常州航校搬迁到扬州后，汪伪军委参谋次长祝晴川兼职伪空军教导队，改为航空训练处。白景丰为少将训练处副主任。实权实际上在白景丰手中。
当时伪空军教导队长韩文炳调伪中央军委当少将参赞，伪空军教导队教务室主任何健生调中央军委当上校参赞。所谓参赞是有名无实的明升暗降之词。何健生因对汪伪政府之不满，便托词健康原因，闲居上海。
梁玉珍那时也在上海，住在她父母家。梁玉珍劝何健生不能灰心，要有坚强的信念，要和周致和保持密切联系，鼓励他继续努力设法找到共产党。但要接受经验教训，不能盲目随便去找，像去《时代》杂志社那次举动是十分危险的，通讯联系要用暗语，不能直说。否则危险万分。这使何健生学到了不少联系的学问。
已调往南京专机班的周致和，特意到上海看望了何健生。周致和对何健生说道：“我虽然人在南京，但还会继续设法寻找共产党。我们的计划不变。”
周致和又说：“听说新成立的扬州航空处，最高长官是少将白景丰。不知此人如何？”
何健生点了点头，若有所思地说道：“我听说过此人。白景丰具有丰富的航空经验，而对东北非常熟悉和了解。他是在初中毕业后，考入张作霖的航空队。白景丰和高志航曾被派往法国牟拉航空学校学飞行。大概是在1931年，高志航与白景丰从法国牟拉航空学校结业回国。白景丰曾在东北军阀张作霖的空军里任职，是该部八大金刚之一。后来白景丰曾任国民党空军航校中校飞行教官，听说因受排斥，才到了汪精卫部队。”
周致和深深地吸了口烟，说：“我们应该争取得到白景丰的支持，只要有了他的支持，我们就将这汪家的飞机统统带给共产党！我们命途多舛，走到一起来了。我们应当寻找光明，掌握自己的命运，前途是无量的。”
何健生说：“到哪里去找？”
周致和说：“好马不吃回头草，国民党那里是禁区了。”
何健生说：“不是禁区我也不去了，去年汤厚琏回去我就没有走，但没走，并不是留恋现在的生活。”
在困居汪伪空军的日子里，对何健生来说，除了拿起照相机去采风摄影外，更多的时间是在无言的沉默中度过的。在无言的沉浸中，伤愁的情绪终于慢慢地像潮水一样退却了，因为他遇到了能读懂自己的知音，那便是白景丰的出现。
此时的何健生想的最多的便是说服白景丰，一起离开这鬼地方。
汪伪空军教导队从常州搬到扬州，并在扬州成立了航空处。最高长官是少将白景丰。白景丰在1928年于法国牟拉航空学校学过飞行。回国后曾在东北军阀张作霖的空军里任职，是该部八大金刚之一。白景丰曾任国民党空军航校中校飞行教官，因受排斥后，才到了汪伪空军部队。
白景丰与上校参赞何健生是上下级关系，接触机会较多，对国民政府和汪伪政府都失去了信心。俩人初次接触时，彼此谈论最多的则是中国人的航空发展，其中还有关于当时奉系军阀建立东北空军的那些事。
何健生心底的伤愁开始缓缓退去，他与白景丰的交流，让自己曾立志献身空军的激情再次萌发，他渴望着在交流中将所有的烦忧排遣出去，拒绝丧志情绪的存在和浸染，人活一世不可没有追求。
何健生被困居汪伪空军初期，也曾自黑，认为哀愁亦是有生命的，当它出现时，其实只需认真地看着它就行，这便比任何徒劳地排遣都强。于此，他有些怜惜哀愁。拍摄的照片，多了些落花枯叶，求乞草民。然而，就在他与白景丰交谈时，猛然出现的醒觉和怜惜里，哀愁却迅速地变化了，就象枯木又萌生了绿芽。
雨在窗外滴滴答答地落着，夜开始宁静了，这世界似乎除了雨声，便再无别的声响。
何健生在翻阅一些他自己过去拍摄的有关空军的照片。照片中留有中国空军成长的故事。
也许可以这么说，古代中国人曾使用风筝、孔明灯等作为侦察和通信以及心理战，有了最原始的空中作战思想。
但中国人真正的空战思想，其实在清末时已经明朗化了。
早在1905年，张之洞就曾引入热气球，并在1908年成立了中国第一支气球队。
1913年，北洋政府购买了法国飞机12架，成立了南苑航空学校，正式组建空军，此后各地军阀纷纷组建空军。
