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务：一带一路2020-11-24百人论坛 ：名家笔谈：中美关系走向与国际格局之变
引子
中美关系是世界上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健康稳定的中美关系，事关两国的根本利益与国际安全秩序的未来构建。但自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对华政策持续发生重大调整，中美战略竞争日益加剧，双边关系的复杂性、不确定性和不可控性不断上升，稳定和发展中美关系面临前所未有的困难。处于重要关口的中美关系已成为社会各界的热点话题，众说纷纭、莫衷一是。如何全面、客观、理性及务实地看待中美关系，成为时代赋予我们的重大课题。在此背景下，2020年9月19日，国际关系学院《国际安全研究》编辑部与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洛阳校区在河南省洛阳市成功举办了以研判中美关系为主题的第十三届“名家论坛”学术研讨会。此次会议汇聚了多位国内研究中美关系及国际问题的名家，他们围绕“中美关系发展走向与国际安全秩序的未来构建”主题，探讨了中美关系面临的问题与未来趋势、美国政局变动与对华政策走向、国际安全秩序构建与中国战略应对等问题。现刊发部分专家的观点，以飨广大读者。
美国及其他主要国家对华政策与未来世界格局
时殷弘：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变化，更趋复杂。在此背景下，美国及其他一些主要国家的对华政策正在悄然发生变化，未来的世界局势也初现端倪，很多问题值得我们关注和探究。
一、美国对华政策动向
大疫情影响大乾坤。当前，由特朗普政府自2018年年初发动的历史性对华超强硬政策，正被迫悄悄地在战略和经贸阵线上收缩。战略阵线上，形势复杂，有时甚至自相矛盾。一方面，美国的以下活动多半由于新冠肺炎疫情的猛袭而在减少、放缓甚或暂停：强化在东海地区针对中国的美日联合军事行动；建设与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的印太四国战略联盟；加强与台湾当局的战略及军事合作和对台军售。另一方面，美国又在强化针对中国的军事活动。2020年3月25日、5月13日、6月4日、8月18日和8月30日，美国导弹驱逐舰穿过台湾海峡；3月27日，订立严重升级美国对台“外交”支持的所谓“台北法案”；6月9日，美国海军运输机极罕见地招摇飞越台湾岛上空；8月4日，美国卫生和公众服务部部长阿历克斯·阿扎尔宣布作为贯彻2018年所立“台湾旅行法”的行动率团访问台湾，为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美国访台的最高级别官员和唯一的内阁部长；美国海军在临近菲律宾的南海海域大张旗鼓地进行导弹实弹发射；美国海军战舰3月至5月四次在南海进行挑战中国主权声索的“航海自由行动”，7月14日和8月27日又进行两次；美国军机在南海上空的飞行频率大为增长，2020年上半年达2 000架次；美国两支航母打击群7月4～10日在南海演习，7月17日起再度进行，为2014年以来第一次、2001年以来第二次双航母打击群在南海演习。
经贸阵线上的局部收缩少有怀疑。2020年1月，中美达成第一阶段贸易协议，其主要内容是中国以两年内将从美进口剧增一倍即2 000亿美元等承诺，交换美国取消对1 660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征收高关税的决定，同时，美国将1 220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征收的高关税税率降低一半。中美贸易战首次显著降级。然而，剧增从美进口的承诺超过中国经济在增长率持续降低情况的实际需求，潜在抬升两年期过后美国继续对华强卖的“参考水平”，加重了中国持续减少的外汇储备负担，并且非常显著地缩小中国大量增购其余发达国家及若干发展中大国的产品的需求和能力，从而给中国增添外交和战略困难。
至于第二阶段贸易谈判，已经变得庶几不可望，而第二阶段贸易协议则肯定不可及。特朗普7月10日对新闻界说，对华关系已被中国“本可制止、但未制止”的新冠肺炎疫情“严重损害”，他不再想签署第二阶段贸易协议。在特朗普看来，中国既无力如数履行将从美进口翻番的承诺，也更无意愿接受美国大幅度变更经济体制和产业政策的要求，因而贸易谈判已无多大实际意义，他的政府将无限期地维持高关税战，经久保持对至多3 720亿美元中国对美出口征收的高关税。
在对华政治/意识形态阵线上，特朗普政府继续遏阻和推回中国在美国的“软权势”投射。2020年3月初，将中国驻美官方新闻机构定作“外国使命团”（“foreign mission”），并驱逐其160名新闻工作者中的60名；三个多月后，又有4家中国驻美官方媒体机构被定为“外国使命团”；8月13日，在美孔子学院被美国国务院定为“外国使命团”，性质为“用中国政府资金从事中国共产党对外宣传”。
6月24日，在亚利桑那州首府，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罗伯特·奥布赖恩发表精心炮制的长篇演讲，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共产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抨击升级到最高峰。奥布赖恩在演讲中声称，中共领导人正在谋求超出中国国界的意识形态控制，大力“按照中共的想法去重塑世界”，在过去多年里投入巨额资金用于海外宣传，旨在“消灭世界范围内'不友好的'中文媒体机构”和影响英文媒体渠道。他指责称，几十年来美国朝野劝诱中国将共产党领导制度温和化、自由化的努力自食恶果，导致“20世纪30年代以来美国对外政策的最大失败”，直到特朗普逆转两党一致的既定政策即包容中国为止。
7月14日，美国东亚和太平洋事务助理国务卿史达伟在华盛顿演讲，说“中国共产党的新帝国行为方式就其性质而言并非偶然，而是民族主义和马列主义心态的一个本质特性”。这个演讲可谓就中国对外行为的根源为奥布赖恩演讲作注，也为前一天宣布的关于中国在南海的海洋权益声索“完全非法”的“蓬佩奥主义”敲鼓，与1947年乔治·凯南署名“X”的文章《苏联行为的根源》何其相似乃尔，世界无疑已重新响起往昔冷战缘起时的意识形态号角。
7月23日，作为特朗普政府全面猛烈抨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基本政治和社会体制以及对外政策体系的意识形态运动的新高潮，也作为逆转美国数十年来对华政策根本特性的最正式宣告，国务卿蓬佩奥在加利福尼亚州尼克松图书馆发表耸人听闻的演讲，宣称从尼克松1972年访华开始的“盲目对华接触的旧范式已经失败。我们决不将它继续下去。我们决不回返之” 。他说，“真相在于我们的政策——还有其他自由国家的政策——振兴了中国失败着的经济，但只见到北京噬咬国际喂养之手”；“倘若我们现在不行动起来，最终中共就将侵蚀我们的自由，颠覆自由社会建造的基于规则的秩序。倘若我们现在屈膝服从，我们孩子们的孩子们就可任由中共宰割，后者的行动是对自由世界的首要挑战”。这绝对构成新冷战宣言。
二、一些国家对华政策之变
中国与俄罗斯之间似乎出现了一种较急剧的潜在疏离。两国元首除2020年4月16日和7月8日互通电话和表示彼此支持之外，约六个月时间里很少有多年几乎一向频繁、热情和常态化了的公开联络。与此形成鲜明对照，普京却在3月30日开始的两周内，接连四次与特朗普通话，商议美俄两国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和稳定全球能源市场方面合作的可能。4月26日，普京与特朗普就二战末苏军与美军在易北河会师发表罕见的联合声明，将此作为俄美两国可以合作的例证。值得注意的是，俄罗斯担忧过深地卷入急速加剧的中美竞斗，渴望保留或加强其对外政策的独立性。某些俄罗斯对外政策思想界“大腕”近来敦促俄联邦政府倡导一种在中美之间的“新不结盟”路线，并且尝试引领“一个国家共同体，它们都不愿站在任何全球或区域霸权的觊觎者一边”。
澳大利亚政府在美国敦促下积极地配合其反华方针。它率先提出需对新冠肺炎疫情的起源和传播作国际独立调查，而后又早早宣布参与就香港国家安全法制裁中国香港特区，且大致同时宣布今后十年猛增军事预算近2 000亿美元，用于增强在南太平洋和中太平洋针对中国的海空军远程战力。
印度于2020年4月中旬通过法规，严厉限制中国对印直接投资。6月15日，在克什米尔地区加勒万山谷发生导致45年来最激烈的中印武斗，由此印度国内的反华情绪大为增进。莫迪政府显著增加了克什米尔地区中印实际控制分界线附近的前沿军力部署，中印军队9月上旬又在班公湖附近发生冲突，其间出现了45年来首次中印间鸣枪事件。
日本政府总的来说呼应美国在诸关键问题上的对华政策。美日近来完成日本购买105架美制F-35战机的协议，成为加大美日联合对华战略武力优势的重大举措。安倍首相3月初在他主持的一次“未来投资理事会”闭门会议上保证，会采取措施鼓励日本公司将高附加值产品的制造从中国撤回。日本国会在新冠肺炎疫情巨额救市拨款内专门分出22亿美元，用以资助从中国撤出的日本企业。内阁官房长官菅义伟6月8日公开说，日本处于对制定香港国家安全法表达“严重关切”的前列。两天后，安倍对国会说，日本希望带头促使七国集团就香港局势发表联合声明。
韩国现政府新冠肺炎疫情发生以来的相关行为表明其对华颇为友善，但是否能顶住美国的劝诱和压力还有待观察。特朗普政府正在酝酿实施“经济繁荣网络”计划，促使全球供应链脱离中国，该计划将韩国当作它争取的一个重要伙伴。
西欧主要国家大体上对中美竞斗采取中立态势，或者说在有些领域较接近美国，在另一些领域较接近中国。它们在当今世界政治头等热点问题上跟进美国对华攻击，同样认为中国政府所谓对疫情有所“隐瞒”和“造假”，并且同样抨击中国制定和实施《中华人民共和国香港特别行政区维护国家安全法》，抨击中国在新疆和南海问题上的立场和政策体系。在高技术领域与华“脱钩”是美国政府对欧洲盟友提出的要求，而它在疫情期间跨越大西洋得到较多呼应。据报导，英国首相约翰逊已指示起草计划，到2023年将华为公司在英国5G网络开发中的参与减少至零。
就高技术领域内的“脱钩”趋势与政治及意识形态领域内的对抗格局而言，整个西方发达国家与中国之间的对立已经明显甚而相对固定，即使西方发达国家内部歧异多发和大致没有“领导”。一些势力正在鉴于这种局面作跨国意识形态动员及政治协调。6月初，美国、英国、澳大利亚、加拿大、日本、德国、瑞典、挪威以及欧盟的一些议员成立“中国问题议会间同盟”，声称鉴于“中国共产党统治下的中国代表一项全球性挑战”，因而该同盟成员应“站在一起协调回应这一大挑战”。
此外，与全球治理的前景直接相关的一个事态，在于中国因特朗普政府弃置美国原先的“全球领导作用”而填补真空的机会有限，小于目前国内外不少人所预言的。中国在世界上的“软权势”吸引力，中国的可用资源和经验，都相当有限，而中国将遭遇的相关国内外障碍将相当巨大，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导致的种种复杂性。
三、世界格局发展趋势
