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朝的汉人精英阶层（雪域寓言）

 

元朝的汉人精英阶层

 

在政治哲学和社会学中，精英是指具有强大社会力量的一个小群体。相对于社会中的其他人，精英群体中的成员，拥有更优秀的品质、能力、财富或是特权。在传统社会中的贵族及专业人士就被视为是一种精英。权力精英有三个分支，分别是：政治领导、军事、企业。权力精英成员之间会互相承认彼此在社会中的崇高地位。通常他们彼此接受，彼此理解，倾向于共同工作和思考。

那么，元朝时期的精英阶层有什么特点？

阿古登巴与阿卓、楚三星在一起闲聊起这些事时，阿古登巴说：元朝时期的精英阶层显得有些独特。

阿古登巴解释说：

在中国古代，所谓“读书人”这个群体内部的差别也是很大的，有官宦之家出身的读书人，这个群体很庞大。也有皇室出身的读书人，比如赵孟頫。还有普通百姓出身的读书人，这个群体也很庞大。更有商贾之家的读书人，比如李白。每个不同阶层出身的读书人，因其所拥有的自身条件，包括社会资源、家庭财富、时代背景的不同，其命运都有所不同。

在元代社会中，总体来说，大多数读书人确实因为没有实行一以贯之的科举制度，其晋升之路变得艰难了一些，但是就像隋唐以前，科举制度诞生之前，有很多进身之途，比如举荐等，多种途径始终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并行。

忽必烈在1370年代结束了他对中国中部和南部的征服后，采取了某些实际步骤，承认中国的政治制度在治理汉人方面有其高明之处，他曾将一边倒地依赖蒙古军事机械的方法，转变为与文治官僚政府充分合作的伙伴关系。

忽必烈也曾经庇护汉人，以及汉化的亚洲内陆人的学者官员，并倾听他们的意见。

那个指派为君主利益管理好汉族国家的文宗，成为忽必烈当上皇帝后的第一个汉人精英，他在京师曾建立汉学和艺术的学术机构中，担任净额廷的官书，他是主张以汉族方式治理国家的一派领袖人物。

对于元朝时期的某些汉人精英来说，长期受尊敬的汉族生活方式会最终战胜异族征服者的破坏性影响。但是，这种愿望并不容易实现。

1271年，忽必烈命令著名的学者和官员设计一个礼仪总集，以指导朝廷的尊卑上下的行为，但据《元史》说，他仍为皇族和蒙古贵族的事务保留了蒙古的习俗和礼仪。他使用荐举的方法加紧征用汉族学者来当官。但是他却断然拒绝了汉族顾问们最重要的建议，即没有举办科举考试来吸收官员。

阿古登巴继续说道：

大多数中国人对太祖、太宗这些古代帝王的称号并不会感到陌生，但知道这些称号含义的人却并不多。其实这些帝王称号有一个专属名称——庙号。所谓“庙号”是指帝王在驾崩后被后人供奉于太庙中奉祀时追尊的名号，以示永远立庙祭祀之意。庙号并不是随便乱取，而是要按照封建礼制的规定。庙号由两个字组成，代表着对帝王生前功过得失的评价。

“仁宗”意为宽厚仁慈。中国历史上共有6位庙号是仁宗的皇帝，如果将作为地区性政权帝王的西夏仁宗李仁孝和西辽耶律夷列排除在外的话则是4位，他们是：宋仁宗赵祯、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明仁宗朱高炽、清仁宗爱新觉罗·颙琰。

宋仁宗是历史上的第一位仁宗皇帝。他在位期间北宋的经济、文化、科技等领域都达到了空前的高度，后世将他的统治时期称为“仁宗盛治”。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仁宗一朝人才济济，范仲淹、欧阳修、苏轼、苏洵、苏辙、包拯、王安石、曾巩、狄青、毕昇等家喻户晓的历史人物都活跃在宋仁宗执政时期。宋仁宗有善于纳谏，勤俭律己，施行仁政等美德，但也有魄力不足，决策大事犹豫不决等缺点。宋仁宗的个人能力并不强，因此北宋在他执政期间虽然取得了一定成就，但也没有解决诸多隐患。

元仁宗爱育黎拔力八达是元朝的第四位皇帝，他自幼熟读儒家典籍，有较深厚的文化修养。元仁宗奉行以儒治国，在位期间大力进行改革，减裁冗员，整顿朝纲，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他恢复了中断已久的科举制度。

