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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6月4日星期三

令人震惊的中国河南大饥荒


走读中国016

从小生活在上海,虽然童年和少年时期知道中国发生了自然灾害,但很能理解这是老天爷在捣蛋,如果嫌吃不饱,那也只能怨天怨地了。青年时期,受的教育当然是红色的,对黑暗而腐败的旧中国是不会有任何好感的。后来又听说在1942年到1943年,久旱无雨的河南发生了罕见的“中原大饥荒”,造成五百万人死亡,惨绝人寰,举世震惊。因此,对孩提时代所经历过的饥饿岁月,也就从没放在心上。
上世纪80年代就读于中国新闻学院新闻系时,学习新闻知识时,自然会涉及到一些重大新闻事件及新闻报道方面的了解。渐渐知道了些有关中国河南大饥荒的事。“自然灾害”当然是“天灾”,但造成数百万人死亡则主要是“人祸”,衍为当时政治的腐败、国民党政府的严重失职。
1941年开始,地处中原的河南就开始出现旱情,收成大减,有些地方甚至已经“绝收”,农民开始吃草根、树皮。到1942年,持续一年的旱情更加严重,这时草根几乎被挖完,树皮几乎被剥光,灾民开始大量死亡,在许多地方出现了“人相食”的惨状,一开始还是只吃死尸,后来杀食活人也屡见不鲜。然而,国民党政府对此似乎了解无多,不仅没有赈济举措,赋税还照征不减。
1943年灾区气候依然干旱,灾情进一步恶化。这时,灾区的情况开始外传,2月初重庆版《大公报》刊登了该报记者从河南灾区发回的关于大饥荒的报道,却遭到国民政府有关部门当即勒令停刊三天的严厉处罚。消息传来,驻重庆的外国记者一片哗然,美国《时代》周刊驻华记者白修德(Theodore H.White)决定亲赴灾区一探虚实。月底,经过有关部门批准,白修德来到了河南灾区。
白修德虽然已经有所耳闻,但亲眼看到灾区的情况他还是深受震动。路旁、田野中一具具尸体随处可见,到处都是野狗在啃咬死尸。白修德拍下了多幅野狗从沙土堆中扒出尸体来啃的照片。在当地传教士的陪同下,他走访了许多村庄,访问了许多灾民。从灾民的口中,他才知道吃人已不鲜见,问题只在于是吃死人还是吃活人,不少灾民都声辩自己只吃死尸,没有吃过活人。一个父亲被控把自己的两个孩子杀掉吃了,这位父亲辩解说是在孩子死后才吃的。还有一个农民被控杀掉别人送给他的八岁儿童,因为在他家屋旁的大坛子里发现了小孩的骨头。这位农民也辩白说是小孩先死。白修德写道:“我们在这个村子里只待了两个小时,无法判断是非曲直,任何人都可能说谎,所以我们又继续策马前进。”
最初的震惊之后,白修德开始从技术上入手搜集最低的统计数字,每天都和农民及低级官员交谈,了解更多的背景材料。他发现,军队征收的军粮往往高于全年的收成,农民还要向地方政府官员纳税,贪污腐败比比皆是:
收税时实际上的野蛮和侮辱是伤心惨目的,但和收税同时进行的贪污更坏。征收谷物的军官和当地官员认为抽税是他们薪水的补贴,是一种抢劫的特权。每个月在税款分配之后,高级军官们就把多余的谷物分了,送到市场上出售,得款饱入私囊。这种不法抽得的谷物,实际上是到达市场谷物的唯一来源,而控制谷物的囤积居奇者,把价格抬得天一样高。
这些事实并不是从报章上收集得来,而是从农民嘴上收集得来的。我们曾经设法跟某些老百姓谈话。有一天晚上,当我们住在一个军司令部的时候,一群中年人来访问我们,说他们代表着当地社会。他们起草了一个条陈及一个报告书,希望我们带到重庆去。他们给了我们两份。这报告书说,全县十五万人中,十一万人已什么都没吃了,垂死的人每天约有七百,死掉的人每天也有七百左右。自从饥荒开始以来,政府发放的救济品为麸皮一万斤。我们和这群人的领袖谈了一下。他有地吗?是的,二十亩。他收获多少谷物呢?每亩十五斤。抽税要抽多少?每亩十三斤。
这时,一直在旁听他们谈话的指挥官勃然大怒,这位指挥官级别不低,是位将军。他把那个农民叫到一旁训斥一番,然后这位农民回到白修德旁边,改口说刚才说错了,税不过每亩五斤。同时,这位将军要求他们把这些农民刚才给他们的书面报告退回。他们退回了一份,但这位将军坚持必须把另一份也退回。
