敌舰数艘,击落击伤敌机8架,获奖章、勋章多枚,并得到美国总统罗斯福颁发的团体荣誉勋章,被晋升为空军上尉。
没想到这年6月,居然发生了周世仁驾机出逃的事,偏偏上司要他驱机追击周世仁。邢海帆与周世仁私交甚好,他在左右为难时终于作出了决定,这一决定改变了周世仁的命运,也改变了邢海帆自己的人生轨迹。
邢海帆开始发话:“我是邢海帆,我命令机群减速。”四机编队开始升空。   
邢海帆:“大队长,大队长!我要五大队!我是邢海帆,报告大队长,周世仁已经消失,周世仁已经消失。”邢海帆故意带领机群在蓝天上盘旋了一会儿,然后返航远逝了。
邢海帆对周世仁网开一面,让他躲过了空中一劫。
周世仁驾机在洞庭湖上空盘旋。此时他对国民党已彻底失望了,但也无路可走。他不想就这样白白死去,他将所有的仇恨对准了侵华日军。他从驾舱里看到了洞庭湖面上游弋的日军汽艇。
周世仁将飞机的弹药瞄准器对准了日军汽艇,此时,飞机急邃地晃动了起来。周世仁赶紧看飞机油表,油表显示机油已耗尽了。
周世仁长叹了起来:“妈的!我就这么死吗?”
周世仁开始稳定自己的情绪。飞机缓缓地滑翔。远方出现了一个简易的机场。
飞机在湖北沙市机场降下了。当周世仁走出机舱时,一群日本军人围了上来。日军军官对翻译嘀咕了几句。
翻译问周世仁:“你是否来投诚皇军的?”
周世仁不作回答。他被日军带走了。
不久,周世仁被日本人押解到汪伪政府看管。这事很快传到了时任省长叶蓬那里。叶蓬念周世仁是他的老乡,就发话说:“这年轻人是空军人才,我们时下就缺少这样的人才,不要亏待了他。”
在叶蓬的保驾下,周世仁躲过了死劫。在汪伪常州中央航空总队担任了一名中校飞行教官,并改名为周致和。
周致和,湖北黄陂县人,生于1918年。
黄陂位于湖北省东部偏北,东与红安县、新州区接壤,西隔小悟山、界河与孝感市毗连,南抵府河与武汉市城区相望,北为长江北岸,属于江城武汉市北部,是武汉面积最大、人口最多的城区。
黄陂置县于北周大象元年(公元579年),距今有1400余年的建城史。黄陂人杰地灵,文化璀璨,素有“无陂不成镇”之说。
黄陂得名于《水经注》:汝水渡藉邑世谓之黄城,水曰黄水。水积为陂,世谓之黄陂。北宋文学家欧阳修《集古录》收录:“黄陂在汝州,汝州有三十六陂,黄陂最大,溉田千顷,盖黄陂之由来也。”
黄陂游子的足迹踏遍世界各地,在上海有黄陂南路,汉口有黎黄陂路,在美国、马来西亚以及中国香港和台湾等很多国家和地区都有“黄陂街”。
周致和在黄陂长大,当时兄弟姐妹达八人。
受孙中山航空救国思想影响,周致和于1935年考入国民党第十期航校学习。曾立志飞翔云天,报效国家。
1937年7月,日本帝国主义发动了“芦沟桥事变”,大举侵略中国,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目睹国民党反动派的不抵抗政策,周致和感到无比愤慨,周致和经常对妻子说:“只要我有机会,一定要向日本人射击!”后来他真的驾机袭击过日本鬼子的火车头和日军的汽船。
但在1938年出现了“蒋汪公开分裂”时期。
1938年7月,日本决定诱降汪精卫,日汪勾结越来越密切。12月19日,汪精卫率陈璧君、曾仲鸣、周佛海、陶希圣等十余人乘飞机逃离昆明,飞抵越南河内。十天后,汪精卫在香港发表臭名昭著的“艳电”,希望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与日本“和谈”。第二天,汪精卫又建议日本对重庆实施强力轰炸。
在这一时期的蒋介石十分痛恨汪精卫,1939年元旦,终于下达了暗杀汪精卫的命令。军统局局长戴笠奉命立即行动。但是戴笠接连五次策划暗杀,都没有成功。
1939年3月25日晚,汪精卫一行先登上租借的法国货轮“芳•福林哈芬”号,后来转移到日本货轮“北光丸”上,在5月6日抵达上海。同月,汪精卫赴东京,和日本首相平沼骐一郎会谈,要求建立伪中央政府。年底,汪精卫和日本秘密签订《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
