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简介

我的照片
作家、摄影家、民间文艺家

2018年10月30日星期二

第一章第一节  广州首开中国飞行表演先河


 第一章 
广东是中国空军锦衍之源

沈阳先生 撰稿
第一节 
广州首开中国飞行表演先河
  
  当我阅读郑梓湘撰文《广东革命空军沧桑史略与空军先进杨仙逸生平事》后,对中国空军历史的了解,也就有了更全面的知识更新。中国空军,在过去参加革命和抗战,曾多所贡献。然而今日,不谈空军历史则已,要谈的话,则饮水思源,首先得提到广东空军。因广东空军,是国父孙中山先生所手创的革命空军,亦即革命武装,再肯定一点,它可以说是中国空军锦衍的源流。
在革命空军没有创立之前,有一段富有历史性的航空和革命的事迹,值得在这里一提。那就是清朝末年,粤籍华侨冯如,在美国学习航空完成后,由美国携带飞机一架回粤,在广州东较场,作首次公开飞行表演,提倡航空事业。当时的军民,尚不知飞机为何物,前赴参观的,踊跃异常。
  冯如(1884-1912),原名冯九如,字鼎三,1884年1月12日(清光绪九年农历十二月十五日)出生于恩平牛江杏圃村的一个农民家庭,幼年时曾在乡间私塾就读数年,辍学后居家务农。
冯如在村中的私塾读书时,非常勤奋,学习成绩在同班同学中名列前茅。他在写作时常常流露出许多幻想,并提出许多令人思考的问题。如小鸟为什么会飞上天呀,为什么可以在天空中翱翔自如呀,为什么可以飞快飞慢,甚至有时可以停留在空中呀,等等。老师看到他的这些作文,称他是“富有幻想的孩子”。
  冯如还经常创造出一些新奇的玩具。他制作一只像大鸟的风筝,两只翼吊着两个小木桶,当风筝乘风徐徐升上天空后,小木桶变成小风袋,起到平衡飞翔的作用,看得村中大人、小孩连连称奇。他还用一个火柴盒造一只小船,放在鱼塘中,让风吹着飘来飘去,人们都称赞他有办法。
  1898年,冯如16岁时,父母就为他成婚,妻子是恩平大沙岗坪乡竹林村梁三菊。但由于生活困难,冯如在1899年辞别了父母和婚后不久的妻子,跟表亲伯母的弟弟吴英兰,远涉重洋到美国三藩市(旧金山)谋生。
  1903年,美国莱特兄弟创制飞机成功的消息轰动世界。20岁的冯如被这一发明所吸引。他身在海外,感受到被列强欺凌的滋味。他想到,列强之所以敢欺凌我们,就是凭借那些坚船利炮。飞机在军事上的作用很大,于是他决心献身飞机制造事业,将来好为祖国发展航空事业服务,使祖国强盛起来。从此,他有空就到图书馆、书店和朋友家中,搜集、查阅有关飞机原理的图书资料,开始研制飞机模型。
  年青的冯如虽有创业的雄心壮志,但没有创业的资本。为了解决资金问题,他于1906年从纽约来到三藩市,动员侨胞投资开设机器厂制造飞机。
冯如的赤诚之心,激发了华侨青年朱竹泉、朱兆槐(台山人)、司徒碧如(开平人)等人的为国创业之心。他们不仅愿意出钱,而且愿意做徒弟跟着冯如一起研制飞机。在华侨的支持下,冯如他们终于办起了飞机研制厂。在工厂里,师徒们昼夜不息,埋头在设计的图纸堆中,图纸出来了,就制造模型,在师徒们的努力下,飞机的内燃机首先制成了。
  1908年5月,第一架飞机制成了。他们异常兴奋,冯如更好似自已的孩子出生那样高兴。他认真思考和策划着试飞的事情,其他人也认真做准备工作,随后,他们把飞机运到打林可市的麦园试飞。但是飞机试飞失败了。
  1908年9月,第二架飞机制成后,他们又进行试飞——改进——再试飞,但一连五次都没有成功。最后一次,飞机飞起几丈高就摔下来,飞机毁坏,幸未伤人,但让冯如看到了成功的希望。
很多资助者看到屡屡失败,也丧失了信心,不愿再资助了。在处境极端艰难时,冯如又接连收到父母的来信,催促他回国。“飞机造不成,誓不回国”,冯如立下了誓言。冯如毅然给父母回信说:“望双亲原谅,待飞机造成后,即可回国。”他带领徒弟们节衣缩食,继续筹集资金,改进飞机设施。
  但是,飞机又该怎样改进才可达到要求呢?一天,他偶然看到几只老鹰在空中展翅盘旋,升降自如。他沉思良久,突有所悟,迅即向邻居借来一只白鸽,仔细地用尺计量鸽子身躯和两翼长度的比例,从中得到了启发。于是他高兴地对徒弟们说:“这下飞机有成功的希望了!”
  1909年秋,一架听人操纵、升起降落达到设计要求的飞机制造成功了。
9月16日、22日两天,冯如驾着新改进的飞机在皮德蒙地区作了两次成功的短程飞行,23日《旧金山观察报》在第一版用大字号标题加以报道,称冯如为“天才人物”,并惊叹:“在航空方面,白人已落后于华人?”
那时,孙中山先生适在美国,也亲临现场观看。他赞扬冯如爱国图强的精神,并高兴地说:“爱国救国,大有人在!”