白修德写道:“我们相对默然,在昏暗之后,我们可以看到那老人在发抖。我们明白,待我们走后,我们的一切罪名都会归在他身上,而且我们自己也害怕;我们交回了报告书。”有此经历,以后他们尽可能在没有任何官员在场时和百姓交谈,无论何时何地,听到的都是在重复同样的呼吁:“停止征税吧,饥荒我们受得了,但赋税我们吃不消。只要他们停止征税,我们是能够靠树皮和花生壳活命的。”
把各村、县情况汇总后,白修德估计受灾最重的四十个县中大约有三百万至五百万人饿死。但是,当他向河南省省主席说起饿殍遍地的情景时,这位省主席却说他夸大事实:“只有富人才得把赋税全部交纳。对于穷人,我们所征收的,绝不超过土地上所能出产的东西。”   
白修德知道旱情固然严重,但如果政府停免赋税、采取赈灾措施,就能迅速减少灾民的死亡人数,因为在河南省邻省陕西就有大批存粮。然而,各级官员对灾情总是轻描淡写,力图掩盖真相。
面对这种情况,白修德意识到只有让外界知道情势如此严峻才能挽救灾区无数生命,因此迫不及待地想把灾区实情告诉世人。洛阳电报局是他归途中经过的第一个电报局,他立即就将电稿发出。他清楚,“按照规定,这篇报道和任何新闻报道一样,应当发回重庆,由我在宣传部的老同事进行检查,这样,他们肯定会把这篇报道扣压下来的。然而,这封电报却从洛阳通过成都的商业电台迅速发往了纽约。或者是因为这个电台的制度不那么严格,或者是因为洛阳电报局某一位报务员在良心的驱使下无视有关规定,这篇报道不经检查就直接发往纽约了。于是,消息首先在《时代》杂志上传开了——这家杂志在整个美国是最同情中国人的事业的”。
当时蒋介石的夫人宋美龄正在美国访问,顿时大怒,认为有损中国政府形象,由于她与《时代》周刊老板亨利·卢斯(Henry R.Luce)是老朋友,所以强烈要求卢斯将白修德解职,这一无理要求理所当然被卢斯拒绝。消息登出后,在美国引起很大反响,美国朝野对当时中国政府不顾民众死活的作法大为不满,甚至感到非常愤怒。
回到重庆后,白修德想立即向蒋介石面呈实情,但蒋却拒不接见,因为“一夜之间我在重庆成了一个引起争议的人物。一些官员指责我逃避新闻检查;另一些官员指控我和电报局里的共产党员共谋,把我的报道偷发出去”。宋庆龄得知这种情况,一再对蒋介石说事关数百万人性命,坚持要蒋见白修德。
在宋庆龄的坚持下,蒋介石最终同意会见。见面时,蒋介石厌恶之情溢于言表,坚决否认有人吃人和野狗吃死尸的情况。白修德不得已拿出野狗吃人尸体的相片,蒋介石看到这些相片,表情极其尴尬,问他在何处拍下这些相片,而后要他提供完整的报告,接着他又向白修德表示感谢,说他是比自己派出的任何调查员都要好的调查员。后来的事实说明,一旦政府采取有效措施,灾民的死亡便迅速减少。
当了解了这些关于大饥荒的处置及报道情况后,我对国民党政府对人民之漠视,可以说是恨之入骨。也更相信:只有共产党能救中国。
但历史总会无情地开玩笑。随着国门的打开,报刊媒体陆续公布了一些惊人的消息:三年大饥荒——新中国最惨痛的灾害。
2008912,中国国家保密局、民政部联合举办新闻发布会,郑重宣布:“对自然灾害导致死亡人员的总数及相关资料解密”。国家保密局有关人员说:“此次解密,有利于人民群众行使‘知情权’,有利于人民群众参与管理国家和社会事务。”
  把真相告诉人民,这是时代的进步,《看天下》刊物作了如下报道: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灾害史上,区域性自然灾害几乎年年都有。
  新中国遭遇的大灾有:19507月的淮河大水,19547月的长江、淮河大水,19638月的海河大水,19758月的河南大水,19858月的辽河大水等。
  还有三次大地震:196638的邢台地震;197015的通海地震;1976728的唐山地震。
  旱灾方面,大范围干旱并持续时间久的是1978年到1983年的北方连续大旱,受灾面积覆盖整个华北、东北和西北地区。