也就是在这一年,周致和从航校毕业后被分配到成都双流县驱逐五大队,任中尉飞行员。
面对国家分裂,政府的腐败无能,使周致和开始对自己的选择产生了怀疑。他对国民党政权彻底失望了。周致和在给家中的信中写到:航校来了一批苏联教官,从他们那里,我知道了一些苏联的情况。
事实上,周致和已开始对苏联产生了向往和羡慕,也是那时最早受到进步思想影响的年轻军人。
也就是在汪精卫毒发死去的同年同月,周致和驾驶的P-40飞机在湖北沙市机场迫降。当时汪伪陆军部长叶蓬保释下,周致和随叶蓬到了南京,在汪伪空军当少校飞行教官。
但周致和回家时曾对他弟弟说:“我就是要打日本,现在落在他手里(指叶蓬),我是不甘心的!我要出来的,我是中国人,决不能丢脸!”他始终是身在曹营心在汉,一直想寻找志同道合者侍机逃脱。
1944年8月间,周致和在汪伪常州中央航空总队结识了他的上司上校参赞教务主任何健生。周致和慕名找到何健生,他推心置腹地说:“咱们命途多舛,走到一起来了。咱们应当寻找光明,掌握自己的命运,前途是无量的。”
健生说:“到哪里去找?”
周致和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国民党那里是禁区了。”
健生说:“不是禁区我也不去了,去年汤厚琏回去我就没有走,但没走,并不是留恋现在的生活。”
周致和说:“毛邦初(国民党空军总司令)已经点名批评你,说你被俘后不应投敌。人家不要你了。没有关系,国民党不要,共产党是会要的。”
健生说:“毛邦初这个既不知己,又不知彼的草包司令,就是派专机请我,我也不会回去了。去年我就下了决心,国民党给我的印象实在太坏了。”
周致和说:“咱们一见如故,是道同志合了。”
周致和曾对日作战多次,为人爽快活泼。从此健生和周致和建立了十分密切的患难之交关系。他们常在一起议论时局,也谈论自己的归宿。

第33章 何健生在逆境中的反思



 

1937年,何健生在广西柳州整装待命,母亲谢石荫携着弟弟到驻地看望,这是在柳州的留影,也是当时的全家福。

何健生处此逆境是不能在真空生活的。自从被曾星凯、张惕勤、汤厚琏保释出来之后,就被裹胁到曾星凯、张惕勤……操纵的伪空军派系之中,被迫在伪空军工作,当少校、中校教务室主任和上校参赞。
值得一说的是彭鹏,此人原名彭週,曾是中央航校七期学生,1938年武汉空战中,时任空军五大队见习飞行员的他,因误击落友军亨克尔-111轰炸机而被判刑。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正式成立伪国民政府。彭鹏释放后延至十二期毕业,分配至作战部队后心怀不满,遂驾机弃蒋。何健生对主动投靠汪伪彭鹏十分鄙视。
1943年前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发生了根本性转折:美、英盟军取得了北欧和意大利作战的胜利,墨索里尼独裁政府垮台,法西斯轴心国开始瓦解,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节节败退。
1943年夏、秋,这个派系发生了比较大的变化,分崩离析。曾星凯据说是日本海军特务,又是国民党派遣的特务。在1943年夏被日寇发现,将他装进麻包袋,投入马骝洲,一命呜呼。
虽然张惕勤与彭鹏的经历有些类似当初,张惕勤裹胁汤厚涟、梁文华驾驶苏制SB-2轰炸机投靠汪伪政府,只是个假相,真正用意是策划更多的飞行人员重返国民党空军。汤厚涟、梁文华就是被张惕勤胁迫离开国民党空军而来到了汪伪空军。但令何健生大跌眼镜的是,张惕勤新任中央空军校长没几日就被调走了,从此下落不明。后来,校内盛传张惕勤是重庆与中共双料间谍,被秘密逮捕处决了。
事实上,汪政权空军从成立到结束,其人员始终摇摆不定,无法坚定效忠汪政府。因此,不少人都是往来于国府、汪政权和中共之间,屡有叛逃事件发生。
