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10月20日星期四
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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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一习话·礼赞一百年】
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2021-07-09 07:00:00
来源：央广网
习近平：以史为鉴、开创未来，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这段话出自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历史和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的命运早已同中国共产党的命运、中国人民的命运、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在一起。一百年来，我们党始终把马克思主义这一科学理论作为自己的行动指南，并坚持在实践中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探索出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等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放射出璀璨光芒、结出丰硕果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不断将马克思主义推向新的历史高度，指导中国人民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在百年奋斗中创造了举世瞩目的伟大成就，生动诠释了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
“雄关漫道真如铁，而今迈步从头越”。在向着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迈进的新征程上，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引，乘势而上、锐意进取，继续朝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伟目标奋勇前进，为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贡献力量！
（本期特约专家：
张雷 北京理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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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2022-08-11 14:38:05
来源： 党建网微平台
近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指出，“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强调全党必须“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最新成果为指导”，要求全党“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党建网微平台梳理了习近平总书记的部分相关重要论述，邀您一起学习。
2022年7月26日至27日，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在京举行。习近平在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
拥有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指导是我们党鲜明的政治品格和强大的政治优势。实践告诉我们，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马克思主义行。
——2022年7月26日至27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
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是我们党的灵魂和旗帜。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坚持实事求是，从中国实际出发，洞察时代大势，把握历史主动，进行艰辛探索，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指导中国人民不断推进伟大社会革命。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催生了中国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使我们党拥有了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拥有了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创立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形成了“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创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指导党和人民事业不断开创新局。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从根本上说，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
——2021年6月25日，习近平在十九届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一次集体学习时的讲话
2018年5月4日，纪念马克思诞辰200周年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新华社记者 鞠鹏
摄
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
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一个民族要走在时代前列，就一刻不能没有理论思维，一刻不能没有正确思想指引。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就在于党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并用以指导实践。
——2022年1月1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全会决议在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时强调，党之所以能够领导人民在一次次求索、一次次挫折、一次次开拓中完成中国其他各种政治力量不可能完成的艰巨任务，根本在于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坚持一切从实际出发，及时回答时代之问、人民之问，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2022年1月1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理论的生命力在于创新。马克思主义深刻改变了中国，中国也极大丰富了马克思主义。一百年来，我们党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新境界，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产生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党和人民事业发展提供了科学理论指导。我们党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历史，就是一部不断推进理论创新、进行理论创造的历史。
——2021年2月20日，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
2021年7月1日，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在北京天安门广场隆重举行。习近平发表重要讲话。新华社记者
谢环驰 摄
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
党的十八大以来，国内外形势新变化和实践新发展，迫切需要我们深入回答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我们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全党要把握好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坚持好、运用好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在新时代伟大实践中不断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
——2022年7月26日至27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迎接党的二十大”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当代中国正在经历人类历史上最为宏大而独特的实践创新，改革发展稳定任务之重、矛盾风险挑战之多、治国理政考验之大都前所未有，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深刻变化前所未有，提出了大量亟待回答的理论和实践课题。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任务不是轻了，而是更重了。我们要准确把握时代大势，勇于站在人类发展前沿，聆听人民心声，回应现实需要，坚持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守正创新，更好把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统一起来，坚持用马克思主义之“矢”去射新时代中国之“的”，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使马克思主义呈现出更多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续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2022年1月11日，习近平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上的讲话
新的征程上，我们必须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全面贯彻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世纪马克思主义！
——2021年7月1日，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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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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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著作在中国的传播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就是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中国革命与建设的实际情况相结合，从而得出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道路。毛泽东同志最早提出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 [2] 。1938年10月，毛泽东在中共六届六中全会的政治报告《论新阶段》中指出：“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因此，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成为全党亟待了解并亟待解决的问题。”
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要中国化呢？首先，这是马克思主义自身的理论质量所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创立时就提出了这样一个观点：“工人没有祖国”，但是工人“本身还是民族的”。（《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91页）这就揭示了无产阶级的世界性、国际性和民族性的辨证统一性，由此我们就可以自然地推导出，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来说，“这些原理的实际运用，正如《宣言》中所说的，随时随地都要以当时的历史条件为转移”。（《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48页）也就是说，马克思主义一旦走出书斋，落脚现实世界，成为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的理论思想和行动纲领，就必须回答和解决当时当地的实际问题。反过来说，一个民族的无产阶级及其政治上的先锋队——共产党，要想成功地实践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也一定要将这一原理和本国的实际相结合，用新的实践、新的内容、新的语言来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所以，坚持马克思主义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是互为依托的，这是马克思主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力量源泉。
新马克思主义
其次，这也是总结我们党的历史经验和教训后得出的郑重结论。中国共产党成立以后，在怎样学习实践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重大的基本问题上，大体有两种截然相反的态度，一种是教条主义的态度，一种是实事求是的态度。教条主义态度将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著作当做语录，当作《圣经》，开口闭口“拿本本来”。只注意他们的具体结论，而忽视了引出结论的具体的历史背景和过程。没有看到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许多观点，是根据欧洲无产阶级革命实践的经验总结而来的，生搬硬套地将它用到中国这样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东方社会，一定会犯“水土不服”的毛病。这样做，看起来取到了马克思主义的“真经”，但实际上抛弃了马克思主义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这一话的灵魂；看起来思想无比革命，实际上思维十分保守。一旦采用这种思想来指导实践，很容易给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带来严重的损失。与之相对应的就是实事求是的态度，用毛泽东的话讲就是用马列主义这根“矢”，去射中国革命实践这个“的”，理论科学，目标明确，这才叫做“有的放矢”，用中国化以后的马克思主义去指导中国的实践，就会做到无往而不胜。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回顾世界共产主义运动的历史，我们都可以清楚地看到，什么时候我们坚持了马克思主义本国化的原则，我们的革命和建设事业就一帆风顺；反之，什么时候我们违背了这一原则，形而上学地、僵化地、保守地、片面地坚持马克思主义，我们的社会主义事业就会遭到严重的挫败。
总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是马克思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联系实际的科学质量所决定的。对于中国共产党来说，深入学习研究马克思列宁主义理论，将之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之成为伟大中华民族的一部分而和这个民族血肉相联，是历史赋予我们的重要使命。
马克思主义最大的存在意义就是告诉我们，观察任何一件事情一定要从实践开始，实事求是，不怕一切思想束缚，哪怕是曾经认为是正确的，后来被证明是行不通或不合时宜的，都要改正，只要我们的目标不变，采取何种形式都不重要。马克思主义是一种思考问题的方法，不是一种对社会的预测或规范，在学习马克思主义时不应当先入为主的认为马克思主义是某种社会制度的代言人。马克思主义观察世界的方法是一流的，用好了它，则无往而不胜。
中国共产党始终高举真理的旗帜、进行理论的创造，坚持解放思想和实事求是相统一、培元固本和守正创新相统一，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实际相结合，产生了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等重大理论创新成果，不断丰富和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用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回答了“中国向何处去、社会主义向何处去”的历史课题、时代之问。这些深深扎根于中国大地的思想成果，深刻影响着国家民族的前途命运，极大改变着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社会主义参天大树在世界东方根深叶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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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马克思主义
百度百科
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简称
马克思主义，英文是Marxism，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简称，是关于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彻底解放的学说。它由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大部分组成，是马克思、恩格斯在批判地继承和吸收人类关于自然科学、思维科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的基础上于19世纪40年代创立的，并在实践中不断地丰富、发展和完善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
中文名
马克思主义
外文名
Marxism
诞生时间
1848年2月
提出人
内容划分
理论介绍
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角度
从不同的角度，我们可以对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作出不同的回答。从它的创造者、继承者的认识成果讲，马克思主义是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而由其后各个时代、各个民族的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和发展的观点和学说的体系。从它的阶级属性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争取自身解放和整个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是关于无产阶级斗争的性质、目的和解放条件的学说。从它的研究对象和主要内容讲，马克思主义是无产阶级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是关于自然、社会和思维发展的普遍规律的学说。马克思主义是由一系列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基本方法构成的科学体系，它是一个完整的体系。其中，马克思主义哲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不可分割的三个主要组成部分。
广义和狭义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这一概念早在马克思在世时就已经使用。从狭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即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和学说的体系。至于为什么以马克思的名字命名这一理论，恩格斯在1886年曾经作了说明。他说：“我不能否认，我和马克思共同工作40年，在这以前和这个期间，我在一定程度上独立地参加了这一理论的创立，特别是对这一理论的阐发。但是，绝大部分基本指导思想（特别是在经济和历史领域内），尤其是对这些指导思想的最后的明确的表述，都是属于马克思的。我所提供的，马克思没有我也能够做到，至多有几个专门的领域除外。至于马克思所做到的，我却做不到。马克思比我们大家都站得高些，看的远些，观察得多些和快些。马克思是天才，我们至多是能手。没有马克思，我们的理论远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所以，这个理论用他的名字命名是理所当然的。”从广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不仅指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基本原理论、基本观点论和学说体系，也包括继承者对它的发展，及在实践中不断的发展着的马克思主义。
作为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事业指导思想的马克思主义，是从广义上理解的马克思主义。它既包括由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基本观点、基本方法，也包括经列宁等对其继承和发展，推进到新的阶段，并由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习近平等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将其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进一步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即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基本概念
恩格斯
马克思列宁主义（俄语：Марксизм-ленинизм），简称马列主义或马列，严格地说，是指由列宁发展起来的马克思主义。然而，在不同的大环境下，许多不同的政治团体都使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个词汇，并宣称以此作为理论体系的支撑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是工人阶级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思想武器，是工人阶级争取阶级解放和人类解放的科学理论，它是人类优秀文化成果特别是19世纪欧洲重大社会科学成果和工人运动相结合的产物。
简单来说，马克思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和人类解放的学说，即人的解放学。是无产阶级及其政党十分严整而彻底的世界观，是无产阶级解放运动的理论，是无产阶级根本利益的科学表现。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已经形成、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日益尖锐化的时期，国际无产阶级领袖和革命导师卡尔·亨利希·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创立的思想体系，无产阶级政党的指导思想的理论基础。
按照列宁在1913年的提法，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根据恩格斯的著作《反杜林论》也可作此分类）。他们阐明了自然、社会和思维的发展规律，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固有的矛盾和资本主义社会的特殊运动规律，证明了资本主义必然崩溃、共产主义必然胜利，指出无产阶级是资本主义制度的掘墓人和共产主义社会的创造者。
无产阶级专政的学说是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们同时指出，无产阶级必须通过暴力革命，粉碎资产阶级专政，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在向共产主义社会过渡的整个历史时期中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专政。为了建立和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必须有共产主义政党的领导。马克思主义是在各式各样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反动思潮、同国际工人运动中各种机会主义、修正主义的反复斗争中发展和壮大起来的。在第一国际时期，马克思、恩格斯同蒲鲁东派、巴枯宁派、工联派、拉萨尔派进行了毫不妥协的原则斗争。
通过这些斗争，马克思主义在国际工人运动中确立了统治地位。另外，当代西方马克思主义还对其哲学分别做了科学主义和人本主义的角度的解读。由于马克思学说涉及领域之广，使得社会学、政治学等学科分别都在自己的领域内对其进行阐释，因此还可以根据学科分工考察其内容。“马克思主义”一词作为马克思、恩格斯创立的学说的总称在马克思在世时已经出现，在19世纪70年代末法国社会主义者的著作中曾广泛使用，但内容受到歪曲，马克思对此提出尖锐批评。恩格斯在80年代初开始使用“马克思主义”一词，并在1886年专门作了说明。
组成部分
诞生历程
马克思主义在19世纪40年代产生于西欧，当时西欧资本主义已有相当发展。英、法、德3国是其发源地。因为当时英、法，德，等国已经或正在实现产业革命，生产力和科学技术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无产阶级已经由自在阶级开始向自为阶级转变。英国宪章运动、法国里昂工人起义和德国西里西亚纺织工人起义标志着无产阶级已经作为独立政治力量登上历史舞台。是资本主义矛盾激化和工人运动发展的产物。以《共产党宣言》的问世为标志。它吸收和改造了人类思想文化的一切优秀成果，特别是18世纪中叶和19世纪上半叶的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的成果。它的主要理论来源是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空想社会主义。此外，法国启蒙学者的思想和法国复辟时期历史学家的阶级斗争学说，它也为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提供了有益的思想数据。
19世纪科学技术的新成果，特别是细胞学说的确立，能量守恒和转化规律的发现、进化论的新发展为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奠定了坚实的自然科学基础。马克思和恩格斯完成了这一历史使命。
他们按其社会地位而言，原是资产阶级知识分子；按其哲学观点而言，原是唯心主义者；按其政治观点而言，原是民主主义者。大体上在1842～1844年间，他们积极投身于现实的政治斗争、工人运动和科学研究，转变为无产阶级知识分子、唯物主义者和共产主义者。从1844年起合着《神圣家族》《德意志意识形态》,并分别着有《英国工人阶级状况》、《哲学的贫困》等书，阐明无产阶级的新世界观。1848年2月出版的《共产党宣言》中,第一次对无产阶级的思想体系作了系统的表述，这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在以后他们的毕生活动中，继续丰富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一词，是在1883年3月马克思逝世后，才被作为无产阶级思想体系的代表而逐步流行起来的。
理论来源
