流寇之乱（雪域寓言）

 

流寇之乱

 

说起吴三桂，中国人总会大骂这个大叛徒、大汉奸。大明灭了，全国臣民都归属于大清，汉族人成了满清的阶下人，梳起了长辫子，穿上了黄马褂，谁又会说大明臣子全是满清的狗奴才？大清王朝，那是大汉民族最耻辱的朝代。

方时地对阿古登巴、阿卓说：当年敢于与大清为敌的却恰恰是那个吴三桂。清军这边在皇太极死后进行权力争夺的同时，派遣郑亲王济尔哈朗统兵，接连攻下了中后所、中前所和前屯卫，并向宁远城逼来。面对清军的攻势，吴三桂守住了宁远城，也将宁远城变成了阻挡了清军入主中原的一处重镇。

方时地说：

公元1638年，清朝的第三位皇帝福临在盛京出生，彼时满清政权的人还不知道，他会是女真人的下一任君主。

多尔衮是后金皇帝努尔哈赤第十四个皇子，也是他最喜爱的儿子。

多尔衮对顺治，当得起“仁至义尽”四个字。他全力辅佐福临，内如父子，外如师徒。顺治从小就在多尔衮全方位、立体化、无死角的严格管教下，成长起来。

此后，多尔衮在皇位争夺中成功地扶持了6岁的顺治登基，让清朝完成了权力交接。

但问题就在于，多尔衮他从小看着顺治长大，便也不太将小皇帝当成皇帝。

素日里，多尔衮仗着自己位高权重，做决定的时候问都不问顺治一声，完全独断专行。

顺治帝后来说：“睿王摄政，朕惟拱手以承祭祀。凡天下国家之事，朕既不预，亦未有向朕详陈者。”这种相处之道和管教方式和张居正对万历皇帝的教育方式有的一比，也引起了皇帝的痛恨。

而在多尔衮统治的时期，他也的确把自己看成“一人之下，万人之上”。清朝初年，就曾出现多尔衮入朝时“诸臣跪迎”的场面。大讲排场之外，多尔衮在用人问题上也不断排除异己、任人唯亲。他在朝政上的举措让顺治很不满。他还以后宫不得干政为由，阻止顺治见母亲孝庄皇太后，这更让顺治痛恨。

1643年，多尔衮封辅政和硕睿亲王；1644年的顺治元年，被封了叔父摄政王。

从14到24岁，多尔衮先后参加了6次战争。其中三次对明朝，两次对蒙古察哈尔部，一次对朝鲜，在这些战争中，多尔衮都展现出了无与伦比的战争才能。

尤其是在对察哈尔部的战争中，多尔衮不但解决了后金背后的隐忧，更是在第二次征战蒙古时，不费一兵一卒就让蒙古苏泰太后投降。还带回了元朝遗失的玉玺，让后金获得统一中原的合法性，也让皇太极有了名正言顺攻打中原的理由。

多尔衮任吏部尚书时，屡次上书，主张恢复科考，建议皇太极重用汉人。这与努尔哈赤反对汉人入朝为官，歧视汉人的举措完全不同。汉人范文程，就是通过科考，一路扶摇直上，来到了后金权力的核心。

在皇太极准备南下攻打明朝的时候，范文程献计放弃山海关而兵行喜峰口，金军这才一路势如破竹，直接打到了北京。后来，更是用反间计让明朝的崇祯皇帝凌迟了袁崇焕，消除了努尔哈赤和皇太极的心头大患。

多尔衮在皇太极死后，率领金军入关，占领了北京，也是他正式开启后金对中国的统治，他是大清帝国的实际创建者。

方时地对阿古登巴、阿卓说：

虽然明朝最终由清朝取代，但真正逼死庄烈帝、攻灭明朝的，却是李自成。

在明末农民起义的早期，农民军尚无改朝换代的意识。绝大多数造反的农民仅仅是因为赋税沉重，无法维持生计因而参加起义，但只要一些地方官员许以好处，往往能够很容易就将一部分农民军招安。

崇祯八年正月，农民军从河南汝宁府向东，进入南直隶境内，即今安徽省。扑向大明朝的中都凤阳。凤阳是朱元璋的老家，朱元璋的父母也安葬在凤阳的皇陵。农民军扑向凤阳并不是一时兴起或者蓄谋已久，而是应凤阳百姓之邀。

自从凤阳被明太祖升为中都，名义上免除了赋税徭役，按理说百姓应该过得很滋润才是，实则不然。凤阳府自成为中都之后，官府衙门叠床架屋，官员与差役人数众多，皇家的各种土木工程也十分浩繁。