1917至1918两年中，航空兵己经常于一次会战中百数十架飞机同时编队出动，中国战场观察员以及各国空战数据等报导，遂使各国感到航空重要性，尤以无防空国家者为最。
在1918年欧洲停战之后，各交战国剩余军械成品颇多，无法处理，例如法国尚存第一线飞机千百架，英国亦然，而德国、意大利以及其它交战国，均亦存有该项物资，各国驻华使馆军事武官，竭立推销剩余军火，如英国武官“罗克”、法国武官“伯力绍”等，与各国陆空兵工制造厂派有专员，经常向中国各省作现场表演。
1919年初，世界各国突起航空热潮，在第一次欧战末期，空军已成为一重要兵种。
那些曾经拍摄的照片，细细碎碎地说着空军的历史……
令何健生没想到的是，白景丰在那天扬州夜雨中突然来造访。
白景丰说：“我睡不着，就跑到你这里来了。”
白景丰随手从桌上拿起一张照片，看了又看。这是一张直奉空战时拍摄的照片。
白景丰很惊讶：“你参加过那次战争？”
何健生笑了：“那里那里，我那时还是个孩子呢。这张照片是我收集的空军图片资料。偌，你看这些照片都拍摄于军阀混战时期。”
白景丰对何健生说：“我在东北空军呆过一段时期，也对东北空军有些了解。”
俩人的话题不自不觉地转到了二次直奉战争那些往事。
张勋复辟时，段祺瑞曾经派飞机轰炸过故宫。此后空军在内战中，如直奉战争中频频显露身手。第一次直奉战争，由于直军有几架飞机压迫西线张景惠部，低飞抛弹，狂轰滥炸，使奉军西线顷刻土崩瓦解。这给奉军造成了极大的心理伤害。这个惨痛教训，使张作霖下定决心，要建立一支独立的空军和海军。
当时，帝俄远东军谢“米诺夫”将军为“白俄军总司令”残军，为东北军解除武装后，所遗下之航空队飞行员，如顾德连、雷克，机务古拉木森等均颇优秀，其中多数为受过英、法飞行教育者，投效东北军，经过收容选用。
在1920年，法国空军“丝代诺”航空教官团，日本敦被聘为东北军航空教育训练，随而设立东北航校，编组航空军。
当时的法国人“鲍克书”家族常往中国，在土耳其经营军火，其父原为北洋收府顾问，与张作霖交谊深厚，而鲍克书本人又同张学良建立友谊，颇具政治长才，对张学良、冯庸、张廷枢等介绍西方军事常识，透过广东人冯武越(原在法习航空)介绍航空学术思想，并推介各国际航空顾问及飞行教官等，如法国“布赖”少校、“马斯”上尉、英人“马耕野”等，尚有意大利及德籍飞行员等，均应聘于东北航空任职。
中华民国初期，军民上下都已经意识到了航空力量的重要性，于是自20世纪20年代初期起，中国各省的军阀就纷纷开始建立自己的空军，一时，中国的航空呈现出一派多点并起的势头。但在这些航空队中，山西、东北、广东及北京（南苑）航空队是最早成立的，其中东北空军的规模也是最大的。
这一张张收集的旧照片，记录了直奉战争的片断，虽比不得地震海啸，也不如车轮碾过的震颤，却如投石入水，激起一层层的涟漪，然后慢慢扩大，及至让白景丰的心灵在惊扰中慢慢沉静。涌流在何健生心底的焦灼和烦恼也慢慢消退了，甚至平日里积郁的幽怨与愤懑，也在这涓涓细流中变得清浅透明，或者换了模样。
白景丰回忆自己在东北空军时的那段时光，平静地说道：“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空军已经成为一种重要的兵种。1920年3月奉军入关进入北京时，获得南苑航空队的英国爱吾娄飞机十五架，大维梅机三架，小维梅机二架，德国高德际隆C-3教练机多架，及航空器材，与购置各国飞机，及各国表演后留下之各式机，可是当时并无航空组织及名义，所有航空人员均在镇威军公署任职，张作霖自任镇威军总司令。外籍者称顾问，华籍称差遣。当时的赵延绪、章斌、川德鸿等均为南苑航校毕业。”
对于东北空军的事，何健生并非一无所闻，但白景丰显然知道的更多些。