马克思主义是人类优秀文化遗产的产物。它主要是批判地继承德国古典哲学、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和英、法国空想社会主义而创立的崭新的无产阶级思想的科学体系。马克思、恩格斯在1841年以前曾经接受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从1841年下半年起转向LA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他们吸取GWF黑格尔哲学中辩证法的合理内核而摈弃其唯心主义，吸取费尔巴哈哲学中唯物主义而摈弃其形而上学和社会历史问题上的唯心观点，创立了辩证唯物主义哲学。
哲学观念
马克思主义哲学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统称，其前身是德国古典哲学。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世界的统一性在于它的物质性，物质是世界所发生的一切变化的基础。运动是物质的存在形式，物质的运动是绝对的，静止是相对的。物质不是精神的产物，精神只是运动着的物质的最高形式。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人们能够认识并正确运用客观规律。辩证法的规律是从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历史中抽引出来的，实质上可以归结为以下3个规律：从量转化为质和质转化为量的规律；对立的相互渗透的规律；否定之否定规律。辩证法是关于一切运动最普遍的规律的科学。运动的根源在于矛盾。矛盾双方只存在于它们的相互依存和相互联系之中。人们要认识物质世界的运动规律，必须通过实践，人应该在实践中证明自己思维的真理性。人的认识能力是无限的，个别人的认识又是有限的，这个矛盾要在无穷无尽的、连绵不断的世代中解决。
唯物史观（历史唯物主义）认为，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劳动是人类社会存在和发展的基础。劳动者和生产资料始终是生产的因素，两者的结合构成生产力。人们在发展生产力时也发展着一定的相互关系,即生产关系,生产关系总合起来就构成为社会关系。生产关系和社会关系的性质随着生产力的改变而改变。人们首先必须吃、喝、住、穿，然后才能从事政治、科学、艺术等等；所以每一个历史时代物质生活数据的生产以及由此产生的社会结构，是该时代政治和思想的基础。从原始公社制解体以来，全部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历史活动是群众的事业，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他们是在现实关系的基础上进行创造。个人在历史上有一定作用，每个时代都需要而且能够创造出自己时代的伟大人物。
马克思主义哲学
包括辩证唯物论、唯物辩证法、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唯物史观。任何学科的发展都应当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思想，在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任何活动中都应当自觉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相关原理。只有这样，我们的社会才能更好更快的发展。
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马克思、恩格斯运用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研究作为人类社会发展基础的各个时代的生产关系，尤其是着重研究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关系，创立无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其前身是英国古典政治经济学。这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最深刻、最详细的证明和运用。它阐明人类社会各个发展阶段上支配物质数据的生产、交换以及与之相适应的产品分配的规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商品生产占统治地位，资本主义生产的重要特点是自由雇佣劳动制，工人的劳动力成为商品。劳动力的价值是由维持和再生产劳动力而必须的生活数据的价值决定的。马克思发现劳动力是一种特殊的商品，它一天创造的价值同它每天的消耗全然不同。雇佣工人每天除了补偿自身劳动力价值以外，还必须额外工作若干小时,马克思称之为剩余劳动时间,剩余劳动时间创造的价值称之为剩余价值。还对剩余价值率、绝对剩余价值、相对剩余价值、剩余价值的分解等等作出科学分析。马克思的剩余价值学说揭示资本家剥削的秘密，成为马克思经济理论的基石。马克思把社会产品按价值分为不变资本、可变资本和剩余价值3个部分，从而分析了资本主义实现价值和剩余价值的深刻矛盾。论证了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社会性和私人资本主义占有形式之间的矛盾。日益暴露和周期性经济危机的不可避免性。马克思阐明资本主义积累的一般规律，指出资本积累必然造成社会两极分化，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对抗更为尖锐。生产资料的集中和劳动的社会化达到同资本主义私有制外壳不能兼容的地步，从而资本主义不可避免地要让位于社会主义。
科学社会主义
其前身是法国空想社会主义。唯物史观的发现，使了解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过程成为可能。剩余价值的发现，揭示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性质及其运动规律。这为社会主义从空想变为科学奠定了理论基础。科学社会主义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的核心，它的任务是研究无产阶级解放事业的历史条件以及这一事业本身的性质。它是最直接又全面指导无产阶级和全人类解放斗争的行动科学。马克思、恩格斯认为：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是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和合乎规律的结果，推翻资本主义并实现社会主义是无产阶级的历史使命。反对资产阶级的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是通往社会主义的必由之路。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阶级斗争必然要导致无产阶级专政，这个专政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无产阶级的共产主义社会按其成熟程度不同分为低级阶段和高级阶段：在低级阶段，各方面还存在旧社会的痕迹，实行的是等量劳动的交换；在高级阶段，随着个人的全面发展，生产力也增长起来，那时将实行各尽所能,按需分配,共产主义社会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自由发展的条件。
要保证社会主义革命获得胜利并实现共产主义的最终目标，工人阶级必须组成与有产阶级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工人政党要有一个新的科学世界观作为理论基础，它比其余无产阶级群众更善于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始终代表着整个运动的利益，坚持整个无产阶级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共产党在为实现自己纲领的斗争中要实行正确的战略策略，要使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要善于争取各种同盟者，善于同其他政党采取种种共同行动。
马克思主义除了以上3个主要组成部分之外，还包括政治学、军事学、历史学、教育学等方面的内容。
理论与宗教
马克思主义信仰是个宗教信仰吗？不是，它是科学的信仰，它的基础是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它本身就是人类认识社会和改造社会的科学，而共产主义运动本身就是认识和改造社会的科学实践体现。资本主义时代资产阶级通过阶级斗争消灭了封建贵族，其思想武器即自然科学取代护佑封建贵族统治的封建神学，而共产主义时代则同样要通过阶级斗争消灭资产阶级，消灭社会神学，让马克思主义的社会科学真正巩固阵地。信奉马克思主义即信奉认识和改造人类社会的科学，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形形色色的社会思潮要么是基于唯心主义的非科学，即迷信，要么是机械唯物主义的不彻底的社会认识。它们要么是仰仗神灵，要么是盲从人性，资产阶级依靠主观唯心主义的人性论来维护意识形态的统治，一切其无法解释的问题都归咎人性问题，这与封建贵族将一切不能解决的问题归咎于神灵一样，只是在愚民。这些思潮仰仗资产阶级的统治而存在。他们即便能看到社会的问题，也毫无改造社会的办法。无产阶级则要依靠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来实现社会革命，以此社会科学为指导来建设共产主义。由此一切唯心的迷妄都不复存在，人们由此才真正能够正确地认识人类社会本身。马克思主义不是宗教，但却能够取代宗教。正如科学取代迷信一样，宗教的迷信终究是要消亡的，而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信仰终究是要随着共产主义的建立而普遍建立的。
发展历程
马克思主义的诞生是人类思想史上的伟大革命，它第一次确立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仅为全世界无产阶级和全人类的解放指明正确的道路，而且为各门科学的发展提供锐利的武器。
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一百多年来，它指导无产阶级的解放斗争取得重大胜利，随着社会实践和科学技术的发展而不断发展。马克思、恩格斯在进行深刻的科学研究工作的同时，亲身参加和领导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建立无产阶级的革命组织，指导国际无产阶级的革命斗争，总结无产阶级革命斗争的历史经验，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上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在运用中必须同各个时代、各个国家的具体实际相结合。俄国的领导者——列宁在世界历史进入帝国主义的时代向前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在新的历史时期，各国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也在结合本国的革命与建设实践不断地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科学体系。
胡锦涛同志在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强调指出：“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信念，是共产党人的政治灵魂，是共产党人经受任何考验的精神支柱”。这指明了新时期党的建设的根本问题，具有很强的针对性。
国外发展
现代西方国家中有一种反对列宁主义但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该思潮出现于20世纪20年代的欧洲各国共产党内，最初是共产国际内部一种“左”倾思潮，在受到共产国际的批判后，在党外发展起来。创始人为匈牙利的卢卡奇·吉厄尔吉、德国的K.科尔施和意大利的A.葛兰西。这股思潮在开始时没有自称或被称为西方马克思主义。1955年，法国存在主义思想家M.梅洛-庞蒂在《辩证法的历险》一书中，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同列宁主义的对立，并把前者的传统追溯到G.卢卡奇在1923年发表的《历史和阶级意识》。
在这以后，人们就广泛地用这个概念称呼这一思潮。在60年代末期西方的新左派运动中，特别在1968年的法国“五月风暴”中，这一思潮曾被激进的青年学生和工人奉为反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等级制异化制度的思想武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信奉者是西方各国的一批左派知识分子，他们自称信仰马克思主义,但否定恩格斯、列宁和斯大林对马克思主义阐释的权威性，主张对马克思主义作批判性的考察，重新发现马克思主义的真谛。他们否定十月革命道路具有普遍意义，批评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缺陷和弊病，力图根据现代西方社会发生的实际变化，在革命的战略和策略上，提出了同列宁主义相对立的见解。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企图把马克思主义和现代西方各种哲学思想和政治思想集合起来，对马克思主义进行“补充”和“重新创造”，用来分析现代西方社会的新情况、新问题，探讨一条适合现代西方社会特点的实现社会主义的道路。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思潮内，有两种不同的趋向：①按照黑格尔主义、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的精神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被称作黑格尔主义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马克思主义和存在主义马克思主义。②按照新实证主义、结构主义的精神解释和发挥马克思主义，被称作新实证主义马克思主义和结构主义马克思主义。
西方马克思主义认为，马克思主义逐渐不适应历史运动，并对非马克思主义获得的成就加以排斥，因而经常处在不理解工人阶级和其他阶级的变化发展的经验的危险之中。为了防止和克服这种危险，西方马克思主义断然反对教条主义，主张由每一代来重新发现、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在“重新发现”和“重新创造”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都强调马克思主义的某个方面，而指责、否定其另一个方面；都把马克思和恩格斯、列宁对立起来，并按照自己的需要批评恩格斯和列宁阐述的某些原理。
西方马克思主义最有影响的派别是法兰克福学派。它于1930年形成于德国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主要代表人物有M.霍克海默、H.马尔库塞、TW阿多诺和J.哈贝马斯。这一学派以“社会批判理论”著称。他们发挥青年马克思的人道主义和异化理论，结合S.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理论和其他一些流派的理论，批判现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对人的奴役和人的异化，主张建立一个符合人的本性的，以自由为特征的社会制度。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另一个重要派别是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该派产生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主要代表人物是梅洛-庞蒂和J.-P.萨特。该派认为马克思主义忽视了具体的、个别的人，因此，他们要用人道主义的存在主义去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把人恢复到马克思主义中去。在他们看来，现代资本主义社会和社会主义社会都是扼杀人的自由，造成人的异化的社会制度，主张以革命的造反行动消灭异化，实现人的解放。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一致强调借用资产阶级思想的伟大成就，它们或者从现代西方哲学的某些流派那里系统藉用概念、术语和范畴，或者进而用西方资产阶级哲学的某些思想去“补充”和“革新”马克思主义，由此形成马克思主义同形形色色资产阶级哲学流派的混合物。
也有人比如齐泽克，重视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发展中的地位，尽管他的观点也有错误。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不同趋向和流派，在分析研究发达资本主义社会出现的新情况和新现象的基础上，在一定程度上揭露了资本主义制度的痼疾和问题，探索了西方革命的途径，并且批评了苏联社会主义模式的弊端和缺陷。但是，由于它们脱离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世界观和方法论，因而没有能够为现代西方社会指出一条摆脱资本主义、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
马克思主义是一套关于阶级斗争的学说，争取人类解放的学说。要实现人类解放，就要消灭私有制，而这以无产阶级革命为手段，正如毛泽东所说，“枪杆子里面出政权”，十月革命乃至后来的中国革命都是马克思主义革命理论的实践。
列宁主义
代表团的问题和斯大林同志的回答
第一个问题：列宁和共产党实际上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了哪些新原则？说列宁相信“创造性的革命”，而马克思则比较倾向于等待经济力最高度的发展，这样说是否正确？
答：我认为列宁没有给马克思主义“补充”任何“新原则”，同样列宁也没有取消马克思主义的任何一个“旧”原则。列宁始终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最忠实最彻底的学生，他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主义的原则为依据的。
但是列宁不仅仅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实行者，同时还是马克思恩格斯学说的继承者。
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说，他适应发展的新条件，适应资本主义的新阶段，适应帝国主义时代，向前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的学说。这就是说，列宁在阶级斗争的新条件下向前发展了马克思的学说，他给马克思主义总宝库加进了某种比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比帝国主义以前的资本主义时期内所能提供的更新的东西，而且列宁对马克思主义宝库的这种新贡献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供的原则为基础的。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在下面几个问题上列宁作了新贡献，推动了马克思学说的发展。
第一，关于垄断资本主义问题，关于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新阶段的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资本论》中分析了资本主义的基础。但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是生活在垄断前的资本主义统治时期，即资本主义平稳进化并向全球“和平”扩展的时期。
这个旧阶段是到十九世纪末和二十世纪初完结的，那时马克思和恩格斯已经逝世了。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对于资本主义发展的新条件，即由于资本主义新阶段代替了旧阶段、由于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即垄断阶段而产生的新条件，只能作一种推测。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主义的平稳进化已经为资本主义的跳跃式的、剧变式的发展所代替，资本主义发展的不平衡和矛盾已经表现得特别厉害，在发展极不平衡的条件下，争夺销售市场和资本输出市场的斗争已经使周期性的重新瓜分世界和势力范围的帝国主义战争成为不可避免的了。
资本论
列宁的功绩即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就在于他依据《资本论》的基本原理，对帝国主义作了一个有根据的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指出它是资本主义的最后阶段，揭露了它的溃疡以及它必然灭亡的条件。在这个分析的基础上产生了列宁的著名原理：在帝国主义条件下，社会主义可能在个别的资本主义国家内获得胜利。
第二，关于无产阶级专政问题
无产阶级专政是无产阶级的政治统治，是用暴力推翻资本政权的方法，——这个基本思想是马克思和恩格斯所提出的。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在于：
（一）他利用巴黎公社和俄国革命的经验，发现了苏维埃政权是无产阶级专政最好的国家形式；
（二）他从无产阶级同盟者问题着眼，阐明了无产阶级专政的公式，规定了无产阶级专政是领导者无产阶级和被领导者非无产阶级被剥削群众（农民等等）的阶级联盟的特殊形式；
（三）他特别着重指出这个事实：无产阶级专政是阶级社会中民主的最高类型，是代表多数人（被剥削者）利益的无产阶级民主的形式，它和代表少数人（剥削者）利益的资本主义民主是完全相反的。
第三，关于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在由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的时期，在一个被资本主义国家所包围的国家里顺利地建设社会主义的方式和方法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把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看作相当长的并充满革命搏斗和国内战争的时期，掌握政权的无产阶级在这个时期内采取经济上、政治上、文化上和组织上的种种必要措施，以便建立社会主义的新社会、没有阶级的社会、没有国家的社会，来代替资本主义的旧社会。列宁是完完全全以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这些基本原理为根据的。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在于：
（一）他论证了在一个被帝国主义国家包围的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里可能建成完全的社会主义社会，只要这个国家不被周围的资本主义国家的武装干涉所扼杀；
（二）他拟定了经济政策的具体办法（“新经济政策”），使握有经济命脉（工业、土地、运输业、银行等等）的无产阶级能运用这些具体办法把社会主义的工业同农业结合起来（“工业和农民经济的结合”），从而把整个国民经济引向社会主义；
（三）他拟定了通过合作社把基本农民群众逐渐引上并纳入社会主义建设轨道的具体办法，而合作社是无产阶级专政用来改造小农经济并以社会主义精神改造基本农民群众的最强有力的手段。
第四，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在任何人民革命中，在反对沙皇制度的革命中以及在反对资本主义的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的基本要点。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就在于他向前发展了这些要点，把它们扩展为无产阶级领导权的严整体系，扩展为无产阶级不仅在推翻沙皇制度和推翻资本主义的事业中，并且在无产阶级专政时期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中，都对城乡劳动群众实行领导的严整体系。
大家知道，正是有了列宁和列宁的党，无产阶级领导权思想才在俄国得到了巧妙的运用。这也是俄国革命产生了无产阶级政权的原因。
从前的情况通常是这样：在革命时期，工人在街垒里进行搏斗，他们流了血，推翻了旧制度，而政权却落到资产者的手里，然后资产者又来压迫和剥削工人。英国和法国的情形就是这样。德国的情形就是这样。我们俄国的情形却不同了。在我们这里，工人不仅仅是革命的突击力量。俄国无产阶级一方面是革命的突击力量，同时还力求成为领导者，成为城乡所有被剥削群众的政治领导者，把他们团结在自己周围，使他们脱离资产阶级，在政治上把资产阶级孤立起来。俄国无产阶级既然是被剥削群众的领导者，它进行斗争就是为了夺取政权并利用这个政权来谋取自身的利益，来反对资产阶级，来反对资本主义。正因为如此，俄国革命每一次强有力的发动，无论是在1905年10月或在1917年2月，都把工人代表苏维埃这个负有镇压资产阶级使命的新政权机构的萌芽搬上舞台，来对抗资产阶级议会这个负有镇压无产阶级使命的旧政权机构。
在我们这里，资产阶级曾经两次企图恢复资产阶级议会，消灭苏维埃：一次是在1917年9月，即在布尔什维克夺取政权以前的预备议会（注：民主会议于1917年9月14—22日（公历9月27日—10月5日）在彼得格勒举行。会议是由工兵代表苏维埃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农民代表苏维埃执行委员会中的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领袖们召集的。参加会议的有各社会主义政党、苏维埃、工会、地方自治局、工商业界和军队中的妥协派代表。会上产生了临时政府的咨议机关——预备议会（共和国临时议会）。孟什维克和社会革命党人想利用它来制止日益高涨的革命运动，使俄国从苏维埃革命的道路转到资产阶级议会制度的道路上去。关于民主会议，参看列宁《论进行伪造的英雄和布尔什维克的错误》和《政论家札记》（《列宁全集》第26卷第26—34页和第35—41页）。——第252、614页。）开会期间；一次是在1918年1月，即在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立宪会议（注：立宪会议于1917年11—12月选举，1918年1月5日（公历18日）在彼得格勒召开。召开立宪会议是在反对沙皇专制的斗争中得到广泛传播的口号，俄国社会民主工党1903年的纲领包括了这项要求。
1917年二月革命后，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向社会主义革命发展，但布尔什维克党并没有简单地抛弃这个口号。资产阶级临时政府形式上把召开立宪会议作为它的主要任务，实际上却百般拖延，始终没有兑现。十月革命后，人民委员会于10月27日（公历11月9日）批准立宪会议选举日期。立宪会议选举是按照临时政府原来制定的条例进行的，其结果并没有反映当时真正的政治力量对比。但为了揭穿立宪会议的反革命实质，布尔什维克党仍决定召开立宪会议。
会上，在立宪会议中占多数的社会革命党人和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人拒绝承认全俄工兵代表苏维埃第二次代表大会通过的和平法令、土地法令以及关于政权转归苏维埃的决议，并拒绝讨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提出的《被剥削劳动人民权利宣言》。布尔什维克党团当即退出了立宪会议，左派社会革命党人也随之退出。全俄中央执行委员会于1918年1月6日（公历19日）通过法令，解散了立宪会议。——第135、137、301、614页。）开会期间，——而每一次都遭到了失败。为什么呢？因为资产阶级在政治上已经陷于孤立，千百万劳动群众已经认定无产阶级是革命的唯一领袖，而苏维埃已经经受过群众的检验和考验，被群众看作是自己的工人政权了；对无产阶级来说，拿这个政权去换资产阶级议会就等于自杀。所以无怪乎资产阶级议会制度在我们这里行不通。正因为如此，革命在俄国就产生了无产阶级政权。
这就是实行列宁关于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思想的结果。
第五，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当年分析爱尔兰、印度、中国、中欧各国、波兰、匈牙利等国的事件时，已提供了关于民族殖民地问题的基本的原则思想。列宁在自己的著作中就是以这些思想为基础的。
（一）他把这些思想集合成为一个关于帝国主义时代民族殖民地革命学说的严整体系；
（二）他把民族殖民地问题和推翻帝国主义的问题联系起来；
（三）他宣布民族殖民地问题是国际无产阶级革命总的问题的一个组成部分。
最后，关于无产阶级政党问题。
马克思和恩格斯提供了关于党的基本要点，认为党是无产阶级的先进部队，无产阶级没有党就不能获得自己的解放，就是说，既不能夺取政权，也不能改造资本主义社会。
列宁在这方面的新贡献，就在于他适应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向前发展了这些要点。他指出：
（一）党是无产阶级阶级组织的最高形式，高于无产阶级的其他各种组织形式（工会、合作社、国家组织），它的使命是综合和指导这些组织的工作；
（二）无产阶级专政只有通过作为无产阶级专政的指导力量的党才能实现；
（三）无产阶级专政只有由一个党，由共产党来领导，才能成为完全的专政，共产党不和而且不应当和其他政党分掌领导；
（四）如果党内没有铁的纪律，无产阶级专政所担负的镇压剥削者以及把阶级社会改造为社会主义社会的任务就不能实现。
列宁在自己的著作里所作的新贡献大体上就是如此，他适应帝国主义时期无产阶级斗争的新条件，把马克思的学说具体化了并向前发展了。