孙中山的话,给冯如以极大的鼓励。那些以前曾资助过冯如制造飞机的华侨,又恢复了信心。在华侨的支持下,一家以制造飞机为主的“广东制造机器公司”正式成立了,冯如担任总机械师。
  果然,冯如没有辜负孙中山先生及广大侨胞的期望。1910年10月,美国人在旧金山举办“国际航空飞行比赛”。冯如驾着他自己设计制造的飞机参加比赛,冯如的飞机以211米的高度、时速105公里、飞行32公里的成绩,超过所有参加比赛的飞机,夺得比赛第一名,国际飞行协会发给他优等证书。当时,各地报纸均突出地报道了冯如这一奇迹,冯如的名字也轰动海外,华人因此而扬眉吐气。
当时,美国人想用重金招聘他,把他永远留在美国;英国一个航空业老板也想用黄金购买他的飞机设计技术资料,冯如都拒绝了。后来美国人竟企图否认冯如设计制造飞机的专利权。冯如据理驳斥,对这些美国人嗤之以鼻。他只想为中国人争气,报效祖国。
  1911年2月,冯如带着朱竹泉、朱兆槐、司徒碧如等全体制造厂的人员、飞机设备和造好的飞机,返回祖国。他们计划在广州举行飞行表演,借以向祖国人民宣传飞机制造工业的重要意义。但是昏庸腐朽的清政府竟指责他与革命党人有联系,而不准他表演。
  冯如和“广东制造机器公司”的股东们,振兴中华航空事业的爱国热情虽受打击,但他们仍以“壮国体,挽权利”为宗旨,把从美国搬迁回来的“广东机器制造公司”在广州挂牌,制造机器和飞机。公司改名为“广东飞行器公司”,冯如是创办人之一,并担任总机械师。
  曾立下“飞机造不成,誓不回国”誓言,也向父母许下“飞机制成,即可回国”诺言的冯如,在“广东飞行器公司”安排就绪后,于1912年5月左右,回到久别的故乡,探望离别十多年的双亲和妻子。一家团聚,冯如十分高兴,他带齐家人,跑到恩城“艳芳”照相馆照相留念。
辛亥革命爆发,冯如毅然投身革命。清王朝倒台,中华民国成立,冯如有了新的希望。
  1912年,冯如向当时的陆军司令申请做飞机飞行表演,喜获批准,同年8月25日上午11时,广州上空阳光灿烂,近郊的瘦狗岭、燕塘,成千上万的人翘首观望。
  冯如心情激动地驾着飞机,凌空而起,翱翔自如。地面上欢声雷动,掌声不绝。
  这时,冯如正让飞机飞得更高,只见机身急剧震动,头高尾低,失去平衡,机身倾侧。当时又没有控制身体的座带和降落设备,致使冯如被抛出机座坠地,身受重伤。他在医院醒过来对徒弟们说:“我死之后,你们不要为这次事故而丧失信心。”冯如终因救治无效而牺牲,时年28岁。
  事后检查,这架飞机因闲置一年,有些机件生锈,以致操纵器失灵而发生事故。
  冯如殉难后,9月24日,军政府举行追悼大会,并对其家属予以抚恤。11月16日,临时大总统发出命令,“以少将阵亡例给恤”。
嗣又于民国二三年间,美国航空华侨谭根,带同飞机一架回粤,继续在广州公开表演,颇获成功。
谭根,原名谭德根,祖籍广东开平县祥乡人,1890年出生于美国加利福尼亚洲旧金山市。少年时家境贫苦,被“卖猪仔”到美国旧金山,曾在机器厂当学徒。当时美国莱特兄弟的飞机发时不久,许多人热衷研究飞机制造和钻研飞行技术,谭根也很醉心飞行之学,他一面做工,一面学习,曾进奥克兰中学学习机械,孜孜不倦地钻研飞行工程技术。
谭根设计了一种新式结构的水上飞机,把发动机安装在机头上,试飞性能良好,获得了当时在美国旧金山举行的万国飞机制造大会比赛冠军奖。1911年到1912年,美国陆军曾聘请谭根负责空投炸弹的训练,由于教练很有成绩,被委以加州飞机队后备军司令的职位。
1911年辛亥革命前夕,谭根夫妇奉孙中山之命由美国返广州,并加入当时在广州的“美洲幻术马戏杂技团”作为掩护。通过施放乘人汽球吸引满清将军孚崎观看,配合温生才暗杀孚崎后返回美国。
1912年,中华民国飞船公司聘请谭根任总教练并主持公司业务。谭根为这个公司设计制造了3架适合飞行表演的水上飞机,培养了一批飞行人才。
1913年,谭根东渡太平洋到夏威夷群岛一带进行飞行表演,并获得成功。后又相继赴日本、菲律宾做飞行表演,受到当地政府和人们的热烈欢迎。他先后飞行数百次,普及了航空知识,也为中国人在海外赢得了声誉。他还飞越了菲律宾著名的2416米高的马荣火山,创造了当时水上飞机世界飞行高度的最新纪录。
在华侨资助下试制成功水上飞机,在万国飞机制造比赛大会上获冠军奖。后在檀香山中华飞行器公司任设计师。曾飞越菲律宾境内海拔为2416米的马茶火山,创造了当时水上飞机飞行高度的世界纪录。1914年回国,任中华革命军飞机队队长。1915年曾应邀在广州、香港、澳门等地作飞行表演。在澳门表演时,万人空巷,为澳门首次飞行表演。其后筹建广东航空学校,任飞行主任。1918年后改行经商。1916年参加广东护国军,任讨袁航空队队长。
自粤军民经过这两次航空表演后,也就增加不少航空兴趣和信念,所以粤省得风气之先,开后来热烈发展航空的先河。