  以上每次灾害都给国民经济造成了严重的损失乃至沉重的打击,但这些还不是最不堪回首的。
  在新中国的灾害史上,最惨痛的灾害记忆,便是著名的“三年大饥荒”。
  今天,50岁以上的中国人都经历过挨饿的岁月。从1959年到1961年,三年经济困难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物质和精神损失,远远超过了解放后历次自然灾害的总和。
  历次灾难过后,灾民都能从重创中顽强地振作起精神,重建家园,惟独那三年大饥荒,如梦魇一般萦绕,挥之不去,却又常常不敢提起,45年来,“三年大饥荒”一直是中国人记忆中最难以触摸的疼痛。
  官方的《灾情报告》中说,1959年,我国出现了“严重自然灾害”,全国“受灾范围之大,在五十年代是前所未有的”。为了还原当年的气候和灾害状态,专家和学者们从19591961年的自然灾情资料和气象学中分析。
  研究发现:从1959年到1961年出现的主要自然灾情是旱灾。
  195979月间,我国渭河、黄河中下游以南,南岭、武夷山以北地区普遍少雨,鄂、豫、陕、湘北、川东旱情严重,接着华南出现秋旱,广东、福建两月无雨,这些基本上属于局部性灾害。
  1960年,冀、豫北、鲁西、晋、陕南、辽西等冬小麦产区,冬春少雨雪,干旱持续到初夏,山东汶水、潍水等八条河流断流,黄河下游范县至济南段,断流40天,粤、琼旱情持续7个月,滇、川、黔冬春连旱,旱情仍属局部、短期性的。但是,由于我国冬小麦产量在全国粮食产量中所占比重不大,旱灾不具全国性后果。
  1961年,冀、内蒙、东北北部、豫、皖、苏、甘、青、陕、鄂、川、粤、桂和琼等省区,年降雨量偏少。
  《中国人口年鉴》提供的数据显示,四川省的总人口在19581961年间,连续4年负增长,净减人口达621万人(四年);安徽省19591961年间总人口净减439万人(三年,下同);河南省总人口净减238万人;山东省总人口净减234万人;湖南省总人口净减183万人;广西自治区总人口净减约100万人,等等。
  从这些单纯的数字里可以看出,四川是灾难最重的省份,非正常死亡的数字最高。
  数字之外,当年到底是怎样一种饥饿的光景呢?
  四川梓潼县的罗明泉说:“大人挨饿比孩子严重,我们大队饿死的大多是中壮年。那时候搞‘三面红旗’,大人们都上山铲山头去了,庄稼广种薄收,没有肥料,往地里撒上种子就不管了,老的老,小的小,村子里得病的得病,庄稼熟了也没有人收。我的大爷营养不良得了病,没治疗,后来死了,我的大妈从食堂里偷东西吃,被发现遭到毒打,她一气就上吊死了。我父母就我一个孩子,父亲是教师,日子稍微好点,后来我奶奶也死了,没有上报,她的户口就一直没有注销,这样就多领了一份口粮。孩子多的人家就苦了,干脆自己到食堂抢东西吃。我知道我们全队中壮年死了大约有一半,有几百人,死的人里搬迁户最多,他们是从三台和潼川迁过来,饿的时候想逃回去。但那时候不许迁徙,就是不许外逃,那些人在半路上被抓回来,毒打后不让他们吃饱,还得去干活,他们跑也跑不掉,吃也吃不饱,这样弄死的人最多。”
  翻阅史料得知,罗明泉提到的“外逃”,实际上是指“盲流”。
  “盲流”这个词,诞生于1956年中央签署的《国务院关于防止农村人口盲目外流的指示》,指示着力解决“农民盲目流入城市的现象”,三年大饥荒中,各地出现大批逃荒的人群,全国各省都大力抓捕“盲流”。这些“盲流”——除少数人流落到东北、内蒙、新疆等地,成为苦力而被幸运准许“不予遣返”外,其余为求吃饭、活命而浪迹于城市、林区、矿区的农民,都是“盲流”,都在清理之列。
  三年大饥荒,安徽省的死亡总人数仅次于四川。
  安徽凤阳是该省的死亡大县,也正是这个县,曾在19589月大放“卫星”,太阳升社主任张士俊,信誓旦旦提出要与定远县八一社计划亩产130万斤(烟叶田)的卫星田比高低。
  回首当年的四川,同样是“大跃进”轰轰烈烈的省份之一。