张作霖，字雨亭。1875年生，辽宁海城人。1902年被清政府收编，曾任新民府马队管带、东北巡防队前路统领。袁世凯任临时大总统后任师长。1916年任奉天督军兼省长。1918年任东三省巡阅使，成为奉系军阀首领。1920年联合直系军阀，推翻段祺瑞的皖系政府。次年兼任蒙疆经略使，节制热、察、绥三特区都统。为了提高奉军立体作战的能力，张作霖把目光指向了空军。
白景丰对何健生说道：“这张作霖深知，在现代战争中，陆军没有空军的支持，是很难取胜的。尤其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空军在战斗中低空对地扫射和投弹轰炸，所起到的歼灭敌人和扰乱军心的巨大作用，给张作霖留下了深刻印象。”
令何健生惊讶的是，张作霖确有雄才大略，也能勇于求知，时常愿意接受建议，对军政专家学术研讨重要事务，他居然会常谦称为：“我乃粗人，愿听高见。”
白景丰说道：“张作霖的态度总令对方所欲言，发表高论。建议一旦经张作霖决定后，即饬大员负责先将详细计划呈核，马上辟地建厂，并限期将成果具报，所需瓦额公帑拨付，张作霖从不犹豫。在现实生活中，历史上有几人能真正听取下属建议的？你我都在国民党空军呆过，因言获罪的还少吗？一个专制独裁的政权，总有一天会垮台的。”
何健生长叹道：“蒋介石救不了中国，汪精卫也救不了中国。中国的出路在哪里？”
白景丰没有直接回答何健生的感叹。他讲了一个有关张作霖鲜为人知的故事：
当时中国最大的兵工厂在奉天北大营，当为手屈一指。张作霖令杨宇霆为督办，主持其事。此时，有人向张作霖谗毁杨宇霆贪污不法。
张作霖回说：“我要的是枪炮，杨氏能办到就好了，就算杨氏从中渔利，好比一只猎狗，先喂饱它，才能追逐狡兔，你讲杨氏的坏话，是不是你想干。”
面对张作霖的回答，言者惭颜而退。
白景丰讲完这则小故事后问道：“何兄，你看这张作霖的用人之道，不管好人坏人，只要对自己有用，就得利用。我们何尝不是被人利用的一个卒子？用完了，便可能是入牢、杀头。”
何健生接口：“那么，我们就心甘情愿做别人的卒子？”
白景丰又从桌子上拿起几张日本造的战机图片。一边抽烟一边说：“张作霖对于扩建航空，兴建空军，作风豪迈。民国十一三年完成建设藩赐兵工厂，实为东亚最大者；兴建迫击炮厂，制造各式步兵炮及唐克战车；扩筑东北铁路，发展东北大学自制机车；兴办东北大学航空系，为国内最早者；创办东北陆军讲武堂及海军葫芦岛航警海校与东三省航空学校等”。
白景丰站了起来，望着窗外下不停的雨：“欧战停战以后，日本航空成军，日本各地区常有各国军火商及航空厂家，经常派专人来华推销剩余军品，例如法国运到越南西贡及河内大型厂棚建设，常存放百架飞机，专向东亚之暹逻、日本、中国等倾售，同时外商推销欧战剩余，在欧战中曾任空战人员，以及航空制造工程师，也会同来表演示范与宣传。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均派出身于高等军校航空专家参加。当时外籍飞行员已有相当人数。如认为有可能买时，即先行赠送货样，由北京政府接收来不少飞机及器材，故沈阳航空队厂棚内有很多旧式飞机搁置。”
白景丰转过身子：“ 1920年奉军入关参加直皖战役，部分飞行人员和南苑航校三期毕业者，转而投效东北航空，当时尚有大批帝俄投效之飞行员，由顾德连负责，经选后录用二十人，且多受过军事养成教育，又曾途入英、法飞校复训，对处理空、地勤务均能胜任，而且多数参与作战者，对东北建立空军观念，不无影响。不久，奉军在东北购买了一批法国飞机，到了1921年，东北飞行人员及航空器材具备，冯庸自购飞机，并创办了冯庸大学，学校旁建有机场。 当时飞机在北岸空场起落，对大型飞机降落困难，经顾问马耕野建议，将北边毗连之桑园扩建机场，同时向法国所订各批飞机均已开始运到，并与建两大厂棚及正式办公地点。东北航空人事、器材、空、地勤条件均已具备，且经常收容投效人员。”