鹰击长空《黄埔军校那些事》 序言


序言 解析黄埔军校与共产国际之关系  


沈阳先生 撰稿

孙中山手创的广东革命空军,由民国六年(1917)起,以迄2018年的今日,以时日计之,已是近100年了。虽然广东革命空军于民国廿五年(1936)归并国民党中央后,所有过去的事迹,已告烟消云散,不复存在,先后为中国航空牺牲生命的几乎殆尽。但它过去所负的使命,以至于参加八年抗战,无可否认的已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辉煌的一页。
广东可以说是中国空军之源。追溯这段历史,也就必然会涉及到黄埔军校的历史。但奇怪的是很少有人会系统地将黄埔军校的历史与共产国际联系起来。
我认为:只有读懂了共产国际,才能读懂黄埔军校。实际上黄埔军校是共产国际一手策划和组织的,孙中山之所以创建黄埔军校,与他的亲俄亲共密不可分。代表苏俄利益的共产国际是黄埔军校的真正操手和背后金主。
黄埔军官学校军事顾问组长契列帕诺夫撰写的《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详尽地介绍了他与孙中山的关系及他对孙中山的评价。
  契列帕诺夫认为:
苏联人民和世界各国人民永远记得中国民主革命的首倡者孙中山。大家知道孙中山是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自由而斗争的英勇战士,是一位把自己的一生都献给民族解放和复兴事业的祖国人民的伟大儿子。
列宁对于孙中山的革命功绩给予很高的评价,称他为充满高尚英雄主义的革命的民主主义者。
在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作斗争的过程中,孙中山碰到过无数的困难。但是,他的意志从未消沉,他的决心从未动摇,他以不可动摇的顽强精神去实现既定的目标。
伟大的十月革命鼓舞了孙中山。他把这次革命称为“人类伟大希望”的诞生。十月革命证明,只有在工人阶级领导和农民阶级支持下,革命才能胜利,才能取得国家的完全独立和自由。孙中山懂得“中国革命一定要走俄国的道路”,才能取得真正的胜利。
孙中山在自己的活动中,遵循着三大政策,即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
毛泽东同志说,孙中山的伟大,不仅在于他领导了伟大的辛亥革命(虽然这次革命是旧时期的民主主义革命),而且还在于他善于适应世界历史发展进程,赞同群众要求,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革命政策。他善于给三民主义以新的解释,并创造了包括三大政策在内的新三民主义。
孙中山深深地敬仰列宁。1924年1月,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期间,传来了列宁逝世的沉痛消息。
孙中山在追悼会上说,在世界历史的许多世纪里,曾出现过千万领袖和擅长于美丽言辞的学者,这些冠冕堂皇的言论从未实现过。你,列宁,是个例外。你不仅讲、教导,同时还把自己的话变成了行动。你创立了新国家,你为我们指出了共同斗争的道路,你在自己的道路上遇到了千万障碍,这些障碍在我的道路上也遇到了。我愿意走你的道路,虽然我的敌人反对,但是为此人民将会拥护我。你与世长辞了……但是在被压迫人民的记忆中,你将永生,伟大的人。在纪念列宁的亲笔题字里,孙中山写下了四个字:“良师益友”。
当然,远不是所有的国民党人都赞同孙中山的政策。在这些人中,有不少顽固分子坚决反对同共产党合作。孙中山曾经对这些顽固分子说:“如果你们不同共产党合作,我就要解散国民党,自己去参加共产党。”当某些顽固分子还是坚持他们的意见的时候,孙中山果断地告诉他们:“好,我要把你们开除出党。”
在领导广东革命政府时期,1924年,孙中山在黄埔创办了军官学校,并且聘请了苏联顾问。