1943年8月,侵华日军限令南京伪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调集大米一百万担、壮丁二十万名,用以支持东南亚战争。这期间,敌占区内反汪呼声甚高,大部分地区离城十里就是游击队或地方武装的势力范围;汪伪政府的命令根本没人听。汪精卫左右为难,一筹莫展。
11月底的一天,汪精卫正和老婆陈璧君两人在颐和路官邸楼上商量调集大米、壮丁事情,侵华日军总参谋长松井太郎和犬养健上门来催粮催丁,汪精卫急忙下楼来迎接。心中烦恼,脚步也就慌乱,一脚蹬空,从楼梯上滚了下来,八年前脊椎骨负伤处正好磕在楼梯的棱角上,当时就昏了过去。
为此汪精卫旧创复发。从后背疼痛逐渐发展到前胸、两肋,呼吸、咳嗽都疼痛。12月19日,住进了南京日本陆军医院,由外科军医后藤做手术取出了1935年11月留在后肋的那颗子弹。术后住进北极阁一所精致的小公馆内休养。这所公馆本来是蒋介石的小舅子宋子文的,南京沦陷后被日军侵占。
汪精卫投降后,日本人赏给他作为官邸之外的小公馆,似乎早就预测到汪精卫会有外遇似的。这期间,陈璧君因为广东有急事,离开了南京,汪精卫小公馆的病床面前,一概都由他的情人施旦料理。
1944年元旦以后,汪精卫病情转重:体温增高,四肢麻木,大小便失禁,终于卧床不起,不得不从北极阁迁回颐和路官邸。到了1月中旬,汪精卫下肢麻木,失去知觉,已经不能站立,和瘫痪也差不多了。
他的私人医生德国人诺尔明确表示:目前的医学已经无能为力。
汪精卫预感到自己末日将到,写了一份遗嘱,题名《最后之心愿》,万一等不到陈璧君回来,要施旦转交陈璧君,并再三叮嘱:此遗嘱只能在他死后二十年才能公之于众。以阴历计算,那一年他正好六十周岁,所以又写了一首《六十自述》诗:

六十年无一事成,不须悲慨不须惊
尚存一息人间在,种种还如今日生。

到了2月中旬,日本派了骨科专家黑川利雄赶来南京给汪精卫诊断,判定为骨肿病,已经进入危险期,考虑到南京医疗条件较差,无法进行大手术,建议到日本去治疗。陈公博认为治愈的希望不大,主张不去的好。陈璧君从广东赶回来,主张尽一切可能极力挽救。陈公博不便过分反对,于是决定让汪精卫转日本治疗。日本的东条内阁经过讨论,决定把汪精卫送到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诊治,因为那里的骨科是全日本最好的。
1944年3月3日上午,汪精卫在病榻前召见陈公博和周佛海,眼泪汪汪地说:“我这次到日本去治疗,凶多吉少。南京这个烂摊子,就交给二位了。我知道二位之间,有点儿小小的隔阂,希望你们以大局为重,精诚团结,苦撑苦熬,一切等我回来再说吧!”
上午11时左右,汪精卫半倚病床,潦潦草草地写了一张最后的“手谕”,交给陈、周二位。这实际上就是汪精卫的“遗诏”。内容如下:

铭患病甚剧,发热五十余日,不能起床。盟邦东条首相派遣名医来诊,主张迁地疗养,以期速痊。现将公务交由公博、佛海代理。但望早日痊愈,以慰远念。

兆铭

下午1时,汪精卫乘坐的专机“海鹣”号飞赴日本。同行的有陈璧君,子女文惺、文彬、文悌,女婿何文杰,翻译周隆庠,南京中央医院院长黎福,以及侍卫、仆从等等。——颇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日本人赠送给他的专机命名为“海鹣”号,不论用北京话读还是用上海话读,都与“汉奸”两字的发音十分相近。
汪精卫的专机到了日本以后,在名古屋军用机场降落。名古屋军区师团的救护车和警备车早已经等在那里,立即送往名古屋帝大医院。
为迎接汪精卫的到来,帝大医院整个四楼特设了一套宽大明亮的病房,对外绝对保密,四周有军警特务巡逻戒严,对内只称四楼病房为“梅号”。整座医院,除参加治疗的医生之外,谁也不知道四楼住的是什么人物。