不过，元仁宗在皇位继承这件事情上干得很不厚道。原先他的皇位是其皇兄元武宗传给他的，并约定“兄弟相袭，叔侄相继”。按照这个约定，元仁宗在去世后应该将皇位传给元武宗之子，可是他却违背约定传给了自己儿子。此举不仅违反道德，有愧于仁宗的称号，而且造成后来元朝长达二十年的政治混乱及宫廷斗争。

元英宗死后，元仁宗一系已绝嗣，虽然元顺宗一系还有武宗的两个儿子，但作为元世祖长房嫡曾孙的晋王也孙铁木儿最有资格继承皇位。也孙铁木儿即位于漠北龙居河（今蒙古国克鲁伦河），称为泰定帝，并颁即位诏书。这是元朝乃至中国历史上唯一一个白话文登基诏书，按元朝的规定，登基诏书先由文臣以汉语文言文拟写，再翻译为蒙古文，颁行天下，但也孙铁木儿的登基诏书却纯用白话文，而且是由蒙古文直接“硬译”的文体，可见他即位时身边没有汉臣或精通汉文化的人士。

但泰定帝在位期间，继续推行汉法，崇奉佛教，广建佛寺，沿海造浮图二百一十六座，自受佛戒。

泰定帝即位后继续维持一年四祀的制度，但他又以世祖旧法为由，拒绝像元英宗那样穿着冕服前往太庙亲祀，而是派人摄祀。

当时主政的回回人企图废除科举考试，被泰定帝所否决。当然他最重要的尊儒政策，则是开设经筵制度。

经筵作为为皇帝讲解儒家经典和帝王之道的制度，一直为汉族王朝所采用，但元朝建立以后迟迟没有确立正式的帝王经筵制度。泰定元年（1324年）二月，泰定帝采纳江浙行省左丞赵简的建议，开设经筵。泰定朝的经筵是“三日一进讲”，泰定帝面前放着已被翻译为蒙古文的《帝范》、《资治通鉴》、《大学衍义》、《贞观政要》、《世祖圣训》等书，聆听儒臣的讲解。为泰定帝讲经的有王结、赵简、吴澄、虞集、曹元用、邓文原、张起岩、忽都鲁都儿迷失、阿鲁威等人，可谓“具极一时之选”。

泰定帝开经筵确实起到了笼络汉人、南人的作用，汉儒听说这个消息后欢呼雀跃，传为盛事，他们认为“故兹旷典之行，实重真儒之寄”，作诗赞颂“圣心资启沃，旷典开经筵。大臣领其职，诸儒进翩翩。讲陈尧舜道，庶使皇风宣。恭惟帝王学，继统垂万年”。

经筵官亦不遗余力地向泰定帝灌输儒家思想，张珪在经筵上“恳恳为上敷说皆义理之正，无几微、权谋、术数之涉焉”，吴澄还保留了他在经筵上为泰定帝讲解《帝范》和《资治通鉴》的白话讲稿。张养浩被召为经筵官，但因病不能赴任，仍作《经筵余旨》五篇献给泰定帝。

汉儒精英们之所以这么激动与重视，是因为他们将经筵看作元朝皇帝汉化与他们能跻身政权核心的重要信号。　

但是泰定年间的汉人大臣从仁等降至较低地位，中书省平章政事张珪是前朝留下来的唯一高官和唯一能够在新朝廷中起重要作用的汉人。他的影响显然有限，因为他的建议经常不被采纳。其他的汉人中书省臣，如杨廷玉、许师敬、史惟良和王士熙，官职都不高。

泰定帝只是在表面上仍对汉人大臣给予充分的尊重。汉儒精英实在是高估了经筵的作用，泰定帝开经筵只是出于笼络汉人、虚尊儒学的政治目的，不可能达到儒生们所期待的“致主尧舜政不惭”之效果。

元文宗孛儿只斤·图帖睦尔是元朝第八位皇帝，蒙古帝国第十二位大汗。元文宗即位时又激起了汉人精英们更大的希望。

文宗的汉文化修养超过在他之前的所有元朝皇帝。他的书法，“落笔过人，得唐太宗晋祠碑风，遂益超诣”。他还会作画，所绘“万岁山画”草图，“意匠、经营、格法，虽积学专工，所莫能及”。他曾经转辗流落于江南、海南和荆湖，对当时民情也应有相当的了解。他跟著名的汉族文人和艺术家都有交往，他的庙号为文宗，所以他这位蒙古皇帝看来对汉文很有修养，这样说他是完全可以当之无愧的。

