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第三节 中国近代航空史上首次环全国长途飞行

沈阳先生　撰稿

民国初期，因国内长期政治动荡，各地方各自为政，购入的飞机和组建的航空部队甚为复杂。然而，就是在那个时代，作为中国航空发展起源地的广州，又创造了中国近代航空史上颇具传奇色彩的业绩，那就是进行了第一次环中国长途飞行。

民国十六年（1927），国民政府奠都南京，粤省当局，继续添购飞机与训练人才（其时李济深以国民革命军第八路总指挥名主义持粤省军事政治），原广东航空局改组为航空处。初以林伟成为处长，嗣因林伟成以事去职，改以张惠长、陈庆云为正副处长。三人均是在美国学习航空后回国的。周宝衡为空军学校校长，续招第三期飞行、机械两班学生（飞行分甲乙两班）。黄光锐、杨官宇分任空军第一、第二两队队长。

为加强机队实力，同时海外华侨及民众团体联合成立“航空协进会”，会址设有在空军所在地的大沙头，以协助促进空军建设的进行。

民国十七年（1928）冬，张惠长、陈庆云两氏，为求唤起普遍提倡航空救国起见，乃发起环全国南北长途飞行。当年国内航空设备异常简陋，更无气象之预告可言，此类长途飞行，殊属冒险，但张陈两氏仍毅然为之。

广东航空处用中华航空协会第二特区(广东区)名义向美国瑞安飞机公司购入当时较有名的瑞安B-5型“四轮马车”(Brougham)5座单翼飞机水陆型各一架。

当年夏天，飞机运达广州装配，陆上型命名为“广州”号，水上型命名为“珠江”号。经熟练后，决定筹措长途飞行创举。日期决定后，即将飞行所经降落地点路线发电通知各地，予以合作。

首航机“广州”号由张惠长为机长，与第二队队长杨官宇、航校教育长黄毓沛、随机机械师杨标组成机组。

1928年11月11日，“广州”号在广州大沙头机场起飞，到机场欢送的有黄绍、陈策、马超俊、陈庆云等12位官员及航校员生，飞机修理厂全体员工，中外各界社团来宾数百人，场面极为隆重。登机前，黄绍还与张惠长合影留念。

8点15时，“广州”号起飞。接着，陈庆云与周宝衡合驾另一架飞机护送至韶关，“广州”号便向第一站汉口北飞，飞机以每小时133千米速度飞行，中途曾遇恶劣气候，直到14点30分降落武昌附近的南湖机场。

11月12日，适逢孙中山先生诞辰，本拟用一架法制布雷盖-14B2“上海”号轻轰炸机共同作一次升空表演，然后直飞南京，但因天气恶化而取消了活动。当天武汉航空界与各界人士宴请于杏花楼。另外，国民党武汉政治分会主席李济深于13日17时，委托国民革命军参谋长张华辅代表他在政治分会礼堂设宴款待，并代表李宗仁致欢迎词。出席宴会的有张知本、胡宗铎、夏威等人。会上赠送了题有“列子御风”、“天马行空”、“云重天际”的锦旗。

11月15日9时50分，“广州”号飞往南京，13时30分降落南京明故宫机场，受到国民革命军第五路军总司令冯玉祥将军和从广州专程赶到的李济深，以及孙科、吴铁城、何应钦、古应芬、葛敬恩、张静愚、邓家彦、凌鄂荪、邓建中、曹宝清等当时南京政府军政界头面人物及各界代表数百人的热烈欢迎。冯玉祥代表国民政府，孙科代表国民党中央党部，李济深代表中华航空协会中央执行委员会各致欢迎词，场面空前热烈。

17日14时，南京各学校、社团及军队约5万人，与南京政府各部门、南京市政府、江苏省政府在明故宫机场召开盛大欢迎会。到会要人有胡汉民、戴传贤、陈果夫、张群、薛笃弼、熊斌、张静愚、叶楚伧、何玉书、张希骞、何成浚、刘纪文等。会上先由胡汉民致词，戴传贤发表演说，后由张惠长报告飞行经过及飞行计划，随后亦由张静愚、刘纪文发表讲话。会上还发给张惠长机组银盾、银鼎等纪念品。会场悬挂的宣传标语有：“飞行是促进国利民福的第一武装”、“总理说：飞上天都做得到，何事不成？”(总理即指孙中山)、“此为中国空军建设努力的表现”、“举国一致迎头赶上世界最新之文化”等等。会场中央停放着“广州”号，并由两架苏制P-1M5型侦察/轰炸机“中山-1”号、“中山-2”号和一架法制布雷盖-14B2轻轰炸机“民权”号伴随，供群众参观。会前曾先由“广州”号凌空散发红白色宣传“航空救国”的传单。