名古屋是日本仅次于大阪的工业城市,而且大都是军事工业,因此也是美军轰炸的重点地区。当时日本的海空军作战失利,海上大门早已经被美军打开,美国的航空母舰就停泊在日本海上,从航空母舰上起飞的飞机一批批地飞临日本的本土上空,进行波浪式、地毯式轰炸。仅仅因为名古屋帝大医院是一座国际知名的大医院,屋顶上又涂有一个很大的红十字,出于人道主义和国际协定,美机没有对它轰炸。但是日本人还不放心,花了一个多星期的时间,日夜开工,在汪精卫病房的楼下建造了一座相当坚固的防空地下室,有电梯上下直接相通。
汪精卫到达名古屋的当天晚上,日本政府就集中了第一流的骨科、神经外科和麻醉专家进行会诊,做出手术方案,于3月4日夜间,在美机轰炸声中,由青年医师龟田良红主刀。进行了近两个小时的削骨去毒手术,切除了四块有病变的骨头和三根肋骨。手术之后,麻醉药性刚刚退去,汪精卫用手摸摸,已经有了知觉,第二天两脚就能活动。四天以后下肢逐渐正常。汪精卫感到病愈有望,十分高兴,对老婆孩子们说:“看来我命不该绝,还有希望回到南京。”
根据医生建议,汪精卫手术以后,当以静养为主。这期间,他的生活主要由陈璧君照料。陈璧君自小娇生惯养,自己都要别人照料,怎么会照料别人?特别是进入夏季以后,名古屋出现前所未有的高温,由于电力不足,医院的冷气开动不起来,加上经常停电,连电风扇也变成了摆设。陈璧君身体肥胖。特别怕热。一把芭蕉扇总是不离手。进入汪精卫的病房,也不顾丈夫病中怕风,经常门窗大开。面对这样的老婆,汪精卫病榻寂寞,日夜想念情人施旦。
这期间,广东出了一件大案子,需要陈璧君亲自回去照料。
日本这边,汪精卫见河东狮去了,心情大好,因此更加思念起施旦来。他坚持也要返回南京,但是日方坚决不同意。他无可奈何,只好急电召见周佛海。8月4日,周佛海应召到了日本,与汪精卫密商之后。出面与日方交涉,最后终于达成了让汪精卫返回上海的协议。
在周佛海的安排下。汪精卫终于秘密返回上海,并且果然把施旦弄来专门护理。为制造汪精卫“仍在日本治疗”的假象,他的子女们暂时仍住日本,并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
汪精卫为什么要返回上海,却不到南京呢?因为他在上海当伪市长期间,得知上海虹桥医院有一块“镭锭”。镭是放射性元素,对恶性肿瘤有疗效,还能进行腔内及组织间治疗。医生和他自己都认为:如果用镭锭作为配合治疗,对汪精卫的恢复健康,或许有一定帮助。——客观地说,汪精卫在日本的治疗是成功的。如果不是他想念施旦,坚持回国,也许他还能多活一两年。
当时陈璧君还在广州,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用中文密电打到广州德政北路陈璧君的寓所,告知他已经返回上海。陈璧君也用密码回电给汪,要他千万别公开露面,必须改名换姓,住进上海虹桥医院,接受镭锭治疗,一切等待她到沪以后再作安排。
这两份密电,都被重庆军技室中文组截获并破译,送交蒋介石。蒋介石觉得汪精卫既然已经秘密返沪,又是住在医院里,防卫一定不如以前严密,机会难得,就命令戴笠趁机暗杀。
这一次机会难得,戴笠立即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据说是玻璃粉)。到了同年10月,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
也就是在1943年的那年,汤厚琏、曾翼翰和梁文华等飞行教官因失足在汪伪牢笼,密谋返回国民党成功。汤厚琏、曾翼翰和梁文华等策划重返国民党空军之举,事前健生知道当他们提出重返国军时,何健生没有同行,主要原因是梁文华妹妹梁玉珍劝阻所致。
梁玉珍对何健生说:“在关键问题上是不能用小资产阶级热情从事的。这不仅关系到事业前途和命运,其中包含着无代价的牺牲危险。”何健生心领神会,频频点头。
此时的何健生已不再迷茫失落,他知道自己的未来将何去何从,他主意已定。

第32章 回想多少个曾几何时?