所以我们说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由此可见，决不能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分割开来，更不能把列宁主义和马克思主义对立起来。
在代表团提出的问题中还说到：
“说列宁相信'创造性的革命'，而马克思则比较倾向于等待经济力最高度的发展，这样说是否正确？”
我认为这样说是完全不正确的。我认为任何一种人民革命，只要是真正的人民革命，就是创造性的革命，因为它打破旧的制度而创造新的制度，建立新的制度。
某些落后的国家里有时也发生一些部落反对另一些部落的儿戏似的“起义”，这样的所谓“革命”当然是不会有丝毫创造性的。可是马克思主义者从来没有把这种儿戏似的“起义”看作革命。这里指的显然不是这种“起义”，而是发动被压迫阶级去反对压迫者阶级的群众性的人民革命。这样的革命不能不是创造性的革命。马克思和列宁正是主张这样的革命，并且只是主张这样的革命。同时很明显，这样的革命不是在任何条件下都能发生的，它只是在经济上和政治上都具备了一定的有利条件时才能爆发。
历史变迁
1848年2月，《共产党宣言》的发表标志着马克思主义的诞生。
1867年，马克思发表了《资本论》第一卷，《资本论》是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母本经济理论，是中性经济理论。直接阅读《资本论》，不能够体会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内容，需要对中性经济理论进行改编社会属性，才能够学习解读到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
1875年，马克思完成了《对德国工人党纲领的几点意见》写作，这标志着马克思完成了科学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原理的全部设计与写作。
经典著作
德意志意识形态（1845年-1846年与恩格斯合着）
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1845年）
哲学的贫困（1847年）
雇佣劳动与资本（(1847年）
关于自由贸易的演说（1848年）
共产党宣言（1848年）
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1852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年）
政治经济学批判（1859年）
资本论（1867年）
法兰西内战（1871年）
哥达纲领批判（1875年）
反杜林论（1878年）
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1884年）
人民出版社已经出版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的《马克思恩格斯全集》，其中收录了马克思以及恩格斯的绝大部分著作，并且于1972年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选集》，对1972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修订后出版了1995年版《马克思恩格斯选集》，收录的马克思恩格斯主要经典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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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读马克思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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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克思主义（德语：Marxismus）是一种以历史唯物主义、辩证法和对资本主义的批判所发展而出的经济、政治和社会世界观。在19世纪中后期，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建构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架构。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根基或方法论的写作对现代的政治哲学和社会运动产生重大而广泛的影响，包含了其独特的哲学、社会学、政治经济学以及革命意识形态[1]。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并没有一套统一的定义，也因此它在众多的领域和题材上出现多元的发展，导致其门下包含众多明显对立甚至互相冲突的理论。
马克思主义哲学以唯物主义的立场检视社会的发展，认为人类社会是架构在其赖以为生的经济活动上。经济组织的架构和生产模式被视为是人与人之间的社会、政治、法律、和道德关系的根本来源（或至少发挥了主要的影响），这些社会关系进而构成了马克思所谓的上层建筑。随着生产模式的进步，既有的社会组织和关系变得没有效率并且与经济活动产生冲突，这种冲突进而发展为阶级斗争。依据马克思主义的分析，由无产阶级劳动操作的高效率机械化生产模式，在生产过程中替少数持有生产工具的资产阶级产生了剩余产品并成为剩余价值，此种剥削关系进而转化为根本性的矛盾，随着矛盾的扩大，社会的革命必将发生。马克思主义预言社会主义会从革命中产生，并将生产工具归还到集体的手上，依据每个人的“实际劳动”分发利润，并且依据“需求”而非利润规划生产。马克思并且称在社会主义之后，共产主义将会诞生，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为生产模式，成为一个无阶级、无国界、无货币、无私人产权的社会。马克思主义发展为众多的分支和流派，不同的流派对于古典马克思主义的论点往往有不同解读和着重处，有时也会融合非马克思主义的概念，由于这些理论方法上的差异，众多马克思主义流派除了对资本主义经济的批判态度一致以外，并没有既定的理论框架和研究方法。也因此，众多从马克思主义衍生的政治哲学，在追求社会主义上所采取的策略常大不相同。
概念
古典马克思主义指的是由卡尔·马克思和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提出的理论，亦即“马克思相信什么”，用以与之后学者或革命家提出的马克思主义流派作为对照。即使在马克思在世时，他便曾在1883年写信给法国的工运人士朱尔斯·盖德以及他自己的女婿保罗·拉法格，指控两人歪曲马克思主义理论来“搭乘革命的顺风车”，并且说“如果他们那一套是马克思主义，我自己就不是马克思主义者。”
历史唯物主义
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出现，或者称为唯物主义对于历史上社会现象的持续影响和延伸，移除了传统历史研究最重大的两个盲点。首先，传统历史学只检视人类历史行为的意识形态动机，却忽略了支配人类社会关系的客观法则…第二，传统历史学忽略了占大多数的“人民”的活动，而历史唯物主义则以自然科学一般的准确性对人民的社会条件和生活进行研究，以及改变这些现况的潮流。
俄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和革命者列宁，1913年。
“社会不是由个体构成的，而是由众多社会关系所建构出的集体，个体的角色是由这些集体关系所定义”—— 卡尔·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1858年
历史唯物主义又被爱德华·伯尔尼施坦称为是“由经济角度对历史的解读”以经济为出发点检视人类社会的发展和赖以谋生的生产方式。历史唯物主义主张一个社会的基本特色（社会阶层、政治架构、意识形态）是根基于经济的活动上，亦即一个社会的上层建筑。公民社会组成了一个社会的底层架构，而政治和法律系统则构成上层建筑，底层架构透过政治活动、宗教和哲学与上层建筑做连结，并且调节上层建筑的运作和社会整体的意识。物质生产模式的发展与既有的生产关系产生冲突，这种冲突于是促生社会革命，进而改变经济根基和上层架构。
苏联编写的《联共（布）党史》认为这些社会经济的冲突在历史上曾一再透过阶段性的模式发生：
- 原始社会：集体狩猎采收的部落社会
- 奴隶社会：由部落发展至城邦，贵族阶级产生
- 封建社会：贵族阶级为统治阶级，商人逐渐衍生为资产阶级
- 资本主义社会：资产阶级为统治阶级，维持并雇用劳动阶级
- 社会主义社会：劳动者产生阶级意识，透过无产阶级革命推翻资本主义专政，以无产阶级专政取而代之
- 共产主义社会：无阶级，没有货币，而且无国家的社会[10]
对资本主义的批判
依据马克思主义的经典理论家和革命家列宁说法，马克思主义的基本骨架来自于马克思的经济学理论，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下的资产阶级和经济学家吹捧着“资本家和劳工利益互相连结”的谎言，马克思认为资本家透过以“制造工作机会”为借口正当化资本主义下以资本成长效率为最高优先而获利资本家的生产模式。马克思主张, 当一个人劳动所得没有获得同比例的产品时, 便构成了剩余价值，而剩余价值于是成了剥削的来源。剥削是每个阶级社会必有的经济特征，某些人对于生产工具的控制使得他们可以剥削其他人。在资本主义下，劳动价值理论说明了一个产品的价值等同于生产这个产品所需要的“社会劳动时间”，劳工生产而没有获得工资报酬的额外劳动价值于是成为剩余价值。
依马克思说法，在资本主义之前的社会，对劳工的剥削是透过暴力维持的，而在资本主义下这种剥削则要透过更为微妙的方式进行。由于劳工没有拥有生产工具，他们必然需要替资本家工作以换取生活所需。劳工可以自由选择要替哪个资本家工作，在这个层面上雇佣关系是自愿的，然而由于劳工若是不工作便会挨饿，也因此剥削是不可避免的，所以马克思认为资本主义下劳工的雇佣自由只是假象。
异化是人与他们自然本质产生隔阂时的现象，而异化又是资本主义下必然的产物。在资本主义下，劳工生产的成果被雇主侵占，也因此在劳工和其生产产品之间形成异化。马克思认为异化代表了劳工在资本主义体制下的处境，至于劳工是否自觉到自己的困境并不会改变现实。一个社会阶级的地位取决于他们与生产工具的关系，依据马克思说法，将资本主义社会下的社会阶级分为：
小资产阶级：那些“拥有生产工具”但又同时进行劳动工作的人，比如小商人、同时为地主的农民、技术人员等。马克思预言随着生产工具的不断更新，小资产阶级最后会被淘汰，使得他们从中产阶级跌落到无产阶级。
- 流氓无产阶级：罪犯、无业游民、乞丐等与在经济体系里没有身份的人。
- 地主：在历史上曾经相当重要的阶级，现在只维持部分财富和权力。
- 农民：缺乏组织的一个阶级，没有能力影响社会经济的改变，大部分人会转换为无产阶级，有些会成为地主。
阶级意识主宰了一个阶级对于自身和世界关系的认知意识，同时也决定了其理性追求自身利益的方向。也因此，在革命可以成功达成之前，阶级意识的存在是必要的。
尽管马克思并没有定义意识形态，他仍然批评这一词所代表的许多被塑造出的社会假象[14]，恩格斯说：“意识形态是那些号称思想家的人在不自觉被假阶级意识影响下所产生的。有意识形态的人对自己支持某目标的动机是不自觉的，否则我们便不会称它是意识形态。也因此，有意识形态的人，支持的只是假的或不存的目标。”由于统治阶级控制社会上的生产工具和上层建筑，马克思认为一个社会的主流意识形态都是在鼓吹对统治阶级最有利的思想。政治经济学一词原先是描述对于资本主义下经济生产模式的研究，马克思主义者在19世纪广泛使用这一词来描述对于生产工具、资本、以及经济活动的研究。
革命、社会主义
马克思主义认为从资本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型是人类社会所不可避免的一个章节，列宁说：“很明显的，马克思从研究当代社会经济原理的基础上，得出了资本主义社会必将迈向社会主义的结论。
马克思者普遍认为一个社会主义社会比资本主义要能带给更大部分人利益，比如列宁在1917年俄国革命前说：“生产模式的社会化必将导致生产工具回归社会，这种转变将可以带来劳动产能的庞大提升、工时的减少，并且将落后、杂乱、规模又小的资本主义生产转而集体而先进的生产。”
历史
马克思和恩格斯
卡尔·马克思（1818年5月5日－1883年3月14日）是德国的哲学家、政治经济学家和社会主义者，他以历史唯物主义、异化、和剥削理论来解释资本主义的生产模式，并且透过阶级斗争分析历史。马克思在1848年的《共产党宣言》中概述了他的理论：“所有社会自古以来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他的思想在当时就已经有相当影响力，并且在他死去后，由1917年的俄国革命大幅度的扩张。
弗里德里希·恩格斯（1820年11月28日－1895年8月5日）是与马克思并肩发展出共产主义的德国政治思想家。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在1844年九月相遇，两人很快发现他们对于哲学和社会主义都有相同的热衷，他们一同发表了《神圣家族》一书。1845年1月当法国将马克思驱逐出境后，马克思和恩格斯搬到了比利时，因为那时比利时是欧洲各国里较能容忍自由言论的。他们在1846年1月在布鲁塞尔建立了共产主义人的联络会。
两人在1847年开始以恩格斯的《共产主义原理》一书为根基写作《共产党宣言》，最后在1848年2月出版了这本一万两千字的政治宣言。比利时在当年3月将两人驱逐出境，两人于是搬到科隆，在当地出版《新莱茵报》。接着在1849年两人又被迫离开科隆前往伦敦，德意志政府要求英国政府将两人驱逐出境，然而当时的英国首相约翰·罗素伯爵拒绝了此一请求。
在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后，恩格斯成为了马克思留下著作的翻译者和编辑者。恩格斯自己也出版了《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一书，分析一夫多妻制是男性支配女性的社会制度，就有如资本主义下资产阶级剥削劳工一般。也因此，恩格斯对于女性主义和马克思女性主义都做出了重要贡献。
20世纪初
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第一起以马克思主义的工人国家理念作为基础的政治革命，新的共产政府上台后马上面临反革命、内战和国外介入[19]，列宁解释道“马克思主义最基本的课题就是，社会主义的成功必须取决于许多发达国家的劳工的联合奋斗。” [20]列宁认为社会主义必须靠着向国际扩散革命才能够成功，而不能孤立在俄罗斯。
1917年俄国革命的确促发了之后的一连串革命潮[21] [22] [23] [24]，然而，那些共产主义政党成功夺取政权的国家，却都不是马克思主义预言革命的第一波先发国家－亦即拥有高度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的西欧国家。暴力的社会主义革命在德国以及其他西方国家彻底失败，使得苏联必须独自发展。在经过许多辩论和解释办法争论后，列宁以新经济政策替代了战时共产主义，而他死去之后约瑟夫·斯大林掌权，消灭了他的政敌并且巩固权力，在混乱的1930年代中强硬推行共产工业化，虽然成功达成某些目标，也造成庞大的人民死伤受难，和长期的环境灾害[25]。列夫·托洛茨基的当代追随者则认为如同列宁和托洛斯基在1920年代所预言的，斯大林的“一国之内的社会主义”无法支撑自身。一些后来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且称苏联在垮台前很久就已经失去了社会主义国家的面貌。由中国民族主义者所形成的国民党也有一些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马克思主义者，他们认为中国的革命与共产主义预言的革命不同，主张中国早已经过了封建时期，而是停留在一种呆滞的经济模式下，也因此他们反对中国共产党的革命理论。
20世纪后半期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由苏联支持的许多共产主义政党在全世界产动了一波社会主义革命浪潮，许多这些革命最后导致政权变动和共产主义国家的诞生。然而，不少这些新兴社会主义国家并没有与彼此维持友好的关系，比如苏联与中国之间的冲突，以及苏联与南斯拉夫在1948年的冲突，当时两国领导人对于如何实践马克思主义都抱持着一些不同观点。许多这些自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最终都成了极权主义国家，而经济上也呆滞不前。此现象引起有关这些国家是否属于“真正马克思主义”之争论，又或者马克思主义是空想而不适用于现实世界。马克思主义批评者认为马克思主义尤其列宁主义是导致这些国家种种问题的来源，马克思主义内的民主派则认为社会主义阵营国家不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反对斯大林主义的托洛斯基追随者则主张这些国家之所以失败是因为缺乏世界性的共产革命，他们认为共产主义若要成功，必须要夺取资本主义已经开发的各国之间的贸易关系。
在1959年，菲德尔·卡斯特罗借着七二六运动展开古巴革命，尽管革命最初并非完全是社会主义，卡斯特罗在上台后套用了列宁主义形式的社会主义政府，并且与苏联结盟。由中国共产党统治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则在1950年代至1976年间进行了一连串的社会主义实验，试图彻底消除资本主义对中国的影响，起初两个五年计划很成功，之后自从1959年刘少奇当上中国国家主席，地位仅次于担任共产党主席和军委主席的毛泽东，后来改革开始激进化，导致了上千万人因饥荒死亡的大跃进。毛泽东在60年代中期，认为共产党已经沦为官僚主义大本营，再加上自身在党外的威望上升，于是发动文化大革命以非正常手段拉刘少奇下马，文化大革命的动乱部分在1978年结束，七十年代末期邓小平在毛泽东又一次支持下重新回到中共中央，进入国家级领导层。毛泽东去世后，改革派的邓小平得以掌权，清除了借着文革整人上台的干部，包括四人帮，展开了市场经济改革，批判性地继承了毛泽东既有的路线和政策。
到了1980年代，西方阵营在美国总统隆纳·里根和英国首相玛格丽特·撒切尔的领导下对苏联和共产世界展开强硬的施压，同时在苏联内改革派的政治人物以苏共中央总书记米哈伊尔·戈尔巴乔夫为首在1985年掌权，开始抛弃列宁式的经济架构并企图向社会民主主义发展。戈尔巴乔夫的改革，加上苏联本身经济的崩坏，使得苏联于1991年崩解，原本数十个在其联邦下的民族国家则一一独立，并且全都抛弃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制度，转而向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世界上其他许多国家纷纷追随此一趋势，从此苏式社会主义在全球政治上的影响力基本上被削除，有的话也是被更为温和的派系例如民主社会主义所取代。马克思主义也必须面临环境保护主义运动崛起的挑战，虽然有部分环保主义者也提出了综合马克思主义和环境保护的生态社会主义。
21世纪初
在21世纪初，许多拉丁美洲国家透过民选选出了标榜社会主义的意识形态的左派政府，由委内瑞拉的乌戈·查韦斯为首，还包括了玻利维亚的埃沃·莫拉莱斯、厄瓜多尔的拉斐尔·科雷亚、尼加拉瓜的丹尼尔·奥尔特加，这些国家透过美洲玻利瓦尔联盟进行经济和政治上的结盟，并且对仍然奉行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古巴持友好态度。许多这些国家的领导人都自称受到马克思主义影响，尽管他们本身都没有实行列宁主义的路线。
政界的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主义教了我怎么认识社会。在认识马克思主义前我就像是一个瞎子，不知道天南地北。如果你没有搞懂阶级斗争的历史，或者没搞清楚社会是以有钱或没钱人来划分地位的而且有剥削的存在，那么你就好像在森林里迷路一样，不知道任何东西。”
古巴革命家和共产主义领导人菲德尔·卡斯特罗，2009年。
自从19世纪末以来，马克思主义影响的社会主义政党便有许多不同的分支，尤其是介于正统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之间，而两派阵营内也有大量不同的子流派。革命主义的领导人列宁便说：“要以无产阶级专政取代资产阶级政体，是不可能不经过暴力革命的。” 而改革派的民主社会主义理论家麦克尔·哈灵顿（Michael Harrington）则认为马克思和恩格斯在他们晚年都接受了透过议会发展社会主义的方法。在马克思于1883年去世后，众多的政治团体和人物分别以马克思主义作为他们政治和政策的依据，产生许多经常大不相同或互相矛盾地方。“改革派”的社会民主主义政党支配了第二国际，并且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支持他们各自的国家，这使得共产党人因此与之分裂，成立了他们自己的第三国际。
以下的国家在20世纪的某段时间曾经正式的将马克思主义作为国家意识形态：苏联、中华人民共和国、越南、北朝鲜、古巴、老挝、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包括塞尔维亚社会主义共和国和克罗地亚社会主义共和国、斯洛文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黑山社会主义共和国、马其顿社会主义共和国、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社会主义共和国等。）、阿尔巴尼亚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南也门、阿富汗、贝南、索马里、埃塞俄比亚、刚果人民共和国、圭亚那、尼加拉瓜、匈牙利人民共和国、东德、罗马尼亚社会主义共和国、保加利亚人民共和国、波兰人民共和国、捷克斯洛伐克、蒙古人民共和国、格林纳达、图瓦人民共和国、安哥拉人民共和国、莫桑比克人民共和国、柬埔寨民主柬埔寨、柬埔寨人民共和国、哈萨克、吉尔吉斯、塔吉克、乌兹别克、土库曼、摩尔多瓦、乔治亚、亚美尼亚、阿塞拜疆、俄罗斯、乌克兰、白俄罗斯、爱沙尼亚、拉脱维亚、立陶宛、希腊、德涅斯特河沿岸、阿布哈兹、桑给巴尔、顿涅茨克人民共和国、卢甘斯克人民共和国、缅甸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利比亚等。
经典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会赞成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政教合一”式的国家意识形态。除“党内有派、党外有党”外，“政教分离”是欧洲社会主义运动的又一传统。卡尔·马克思在第一国际、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在第二国际与德国社会民主党中都处于思想领袖地位，但并没有特殊的组织权力，更无权随意排斥不同政见者。工人国际在思想理论上实行的是一元为主、多元共存的方针，即马克思主义是主流的意识形态与指导思想，但是蒲鲁东、布朗基以及各国社会党领袖，都有自己的一套理论，并不以马恩马首为瞻。即使是列宁，他也一直按“政教分离”的传统扮演思想家角色，终其一生在党内只是中央委员、政治局委员，尽管他控制党务的能力已远在马、恩之上。
马克思主义有许多流派。最著名的是列宁主义，此外还有学术界的西方马克思主义、新马克思主义等。
当代马克思主义的发展
一些当代的马克思主义者认为马克思主义是一个还在发展中的不完整框架，或是在经济学、政治学和社会学理论上有过时的地方，但他们仍然坚持马克思主义的主要理论有其价值。他们往往会将马克思理论套用到不同的领域或理论框架上，比如法兰克福学派为首的新马克思主义流派便是一例。马克思本人没有意识到他自己正是剩余价值的载体，当恩格斯每月向他寄钱时，就已经完成了价值的精确转换。如果由爱因斯坦或爱迪生完成转换，那么单位劳动的剩余价值和劳动的实际成本不是减少而是增加。而马克思所担心产能过剩其实是多余的。因为由于信息的不对称所产生的危机，才是马克思所真正担心的。十九世纪和二十世纪是科学发展的黄金期和婴幼儿期，马克思所预言的共产主义和社会主义是可以实现的但不是靠革命。
伴随着生产力和社会的发展和欧美国家债务危机的升级，以资本为核心的经济模式逐渐显露出了它的弊端。20世纪初至末期的社会主义浪潮，缺失了经济技术基础，信息不透明造成了交流错失和权利分级、使得阶级制度可行。因此现代的多数马克思主义的国家最终都成了极权主义国家，缺乏经济基础也成为了现代社会主义国家失败与改革的主要原因。近代社会主义思想者刘致屹，主张建立信息对等的生产结构，从而刺激生产积极性，并通过生产设备公有的方式使得生产带来的附加价值回归到建立更加先进的生产设施。因而，通过附加价值的合理分别，实现扩大生产规模的提高从而在资本主义的市场竞争中胜出。
马克思主义阐述了由无产阶级劳动操作的高效率机械化生产模式，在生产过程中替少数持有生产工具的资产阶级产生了剩余产品并成为剩余价值，此种剥削关系进而转化而根本性的矛盾，随着矛盾的扩大，社会的革命必将发生。马克思主义预言社会主义会从革命中产生，并将生产工具归还到集体的手上，依据每个人的“实际劳动”分发利润，并且依据“需求”而非利润规划生产。
当代的马克思主义主张通过参与自由经济竞争体现资产共有制的优势从而实现从资本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阶段，而并非通过革命的手段。
具体的方针如下： 一、信息平等公开，建立统一的生产计量单位，从而避免由于信息不对等造成的集权腐败现象。二、在部分（国有）企业中试行以生产单位为基础的分配模式，实现以实际劳动分发利润。三、在试点企业中扩大生产规模，提高工业水平，进一步发展科学技术以及宏观规划生产。四、参与自由竞争扩大企业规模，进而促进资本市场转变。
对马克思主义的批评来自众多的政治流派和意识形态，民主社会主义和社会民主主义者认为社会主义并不一定需要通过阶级斗争和无产阶级革命才能达成，无政府主义者则反对社会主义国家的概念。而在经济学上，利伯维尔场经济学家如弗里德里希·哈耶克则批评马克思主义忽略了市场在分配资源和协调生产上的角色。
卡尔·波普尔则对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提出强烈批判，他主张以历史主义方法论是缺乏可证伪性的，也因此根本无法判断其真伪。马克思主义自称为“科学的社会主义”，预测资本主义的命运。卡尔·波普尔以“否证性原则”作为科学与非科学的划分准则，根本上取消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地位，批判马克思主义只是一套意识形态，理论上既不能成立，经验事实上亦遭否证，是一种“历史定论主义”。从社会科学的观点看，根本没有马克思所谓“历史的铁律”可言，其预言缺乏意义。
包括哈耶克在内的数个世代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学者对马克思主义提出不断的解构和批判，而且不只包含经济学，还包含其衍生的科学方法论、社会理论、以及政治理论。透过边际主义的经济学革命，卡尔·门格尔以主观价值理论挑战马克思主义之劳动价值理论，并且结合众多古典经济学家如理查德德·坎蒂隆、劳恩男爵、让-巴蒂斯特·赛伊等人的理论，攻击马克思主义运用的历史主义方法论。
门格尔后的第二代奥地利学派经济学家如欧根·博姆-巴维克并进一步批判劳动价值理论，指出马克思对于价值和劳动的定义是自相矛盾的，并且批评马克思忽略了供给和需求对于价格的影响，并质疑马克思对这方面概念的解释一向模棱两可。包括博姆-巴维克在内和其他众多新古典主义学者也认为马克思的劳动价值理论与他所提出利润率趋向下降的理论互相矛盾，如果这种矛盾的确存在，那么马克思主义倚赖的剩余价值和剥削理论也就不攻自破了。
非马克思主义的经济学家们十分重视博姆-巴维克的批评，戈特弗里德·哈伯勒认为博姆-巴维克对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的批判影响之大，即使当代的马克思主义学者仍无法对他的批评提出结论性的反驳。
第三代的奥地利经济学派如路德维希·冯·米塞斯和弗里德里希·海耶克则发起了经济核算问题的辩论，他们主张若是没有调节市场机制的自由价格信号，任何形式的市场经济都会失去效率和意义，米塞斯并且主张“社会主义国家是不可能进行理性的经济行为的”
达隆·阿齐默鲁和詹姆士·鲁滨逊认为马克思的经济理论从根本上是有缺陷的，因为它试图将经济简化为忽略金融机构对经济影响后的一般规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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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评价的三个重要问题
王一凡／文
2013年05月09日14:49
来源：人民网-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指在20世纪20年代兴起的一股既区别于第二、第三国际观点，也与列宁主义相对立的，并以“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自居，致力于马克思主义“现代化”和对资本主义制度进行批判的社会思潮，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特殊的地位和意义。对于它的评价，无论是在过去还是现在，无论在国内还是在国外，都是一个颇具争议的话题。本文试从以下三个方面对西方马克思主义进行评价。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
关于西方马克思主义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问题，国内理论界有几种相异甚至针锋相对的观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80年代引入中国以来，至今已有30余年。这30年，既是对西方马克思主义逐步深入了解的30年，也是理论界对此争论不休的30年。然而，随着时间的推移以及人们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在这些争论者中，有些人的观点也已悄悄发生了变化。比如，徐崇温在早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作出的总体评价是，它是“一股左的激进主义思潮，它所反映的，并不是无产阶级的马克思主义世界观，而是小资产阶级的激进派的世界观”。但是，进入21世纪后，徐先生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也有了一些转变。比较明显体现在2012年发表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在我国的开展》一文中，徐先生就没有明确否定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但是，也没有点明它就是马克思主义的，而是模棱两可地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一些西方国家出现的一股在理论上同列宁主义相对立而又自称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潮”。