  四川的赖思强生于1942年,“闹饥荒”时17岁,在四川省南部县盘龙镇的农村长大,21岁离家参军,退伍转业就职于国家事业单位,现居四川省南充市。退休的赖先生喜欢摆“龙门阵”,他的“开场白”就是刘少奇1964年在中共中央召开的“七千人大会”上做报告时总结的那句著名的话:“三分天灾、七分人祸”。
  赖先生说:从1959年到1962年,说实在的,我倒没觉得有什么特别大的天灾,反正我感觉天灾并不是太明显,有灾那就是一点旱灾吧,回头想想,当时主要是政策的因素。当年的一些政策术语,我到现在还清晰记得。1958年的“三面红旗”就分别是:“总路线”(鼓足干劲、力争上游、多快好省地建设社会主义)、“大跃进”和“人民公社”。特别是当时的“公共食堂”,号称是人民公社的心脏,没人敢对此提出质疑。
  赖思强记忆清楚,侃侃而谈:我所在的大队,更是被上级列为试点,推行“居住集中化”,完全是兵营式的。所谓兵营式,就是改变以往自然村那种散居状态,而是让社员在一个山拗里集中盖房居住,集中就餐、出工、居住,这样做的好处,确实便于管理社员。后来组织了一个所谓“检查队”,专门负责监督、查处私开“小灶”的现象,一旦发现哪家私开家庭伙食,家中的瓦罐器皿通通会被砸掉,至于铁锅之类的,早在1958年大炼钢铁时期就被强行收走了。当时所有的生产、生活资料通通归公家统一调配供给,私开伙食,就有偷窃的嫌疑,所以那是不允许的。另一方面,当时地方上盛行浮夸风,虚报产量,上级看到虚报,自然是按虚报的数字和比例征购粮食,留给社员们自己吃的,自然少得可怜。
  赖思强说:“在当时,饿死人是司空见惯的事,死者包括我身边的亲人邻里。长期的饥饿,很多人都得了水肿病,我的大伯娘(赖王氏)和堂兄(赖思孝)母子饿得‘三肿三消’,最后仍然痛苦地死去。我的父亲(赖崇玉)同样也是因为饥饿,导致水肿过世。当时民间流传一句俗语‘三肿三消,锄头铁锹’,意思就是说某人一旦‘三肿三消’,基本上就没救了,亲人们就可以拿上锄头铁锹,送他上山安葬了。
  “那个年月,就是眼睁睁看着亲人饿死也无能为力。家中更小的弟弟妹妹们,饿得整天无精打采地呆坐在院坝里晒太阳,一动不动,只要听到食堂开饭的钟声,就都猛地跳起来蹿向食堂。”
  “那时还有一种东西叫做‘观音土’,实际就是地里的一种白色粘土。很多人为一时充饥,不顾后果吃下这种白泥,堵塞了消化道,无法大便,不少人因此被活活憋死。当时我们家属于南部县盘龙人民公社十五大队,以我所在的大队为例,1958年统计共有625入,到1961年公共食堂撤消以后统计为421人,减少约200人,其中死亡约150人,其余的人,基本都逃往新疆去找饭吃了。”
  赖思强熬过了那段饥饿的日子,可能是因为年轻,他说,“1958年我16岁,身高16,体重90来斤,到了1961年,剩下60斤。我的二弟,水肿病一消就只剩下皮包骨。当时每人每天配给口粮只有25钱,一家人从公共食堂舀一大桶有少许米粒的清水汤回家喝下,家中的长辈都是尽量让自己的孩子们多吃点,可以说,父母是牺牲自己来保全我们的性命的。到1961年底,情况就有所改观了,等到中央召开了七千人大会,就撤消了公共食堂,允许农民耕种一定面积的自留地,允许自由市场交易,情况也就逐渐好转起来。以前偷吃过东西的人,在七千人大会之后被纠正为‘拿摸’,不定为‘盗窃罪’,也不予追究了。”
  地处西北的青海省死了多少人,没有具体的数字。
  1960年,西北局第一书记刘澜涛向总书记邓小平要求派年仅43岁的公安部副部长王昭去任第二书记兼省长。“王昭同志到达青海时,正是春耕大忙季节。但是从湟水之滨走到黄河两岸,地里看不到人迹,村里看不见炊烟,一片荒凉肃杀景象。”王即向中央报告“要求中央火速调拨粮食,先把人畜死亡的问题煞住”。(1985212《人民日报》)
  湖南全省的饥荒状况不难想象,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刘少奇的姐姐的儿子,就是饿死的。刘少奇主席在19614月曾回湖南宁乡老家做调查,当地干部在被饥民剥掉树皮的树干上涂上黄泥,再用稻草裹住,掩盖实情。