汪精卫与蒋介石

何健生身陷囹圄,心却和国家与民族的命运联系在一起。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何况一个战士,怎能在国土沦亡,人民受难的时候而苟且偷生呢?何健生在曾星凯的保释下,虽然答应暂时屈居常州中央空军学校,但无比苦闷。
汤厚琏理解何健生的苦闷,终于说动了何健生暂住在他家里,互相有个照应,也便于交流。汤厚链告诉何健生:“你的妻子邱淑仪已在从重庆赶往常州的路上,准备来看你。这是曾星凯托人特意安排的。你暂且居住在我家,我们以后可以多商量归宿问题。”事已如此,何健生只得同意暂留常州中央空军学校了。他想等妻子来后再作商量。
这时的南京,多么发人深思。身在曹营心在汉的何健生无限痛苦。
当时,汪精卫与蒋介石矛盾重重。但一般民众并不了解真相。民众只知道汪精卫参加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时间较早,又因谋刺摄政王被捕入狱,几乎丧生,汪精卫的名声远播国内外。
汪精卫一直看不起上台较晚的蒋介石,曾成立“国民党改组派”反蒋。直到1931年底汪蒋合流,蒋主军,汪主政,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出任行政院院长后,提出“一面抵抗、一面交涉”的对日方针,主张中日发生冲突,中国应该在“尽可能范围内,极力忍耐,极力让步。表示我们无意开衅”。在这种思想主导下,蒋汪政府先后与日本签订了《淞沪休战协定》、《塘沽协定》、《何梅协定》等,大肆出卖中国主权。
普通百姓怎么会知道汪蒋两个人始终是面和心不和。
1935年11月1日,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在南京丁家桥中央党部开会。清晨,中央委员们先集体到中山陵“谒陵”,九时,返回中央党部开会,由汪精卫担任大会主席。
按照惯例,中央全会开幕式之后,全体委员要照一张集体照,同时允许各国记者抢拍新闻照片。那一天,开会的时候司仪看错了节目单,把“默念总理遗嘱”这一项给遗漏了,唱完国歌以后,就请汪精卫致开幕词。汪精卫被这突如其来的变动搞糊涂了,走上台去,平时口若悬河的舌头竟不怎么好使起来。说话结结巴巴,台下秩序顿时大乱。
开幕式结束,蒋介石很不高兴地进了自己的休息室。全体中央委员在礼堂门口就座以后,蒋介石竟不肯出来照相。汪精卫亲自去请,蒋介石不知出于什么先兆,竟直言“今天秩序太乱,恐怕要出事”,还劝汪精卫也不要出去。
汪精卫见请不动蒋介石,心中有气,也不相信会出什么事情,就自己一个人出来入座照相。照完了相,大家正在起立的工夫,突然从记者席中窜出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来,用隐藏在照相机中的手枪向汪精卫连开了三枪:击中汪精卫的左颊、左臂和后背脊柱骨。
现场顿时大乱,中央委员们或纷纷就地趴下,或纷纷钻到门口的汽车底下去,丑态百出。张学良眼明脚快,飞起一腿,踢掉了刺客的手枪,汪精卫的保镖上前将他抓住。
此时蒋、汪不和,成了尽人皆知的公开秘密。那一天偏偏蒋介石又不在场,因此人们包括汪精卫的老婆陈璧君在内,都以为是蒋介石派的特务搞暗杀。枪声响后,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妻子陈璧君相继从礼堂内奔出,蒋介石从血泊中扶起汪精卫,陈璧君当场就疑心是蒋介石策划的,大哭着质问蒋介石:“蒋先生,你不叫兆铭干就讲明好了,何必下此毒手?”蒋介石十分尴尬,但也无法分辩。
事后详查,证实此事与蒋介石的确没有任何关系。
经抢救,汪精卫总算保住了性命,脸上和手臂上的子弹也都取了出来,另一颗深埋在后肋骨与脊椎之间,一者因为汪精卫当时身体衰弱,经不起大手术;二者当时的医术不高明,一时间无法取出。从此,这颗子弹就留在汪精卫的身上,时时发炎,引起阵痛。
那时汤厚琏在常州碑亭巷和梁文华共同租了一个四合院,他让出一间小房给何健生居住。何健生暂居常州后,心情十分迷茫。他在自述中写道:

曾几何时?日寇在南京惨绝人寰大屠杀。
曾几何时?健生机组就在南京大校场加油挂弹,飞往上海痛歼日本侵略军。
曾几何时?蒋介石在1937年8月18日在南京大校场训话:表彰空军在淞沪打击日本侵略军有功部队的英雄行为。并说:8月14日痛歼日寇来犯空军以六比零取胜,首战告捷。应定为“航空节”。
蒋介石着重指出:“要以轰炸还轰炸”。重复强调:“我们的飞机和炸弹要和敌人的兵舰同归于尽。”慷慨激昂的训话。
汪精卫也在那里大谈抗日论调,便强调:“和平未到绝望时期,决不放弃和平。牺牲未到最后关头,决不轻言牺牲。”
蒋汪一唱一和抗日高调,今天看来是心情各异的。
汪精卫这个国民党副总裁,在广州、武汉相继失守后,1938年12月19日便慌忙叛逃到了越南河内。29日发表了“艳电”,响应日本近卫文磨的威胁蒋介石诱降声明,公开卖国投敌。
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南京成立了伪国民政府。历史既为这个民族败类、汉奸头目汪精卫钉在耻辱柱上。

毫无疑问,当时的何健生一直在思考:蒋汪分裂,国家沦亡,中国的出路又在哪里?何健生既对蒋介石失望,也对汪精卫不寄希望,他决心等待妻子邱淑仪从重庆赶到常州后再商议。
在蒋汪矛盾日益激烈的情况下,从重庆去常州,也决不是一条平坦之路。在航空署少将处长曾星凯的安排下,何健生居住在重庆的妻子邱淑仪遇到了一个陌生的年轻人。年轻人自称叫刘醒汉,他取出了一块何健生平时佩带的手表,交给了邱淑仪:“你认识这表吗?这是何健生的吗?”