王雨辰并不赞同徐崇温等人将西方马克思主义置于马克思主义的对立面加以考察和研究。他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在“当代西方社会历史条件下的运用和发展”。它是“西方共产党和西方进步的知识分子考察资本主义的发展史，总结俄国革命成功的经验，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分析西方社会，寻找一条适合西方革命和人的解放道路的哲学和社会政治理论思潮”。
本文比较倾向于王雨辰教授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界定，认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是根据西方的具体历史条件，结合西方文化传统，探索适合于西方社会主义道路的一种社会思潮。但是，这一结论也只是就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大多数人的观点及其主观意图而言的。由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并不是一个观点基本一致的思潮或理论体系，它所涵盖的范围和包含的内容是比较庞杂和广泛的，其中有些派别和代表人物之间的思想差异又比较明显。另一方面，他们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忠诚程度也各有不同，在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中，有一些人如卢卡奇、柯尔施、葛兰西、阿尔都塞等的主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的；而另一些人，如萨特、德里达和鲍曼等，他们到底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目前的争议还比较大。因此，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性质的界定就需要进行具体的分析，既不能过于笼统，更不能一概而论。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
作为我们的“同路人”，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至少在以下三个方面可以进行对话和交流。
第一，在思想来源上，它们都直接来源于马克思主义，而且在一定程度上可以说，都是在试图摆脱苏联所谓“正统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束缚的过程中逐渐形成的。虽然西方马克思主义都主张用各种资产阶级哲学的精神来解释、补充和重构马克思主义，但是，在其发展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非但没有抛弃马克思主义的“血统”，而且对于马克思主义的重新解释和阐发也基本是从马克思主义的文本出发的。比如，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奠基人之一，卢卡奇尽管不完全同意所谓的“正统马克思主义”，但他却始终坚持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信念。再比如柯尔施，他在1923年发表的《马克思主义和哲学》一书中也提出要“恢复马克思主义和辩证法的联系”，“恢复马克思主义的哲学意识，在西方采取包括经济、政治和文化在内的总体革命模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发展至今形成的四大理论成果同马克思列宁主义一脉相承，它们之间是坚持、发展和继承、创新的关系。不管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怎样发展和创新，它的根子永远而且只能是马克思主义。
第二，它们都坚持并高扬马克思主义伟大旗帜。中国共产党人自诞生之日起就一直宣称自己是马克思主义者，并且始终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实际上也是历代中国共产党人对于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以及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这一根本问题的实践探索和理论回答。而在当代发达资本主义世界中，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不管自己面对的社会形势多么恶劣，也仍高举马克思的思想旗帜。陈学明教授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表现给予了高度评价。他说：“他们处于非主流意识形态的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及对马克思主义现代意义的充分肯定和信仰，无论如何对我们都是有力的激励。”他还强调：“西方马克思主义不是对马克思主义的放弃，而是通过反思马克思的思想、尤其是反思以第二国际为代表的传统马克思主义，结合当今世界所面临的重大问题，有力地揭示和张扬了马克思主义的当代意义。”
第三，它们都是马克思主义本土化和民族化的产物。实现马克思主义的本土化和民族化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内在要求。1938年，毛泽东在党的六届六中全会上作的题为《论新阶段》的政治报告中最先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命题。他指出：“没有抽象的马克思主义，只有具体的马克思主义。所谓具体的马克思主义，就是通过民族形式的马克思主义，就是把马克思主义应用到中国具体环境的具体斗争中去，而不是抽像地应用它??离开中国特点来谈马克思主义，只是抽象的空洞的马克思主义。”西方马克思主义也一贯反对将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做法，认为马克思主义必须因时因地改变斗争策略。比如葛兰西就西方革命的策略问题提出政治战术的运用在东西方是不同的。无产阶级在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搞社会主义革命不能采用俄国革命所用的“运动战”，而只能采取“阵地战”，一个阵地一个阵地地去夺取资产阶级在意识形态和文化上的领导权，这样才能最终推翻资产阶级国家。
西方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作为马克思主义在20世纪本土化和民族化进程中形成的两种理论形态，尽管有着诸多相似之处，但二者之间的差异也是极为明显的。主要表现在：
第一，理论内容不同。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道路，也形成了指导中国社会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四大理论成果：即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和科学发展观。这四大理论成果从整体上探索并回答了“什么是马克思主义、怎样对待马克思主义”，“什么是社会主义、怎样建设社会主义”，“建设什么样的党、怎样建设党”，“实现什么样的发展、怎样发展”等一系列重大的理论和现实问题。而与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理论内容的明晰性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却显得含混不清，繁复庞杂，在其众多的理论中很难归纳出一条相对清晰、前后一致并能够囊括众多流派的鲜明主题。
第二，表现形态不同。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元化的表现形态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则呈现出多元化的特征。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包含的四大理论，在其形态上是前后相承的关系，有其内在的逻辑性和规律性。与之相反，西方马克思主义却不是一个统一的学派或思潮，而是一个包括了各种不同的理论倾向和流派的混合体，因而在其表现形态上呈现出“一源多流”的格局，出现了诸如黑格尔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结构主义的马克思主义等众多流派。
第三，理论特质不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产生、形成和发展不是靠“本本”，而是靠实践。它来源于实践，高于实践，最后又反作用于实践，并在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实践中不断得到检验。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是与时俱进的科学理论，具有实践性、建设性和科学性。而植根于西方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现实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由于它是“西方资本主义世界革命低潮的产物”，它不可能像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一样被幸运地付诸实践。与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实践性、建设性和科学性相比，其理论特质则更多的带有思辨性（或哲学化）、批判性和空想性。
第四，对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不同。对“正统”马克思主义的批判以及试图在马克思主义中引入“非马克思主义元素”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一个显著的特点。也因此，约瑟夫?费米亚就明确指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在坚决、坚定和忠诚方面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他说：“如今，激进思想家们似乎对发展'别的什么东西'更感兴趣，却对于一个走下神坛的伟大思想家仅仅致以礼节性的敬意。”可见，他对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性质也提出了质疑。实际上，西方马克思主义的非马克思主义倾向也一直为国内理论界一些研究者所不能容忍和接受。与此形成鲜明对比，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对马克思主义的基本理论却予以突出的重视。比如，针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资产阶级自由化问题，邓小平就明确提出：“我们搞改革开放，把工作重心放在经济建设上，没有丢马克思，没有丢列宁，也没有丢毛泽东。老祖宗不能丢啊！” “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是中国革命胜利的一种精神动力。”在此，对于马克思主义的两种截然不同的态度就不言自明了。
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价值与意义
诚如约瑟夫?费米亚所言，如果革命理论的目的在于改变社会，那西方马克思主义必然被评判为失败的理论。然而，作为一种五花八门的理论体系，西方马克思主义也有一些“可以引以为傲的成就”。其中有些“成就”即便在今天看来仍不乏其价值和意义。
第一，西方马克思主义对当代资本主义的批判，有助于我们更好地认识当代资本主义社会。尽管有些人把西方马克思主义称作为“经院式的”或“哲学化的”马克思主义，但是，同当代其他一些哲学流派相比，西方马克思主义与现实生活却有着更为密切的联系。这是因为，“从他们所关注的一些理论问题来看，他们并没有回避现实的挑战”，“在他们那深奥难懂的语言中负载着大量关于急剧变化的当代世界的信息”，“也倾注了他们对人类命运的关心”。尤其是，西方马克思主义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国家的现实出发，对资本主义社会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分析其新变化和新情况，揭露其新矛盾和新问题，形成了比较全面系统的理论，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产生了非常重要的影响。同时，他们的资本主义理论尤其是他们对当代资本主义的经济、政治发展的深刻认识和剖析，为我们全面认识和研究当代资本主义社会提供了非常珍贵的资料。
第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什么是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的探索，为我们发展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提供了更宽阔的视野。在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态度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者们一方面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某些特征和质量，如马克思主义的批判性；另一方面，又纷纷以“补充者”、“革新者”自居，要求重新“发现”和“补充”马克思主义，使之现代化。然而，在使马克思主义“现代化”的过程中，西方马克思主义并没有一种统一的范式，他们提出“重返”马克思主义，也大都是基于自己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基于自己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做出理论取舍，再将之与西方现代哲学中的某些流派相结合，最终形成了那些冠以各种称谓的“XX马克思主义”。尽管西方马克思主义有诸多弊病，尽管在“坚定”和“忠诚”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大部分时期扮演着反面角色，但是，他们提出的一些理论和观点确实为我们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些值得重视的内容。比如，他们提出要广泛吸收和利用西方资产阶级思想的成就、重申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曾经遭到忽视或者偏离的问题，以及试图引进现象学、生存主义、语言学、生态学、精神分析等20世纪的理论发展作为研究日常生活微观领域的思想工具等，为我们深入研究现代社会和发展马克思主义提供了一种独特的视角。
第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为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做出了独特的贡献。其一，他们在非主流意识形态背景下对马克思主义的坚信和对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这种精神和努力对于世界社会主义运动，尤其是对于处于社会主义国度中的我们，无论如何都是一种极有力的激励和鼓舞；其二，西方马克思主义对于当代发达资本主义社会的革命曾起到过积极的推动作用。同其他社会进步力量一样，西方马克思主义一直在努力宣传社会主义，努力为消灭资本主义社会的各种不公道、不合理现象进行了长期的斗争。虽然他们的大部分时间倾向于哲学上的探讨，但他们同样对社会现实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给予了大力支持和密切关注。特别是，在“五月风暴”的浪潮中，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些理论著作被奉为60年代末70年代初期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新左派”的精神先驱；其三，西方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理论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宝库。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和重申了在马克思主义发展过程中遭到忽略或偏离的问题，认真研究和分析这些问题，可以帮助我们防止和克服对马克思主义的曲解和偏离；另一方面，西方马克思主义提出的消灭资本主义社会不公道、不合理现象和实现社会主义革命的种种设想尽管带有不少空想的、不切实际的性质，但他们提出的社会主义设想也不乏独到之处。比如，他们突出强调民主、自由和平等价值观在社会主义中的意义，以及他们对苏联现实社会主义的批判，对基于资本主义社会现实采取新的争取社会主义战略走符合本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认同等理论，对于当前活跃于资本主义世界中包括共产党在内的“先进力量”不乏其借鉴和启示意义。
当然，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著作和观点中也存在一些不合理甚至是错误的东西。因此，我们在研究和评价西方马克思主义时，就必须遵循客观公正、实事求是的原则，区别良莠，分清是非，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对它做出符合实际的价值判断，也只有这样，我们才能汲取其合理成分，为我所用。
【本文系2011年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专项任务项目“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民族化比较研究”（批准号：11JD710006）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海南大学党委办公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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纪念马克思：中国的绿灯行和西方的红灯停
2018年5月4日
马克思小故事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毛泽东的这句话，可能是许多特定年龄段的中国人第一次听说马克思这个名字。
后来，中国推崇马克思主义的华丽词藻，不仅连绵不绝，而且与时俱进："革命导师"、"放之四海而皆准"、"指路明灯"、"万里长河之源、参天大树之根"……过去几十年来间，马克思无处不在，天安门广场有过他的巨幅照片，人气最高时，甚至连死个人都被俗称"见马克思去了"。
1991年前苏联垮台后，中国成了世界上最后一个共产主义大国。
5月5日是马克思出生200周年，今年也是他的《共产党宣言》发表170周年。一贯宣称笃信马克思主义、推行社会主义的中国是怎样庆祝的呢？在西方、特别是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小镇特里尔，人们又在说什么？
图像来源，GETTY IMAGES
中国在做些什么？
简言之：隆重纪念。概括起来，似乎是要让马克思主义更加：
- 中国化
- 时代化
- 大众化
中国的纪念活动，从上到下、从里到外、从老到少，涵盖各个层面。上有习近平亲自训话；中有学术组织积极研讨；至于基层吗，电视台、电台黄金时段播出连续节目。正好赶上五一节放假，或许更多的人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学习？
中国化：习近平还是马克思主义者吗？
这要取决于你问谁。
5月4日，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纪念马克思诞辰大会，习近平亲自讲话。
4月23日，习近平召集政治局集体学习时说，马克思主义"依然占据着真理和道义的制高点"，但他也强调，要坚持和发展的是"21世纪马克思主义"、"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
至于中国化要走多远，这还有待观察。不过，西方很多学者对中共马列理论的最大批评恐怕就是把主义"中国化"：随时随地因为自身需要而改变"主义"，修正"原则"。很多西方学者曾经质疑，《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等共产主义经典理论文献中马克思当年所憧憬的天下大同、无阶级社会、平权、民主等共产主义理念，后来在苏联化、中国化、朝鲜化和古巴化之后，与马克思主义还有多少关系呢？
4月27日，中共喉舌《人民日报》发表长篇文章，援引习近平在政治局的讲话称，马克思主义是共产党人的"真经"。文章说，"真经"没念好，总想着"西天取经"，就要贻误大事！
不过，马克思也是西方人，他的理论，也是中国共产党当年从西天取回来的经。200岁的马克思主义，对解决当代中国的问题能有怎样的帮助呢？这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问题。
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小镇特里尔安装这样的行人信号灯
时代化：国际盛会规模多大？
中国确实在探讨。学术界活动太多，最高调的之一是北京大学即将举办的第二届马克思主义大会。
北大即将迎来建校120周年，一系列的庆祝活动中有一项是5月5日至7日的马克思主义大会。中国媒体称，大会是"全球范围内马克思主义研究者的国际级盛会"。查阅北京大学新闻网后发现，届时将有26名“国内外知名学者”参会。
中国媒体另外一则报导中提到，4月27日无锡"民营企业马克思主义研究会第二届一次会议"，100多位会员及专家学者参加会议。
《人民日报》说，无锡这一家是中国唯一的定位于民营企业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社会团体。
民营企业，通常情况下，看到这个词，引发的联想应该是私有制，市场经济。民营企业专门研究马克思主义，很有时代特色。
大众化：90后不感兴趣咋办？
对政治不感兴趣，恐怕是全世界所有年轻人的"通病"，那么，中国怎样向"明天的太阳"宣传马克思主义呢？
中国媒体保证你“四分钟get马克思”
平常日子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已经是学校的必修课（可能叫的名字不一样）。但是，怎样让马克思不单单是90后在教科书中看到的一个符号呢？
中国媒体真是蛮拼的。中央电视台黄金时段近日播出五集节目《马克思是对的》，官媒人民网、新华网同步播出。节目采用对话形式，用词通俗，非常接地气，或者可以说"洋溢着青春气息"。速览版保证你"四分钟get马克思"！
4到5月，十多家广播电台播出的系列节目《给90后讲讲马克思》中，马克思被称为"问题少年"、"学霸"、"十七岁时是一枚小鲜肉"、"追女孩的高手"、和燕妮搞"姐弟恋"、"在没有计算机、手机、微信、微博、Facetime的年代为心爱的姑娘写情诗"……
效果目前无从得知。但是在西方，马克思真曾有过不少年轻的粉丝，特别是各色激进的"造反派"。不过，这不应该是中共宣传攻势希望达到的目的。
马克思的墓碑上写着：全世界劳动者联合起来
西方有没有纪念？
有，活动不多，争议不少。
没有高调的活动。因为马克思主义在西方早已"盖棺定论"。比如在英国，早就被归限于学术研究范畴，仅此而已。即使是最左翼的学者和社会精英，即使他们再笃信公有制和社会主义，也不会有人用把马克思主义英国化、时代化为由去倡导威权与人治。
而在前东欧苏联阵营的国家，马克思主义还被视为共产主义革命的灵感和基石，共产主义暴政给数以千万计的人带来灾难性的后果。
不过，马克思的《资本论》还是经常被搬出来讨论、参考的，特别是在2008年全球经济危机之后。眼下，全球化、社会两级分化等，依然是备受关注的议题。近日，西方诸多学术人士、媒体也在再次解读。
但是，屈指可数的纪念性活动，还是引起了争议。
日前英国有媒体报导，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有计划参加马克思故乡举行的为中国赠送的马克思塑像揭幕的仪式。容克为此遭到连串质问。批评人士说，马克思和他的理论都应该被扫入历史垃圾堆，但是，欧盟委员会女发言人为容克发声说，不提马克思这位"有争议的哲学家"几乎等于"否认历史"。
你会花三欧元买张零欧元吗？
马克思的故乡在做什么？
特里尔今年举办的活动主要有：
- 一处路灯上的小人成了马克思
- 发行0面值（售价3欧元）的纪念钞
- 树起中国赠送的马克思塑像
- 年内举行系列展览
这些活动也引起争议。有人说马克思是小镇"最伟大的儿子"之一，值得纪念。有人说这是想拉马克思的大旗赚中国人"红色旅游"的钱。
在今天的德国，围绕马克思不仅存在代沟—前西德人与统一后成长起来的一代相比对马克思的了解可能更少，还有一条"地沟"：地域鸿沟。冷战伤痛记忆犹在，资本主义的前西德和共产主义的前东德对马克思的认识和接受程度仍有巨大差异。
行人请注意：绿灯行、红灯停
还以中国赠送的马克思塑像为例。法新社日前采访"共产主义暴政受害者组织"的负责人、曾被东德当局投入监狱的多姆布罗夫斯基（Dieter Dombrovski）。他说，马克思为日后的共产主义独裁政权提供了基石，"根据现在的刑法制度，如果某人煽动另一个人去谋杀、那人真去谋杀了，前者也会被控煽动罪。"
特里尔镇府官员则辩解，不能把账都算到马克思头上：共产党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扭曲了马克思理论。
特里尔小镇还被指，接受马克思塑像是为了吸引中国"朝圣"游客，赚钱。市长立博（Wolfram Leibe）则说，马克思毕竟是小镇"最伟大的儿子之一"。塑像不是为了吸引中国人来旅游。小镇现在每年接待500万游客，只有1%是中国人。
接纳更多游客？"就算有心、力也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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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哲在哲学中处于什么样的地位？
作者：TakySafu
来源：知乎
马克思的学说作为精神在历史上遗留下来的财产，对于当今的欧陆性质哲学[1]的研究者已然成为了某种“无机环境”了。现在的研究者们天然地就生活在这个无机环境中，受到它的影响（如马克思的社会批判方法：社会的辩证研究、文明的批判、政治经济学批判等等），并不是每天都巴不得把马克思三个大字贴在自己脑门上的人才配说自己受到马克思的影响，再反过来，承认自己是个马克思主义者也根本不是给自己贴金的东西，人家干嘛要像上世纪中期的法国知识分子一样成天满口马克思/列宁/斯大林/卢卡奇/萨特/梅洛-庞蒂的？
再然后，在现当代，我们已经比较难找到一个新提出的理论真的可以被称作是“马克思主义的”。换句话说，当代所谓“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么是较之于马克思走了太远以至于只能被称为是“泛马克思主义的”了（然而它通常会“泛”到我们完全也可以不叫它是马克思主义，它之所以会给自己套这个名并且执着于此只不过是激起人们对那个时代的回忆罢了），要么它可以被称作是“马克思主义的”，只不过太学究太哲学，一般来讲只提供给激进的学生和大学教授们研究，偶尔喊一喊“实践”两个字，不过这种程度比之于萨特那个样还得退几步。
再加上上世纪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批判理论的失败，以及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似乎又把所谓“奴役人的”现代性推向高潮，还有一票子后现代主义的支持者自称为马克思主义者，这都使人们丧失了对马克思主义的信念——使得马克思主义只能成为信念了。
英美马克思主义著作家一般都以分析哲学的风格写作，于是就有人把他们称作“分析的马克思主义者”了，实际上叫他们“分析的马克思学”学者可能更恰当？毕竟脱离了分析的马克思学的分析马克思主义运用，其实也完全可以抛开马克思这个名号了。
分析马克思学作家艾伦·伍德在其代表作Karl Marx新版的前言里就讲：
“In the capitalist world [3] , self-described
Marxist parties have become noticeably weaker or have ceased to be potent
political forces at all. Since the early 1980s, postmodernism (or whatever
it has decided to call itself this week) seems to have replaced Marxism as
the fashionable posture of discontented intellectuals.Even many who in earlier
decades might be expected to be familiar with and respectful of Marx's thought
now simply repeat the timeworn slogans of uncomprehending rejection. It might
not be an exaggeration to say that even the academic study of Marx's thought is
widely regarded with contempt.”