11月19日，“广州”号离开南京飞往北平。当接近北平时遇大雾，傍晚时分迫降于河北廊坊。当时等候在南苑机场的军政官员、各界人士只得回城。次日9时30分，“广州”号才由廊坊飞往北平，抵达时曾在北平上空绕城飞行四圈，然后安全降落。机组成员在北平受到热烈欢迎，并游览多日。

11月26日晨，飞离北平。当天下午降落奉天(现沈阳)。当时，奉系统治东北，仍沿用北洋时代的旧国旗五色旗，而“广州”号的机翼、垂尾均涂有国民党的飞机标志，东北当局能否接受，尚无把握，没料到竟受到张学良为首的东北航空界人士及当地政府官员的热烈欢迎。

其时东北在张学良主持下，尚未归附国民政府，但张惠长竟驾机飞临东北，降落沈阳，张学良及东北军民首次得以看到党国旗，发生良好印象。事隔不久，东北宣布易帜。这次飞行实际上成了张学良和平易帜，东北归附国民政府的先兆。

12月1日，“广州”号飞离奉天，于15时21分到达天津，降落东局子机场，受到傅作义将军为首的各界及天津两广同乡会的盛大欢迎。

12月4日，“广州”号离开天津飞抵上海。于8日与另一架长途飞行的“珠江”号会合。上海军政各界与国际友人均到机场迎接。另外，机组成员的三位夫人也预先到达上海迎接。

12月17日9时，“广州”号携带纪念长途飞行邮件回航广州，途中因天气不佳，便在南昌降落停留一宿。次日9时离南昌飞回广州。14时安全降落起飞点大沙头机场，所携带的邮件均盖有12月18日14时的邮戳印。

这次飞行全程约5600千米，当飞回广州后，南京政府航空署署长熊斌及副处长张静愚随即发电广州航空处祝贺，电文如下：

“广州航空处张处长及杨黄两同志钧鉴巧电敬悉诸同志此次作全国长途飞行实开我国航空界之新纪元天马行空长风万里厥功告竣举国腾欢特电复贺祝鸿勋熊斌张静愚叩个印”

当“广州”号飞往上海前，广州航空处又派出同型水上飞机“珠江”号由陈庆云任机长，随同黄光锐、周宝衡驾驶，并由机械师梁庆铨随机，沿海岸线作另一次长途飞行。

行前，先由李济深电告南京航空署，后接两复电：“广州李主席任公勋鉴艳电敬悉贵处派珠江号水面机由陈周黄三同志驾驶作第二次长途飞行，实开我国航空界之新纪元无任钦仰属时当竭诚欢迎谨此电复熊斌张静愚叩东印”。“国急广州第八路总指挥部航空处勋鉴感电奉悉贵处珠江号水面飞机由陈副处长领航作第二次国内长途飞行开吾国航空界未有之新纪元凌西欧欢慰无量除由敝署筹备热烈欢迎外并电知上海警备司令部市政府及航空协会照料一切矣特复熊斌张静愚俭印”。

“珠江”号起飞前，李济深与陈庆云曾在机旁合影留念，该机沿海岸汕头、福州、杭州、宁波，于12月8日在上海与“广州”号会合后，12月20日向西南方向回航，经汉口于23日飞抵长沙，30日飞经桂林、梧州，于当日飞返广州，飞行全程3560千米。

这两次飞行曾飞越广东、广西、湖南、湖北、江西、安徽、江苏、山东、河北、辽宁、浙江、福建上空。

当两架飞机回到广州后，广东各界召开庆祝大会，会后举行盛大游行，队伍长达数华里。

这次长途飞行的飞机是1928年美国瑞安飞机公司的一种5座小型运输机NYP-2 B-5型，副名“四轮马车”(Brougham)。当时还没有无线电通讯设备，飞行前是靠前站事先提供预测气候情况，如遇到突发的恶劣天气只能迫降，靠驾驶员自行应付，更谈不到地面导航，只能按飞行速度计算飞行距离和必要的地面特点目测校正航线，作为长途飞行是带有一定的冒险性的，因此这次长途飞行曾惊动中外航空界，同时也属于中国当时开辟民航航线的预测。

在这次长途飞行影响下，不久交通部和广州开始办理民航航线，更重要的是对宣传航空教育和中国航空业发展有一定的影响。

这次飞行受到政府各部门的重视，12月7日国民政府明令嘉奖，除蒋介石外，所有当时军政要人均参与了此次活动。

张陈两氏环飞全国成功此一壮举，在当年来说，是我国环飞全国的蒿夭，也是当年亚洲各国作如此长途飞行的创举，中外瞩目，引起全国航空热，一时为之风起云涌，而提倡航空救国的宣傅，极获普遍的成功。