“在现今的革命斗争中,十分需要学习俄国人,”孙中山说,“如果今后我党在革命斗争中不学习俄国人,那么它肯定不会成功。”
在1924年1月末,应邀到黄埔军校工作的第一个苏联军事顾问小组。《孙中山生平事业追忆录》作者契列帕诺夫与捷列沙托夫、捷尔曼、波良克,由共产国际派驻中国的总政治顾问鲍罗廷介绍给孙中山。
契列帕诺夫回忆说:
孙中山坐在沙发椅上,手杖放在两膝间,双手交叉,放在手杖上,正和军事部长谈话。他们准备一起到军队里去。当我们走到屋里,孙中山站起来,把手杖靠在桌子上(桌子上放着他的盔形帽),迎着我们,缓慢地向前走了几步。他没有任何“中国礼节”,而是象慈父般地简单地和我们问好,然后就让我们坐下。我们的拘谨很快就消失了,觉得自己好象是同朋友在一起。
在这次谈话中,孙中山特别强调说明,中国人民最恶毒、最强大的敌人是帝国主义。帝国主义者本着“分而治之”的原则,豢养中国军阀,嗾使他们互相混战;各系军阀也只有依靠帝国主义才能存在。如果我们把帝国主义者赶出中国,那么,不必费多大力气,就可以肃清国内的敌人。我们应该重整自己的国家,把帝国主义者连同他们的帮凶——军阀一起驱逐出中国去。我们要按照苏维埃的军事制度来组织革命军队。要在南方建立北伐战略基地。你们在从国内驱逐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斗争中得到了丰富的经验,我们希望,你们能够把这些经验传授给我们的学员——革命军队未来的军官们。
契列帕诺夫在黄埔军官学校担任顾问组长的时候,曾经多次见过孙中山,多次听到他耐心地、有理论根据地、通俗地阐述他提出的和正在贯彻的政策。契列帕诺夫发现,听众总是贪婪地听他演说。
契列帕诺夫不只一次地看到,孙中山为了安全,被迫和最亲近的战友一起到黄埔军校来逗留几天,离开自己的“同盟者”远一些。
在1924年,契列帕诺夫看到英帝国主义者的间谍陈廉伯煽动“纸老虎”武装叛乱。他亲眼看到孙中山果断地下令镇压暴乱。契列帕诺夫还听到了孙中山对英国麦克唐纳政府提出的强硬的抗议……。
契列帕诺夫说,共产党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计划,积极地帮助他执行这些计划,发动工人阶级、劳动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参加斗争。当时中国共产党党员不多,但这是一个战斗的、有组织的、团结的党。它在自己的队伍里拥有这样一些勇敢的革命者:毛泽东、朱德、刘少奇、周恩来、瞿秋白、林伯渠、叶挺、贺龙和其他许多人。
在直隶军阀失败以后,孙中山应段祺瑞、冯玉祥、胡景翼邀请,北上谈判。这时候广州已经组织起足够的革命力量,以便采取措施肃清叛徒陈炯明匪部。启程北上的时候,孙中山下令开始这次讨伐。讨伐开始得很顺利。但在1925年3月12日,中国伟大的民主主义者孙中山在北京逝世了。
革命部队在最困难的条件下,毅然决然实现孙中山遗嘱的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员,彻底粉碎了数量上占优势的陈炯明的部队。在后来肃清广东省的军阀的各次战斗中,如广州和惠州近郊之役等,革命部队英勇奋战,获得了不朽的光荣。在这之后,革命部队便开始了神奇的北伐战争。
当时,由鲍罗廷和军事总顾问布留歇尔领导的苏联顾问,帮助了中国同志。
孙中山博士在自己的遗嘱中说:“……必须唤起民众,及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在致苏联遗书中,孙中山又说:“……我愿意表示我热烈的希望,希望不久即将破晓,斯时苏联以良友及盟国而欢迎强盛独立之中国,两国在争世界被压迫民族自由之大战中,携手并进以取得胜利。”
在契列帕诺夫眼里,伟大革命家的预言已经变成现实。在共产党领导下,孙中山的崇高理想已经实现了。