把文宗推上台的政变代表了蒙古人政治中“儒家”一派的胜利；这一派强调君主的利益在于治理好汉族国家文宗当皇帝后的第一个行动是在京师新立一个汉学和艺术的学术机构作为内廷的官署，名之为奎章阁。与此同时，宫廷内还有几位地位很高的贵族如马札儿台即是。他的儿子脱脱在元朝最后一个君主时期是主张以汉族方式治国一派的领袖人物。马札儿台干劲十足地和汉族上流学者交往，聘用他们为西席，而且在宫廷内赞助汉学知识。到了14世纪，许多有特权的中亚和西亚人(色目人)已变成了汉人文化精英中有学识、有文化修养的成员，这表明了汉族的各种价值观有同化异族的能力。

正在这时，即从14世纪的20年代到40年代这几十年中，有许多出身中国中部文化高度发达的心脏地带的优秀古典学者和文人学士纷纷投效元朝廷，其中大多数人是经过荐举和直接任命的方式来任用的，但也有人是通过新开的科举考试而得到任用的。整个说来，年轻人继续学习古典知识，为从事土大夫的生涯作准备，他们不会相信他们伟大的文明规范不会再度得势。在14世纪的前半期，私人书院兴盛起来；精英阶层通过它们肩负起了更大的责任来维持这种教育。出现了许多重要的地区级和地方级的学术中心：浙江北部的金华强调学习经典著作以致用，造就了一些急于在政府中想大显身手的学者。

在元朝统治的最后几十年中，这个学派培养岀来的许多知名之士都前往明初的朝廷中以优异的成绩效力，并且左右着明初的学术和政治。对精英集团的态度和活动的这种讨论之所以有意义，是因为中国的精英阶层一般地说来已经接受了蒙古统治的合法性，因此力图维持传统的参加政府的方式。他们从未使蒙古封建领主们完全接受他们。

事实上，由于政治和经济环境的限制，文宗临朝四年间，只好专心着意，以追求振兴文治的表面效果为满足。他通过建立奎章阁学士院和修撰《经世大典》，他将当时几乎所有的名儒都笼络在自己周围，只是用虚崇文儒的手段来收揽汉地民心。

文宗只统治了四年，而且统治的效果不好。行政失误中的许多令人失望的迹象实在太明显了，这些迹象被归昝为没有完全采用传统的方法和价值观念。

不过，儒家要人们更完全地采用传统、担负公共责任和从事建设性服务的要求一直强烈地存留在许多精英分子心目中，虽然也有许多人被拒不录用，因而以独立特行的方式退隐，只致力于家务和地方事务这些形形色色的个人追求。他们在元王朝的最后年代中越来越消极了。由于不能在囯家事务中享有高官厚禄，许多精英人物贫困了下来，这就迫使他们要改换门庭，去做吏胥、教师、职业作家、和尚和生意人，等等。这就在知识阶层和整个社会之间造成了不正常的关系。

因此整个地说来，元朝汉人精英分子并没有去搞颠覆活动，发表不同政见，或者急于公然参加反对这个受苦难的政体的叛乱。他们接受元王朝的合法性，只期望它有所改进，就是当遇到政府有不可避免的失误时，他们也还是迫切地希望保持自己家乡的有秩序的现状。汉人精英阶层可耻地缺乏民族精神，更为可耻的是，在蒙古人被逐出了以后，某些汉人精英分子还对他们早年做元王朝的合作者或臣民这一段往事，写文章大唱赞歌。

阿古登巴唱起了一首《自嘲歌》：

 

风云月露，绮丽浮靡，

文化精英爱吟风弄月，

依恃才学便高傲自大，

唯我独尊看不起别人。

 

冷言嘲笑，不咸不淡，

弄月嘲风却思想贫乏，

尖刻的谩骂聊以解嘲，

其实都是官场失意者。

 

少见多怪，多见不怪，

文人相轻总屡见不休，

对上拍马对下说大话，

自誉精英和社会中坚。

 

 

短兵相接，临阵脱逃，

秀才遇到兵丢盔弃甲，

下跪求饶者司空见惯，

臭知识分子多为奴才。

 

精英治国，纸上谈兵，

关键时刻却退缩躲避，

名利缠绕时出卖灵魂，

落泊无助时麻木痴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