马哲在哲学史中的地位很高，二十世纪的大哲学家可能有四分之一都受到过马克思较大的影响，如果能把英美哲学家去掉，这个占比可以达到很夸张的地步。所以认为马哲在哲学或者哲学史中地位不高、影响不大，是不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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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当代困境
作者：董新春 发布时间：2016-12-09
自20世纪20年代至今，西方马克思主义已走过近百年历程。在经历了高涨的革命热情、深刻的社会批判及广泛的文化反思之后，当前的西方马克思主义陷入一种看似百花齐放、实则深度迷惘的窘境。霍布斯鲍姆回顾20世纪的左派历程后无奈地说：“我们确实不知道，自己正在走向何方。” [1] (P18)“最具批判意识的先锋知识分子”乔姆斯基也为“世界各国人民的基本的民主倾向性和潜在的革命性”如何转化为现实的问题而苦恼。[2] (P8)对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居功至伟的佩里·安德森甚至因“除资本主义外，别无他路”的感慨而被批评为一种“看起来很奇怪的保守主义” [3]。从思想史的角度看，西方马克思主义的迷惘与失落是其逻辑发展的必然。对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理论的误读是其陷于自由主义的个人本体论窠臼并最终陷于困境的决定性因素。
一、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双重批判理论
资本主义双重批判理论是指马克思在资本主义批判中蕴藏的经济与文化、事实与价值、客观性与主体性的双重线索、两种批判。它既是马克思对长期困扰自由主义者的决定论与自由意志论关系问题的回答，又是对蔓延于整个西方文化的“神”与人、规律的客观性与人的主体性之间复杂关系的考察。初看，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也同样存在上述矛盾和紧张，然而，当人们立足历史和整体审视其思想发展之时就会发现，在马克思那里看似对立的两种批判实质上却是相得益彰、相互支撑、不可或缺的关系，它们共同支撑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理论大厦。
马克思的一生是批判和超越自由主义的一生，双重批判理论就产生于这一过程之中。作为资本主义主流意识形态，自由主义的本质是自由意志论，它坚持个人自由至上原则、将个人的自由意志和自由选择视为人之根本。[4] (P229)然而，马克思在自由主义者为世人鼓吹的“自由幻影”中看到的却是另外一种情况，这就是，尽管资产阶级用一个个政策措施维护现有制度这一“事实”、自由主义者用一部部鸿篇巨制论证个人自由至上这一“价值”，但对大多数非有产者而言，这种自由不过是看得见摸不着的水中月、镜中花。资产阶级这种理论与实践的一唱一和启发了青年马克思。从1844年起他踏上了从事实与价值双重视角对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的批判之路，并且随着他经济学研究的不断深入，这种双重批判也日臻成熟与完善。
早在担任《莱茵报》主编期间，不屑与“下流唯物主义”为伍的马克思就遇上一个有关“物质利益”的难题。在《关于林木盗窃法的辩论》中，隶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但一向关注人民疾苦的马克思第一次拿起了自由主义武器，以自然法为工具，为贫苦农民拣拾树枝的行为辩护。他受教于黑格尔的逻辑论证不可谓不严谨，但面对严酷的现实却始终显得苍白无力，这不仅使他对原本信奉的黑格尔唯心主义哲学产生深深的怀疑，而且对运用政治法权思想批判改造现实的可能性打了个大大的问号，“物质利益”问题成为萦绕在他心头的一个谜。在费尔巴哈的《关于哲学改革的临时纲要》《未来哲学原理》、青年恩格斯的《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及赫斯的货币异化思想的引领下，马克思发生了从黑格尔唯心主义向人本学唯物主义，从空洞的政治法权批判向现实的经济学批判的双重转变，其直接理论成果就是《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在这部经典著作中，马克思以经济自由主义、即国民经济学为切入点和批判主体，以政治和文化自由主义批判为外延，对自由主义做了一次总体性批判。
与国民经济学“从当前的经济事实出发”不同，马克思发现了一个隐藏在客观事实背后“应该”的视角，由此生发出人本主义异化逻辑线索。自然界原本是人的劳动的对象化，人在生产劳动产品同时也改变自然，使之造福人类，但在现代工业生产中，作为劳动产品集合的人化自然却发生反叛。工人生产的劳动产品越多，不属于他、“异己”于他的对象世界就越庞大。这显然是一种工人与其劳动产品的异化，而其背后又隐藏着一种人与其劳动行为的异化：劳动原本是人在满足自身需要的过程中将其本质力量对象化的活动，是人自由发挥体力和智力、获得全面发展的手段，但在现代工业生产中，工人从事的却是一种被动的、强制性的劳动，这种劳动越多，工人就越觉得自己不成其为人。作为“类”原本具有的“自由自觉”的本性被工人用来“自由地”地变卖自己以维持基本的生存需要，[5] (P57)于是，个人与他人、个人与自身随之发生普遍对立与异化：自由平等变成强制与奴役，自由自觉的人变成了“非人”，物质财富的增值带来的却是人的世界的贬值。
这就是马克思在第一笔记本后半部分阐述的异化劳动思想，也是以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人本主义奉为宝典的重要理论。的确，与自由主义经济学肯定资本主义“事实”的思路相比，马克思异化批判逻辑的出现大大推进了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批判的深度和广度，有利于人们从“事实”和“表象”出发深入到“异化”本质的揭示。在20世纪消费社会到来之时它更帮助人们看清资产阶级通过消费主义维护其统治的企图，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西方马克思主义批判资本主义的武器。然而，由于青年马克思的人本主义异化逻辑毕竟是一种从抽象的“类本质”或“应该”出发、以价值悬设为特点的哲学批判，因而这一思路的缺陷也是显而易见的。它只能带来对资本主义的伦理义愤和外在批判而难以抓住资本主义的要害，形成对它的有效打击。马克思对此是有所觉察的，因此在第二、三笔记本中，他在论及现代工业生产和以往封建地产之间关系之时萌发了一种新的历史的及现实的维度：自由主义者肯定资本主义私有制的美好与永恒，而马克思看到的却是资本主义的暂时性。在他看来，资本主义只是历史发展的一个环节，作为其意识形态的自由主义也不过是以个人主义为核心、为资本家发财致富而鼓吹的理论，它必将被以真正的自由平等为目标的共产主义所取代。
这样，在人本主义异化批判的顶点，在解决异化劳动的尝试中，资本主义现实批判维度在马克思的头脑中自然生发出来。然而，由于此时马克思的经济学研究才刚刚起步，因此始终难以回答资本主义异化劳动产生的现实根源及如何推翻资产阶级私有财产关系等问题。1848年革命失败后，为了帮助工人阶级树立推翻资本主义的信心，马克思投入到客观经济学研究中，“异化”这一带有抽像人本主义特点的范畴与他此时的研究重心并不匹配因而暂时隐匿起来。但在十年经济学研究之后，当“异化”一词再次出现之时，人们很容易就可以察觉到以往尚显轻飘含混的“异化”增添了无比深沉厚重的内涵。在《资本论》中，马克思不仅详细论述了他最为重要的理论成果——剩余价值理论，而且用了整整一章100多页的篇幅大量引用当时报纸杂志关于工人生活状况的文章和调查报告，揭露了资本主义生产劳动时间长、劳动条件恶劣、工资待遇低下等等事实。仅此一点，我们就可以说，十年经济学研究并不是对以往异化逻辑的否定而是对它的补充、深化和发展。或者说，在《资本论》中，虽然马克思对“异化”一词的使用频率仍然不高，但它实际上已经羽化为整个《资本论》的“魂”，渗透于其经济学研究的字里行间。当他批判资本拜物教同时批判自由主义者关于自由平等的幻想即思想拜物教之时，当他提出以“物质条件和精神条件的发展为前提” [6] (P109)的个人联合体思想之时，原本尚显分离的现实批判逻辑和人本主义异化逻辑彻底融为一体：后者为前者提供价值导向和精神引领，前者为后者提供现实依据和解决路径，二者相互支撑、互为补充，共同搭建起“科学社会主义”的大厦。这是一种将经济学和哲学、资本主义和自由主义、资本拜物教与思想拜物教、客观性与主体性有机融合的批判，目的就是通过经济异化事实的揭露打破自由主义苦心经营的自由平等的话语霸权，从而最终实现资本主义向新社会形态的过渡。
需要补充的是，由于马克思所处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主要面对的是如何扩大生产的问题，普通个人的主体意识尚未真正觉醒，因而虽然马克思搭建了资本主义双重批判理论的框架，但对一些细节问题尚缺乏研究，尤其是对思想拜物教及其消极影响的关注严重不足。随着资产阶级统治策略的调整，这一隐患首先在第二国际关于科学与伦理的争论中显现出来。
二、第二国际资本主义批判中的“科学”与“伦理”之争
19世纪末恩格斯去世后，第二国际很快划分为“科学”与“伦理”两大阵营。与伯恩斯坦悬置客观必然性转而从“伦理”视角强调社会主义必然性的做法相反，多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强调社会主义的客观经济必然性。除坚持“严格”经济决定论的考茨基之外，意大利的拉布里奥拉也宣称马克思主义是一种“严格的和彻底的决定论观念”，坚信共产主义的实现不是“自由意志的结果”而是由客观经济因素所决定的历史必然。[7] (P69)马克思的女婿、法国人拉法格甚至直接将其著作命名为《思想起源论——卡尔·马克思的经济决定论》。即使强调发挥无产阶级主体作用的卢森堡也同样坚信社会主义是一种客观历史必然，对伯恩斯坦单纯强调伦理因素的言行予以驳斥。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理论家的共同特点是将“科学社会主义”建立在客观经济必然性之上，坚信“社会主义的历史必然性首先是从资本主义制度的不断增长的无政府状态中表现出来的”。)虽然也有学者看到伦理的重要性，但又把这种伦理推动力看作归根到底由经济推动力所决定，强调经济相对于伦理等文化因素的绝对统治地位。
从当下的视野观之，第二国际理论家在宣传解释马克思主义时的重大缺陷是显而易见的，这就是他们虽然信奉马克思主义，宣扬人是历史的主体，但实则由于过度强调经济的客观决定作用和伦理文化因素的被动性而无意中割裂了马克思主义客观性与主体性之间本应有的密不可分、互为支撑的关系。在其影响下，产生于20世纪上半叶的苏联马克思主义日益形成一种僵化的经济决定论。它宣称“历史的偶然性是没有的” [9] (P40)，其必然性也已经被马克思主义创始人揭示出来。似乎，只要坚持严格的经济必然性及以此为基础的历史规律，共产主义就将指日可待。显然，在这一论说中，普通个人完全是被动、可以忽略不计的，其主体性和自由意志根本就是一种奢谈。
出现这种现象的原因很多。马克思本人对个人及思想拜物教言之不多固然是原因之一，但这些马克思主义理论家自身的缺陷更值得关注。在他们看来，从经济学视角对资本主义弊端的揭露会自然而然地在无产阶级中衍生出反抗资本主义的意识，形成“科学社会主义”的价值追求，因而他们将19世纪末资产阶级采取的改善工人生活状况、缓和阶级矛盾的做法简单判断为“本质未变”，对价值多元化潮流的萌发置若罔闻，对工人阶级主体意识的觉醒及可能带来的挑战缺乏研究。伯恩斯坦意识到了这些变化，因而强调“伦理”和个人的自由意志在社会主义实现中的重要作用，但可惜的是他又走到了另一极端，即把资产阶级的让步过于乐观地想象成资本主义“质变”，搁置马克思的客观经济批判线索而沉迷于主观化的“伦理”批判。此后，作为西方马克思主义创始人的卢卡奇通过主体性和价值问题的介入进一步开启了隔绝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人文性”、经济批判与文化批判之路。
三、西方马克思主义资本主义批判中“经济”与“文化”的对立
在卢卡奇看来，第二国际理论家虽然自诩为“科学社会主义”，但在强调经济决定论或历史规律客观性的同时却忽视了现代社会价值问题的出现，简单地将“应然”等同于“实然”，想当然地认为美好的价值必定被人们接受并转化为现实。在卢卡奇看来，关键问题不是社会主义是否必然而是如何由“应然”转化为“必然”。他主张在强调经济因素“作为一种决定一切理论的决定性趋势”的同时，重视作为历史主体的人的意识特别是无产阶级的意识在趋势转化为现实中的积极作用，[10] (P313)开创了“马克思主义主观化”的先河。[11] (P234)就卢卡奇不否认资本主义经济批判同时又强调无产阶级“群体意识”而言，他并没有完全脱离“正统”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框架而只是吸收了卢森堡关于发挥无产阶级主体作用的思想，以期实现客观决定论与主体自由意志、马克思主义科学性与人文性的统一，因而对消除僵化的经济决定论的弊端具有积极意义。但是，由于卢卡奇以黑格尔主义特色的“总体性”概念取代了经济的基础性地位，并坚信“理性的形式主义的认识方式是把握现实的唯一可能的方式”，[10] (P12)从而使马克思最为重要的物质生产“实践”概念被扭曲为纯粹的理论批判活动，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客观经济维度因而面临被边缘化的危险。随着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深入，这一缺陷日益凸显。
二战以后，在移居美国的霍克海默、阿多诺等人看来，以往偏重理论思辨、强调阶级斗争的欧洲式研究思路在奉行实用主义和个人主义的美国基本不再适用，卢卡奇开创的通过提升阶级意识克服异化的思路也基本失去效力，因为与物质相对匮乏、不得不致力于扩大生产的欧洲社会相比，美国资本家面临的是如何刺激和创造消费需求，将大量生产出来的商品销售出去的问题。广告宣传、信用卡透支等促销手段被创造出来驱使全社会狂热地投入到消费活动中去，真实需要和虚假需要、统治与被统治的区别日渐模糊，工人阶级也因物质生活的富足而变为现存秩序的坚定拥趸。因此，霍克海默等人决定改弦易辙，转而以“个性衰落”问题为人口，研究资产阶级如何借助科学技术等“工具理性”进行思想异化。 “文化”就此被开发为资本主义批判的主战场。
客观地说，以霍克海默为代表的法兰克福学派第一代以个性为切入点的文化批判思路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拜物教理论，深化了卢卡奇的主体性和价值问题研究，强化了资本主义批判的“文化之翼”，有利于弥补苏联马克思主义的研究缺失。问题是他们在得出资本主义全面异化结论的同时又把美国资本主义繁荣看成是“现在如此、应当如此、将来也如此的现实”，这就使得他们对消费社会的批判被扭曲为解释现存社会、为现行统治出谋划策的手段。[12] (P14)这种悖论的出现，与他们忽视甚至主动抛弃马克思资本主义批判的客观经济维度直接相关。或许是出于资本主义虽然存在全面异化但仍充满活力的形势判断，更或许是担心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会吓跑资助社会研究所的千万富翁的考虑，霍克海默担任社会研究所领导职务期间，就对其学生格罗斯曼从马克思主义经济学角度批判资本主义的努力嗤之以鼻，甚至有意阻拦。
失去客观经济批判的支撑，霍克海默对“思想异化”的探讨只能以悲观和迷茫告终。幸而，20世纪五六十年代在欧美国家兴起了女性和黑人等少数族裔争取权利的新社会运动，原本处于传统秩序边缘的个人开始觉醒，他们用不同的方式发出要求更广泛的自由权利的吶喊。马尔库塞、弗洛姆、萨特等人在这些新社会运动中欣喜地看到，个人没有，也不可能被全面异化，在他们的“本能”中还存在着强烈的斗争冲动，完全可以走出一条克服异化、最终实现社会主义的新路。这就是从非理性视角调动个人积极性以批判资本主义社会的“个人化的马克思主义”。[11] (P229)其中，弗洛姆设计的“人道主义的社会主义”道路坚信资本主义必然被社会主义取代，但却寄希望于一种抽象的“爱”去实现劳资双方的平等合作，进而将被异化的个人改造成自由的、理性的、主动的、具有独立个性的“新人”。问题是马克思主义通过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以实现个人与社会真正统一的思想早已被他实质性地抛弃，人们不仅很难再将其与坚持个人主义原则的自由主义者区分开来，甚至不得不怀疑他在多大程度上还能称之为西方“马克思主义者”!
弗洛姆的这一失误在另一位诉诸个人主体的思想家萨特那里表现得更为极端。萨特相信，在这个不存在一般性道德规则，也不存在什么决定论，甚至没有什么价值是确定的世界里，个人依然可以依照“本能”做出对自己和他人负责任的选择，进而促进世界的改造。萨特对此充满了自信，但人们在这种主观化、理想化的架构中却读不出一丝的乐观与希望。20世纪60年代末西方学生运动的失败不仅表明萨特、弗洛姆等人以“本能”“冲动”等非理性因素改造社会的努力的失败，而且为法兰克福学派为代表的人本主义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批判之路画上了一个大大的句号。
四、对西方马克思主义文化批判之路的反思
在西方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上，弗洛姆、萨特这种从革命激情出发，以各种乌托邦结束的现象带有普遍性。20世纪70年代以降的结构主义、生态主义、女权主义等思想流派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同样草草收尾。所谓“后马克思主义”、“后马克思学”不仅与此前激情四射的法兰克福学派不可同日而语，甚至有的明显带上了反马克思主义特征。[14] (P9)当下的西方马克思主义及至整个西方左派呈现出看似繁花似锦、实则深度迷惘的态势。纵观西方马克思主义近百年的发展历程，它经历了一个从反对“无人”的僵化的经济决定论到强调人的主体意识，从无产阶级“群体主体”到“个人主体”，从理性到非理性的曲折变化。可以说，西方马克思主义在短短几十年间如同过山车一般把西方文化中可资借鉴的资源都毫无例外地走了一遍，最后仍以灰飞烟灭告终。
个中原因虽然众多，他们在处理马克思主义经济与文化双重批判关系问题上的重大失误乃至在个人与社会关系问题上与自由主义殊途同归恐怕是一个主要原因。因为在追求日益广泛的个人自由权利的过程中，一旦抛弃了资本主义经济批判及其支撑的历史性、客观性和现实性维度，单一的文化批判就必然呈现为一种碎片化和主观化的状态，“现实的个人”原本丰富的内涵被抽象为脱离社会和历史的自由主义式的“个性”，个人自由也随之蜕变成主观想象。结果，西方马克思主义者口口声声强调社会重要作用之时，却偷偷地用“个人本体论”的脚挪向自由主义。
历史总是人的历史，研究历史总是离不开对历史主体的探索。作为僵化的“无人的”经济决定论的反动，卢卡奇试图在肯定马克思客观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上找寻激发无产阶级斗争意识、凸显人之主体性的哲学之维。遗憾的是，由于他的帮手是黑格尔，因而从一开始就埋下了阈于理论思辨的隐患。二战前后，“个性研究的狂潮”使这一隐患充分膨胀凸显，以个人意识为对象的社会心理学、存在主义、现象学一时成为显学。虽然这种对历史主体及其意识文化的研究有助于纠正传统马克思主义单方面强调客观历史规律、忽视历史主体作用的研究缺失，并在一定程度上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的思想拜物教理论，但由于抛弃了经济批判维度和客观现实视角，因此当他们深刻猛烈地抨击消费社会却又不切实际地空谈人间大“爱”甚至诉诸个人非理性冲动之时，他们或许没有意识到他们实际上正变相地沦为论证资本主义永恒性、为资本主义出谋划策的工具；当马尔库塞、弗洛姆、萨特以非理性本能为武器鼓励个人创造历史和自身，把个人的自由意志及自由选择奉为圭臬之时，他们与自由主义的界限已经极为模糊。联系20世纪70年代末新自由主义上台后西方马克思主义及至整个西方左派的失声，回想前述法兰克福社会研究所有意淡化资本主义经济批判的做法，我们不能不说，在西方马克思主义那里，马克思毕其一生研制的“革命武器”早在20世纪30年代末就已被其否定因而埋下了重大隐患，20世纪60年代的学生运动不过是单一文化批判面对强大现存秩序所做出的誓与敌人同归于尽的自我引爆，早已向自由主义缴械投降的他们，留给世人的只能是烟花般短暂的辉煌!及至21世纪资本主义世界屡发危机，手无寸铁的他们除了诅咒谩骂之外根本就不可能找出什么现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这种有违初衷的结果与现实资本主义社会的变迁不无关系。20世纪，文化对经济的引领作用日益突出、价值多元化日益彰显、反法西斯主义等时代主题最终汇聚成文化价值层面的思想及个性异化问题的探讨。然而，文化和异化现象的凸显毕竟只是表象，厘清这些现象赖以产生的现实社会根源才是解决问题的关键。只有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才有可能形成对现实资本主义社会各种矛盾问题的宏观把握。
在马克思那里，经济和文化批判犹如放风筝的人与风筝的关系。当风筝自由地在空中展翅翱翔之时，人们往往仰头看天，不去关注放风筝人娴熟高超的技巧，似乎风筝天生就应该而且永远会拥有优美的“舞姿”；一旦控制风筝的线断裂，风筝坠落在地，放风筝人的重要作用就会立刻凸显出来。就人类社会而言，经济生活与文化生活说到底也是这种关系，它们相互关联但又相对独立，而经济生活无论何时都处于基础性地位。当科学技术突飞猛进、社会经济持续繁荣之时，高层次的精神文化需要的满足问题就会自然而然地被提上议事日程，个人追求更广泛的自由权利的呼声也会不断高涨；而一旦经济发展滞缓、个人的衣食住行需要尚难以满足之时，炫丽的文化生活就会立刻幻化成肥皂泡，破裂坠地，经济的基础作用随即从后台走向前台成为社会关注的焦点。看不到经济基础相对文化上层建筑的这种忽隐忽现的作用形式，就很容易沉迷于各种五彩的文化泡沫中扔掉最重要最根本的经济批判武器。
从历史上看，经济与文化作为现实个人的两种需要，它们之间不可分割的关系在马克思之前即已被人关注。作为自由主义鼻祖的洛克早在18世纪就发现了二者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在论证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同时，拒绝将所有的社会关系都简化为市场关系，而是试图从个人抽象本性的假设中引出道德王国。[15] (P270)作为经济学家的亚当·斯密同样在为利伯维尔场辩护的《国富论》之外撰写了《道德情操论》作为补充。19世纪的约翰·密尔在捍卫个人自由的同时也多次强调“社会道德”及个人对社会的义务。[16] (P90)从这个意义上说，早期自由主义者也曾试图通过赋予经济生活以道德内涵，促进物质与精神两种生活齐头并进的方式以保证和扩展个人的自由权利。但遗憾的是，在其后的百年中，在资本家的疯狂逐利中，自由主义的“道德”意蕴日渐衰微。马克斯·韦伯在《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精神》中尽管对近代社会现状进行了深刻的剖析，但他对“文化冲动力”的衰落也是无能为力。20世纪，经济之翼愈益强劲，借助第三次科技革命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全球各国各民族都被卷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发财致富的漩涡中来。少数发达国家利用手中的科技金融手段对内采取消费主义，对外奉行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建立和巩固自己的霸权，[17] (P22)直至出现全球最富有的1％人口拥有的财富将超过其余99％人口的财富总和的现象! [18]看不到资本主义向帝国主义过渡的历史性，不去从更为宽广的视角反思全球范围内贫富差距不断拉大的事实，只看到特定阶段少数发达国家经济繁荣、人民生活水平提高的“事实”，妄图以纯粹的文化批判解决思想和消费异化、生态危机等等问题，不仅无助于现实社会的根本改造，而且极易造成“现存秩序永恒化”的误导，最终难逃被现行秩序整编的悲惨命运。这就是包括西方马克思主义在内的整个西方左派陷入困境的根本原因。
挖掘和发展马克思的资本主义双重批判理论、加强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不仅是西方马克思主义走出困境的不二选择，也是每一个关心人类前途命运的马克思主义者的光荣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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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界上仅存的5个社会主义国家，除了我们国家外，究竟还有哪4个国家呢？
2020-12-18 11:18:35
来源: 搞笑小白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之后，世界格局内出现了一个新的名词，叫做社会主义阵营。该阵营指的是以苏联为首的横跨欧亚大陆的十几个社会主义国家，其中包括中国、波兰、朝鲜、东德等等。冷战时期的主要内容就是社会主义阵营与资本主义阵营的对峙。两大阵营的领头羊分别是苏联以及美国，但是到了上世纪六十年代，社会主义阵营实际上已经荡然无存，尤其是到了后面的苏联解体、东欧剧变等等，还能够坚持住的社会主义国家也仅剩下了5个，除了我们国家外，究竟还有哪4个国家呢？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们先要明白一个定义什么叫社会主义国家，说白了就是实行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或者采用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政体均为共和制。但即便都是社会主义国家，其中也有很大的差别。比如说我们长期实行一党执政，并且信仰马克思列宁主义，像这样的国家也被称之为共产主义国家，也就是所谓的狭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那么，这种狭义上的社会主义国家有几个呢？
除了中国之外，还有越南、老挝，古巴为什么没有朝鲜？对于咱们国家所坚持的社会主义道路，相信大家是非常了解的，不用过多地介绍。越南全称叫做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历史上的越南一直是咱们华夏政权的藩属国。到了19世纪中叶，越南变成了法国的殖民地。1945年八月革命，胡志明宣布成立越南民主共和国，之后又改名为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并且于1980年开始实行改革开放。2001年确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由此来看的话，越南与咱们国家一样，在几十年的时间里一直坚持着社会主义道路，它也是一个非常纯粹的东南亚社会主义国家。
第二个国家便是老挝。1975年12月2号，老挝国王退位，人民革命党接管政权。从此之后，老挝开始实行社会主义制度。1991年8月，老挝最高人民议会通过了其国内的第一部宪法。宪法中明确地指出，老挝是人民民主国家，全部权力属于人民。因此不管说老挝的经济有多么落后，人民的收入有多么少，单单是宪法中的这一条规定就注定了老挝也是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如果大家对老挝的历史有兴趣的话，可以去翻阅一下，老挝新政权建立之后所走的弯路与咱们国家几乎是如出一辙。
最后一个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是古巴共和国。1961年吉隆滩猪湾事件后，这个国家便宣布开始社会主义。既然说到了这段历史，就必须要提一个人，他就是菲尔特卡斯特罗，他曾经是古巴共和国革命武装力量的缔造者，被人们称之为古巴国父。1959年卡斯特罗领导古巴革命推翻了之前的巴蒂斯塔政权，在吉隆滩大胜美军之后，卡斯特罗向全世界宣布古巴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将古巴转为社会主义国家。