上述俄罗斯对外政策思想界“大腕”们的言论以及德国总理默克尔和法国总统马克龙的一些众所周知的“世界观言谈”，连同印度尼西亚外长2020年9月8日关于其国家以及东盟“不想被拖入（中美）竞斗”的明确表示，已经提示未来世界的某种意识形态格局，它基于未来世界的权势、利益和心理格局。在迟早会到来的“后疫情时代”，除去站在中国或美国一边的很少数“忠诚协从”，世界其余国家出于各自国家利益的考虑，将被迫在不同程度上较偏向美国或较偏向中国。与此同时，它们会努力维持或争取自己在不同程度上的中立和政策独立，在某些领域较靠近美国，在另一些领域较靠近中国。全球政治经济和“心理世界”将分裂为两个“紧密阵营”和一个非常巨大的“中间区”。“中间区”包括某些大国，其单个的分量虽然不如中美两国，但它们具有足够的力量、独立性和“战略性”，以致可以依据它们在相关问题和领域的不同偏好，迫使美国或中国对它们作重要让步。
在上述未来世界格局中，两个“紧密阵营”已经有各自的确定难移的意识形态体系，而非常巨大的“中间区”虽然包含政治、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体系五花八门的各式国家，但将逐渐形成其意识形态共通处，或曰其共同的意识形态鲜明特征，那就是世界多极化、霸权斗争非全局性、世界重大问题多样性、“领导作用”随问题领域不同而区分化、其余国家不与超级大国军事结盟或全面结伴（特别是经久的战略结伴）等观念。如法国财政部长布鲁诺·勒梅尔2020年9月13日所言，“欧盟必须界定自己的利益，必须强大和独立——独立于中美两国。这对在21世纪成功至关紧要”。代表未来世界政治主要潮流的也许将是这个“中间区”，而非任何超级大国。
因此，有一种重大的未来可能，即全球政治和思想观念环境发生转变，变得不那么容忍霸权性权势政治，而是更强劲地倾向民族国家权利和政策独立，平等主义国际舆论会起更大作用，一个高技术时代里任何超级大国都更难以在多数不同的功能领域内一概拥有优势。
四、中国的应对方略
在2021年1月20日新一届美国总统执政前，特朗普政府极可能在以下方面加强对华遏制：就香港、新疆等问题加大对华法律制裁力度；就所谓中国对美间谍、渗透及颠覆活动强化“执法”行动；继续排斥中国高技术企业在美经营，继续向德国等国施压，迫使其与美国一道压制华为公司5G开发以及中国其他高技术发展；在南海继续以高频度和高强度从事否定中国主权声索和海洋权益声索的“航海自由行动”，并会在南海展示大规模先进武力以震慑中国；继续全面抨击中国共产党、中国基本体制和对外政策体系。此外，特朗普政府采取以下措施的可能性在不断上升：在南海对中国部署军力的某个或某些岛礁实施有限的军事打击；空前严重地损伤甚或公开废弃传统的“一个中国”政策。
面对严峻的局势，中国应当怎么办？必须肯定，对称性反制有时完全必要，就像以勒令美国关闭驻成都总领馆去反制中国驻休斯顿总领馆被勒令关闭那样。然而，同时必须明白：缺乏对等的反制能力就不要时常从事对称性反制，否则会加剧反制工具接近耗竭的风险，消减应有的战略和政策灵活性和回旋余地，减抑国际舆论和世界舆论的理解和同情，令鹰派胃口越来越大的国内大众对政府政策施加更大的压力和制约，并且可能恰合美国超级鹰派势力的险恶用心。
中美两国目前各自从完全相反的立场和“道德高地”出发强烈谴责对方，只要求对方做某方面甚或全系列的根本让步，特别是特朗普政府已宣布其目标是颠覆和消除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这就全无可能甚至仅在一两个重大问题上显著缓解中美对抗或竞斗，更谈不上中美关系的总体稳定和逆转局面恶化的趋势。中美双方应当停止这种状况，由中国采取主动，以避免中美大规模军事冲突为根本共同利益、起码“公约数”和统领性议题，进行讲求实际、足够聚焦和有具体重要提议的对话或谈判，并将一切可能的较小或微小的彼此妥协当做分支性努力，服务于维持这个根本的共同利益。
中国应坚决、足够和较持久地实施战略和军事收缩，特别是在南海、台湾和军备竞争方面，以此作为促使美国新一届政府迟早相应的收缩的基本谈判条件，谋求减抑中美战略前沿碰撞的危险，促成中美之间新的战略稳定，并且争取分化美国政界的对华态度。总的来说，一段时期里坚决不将美英以外的其余发达国家和任何发展中大国推到中国的对立面，对其反华、斥华行为一般需坚毅地忍耐，以利目前时期里特别重要的战略集中，减少一二线对手，争取较多的中立者和同情者，特别是经足够和及时的彼此妥协和具体安排，切实地维持和发展与欧盟、东盟及韩国的合作互利关系。
与中国的国家方向紧密相关，中国亿万人内心有关于基本形势的两幅彼此抵牾的图景：“绝对图景”与“相对图景”。“绝对图景”指既为抗击国内新冠肺炎疫情而付出的巨大经济和社会代价，也由于全球新冠疫情导致外部经济、政治环境恶化，或曰外来困难剧增。因此，中国总的来说显著弱于国内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前，争取急流勇进地恢复经济与在抗疫重大胜利基础上防止疫情卷土重来构成压倒性的最优先项，从而在国务的其余方面必须足够收缩，足够节制，足够节省。然而，“相对图景”即美国及其若干主要盟友的国内抗疫、政治状况和经济处境不如中国，中美之间力量对比的变更趋势似急剧加速。因而，中国的和平崛起据此有了新的历史机遇，在军事、经济、外交和和意识形态各方面空前地大有作为不仅必需，而且可行。这两个不同图景将较久地共同支配中国的政策，使之变得较为复杂。
在世界变局中推进国际安全秩序构建
唐永胜：国防大学国家安全学院副院长、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暴发及其在全球肆虐，使全球政治遭遇重大危机。疫情既构成了世界变局中的某种极端表现，也将对世界变局带来全面深远的影响。此次疫情以超出想象的渗透性和扩散性，冲击着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全球政治正在并将继续发生重大改变，涉及力量结构及大国关系变动调整、国际秩序和全球治理重构重塑、治理模式和安全理念发展创新等几乎所有方面。今天的世界变局已不再是单纯的周期性循环，而体现出国际体系结构、性质正在发生重要而深刻的改变。概括地说，原有的以资本扩张为基础的国际体系已进入饱和或超载状态，与之相应的制度安排和秩序规范已经不能为世界广泛的和平、发展和繁荣提供持续、有效的保障，国际体系面临着根本性的变革，而新冠肺炎疫情则以反向作用的方式推动着全球治理的进步。
一方面，支撑现有国际体系运转的原有逻辑仍然在发挥作用，这些逻辑包括资本扩张、霸权护持、权力争夺、地缘博弈等，但发展至今受到不断增多的约束，表现出明显的颓势，甚至已经触碰到某种极限，尤其是美国的军事霸权和金融霸权已不像过去那么管用，这种衰颓也构成判断国际体系已经饱和或超载的主要依据；另一方面，一些原本基础性或不很显著、容易被忽视的因素却在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这些因素不断增多，包括科技的突破性进展、信息扩散引起的权力转移、非国家角色增多且影响力增加，以及包括新冠肺炎疫情在内的跨国性威胁、全球性挑战的凸显等。这两方面的逻辑和因素叠加在一起综合发挥作用，系统效应日渐突出，深刻影响着世界历史进程。如区块链技术的发展不仅促进生产力的跃升，而且带来生产关系的进步，而新冠肺炎疫情对国际体系的冲击无疑超出了绝大多数人曾经预料的范围和程度。
至少在一定时期内，世界局势演变过程中的不确定性还可能呈现增加的趋势。原有的制度安排不再那么有效，而新的秩序规范在短期内又无法产生，疫情带来的冲击凸显了这种流变性。然而，世界变局已经开启，国际体系毕竟要不断演进，纷乱的世界终将纳入有序的轨道。如果局势发展是不确定的，那么未来就会给创造力提供机会，从而引导我们通向更好的世界。疫情检验着国家的治理能力。面对世界变局，各国普遍遭遇各种困顿与迷茫，发展模式和治理体系的变革和创新已经成为赢得国际竞争的核心要素，而国家治理能力的提升必然会产生外溢效应，为全球治理的变革与创新提供必要基础和前行动力。面对类似疫情防控这样的复杂问题，国家治理能力正经受严峻考验，其中如何处理好中心化与去中心化、共同认知与自主协调之间的关系，对于每个大国都是重大的命题。
近年来，人们清楚地见证了全球化遭遇的挫折，其脆弱的一面在疫情中得到集中显现，一些国家自顾不暇，没有能力也缺少意愿组织和参与高效的国际合作。在这样的背景下，国际安全秩序被严重削弱，一些地区安全形势出现动荡起伏，潜藏着较大的风险。特朗普政府强化“美国优先”政策，极大地挤压了国际安全合作的空间，导致大国竞争持续升温，零和博弈出现重新抬头迹象。主要大国家注重提升战略能力，在军事、经济、科技等多领域加大投入，力图在所谓的新一轮权力争夺中占据先机。
当前，全球范围的不安定因素增多，国际安全治理遭遇诸多困难，其原因既在于安全问题多样化、复杂化带来的挑战，也在于近年美国持续削减长期承担的国际责任，造成了全球治理供求失衡。美国先后退出了《中导条约》和《开放天空条约》，国际军控机制等安全架构受到严重冲击，美俄能否续签《削减战略武器条约》仍存在很大变量，全球战略稳定基础面临松动的危险。面对全球治理和国际安全秩序构建的缺失，国际社会尤其是大国必须承担必要的责任，强化协调与合作，有效预防重大危机和安全风险的发生。
尽管世界变局中乱象显现、矛盾深化、难题增多，但各国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和对和平的需求不仅没有减少，反而变得更加清晰而显著。应对跨国性、全球性威胁和挑战需要各国共同努力，积极推进国际安全秩序的构建和完善，这样才能实现世界范围的可持续安全与繁荣。非此即彼、胜者全得的零和博弈思维已经过时，结盟对抗、武力争霸的老路注定行不通。世界不可能再退回到闭关自守、各行其是的相互分割状态，采取去全球化或逆全球化的办法解决各国面临的安全和发展的重大问题，无异于缘木求鱼。单边主义没有出路，《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仍然是处理国际关系的基本遵循，也是国际秩序稳定的重要基石。应对跨国性、全球性威胁只能依靠国际社会更广泛的合作，针对现有安全机制的缺陷，找到积极的变革途径和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
在世界变局中，国际关系的性质正在发生重大改变，竞争离不开合作、合作中又充满竞争，各国利益更加复合交织，将在国际安全秩序构建中充分显现出来。历史发展将进一步证明，任何国家都不可能具备主宰国际事务、垄断发展机会的历史条件，霸道不得人心，也会伤及自身。当前一项重要的工作就是努力推进国际军控的发展，为维护基本的全球战略稳定、有效管控大国军备竞赛和战争风险创造条件。主要国家之间要开展积极的对话，探索预防和管控分歧、减少误判风险的危机协调机制。以往此起彼伏的冲突一再警示，只有正向积极地构筑和平，世界的前途才能充满希望。各国祇有以对话代替冲突，将本国利益同各国的共同利益有机结合起来，凝聚广泛共识，积极推进安全合作，才能找到化解纷争、消解战乱的有效途径和办法，实现可持续发展和可持续安全。推动国际安全秩序构建和创新，实现制度供给与安全需求的有益平衡，构成国际合作具有潜力的发展方向。
探析中美关系之变
倪峰：中国社会科学院美国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自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中美关系正在经历着一场广泛、深刻的变化。随着特朗普的第一任期行将结束，现在回过头来看，这场变化是根本性、反转性甚至颠覆性的，可能标志着中美关系历史进程中的一个重大拐点。对于这一重大变化，我们可以从横向和纵向两个维度来加以观察。