明代的田赋征税很低，各地都实行定额制度，这些定额多年也不会改变。这就造成了国家财政收入不高，要完成各项财政支出，都必须另外加派赋税和劳役。凤阳土地贫瘠，本来收成就不好，土地的产出就难以供养百姓，却又要供养如此之多的官员衙役，自然难以为继。

到了日薄西山的崇祯年间，前有天灾，后有造反，外有强敌，帝国的正常财政收入根本没法应付如此庞大的开支，只好巧立名目增加税收，这些税负全国一视同仁，凤阳不能例外。被当地官差和朝廷加赋反复剥削的凤阳百姓，生活十分的困苦。

为此，时任南京礼部右侍郎钱士升曾经奏请崇祯帝免除凤阳的赋税，但崇祯害怕其他地方纷纷效仿而拒绝了这个提议。

不堪重负之下，凤阳的百姓把希望寄托在农民军身上。一些穷苦农民不远数百里前去找寻农民军，为他们带路，告知凤阳有哪些富户，兵力部署哪里空虚。在凤阳当地百姓的帮助下，农民军顺利攻占凤阳。

当时的农民军由闯王高迎祥率领，李自成和张献忠都在队伍中。张献忠和李自成带领农民军挖掘了明皇陵，以示与大明朝廷彻底决裂，也就意味着改朝换代成为他们必然要追求的目标。

方时地说道：

崇祯九年，高迎祥从子午谷出兵进攻西安，不料被陕西巡抚孙传庭截击，高迎祥兵败被俘，送往北京处死。由于李自成是高迎祥的外甥，众下推举李自成继任闯王。

崇祯十四年，李自成围攻洛阳，时任南京兵部尚书吕维祺建议居住在洛阳的福王朱常洵从自己的府库中出钱解决明军的粮饷问题，不过惜财如命的福王拒绝了这个请求。

当李自成兵临城下时，洛阳守军毫无斗志，总兵王绍禹率众投降李自成，洛阳陷落。李自成将福王府库中的钱粮分发给洛阳附近的百姓，获得百姓的大力拥护。

洛阳是十三朝古都，攻克洛阳难免激起李自成的雄心壮志，改朝换代的计划成为着手要做的下一步重要工作。李自成在洛阳设置了官僚机构，任命一个投降的朝廷官员做洛阳留守，清晰表露出开国建号的愿望。不过，此时李自成的实力尚不足以建立政权，洛阳也很快放弃了。

崇祯十五年闰十一月，李自成南下襄阳。据守襄阳的左良玉拥兵二十万，然而朝廷给他的员额只有两万五千，左良玉主要是靠搜刮民财维持军需，跟流寇没有什么区别。

听闻农民军杀向襄阳来，当地百姓又如凤阳和洛阳的百姓一般，带路的带路，支援的支援，李自成军得以绕过左良玉的据点，攻占了襄阳。

此时，李自成已经稳定拥有河南南部、湖北北部等广大地区，具备了建立政权的条件。于是，李自成在次年春改襄阳为襄京，模仿明朝廷建制设立了中央官署。

李自成在结束游击作战，正式建立政权之后，采取了一系列经济政策，主要包括均田、免粮、追赃、赈饥、恢复生产。

崇祯十七年，李自成在西安建立了大顺政权，将襄阳时期的中央官署正式化。大顺政权提出了“贵贱均田”的政策，派遣地方官员召集失地农民认回自己的土地进行耕种。

当时，听闻农民军打来，一些富户都纷纷出逃，来不及逃跑的可能会被农民军或乡邻杀了，他们的土地就被曾经卖田的失地农民认领了回去，并且大顺政权重新对农民发放土地契券，确认农民的土地权利。这一招“均田”政策，实质是将不合法的权利合法化，但它满足了人民需求，且富户们遗留的土地如果不分给农民，就是无主地，也只能抛荒。

方时地对阿古登巴、阿卓说：李自成的所谓“均田”政策，只是“打土豪，分田地”的历史版，李自成败亡之后，失地农民依然一无所有。坐收果实的依然是朝廷和权贵。

方时地唱起了一首凤阳民谣《说凤阳》：

 

说凤阳，唱凤阳，

凤阳是个好地方，

自从出了朱皇帝，

十年倒有九年荒。

 

说凤阳，唱凤阳，

挖了那个明皇陵，

闯王来了不缴粮，

专制朝廷该灭亡。

 

说凤阳，唱凤阳，

改朝换代风水转，

凤阳还是旧模样，

官署富豪皆虎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