第二章第二节 广州空军无役不从

沈阳先生　撰稿

　　在广州空军驾机参加讨伐陈炯明盘踞东江叛乱过程中，当年最为人所乐道的是中山先生亲身赶上最前线，在广州近郊石龙，躬冒弹雨，指挥陆空军于万分危机之际，击退陈军逼近广州，反败为胜。

民国十二年（1923年），其时中山先生已亦任大元帅，帅府设有广州河南，桂军沈鸿英率部万余，驻在广州近郊“石井”方一带，对革命政府阳奉阴违，居然与北方军阀政府勾结，突然举兵作乱。

革命政府以事出仓卒，危险万分，一时未能立即调动陆军应变，乃立即由杨仙逸指挥空军，与陈庆云等驾机出动。

首先飞向叛军司令部投弹轰炸，同时更输番向叛军各部队施以轰炸及扫射。沈军一时受威胁，为之惊惶失措，军心因之摇动，全军之行动，因之有所阻滞，因而我陆军部队得以乘时迅速调集赶及应变，陆空军协同向之进攻，而乃迅将沈军击败。

沈鸿英星夜率部离粤退下走广西，革命政府得以转危为安。

此一革命空军，以后继续参加革命军事上的行动，多所发挥，如民国十四年（1925）参加国民革命军二次东征，彻底消灭陈炯明多年盘踞东江的顽抗，收复惠州。继又参加歼灭反革命佣兵自雄的邓本殷，收复海南岛。

至此完全统一广东，奠定国民革命的基地。

以此言，这一革命空军，当年对于参加革命军事行动诸战役，无役不从，史实俱在。

当民国十二年（1923），杨仙逸率领飞机队参加讨伐陈炯明，不幸于是年九月二十日在东江博罗检视水雷，一时失慎爆炸，当堂殉难。其时，中山先生亦正在东江指挥军事，忽然听到这一噩耗，恸痛不已，为之坠泪。

据孙中山之副官马湘，多年前发表其回忆之谈话有云：“当时孙先生听到杨仙逸死难，顿足而恸曰：仙逸死矣！仙逸死矣！为之滴下眼泪。”

事后，中山先生以杨仙逸倾散家财，协助创办革命空军，功在党国，除由革命政府明令褒扬外，复明令以杨仙逸殉难那一天为“空军纪念节”，并在杨仙逸原籍香山县（后改为中山县）成立仙逸中学校，用资纪念，以励来兹。

第二章第一节 孙中山求谋广州空军擘划及飞行邮票设计

第二章　

广东空军之发展

 　　　　　　　　沈阳先生　撰稿

第一节　

孙中山求谋广州空军擘划及飞行邮票设计

　　孙中山在广州一直求谋于建设空军的擘划，他对“航空救国”有着执着的坚持和想法。

　　民国十年（1921），革命政府为彻底消灭陆荣廷的军阀集团起见，出师入桂讨伐。此一段，空军方面，由张惠长、陈庆云两氏率领航空队，进驻肇庆，参加作战。在陆协同之下，完全将陆荣廷全部军阀集团击溃消灭，收服广西全省，归置于革命政府之下。孙中山乃驻节桂林，统筹出师北伐。无如，嗣因陈炯明在广州叛变，孙中山乃不得不回师东下返粤。此时陈炯明则率部退据东江惠州。

　　民国十一年（1922）孙中山命令成立“航空局”以杨仙逸为局长，积极发展空军，加强革命军事行动。因为自陈炯明叛变后，广东各地继续有反革命的武装势力存在。其时中山先生眼见这一革命空军的艰难创立，着事有赖于杨仙逸之致力为多，所以当年就有誉杨氏为革命空军之父的赞言。

当年革命政府财政困难，空军人员，没有什么待遇可言，完全是为着革命而奋斗，安之若素，尤以杨仙逸始终未有接受过政府待遇。而孙中山亦以革命子弟亲切之情善视他们。尤以杨仙逸殚精竭宪，废枕忘餐，求谋于建设空军的擘划，更深嘉许。

杨仙逸除具有湛深的飞行技术外，对于飞机工程学、机械学以及研制炸弹的各种技能，均有相当学识。他并自制了飞机一架。其时他聘有美籍飞机工程师WILD与机械工程师COLWELL两人，俱是其父私人出资所聘用。

孙中山的“航空救国”思想其实承载了他的航空梦。从孙中山亲自设计的邮票中也可看他的梦想。

走进台湾的台北孙中山纪念馆，去了解一桩关于孙中山先生“设计辛亥革命纪念邮票”的鲜为人知的史实，并欣赏该馆的“镇馆之宝”——两枚由孙中山先生亲自设计的辛亥革命纪念邮票，就可以看明白他的梦想是什么。