  前中共中央总书记*1960年一度下放到毛泽东的老家湘潭兼职任中共湘潭地委书记,冬天回京,为了是否将饿死人的实情报告给毛泽东而踌躇了一整夜。
  连地广人稀的粮仓黑龙江省,也不例外。譬如黑龙江望奎县在1959年有1000人非正常死亡。1962年,黑龙江省城市居民每月每人粮食定量减到二十四斤。农村粮食普遍不足,尤其受灾地区,入春以后几乎没有粮食吃,人们主要靠野菜、野果、树叶、植物的根茎充饥。
  三年大饥荒前夜,中国曾有两句家喻户晓的民谣:“共产主义是天堂,人民公社是桥梁”。1958年,全国各地“高产卫星”不断升空,老百姓们以为“共产主义天堂”已经近在咫尺,转眼之间,中国百姓面对的竟然是噩梦一场。
  三年大饥荒,中国到底饿死了多少人,至今没有一个准确的数字。
  因为极左路线的干扰,困难时期,我们没有做过全国范围的人口普查,正如新华社高级记者、原《农业日报》总编辑张广友先生所说,当时连“饿死人”这样的说法都不让提,怎么可能去统计死亡数字呢……于是,后来的学者专家们,均是根据195319641982年仅有的三次人口普查的资料,加上其他参考数据进行推算。
  1985年出版的《中国统计年鉴》显示,1960年比1959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万。中央党史研究室编著的《中国*的七十年》载:“据正式统计,1960年全国人口减少1000多万”。
  西安交大蒋振华教授在1986年和1987年,与李南先生共同发表两篇文章。他们利用195319641982年人口普查的报告数据,及1981年人口寿命表,得出中国历年人口出生率和死亡率,据此,再估算出历年的死亡人数,再减去正常死亡人数,所得即非正常死亡人数。他们经研究、推算认为:三年大饥荒,中国非正常死亡人口大约为1700万。
  但党史专著(《曲折发展的岁月》,丛进著)有载,“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在四千万人左右”,书中说:“按照当时出生与死亡相抵后2%的人口净增长率推算,正常情况下,1961年总人口应比1959年增加2700万人,两者相加,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000万人左右。”
  1989年科学出版社出版的中国科学院国情分析研究小组所著的《生存与发展》一书认为“按保守的估计,因营养不良而死亡约1500万人”。
  1993年,上海大学金辉先生采用了完全不同的分析方法。他以中国国家统计局发布的人口统计数字为依据,指出:19601961年,中国人口净减少1348万;又按照中国政府公布的出生率,推算出1960年和1961年的出生人口合计为2568万。然后拿19561957以及19621963年平均死亡率,作为19591961年的正常死亡率,估算出此两年中正常死亡的人口约为1395万。按“金氏公式”——出生人口-正常死亡人口+总人口减少值=非正常死亡人口,那么三年之间,中国大陆的非正常死亡人口不低于2791万。
  金辉认为,总人口减少值,也不可靠,因为乡村人口锐减的同时,城市人口仍然是增长的。扣除城市人口增长数,中国农村非正常死亡的绝对数字,就比统计意义上的全国非正常的总数还要多出680万。将总人口减少值修正以后,三年灾难中,中国农村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可能达到3471万。
  1994年红旗出版社出版、吕廷煜所著《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四千万人左右。”
  国家统计局原局长李成瑞发表的《“大跃进”引起的人口变动》中计算,非正常死亡人口是2158万人。
  上海交通大学历史系主任曹树基先生,在《19591961年的中国大饥荒人口死亡和成因》中,采用了人口学和历史地理学的方法,以县级政区为基础,以虚拟的“府”级行政区为单位,重建19591961年中国各地非正常死亡人口数。曹先生的计算结果表明,19591961年,中国的非正常死亡人口多达3250万。