从横向上看，首先是中美关系时空背景的变化。冷战结束后，整个世界进入了经济全球化的时代，两个平行市场消失，资本、技术、人员在全球范围流动，国家与国家间的边界变得日益模糊。这是冷战结束后的基本情形。但是自2016年开始以英国脱欧、特朗普上台为标志，这种发展态势出现了逆转。当前，世界的基本大势是经济全球化正在退潮，各种要素流动遭遇越来越大的阻力，国家间的边界再度清晰化。2020年不期而至的新冠肺炎疫情正在进一步阻断世界各地之间的相互联系，国家“堡垒化”的趋势进一步凸显。这是当下中美关系的基本时空背景，与前一阶段相比已经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
其次是中美关系基本逻辑的变化。与经济全球化相对应，过去我们形容中美关系经常用的词是深度相互依赖，你中有我，我中有你，两国互为最大的经贸伙伴。利益交融是推动过去中美关系发展的基本逻辑。有了这样的利益联系，我们曾可以自信地说，中美关系好也好不到哪儿，坏也坏不到哪儿。但是现在我们谈论最多的是什么？是“脱钩”。这显然是完全反向的，从深度相互依赖到“脱钩”，而且这个进程还在加速发展。与两国物质利益联系不断剥离同时发生的，是两国意识形态斗争和地缘战略博弈的不断加剧。尤其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意识形态冲突和地缘战略竞争已经压倒了经贸摩擦，成为两国争斗的主线。如果说经贸摩擦还有讨价还价和双赢空间的话，那么意识形态和地缘战略冲突的本质就是零和。这表明中美关系的基本逻辑正在发生一个翻转性的变化。
再次是中美关系发展基本样式的变化。我们以前谈论中美关系发展的过程，通常是说有矛盾、有竞争，也有合作，但合作大于竞争。这是大家以前对中美关系的基本认识和基本判断，这也是事实，要不然就没有过去中美关系比较健康的发展。为什么比较健康？因为合作大于竞争。但是今天，这个判断显然已经不成立了，现在中美之间竞争的点和面可以说远远超过了合作的点和面，而且牵引着中美关系的基本发展方向，因此中美关系呈现自由落体式也就不奇怪了。
最后是中国战略环境的变化。美国推行对华战略竞争不仅严重毒化了中美关系的气氛，而且对中国的整体战略环境带来诸多消极影响。随着中美竞争成为大国博弈的主要矛盾，美国正在加速推进针对中国的地缘战略布局。特朗普执政之初，曾试图仿效尼克松针对苏联的做法，在中美俄大三角中拉俄罗斯来针对中国，但是由于美国国内建制派对俄罗斯反感，特朗普的努力基本上是功败垂成，我们可以将这个三角称之为针对中国的“北三角”。2020年以来，美国在“北三角”方面的努力虽然进展迟缓，但是在“南三角”即中美印大三角方面取得了突破性进展，特朗普访印加之中印边境摩擦，美印关系向同盟化方向迅速推进。与此同时，世界上的各种力量都在中美世纪博弈中寻找自己的利益空间，趁火打劫的有之，幸灾乐祸的有之，借题发挥的有之，待价而沽的有之，坐山观虎斗的有之。中国面临的战略压力将更加多向度、多样化。
从纵向来看，首先，当前的中美关系之变是自1972年尼克松访华和1979年中美建交以来最广泛、深刻的。当下中美之间的大博弈，已经使中美关系“再也不可能回到过去了”，基辛格所说的“过去”就是1972年以来的“过去”。这表明中美关系的一个时代可能已经结束了。其次，从新中国建立以来中美关系的发展历程来看，当下中美之间的大博弈，意味着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如果说1949年至1972年期间，中美基于冷战背景的敌对是两国关系发展的第一阶段；1972年至2016年期间，中美基于共同利益的合作是两国关系发展的第二阶段；那么当下中美关系已经进入与前两个阶段都不一样的一个新阶段。在这个阶段，中美之间的相互“缠斗”有可能伴随着中华民族百年复兴的全过程。最后，从两国开启交往的源头来看，自1784年美国商船“中国皇后”号首航来华以来，中美之间已经有236年的交往，其间分分合合，爱恨情仇交织，时而为敌，时而为友，剪不断，理还乱。但是在这些纷繁复杂的关系中，两国从来没有同时将对方看成是自己的首要战略竞争对手，当下这种情景是中美之间百年交往中前所未有的。因此，中美关系已驶入了未知的水域，两国可能都将经历一个艰难的调试过程，这是百年大变局背景下，中美关系遇到的崭新的重大课题，目前答案的书写可能还没有开始。
总之，百年变局与百年复兴相互激荡，中美关系已进入一个宽广博弈的大战略时代。竞争在利益目标上具有重大性，不仅事关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和美国霸权的护持，而且涉及西方和非西方关系的根本转变和整个世界力量体系的重构。竞争在时间上具有长期性，它可能将伴随百年变局与百年复兴的全过程。竞争在范围上具有全面性，不仅是利益之争，而且是战略之争、权力之争、制度之争、意识形态之争。竞争在影响上具有全局性，其结局将决定百年变局的最终走势。中美关系这艘巨轮能否继续保持正确航向，不仅与两国人民利益密切相连，也关乎世界与人类的共同未来。
美对华政策走势与中国的反向塑造
吴白乙：中国社会科学院欧洲研究所所长、研究员
美国对华政策涉及霸权和秩序、实力和利益、制度和文化等多个层面，这决定了中美竞争是一种“混合型竞争”，具有多方面的特点。同时，中美面临对两国未来关系和世界走向再度作出重大选择的关键时刻。在这样的时刻，中国多措并举的反向塑造十分重要。
一、美国对华全面打压及其影响
美国对华政策的动因是多方面的。解读其内部争论的主要意见，大致可以归纳为三个视角。一是关于霸权和秩序之争。美国认为中国已经直接挑战其霸权。这一基本定位主要来自反华鹰派的“原则性现实主义”思想，他们认为中国崛起可能会彻底颠覆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二是关于实力和利益之争。美国认为中国在实力上可能超过它，会挑战和做空美国的全球利益。持这一观点的人多是由对华“接触派”转来，构成比较复杂。他们对美国的竞争优势和对华关系主导性地位日趋疑虑，对中国体制、能力乃至目标的敌意增多。三是关于制度、文化和意识形态之争。美国认为中国是西方民主制度、文化最危险的挑战者。这一派思想的拥趸既包括散布在学界、智库和政府咨询圈内外的自由主义知识分子，也有“深层国家”（Deep State）组成部分的关键人物。他们对中美关系的氛围所起到的消极塑造作用是深层次的、长远的。
三年来，美国对华政策的争论对我们影响太大了，一直在推动我们努力判明美国对华政策的目标和性质，因而中国在这个问题上的分析和争论也大体经历了三个阶段。在美国对中国发动贸易战之初，多数人认为特朗普政府的主要用意是“要钱”，而通过谈判、让步，中美贸易逆差乃至结构性失衡的主要矛盾可以缓解、调和，正所谓“凡是能用钱来解决的问题，其代价都是可控的”。2018年12月，两国领导人在布宜诺斯艾利斯对中美关系提出“协调、合作、稳定”的基调后，双方政府经济事务团队加快了协议谈判进程，中国国内对中美关系的乐观情绪有所上升。2019年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加快在技术、人文、外交等领域对华“脱钩”的步伐，导致两国关系持续恶化。2020年1月，在双方最终达成第一阶段经贸协议时，国内学界和公众对中美关系的前景已经“高兴不起来”了。目前，中美关系已基本陷入建交以来最坏的僵局。不管出于什么立场和观点，大部分民间分析和舆论都认为“中美关系好不了”，甚至会“更坏”。这一民意基础的变化是中美建交41年来前所未有的，也是美国破坏性政策持续塑造出来的消极后果。它不仅会对中美关系造成深远的影响，也给中国对美政策的转圜带来了极大压力和困难。
二、中美战略竞争的特点
中美战略竞争是当下“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组成部分，也是推动这一变局走向的最重要变量之一。借用官方的表述语言，世界发展面临着高度的不确定性、不稳定性，中美关系之变与此互为因果，高度叠加，不仅极大地增加了人们认知的困难，而且也给管控中美关系造成了一种“失去确定边界”的深重危机。这是中美关系“再也回不到过去”一说的本质含义。简单地说，中国完成民族复兴历史使命是注定的方向和目标，但美国能否经过有底线的战略竞争最终承认和接受这一点，取决于中国富有智慧地处理和应对来自美国的压力、干扰甚至挑战，更取决于美国内部矛盾的发展运动和最终理性的回归，还需要国际社会对任何非和平、非理性竞争制约作用的回应效能。从中美竞争大幕拉开的过去三年来看，中美之间的消极互动具有鲜明的“混合型竞争”特征，主要表现为以下五点。
第一，动态性失衡和短期效应。即中美双方每次妥协所达成的目标和效果都是短暂的，影响有限，而且很快就会失去其稳定性作用。有人提出，可以通过梳理“清单”和累积短期合作成果来重建两国之间互信，这个建议有道理，但可能靠不住。
第二，既有管理范式弱化和缺乏新的互动规范。在美方种种霸凌行为和中方被动但坚定反应现象背后，双方都在试图探明对方最终意愿和战略底线。其结果是过去40年基本框定的中美相处之道急剧变形，甚至可能失去“斗而不破”的共同默契。两国消极互动的风险性和危机管理的重要性显著上升。
第三，双方基本战略互信严重削弱而导致对全球战略稳定的忽视和漠视。美方既是中美互信的主动破坏者，也因其国内政治危机和利益寻租等原因一再升级对华敌视政策和举措，甚至在更大的国际范围内发动和制造反华危机。这不仅会破坏中美之间的战略协调与合作，而且可能引起世界发展、安全和治理方面诸多矛盾的连锁性爆发。
第四，双方战略竞争导致“他者陷阱”增多。随着竞争加剧，中美都在着力争取借重第三方实现格局性再平衡，其结果是一方面造成第三方的“选择性恐慌”，另一方面也为第三方“投机”创造了机会，反过来进一步加重中美关系的不确定性。第三方在中美“跷跷板”游戏中投机究竟会加重自身的危机，还是会扩大自身取利的机遇，并非是都能明智作出判断和把握的。
第五，中美经济社会之间相互依存的长期基础遭到破坏，其修复难度极大，也会给经济全球化带来十分消极的影响。缺少中美共同推动，无论在全球还是区域层面的多边合作都会出现更多的困顿、波折甚至衰减，国际治理机制改革的前景趋于暗淡。
三、维护中美关系与中方的反向塑造
当前，中美两国对未来关系和世界走向都面临再度作出重大选择的关键时刻。
一是方向的选择。由于国情的差异和体制的不同，中美不可能选择同一个道路和发展方向。这构成了双方长期竞争和关系紧张的根本原因。对此，我们从未抱有任何的幻想，但对于如何避免恶性竞争和关系倒退、破裂，是否还有调整、变通、延缓的时间和空间，我觉得还是可以做出应有的探索、努力的。在这一点上，中美两国的有识之士都肩负重大责任，应该具有相同的紧迫感。
二是范式的选择。未来中美相处常态是冲突和对立，还是和平共存，都必须经过反复磨合甚至付出代价，才能够完成先解构，再建构的全程。美国目前的种种“不讲理”，仅仅是“解构”过程的极端表现，正所谓“不撞南墙不回头”。
三是策略层面的选择，即应变之道。处于激烈博弈中的中美，都希望放大对方的失误。美国试图把主要着力点放在促进中国社会的分裂上，产业碾压、舆论攻讦、意识形态毒化等都指向中国发展和改革的难点、痛点。对此，中国要在保持战略定力和体制稳态的同时，加快自身的改革和开放。只有不断创新和优化中国的发展、治理体系及能力，我们才能强化对美博弈的“内功”，才能真正站在“历史的正确一边”。
对中美关系的反向塑造问题，是一项长期的系统工程，内涵和举措还可以不断丰富和完善。就目前而言，可从几个方面先做起来。