“1923年3月成立东三省航空处，处长为乔赓云，赵延绪为飞行主任。”白景丰继续说道：“1923年9月，张作霖任命张学良为东三省航空处总办，以加快东北航空军的建设步伐。”
何健生问道：“听说张学良精通飞机驾驶，这事可真？”
白景丰答道：“不假。张学良在1923年间学习了航空驾驶，很快就掌握了这个技术。他很喜爱飞行，航空员都很钦佩他。”
白景丰说：“在张学良主持后，依教育计划逐期练习飞行课目，按部就班。那时的张学良已正式成为少帅了，负责当时的军事航空。1924年，奉、直二次战役中，东北空军活跃于战场上空者，均为华籍飞行人员。俄、英等外籍顾问虽素质优良，作战经验丰富，并一再请缨，参予我国内战，却为张作霖、张学良父子予以拒绝。”
何健生不解：“为什么？”
白景丰回说：“张作霖、张学良父子想建立自己的空军，也就是中国人的空军。”
何健生无语。
白景丰叹了口气：“在张作霖、张学良父子筹划下，中国的东北已成为中国空军最早也是最有体系的发祥地。他们虽有宏伟的中国空军梦，但在积贫积弱的中国，这只是个梦而已。”
窗外的雨还在下，雨点敲击着窗玻璃，长空依然一片漆黑……
这个世界正变得越来越怪异，历史可以被人随意涂写，总有那么些不懂历史又胡说历史的人，总想让自己或自己的族人前辈在历史中扮演一个光彩的过客。如在中国空军史的研究中就可以发现这些历史掮客在涂鸦人民空军的历史。有人在回忆录中夸大自己的功劳，有人在沙漠里栽上腥红的纸花，似乎伟大的历史只要编织些光彩就能永恒。
可是，不管怎么涂鸦历史，在人民空军的历史上却绕不过一个事实，东北老航校才是人民空军的摇篮，世上还没有用尘沙就能编织的摇篮。说起东北老航校的历史，也绕不过老航校初创时的副校长白景丰的曾经付出。白景丰的经历见证了奉系东北空军和东北老航校筹建人民空军的历史。
白景丰认识了何健生，介于工作的关系，也由于经历和志向的相似，俩人接触日益频繁。
谈及中国空军的成长和发展，何健生不无感慨。何健生曾在国民党空军服役，参加过26次对日空战，也算得上是当时的民族英雄。受孙中山的航空思想影响，他对国民党空军曾寄予厚望，并愿付出鲜血和生命为夺取抗战胜利而视死如归。但随着时局的变化，国民党的腐败和无能，汪精卫的投敌和叛国，让他陷入了迷茫。
同样，白景丰也有自己的感叹。白景丰说：“国民党空军主要是依靠美苏的支持，甚至还有德国和意大利的帮助。结果，苏联退出了空中支援，还停止了飞机供应。美国人也没有给国民党空军全力支持，若合若离。汪精卫也主张建立空军，他依靠的是日本帝国主义，结果空军从没成型。西北军阀盛世才与驻疆军阀马仲英既勾结又权斗，为了取得苏联支持，聘请苏联专家、顾问，办教育、办军事，建立了这个新疆王领导的航空队，有人以为这个航空队是出空军人才的地方，事实上这个航空队于1938年2月28日正式开课，理论教育一个月的时间，按照苏联六小时一贯制教育模式，上午六节课，下午和晚上是复习、自习。4月4日开始在苏式乌－2型教练机上学飞行,120匹马力。6月底开始放了单飞。至10月，初教机就结束了。1939年夏天开始试飞中级教练机，那是拉－5型侦察机，700匹马力。即使是这样的学习训练，到了1939冬，苏联拒绝了盛世才提出的武器援助要求，盛世才对苏联的态度动摇了，航空队的训练也就中止了。从1940年夏天开始停飞了八、九个月。直到1941年才复飞开课。”
白景丰笑道：“新疆王领导的航空队学员在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能学到多少航空知识？夸大这个航空队的教育和学习作用，简直是无知无耻。历史可以作证，盛世才的空军建设成功了吗？盛世才空军打过哪一次空战？他想利用苏联的帮助，却最终与苏联反目，依靠洋人的施舍，能培养出优秀的中国空军人才，简直是痴人说梦。”
白景丰说的话有水分吗？中国人民解放军空军司令部空军史编辑室于1985年10月编撰的《中国空军史料（第一辑）》在《新疆航空队始末》一文中有详尽记载。