1912年元月1日，南京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成立，随即决定发行纪念辛亥革命的“中华民国”邮票。从《孙中山日记》中知悉，孙中山亲自参与了邮票的设计，他在日记本上进行了设计工作。后来在邮票设计方案讨论会上，大家通过了他的方案，即：首次发行的邮票为两枚，一枚为纪念邮票(孙中山日记上将其称为“特别邮票”)，另一枚为普通邮票（孙中山日记上将其称为“平常邮票”）。会后，所有会议出席者在该页日记的反面签名，孙中山将此页日记撕下，交秘书唐文照办理。

这两枚邮票，其一是正方形、翠绿色的纪念邮票，入票主图为孙中山总统人头像，并有“中华民国元年”汉字和“Republique Chinois”（中华民国）的法文(法文是万国邮联约定的公用文种)，像的左右两侧是“光复纪念”四字，面值三分。这枚邮票的设计，可以看到孙中山“定一为尊”的理念，总统设计邮票是罕见的，总统设计的邮票又将自己的头像定为入图主角，更为罕见。

孙中山设计的另一枚是正方形、褚石色的邮票，入票主图为飞机图，以及“中华民国邮政”文字和“Republique Chinois”的法文，面值五角。总统像纪念票和飞机图普通票，当时都有试制样票。样票是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制的，采用凹版母模直接印在道林纸上，不打齿孔，四周留有较宽的白边。

为什么孙中山要以“飞机”作为第二枚邮票的主图呢？这反映了他的航空救国思想。孙中山一生强调的是武装斗争，他认为飞机是最具杀伤力和最代表先进科学。二十世纪初，飞机还很少见到。孙中山把象征科学文明和武装力量的飞机图印在邮票上，使自己的“航空思想”能为民众所知，从而激励航空发展，振兴中华民族。

其实，以飞机作为这枚邮票主图，还与孙中山特别喜欢飞机有关，有史实为证。

1914年，孙中山筹划培养国民党空军人才，在国民党驻美洲总支部部长林森的募捐，及旅美华侨杨仙逸的协助下，“中国国民党空军学校”在纽约寇提斯飞行学校内成立。首期招募的20名学生里便有后来著名的空军将领黄光锐。

　　孙中山先生经常到校视察教育情况，提出“飞机将是未来战争决胜的武器”的先进国防思想，并以“航空救国”的道理砥励学生。

1917年孙中山护法南下，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杨仙逸偕同20名飞行员回到羊城，孙中山于广州东郊濒临珠江之大沙头开辟水陆飞机场，以杨仙逸为队长，这是孙中山正式创办革命空军的开始。

发展中国空军只靠决心还不够，还需要一次又一次的失败与经验累积。

终于在1923年7月，航空局长兼飞机制造厂厂长杨仙逸仿造J.N.-4型飞机主持设计制出第一架中国本土飞机。这架飞机，是中国第一架的轻型侦察机，时速可以达到120公里。其实这架飞机的机身是三夹板的，机舱有两个座位，没有舱盖。

1923年7月，孙中山与宋庆龄去视察广州飞机场那一天，这架飞机进行试飞，杨仙逸特地邀请孙中山夫妇到场观看。孙中山、宋庆龄在广州主持了新机试飞典礼。

据说，试飞仪式上，孙中山先生环顾左右的官员，问谁愿意随机试飞，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出人意料地应声而出。

飞行员黄光锐便为她戴好飞行帽和护眼镜，两人随即登上飞机。马达轰鸣，飞机沿着跑道滑行一会便腾空而起，在羊城上空转了几圈，然后徐徐降落，机场上立刻掌声四起。孙中山先生更是在机场亲书“志在冲天”的横幅赠送杨仙逸，以示表彰。

试飞后，宋庆龄坐在机舱内摄影留念。孙中山便建议将这架飞机命名为“乐士文”号，这是宋庆龄的英文名字。这张宋庆龄坐在机舱内的照片很快便发表在报纸上，反响强烈。所谓“乐士文”其实是取自太太宋庆龄的英文名字Rosamonde，意为“玫瑰世界、美好前程”。

孙中山虽不谙飞机驾驶术，但乘坐飞机最感兴趣，不时偕同夫人宋庆龄同坐升空，遨游天际，他且又不时乘坐飞机观察敌情。他所惯乘的座驾机，可惜没有留存下来，否则成为今日很宝贵的纪念品。

令人遗憾的是，政治风云突变，由于袁世凯篡政窃国，大总统易位，致使孙中册设计的这两枚邮票只有样票，未能正式发行，也不为世人所知。虽然从早期文献资料中可查到相关文字记载，但是都没原图刊登。

数十年来，海内外几代收藏家都未放弃过搜寻，这套未发行的邮票就成了寻无觅处的稀罕奇珍。后来，在台北孙中山纪念馆密藏的中山堂历史档案中，人们找到了这组珍邮，并对外展出。于是，在关于辛亥革命的纪念物什中，又增添了这两枚邮票；而孙中山先生，也成为了世界上第一位亲自设计邮票的国家元首。