但孙中山事实上在其人生的最后阶段一直与共产国际保持着特殊的紧密关系。共产国际能帮助孙中山实现三民主义吗?孙中山的后继者蒋介石和汪精卫能继续沿用他的“联俄联共”政策吗?历史已经作出了结论。
  共产国际于1919年在莫斯科成立,那时俄国无产阶级已经革命成功,建立苏维埃政府。共产国际初成立时各国支部差不多都是从第二国际原有的支部分裂出来的,即是说第二国际中的革命派发展为第三国际,正式抛弃改良主义,而号召世界革命。
  1922年7月,中国共产党二大决定参加共产国际,成为它的一个支部。1925年与1926年,中国国民党两次向共产国际申请加入共产国际,但都被拒绝。
1943年5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主席团为适应反法西斯战争的发展,并考虑各国斗争情况的复杂,需要各国共产党独立自主地处理面临的问题,作出《关于提议解散共产国际的决定》。同年5月22日,向全世界公布了这个决定。同年6月10日,鉴于共产国际在某种程度上是为了反对协约国而创,而美国此时成为苏联拉拢以反对法西斯德国的非常重要对象,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决定共产国际正式宣告解散。
据历史解密,由于俄日矛盾和各自对中国的利益争夺,共产国际不会被中国和世界认同。事实上颂扬共产国际的历史,实在是一种谎谬。
回放共产国际在中国的那段历史,就可以清楚地明白:无论是国民党和共产党都不认同共产国际。共产国际派出的所谓中国代表们,大多成了“托派”,被关押或肃杀。共产国际代表们的大结局,应该给我们有所启示。
“托派”曾经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一个很有“敌意”的概念。
  从历史渊源上看,“中国托派”的形成来自遥远的莫斯科,实际上也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权力斗争的产物。关于这一点1926年10月季诺维也夫在一次集会上说得很明白:“同志们,这应该理解为争夺权力的斗争。这是一个把过去的意见分歧和新的争论搅在一起的花招,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才发明了‘托洛茨基主义’'。”(《托洛茨基主义》第1-2页,黑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2月版)
斯大林和托洛茨基的分歧表现在对中国革命的指导方针上。如斯大林主张共产党与国民党实行“党内合作”,并在遭受国民党右派进攻时,要求中共妥协退让;而托洛茨基则“坚决反对共产党加入国民党”,中山舰事件后,托洛茨基则主张中共退出国共统一战线,独立发展。
大革命失败后,斯大林无法解释他促成的国共统一战线的优越性,又不敢承担指导方针失误的责任,从而导致苏共党内和在莫斯科中山大学留学的部分中国学生的强烈不满。这种不满情绪终于在1927年11月7日莫斯科红场举行的十月革命10周年游行活动中爆发。反对斯大林的群众和学生突然打出写有“执行列宁遗嘱,罢免斯大林、拥护托洛茨基”旗帜。
这场事件最后以托洛茨基被开除出党、驱逐出苏联而告终,那些拥护和追随托洛茨基的中国留学生也都被开除党籍和团籍,并于1927年底被遣送回中国。
受当时大背景的影响,“中国托派”始终是在凄风苦雨中挣扎生存。直到1952年12月22日大陆的“托派分子”才一夜之间销声匿迹。
  毫无疑问,共产国际是斯大林和托洛茨基权力斗争的产物。共产国际派出的中国代表也只是不同权力斗争者之间的政治玩偶。共产国际在中国的政治、军事搅局,包括“地下”组织和情报收集,是苏俄为了防止日本对苏俄宣战,而将日华战争嫁祸中国的恶劣手段。
  从研究共产国际的历史,再来重新审视黄埔军校的那些事,也许会得出一种新的结论。