介绍完了4个最为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咱们再来聊聊那些不太纯粹的，先说朝鲜吧。在大家的认知中，朝鲜应该和咱们国家一样都是非常纯粹的，但事实上却并不是这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于1948年9月9号建立，这个时候的朝鲜与我们国家是一模一样的。但是到了1992年，朝鲜方面却决定修改宪法，他们直接删除了马列主义，将其更改为主体思想。朝鲜又在2013年剔除无产阶级专政相关条文。朝鲜这么做的原因我们无法判断，但是因为他们删除了共产主义和马列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和意识形态，所以严格来说朝鲜已经不再是纯粹的社会主义国家。
除了上述的这些国家之外，还有一些国家属于非马列主义国家，但是他们的国家宪法却明确规定国家的主体为社会主义，究竟有哪些国家呢？
孟加拉国人民共和国，其宪法序言便是：我们要保证国家的基本目标，是通过民主进程实现没有剥削的社会主义。尼泊尔联邦民主共和国，他们的宪法序言是这样写的：尼泊尔是一个独立主权，不可分割，民主包容。
以社会主义为导向的联邦民主共和制国家——圭亚那合作共和国。相信对于这个国家了解的人并不多，名字也着实有些特别。他们的宪法是这样规定的：国家和社会组织坚持社会主义原则，并且受社会主义原则的激励和指导。
除了上面这些国家之外，像斯里兰卡、坦桑尼亚、尼加拉瓜等等也都是此类政体的国家，其中还有一个特立独行的存在，它就是葡萄牙，是不是不敢相信？绝大多数人的认知中，葡萄牙那可是标准的资本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没有任何的关系。但现实中的葡萄牙却是这样的，葡萄牙全称的名字叫做葡萄牙共和国，他们国家的宪法序言里有这样一句话：制宪会议庄严宣布，葡萄牙人民决心保卫国家独立，捍卫公民基本权利，开辟走向社会主义社会的道路，是不是有些大吃一惊？
通过葡萄牙来看，社会主义国家的存在确实是多种多样形形色色的，不管是最具有争议的社会主义国家朝鲜，还是穿着资本主义外套的葡萄牙，他们的存在都是独一无二的，至于他们究竟是社会主义国家还是资本主义国家，也没有必要太过于硬性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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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
2022年01月18日08:09
来源：光明日报 刘晓川
习近平总书记在省部级主要领导干部学习贯彻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精神专题研讨班开班式上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现在，我们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踏上了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的赶考之路，要继续考出好成绩，在新时代新征程上展现新气象新作为，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是根本保证。
中国共产党是具有独特优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
优势，是指处于较有利的形势或在某些方面超过同类的形势。早在领导创立马克思主义政党时，马克思恩格斯就在《共产党宣言》中明确阐述了马克思主义政党与其他非无产阶级政党相比所具有的独特优势。在理论层面，共产党人胜过其余无产阶级群众的地方在于他们了解无产阶级运动的条件、进程和一般结果。在实践层面，共产党人是各国工人政党中最坚决的、始终起推动作用的部分。在价值立场层面，“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在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斗争所经历的各个发展阶段上，共产党人始终代表整个运动的利益”。在理想追求层面，共产党人所追求的是，建立一个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的联合体。
作为马克思主义先进政党，中国共产党在长期奋斗中所形成的独特优势是全面的，包含了“理论优势、政治优势、组织优势、制度优势和密切联系群众的优势”。我们党自成立之日起就把马克思主义写在自己的旗帜上，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开辟救国、建国、兴国、强国的正确道路。较之其他政党，坚定崇高的政治理想和政治信念以及由此产生的百折不挠的革命意志，是我们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夺取新胜利的强大政治优势。在组织建设方面，我们党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了由党的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构成的科学严密的组织体系，使全党形成一个统一整体，为实现共同目标而奋斗。民主集中制是我们党的根本组织制度和领导制度，其中，党内民主是党的生命，其实质是按照党章的规定在党内生活中实现党员人人平等；集中统一是党的力量凝聚和行动一致的保证。我们党是在同人民群众的密切联系中成长、发展、壮大起来的，没有人民的支持，党就不可能生存和发展。因此，密切联系群众是我们党的最大优势。
一百年来，我们党始终坚持和充分发挥这些独特优势，保证了独立自主、自力更生地不断开创事业发展新局面；保证了坚持远大理想与具体历史阶段奋斗纲领相统一，始终站在时代前列引领中国社会前进的正确方向；保证了集中中国工人阶级和中国人民、中华民族的先进分子，集中全国各个领域中德才兼备的优秀人才，充分发挥出他们在人民群众中的先锋模范作用；保证了坚持按照民主集中制原则建立严密的组织体系和铁的纪律，形成又有民主又有集中基础上的坚强团结统一。
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是党历经千锤百炼仍朝气蓬勃的根本原因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在百年奋斗历程中，党领导人民取得一个又一个伟大成就、战胜一个又一个艰难险阻，历经千锤百炼仍朝气蓬勃，得到人民群众支持和拥护，原因就在于党敢于直面自身存在的问题，勇于自我革命，始终保持先进性和纯洁性，不断增强创造力、凝聚力、战斗力，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
纵观世界政党兴衰更迭历史，我们不难发现一个具有普遍性的现象，一些政党在成立初期往往能够作为旧势力的对立面和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而保持励精图治、奋发有为的精神状态。但随着时间的延续，一些政党逐渐出现腐化变质、慵懒无为、精神懈怠等倾向，最终腐化堕落。究其原因，大致可以分为两个方面。一方面，有的是由资产阶级政党的本质属性所决定的，这些政党以维护资产阶级利益为根本目的，提倡入党简单自由，以“派阀”特色为荣，不讲政党核心，甚至否认党性，不具有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先进属性和严密组织纪律性。另一方面，有的政党虽然在建党初期是按照马克思主义建党原则建立起来的，但由于受主客观因素的影响，最终丧失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
与上述政党境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中国共产党历经百年而风华正茂，历经千锤百炼仍朝气蓬勃，原因就在于我们党始终致力于永葆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在艰苦卓绝的革命战争年代，我们党实施和推进党的建设伟大工程，提出着重从思想上建党的原则，坚持民主集中制，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密切联系群众、批评和自我批评三大优良作风，形成统一战线、武装斗争、党的建设三大法宝，努力建设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性的、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完全巩固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新中国成立后，我们党着重提出执政条件下党的建设的重大课题，从思想上组织上作风上加强党的建设、巩固党的领导。改革开放以后，我们党始终强调，治国必先治党，治党务必从严，聚精会神抓好党的建设，开创和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强调，办好中国的事情，关键在党，关键在党要管党、全面从严治党。必须以加强党的长期执政能力建设、先进性和纯洁性建设为主线，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以坚定理想信念宗旨为根基，以调动全党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为着力点，不断提高党的建设质量，把党建设成为始终走在时代前列、人民衷心拥护、勇于自我革命、经得起各种风浪考验、朝气蓬勃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
一百年来，中国共产党坚持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使命担当践行初心使命，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绘就了人类发展史上的壮美画卷，从根本上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前途命运，开辟了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正确道路，展示了马克思主义的强大生命力，深刻影响了世界历史进程，把自己锻造成为已经拥有9500多万名党员、领导着14亿多人口大国、具有重大全球影响力的世界第一大执政党。
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永葆党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本色，关键还得靠我们党自己。”进入新时代，迈向新征程，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目标，但是前进道路上仍然存在可以预料和难以预料的各种风险挑战。因此，我们党始终要“增强全面从严治党永远在路上的政治自觉”。
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政治建设决定党的建设方向和效果。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指明了管党治党的科学方法，体现了认识论与方法论、重点论与两点论的有机统一。因此，推进全面从严治党，就要牢固树立党的政治建设是党的根本性建设的意识，突出政治标准和政治要求，在坚定政治信仰、强化政治领导、提高政治能力、净化政治生态、增强党的团结和集中统一上持续发力，不断提高政治判断力、政治领悟力、政治执行力，使党的各项建设更好地聚焦党的政治理想、政治追求、政治质量、政治纪律，体现到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的实际行动上。
弘扬伟大建党精神。一百多年来，我们党坚持性质宗旨，坚持理想信念，锤炼出鲜明政治品格，形成了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精神谱系，保持了自身先进性和纯洁性，执政能力和领导水平不断提高。历史川流不息，精神代代相传。以先进精神引领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新征程，要牢牢把握伟大建党精神这一中国共产党加强自身建设的精神之源。要以坚持真理、坚守理想铸就思想先进、信仰坚定的精神之魂；以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传承初衷不改、本色依旧的红色基因；以不怕牺牲、英勇斗争体现意志顽强、作风优良的铮铮风骨；以对党忠诚、不负人民彰显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政治担当。
勇于自我革命。勇于自我革命是中国共产党区别于其他政党的显著标志。自我革命精神是党永葆青春活力的强大支撑。先进的马克思主义政党不是天生的，而是在不断自我革命中淬炼而成的。面向未来，越是长期执政，越不能丧失自我革命精神，要以自我革命的政治勇气，着力解决党自身存在的突出问题，不断增强自我净化、自我完善、自我革新、自我提高能力，经受“四大考验”、克服“四种危险”，确保党始终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坚强领导核心。
（作者：刘晓川，系山东省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研究中心研究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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习近平向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论坛致贺信
2022-07-29 00:00
2022年7月28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向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论坛致贺信。
习近平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本土化才能落地生根，时代化才能充满生机。在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艰辛探索和共同努力下，二十一世纪的马克思主义不断开辟新境界、展现新气象，日益焕发出新的活力。
习近平表示，中国共产党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坚定不移沿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前进。
习近平强调，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人类又一次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用真理的光芒照亮人类前行之路，是马克思主义政党共同的责任。中国共产党愿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加强交流对话，立足本国国情，把准时代脉搏，不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在携手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进程中让马克思主义展现出更强大的真理力量。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论坛由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主办，越南共产党中央总书记阮富仲，古巴共产党中央第一书记、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俄罗斯联邦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久加诺夫向论坛致贺，来自70多个国家100多个马克思主义政党、左翼政党和政治组织的代表共300多人在线参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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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时代外交工作新闻发布会文字实录
外交部网站
2022-09-29 19:35
中宣部对外新闻局局长、新闻发言人陈文俊：女士们、先生们，上午好！欢迎出席中共中央宣传部新闻发布会。今天我们举行“中国这十年”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的第36场，为大家介绍新时代外交工作。今天邀请到两个部门的负责人，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业洲先生，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先生，他们两位还将回答各位关心的问题。
首先，请郭业洲副部长介绍情况。
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郭业洲：新闻界的各位朋友们，很高兴今天有机会向大家介绍新时代这十年党的对外工作进展情况。
大家知道，党的对外工作是全党的事业。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就党的对外工作是什么、为什么、做什么、怎么做以及靠谁做等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作出一系列重要论述，这些重要论述是新时代做好党的对外工作的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党的对外工作实现高质量发展、取得历史性成就。习近平总书记的国际声望不断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世界影响力不断提升，我们党的“国际朋友圈”不断扩大，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历史性变化。
十年来，我们坚持在党言党为党，全力服务保障总书记重大外交议程，以实际行动拥护“两个确立”、践行“两个维护”。
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等全球性政党盛会成功举办，习近平总书记发表主旨讲话，引领时代潮流和人类进步方向，许多外国政党政要说，他们看到了中国的未来，也看到了世界的未来。我们全力服务习近平总书记同朝鲜、越南、老挝、古巴等社会主义国家的最高层交往，这些最高层交往引领着中朝、中越、中老、中古关系的发展。我们举办了上海合作组织政党论坛，上海合作组织人民论坛，金砖国家政党、智库和民间社会组织论坛等一系列活动，为服务总书记的重大主场外交、为完善相关合作机制、为增加合作动力进行了成功的探索。
十年来，我们坚持说深说透说通，创新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围绕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及历次中央全会，我们举行了多场的专题介绍，先后应邀派出数十批对外宣讲团，在近百个国家和地区举办了超过500多场形式多样的宣介，同逾万名外国政党政要以及知名人士进行面对面的交流。我们顺应外国政党的愿望，深入介绍《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一至四卷，有的外国政党领导人将《习近平谈治国理政》作为工作的重要参考书，并要求本党的高级领导干部人手一套。我们同有关省（区、市）党委共同举办了14场中国共产党的故事——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在地方的实践专题宣介会，介绍我们党治国理政新实践、新成效。我们邀请600多位外方人员观摩地方市县级党委常委会会议和基层党组织活动，我们还向全球网络直播县委常委会会议以及村民代表大会，参加这些活动的外国友人们说，这是真正解决问题的会议，这是接地气的民主。
十年来，我们坚持敢为善为有为，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在涉及中国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党的对外工作坚决履职尽责。众多的外国政党、非政府组织和有识之士都高度认同中方的有关立场，主动仗义执言，形成了强大声势。建党百年之际，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发来1500多封贺电贺信，与我们共襄盛事。我们创新开展“政党+”交往模式，地方党委负责同志率中共代表团出访近百批，为促进对外务实合作和构建新发展格局提供助力。
十年来，我们坚持交往交流交心，持续推动党的“国际朋友圈”不断壮大。我们党同世界上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着不同形式的联系，我们积极地参与国际和地区多边政党对话，努力以建立新型政党关系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努力以夯实全球政党伙伴关系网络助力完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有的政党领导人在担任了总统、总理或者其他国家重要公职之后，专程到中联部回访，他们说这是“兄弟姐妹在聚会”，这是“回家”。我们推动政党外交、公共外交、民间外交“三位一体”同向发力，举办文明交流互鉴对话会、国际学术交流活动，推动中国的社会组织、智库等对外开展广泛交往。
十年来，我们坚持聚心聚力聚智，努力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共产党始终把中国的发展置于人类发展的坐标系中，把自身命运同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我们主动向外国政党领导人致信，介绍中国防控新冠肺炎疫情的做法和经验，向外国政党提供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为那些有需要的外国政党政要、政党国际组织提供力所能及的医疗物资和技术援助。我们同“一带一路”合作伙伴国的政党建立了政党共商机制，建立完善“一带一路”智库合作联盟、丝绸之路沿线民间组织合作网络等平台，助力深化政策沟通、民心相通，持续凝聚推动“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的国际共识。我们举办了国际民间社会共同落实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交流大会、国际和平日等纪念活动，推动有关倡议也就是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落地落实。我们和世界各国政党一道弘扬全人类共同价值，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贡献智慧和力量。
新时代新征程，党的对外工作责任重大，使命光荣，大有可为，也必将大有作为。以上是我的介绍，谢谢大家。
陈文俊：谢谢郭业洲副部长，下面请马朝旭副部长介绍情况。
外交部副部长马朝旭：同志们、女士们、先生们、朋友们，大家上午好！在党的二十大即将召开之际，很高兴出席“新时代中国外交”专场新闻发布会。
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在推进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历史征程中，领导我国对外工作攻坚克难、砥砺前行，经历了一系列风险考验，战胜了许多艰难险阻，办成了不少大事要事，取得了全方位、开创性历史成就，走出了一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路，为实现“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
习近平总书记牢牢把握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深刻思考人类前途命运，继承发扬新中国外交核心原则和优良传统，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引领人类进步发展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
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要义概括起来主要有以下十个方面：坚持以维护党中央权威为统领加强党对对外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以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使命推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坚持以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为宗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坚持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根本增强战略自信，坚持以共商共建共享为原则推动“一带一路”建设，坚持以相互尊重、合作共赢为基础走和平发展道路，坚持以深化外交布局为依托打造全球伙伴关系，坚持以公平正义为理念引领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坚持以国家核心利益为底线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坚持以对外工作优良传统和时代特征相结合为方向塑造中国外交独特风范。
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我们以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为主线，立足中国发展新方位，把握中国同世界关系新变化，坚持立己达人、胸怀天下，坚定不移走和平发展道路，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始终做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
我们大力构建全方位、多层次、立体化的外交布局，同世界各国开展对话、交流与合作，建交国总数增至181个，同110多个国家和地区组织建立伙伴关系，“朋友圈”不断扩大，伙伴关系网络覆盖全球。
我们积极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维护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以国际法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坚持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以实际行动支持全球抗疫、应对气候变化、促进可持续发展，为破解全球治理赤字、解决全球性挑战提供中国方案，做出中国贡献。