　　虽然孙中山一直求谋于建设空军的擘划，但是他对“航空救国”执着的坚持和想法，在实践过程中却阻力重重。

第一章第五节 林伟成和海内外航空青年培养举措

沈阳先生　撰稿

孙中山以发展空军，首重人才，而这一计划亦是杨仙逸生前的积极主张。　　

粤军回粤，重奠革命政府后，其时杨仙逸以空军人员及飞机，急不容缓的须加补充。惟其时环顾情境，革命政府确属财力困难。然他是有抱负，有毅力，有气魄，深具热诚的革命空军青年勇者，抱定宗旨，决心为党国继续发展这一革命武装的空军，而为中山先生分担责任起见，乃得到中山先生的赞成。

于是杨仙逸于民国九年（1920），将广东空军的台事物，交由张惠长、陈庆云几位主持，他个人即回檀香山，徵得其父的赞助，乃出其父私人财力，罗致国内外有志于航空的一班青年，集中美国（约三十人），送入美国航空专门学校，施以飞行、机械各种航空技术训练。

出钱出力，苦心孤诣，卒使这一班青年完成所学。

人才暂时的补充后，还要有飞机的补充，这又谈何容易的一椿事？但是杨仙逸秉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的誓言，于是再后商得其父的同意，尽倾了所有资财产，以及其叔父的部份资财以从事。其父因倾家捐献发展空军而告破产（他是其父的独生子）。

由于杨仙逸的热心提倡捐机运动，各地华侨受到感动，也就竞相踊跃捐助，以助他的成功，于是就在美国购了一批飞机。

林伟成出生于1902年，广东博罗人。林伟成于1920年底在美国学医，后弃医随杨仙逸在檀香山华侨集资创办的图强飞机公司下属飞行科学习飞行技术。并在杨仙逸指导下学习航空技术。由杨仙逸一手训练完成的航空青年还有：黄光锐、杨官宇、陈卓霖、周宝衡、胡锦雅、吴顾之、李逢煊、邓亮、邓佐治、林安等。

林伟成、黄光锐等于民国十一年（1922）学成回国，连同人机带回广州献给于孙中山先生。

林伟成回国后，于1923年在大元帅府航空局组建的中山航空队任第二飞机队长。

其时在英、美、德、法、日各国的其他学习航空的华侨青年黄秉衡、林福元、关荣、陈秀、胡汉贤、陈友胜、聂开一等多人也陆续回到广州投效革命空军阵营服务。咸愿相随杨仙逸领导。中山先生为之喜出望外。

1923年8月，蒋介石以总司令名义，电令黄秉衡率飞机3架前往衡阳，另组航空处。

民国十三年（1924）成立空军学校于广州，以宏造就，寄以莫大的期望，不时莅校训勉。林伟成出任航空学校校长。

蒋介石并派陈庆云、黄秉衡、关荣、胡锦雅诸氏同负责训练。该校第一二两期学生，多由黄埔陆军军官学校，第一二两期学生转学而加入学习航空的。这便是中山先生所手创的空军学校，亦即是我国革命军人才卵育开始的摇篮（第一期毕业后，政府即选派王淑铭等多名前住俄国进入俄国空军学校再求深造）。

孙中山于民国十国年（1925）逝世后，民国政府成立于广州，秉承遗志，对于革命空军继续发展。其时留英美德法日各国的航空华侨，丁纪徐、黄毓沛、黄毓铨、谭秀、刘植炎、方景山、谭颂云、周诚、吴建文、蔡钳等众多航空各部门技术人才，也络绎的回到广州投效空军服务，人才日众。

1925年林伟成任航空局军事处处长并兼任总务处处长。11月，林伟成受命与陈卓林一起去苏联考察航空和洽商支援飞机事宜。

1926年7月，国民革命军在广东誓师北伐，航空局改组为航空处，林伟成出任航空处长，张静愚仍任党代表，陈卓林为北伐飞机队队长。航空处隶属于国民革命军司令部。

林伟成奉命率领航空队参加国民革命军北伐，进驻湘赣，颇获战绩。当时航空处率领由苏联顾问驾驶的陆机3架、水机1架赴前线助战。空军参加了北伐军击溃吴佩孚，攻占武昌、南昌等诸次战斗。

而最先在广州的张惠长、陈庆云等的第一批人员，遂乃一致同心协力的继续共同发展这一革命空军为职志。

关荣早年在美国空军服役，曾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他此次回国并携有飞机两架、装箱船运回粤，献给中山先生。