第一，要用好民心民力和不断上升的综合国力来应对挑战。中美关系的失衡和逆转，在一定程度上要归咎于长期形成的两国和两国社会之间不对称的互动格局。美国政府是常换常变的，而美国社会参与塑造中美关系的基本面则一直是多元和相对清晰的。特别是在美国右翼极端势力把控政府和误导公众的情况下，对美工作不能仅限于以我“全政府”来回应美“全社会”之关切，而是要重心下沉，久久为功，通过提升我方有组织的社会参与度，自下而上地形成对美反华势力“釜底抽薪”的成效。
第二，要加强对外合作机制创新。全球治理面临巨大的公共产品赤字，中国倡导成立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金砖国家新开发银行，推出“一带一路”倡议和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RCEP）等区域合作谈判等。但无论是从数量还是影响力、覆盖面来看，这些公共产品都还不足以支撑中国对美反向塑造的需要。我们在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全球治理重大议题上的倡议和规制能力还需要进一步提升，需加快培养更多可在国际多边组织关键岗位任职的复合型人才，对外工作高效、协调、统一的决策和执行机制还有相当的改进空间。
第三，要用好中国多样化境外资源，广建全球“朋友圈”。利用国内国际“双循环”新格局建设，发挥中国巨大内需市场的王牌作用，巩固与周边地区、新兴市场和发展中国家的合作关系，团结友好的发达经济体，扩大国际统一战线。
国际力量格局变化与中美关系
傅梦孜：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研究员
国际力量格局特别是大国力量格局变化涉及复杂的指标系统计量组合，这里仅从某些线性侧面谈一些个人的看法。我们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历史罕见的新冠肺炎疫情全球蔓延更是加快既有的变化，并催生一些全新的变化。由于目前疫情仍在继续，尚不能称之为后疫情时期，因此，其全球性影响究竟如何还有待进一步深入观察。
一、国际力量格局短期内难以发生转折性变化
尽管国内学界对“美国衰落论”存在不同甚至严重对立的看法，但美国的硬实力尚未到夕阳西下的时刻，新冠肺炎疫情是否成为终结美国衰落争论的分水岭还需要观察。短期内，以主要大国构成的国际力量格局不太可能发生转折性的改变。
冷战结束后，世界力量格局由“两超多强”转变为“一超多强”，这一格局至今并没有发生重大转折性的变化，或者说不能确定有这种变化。只是中国已然构成影响世界格局变动的最大变量。现在称“两超多强”为时过早，整体上还是西强东弱、北强南弱；发达国家力量依然占优，新兴经济群体追赶步伐放慢，发展中国家的发展各有难处。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发展中国家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过了发达国家，不少人认为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在全球GDP占比上旗鼓相当。但按市场汇率计算，还不是这样一种情况。根据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18年的数据计算，发展中国家占世界GDP的比重为39.7%，发达国家占57.6%。
新冠肺炎疫情前，美国的衰落还缺乏有力的事实依据。根据多边机构数字进行的大致测算，1980年美国占世界GDP的25%，这一比率迄今维持不变，在所谓的“单极时刻”甚至达到30%以上，欧洲则从35%下降到21% ，日本由10%下降到6%，俄罗斯从3%下降到2%，美国与欧日俄的差距均在拉大。只有保持经济持续快速发展的中国在缩小与美国的差距。克林顿时期中国经济总量是美国的1/8，小布什时期为1/4，奥巴马时期为1/2，特朗普时期为2/3。美国霸权四大支柱仍是其他力量难以匹敌的。美元在国际金融交易中的份额占90%，美国军费年度开支占全球的1/3，美国的科技实力仍居首位，是头号研发大国，美国媒体的国际影响力仍然是最大的。
2014年，中国GDP突破10万亿（美元，下同），近五年即从2015年到2019年，中国GDP由11万亿上升到14万亿，增长3万亿；美国由18.2万亿增长到22万亿，增长了近4万亿；欧盟由11万亿增长到13.6万亿，增长2.5万亿；俄罗斯由2014年的2万亿缩小到1.66万亿。从这些数字看，过去五年，美国的经济规模扩充的增量至少与中国持平，2019年，中国与美国的经济规模差距缩小了4 700亿美元，但其他大国与美国的差距仍在拉大。
行百里者半九十。我们需要清醒地认识到中国赶超美国的难度与挑战。当年，苏联、日本在占美国GDP 60%多的时候掉头向下。原来估计中国在2025、2030、2035年超过美国，现在要清醒评估面临的挑战。
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取得成就之后，中国率先复工复产，2020年可能成为全球唯一呈现经济正增长的大国。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经济展望》最新预测，2020年美国经济增长将是-5.9%，欧元区为-7.5%（德、法分别为-7.0%和-7.2%），英国为-6.5% ，日本为-5.2%，俄罗斯为-5.5%。中国经济规模的增长幅度会扩大，与美国的经济规模差距会进一步缩小。但未来征程可能更为艰巨，面临新的不确定性和挑战：中国面临的外部环境是否如过去40年一样相对良好，全球新冠肺炎疫情会否反复或长期化并压缩世界经济增长空间，是否还存在在全球化条件下加快发展的战略机遇。中国凭借超大规模经济与人口规模等条件，肯定会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并努力缩小与其他大国在人均GDP上的差距。一些国家与国际机构民调肯定中国会成为世界第一大经济体，但时间可能需要到2035年之后，经济、科技与军事实力的全面超越可能会在2050年前后。
二、现实主义传统国际政治回归并带有鲜明的时代特征
传统国际政治回归的主要表现包括：秩序无序、国家自私与内向、道德至上、相互倾轧加剧；大国对抗主要是中美对抗、美俄对抗已经摆上台面。罗伯特·卡根在《丛林回归》一书指出，“我们的时代一直是天堂”。他说，1500～1945年，作为世界上最强大的一群国家——欧洲大国间几乎连年征战。但1945年后，大国间没有发生战争，美苏冷战对峙和平结束，为历史罕见。世界享受了全球GDP年增长3.5%的繁荣时期。全世界40亿人口摆脱贫困。我们在自由秩序的幻像中生活了太长时间，想象不出还有其他类型的世界。他断称，目前的“自由秩序变得千疮百孔，美国在世界上的角色也变得模糊不清。丛林正重新生长，历史正在重演，国家正回归旧有习惯和传统，领土侵略已经重返欧洲，正在重返亚洲”。美国《国家安全战略》报告等文件都强调，美国主要战略任务要回归应对大国挑战。
与历史相比，当今的现实主义国际政治具有鲜明的时代特征。这个突出特点就是世界力量格局在没有重大标志性征兆的情况下，却同时出现了国际秩序解构与大国关系复杂化的时代脉动，即没有通过一场战争或重大危机作为形塑世界秩序的标志，这在历史上可能是不多见的，也是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未有的”要义所在。
百年大变局中的既有趋势叠加新冠肺炎疫情，国际秩序整体性弱化，离散性趋强，层次性或多中心性也突出表现出来。联合国、世界贸易组织、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二十国集团、欧盟等组织仍在努力倡导多边主义，但机制效力下降，议题多元，分歧增加，达成共识的难度增大。特朗普的“退群”、废约加快了既有国际秩序的解构过程。美国作为国际秩序构建的主要国家，总不乏有人认为，自由主义的国际秩序弱化并非加强了美国的国家利益，而中国则利用既有秩序迅速实现了实力成长。在某些方面，美国可能有另起炉灶的冲动。
这里所说的多中心性主要指可能隐约出现二分的世界。美国建立以价值观为纽带的国际体系，排挤中国；中国通过自主创新和“一带一路”建设拓展发展空间的深度与广度。美国要放弃其主导建立起来的大体统一的国际秩序，包括技术、经济体系，势将推动“脱钩”的实际发展。无论愿意与否，一个多元体系的世界的出现将成为难以避免的现实。未来会出现一个以美国为主导的西方技术体系和一个以中国为主导形成的技术体系，在某种意义上也包括二元经济体系。2020年8月，美国国务卿蓬佩奥宣布采取“净网”行动，提出要把中国数字产品（电讯、信息、数字经济、各类软件业）移出美国，中美间高科技领域的“脱钩”已然发生。这将倒逼中国努力采取更为独立自主的科技发展政策，避免在关键领域被卡脖子。当然，技术“脱钩”不一定不兼容，如安卓与苹果分属两个不同体系，在使用上并不意味着完全隔绝。
在世界格局中，如果存在压倒一切的主导性议题，就是大国竞争。由于大国竞争特别是中美对抗摆上台面，世界可能面临一个以各自为一极的二元力量结构主导的国际格局，但这与冷战时期的美苏对立是不同的。当前大国竞争的阵线并不分明，军事对抗并不构成主线，但竞争是全方位的，中美之间同时也存在需要进行合作的具有共同利益的领域。在这样一个世界中，大一统可能不再是任何大国、企业追求的目标，“赢者通吃”难以为世界各国所接受，公平性的诉求会更加强烈。即使在同一个阵营，其他国家也不再会唯主导国家马首是瞻，不再愿做一个随便跟进的“跟班”。德国之于美国，脱欧后的英国之于欧盟，中小成员之于欧盟大国，权力与利益面临重新分配；日本不愿意韩国进入七国集团峰会；俄罗斯不选边站最符合其自身的利益，更愿意在中美之间做一个战略平衡者；欧盟在某些问题上与美国有共识，但强调战略自主，同时视中国为系统性或制度性挑战者。
三、中国的战略应对
中国将面临一个与过去40年不同的国际环境。国际力量格局在较短时期内难以发生根本性变化，还是“一超多强”，但向中美两极发展的速度会加快。中国仍将面临一个西方力量（包括经济、军事、科技及文化影响力等）在较长时期内占优或惯性延续更长的更为复杂的国际环境。特别是要正视中美可能渐行渐远而非日益走近的双边关系，坚持底线思维，作最坏的准备，同时不放弃最好的期望与努力。
首先，要做好做强自己，坚决打赢“三大攻坚战”，团结一心，强化国家凝聚力建设，加快自主创新发展具有引领能力的前沿高新技术与产业，并加快相应的科技体制改革。其次，优先周边。畅通国内经济、社会和市场循环的同时，进一步畅通周边和全球经济循环体系。继续推进“一带一路”高质量发展，注意节奏，适当收缩战线，突出重点，注意风险防范与化解。再次，广交朋友，充分运筹外交资源，重视经济、市场因素形成的共生利益，也要重视形成具有道义基础的政治、外交、安全利益的相互捆绑。在大国关系方面，要审慎运筹中美俄欧日关系，重视地区大国的作用。在国际上团结大多数，反对单边主义、强权政治和霸凌行为。最后，中国将长期面临西方关于价值观和意识形态方面的压力。我们需要坚持理论自信和制度自信，我们有很多经济理念，也有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倡议，中国的实力在成长，影响力在上升，国际社会也有期望，可以提出更多的具有普遍意义并为国际社会所接受的经济和政治理念。
中美安全机制的构建与重启
李文良：国际关系学院研究生部主任、教授