我们坚定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在大是大非问题上旗帜鲜明、寸步不让，在台湾、涉港、涉疆、涉藏、涉海、人权等问题上敢于亮剑，坚决斗争，有力维护了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
我们践行以人民为中心的理念，聚焦党和国家中心工作，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坚定维护海外中国公民和法人正当权益，始终同人民心连心。
展望新征程，党的二十大胜利召开必将引领新时代中国外交阔步前行、再开新局。外交战线将紧密团结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周围，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进一步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奋力书写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篇章。谢谢。
陈文俊：谢谢马朝旭副部长。下面欢迎各位提问，提问前请通报自己所在的新闻机构。
深圳卫视记者：过去十年是中国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变革和建设的十年，但我们注意到有一些声音来置疑，说中国想要“另起炉灶”，想要改变“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请问中方如何看待自己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呢？谢谢。
马朝旭：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外交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以前所未有的广度、深度、力度参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提供中国方案，展现中国担当，得到国际社会广泛赞誉。
习近平总书记站在人类前途命运高度，在联合国等重大场合提出中国的全球治理观，倡导坚持开放包容、不搞封闭排他，坚持以国际法为基础、不搞唯我独尊，坚持协商合作、不搞冲突对抗，坚持与时俱进、不搞固步自封，引领全球治理体系和国际体系变革，为充满不确定性的世界注入正能量。
中国忠实履行联合国安理会常任理事国职责与使命，累计派出5万多人次参加联合国维和行动，已经成为第二大联合国会费国、第二大联合国维和摊款国，面临乌克兰危机、朝鲜半岛核、伊朗核、阿富汗等热点问题，中国始终坚持劝和促谈，倡导以和平方式解决争端。中国以促进世界安危与共为己任，提出了全球安全倡议，已经得到70多国赞赏和支持。
中国率先实现联合国千年发展目标，带头落实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对全球减贫贡献率超过了70%。我们以自身的新发展为世界提供新机遇，多年来为世界经济增长平均贡献率超过了30%。我们发起全球发展倡议，设立中国-联合国和平与发展基金，深化南南合作，为人类发展事业注入强劲动力。
中国坚定落实气候变化《巴黎协定》，宣示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和国家自主贡献新举措，为合作应对气候变化发挥关键作用。举办《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出资成立昆明生物多样性基金，坚定做全球生态文明治理的行动派。我们积极参与全球数字治理，提出《全球数据安全倡议》，推动全球数字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迈进。
最近我们就粮食安全、能源安全提出相关倡议，为解决当前世界所面临的难题提出中国的解决方案。这里我想强调，我们推动全球治理体系变革，不是什么“另起炉灶”，而是使其更加公正合理。国际秩序只能以公认的国际法为基础，不能由少数国家制定所谓的规则，更不能把自己的“家规”“帮规”强加于人。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幻，中国践行真正多边主义的决心不会变，完善全球治理的努力不会变，推动多边合作的行动不会变。谢谢。
CGTN记者：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深刻回答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问题，实现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规律认识的新飞跃。我们注意到在外交领域也提出了诸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等一系列重要创新理念和倡议。请问，过去十年中国外交是如何贯彻落实这些理念和倡议的？谢谢。
马朝旭：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准确把握世界发展大势和中国发展进程，正确认识中国同外部世界的关系，科学回答应该推动建设什么样的世界，构建什么样的国际关系，新形势下中国需要什么样的外交、怎样办外交等根本性问题，在外交领域实现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创新和实践创新。
面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的时代之问，习近平总书记在深入思考人类前途命运基础上，提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理念，为人类发展进步指明了前进方向。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新时代中国外交的总目标，已经成为引领时代潮流的一面光辉旗帜。
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核心内涵，就是建设持久和平、普遍安全、共同繁荣、开放包容、清洁美丽的世界。中国既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导者，更是践行者。我们秉持全球发展命运共同体理念，坚持共商共建共享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同149个国家、32个国际组织签署了200多份共建“一带一路”合作文件。得益于“一带一路”倡议，东非有了高速公路，马尔代夫有了跨海大桥，老挝由“陆锁国”变为“陆联国”，中欧班列也成为保障全球物流稳定畅通的重要“生命线”。去年中老铁路通车前，在华的老挝留学生致信习近平总书记，表达对“一带一路”倡议的感激之情。
当世纪疫情来袭时，我们始终站在国际抗疫合作最前线，同18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分享疫情防控和诊疗方案，向34个国家派出38支医疗专家组，向120多个国家和国际组织提供超过22亿剂疫苗，开展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规模的全球紧急人道主义行动，推动构建人类卫生健康共同体。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日益受到国际社会的广泛欢迎和支持，已经实现从“一方领唱”到“众声合唱”的多重跨越。习近平总书记在日内瓦发表《共同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主旨演讲时，现场800多位嘉宾在47分钟内响起30多次热烈掌声。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说，我们践行多边主义的目的，就是要建立人类命运共同体。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在联合国等国际组织文件中得到充分体现，中非命运共同体、中阿命运共同体、中拉命运共同体、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中国-中亚命运共同体建设等也在积极推进。去年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相继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进一步丰富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
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世界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世界之变、历史之变、时代之变的特征更加明显。我们要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守正创新、笃行不怠，不懈推动外交理论与实践创新，不断开辟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新境界新局面。谢谢。
《中国日报》记者：根据刚才的介绍我们注意到外国政党十分关注《习近平谈治国理政》这套书，在日常交往中外国政党政要如何评价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呢？他们关注这一重要思想的哪些内容？谢谢。
郭业洲：谢谢你的提问。新时代这十年里，党的对外工作最突出的一个感受是越来越多的外国政党政要关注中国，关注中国共产党，他们在关注中国建设成就的同时，更加关注中国的道路、中国的制度。在探究中国成功密码的同时，更聚焦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个决定性的因素。在关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对中国影响的同时，更关注这一重要思想的世界意义。
许多外国政党政要都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将经济建设、社会建设等方面的理论成果提升到了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层面”，认为这一思想“描绘了实现全人类宏伟愿景的具体路径”“点燃了全人类共同追求美好生活的新梦想”“为人类和平与进步的崇高事业贡献了智慧和力量”，一些国外马克思主义政党认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我们这个时代的马克思主义”。
在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给予高度评价的同时，有的外国政党还将其中一些理念和政策用于实践。比如说将我国农村基层民主自治制度中的“四议两公开”制度简称为“4+2”工作法，并直接运用到本党实践当中，对运用效果十分满意。具体来说，外国政党政要主要关注以下几个方面的内容：
一是关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向国际社会提供的公共产品。认为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一带一路”倡议，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等为中国和世界的发展划下了“新起点”，为建设更加美好的世界描绘出良好愿景，显示出中国共产党人的天下情怀和国际担当。
二是关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蕴含的价值理念。认为以人民为中心、精准扶贫、共同富裕、全过程人民民主等理念深刻体现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中，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的重要组成部分。和平、发展、公平、正义、民主、自由的全人类共同价值，指明了人类未来的发展方向，对维护多边主义，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三是关注中国共产党的国家治理经验。认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一个个“不可能”在中国变成了“可能”，这对政党破解执政难题，对发展中国家破解现代化难题具有借鉴价值，他们都期待加强同中共交流治国理政经验。
四是关注我们党的自身建设中所展现的魅力和智慧。他们高度关注我们党在全面从严治党、深入开展反腐倡廉方面的做法和经验，许多外国马克思主义政党都赞同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两个确立”是新时代中共取得的最重要政治成果，认为我们党关于自我革命的思考和做法，提升了马克思主义政党建党强党的思想自觉、理论自觉和行动自觉。
十年来，我们顺应外国政党的这样一些关注，认真努力做好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和介绍。我们认为，每个国家的政党特别是执政党，都应该根据各自的国情和党情进行独立自主的治国理政探索，每一种负责任的探索都应该得到尊重。我们重视在自愿基础上加强交流对话，既不“输入”外国模式，也不“输出”中国模式。我们重视相互借鉴，在交流和对话中，从外国政党那里也学到了许多有意义的思考和探索。我们开展这种对话交流的目的是要共同提高各自的治国理政能力，共同推动全球治理效能的提高。谢谢大家。
《环球时报》记者：近几年来，我们看到中联部举办了多场全球性的政党高层会议，我们也感觉到党的对外工作日益活跃，影响力也越来越大。能否请郭部长简单为我们介绍一下，党的对外工作在国家整体外交中发挥了怎样的作用？谢谢。
郭业洲：谢谢这位朋友对政党外交重大活动的关注。就像我刚刚发布词中所说的那样，我们党同世界上600多个政党和政治组织保持不同形式的联系，2017年11月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高层对话会，2021年7月举办的中国共产党与世界政党领导人峰会在内的这一系列全球性政党高层会议，是对党的“国际朋友圈”的全面展示，也是各国政党对我们党发出呼吁的最广泛回应。习近平总书记高度重视，亲自擘画指导，推动这些高层对话会议成为我们党的对外工作展现优势、履行职能，发挥作用的最集中体现。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的对外工作是党的一条重要战线，国家总体外交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重要体现。十八大以来，党的对外工作围绕服务民族复兴、促进人类进步这条主线，为党的事业不断发展、为国家总体外交发挥了重要作用。
我们广交深交朋友，不断助推国家关系的发展。我们加强与各国朝野政党的交往，维护和促进国家关系健康稳定发展。我们本着求同存异，相互尊重，互学互鉴的精神，不断深化同发展中国家政党的团结合作，加强与发达国家政党的交流沟通，以构建新型政党关系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以夯实全球政党伙伴关系网络助力完善全球伙伴关系网络。
我们把握正确的政治方向，以维护党的执政安全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为使命。党的对外工作自觉履行使命职责，在涉及到中国的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问题上，同外国政党、智库、社会组织和有识之士等一道发出正义声音，坚决捍卫我们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努力为奋进新的伟大征程创造良好的外部环境。
我们牢记为民服务宗旨，积极助力实施国家发展战略。党的对外工作立足新发展阶段、贯彻新发展理念、构建新发展格局，深化对党的交往“政党+”模式的探索，通过政党间的协商合作加强发展战略、政策规划、机制平台的对接，顺应社会经济发展需要，不断丰富交往内涵和交往方式，努力提升党的对外工作服务党和国家中心工作的效能。
我们坚持为人类谋进步，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党的对外工作充分体现大国大党责任担当，与各国政党一起加强沟通、增进互信，在尊重多样性中寻求共同性，携手维护国际公平正义，倡导和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推动全球治理体系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为共建美好世界凝聚政党的智慧和力量，共同促进人类文明进步事业向前发展。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上，党的对外工作还会迎来更加大有可为的新发展时期，请大家继续关注。谢谢。
路透社记者：习近平主席要求中国外交官在与其他国家打交道时，要有更多的斗争精神，有人说双边关系因此受到了影响。我的问题是，未来五年中国外交是否会继续坚持斗争？
马朝旭：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是中国外交的神圣使命。党的十八大以来，在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领导下，我们以更坚定的意志、更扎实的行动、更有力的举措，构筑起捍卫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坚强防线，把国家发展和安全的主动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我们旗帜鲜明捍卫一个中国原则，实现同9个国家建交复交，在台湾问题上坚决回击挑衅行径，巩固了国际社会一个中国共识，有力阻遏外部势力干预香港事务，巩固香港由乱及治的良好态势。以事实真相戳穿涉疆谎言，挫败“以疆制华”的政治图谋。稳步推进“南海行为准则”磋商，维护了南海局势总体稳定。
我们抵制疫情政治化、病毒标签化逆流，80多国以致函、发表声明等方式反对将病毒溯源问题政治化。我们在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和联大三委连续7次挫败反华人权行动，形成近百国支持中国正义立场、反对以人权问题为借口干涉中国内政的强大声势。经过不懈努力，被非法拘押1000多天的孟晚舟女士平安回到祖国。
我们开展外交斗争，针对的是损害中国国家利益和民族尊严的言行，维护的是自身正当权益，反对的是霸权霸道霸凌，伸张的是国际公平正义。我们用行动告诉世界，中华民族任人宰割的时代早已一去不复返了，没有任何力量能够阻挡中国发展前进的步伐。我们有主动迎战的底气，不畏强权的骨气，维护正义的志气。中华民族吓不倒、压不垮，不怕鬼、不信邪，我们决不会坐视国家利益受损，任何人不要指望中国吞下损害自身利益的苦果。前进道路上，中国外交将继续披荆斩棘、勇毅前行，始终做国家和人民利益的忠诚卫士。谢谢。
亚洲新闻台记者：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近两年多来首次出访，出席了上海合作组织峰会，并会见了中亚领导人。一些观察家将此访描述为中国加强合作以制衡西方的一种方式，您对此有何评论？中国最高领导人是否有计划在未来几个月内与来自其他地区比如美国的领导在海外亲自会面？
马朝旭：本月中旬，习近平总书记出席上海合作组织成员国元首理事会第二十二次会议，并对哈萨克斯坦、乌兹别克斯坦进行国事访问取得圆满成功。习近平总书记停留时间48小时，密集出席近30场活动，会见10国领导人，有力推动上合组织发展，引领中国同有关国家关系迈上新台阶。至于下阶段中国领导人的对外交往活动，如有相关消息，我们会及时发布，也请你密切跟进外交部的记者会。
过去十年，习近平总书记率先垂范、身体力行，开展了一系列精彩纷呈、成果丰硕的元首外交。
习近平总书记2013年3月访问俄罗斯时首次提出推动建立新型国际关系，2013年秋天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时提出“一带一路”倡议，2015年在联合国大会提出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2017年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系统阐述了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深刻内涵与目标路径。在出席第76届联大一般性辩论和博鳌亚洲论坛2022年年会时，分别提出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为加强全球治理提供中国方案。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关键在行动。十年来，习近平总书记42次出访，足迹遍及五大洲69个国家，在国内接待了100多位国家元首和政府首脑。曾经一个月四度踏出国门，一周主持70场双多边活动。疫情发生后，习近平总书记积极开展“云外交”，同外国领导人和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话181次，以视频方式出席重大外事活动78起。今年1月，我们成功主办北京冬奥会，大力开展冬奥外交，习近平总书记为各国领导人举行20多场双边活动，国际政要高兴而来，满意而归。今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以视频方式主持金砖国家领导人第十四次会晤、全球发展高层对话会，开启金砖高质量发展新时代，掀起新兴市场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团结合作新高潮。习近平总书记曾经说过，“走四方固然辛苦，但收获的是‘朋友圈’越来越大”。国内网友也说：“我们跟着习主席看世界。”这些都彰显了元首外交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和战略价值。
习近平总书记在国际上广交朋友，亲自讲述中国故事。他与美国艾奥瓦州友人保持了30多年的友谊，诠释了“以心相交，方成其久远”。总书记以梁家河发展变迁的小切口描绘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大图景，以“鞋子合不合脚，自己穿了才知道”比喻中国选择了符合自身国情的发展道路，加深了国际社会对中国的了解，展现了平易近人、以诚相待、重情尚义的领袖风范，彰显了习近平总书记立己达人的世界情怀。谢谢。
凤凰卫视记者：中国共产党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以及其他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等的一些左翼力量现在是如何进行交流交往的？交流交往的新成果是怎样的？谢谢。
郭业洲：谢谢你的提问。大家知道，政党是绝大多数国家政治生活的主体，是政策决策的源头，是民意舆情的引领者，也是社会共识的代表者。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的特殊重要地位决定了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之间的交往对话具有特别重要的意义。坚持共产党领导，坚持探索符合各自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是中国共产党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交往的本质特征。我们同朝鲜、越南、老挝、古巴的执政党开展高层互访、互帕特使、重大活动相互通报、各层级党组织和对口部门交流、机制化理论研讨等多层次的交往，对话级别高、形式多、沟通内容深、影响领域广，其中最高层的战略沟通对国家关系发展发挥了举旗定向、领航掌舵的政治引领作用。
我们党也积极开展同世界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在内的其他左翼力量的交往。我们举办了纪念马克思主义诞辰200周年专题研讨会，举办了中国共产党与世界马克思主义政党论坛等活动，开展理论交流和政策对话，共同坚守初心使命和精神家园。
我们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以及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开展对话交往，目的是要服务国家关系的发展，深化人民之间的友谊，推动人类文明进步。这种对话交往，有助于我们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和把握。在对话交往过程中，我们尊重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独立自主的探索，从不通过对话交往干涉其他党的内部事务，从不通过党际关系干涉其他国家的内部事务。我们努力通过对话交往，探索符合各自国情的社会主义发展道路，探索马克思主义本土化时代化的各自实现路径。同时，通过和社会主义国家执政党以及各国马克思主义政党的交流对话，我们更加强烈地感受到：马克思主义生机勃勃，社会主义前途无限。谢谢。
新华社记者：我想了解一下中国共产党同广大发展中国家特别是周边国家政党的交往情况，以及这种交往有什么样的成效？谢谢。
郭业洲：这也涉及到党的对外交往工作。我们同周边国家山水相连、地缘相近、人缘相亲、文源相通，这是我们同周边国家政党开展交流对话的一个突出优势。
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秉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亲诚惠容”理念，同周边国家政党通过团组交流、互致信函、线上线下活动并举等多种方式，贯彻落实双方最高领导人就发展双边关系达成的重要共识。党的对外工作在周边实现了国家和政党的“全覆盖”，谱写出中国共产党同周边国家政党相互尊重、睦邻友好、互学互鉴、同舟共济的时代新篇章。
通过同周边国家政党的交往，我们积极地推动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理念、重大倡议在周边地区落地落实，推动周边命运共同体建设向着更高质量迈进。通过党际交往渠道，服务精准对接双方的发展战略、服务推进重点项目合作、服务改善民生福祉，推动“一带一路”倡议同各国发展战略深度融合对接，推动落实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拉紧地区国家间的利益纽带。我们同周边国家政党就党的建设、经济发展、减贫脱贫等共同关心议题开展治党治国经验交流，共同提高各自的治国理政能力。我们同周边国家政党一起积极地探索在双多边对话机制下的密切协作，推动构建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为完善地区乃至全球治理作贡献。
同发展中国家政党的交往是我们党对外工作的一个重要支柱。发展中国家政党占我们党经常性联系的外国政党总数的75%以上。中国同广大发展中国家有着相似的历史际遇，面临着相似的发展任务，对世界和地区的和平与安全有着同样的渴望。我们同发展中国家政党的交流有许多共同的话题，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真实亲诚理念以及正确义利观，特别容易引起发展中国家以及发展中国家政党的共鸣。