1927年1月，张静愚任广东航空处代理处长后，旋奉命由前方回粤。同年3月林伟成从广州起程前往苏联再度洽谈援助飞机。

林伟成同时率领部份空军人员黄光锐、杨官宇、周宝衡、丁纪徐、刘植炎、黄毓沛、黄毓铨以及广东空军学校第二期毕业学生毛邦初、张廷孟、龙文光、陈兆机、林理甫等前往俄国考察军事航空，以加强发展我国军事航空的借镜。

民国十六年（1927），林伟成率领的部份空军人员等从苏联考察完毕，回到广州。

其时，空地勤干部黄光锐、周宝衡、杨官宇、丁纪徐、黄毓沛、黄毓荃、刘植炎、梅龙安、叶以芬、梁庆铨、李槐、杨标、马季鲁、陈兆机，以及二期毕业生毛邦初、张廷孟、龙文光、陈兆机、林理甫等5人则继续留在俄国，进入俄国空军学校深造。

毛邦初、张廷孟、龙文光及后完成深造学毕，他们与五叔铭等则直接回到南京中央空军服务，而成后来主持中央空军的主要人物。卢维溥则接任飞机修理厂长。

林伟成则又转往法国，添购飞机多架回粤。

1931年初，林伟成赴广西办航空，是年冬任广西民航局长。同年10月广西民航局改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部航空处，改任处长。

1934年4月，航空处另成立广西航空学校，林伟成兼副校长，9月任校长。

1936年6月任国民革命军空军第二路军副指挥官，不久调任国民政府航空委员会参事。

1937年5月19日林伟成受任“中航”副董事长兼第五任总经理。上任不久，爆发了七七事变，发生了八一三淞沪抗战，负责担负抗战期间的军用物资运输。

1938年3月林伟成回航空委员会任训练处处长。

1939年1月任航空委员会训练副监兼教育处处长。后任航空委员会参谋处处长，驻印度办事处处长。

1943年林伟成任航空委员会参事。

1945年6月28日林伟成晋升空军少将。

1946年6月任空军总司令部咨议室首席咨议官。

　　1947年11月28日，林伟成由杭州空军学校乘吉普车去潜山打猎，因车祸去世。

第一章第四节 广州大元帅府航空局长陈友仁

沈阳先生　撰稿

在研究中国人民的抗战历史中，不可忽略民国时期的对日空战，更不能忘却那些鹰击长空而为国为民牺牲的蓝天英烈，还有那些曾经与日寇战斗的民族英雄和海外空中将士。

研究民国时期的对日空战，仍然先得从杨仙逸说起。

杨仙逸(1891-1923)，字学华，号铁庵。 汉族广府人。

杨仙逸原籍广东香山县北台乡 (今中山市南区北台村人)，出生于美国夏威夷。1910年，加入同盟会，随后考入哈佛机械系，学习机械及兵器制造技术，是中国近代航空事业的先驱，其被誉为“中国革命空军之父”。国共党史皆作认同。

孙中山坚定地提出了“航空救国”思想，在他的思想主张和实际运作中，杨仙逸于1919年奉孙中山令往福建漳州筹备组织我国第一支飞机队，并充任总指挥。随后率机队投入作战。

1923年2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大元帅府，任命杨仙逸为航空局长。随后又筹办了广东飞机制造厂，杨仙逸兼任厂长，并亲自领导航空和飞机制造工作。杨仙逸领导制造了中国第一架飞机“乐士文”号。

1923年9月20日，为攻打军阀陈炯明，杨仙逸检查水雷时不慎爆炸，壮烈牺牲。

1923年10月，杨仙逸遇难后，孙中山改任陈友仁为航空局局长。

陈友仁(1875-1944)，祖籍广东兴梅地区，出生于中美洲英属西印度群岛的特立尼达。

1911年，陈友仁和往年一样，离开特立尼达岛，去伦敦度一年一次的假。在那个偏僻的孤岛上，他是个颇有社会地位的富足律师，有产业有别墅，有妻有子，但他总觉得那里天地狭小，要感受更广阔的世界，还是需要去伦敦。

在伦敦，他遇到了老朋友菲利普·陶与伍连德博士。这时候，辛亥革命的消息刚刚传到伦敦，三人虽然从未回过中国，也不会说一句中文，却在心底深处始终认定自己是中国人，对中国的事情从来都是关心有加。三人越说越兴奋，一激动，下了一个平生最大的决定:回到中国去。他甚至连家都没回，义无反顾地去了中国，说做就做，这倒符合他果断的性格。

不知道这算是陈友仁人生的必然选择，还是一种宿命的安排?这一去，就改变了他的一生，他的职业从律师变成了报纸编辑、革命者、外交家，也让孙中山多了一个亲密战友和助手，让国民政府中多了一个出色的外交部长。