也许这世间被尘土埋没的只能是过去的时光，但是时光却又总会让人重新回忆。时光中有光明，也有黑暗。
黑暗是宇宙的初始状态。黑暗可以指一种低照度的照明状态，比如无月光、星光的夜晚。黑暗并不等于邪恶，但却可以指一种阴沉的心理状态，如黑暗在人们的心目中代表了社会的残酷与压抑。血腥暴力、内涵晦涩、惊悚恐怖，都成了邪恶的黑暗象征。
中国军阀混战的岁月，也被中国人定性为黑暗的时代。黑暗给人一种害怕的感觉，黑暗的时代给人带来的却是痛苦与无奈。蒋介石、汪精卫、盛世才、张作霖都曾在黑暗中摸索建立中国空军，蒋介石、汪精卫、盛世才都是依靠洋人来建立空军。张作霖却选择了中国空军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建立。
张作霖并不是光明的使者，他却也有冲破黑暗的志向。很多人总是把黑暗与邪恶、堕落联系在一起，认为一个邪恶的人是良心黑暗，情感堕落，其实，黑暗只是代表着一种力量，一种相信。并不是所有崇拜黑暗的人，全都是很堕落和邪恶的人。在张作霖看来黑暗也是一种力量，同光明一样，强大而高贵。黑暗与光明作为一种力量对比，其实不存在好与坏，正与邪，义与恶，或者说是相互对抗的力量，这些主观上的判断只是人类自己给强加上去的。正是在黑暗中，张作霖才决定探索一条光明的道路，让光明冲破黑暗。
白景丰说，在战场上黑暗给人一种战况危急、希望渺茫的感觉。张作霖为了改变这一状况，为了提高奉军立体作战的能力，张作霖把目光指向了空军，决定建立自己的东北空军。于是东三省航空处成立了。乔赓云为文人委派担任此职，他只略通英文，因而实际乃由张学良负责，冯庸副之。对于地勤等技术部门，则分别由英、法、俄等顾问负责。
白景丰对何健生谈起了东三省航空处的组织概况。他告诉何健生，当时的东北空军主要有三个飞行队。第一队“飞龙队”，纯为外籍飞行员，以俄人为多，由张学良自兼队长，而队附为章斌，负责指挥。第二队“飞虎队”队长为赵延绪。第三队“飞鹰队”队长伊里布。
白景丰笑着说：“东北空军最早一批飞机，是用大豆换来的。不过东北仅就航空方面的措施，还是很多的。如随同各军事改进方式，空军由途行军队化组成。除现有航校外，另专派学员生赴外国学习飞行，以整批为原则，另外还奖励私人留学航空，但以军航为限。航空处还负责购置飞行器材及飞机；成立地勤专科训练单位，加通信、照相、气象及航空机械外，另指示东北大学增设航空系。东北航空及海航都独立建制。依计划成立航空部队，逐步充实。”
白景丰告诉何健生：“民国十一年张学良主持东北航空后，对经费及航空器材准备充实，惟飞行员罗致较难。张学良认为中国空军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掌握，但不排斥向外国学习，对洋专家可请进来，我们也应该走出去。在张学良的主张下，除原设航校外，另于该军招收了徐世英等十二人，赴法留学飞行，航机人员亦随同赴法学习‘唐克战车’及 ‘航空机械’知识”。
张学良主持东北航空后，1924年各军校考选战车科80人，预定在国内专习法文一年出国，后因经费关系，减取为20人，另加飞行8人，航勤8人，共36人，于1925年送法。东三省航校之王民、朱玉堂等，已于1924年以前毕业，但此时东北航空各队，仍是机多人少。
在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取得了胜利，东北空军在战斗中发挥了作用。
张作霖感到东北空军要加以整编，扩充实力。为此，张学良进行了机构改革。于1925年将东三省航空处改组为东北航空处，设立总务、机械两处，分掌事务和机务。以高纪毅为总务处长，周培炳为机械处长。同年三月，附设航空学校，由张学良兼任校长。教官有北京南苑航空学校毕业的赵延绪、王立序等，还有法国退役飞行员博赖等十余人。至此，东北的航空军包括多架飞机、正规机场、维修工厂、机械设备、航空人员、地勤人员、机械人员，以及训练机构等，才初具规模。