鹰击长空《黄埔军校那些事》 目录



目 录
序言 黄埔军校与空军广东之源    沈阳先生 撰稿

第一章 广东是中国空军锦衍之源

第一节 广州首开中国飞行表演先河
第二节 孙中山在广州正式创办革命空军
第三节 空军协战出动飞机粤省撒传单
第四节 广州大元帅府航空局长陈友仁
第五节 林伟成和海内外航空青年培养举措

第二章 广东空军之发展
第一节 孙中山求谋广州空军擘划及飞行邮票设计
第二节 广州空军无役不从
第三节 中国近代航空史上首次环全国长途飞行
第四节 广东空军航校历届毕业学生名单
第五节 中共在广东航校早期储备的航空人才

第三章 中央空军与广东空军之离合
第一节 陈济棠主政时期的广东航空
第二节 广东空军与中央空军分途之变
第三节 宁粤分裂时期的广东航空
第四节 民国空军联合对外作战的先声  
第五节 黄光锐和广东空军的全盛时期

第四章 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的黄埔军校
第一节 孙中山与黄埔军校
第二节 汪精卫与黄埔军校
第三节 廖仲凯与黄埔军校
第四节 蒋介石与黄埔军校
第五节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黄埔军校

第五章 鲍罗廷与黄埔军校那些事
第一节 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由来及对华政策
第二节 鲍罗廷为何成为孙中山顾问?
第三节 鲍罗廷向孙中山鼓吹苏俄体制
第四节 关于鲍罗廷推进黄埔军校建设那些事
第五节 孙中山北上的推手和设计者鲍罗廷

第六章 艰难游走在国共之间的鲍罗廷
第一节 鲍罗廷在国共两党间到底干了些什么
第二节 孙中山逝世后的鲍罗廷步履维艰
第三节 蒋介石为何对鲍罗廷恩将仇报
第四节 蒋介石下令通缉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
第五节 回放毛泽东对鲍罗廷的冷漠

第七章 共产国际给中国带来了什么
第一节 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与鲍罗廷之争
第二节 苏俄“五月指示信”和七一五政变起因
第三节 罗易泄密点燃了“分共”导火线
第四节 共产国际分裂国共与汪精卫“分共”始末
第五节 鲍罗廷对中共的蔑视和陈独秀辞职始末

第八章 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的不同归宿
第一节 难逃厄运的鲍罗廷惨死苏联
第二节 黄埔军校总教官加伦将军的不白之死
第三节 黄埔军校苏俄洋教官们的那些事
第四节 盘点共产国际驻华代表们的人生结局
第五节 共产国际代表胡志明在华那些事