在与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党交往中，我们互相支持探索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就精准扶贫、乡村振兴、绿色发展等共同关心的议题深入交流。我们通过政党对话推动“一带一路”框架下的务实合作，助力区域发展，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走共同发展、共同繁荣的道路。我们通过形式多样的政党对话以及中非、中拉、中国与中东欧、中国与阿拉伯国家、中国与中亚、中国与太平洋岛国等地区性政党对话机制，分享治党治国经验，共商应对全球性挑战的路径，总书记提出的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全球治理观、新安全观等都赢得了广大发展中国家政党的普遍赞同。
最后我想说的是，中国永远是发展中国家队伍的一员，中国共产党永远是发展中国家政党的好朋友、好兄弟、好伙伴。谢谢。
南方都市报N视频记者：现在走出国门的中国公民和中国企业越来越多，他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祖国，想到寻求驻外使领馆的帮助。请问中国外交如何践行“外交为民”，维护好中国企业和公民在海外的合法权益？谢谢。
马朝旭：党的十八大以来，随着中外人员往来大幅增长，中国海外利益日益拓展，外交为民的责任和担子越来越重。我们秉持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为走出国门的同胞遮风挡雨，祖国永远是中国人民可以依靠的坚强后盾。
我们积极服务构建新发展格局，不断推动中外人员交往便利化。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克服疫情带来的困难，建立必要人员往来“快捷通道”，搭建紧急运输物资的“绿色通道”。
我们不断完善领事服务网络，切实解决人民群众“急难愁盼”问题。全球有280多个驻外使馆和领事机构为海外公民提供领事服务。深入推进领事服务转型升级，大幅下调中国公民办理领事证件费用，创新开展海外远程视频公证，全面上线“中国领事”APP，启用海外护照旅行证在线办理、领事认证线上查验、婚姻登记在线预约等便民功能，努力让数据多跑路、让群众少跑腿。中国护照的“含金量”不断提高，中国公民出国探亲、旅游、经商更加便捷。有网友表示，一本中国护照能助你走向世界，也能护你平安回家。
我们不断强化海外平安中国建设，努力保障海外中国公民和机构安全。12308外交部全球领事保护与服务应急热线24小时为海外公民提供协助，中国公民走到哪里，领事保护就跟到哪里。过去十年，我们组织实施紧急撤离我国海外公民行动10余次。乌克兰危机发生后，短短数日就开辟了一条条“生命通道”，将5200多名同胞安全撤离。疫情发生以来，驻外使领馆向170多个国家的海外同胞发放“春节包”“健康包”，通过“春苗行动”协助460多万海外中国公民接种疫苗。驻美使馆曾接到一位身患残疾的中国留学生写出的求助信，使馆第一时间将“健康包”送到他手中，这位同学激动得流下了热泪，用手语感谢祖国。
我们将把外交为民扛在肩上，落到实处，全力维护中国公民和机构的海外安全和正当权益。谢谢。
《北京青年报》记者：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读懂今天的中国，必须读懂中国共产党。”我们都知道，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是中联部的一项重要任务，能否给我们简单介绍一下这项工作的具体内容？谢谢。
郭业洲：谢谢你的提问。随着中国日益走进世界舞台中央，我们党的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成果受到了国际社会广泛深入的关注，特别是外国政党尤其希望了解我们党的所思所为，对我们党执政实践的观察和思考也愈加细致深入，希望听到更多来自中国共产党的声音。在这样的背景下，履行部门职能，发挥自身特色，回应外界关切，加强中国共产党信息的对外供给，向国际社会讲好中国共产党的故事，这是党的对外工作应有之义、应尽之责。
我们沿着总书记的足迹讲故事。因为在中国共产党的故事当中，最重要的是习近平总书记的故事。近年来，我们应外国政党政要的要求，通过线下和线上的方式，邀请了不少外国政党政要，参访习近平总书记曾经工作或者亲自关心指导过的地方，比如湖南湘西十八洞村、福建宁德下岐村、陕西延川梁家河村等，通过直观的方式向外国政党政要呈现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萌生发展实践的全过程。
我们顺应外方的需求讲故事。认真倾听了解外国政党政要对我党的关注，了解他们的兴趣所在，努力在他们感兴趣的领域提供他们需要的信息。比如说针对外国政党希望了解我们党的重大政治议程这样一个需求，我们围绕党的十八大、十九大以及历次中央全会，举办数百场对外宣介活动。针对广大发展中国家希望了解我党治国理政经验的需求，和有关省（市、自治区）合作，举办了系列专题宣介会，分别围绕精准扶贫、共同富裕、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等外方感兴趣的主题，不仅介绍我们是怎么想的，而且展示我们具体是怎么做的，都取得哪些效果，还有哪些需要完善的等。
我们贴近基层讲故事。中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奋斗圆梦，这是中国共产党故事中最精彩的篇章。外国政党政要关注我们党治国理政方面的顶层政治设计，也关注基层的日常治理操作。为此，我们向全球网络直播了县委常委会会议以及村民代表大会，我们请村支部书记、普通党员、基层民众走上讲台，不仅展示我们党民主科学的决策过程，而且展示广大农民摆脱贫困的具体实践，帮助外国政党政要了解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
进入新时代，我们党领导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发生了历史性变革。新时代这十年是不平凡的十年，我们党有很多很多好故事、精彩故事，把这些好故事讲好，党的对外工作将继续努力。谢谢。
陈文俊：感谢郭业洲副部长，马朝旭副部长，感谢各位记者朋友的参与，今天的新闻发布会到此结束，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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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苏联解体看新自由主义对社会主义改革的危害性
2015-06-09 14:19:42
来源： 新华网 红旗文稿
作者：黄星清东博文化研究院研究员
苏联解体，毫无疑问是20世纪最重大的政治事件之一。它不仅代表了20世纪冷战的结束，而且还导致了以新自由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美国成为世界上唯一的超级大国。虽然苏联已经成为了过去，但是在中国，对苏联解体的讨论却从来没有停止过。因为，苏联作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它的解体毫无疑问将给社会主义中国以深刻的警示。
一、新自由主义成为西方世界完成对苏联“和平演变”的“致命武器”
1. 从苏联这个人类历史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成立以来，资本主义世界就没有停止过对它的敌视和瓦解。
苏联建国初期，资本主义世界就纠集14个国家试图把这个新生的社会主义国家扼杀在摇篮里。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法西斯德国又进攻苏联。但是，这些都无法从外部打垮苏联。在西方围堵、攻击、打压、瓦解苏联的过程中，曾经搞过“经济战”、“金融货币战”、“军备竞赛”、“舆论战”，然而这些都没能摧毁这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到上世纪70年代，新自由主义思潮走上了西方国家的政治舞台，特别是美国，不仅把新自由主义作为国家的指导思想，而且还以它作为其实现全球霸权的战略工具。此后，西方世界开始改变了对苏联的战略。美国前中央情报局局长罗伯特·盖茨说过：“我们知道，无论施加经济压力还是进行军备竞赛，甚至用武力也拿不下来。只能通过内部爆炸来毁灭它。”俄罗斯科学院院士、社会政治研究所所长根·瓦·奥希波夫证实了这一说法，他指出：“西方国家原来每年针对社会主义国家的媒体宣传资金达600亿美元。美国政府著名顾问基辛格讲：'干什么还要进行宣传？不如直接在苏共党内建立第五纵队，培养代理人'。” 新自由主义旗手之一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也证实说：“我们一直采取行动，削弱苏联经济，但是遗憾的是，无论我们怎么努力，苏联的政治形势长期保持十分稳定，我们陷入了困境。不过很快我们得到情报，说苏联领袖逝世后，经我们帮助的人可以继任，借助他能够实现我们的想法，这个人就是戈尔巴乔夫。”
2. 大量的事实证明，西方国家在苏联培养了一批“代理人”，然后通过他们在苏联推动否定社会主义的“改革”。
培养“代理人”从内部瓦解苏联成为新自由主义登上西方政治舞台后最成功的战略。其中，戈尔巴乔夫、雅科夫列夫、叶利钦、谢瓦尔德纳泽就是这些“代理人”中的关键人物。
“代理人”戈尔巴乔夫攫取最高权力之路耐人寻味。在1982年至1985年这三年间，苏联的三位最高领导人相继去世，同时，一批坚持社会主义的接班人被各种谣言或者其他原因排除在领导核心之外，其中包括当时的乌克兰领导人谢尔比茨基、国防部长乌斯季诺夫等人。俄罗斯的研究结果表明，在苏联领导人变动过程中有西方势力操控的迹象。对于这样的研究结果我们无法完全确信。但这一系列事情的发生确实在客观上为戈尔巴乔夫攫取苏联的最高权力扫清了障碍，于是苏联共产党和人民的悲剧开始了。对此，撒切尔夫人后来十分自豪地说：“是我们把戈尔巴乔夫提拔起来当总书记的。”
实际上，戈尔巴乔夫与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撒切尔夫人的交流也的确“十分深入”。俄罗斯独立电视台在苏联解体20周年的纪录片中曾播出，1984年戈尔巴乔夫与撒切尔夫人进行了一番密谈，戈尔巴乔夫甚至违背保密原则，向撒切尔夫人出示苏联对英国的核攻击计划，这是苏联的最高军事机密。撒切尔夫人随后告诉另一位新自由主义代表人物美国总统里根，“可以和他打交道。” 与此同时，戈尔巴乔夫回国后开始推动了一系列带有新自由主义色彩的“改革”。尽管戈尔巴乔夫这么评价自己的政治主张：“我是社会民主主义者。”但是，从他后来进行的一系列改革中可以看出，新自由主义思想对他的影响是极大的，新自由主义瘟疫让他的世界观“病入膏肓”，而且还通过他把这种瘟疫传播给了“巨人”苏联。
在苏联解体前夕，撒切尔夫人在美国休斯敦演讲时骄傲地宣布：“事实上现在苏联已经解体了，不过在法律上苏联还存在。我负责任地告诉诸位，不出一个月的时间你们就会听到法律上苏联解体的消息。” 也就是在那个时候，戈尔巴乔夫与美国总统布什通了电话，依依道别。布什赞扬戈尔巴乔夫：“使苏联发生了历史性变化”，而里根后来也高度褒奖戈尔巴乔夫的功绩。
随着戈尔巴乔夫“改革”的推行，苏共内部的分化越来越严重，而叶利钦却在苏联政坛迅速崛起。西方决定同时支持戈尔巴乔夫和叶利钦。对于叶利钦当上俄罗斯苏维埃主席，撒切尔夫人是这么说的：“经过多次接触和约定，还是决定'推出'叶利钦。叶利钦费了很大的力气，勉强当选俄罗斯最高苏维埃主席。随即便通过了俄罗斯主权独立宣言。”
1989年9月，作为苏联最高苏维埃主席团成员的叶利钦访问美国，美国政府竟然以国家元首的极高规格接待他，不仅安排到纽约等11个城市发表讲话，而且还安排总统布什、国务卿贝克、国家安全顾问思考克罗夫特以及前总统卡特等一大批政要“亲切”会见叶利钦。而叶利钦亦对美国“十分友好”的高规格接待投桃报李。在访美期间他大肆诋毁共产主义是“一张幸福的乌托邦支票”，盛赞资本主义“繁荣至上”。以至于他后来说：“从那时起，我已经改变了自己的世界观，不再是一个共产党人了。”撒切尔夫人说：“在1991年'8·19'事件期间，我们也给叶利钦以极大的支持。当时苏联上层少数人隔离了戈尔巴乔夫，企图恢复维系苏联统一的制度。叶利钦的支持者坚持住了，并且掌握了控制强力部门的绝大部分（虽然不是全部）实权。”
二、新自由主义瘟疫是如何从各个方面影响苏联共产党的
自从赫鲁晓夫上台后，苏联共产党就受到了包括修正主义等错误思想的影响，但到了1984年之后，新自由主义开始侵入到苏共领导层。在诸多错误思潮中，以新自由主义对苏共影响最为严重，也最为直接，新自由主义影响主要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1.主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思想，是苏联共产党在政治路线上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到上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共党内的新自由主义者公然放弃马列主义作为苏共和国家的指导思想，转而把体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作为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放弃了实现共产主义的奋斗目标。在“人道的民主的社会主义”的旗帜下，戈尔巴乔夫大肆鼓吹“民主化、公开性和多元论”，否认阶级和阶级斗争，模糊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的界限，无视生产数据所有制而大谈“人道主义”，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无原则的妥协，“任性地”地推行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这其实就在政治路线上宣告了苏联当时进行的所谓改革已不是社会主义改革，而是在向资本主义蜕变。这种改旗易帜的改革，为苏联解体提供了政治思想准备。
2.放弃党对国家的领导，是苏联共产党在政治制度上受到新自由主义严重影响的表现。
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苏联共产党内新自由主义者先是把权力中心从党的组织转移到苏维埃，取消了党对国家机关、社会团体的直接领导，使苏共由“领导核心”变成“政治先锋队”。同时鼓吹“党的民主化”，要求苏共完全沦为资产阶级议会党，还美其名曰“自治的社会主义政治组织”。1990年3月，苏联人代会修改了宪法第六条，正式取消党的法定领导地位，确定了实行三权分立的议会民主制、多党制和总统制。在“民主化、公开性、多元化”口号的鼓动下，开始实行多党制，大批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势力被召唤和集合起来，组成3万多个反共反社会主义的非正式组织和党派。在取消宪法第六条和实行多党制后仅一年，联盟一级政党出现约20个，共和国一级的政党达500多个，其中绝大多数成为最终推动苏联亡党亡国的政治力量。由此看出，放弃党对国家的领导，使得苏联共产党完全丧失制定政策和实施政策的权利，是苏共垮台最直接的原因，新自由主义拥戴势力替苏共掘墓是不遗余力的。苏联共产党放弃对国家的领导为苏联解体提供了政治制度的准备。
3.提拔重用一大批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干部，是苏联共产党组织路线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苏共垮台同它在组织路线中的一系列错误是分不开的，这种错误主要是干部选拔任用上以任命制和变相任命制代替体现民主集中原则的选举制。在勃列日涅夫时期，干部的任命制达到登峰造极的程度，基本上抛弃了民主集中制，任人唯亲；更为严重的是，对干部的政治甄别工作形同虚设。这种违背马列主义组织原则的干部路线，使得戈尔巴乔夫这样的敌视马克思主义和共产党政权的新自由主义者被任命到党的最高领导层，这是导致苏共从内部被攻破、最终亡党亡国的一个重要前提。
戈尔巴乔夫执政时期，彻底打开苏共的组织大门，使得更多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新自由主义者混入党组织内部，并在党和政府的各级组织中占据重要岗位，为了减少推动政治经济文化改革的阻力，像雅科夫列夫、谢瓦尔德纳泽、叶利钦等人都为埋葬苏联立下了“盖世奇功”。因此，提拔重用新自由主义者为苏联解体打下了组织基础。
4.放弃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搞所谓的“军队国家化”，是苏共在军队建设方面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上世纪80年代，戈尔巴乔夫开始推行所谓的军队改革。对军队的改革从削减军费开始，进而对其使命任务和体制编制进行调整，撤销总政治部、政工机关，清理政工干部，并用法律形式剥夺苏共对军队的最高领导权和指挥权。苏共从组织上放弃对军队领导的直接后果是，“一个人可以拉走一支部队”，军队在国家危难关头倒戈。
历史真是让人无限感慨，1917年十月革命时期，近20万布尔什维克党员领导不足3万人的武装力量夺取政权，建立了社会主义国家；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拥有200多万党员的苏共领导人民和红军，战胜了德国法西斯；70多年后，拥有近2000万党员和530万军队的苏联共产党却在新自由主义者戈尔巴乔夫的推动下自我否定、自我缴械，丧失政权、亡党亡国。苏共放弃对军队的领导，搞所谓的“军队国家化”，为苏联解体奠定了军事基础。这也是苏联垮台最根本的原因之一。
5.实行动摇和颠覆社会主义经济基础的“经济改革”，是苏共在经济建设上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表现。
上世纪80年代，苏联一大批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经济学家，打着“市场至上”的旗号，刻意混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模糊公有制与私有制的界限，鼓吹从以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制度向以私有制为基础的“私有化自由化市场经济”转变。他们从极少数垄断资产阶级的角度，为最广大的苏联人民群众论证了实行私有制的“合理性和必要性”；他们大肆鼓吹经济状况不佳的根本原因是公有制的垄断；他们恶毒地妖魔化社会主义经济体制，并将其斥之为“僵化的”经济体制。这些新自由主义经济理论造成了苏联经济思想的混乱。在戈尔巴乔夫等政治力量和这些别有用心的舆论的影响下，苏共领导集团完全接受了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并以之作为“经济改革”的行动指南，接受新自由主义的“500天计划”，推行“经济改革”，在苏联掀起了“私有化、自由化、市场化”的浪潮。
1990年7月，戈尔巴乔夫同叶利钦达成协议，决定成立由经济界的新自由主义者沙塔林等13人组成的工作小组，在俄联邦的“500天计划”的基础上，制订一个全国向市场经济过渡的“500天计划”。该计划提出，经济改革的根本原则是实现所有制“非国家化”和“私有化”。非国家化应当具有综合性，同时包括大型工业企业、中小型工商业企业、服务领域。要把大型国营企业改组为股份公司，除了股份化之外，还采取其他种种形式使财产非国家化：一次性赎买，以分期付款办法赊销，先租赁后赎买，外国投资。使小型商业企业、公共饮食业、生活服务业私有化。转让（变卖）部分住房和地块，使之成为公民的财产。他们主张，从国家拿出可能拿出的一切，归还给人民。在把经济改革红利分给人民群众的冠冕堂皇的口号下大肆兜售私有制。叶利钦在答记者问时说：“我坚决主张增加私有制，大力发展私有制。”“500天计划”的起草者沙塔林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我头脑中对社会主义的概念就是要实行财产私有、企业经营自由、实行市场经济。”
此时，苏联的“经济改革”已不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而是在新自由主义者的蓄意引导下，对几代人为之奋斗了70年的社会主义事业的颠覆。加拿大的经济学家迈克尔·莱博维茨说：“当苏共党内的主导势力更多地趋向于遵从资本主义逻辑时，苏联的社会主义制度必定走向终结。”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彻底颠覆了社会主义经济，直接地在经济基础上促使了苏联的解体。
6.实行意识形态多元化，是苏联共产党在意识形态领域受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戈尔巴乔夫上台后，把意识形态工作交给他的“亲密战友”雅科夫列夫等人，使得这个极端重要的领域始终由新自由主义势力掌握。戈尔巴乔夫与这些人的思想不谋而合，先是提出“意见多元化”，接着发展为“舆论多元化”，最后毫不掩饰地提出“意识形态多元化”。这些新自由主义者声称：“只有这样，苏联才能由僵化变成自由化”。意识形态多元化的实质就是主动放弃马克思列宁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让新自由主义思想占领这块极其重要的阵地。从此以后，苏联的意识形态领域就理论混乱、舆论失控，报刊和新闻广播连篇累牍地发表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攻击社会主义的言论，党的机关报《真理报》专发反党文章，政府机关报《消息报》专发反政府文章。同时，戈尔巴乔夫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的浊潮中推波助澜，带头否定和修正马克思列宁主义。1987年他应美国一家出版商的约请写作并出版《新思维》一书。《新思维》一方面美化资本主义，主张重新评价资本主义；另一方面丑化社会主义，主张根本改造社会主义，在这个基础上对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社会制度进行“历史性妥协”。这样，苏联的思想理论彻底被搞乱了。当时，在苏联反马列主义、反社会主义已经成为一种时髦，世界社会主义中心变成了世界反社会主义的中心。最后，连西方媒体都承认苏联媒体反社会主义超过我们的宣传程度，在“意识形态多元化”等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指引下，苏联的历史虚无主义和批判主义开始风行，刮起一阵阵否定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历史和苏联共产党党史的妖风。
7.对民族分裂势力妥协退让，是苏联共产党民族政策受到新自由主义影响的表现。
苏联是一个多民族国家，民族矛盾由来已久。由于自斯大林开始，苏联长时期地推行大俄罗斯民族主义，导致在各民族之间，特别是各少数民族和俄罗斯民族之间、各加盟共和国和联盟中央之间的矛盾比较尖锐。而戈尔巴乔夫上台以后，执行了一系列体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民族政策，对打着“民族主义”幌子的民族分裂势力大唱“民族和解”的歪调，毫无原则地对分裂势力迁就妥协，一再退让，最终酿成了民族危机。带头闹独立的有波罗的海三国：立陶宛、爱沙尼亚、拉脱维亚，格鲁吉亚紧随其后，纷纷发表“独立宣言”和“主权宣言”。戈尔巴乔夫对这些独立宣言采取默认和纵容的态度。民族间的裂痕尽管发展到如此程度，但联盟的凝聚力在群众中仍未失去。在1991年3月的全民公决中，76%的人仍赞成保留苏联。可是，在同年12月，由叶利钦导演的俄、白、乌《别洛韦日协议》，不顾多数公民的意愿，宣告联盟已不复存在，直接导致联盟解体，民族分裂势力成了压垮苏联的最后一根稻草。
在新自由主义的“指导下”，以戈尔巴乔夫为代表的“代理人”“完美地、创造性地”完成了西方势力交付的“历史使命”——从内部分化瓦解苏联。2005年，俄罗斯总统普京发表年度国情咨文时痛心地说：“苏联的崩溃，是20世纪最大的地缘政治灾难；对于俄罗斯人民来说，它是一场真正的悲剧。”
三、中国应该从新自由主义对苏联解体的影响中吸取深刻教训
1992年，邓小平同志讲：“一场冷战结束了，美国跟苏联的。另一场冷战又开始了，就是西方对社会主义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的美国为了实现对世界政治经济文化一体化的霸权战略，还会继续利用新自由主义作为其理论工具向全世界传播瘟疫，兴风作浪。作为社会主义国家的中国，同样受到新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苏联的解体为中国提供了一个精确无比的历史警示表，无论是所谓的“民主化政治改革”，还是“私有化、市场化、自由化的经济改革”，亦或是“意识形态的多元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都应该从苏联解体汲取经验教训。
1. 必须坚持经济改革的社会主义方向毫不动摇。
社会主义改革必须是对社会主义制度的完善和发展，必须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在经济改革中的严重影响，反对打着“改革”的旗号，推崇“市场万能论”、搞“金融自由化”、“国企私有化”。必须指出，新中国成立后，在党的领导下，我们进行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辉煌的成就，但在实践中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错误，并形成了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1978年，中国的社会主义改革又进入一个崭新的时期，即改革开放阶段。30多年来，改革开放成绩举世瞩目。但需要引起我们重视的是，一批受新自由主义思想影响的人不断地干扰和误导社会主义改革事业，试图把改革的方向引导到资本主义道路上去，他们的手段就是“民生市场化”、“金融自由化”“国企私有化”，这跟苏联解体前进行的所谓“经济改革”没有任何本质区别。其目的就是彻底动摇共产党执政的经济基础，动摇社会主义事业的经济基础，从根本上否定毛泽东、邓小平等领袖开创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伟业，这是党和全国人民绝对不会允许的。
对于经济改革中的重大事项，比如国企改制、国有资源改制、核心行业改革，必须于法有据，特别是依照根本大法—宪法；同时，必须由相应的人民代表大会审议通过才能执行，以体现“全民所有制经济的改革权在人民”这一原则。
2. 必须坚持党对意识形态领域的领导毫不动摇。
意识形态领域是一个极端重要的领域，我们要坚决抵制新自由主义思潮对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旗帜鲜明地反对历史虚无主义，旗帜鲜明地反对以“自由、民主、人权、平等”为口号鼓吹西方“普世价值观”，坚决反对以“言论自由”为由从事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稳定的行为。党对意识形态的绝对领导是加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政治保障和组织保障，特别要注意培养和重用坚持马列主义的得力干部，避免像雅科夫列夫一样的新自由主义者进入到意识形态领域。加强对媒体的管理工作，对于一切打着“言论自由”的幌子破坏社会主义和谐稳定的媒体要依法严肃处理。对于历史虚无主义、西方“普世价值”等意识形态的新自由主义表现要敢于批判、敢于亮剑。
网络平台是党加强意识形态管理的极端重要的阵地，无论何时，都必须坚决反对西方势力和新自由主义者利用网络平台散布“宪政民主”、“普世价值”、“历史虚无主义”错误思潮，打击各种谣言在网络上的传播。要坚持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指导网络平台建设，从组织上、机制和手段上有效落实对网络平台的管理，包括大力支持爱党爱国爱社会主义的人和言论，坚决打击和清理破坏社会和谐稳定的言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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