华侨遍布世界的每一个角落，此言不虚。无论是在哪里，中国人的家国观念始终如影随形，挥之不去，无处不在无处在，是融化在血液里的东西。尽管在此之前从来没有回过中国，但陈友仁似乎从来没有把自己与中国分割开来。这么强烈的感觉，多少与他父亲有关。他的父亲曾经参加过太平天国运动，辗转流落到特立尼达岛之后，仍然忘却不了旧国旧事，一直对儿子说起从前，这种言行对儿子起到了潜移默化的作用，终于一有机会，陈友仁回归到了中国。

陈友仁刚回中国时的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能栖身在北洋军阀政府里，他办过一段时间报纸，渐渐以文得名，与孙中山走到了一起，此后的生涯也一直与这个名字分不开。

从时间上来看，陈友仁1918年才开始追随孙中山，时间不算早，但他得到了孙中山的绝对信任，不仅代表以孙中山为首的南方中国政府参加了巴黎和会，更在此后担任孙中山的外交顾问，参与了孙中山与苏俄特使越飞的会谈，为“联俄、联共、辅助农工”三大政策的提出作了重要铺垫，孙中山的《致苏联遗书》也由他来代为起草。

在陈友仁的生涯中，追随孙中山是一个亮点，另一个亮点就是他的外交成就。都说弱国无外交，但陈友仁偏偏在西方列强面前，显示出了强硬的外交姿态，在中国外交史上写下了彪炳的一页。

在第一次担任广州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期间，适逢举世瞩目的省港大罢工正在进行，这次历史上规模最大、历时最长的罢工以胜利告终，最根本的原因当然是工人阶级的顽强斗争，但也与当时国民政府的大力支持有相当关系。陈友仁一针见血地揭露英国殖民者制造了惨案，自食苦果才引起工人罢工，解决罢工“最少当寻求其直接原因之所在”，迫使英国方面多次与国民政府淡判。在处理省港大罢工的外交淡判中，陈友仁已显示出出色的外交才华，那么，在武汉国民政府外交部长期间，陈友仁书写了他外交生涯最辉煌的一页。国民政府迁到武汉后不久，陈友仁便约见英国公使，要求废除不平等条约，收回租界等等。而1927年初发生的英军刺伤群众的事件，陈友仁立即向英国提出抗议，“须于二十四小时内撤出水兵，由中国政府派队进驻英租界，否则再有其他事件，概不负责”。他与英方先后进行了16次谈判，最终收回了汉口、九江租界，这是中国人民通过革命运动和外交途径，在废除不平等条约的条款中，第一次取得胜利。

当时的上海，由军阀孙传芳控制的《申报》在这段期间，几乎每天都可以看到陈友仁的名字，有人甚至称武汉国民政府为“陈友仁时代”。

1933年，陈友仁参加福州事变，任福建人民政府外交部长，后流亡巴黎。1938年回香港参加抗日活动，香港沦陷时被日军拘禁押解到上海，多次拒绝参加汪伪政府。1944年在上海病逝。

陈友仁放弃优裕的生活，追随孙中山，推行革命外交，拒绝与日本人合作，事实上，贯穿陈友仁一生的，始终是“爱国”两个字。因此，尽管他不是牺牲在抗日的战场上，他本人也没有参加共产党，但解放之后，中央人民政府把他的遗骸放到了八宝山革命公墓，这算是对他最好的肯定与承认吧。

当年，陈友仁被孙中山改任为航空局局长时，飞机制造厂改组为东山飞机修理厂，厂长一职初为李其苏，不久改派周宝衡接充。年底，周宝衡、黄光锐、杨官宇与陈友仁意见不合，均一度离职转任市公安局交通督察，陈秀继任飞机修理场厂长。

孙中山组织围攻惠州时，陈炯明以飞机空袭防不胜防，乃派遣奸细至大沙头飞机厂场库纵火，烧去飞机和器材一批，“乐士文”号也被焚毁。飞机制造厂因失火焚毁，后迁往东山一皮革厂旧址作为厂房。5年内该厂共制造“羊城号”飞机9架，除发动机是从法、美购进外，机身、机翼均为自己制造。

第一章第三节 空军协战出动飞机粤省撒传单

沈阳先生　撰稿

民国七年（1918年），由于桂系强大兵力的陆荣廷于北方军阀勾结，盘踞广东，孙中山离粤赴沪，着由陈炯明、许崇智统率粤军退驻建漳州，同时杨仙逸亦率领空军退驻闽漳。

民国九年（1920年），粤军由漳州回师，驱使盘踞广东的军阀集团，陆荣廷所部的莫荣新（广东督军）、陈炳坤（广东省长）、谭浩明（广西督军）、马济（桂系主要悍将）。

其时粤军分为两军，陈炯明为总司令兼第一军长，邓铿为参谋长。许崇智为第二军长，蒋介石为参谋长。杨仙逸为空军总指挥。

提起战争，许多人第一时间想到的无疑是枪林弹雨中的生死对抗。但实际上，战争的形式多种多样，拿起军事武器对抗只是其中的一种。与军事对抗的暴力血腥完全相反，有一种战争却悄无声息而又杀人于无形，那便是心理战。