望着那只手表,邱淑仪惊讶了:“他怎么了?”
刘醒汉平静地说:“没事。他现居住在常州,想接你去那里。他的朋友知道我要到上海去,就托我帮助送你和孩子去常州。”
刘醒汉又特意提醒邱淑仪说,现在蒋介石和汪精卫闹翻了,从重庆到常州要经过两个政府的管辖区,为了安全起见,你我就暂以夫妻名义同行,如果遇到盘问,你就不要多说,我会应付的。
原来这个刘醒汉是常州中央空军学校飞行教官梁文华的重庆朋友,他正准备从重庆到上海去,于是就受托将邱淑仪母子顺道带到常州去。
刘醒汉与邱淑仪假扮夫妻,一路上,刘醒汉背着何健生的大儿子何国胜,带着邱淑仪,走出了重庆的大山,又乘船渡江。到达常州后,他就将这母子俩交给了梁文华。自己独自去了上海。
邱淑仪回忆起那段往事时曾说,她只记得那个刘醒汉是个广东人,也许是南洋华侨。但从此再也没有见过面。
梁文华带着邱淑仪母子,来到了常州的碑亭巷。何健生终于见到了自己的妻儿。
梁文华还特意叫来了他的妹妹,对邱淑仪说:“这是我妹妹梁玉珍,她也住在碑亭巷,闲时,你们可多走动走动。生活上有什么难事,对我妹妹说就行了。”
邱淑仪带着儿子何国胜到达常州后,她对何健生说:现在谁能说清楚蒋介石与汪精卫的区别?谁是谁非,只有历史会证明。我们不如先静观其变,再寻找出路。
在航空署少将处长曾星凯的力保和推荐下,不久,何健生被航空署任命为常州中央空军学校上校参赞。
汪伪航空署少将处长曾星凯和飞行教官汤厚链时常会与何健生闲聊,谈些汪伪空军的事。
那是一段不堪回首的岁月。国难当头,抗战正酣,千里神州硝烟弥漫。
1938年12月19日,时任国民党副总裁、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国防最高会议副主席的汪精卫,竟伙同周佛海、曾仲鸣、陈璧君等人经昆明叛逃至河内。汪随即发表“艳电”,公开投敌降日。1940年3月30日,汪精卫在日军占领下的南京成立傀儡政权——伪“国民政府”,自任主席。粉墨登场的汪伪政府,不仅打出青天白日满地红和“三民主义”的旗号,在行政机构的设立上完全照搬内迁重庆的国民政府,比如成立交通部航政司规划经营民航事业;同时,设立航空署,管理发展空军事业。
早在汪精卫密谋“和平运动”之初,就注意笼络收买各路军阀与落魄军人。曾留学德国就读航空工程专业并担任过南京飞机修造厂厂长的陈昌祖,自然成为牵头组建伪空军的不二人选。陈昌祖不仅是汪夫人陈璧君的弟弟,更因为其儿女侄子在河内经历了军统对汪精卫夫妇实施的“高朗街刺杀”行动而关系亲密。陈昌祖当即辞去了欧亚航空公司经理职务,追随“四哥”汪精卫。
汪伪政府成立后,陈昌祖就任伪航空署署长。汪精卫将航空署直属于自己担任主席的军事委员会,以便掌控。原考试院大院被改为汪伪“国民政府”驻地,院内西侧一栋二层小楼,即航空署的办公场所。于此同时,陈昌祖在上海、香港等地搜罗了二十多名原东北、南苑、广东,甚至笕桥中央航校出身的飞行与机械人员进入航空署工作。
按照陈昌祖的规划,航空署应该先建立一所学校,培养自己的飞行员,当条件允许时,编组飞行中队。因此先要有场地与训练设备。陈昌祖向日本军方提出将南京城外的大校场机场或杭州笕桥中央航校交还给汪伪政府,结果被日方断然拒绝。
1940年汪伪“航空署”成立之初,连一架飞机也没有。全署编制包括官兵与文职人员和雇员总共才112人,只能做一些纸上谈兵的宣传工作和整理国军撤退时,来不及带走的鸡零狗碎的残余物资。