随着中美战略竞争的加剧，中美安全关系由平稳向日趋紧张化、复杂化演变，甚至有滑入局部失控的危险。在此背景下，重启或新建中美安全机制显得十分重要和紧迫。
一、中美安全机制的构建
20世纪70年代中美建交以来，随着中美关系的发展，中美安全机制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建构，主要有：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机制、中美战略安全对话、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外交安全会议机制等。正是有中美安全机制的存在并发挥着功效，虽然中美安全关系发展过程中曾发生过诸如中国驻南斯拉夫联盟大使馆被炸事件、南海撞机事件等，但都得以和平解决，没有使中美安全关系产生灾难性的后果。
中美安全机制发生作用的机理在于“国家安全问题不是源生的而是衍生的”。例如，在中美政治关系中，中美政治问题上升到中美政治安全问题，需要经历一个演变的过程，即当中美政治问题对中美各自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构成威胁时，并得到中美政府认定，才会演变成中美政治安全问题。同样，在中美经贸、科技和金融关系中，经贸问题上升到经贸安全问题、科技问题上升到科技安全问题、金融问题上升到金融安全问题，也都有一个演化的过程。由此可见，存在于中美之间的领域问题演化为领域安全问题的时间差，就为中美安全机制的功能发挥提供了可能。中美双方可以藉助安全机制平台，通过谈判、磋商等方式，尽量消除或降低中美之间的领域问题对双方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造成的影响，中断领域问题演化为领域安全问题的链条，把威胁中美安全关系的因素消除或减弱，进而维护中美安全关系的稳定。
二、中美安全机制面临的困难
美国特朗普政府上台后，把中国视为“修正主义国家”和“战略竞争对手”，发动对华贸易战、科技战、金融战等，实行全政府打压，导致大部分中美安全机制陷入停滞状态。
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机制建立于1997年，该机制已成为两国防务部门增进了解、建立互信、巩固交流与合作的重要渠道之一。但自从2014年10月16日第15次中美国防部防务磋商在华盛顿举行后，该机制再没有启动。
2011年5月9日，第三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在华盛顿召开，双方宣布在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的框架下开展中美战略安全对话。虽然在2016年6月的第八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中，“双方决定在2017年1月之前举行战略安全对话会间会，并在下一轮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前夕举行下一次中美战略安全对话”，但第九轮中美战略安全对话在2017年没有启动，即便到了2020年，也毫无启动的迹象。2015年12月1日，首次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在华盛顿举行。2016年6月、12月分别在北京和华盛顿举行第二次及第三次此项对话。特朗普执政后，中美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机制则处于关闭状态。2017年10月，首轮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在美国华盛顿举行，中国国务委员、公安部部长郭声琨与美国司法部部长塞申斯、国土安全部代理部长杜克共同主持。此后，该对话机制即夭折。2017年6月，首轮中美外交安全对话在华盛顿举行，国务委员杨洁篪同美国国务卿蒂勒森、国防部部长马蒂斯共同主持。历经巨大周折后，2018年11月，第二轮外交安全对话在华盛顿举行。此后中美外交安全对话的大门也被关闭。
目前，除两个互信机制即“建立重大军事行动相互通报信任措施机制谅解备忘录”和“海空相遇安全行为准则谅解备忘录”在运行以外，其他中美安全机制几乎都处于停滞和关闭状态。大多数中美安全机制是基于中美元首达成的共识而设立的，如中美战略安全对话是在胡锦涛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于2009年达成建立中美战略与经济对话共识的基础上构建的；中美建立打击网络犯罪及相关事项高级别联合对话是落实习近平主席与奥巴马总统于2015年会晤共识的产物；中美执法及网络安全对话和中美外交安全对话是落实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于2017年海湖庄园会晤的产物。
中美安全机制的停滞和关闭，导致两国失去了交流、合作和协调的机制平台，不能及时有效化解威胁中美各自国家利益特别是核心利益和重大利益的因素，可能加重双方的分歧、误解、疑虑和恐惧，让一般性问题演化为安全问题、领域问题上升为领域安全问题，使中美安全关系更趋复杂化。
三、重启中美安全机制的思考
为稳定中美安全关系，特别是防止其滑入局部失控的危险，重启或新建中美安全机制，加强安全对话是中美两国政府不能回避且必须解决的问题。中国在重启中美安全机制上应该有所作为，主要避免以下两种“误区”。
一种观点认为，美国把中国看作是美国的最大威胁，是无中生有，是故意污名化中国，因此，开启中美安全机制、与美国对话，是白费口舌、与虎谋皮，只会是随美国的步伐起舞，战略上将处处被动。这种观点存在明显的缺陷。国家安全（问题）既是客观存在的，也是主观感受的结果，更是客观性与主观性的有机统一。这是国家安全（问题）的内在逻辑。因此，美国把中国看作是最大的威胁，即便是无中生有的主观臆想，也有其内在的认知逻辑，也是一种安全观念和认知。我们必须承认这个事实，并加以有效应对，否则，我们就会无视国家安全（问题）的客观性和主观性，在中美安全博弈过程中铸成大错，坐失良机。为此，中国在重启中美安全机制的过程中必须发挥积极作用，并利用这个机制向美方展现中国爱好和平的历史和意愿以及事实，消解美国的不安全感和安全认知方面的主观错误，建构美国对华认知和观念，消除误解，为稳定中美安全关系奠定政策基础。
另一种观点认为，中国目前的最大任务是发展，是否重启中美安全机制无关紧要。这种观点割裂了安全与发展的关系，是一种错误认识。事实上，习近平总书记在总体国家安全观中科学、完整、准确地阐述了发展与安全的辩证关系。2014年，他在中央国家安全委员会第一次会议上明确指出，“发展是安全的基础，安全是发展的条件”。2015年12月，他在第二届世界互联网大会开幕式上再次强调“安全是发展的保障，发展是安全的目的”。2016年4月，习近平总书记站在百年未有之变局的大时代前列，准确研判国内外安全形势，得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保证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的结论，强调了国家安全对中国最大的发展——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割裂安全与发展辩证关系的观点，不但不利于中美安全机制的重启，更会损害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损害中国最大的发展。重新开启中美安全机制，增进互信、扩大共识、促进合作、管控分歧，是改善中美关系，防止中美安全关系滑入局部失控危险的需要，更是中华民族复兴伟业和维护世界和平稳定的需要。
总之，中国应该避免以上两种“误区”，积极作为，主动出击，采取有效举措，为重启或重新构建中美安全机制创造条件和可能。
中美“脱钩”及其影响：风险与机遇
赵可金：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副院长、教授
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新冠肺炎疫情推动了大变局加速发展。在这一背景下，逆全球化思潮甚嚣尘上，个别国家的一些政治势力逆历史潮流而动，鼓吹并推动“退群”“甩锅”“脱钩”，企图挑起意识形态和社会制度对抗，令整个世界陷入“脱钩”自处甚至冲突对抗的危险境地。如何妥善应对“脱钩论”，维护和巩固世界和平稳定的大局，是包括中国在内世界各国面临的共同战略课题。
一、美国“脱钩论”及其危害
自美国特朗普总统入主白宫以来，炒作“中美经济脱钩论”，意在切断中美两国紧密的经济联系，规锁中国的高新技术产业和军工产业发展，甚至通过世界贸易组织改革等，在规则体系上孤立中国，阻挠中国和平发展的势头。美国的保护主义、霸凌主义和单边主义倾向不断强化，给中美关系和世界都带来严峻挑战。
近年来，在一些“深暗势力”和政治人物的推动下，美国政府在推动有步骤的与中国的“脱钩”战略。2018年11月19日，美国商务部工业与安全局提出了一份针对中国的关键技术和相关产品的出口管制框架方案，对生物技术、人工智能、数据分析、量子计算、机器人、脑机接口等在内的14个前沿技术领域进行管制。同时，美国以国家安全为借口，挥舞制裁大棒对中国企业和个人实施“长臂管辖”。从2019年5月开始，美国商务部陆续把华为、中科曙光、中广核集团及其关联公司、大华股份、海康威视、科大讯飞、旷视科技、商汤科技、依图科技、美亚柏科、奇虎360、云从科技等150家中国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公司拉入制裁清单。2020年8月5日，美国宣布建立“清洁网络”的五大措施，包括清洁承运商、清洁商店、清洁应用程序（软件）、清洁云端和清洁电缆，并点名包括华为、中国移动、百度在内的7家中国科技公司，以禁止更多来自中国的应用程序，进一步限制中国公司进入美国的云端系统。8月6日，特朗普签署行政命令，规定从9月20日起，禁止任何美国公司或个人与抖音短视频国际版TikTok的中国母公司字节跳动或微信所属公司腾讯进行交易。美方一再以维护国家安全为借口，滥用国家力量打压遏制中国高科技企业的有关做法，实质是要维护自身的高科技垄断地位。这违背了市场原则和国际经贸规则，严重威胁全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是典型的霸道行径。以上事实充分表明，美国已经将中国锁定为战略竞争对手，推动中美经济脱钩，竭尽全力打压中国发展进程，中美战略竞争已经不可避免。
美国推动的“脱钩”战略不仅仅局限于经济领域，而是一个涵盖“退群”“筑墙”甚至“脱交”的“组合拳”。首先，“脱钩”意味着“退群”。近年来，美国相继退出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巴黎协定》、万国邮政组织、世界卫生组织以及杯葛世界贸易组织，成为当今国际秩序的“破坏者”。尤其是新冠肺炎疫情之后，美国非但没有发挥负责任大国作用参与国际抗疫合作，反而变本加厉，霸凌主义和保护主义行径愈演愈烈，频频对中国“甩锅”施压，令中美合作陷入艰难境地。其次，“脱钩”意味着“筑墙”。尽管美国政府也深知中美无法完全切断国际供应链，但美国推动损人不利己的精准脱钩，包括技术筑墙、货源断供、交往限制等。国家安全、高技术竞争和意识形态竞争等是美国推动脱钩战略的关键点。最后，“脱钩”意味着“脱交”。美国采取措施限制中美外交往来，尤其是强行关闭中国驻休斯顿总领事馆，提前召回驻华大使，并积极提升所谓“美台关系”的层级，不断挑战中国外交底线。