20059月,中国民政局官员在新闻发布会上说:“三年自然灾害”的数字“我们不掌握”,由此看来,中国三年大饥荒的死亡人数问题,恐怕要交给历史学家们了。
读到以上这些文字资料,我惊呆了。
这次游历河南驻马店时,当地人总会说起“信阳事件”中的大饥荒,也有人会说起他们熟悉的人中饿死的故事……
那是1959年冬至1960年春,发生在河南省信阳地区的饿死一百多万人的惨痛事件。这个事件是中国三年(19591961)大饥荒(因为其惨烈的程度而被《世界吉尼斯记录大全》列为世界上最大规模的饥荒)的缩影。
195810月起,大部分公共食堂断粮停伙,群众开始逃荒,饿死人事件相继发生,出现了断粮停伙,农民外逃,饿死人等严重问题,虽然人民(包括省、地、县、社许多领导干部)对这一切心知肚明,就是没有人敢讲真话。在庐山会议精神“鼓舞”下,省、地委又把交不出粮食定性为“阶级斗争”在粮食问题上的反映,在全区掀起了“反右派”斗争,先后又有一万多人受到批斗,有3300多名党员干部受到处分。农民为活命外出逃荒,地委又下令把外逃群众当作“阶级敌人”和“流窜犯”对待,到处设卡拦截,当年冬季共拦截收容46万多人,其中有不少人被打死、饿死在收容站内。有的人饿急了,偷杀吃了牲畜,被发现了一律按破坏生产定罪。全区逮捕2000多人,其中有判死刑的,有被打死的,有饿死在狱中的。同时,地委还责令邮局对发往中央的信件一律扣留,被扣下的信件有12000多封,被追查出的寄信人,受到了残酷批斗和处理。可怜的百姓们,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逃不出去,信寄不出,只有活活饿死床头,倒毙路边。
19601217光山县委《关于“民主补课运动”的初步体会的报告》中称:“这是全县几十万人民从未有的一次大惨祸”,“死亡人数25万,死绝的户数就有5647户。城郊公社高店大队吴围子小队120人中,饿死72人,占总人口的60%16户死绝。北向店公社李大畈大队被打死、饿死1503人,占总人口的62.6%。”当时的光山县“房倒屋塌家徒四壁,一贫如洗、人人戴孝,户户哭声”。
此外还有一种死亡:195911月到19607月,信阳地区在“反瞒产”追逼粮食中,正式逮捕1774人,其中36人死于狱中;拘留10720人,有667人死于拘留所中,死因不明。为活命外逃被拦截收容的45万多人中,有多少人死于收容所中,无从得知。类似事例很多,但无法统计出总体状况。
在当地民间记忆中,“信阳事件”和大饥荒被叫做“过粮食关”。这有两种含义:在“反瞒产”中被打死、逼死和死于监狱、拘留所中的基层干部,没有闯过“粮食关”;被饿死、被吃掉的老百姓,没有闯过“粮食关”。
“信阳事件”曝光后,毛泽东在中纪委写给党中央的报告中批示:“信阳出的事件是反革命复辟,是民主革命不彻底,需组织力量进行民主革命补课。”于是,中央从中直机关和国务院各部委抽调得力干部452名,河南省委从省直机关和外地市抽调骨干1844名开赴信阳。河南省委决定改组信阳地委领导班子。新地委组成后,又从地直各部门挑选骨干1483人,组成了近3800人的“民主革命补课运动”大军,开赴各县市……
原本到驻马店来只是看看转转而已,当听闻了这些事后,才知道驻马店原属于信阳专区,也属于大饥荒的重灾区。这么多年过去了,从一份资料中看到驻马店现是河南最贫困的地区。当我漫步在这座城市之际,又听报道说这里的市委书记落马了。我居然不知道该怎么评价这座城市了。这里曾是中国第一个人民公社的诞生地,甚至还是上古时代盘古开天辟地之处,一切都是那么地荒诞。伏羲曾在这里创造了八卦,或许说这里的根与其说是盘古,还不如说是八卦为好,因为这里的历史会让人看不懂真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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