整个1940年,伪航空署就是在这样无飞机、无机场、无训练设备、无飞行学员的情况下无所事事地度过的,建立汪伪“新空军”更是妄想。所以当1940年9月13日,璧山上空,退守西南的中国空军健儿们驾驶性能落后的苏制E式战机迎击日军“零战”时,遥远的南京汪伪政府航空署内,这帮官吏只能摇摇笔杆子,编排些“复兴空军计划”等文字游戏,此外还参考重庆方面空军军官的待遇,给自己拟定了份《空军暂行官佐薪给表》 。
到了1941年5月15日,在汪精卫的一再要求下,日本陆军航空队才将三架九五式教练机移交给伪政府。7月出版的日本《航空朝日》杂志,对移交仪式进行了专题报道,并且简单介绍了日本顾问协助其“重建”空军的情况。其时6月,汪精卫曾出访日本,获日本天皇赠送运输机一架,命名为“海鹣”号,做为汪的专机。但是“海鹣”号的驾驶、维护工作全由日方负责。
有了这三架教练机,陈昌祖终于可以一偿“复兴空军”的夙愿。又经数轮交涉,日本军方出于“向南京国民政府表示友好”,同意将常州西郊陈渡桥附近一个民航备降机场转交给伪航空署使用,同时赠送了一批备用的航空发动机与零配件。但是日方不愿提供飞机日常所需的燃料与润滑油,陈昌祖不得不设法从上海搞了一批低辛烷汽油和润滑油,并秘密存放在杭州原笕桥中央航校处备用。而训练设备,只能自己动手制作。
1941年初夏,这个只有一座草地机场的“中央空军学校”总算开张了,校本部设在觅渡桥畔,下辖教务、副官、政训等办事机构,飞行场在陈渡桥附近。伪航校效仿笕桥中央航校先从陆军军校学员里招收飞行学员的例子,从上海的伪海军学校、伪军官训练团、武汉伪陆军军官学校里招收了32名学生。因为航校建设尚未完工,前来报到的学生只能暂住在一织布厂的三层空楼房内。
中央空军学校先后共培训过60名飞行员,学生来源则是招募自南京、北京、广州等地,另外也有从陆军教导团和海军学校选拔而来。
何健生后来在中央空军学校认识了少尉飞行员管序东。管序东就曾就读于这所学校,他原先曾是海军学校的学员。
管序东告诉何健生:陈昌祖已不再兼任校长,新校长是高乍新。开设的课程有飞行力学、飞机构造、航空发动机、气象学、无线电原理与收发报实习等。令他颇为意外的是,这里没有日本顾问,不用学习日语,所有教材均为中文、教官也都是中国人。当然,这不意味着日本方面放松了监视。高乍新时任校长后,开学不久,学生中有人传唱抗日歌曲,日本宪兵队得知,直接进校抓人。高乍新也因此事被迫离职。
1941年冬季,日军加紧侵犯南洋,在越南的西贡基地,集结多支陆军飞行队和海军航空队,共计飞机450架。
1942年元旦,常州中央空军学校新任校长刘中檀到任。3月间,又从南京伪陆军军官学校调来30名学生,编为飞行二连。经过正式编组,许声泉为一连连长,林国均、曹家航、彭鹏任一、二、三队分队长;二连连长杨忠义,分队长分别为陈恒太、李城斋、杨建勋。
当时中央空军学校面对骤然增加的学生人数,使三架教练机立刻捉襟见肘。因此只得让两连学生轮流训练,结果一天中飞机起飞着陆次数太多,机件磨损严重。加之航空器材全由日本海军武官府统一调拨。随着太平洋战争全面爆发,日军沿着印支半岛一路侵略扩张,军需物资供不应求,留给汪伪军队的越来越少。因此伪航校不时发生因为缺乏燃油、配件,导致训练中断的事情。不少学生也因此失望、动摇,甚至退学。此时,又发生了一件大事,令伪航校乃至伪政府极为震动……
1942年5月12日雨夜,由中条山战役中被俘获的两百多名国军官兵组成的机场警卫营,在营长顾济民的带领下,携武器向新四军起义。该营跟随新四军地下工作人员,经过一夜的急行军,抵达丹阳新四军游击区。飞行一连学生查兆龙、毕夏、陈中浩,与警卫营排长顾忠良曾是同学,三人本拟随营起义,可惜因无人接应而作罢。