推动“脱钩”，已经成为美国对华外交的重要战略。“脱钩论”原本是拉美国家“依附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核心是认为国际不合理的分工结构和不公平的国际秩序是造成拉美国家不发达的根源，希望通过脱钩以求自立自主。显然，美国在当下提出脱钩，并非仅仅是与中国经济脱钩，而是意在推卸国际责任，竭力维护美国霸权地位。因此，如果将脱钩论放在美国与世界关系以及美国对外战略的全局来看，就会发现美国脱钩战略实际上意在推翻二战以来的国际秩序，推卸美国自己承诺的国际责任，进而捍卫美国霸权利益。对美国来说，“脱钩”和“退群”在战略目标上是一致的，核心原因是美国霸权过载，承担了太多国际责任，区别在于“脱钩”是维护和巩固技术和经济优势（强基），“退群”是为了推卸国际制度责任，不愿意提供公共产品（固本），其危害不仅在于中美关系，更重要的是破坏当今国际秩序。
二、为什么美国“脱钩”战略锁定中国
从根本上来说，近年来美国政府发动的“脱钩”“退群”“废约”“筑墙”等行为在战略逻辑上是一致的，都是为了破坏现有国际秩序和国际规则，为维护和巩固美国霸权服务。然而，美国的“脱钩”战略之所以锁定中国，是因为中美关系的变化集中体现了当今世界性质的根本变化，是当今世界总问题的一部分。进入21世纪以来，世界日益呈现为“一体两翼”“一球两制”的新发展格局，对国与国之间的关系产生了深刻影响。
所谓一体两翼，是指在经济全球化推动下，绝大多数国家的发展呈现为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双循环的格局，但不同国家在经济全球化中所处的地位不同，决定了在国际发展和国内发展上存在不平衡的问题。相比之下，美国的发展格局是国际发展重于国内发展，导致产生了“产业空心化”和过于依赖全球供应链的问题。而中国的发展格局是国内发展重于国际发展，导致中国国内发展过于依赖国际销售市场、资本市场和技术市场的问题。因此，面对国内发展与国际发展不平衡的问题，美国的战略反应就是“退群”和“脱钩”，而中国的战略反应则是更加积极地参与和推进经济全球化进程，导致中美关系在战略立场和方向上成为矛盾最集中的双方，这是中美战略利益竞争的根源之一。
所谓“一球两制”，是指在一个“地球村”里，存在着不同国家社会制度差异的摩擦，如何调适制度摩擦成为不同国家经济和社会行为体面临的问题。在经济全球化进程中，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制度和美国特色的资本主义制度是存在着明显差异的两种典型制度，而两种不同制度却共同治理当今世界最大规模的两大经济体，不仅影响着中美两国近20亿人口的直接利益，也波及整个世界的祸福安危。近年来，美国的霸凌主义和保护主义更加明显，利用国内规则“长臂管辖”国际事务，导致美国国内规则产生了巨大的外部性影响，中国则自然成为遭受“池鱼之灾”最严重的国家。
不难看出，美国之所以锁定中国为“脱钩”对象，深层原因在于当今世界性质的变化。美国锁定中国并非要与中国一决雌雄，而是要重整世界秩序，维护和巩固美国的霸权地位。从这个意义上说，面对既有霸权国的战略调整，中美力量对比的变化不仅令中国面临大国政治的“崛起困境”，也遭遇了大国经济成长的“赶超陷阱”。在当今世界呈现“一体两翼”“一球两制”格局的背景下，即使其他国家处于中国类似的位置，也必定会成为美国“脱钩”“甩锅”的对象。
三、中国如何化危为机转危为安
毫无疑问，美方推动中美“脱钩”对中国是一个重大风险，将对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造成巨大冲击，至少在短期内是中国绕不开、躲不过、必须要跨越的门槛。然而，中美“脱钩”在一定条件下也会转化为机遇，只要中国精准施策，措施得力，完全可以化危为机，转危为安。
一是要抓住战略替代的机遇。不管美国选择哪个领域进行精准“脱钩”，只要中国作好战略替代，就可以逢凶化吉。当下，中国已经强调加快推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际国内双循环的新发展格局，如何在推动双循环新发展格局中确立替代发展战略，是风险管控的重要课题。当然，推动战略替代，并非闭关锁国，而是要将包括美国跨国资本在内的国际资本链条与中国庞大市场和供应链结合起来，使其成为推动经济全球化发展的强大力量，为中美关系提供新的“压舱石”和“稳定器”。
二是要抓住战略转移的机遇。随着美国陆续切断高新技术、经济、社会和人文交流通道，来自中国的人流、物流、信息流、资金流等可能会向欧洲和亚洲地区各国转移。中国需要在战略上创造转移条件，有序引导战略转移，加强与欧洲、俄罗斯、日本、韩国、东盟、中东、非洲、拉美等国家和地区的全球合作伙伴关系；尤其是要瞄准短板，在推进战略转移的过程中，重点加强与法国、德国、意大利、英国和日本等发达国家的合作，加快中国国际利益布局的重新调整，以适应中美战略竞争的需要。
三是要抓住战略超越的机遇。由于美国“脱钩”战略对中国实行严厉的出口管制，在高新技术领域实施最严格的控制，中国需要进一步加强自主创新战略，瞄准若干关键领域，开展集中科技攻关。要弘扬“两弹一星”精神，依托高校加快建设重点实验室，围绕重大关键技术开展集中攻坚战。同时，借鉴美国劳伦斯国家实验室、洛斯阿拉莫斯国家实验室等经验，建设具有国际强大竞争力的“国家队”，积极谋划战略超越，打造具有国际引领能力的全球科创中心，这是应对美国“脱钩”战略的治本之策。
新冠肺炎疫情对中美经贸关系的影响
宋国友：复旦大学美国研究中心副主任、教授
新冠肺炎疫情仍在全球蔓延。即使2021年新冠肺炎疫苗能够在全球推广使用，全世界感染病例数仍大概率超过5 000万人，并可能导致200万病例死亡。新冠肺炎疫情是21世纪塑造国际关系的历史性事件，不仅对全球经济格局产生重大影响，对中美经贸关系也带来了深远影响。
第一，中美经济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中美两国相对于其他大国经济实力的相对优势扩大，中美经济两极化趋势更加凸显。疫情冲击之下，各大国发展不平衡加剧。首先，疫情促使中美经济实力差距进一步缩小。如果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2020年能够实现3%左右的增长，而美国GDP增速为-4%左右，中国占美国GDP比重将上升至70%以上。疫情对中美两国经济实力对比的影响甚至要大于金融危机的影响。其次，由于其他主要经济体2020年GDP大都为负增长，美国之外的其他经济体与中国的经济实力差距则在扩大。例如，日本作为全球第三大经济体，2020年经济可能衰退5%左右。如此一来，中国GDP将是日本GDP的三倍以上。同样，如果把其他国家和美国经济总量相比，其差距也在拉大。总体上，按汇率计算，2020年中美两国占全球GDP比重从2019年的38.5%提升至40%以上。新冠肺炎疫情使中美在国际经济格局中的领先地位更为突出。
但有两点需要说明。一是以实力、特别是经济实力衡量，中美力量两极化确实在加速形成，但目前仍处于“化”的进程中。两国经济实力未来对比有待于在疫情之后持续观察。二是全球经济格局中的中美两极化，其政治和安全后果存在不确定性。中美经济两极化并不意味着双方现在就自然进入了两极对抗阶段，甚至并不意味着两国必然两极对抗。除了两极对抗外，还可能存在着两极冷和平、两极共治等秩序形态。
第二，疫情加速全球化退潮，中美转向国内经济体系的独立性和韧性建设，经济内向化建设成果成为双方战略竞争能力的关键。疫情导致全球贸易、投资以及人员交流均大幅下降。即使疫情结束，全球化恢复到疫情前水平也需要数年。从衡量指标看，全球化短期退潮在所难免。此外，疫情还造成全球生产鍊和供应链出现局部断裂现象，各国因此加快出台确保本国供应链安全的政策措施。短链、固鍊和强链成为大多数经济体的共同选择。
中美也不例外。中国在研判形势的基础上，提出以“内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建设和发挥国内超大规模市场优势，持续推动国内产业链提质、供应链升级。美国政府也在疫情期间更加认识到制造业独立的战略重要性，启动《国防生产法》，要求国内企业生产抗疫物资。特朗普政府还继续推动制造业回流，试图降低对华医疗用品等制造业产品依存度，吸引本国及外国制造业跨国公司扩大在美投资。事实上，推动制造业回流是美国国内政界和战略界共识。无论是特朗普还是拜登，都在本党的竞选纲领中强调制造业对经济发展的重要性，并谋划出台税收优惠等新的配套政策。在疫情导致经济内向化的背景下，国内经济体系的稳定和发展已经成为中美两国竞争的关键所在。谁能在国内经济动力和活力上表现更好，谁就更能取得相对的竞争优势。
第三，疫情及其诱发的经济衰退前景引发国家日益介入经济运行，经济安全相关议题成为中美博弈新焦点。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增长困难，国家纷纷介入市场，通过密集制定财政、税收等经济政策应对可能发生的经济危机。全球范围内的市场自由化空间和经济福利逻辑日益遭受国家安全逻辑的挤压。中美经济竞争白热化，使经济与安全的交叉更加明显。中美在政治安全和军事安全上也有博弈，但从疫情暴发以来两国针锋相对的议题及攻防手段来看，更多聚焦在经济领域。经济安全色彩比其他安全议题更为突出。经济安全兼具经济属性和安全属性。中美如果突出经贸关系的互利共赢属性，则会出现更大范围的经济利益交融。但如果中美重视经济关系的相对收益，则经贸关系的安全化属性将会凸显。
疫情使得中美经济关系安全化趋向明显。两国不仅从“钱”的角度看待经贸关系，而且从“命”的角度审视经贸关系。在经济安全领域，双方围绕着以华为公司为代表的高科技产业竞争、美国对华不断发起的各种明目的经济制裁，以及美国对华金融威胁进行了激烈的斗争。中美经济安全在很大程度上也陷入了典型的“安全困境”：任何一方认为提升自身安全的必要防御性措施，比如减少对对方的依赖或者是增强本国经济竞争力的行为，都会被对方认为损害了自己的经济安全；一方提升本国经济安全感的任何措施，都会使对方感觉不安全，从而采取针对性措施。
第四，疫情一方面加快了中美部分“脱钩”进程，另一方面也证明了两国经济互补性强，难以完全脱钩。疫情暴发后，美国加强了在高科技、产业鍊和互联网等领域对华“脱钩”力度，不断制定政策干扰直至切断中美相关领域联系。在美国技术民族主义和对华“脱钩”战略的塑造下，双方在上述领域的“脱钩”进程加快，已经发生了部分中国企业和产品在美国市场比重急剧下降甚至被完全排除出美国市场的情况。美国对华现实和潜在的技术制裁和封锁，导致中国部分高科技公司无法或者不愿使用含有美国知识产权的技术，这将加大未来中美技术进一步脱钩的可能性。可以预计，在高科技及国家核心安全相关领域，两国长期“脱钩”的趋势难以根本扭转。
但疫情下中美经贸关系的发展现实也表明，两国经济结构互补性强，仍有良好的增长空间。中国海关数据显示，2020年1～8月，中国对美出口占中国出口比重为16.9%，对东盟和欧盟出口占比为14.8%和15.6%。根据美方统计，2020年第二季度，美国对华出口同比增加3.8%，环比增加23%。同样在第二季度，美对华货物出口占美出口比重骤升至10%，而第一季度的比重只是5.8%。在疫情使美国对其他主要经济体出口均大幅下降的情况下，对华出口增加显得尤为瞩目。