2018年10月29日星期一

第九章第五节  孙传芳遇刺与侠女施剑翘传奇




沈阳先生 撰稿

  施剑翘1906年出生于安徽桐城,从小生长在山东济南,生父即是施从滨,叔父施从云是辛亥革命先烈。
  1935年11月13日,在天津佛教居士林刺杀直系军阀孙传芳。后被捕入狱,1936年被特赦。新中国成立后,她因病移居北京,病愈后又移居五台山光明寺村,并以居士身份在碧山寺修行。1979年8月27日病逝于北京,享年74岁。
  施剑翘,原名施谷兰,从小深居闺阁,还缠过足。13岁时当家管事,18岁时毕业于天津师范学校。1925年秋,奉系军阀张宗昌与直系军阀孙传芳为争夺安徽、江苏的地盘展开战争,时任奉系第二军军长、前敌总指挥的施从滨奉山东督办张宗昌之命迎头截击。施从滨率军南下,在交锋中兵败受俘,被孙传芳枭首于蚌埠车站,暴尸示众三日。死讯传来,年仅20岁的施剑翘作诗明志,“被俘牺牲无公理,暴尸悬首灭人情。痛亲谁识儿心苦,誓报父仇不顾身。”立志为父报仇,手刃仇人。
  施谷兰先是将报仇的希望寄托在堂兄施中诚身上。依靠张宗昌的关系,施中诚得以担任烟台警备司令这一要职。但此后施中诚却反劝其打消复仇念头。施剑翘因此与施中诚断绝了兄妹关系。
  1928年,在施从滨遇害3周年的忌日上,施谷兰的痛苦惊动了同乡人-时任阎锡山部的谍报股长施靖公。施靖公表示愿意承担报仇雪恨的大事,施谷兰遂下嫁于他,迁居太原。到了1935年,施靖公被提拔为旅长,在要求施靖公为父报仇遭拒后,施谷兰再次明志“一再牺牲为父仇,年年不报使人愁。痴心愿望求人助,结果仍须自出头”,与其一刀两断,带着两个儿子返回娘家。同年,施剑翘有感于10年中空付许多心血而父仇未报,吟诗“翘首望明月,拔剑问青天”,并由“施谷兰”改名为“施剑翘”。
  1935年,施剑翘通过手术放开了裹着的双足,并苦练枪法。之后,施剑翘打听到孙传芳兵败寓居天津的消息,于是前往天津。同年农历九月十七日——施剑翘的父亲遇难十周年这天,她到天津日租界观音寺为父亲举行纪念法会。施剑翘随后化名“董慧”,委托一位女居士介绍加入了居士林。施剑翘通过各种途径去了解孙传芳的身貌、口音及活动规律,知道他每周三、六必到居士林听经,随即做了刺杀的具体安排:将准备好的《告国人书》和遗嘱印制出来,打算在行刺后散发;并把11月13日(星期三)定为替父报仇的日子。
  1935年11月13日,正是讲经日,前来听经的孙传芳端坐在佛堂中央。施剑翘移到前排靠近孙传芳。待众居士闭目诵经,施剑翘悄悄拔出勃朗宁手枪,对准孙传芳的后脑勺射出了第一发子弹,紧接着又朝他的太阳穴和腰部各射一枪。枪声响后,佛堂大乱,施剑翘将提前准备好的《告国人书》和身穿将校服的施从滨照片抛向人群,大声宣布自己的姓名及行刺目的,并拨通了警察局的电话,决意自首。不久,施剑翘被前来的警察带走。
  当天下午6时,《新天津报》发出号外,报道了“施从滨有女复仇,孙传芳佛堂毙命”的特大新闻。次日,天津、北平、上海等各报都以头号标题刊载了这一消息,全国轰动。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案被移送到天津地方法院检察处。在侦讯中,施剑翘不讳事实,直陈了杀人经过和原因。按照当时的法律,施剑翘的行为应判处10年以上有期徒刑或者无期徒刑、死刑。在法庭上,施剑翘详细陈述了自己艰难的复仇历程,最后说道:“父亲如果战死在两军阵前,我不能拿孙传芳做仇人。他残杀俘虏,死后悬头,我才与他不共戴天。”这一案件,天津地方法院一审判决为有期徒刑10年。1936年4月13日,《新天津报》刊登了她在狱中写的文章《亲爱的同胞,赶快奋力兴起吧》。此谋杀案在当时引起极大轰动,报章、杂志争相报导,称赞她为“女中豪杰”“巾帼英雄”,要求政府特赦。
  1936年8月13日,经辩护律师代为申诉,施剑翘被河北省高等法院判处7年监禁。全国妇女会,江宁、扬州、江都妇女会,旅京安徽学会,安徽省立徽州师范等团体纷纷通电呼吁,希望最高法院能对施剑翘援例特赦。电文中有"况孙传芳曾南拒革命之师,又北窥齐鲁之境,今施剑翘之事,直接以复父仇,间接即除国憝"的语句。后冯玉祥同李烈钧、于右任、张继、宋哲元等人出面救援,呈请国民政府予以特赦。