得知起义一事的伪航校当局惊恐万状,一方面急令关闭机场,所有人员不得外出;一面散布“‘闹事’军人已经全部被前方大部队阻截”的假消息。同时向汪伪政府、伪军与日本宪兵队报告。
不久伪军警与日本宪兵进校搜查,带走并审讯了查兆龙,可是一无所获。
因为此事,刘中檀被免职,改由张惕勤接任校长。张惕勤甫一到任,就从日军方面接收了十余架九三式、九五式教练机,以及一批航材与汽油,伪航校也恢复了飞行训练。
少尉飞行员管序东对自己的上司上校参赞何健生说起了时任校长张惕勤驾驶苏制SB-2轰炸机,投靠汪伪政府的事。张惕勤驾驶的这架SB-2轰炸机是苏联制造的,因此也被认为很有情报价值,结果让日军送回本土进行研究了。
何健生平时出战使用的就是SB-2轰炸机。一听到这个消息,顿时眼冒金星。自己是在对日空战时,因SB-2轰炸机出了故障,才被日军高射炮击中,结果跳伞落入敌境被俘,是迫不得已才困居这中央航空学校。可是张惕勤却是背叛了国民政府,主动投靠汪伪,还出卖了苏制SB-2轰炸机制造机密。这是何等地可恶。
何健生根据管序东所说,向汤厚链、梁文华进行了核实,两人都和肯定地说,张惕勤确实是主动投靠汪伪,并出卖了苏制SB-2轰炸机制造机密。
就连曾星凯也愤愤不平地对何健生说,张惕勤背叛了国民政府,是个不可饶恕的罪人。
后来,曾星凯和汤厚链都来找过何健生,他们约何健生一起重返国民党空军,并告知何健生,想重返国民党空军的还有梁文华和曾翼翰。
但何健生对国民党不抱任何希望,在他眼里的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民族败类。
何健生不愿重返蒋介石政府,虽然屈居常州中央空军学校,却也不愿在汪精卫治下做亡国奴。其中还有一个特殊原因:何健生正在苦闷时刻,处境极为复杂、事态扣人心弦,正巧遇上了广东珠海县琯塘人梁玉珍。她是一名共产党员。
人们常常把“他乡遇故知”作为人生四喜之一。梁玉珍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1938年参加新四军。1942年皖南事变中,身负重伤被俘。梁玉珍的二哥梁文华当时是汪伪空军少校,把她保释出来,住在常州碑亭巷一间四合院疗养。何健生和她住在一个院子里。彼此认识后,通常用广州话交流,由此拉近了距离。
梁玉珍的形象常常浮现在何健生的脑海中。梁玉珍经常吟唱着《国际歌》。何健生心想,自己走南闯北,听过不少的抗日歌曲,怎么没有听过这样激动人心的歌曲?“饥寒交迫的奴隶……”不正是中国人民的写照吗?何健生断定这个女青年是个好人,是为穷人说话的。从此他十分敬佩她。从她的言行中看到了光明和希望。
梁玉珍还经常向何健生讲解革命的道理,展望祖国的未来。劝何健生想方设法及早地冲出汪伪政权的牢笼。梁玉珍还经常在上海苏联《时代》杂志社,购买一些《时代》杂志、苏联刊物,让何健生多知道一些苏联建设社会主义和卫国战争情况。梁玉珍劝阻何健生不要重回国民党空军,要去找共产党。哪里去找呢?梁玉珍跑了几次南京、上海郊区也没有找到共产党。
从此,在碑亭巷竟有两个勇敢的人,时常一起唱《国际歌》和《义勇军进行曲》。何健生梁玉珍的引导下,对共产党有了全新的认识,萌生了寻找共产党的想法。其实,何健生与苏联援华航空队共同抗击日军时,他就对苏联共产党就十分敬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