持续三年的中美贸易战及达成的第一阶段协议，已经重塑了两国的经贸关系。突然暴发的疫情，使中美经贸关系更趋复杂多变。中美经贸关系和两国关系一样，已经难以回到过去的状态。中美都在维护本国利益的基础上寻求新的互动模式。在两国竞争加剧和“脱钩”加速的背景下，中美经贸关系的竞争性和冲突性增加，但双方仍然有扩大经贸往来的可能性和可行性。中美经济利益并非完全对立，双方可以通过管控分歧和协商谈判的方式，促进经济利益深度交融，进而在各自国内培育积极的友好力量，稳定中长期的中美关系。
渡过当前危机应对长期风险
安刚清：
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世界知识》杂志社
我们正在经历的中美关系剧变期、转折期，是与美国的自我抉择关键期以及中国的内部调整和转变相重叠的，也是互为因果的。2020年美国大选是一次“大众迎合主义”的选举，表面上看是“还要不要特朗普”的公决，背后则是美国到底应成为一个民族国家还是继续充当全球主义多元国家的选择。如果特朗普连任，美国将在成为民族国家的道路上一骑绝尘，在世界上制造出更多的对立、更深的冷战和更广泛的“退出”，会从硬软实力两个方面对美国的全球主导能力产生更加深远的影响，将来民主党当政后想回调将更难。
一、美国大选前后特朗普政府对华政策走向
2020年8月，美国民主党和共和党先后召开了全国代表大会。民主党出台的政纲重点围绕疫情、贸易、税收、移民、气候和教育问题提出政策，部分迎合民粹主张，但涉华内容总体平淡（真正应引起我们警觉的是删去了“一个中国政策”表述） ，反映出其不愿跟着特朗普炒作中国议题的考虑。
共和党全代会一反惯例，没有推出系统性政纲，而是出台了一份短小精悍的“特朗普谋连任纲领”，列明十大类共50件要做的事，涉及就业、疫情应对、医保、教育、移民和劳工等。据美国媒体报导，这份清单早在2020年1月就开始准备了，属于“政纲改革”的成果，目的是做出一份“纸牌一样大小的使命宣言”，可见是认真的，并非急就章。
“特朗普谋连任纲领”从内容上大致可分为经济、社会、安全三大类，中国因素渗透到方方面面，直接涉及面达30%左右。“结束对中国的依赖”作为第三类任务专项列出，具体包括“讨回100万个制造业就业机会”“对从中国撤回工作机会的企业提供税额减免”“将工作机会外包给中国的企业不会获得联邦政府合同”“让中国为令病毒扩散至全球负全责”等。这是个危险的信号，意味着特朗普政府在打压中国方面不仅不会止步、不会等待，反而会变本加厉。这份“连任纲领”让人想起特朗普2017年1月上台当天即发布的“百日新政”纲领，也即就职后第一个100天的任务清单，两者篇幅、布局、风格、口吻非常相似，而后者落实率在90%以上。所以，我们不能低估了特朗普的落实力。虽然本届任期留给他的时间不多了，但他和身边的右翼分子仍可以用足2021年1月20日前的这段时间，利用出台行政令等手段推进任务清单上的50根“进度条”，推进美国社会的保守化，扩大中美冲突面。
在本次大选中，从各项具有指标意义的元素看，特朗普赢面不大：其综合民调支持率相对于拜登的劣势锁定在7%～8%的区间，难再明显缩小；几个关键的“战场州”纷呈转蓝趋势；族裔冲突带给民主、共和两党阵营的利好效应是均等的，特朗普难以通过挑动分歧、制造“法律与秩序”话题明显渔利；疫情还在深化，疫苗研发并不顺利；各种负面消息的爆料直到目前都更不利于特朗普而非拜登。对特朗普可能有利的因素是中下层白人的危机心态（对于国家族裔结构变化和民主党左翼政策的不满），以及经济（美国经济有可能在第三季度绝地反弹，老百姓的腰包仍在因疫情补贴、股市上涨等变鼓）和外交（与以色列联手营造中东新格局的战果）因素，但老百姓并不真正在乎外交成果。在这样的局面下，特朗普心态复杂：一方面，负隅顽抗，为谋连任拼死一搏，甚至拒绝承诺一旦败选会接受选举结果；另一方面，带着他的“拉什莫尔山情结”，仍在幻想被当做“伟大总统”留在史册上，因此还是要尽可能多做事。
因此，从现在起到2021年1月下旬的约100天时间里，很可能是一个特朗普拼命“加杠杆”进行“政策冲刺”的过程。在涉华问题上，可能以国家安全为由，发射“不定向导弹”，采取新的有损中国利益和尊严的行动：一是出台更多具体限制措施，推动系统性“脱钩”；二是使两国政治关系实际降级；三是在台湾、南海问题上继续以危险动作逼中国出牌；四是利用南海、新疆、湄公河开发等问题威逼、诱压中国的中小邻国，使“中间地带”国家疏离中国；五是在经贸问题上谋取更多实利，或者继续加征关税或设置配额。
不仅是美国政府，更有美国国会。那里至少有9项旨在减少美国对外国医疗产品依赖的单独议案等着通过，其中6项由两党议员联合发起，从更广泛意义上看，有300多个涉华议案在排队。由此可见，与政府高度合拍的国会才是美国反华、遏华动作的最大“工具箱”。
如果中美关系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变得足够坏，将极大压缩美国新一届政府就职后的两国政策调整空间，未来美国对华政策将被锁定在恶性竞争和对抗的轨道上。中国必须妥善处置目前面对的迫切挑战，有所为、有所不为，在坚定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的同时，保持战略定力，避免被特朗普政府牵着走。只有顺利渡过眼前危机，才有条件应对长期风险。
二、民主党当政后可能有限调整对华政策
2021年1月以后，美国新一届政府开始执政，其对外优先任务之一是处理极度紧张的对华关系。如果拜登当选，即便其有心缓和中美关系，控制博弈烈度，采取回调措施，给中美关系一定的喘息和协调空间，进而按其所言制定一个“合作与竞争并存”的对华政策，但由于过去三年特朗普政府给两国矛盾添加的“杠杆”过高过多，这种“回调”也将不得不以“去杠杆”为第一步。受制于美国国内的政治环境和利益条件，拜登政府做不到无条件地撤销特朗普已经采取的任何一项对华强硬措施，2021年1月以后第一年的中美关系主要议程很容易由此演变成一场艰苦卓绝的“大议价”。
比如在经贸问题上，拜登虽在竞选期间说过上台后的目标是取消已加征的关税，排斥运用贸易战的方式解决中美经贸纠纷，但没有明言他会怎样取消，如果是基于现在的关税基础重新谈判，那就意味着新一届政府就职后两国的首场交锋还是在经贸领域，而经贸领域恰恰是这一轮中美博弈的起点。
再比如军控与战略安全问题。美国的全球军事战略是跨政府、延续性的，其总体趋势是全球收缩，集中应对中国军力增长，不以政府换届为转移。具体而言，一是针对中国在高超音速武器、中远程弹道导弹、电磁轨道炮、定向能武器、反空间反卫星武器等美军方所认定的正在赶超的领域，加紧强化自身军备更新，对中国形成局部军备竞赛压力；二是以南海、台海为主要竞争平台，推回中国的“战略扩张”态势；三是把中国拉入中美俄三边军控谈判。美国已经退出《中导条约》，《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在2021年2月十年有效期满后不太可能续约。美国酝酿就新的更广泛裁军条约进行谈判，但坚持要求新条约必须包括中国。若中国拒绝，美可将废除《新削减战略武器条约》的责任推给中国，同时为自己加强核军力松绑。总之，随着战略竞争的加剧，中美在南海、台海发生正面冲撞的危险将持续上升，核军控和中导问题对中美总体关系的影响也会继续增强。双方以何种方式加强风险管控，到底要不要开展战略稳定磋商并且以何种形式开展这种磋商，是美新一届政府就职后摆在两国面前的紧迫课题。
美国国内关于中国问题的共识已基本形成，无论是特朗普连任还是拜登上台，美新一届政府对华政策的主题都将是以更加强硬、有效的手段应对中国崛起。战略性竞争、系统性博弈将是未来中美关系的基调，中美关系已步入一个竞争性共存的阶段无法回头了。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双方没有对话合作的空间、两国关系是无法管理的。
如果民主党当政，一个对稳定中美关系有利的变化是，美方会着手回归被特朗普抛弃的全球主义，恢复对气候变化、清洁能源等领域多边国际机制的参与和引领，并在人文领域、地方州层面恢复中美日常交往。中国要抓住契机，尽可能多地恢复双边对话磋商机制和功能性合作议程，以增强两国关系的韧性。
决定中美关系大方向的是两国的战略选择，而非谁的个人意志。在战略竞争时代，该来的总会来，靠拖是无法拖过去的，我们必须备好政策“工具箱”，瞅准时机，争取把这场旷日持久的战略博弈从以战略冲突为主要特征的第一阶段，引入以战略协调为主要内容的第二阶段，这要求我们具备通过大胆主动的博弈塑造未来关系形态的意识和能力。
国际大变局中的俄罗斯战略与中俄关系
姜毅：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研究员
在中美战略竞争加剧、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的背景下，俄罗斯对于世界局势及其对外战略也有了新看法，值得关注。
一、俄罗斯关于世界局势的看法
新冠疫情发生后，俄罗斯智库、战略学家们普遍认为，世界局势的特点可以归结为四个“不变”和一个“变”。
四个不变：一是许多国家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思潮继续升温。民族主义取代自由主义，成为新的世界性思想浪潮的主流。二是受此思潮的影响，前期已经出现的逆全球化进程持续发酵，国家间不信任、缺乏合作意愿的态势越来越明显。“霍布斯式”的寻求自保在主要国家的政策中都得到体现，而且这种政策趋向不仅体现在抗疫行动中，更表现在经济、安全、政治等领域。三是国际组织在应对全球危机中的组织协调能力继续下降。新冠肺炎是联合国成立以来全球面临的首次重大疫情，然而，联合国、世界卫生组织不仅没有发挥组织各国合作的作用，反而成为不同力量相互对立、争执的平台或靶子。四是冷战结束后，美国为首的西方主导世界进程的状况进一步被改变，世界力量多元化的态势愈发明显。美欧疫情的失控状况已经使其所谓“榜样”的光环黯然失色，疫情对西方经济、社会的冲击也使其综合竞争力遭到进一步削弱。
疫情催化的世界最大变化是中美全面交恶，两个大国的对抗成为世界局势最大的变量。如果说此前俄美对立主要集中在地缘政治和国际安全领域，那么中美对抗则还加上了世界经济发展前景的不确定性，以及世界政治、意识形态的对立性。世界将呈现出两种相互竞争的政治经济模式：一种是以西方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另一种是以中国为代表的国家主义。中美不断加剧的冲突将对整个国际关系体系以及各国政治进程产生巨大影响。
二、俄罗斯的对外战略考虑
基于以上对世界局势的看法，俄罗斯认为其对外战略运筹应坚持以下几点。
第一，中美对立是2008年以来俄罗斯最大的战略机遇。这种局势不仅使俄罗斯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来自西方的压力，更重要的是使俄罗斯战略运筹有了前所未有的可能。中美都希望得到俄方的帮助，都在拉拢俄，让俄罗斯的国际地位进一步凸显，成为国际战略格局和对抗双方平衡器上最重要的砝码，即其可以利用政治、外交、经济等多个方面的杠杆，塑造符合自己利益的平衡格局。同时，俄罗斯也意识到，如果中美走向军事冲突或外交关系破裂的极端情况，则非常危险，由此引发的很多问题难以预料，这样的大国关系彻底失控对俄罗斯不一定有利。