白景丰说：“民国十六年（1927）后，我与留法归国之高志航、葛世昌等二十八位飞行员，以及机勤与制造术者十余人，进入飞行部队‘飞鹰队’。后来东北航校二期之赵德玉、邢铲非等三、四十人毕业入队。同年，归国之留日学习航空专科的孙焱、姚东焕等为陆军成员(军官)，且曾受军官养成教育，派学目的乃为学习空战指挥，预选为尔后扩充兵团之指择或幕僚人员，亦于同年回国。”
在中期全般均为东北在中原各方作战需要。关于空地勤人员，常因伤亡而飞机损耗亦大，故东北航空多年以来建设储备计划，已于那年达到高峰。计有陆上航空队五支，海上航空队一支。
飞机装备方面：东北航空向法国购买“包代兹”十一型机七十架，该机为最新型之第一线机，装有螺距机关枪装设，为世界上较新者。当时各国以螺距射击尚为秘密，其出售原因，乃系张学良与法武官罗克私人友谊而成为事实。该型机的确在中国及土耳其大出风头。总理奉安时，法国部指派专人驾“包代兹”机到华，内争已停，螺距间隙枪未能用过，因而减少许多空战。
此期中东北航空各队人员及机敷均充实，当时称标准军机之“高德隆”五九型，则为飞行队之练习机。东北航校之教练机为“茅斯”型，随后又购进八十架“艾芙娄”高级教练机(即为勃莱盖十四型)，此型机东北航空前后购置数批，乃欧战末期曾出尽风头之优秀机，停战后廉价倾销于东北航空者最多，直至“九一八”时尚有未开封者。
由于所称之飞龙、飞虎等队号不雅，遂于民国十七年（1928）改革编组，按国际标准，分兵科、特性、装备改组为一个大队，以徐世英为大队长，下辖侦察、轰炸及驱逐三个中队，此外还有两个独立中队，一为外籍者(俄志愿军)，以顾德连为队长。另一海军航空队，初以霍英柯为海上队长，后以黄社旺副队长升任之。这时东北航校已改东北空军大队。航空材料厂改为地勤大队与航空汽车队，地勤大队长为周德鸿。
据估计，在东北空军全盛时期，飞机累计约有“250架至300架”。这在当时的中国是首屈一指的。由于部队作战需要，渐次扩充，通信队及空中照相队相继成立。通信队聘请本航空少佐牧野为队长，姚东焕及李海青为副队长。照相队聘小野门为队长，张在善为副队长。此外尚设有一油料班，编制不详。
白景丰与何健生平时交流很多，他叹道：“张作霖曾决心完成中国人自己建立中国空军的飞天大志，事实上，他为中国空军的创建也确实出了大力，并打下了不可磨灭的基础。我无意对张作霖作过多的艳词，但是中国人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建设和发展中国人的空军，这对我影响很深。你我同为军人，同为渴望飞向蓝天的人，我们中国空军的未来又在哪里呢？”
何健生坦言：“蒋介石救不了中国，汪精卫也救不了中国，我想中国的希望在延安，不知你有什么高见？”
白景丰抽起了烟：“我在东北空军呆过，又在国民党空军呆过，现在又呆在了汪精卫空军，这三个呆，呆得我失去了方向，”他叹了口气：“如果我们再到共产党那里去，他们会接受吗？”
何健生说：“我与飞行教官周致和经常商量这事，我们都决心去找共产党。在人生的道路上，我们总是在黑暗中跌倒，但又总是顽强地爬了起来。人应该学会自己站起来，没有谁会永远扶着你前行。”
“人应该学会自己站起来，说得好。”白景丰说：“我支持你的想法，不久前，原常州航校的飞行教官吉士志曾来找过我，希望回归航校，我同意了。你可以与他联系，他接触过新四军。如果你们取得了那面的联系，我们可以将教导队的飞机统统飞到那边去。”
白景丰为了圆中国人靠自己建立中国空军的梦想，与何健生一拍即合。俩人开始为实现中国梦走到了一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