杨仙逸作为空军总指挥，采用了飞机向全粤撒传单的心理战，心理战就是运用心理学的原理和方法，影响敌方的心理过程（认知、情感、意志），从精神上瓦解敌军的作战，又称心理作战。同时也是从心理上对民众进行鼓舞宣传。

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的确有协约国和同盟国双方利用飞艇和气球散发传单，互相实施心理干扰的例子，但这些行动和人员都是临时组织，算不上真正意义的心理作战。

杨仙逸采用飞机向全粤撒传单的心理战，非常成功。

当时广东空军除协同陆军作战外，复以飞机飞向广东全省各县各地散发传单，唤起敌后的四方民众，武装起来参加讨逆。当时广东民众看到如天女散花般在空中散发五色缤纷的传单，尚属初次。当时的传单其中有一款式是写着驱逐“谭陈莫马”的标题。

虽然距今已近百年的岁月流逝，但仍然能理解当时的军民一致，故而获得迅速胜利，重行光复革命策源地，重奠革命政府于广州。

孙中山于翌年（民国十年即1921年）就任非常大总统于广州。也由于在这一战役中，空军已发挥了相当效能，和造成不少的战绩。为此，孙中山对于空军亦极为嘉许。

当然，在现代战场中，心理战飞机已并不是大家想象中的那些在空中撒播传单的飞机，而是经过改装，安装有各种先进的心理战技术装备，如中波、短波调幅广播设备和超短波调频广播设备，以及用于插播电视节目的大功率发射机的特种作战飞机。

撒传单是二战前后飞机打心理战的一种做法，显然已经过时了。现代的心理战飞机主要还是通过电台广播、电视节目以及其他媒体来实现从心理层面瓦解敌方斗争意志的目的。但无论怎么说，杨仙逸采用飞机向全粤撒传单的心理战，开创了广东乃至中国之先。

第一章第二节 孙中山在广州正式创办革命空军

沈阳先生　撰稿

中华民国成立后，孙中山先生继续积极提倡“航空救国”不遗余力。嗣因袁世凯称帝，于北方军阀继起，乃不得不号召革命势力南下，从事挽救中国，继续进行革命。

其时世界各国，如火如荼的竟相发展空军，故对于革命空军亦亟谋建立，惟其时革命政府财政支绌，孙中山一时无法举办而为此耿耿于怀。

那时有一位留美航空青年华侨杨仙逸，热心革命思想，早由檀香山回粤，追随孙中山先生左右，参加革命行列有年。睹此情形，慨然自负，向孙中山先生建议策动华侨，进行赞助，并誓言只许成功，不许失败。于是，杨仙逸亲到美国，计划进行。

正好其时中国国民党驻美洲总支部部长林森先生，正在积极进行计划训练国民党空军人才。于是杨仙逸协助林森先生发动华侨赞助，倡办“中国国民党空军学校”。

这所学校，设在纽约州拔夫罗市（BUF FALO），寇提斯飞行学校内美国式空军军事训练。该期学生为张惠长、陈庆云、吴东华、叶少毅、陈乾、李光辉等，俱为深具革命思想的强健青年。

该期学生于民国六年（1917）毕业，俱皆领有美国的飞行证书。毕业后，在美国组成“中国国民党飞机队”。

随后“中国国民党飞机队”连同人机，由杨仙逸偕同回到广州。

杨仙逸原籍广东中山县，其父杨然先生为檀香山富商，平素热心革命捐助中山先生进行革命之财力不少。故杨仙逸早年在檀香山加入同盟会，回国参加革命行列，始终追随孙中山左右。而于民国六年协助孙中山创办革命空军，个人已倾家破产，尽了最大的努力与贡献，负了很多的责任，分但了孙中山不少的心力，外又奉孙中山先生之命随时奔走其他革命任务。故他对孙中山先生的忠诚，对国家的奋斗，可谓表现无遗。最以当年在广东革命政府而言，在党国方面，在民众方面，提起杨仙逸，是人所共知的一位可钦人物。

其时孙中山先生护法南下在广州成立革命政府，由孙中山领导，创办了革命空军。

当时，首先开辟广州东郊滨临珠江之“大沙头”为水陆飞机场，以杨仙逸为队长，由孙中山直接指挥。

此为杨仙逸、张惠长、陈庆云诸氏协助孙中山先生首期正式创办革命空军的开始（由民国六年起亦即为后来的广东空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