第二，与冷战时不同，中美对抗具有非集团化的特点，很多国家都在避免选边站队。这就为俄罗斯创造了争取更多伙伴的机会。一方面，在中美对峙的地区和领域，俄罗斯可以第三方的角色，为其他国家提供新的选择和新的伙伴；另一方面，在中美无暇顾及或相互挤压的地区和领域，俄罗斯有机会介入，扩大自己的影响。例如，俄罗斯在中东取得的地位有望得到巩固，俄与该地区很多国家的关系还可以进一步提升。在美国不断打压中国经济和技术的背景下，俄罗斯要设法打开自己技术和产品的市场，争取逐步占领一些以往难以进入的世界市场。在一些争议敏感的问题上，俄罗斯要继续通过双边合作的方式介入，不仅可以扩大与该地区国家的合作，也为日后参与问题的解决创造条件。印度在地缘政治上仍然是俄传统伙伴，要想阻止印度彻底倒向美国，俄必须加大与印度的合作。开拓印度这个新兴市场，俄有更多的机会，特别是在印度排斥中国的背景下。虽然一些军事技术方面的合作可能刺激印度的野心，但俄印传统关系、俄对印度的影响还是使俄有控制局势的把握。同时，对印度的帮助也有助于平衡中国对印度的压力，防止失败的印度转向美国寻求依靠。
第三，新冠肺炎疫情进一步证明了独联体国家对俄罗斯的依赖，而且中美对抗也为俄巩固对这一地区的控制提供了机会。一方面，美国近些年已经无力更多介入该地区事务，中国经济面临的问题也会使其减少对这一地区的投入；另一方面，如果这些国家要避免与中国更深的合作遭到美国的报复、或减轻来自美国阻拦的压力，那么俄罗斯无疑是这些国家最合适的选择。俄应利用这个时机，进一步强化、整合与这些国家一体化的进程。
第四，在中美对抗形势下，中国更加需要俄罗斯的支持和帮助。这十分有利于巩固中俄战略协作、推动俄国际战略运筹。在西方推行去中国化后，中国的产业发展、产能转移、包括重组产业鍊和供应链可能不得不以欧亚区域为重点，这会给加强中俄经济合作提供新的机遇。中国以往面向西方的许多政策也可能逐步修正，在教育、科技、产业和医学等领域的行业标准、行业发展方向可能随着中俄合作加深而逐步向俄靠拢。
三、中国的对外战略运筹
当前，国际格局进入了更加深刻变动的时期，各国都在思考如何在变动的进程中塑造于己有利的国际环境，并将实行一系列新的政策。中国第一次成为国际进程中最大的一个变量，这既表明中国的影响、国力和国际地位得到前所未有的提升，也对中国的外交战略提出了更加严苛的要求。在这种形势下，中国应努力把握以下几点。
第一，在坚持自己的利益、原则的同时，更要牢牢坚守自己的战略方向和战略规划。在局势剧烈动荡和变化之时，保持战略定力尤为重要。仍然要坚持中共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多次强调的一系列重要原则，即外交为国内建设服务、为两个百年目标服务、统筹国内国际两个大局等。
第二，要充分认识到中美战略博弈的艰巨性、长期性。要看到，美国对华遏制政策有长期的目标和规划，其核心就是企图再现冷战时那样，在长时间的马拉松竞赛中战胜对手。这就要求中国要树立“持久战”的思想，不争一时一地之得失、不逞一时之口快，把加强自己各方面的能力、增强自己在高强度对峙中的韧性、在长时间的竞赛中壮大自己、消耗对手当做主要的斗争策略。面对美国气势汹汹的压力，“以柔克刚”这一传统文化思想也是克敌制胜的手段。
第三，在中美斗争中，绝大多数国家的基本政策都是避免选边站队，这为中国继续开展与世界各国的合作提供了可能。中国要坚持和平、发展、合作的原则，始终把合作、而不是反美当做与各国开展关系的基线。更多的伙伴、更多的合作就是对冲美国试图拉帮结伙的利器。即使是对一些西方国家的外交，也宜采取不以对中国态度画线、不以在某些领域是否配合美遏华政策画线，在一切可能的领域，坚持合作与对话。
第四，俄罗斯是中国重要的战略伙伴，两国关系是中国运筹大国关系、推动国际治理体系改革的重要抓手，继续深化和拓宽两国在各个领域的合作仍然是中国努力的方向。同时，要把中俄关系置于外交大格局、大规划中运筹。中国外交空间越舒展，伙伴关系、各种合作越顺畅，在对俄关系中就越能占据主动，两国战略协作就越能以我为主、为我所用。
中美战略博弈：日本的选择与中国的应对
徐万胜：
战略支援部队信息工程大学教授
对于中美战略博弈，需要从国际体系及第三方的视角进行分析。作为美国的盟友和中国的近邻，日本如何进行政策选择，值得我们密切关注并审慎应对。
一、中美日关系互动与日本的国家定位
以《日美安保条约》为支撑，日美同盟是日本外交的基轴，也影响其对华政策选择。长期以来，日本对华政策在大方向上与美国保持一致，且受美国对华政策制约。但在对华政策的“时间节奏”与“关注重点”上，日美之间存有差异。例如，20世纪70年代，在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及中美关系有所改善后，日本田中角荣政府率先于1972年9月一举实现中日邦交正常化，而中美建交却迟至1979年1月。与美国在人权、意识形态领域对华施加压力不同，日本更为注重对华开展经贸合作。近年来，即使在地缘安全领域，与美国拉日本共同介入南海争端相比，日本也是更为注重要求美方承诺有关钓鱼岛的协防义务。
鉴于中美日三方之间的关系互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中国国内学术界曾密集地探讨过“中美日三角关系”问题。有部分学者提出，以构建“等边三角形”为目标来推动中美日关系互动。显然，21世纪初期中美日关系的发展实践，与当初的设想相距甚远。其中，在安全保障层面，日美防卫合作机制化建设日趋深化，“三角关系”中的日美这条“边”是“越来越短”；在经济实力层面，自2010年中国国内生产总值（GDP）超越日本之后，10年来，中日之间的差距不断拉大，中美之间的距离也不断缩小。至2019年，中国GDP已攀升至美国的66%、日本的2.74倍。此外，中国的经济实力增强与国际地位提升，还体现在中国已成为世界第一的货物贸易国、外汇储备国、制造业大国，以及最大的引进外资和对外投资大国等多个层面。
中美日三国原本是“老三”与“老大”“老二”之间的关系，“老二”日本可“居中”协调“老大”和“老三”的关系；现在，中美日三国却变成了“老二”“老大”与“老三”之间的关系，中国成为日趋接近“老大”的“老二”，日本沦为越来越被“老二”落下的“老三”。结果，“老三”日本开始面临着如何“选边站队”的课题。
对于日本而言，如何在以美国为首的西方集团中获取政治利益和国际地位的同时，又从对华关系中谋取经济利益，既是一个重大课题，更是一个难题。一方面，日本得益且受制于日美同盟；另一方面，日本还得益于中日关系的发展，分享中国巨大的市场需求和发展红利。与冷战时期不同，进入新时代的中日两国已难以或是不可能实现经济“脱钩”。
目前，日本在中美日关系互动中的国家定位尚保持两点“惯性”：一是日本依然是以“亚洲国家代表”“东西方桥梁”自居；二是基于崇尚实力的战略文化，日本国内认可并追随中国的转折点尚未到来。
二、中美战略博弈与日本的政策选择
当今的中美战略博弈，不仅具有双边关系层面上的意义，更具有国际体系变动层面上的意义。中美战略博弈的基本内涵如下：这是世界GDP第二大国与第一大国之间的博弈，2019年中美两国GDP总量占世界的40.76%，且人口总数占世界的22.76%；这是双方在经贸、科技、安全等各领域逐次展开的全方位博弈，特别是2020年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加剧了双方在国家社会治理能力及意识形态领域的博弈；这是一场事关国际体系变动认知的博弈，即美国国内认为博弈的根本原因在于美国霸权地位的动摇，而中国方面则主张对既有国际体系进行改革。上述内涵表明，中美战略博弈必将导致国际体系发生变动。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作为美国盟友的日本，进一步面临着在中美之间如何“选边站队”的难题。
自2017年1月美国特朗普政府执政以来，日本安倍晋三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曾出现过两个“拐点”。
第一个“拐点”出现在2017下半年。在特朗普政府奉行“美国优先”理念及中美贸易摩擦凸显的背景下，为了对冲来自美国的多重压力与不确定性，安倍政府着手调整其对华政策。此次调整主要表现为：安倍政府略微缓和了影响中日关系发展的主要障碍，有条件地支持中国的“一带一路”倡议，与中方开展第三方市场合作，并通过首脑互访来引领中日关系发展。2018年5月，李克强总理访日；同年10月，安倍晋三首相访华。在中日双方的共同努力下，中日关系发展重回正常轨道。
第二个“拐点”出现在2020年上半年。随着全球范围内新冠肺炎疫情的暴发，美国特朗普政府在各领域、特别是地缘安全领域的对华战略遏制力度陡然加大，安倍政府亦因应同盟战略需求而再次调整对华政策。这一调整的核心内涵，是其对华安全政策呈现“特朗普化”发展趋势。与以往的“沉默”或是“模糊”不同，围绕南海争端、涉港涉疆及台湾问题等，安倍政府在政治表态上均“明确”支持美国的政策立场，与美国站在一起。更有甚者，2020年9月9日，日本防卫相河野太郎在面向美国智库演讲时，竟公然宣称“中国已成为日本的安全威胁”。另外，在中美贸易摩擦与疫情防控常态化叠加的新形势下，安倍政府还试图谋求对中日经贸产业链进行局部调整。
上述政策调整表明，安倍政府的对华政策调整具有浓厚的“两面下注”属性，且“选边站队”的苗头越来越明显。
在安倍因健康原因辞职后，2020年9月16日，新任自民党总裁菅义伟出任日本首相。他提出要构建与中国等近邻国家的安定关系，其对华政策取向将整体上延续安倍政府的既定路线，并试图在中美之间寻求某种战略平衡。一方面，通过构建“自由开放的印太”与推进美日澳印四国合作，日本实施对华“围堵”的政策色彩浓厚，且有可能加大对中国周边安全态势的介入力度；另一方面，抗击新冠肺炎疫情、提振经济及举办2021年东京奥运会，日本又需要获得中国的支持与合作。另外，在安倍之后，菅义伟政府的执政难度加大，日本政局走向的不确定性增加。这又将导致日本对华政策调整的不确定性增加，进而影响中日关系的发展。
三、稳定中日关系的几点思考
在中美战略博弈加剧的背景下，稳定中日关系对中国而言至关重要。为此，中国既不能以“对美政策”来统领或是代替“对日政策”，更不能将中日关系放置不管。
首先，中国应在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与提振经济上深化中日合作。这既符合“人类命运共同体”政治理念与中日两国共同利益，也是对菅义伟政府执政的有效支持，从而为稳定中日关系发展营造良好环境。其次，应注重通过高层对话与首脑互访来引领中日关系发展。其中，对于已经延期的中国领导人访日计划，更需要中日双方根据日本国内的政治议程与疫情防控情况，妥善加以落实。再次，应精准把握并区别对待美日两国战略关注的不同侧重。对于如何应对南海争端、东海问题及台湾问题等，美日两国既有共同的利益诉求，也有不同的关注重点。鉴此，宜抓住主要问题与问题的主要方面，集中力量加以应对。最后，应做好应对日本对华政策突变及日美联合行动的预案。唯有准备充分，才能慑止日方产生妄想，有力保障中日关系的稳定。
无论如何，中日关系的稳定发展，不仅有利于中日两国，也有利于缓冲中美战略博弈。展望未来，中日关系的发展，应由中日两国政府及民众主导推进，尽力避免遭受美国因素的消极影响。特别是对日本政府而言，如何发挥自身主导地位，而非一味地“对美追随”，不仅是其实现政治大国目标的逻辑体现，更是构建契合新时代需求的中日关系的必由之路。
（本文转自：《国际安全研究》202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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