1936年10月14日,在施剑翘入狱11个月的时候,时任中华民国政府主席林森向全国发表公告,决定赦免施剑翘。此后,由中华民国最高法院下达特赦令,将施剑翘特赦释放。
1936年她特赦出狱后,与母亲董氏、弟弟施则凡去南京生活,在南京拜谢了冯玉祥将军对她的营救,接受冯玉祥将军的教导,积极投身抗战。
  施剑翘随母亲和兄弟定居南京时,不止一次去梅园拜访周恩来和邓颖超。她坚信中国的未来属于共产党,劝说担任国民党74军中将军长兼南京警备司令的嫡堂兄施中诚,迫使其兄答应辞去军长职务,不直接与解放军作战。她还说服两个国民党少将军衔的胞弟施则凡、嫡堂弟施仲达留在大陆为新中国效劳。后施则凡任南京解放军高级步兵学校教员,施仲达任上海市政协委员。她又动员在美国攻读医学博士的胞妹施纫兰回新中国服务,施纫兰后在北京医院任妇产科主任医师。她还劝说当时在阎锡山部任中将参谋长的郭宗汾起义投向共产党,后来郭宗汾果然随傅作义将军起义。
施剑翘后来又随施则凡前去湖南长沙。1937年,担任湖南抗敌后援总会慰劳组主任。在慰劳平行关大捷的八路军将士时,认识了中共干部徐特立同志。
1938年前去武汉慰劳空军飞行员时,列席“战灾儿童义养会”又见到了史良和邓颖超同志,并化名与邓建立了通信联系。其后又通过陶行知先生,多次到重庆拜访周恩来和董必武同志。
1941年7月下旬,施剑翘全家从湖南长沙迁往四川省合川县。目睹日本飞机肆意轰炸、百姓蒙受灾难的悲惨情景,她主动面见县长,请缨开展救灾工作。
当时徐悲鸿也住在此地,两家又是近邻,徐悲鸿仰慕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义举,施剑翘则久闻徐悲鸿画艺出众,两人相见恨晚,关系甚密。后来,公推施剑翘为合川县献机委员会指导长,徐悲鸿积极支持,赠给她不少书画。此后,施剑翘就在合川发动群众,夜以继日地组织募捐。她不仅自己带头把珍藏多年的金银首饰以及徐悲鸿赠给她的几幅书画全部捐献,而且还亲自上街讲演、宣传,上门到户说服动员。仅半年时间,她募捐的金额就买了三架战斗机献给抗日空军。徐悲鸿对施剑翘也更加敬仰,夸她不愧是女中豪杰,爱国情怀令人感佩。
1942年,施剑翘发起捐献飞机的倡议,得到各界的响应,被选为献机委员会指导长,最终募得3架飞机的资金。为此宋美龄特地通过冯玉祥在重庆约见施剑翘,并邀她到全国妇女慰劳总会工作,被施剑翘婉言谢绝。
  1946年初,施剑翘在苏州的安徽同乡会馆创办私立从云小学,自任校长。从云小学招收的绝大多数是工人城市贫民子弟,也有部分孤儿和流浪小孩。再次受到冯将军的支持鼓励。这些共产党干部和爱国民主人士对施剑翘后半生影响很大,促使她日后为人民解放和祖国建设做出贡献。
1946年6月至1947年3月间,周恩来、邓颖超撤离南京到达上海。施剑翘为解决办学经费到沪上募捐,曾造访周恩来、邓颖超的居住地。在此期间,她和周恩来、邓颖超、董必武有过多次接触并逐渐与中国共产党建立了深厚感情。
1946年原国民党空军飞行员刘善本,驾驶B-24型轰炸机(当时国民党中最大、最先进的飞机之一)飞往延安,成为国民党军中第一个驾机起义的人。他的家属住在上海,受到国民党特务的监视,生活困难,周恩来两次托人送钱给他家属都未成功。后来他把这个任务托付施剑翘,施剑翘勇敢地接受下来,利用她过去武汉劳军时认识的一些空军上层人士,乘坐空军司令部的军用吉普车直驶刘善本家,大声训斥监视的特务,又赏钱给他们买汽水喝。乘他们离开的间隙将钱交给刘善本的爱人周叔璜,并转达周恩来同志的慰问。
  1947年冬至日,徐悲鸿听说施剑翘要迁回故乡安徽桐城,当即挥毫泼墨,为她画了一幅飞奔的骏马,并题诗一首,表达敬仰和留念。次年初,施剑翘举家返回故乡,途经安庆探望姨侄女邓女士时,便将这幅画交给她珍藏。这幅画已历经半个多世纪,仍保存完好,它对研究国画大师徐悲鸿以及其与施剑翘之间的友谊,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
1947年至1948年,施剑翘先后在从云小学掩护多名地下共产党员、地下民主同盟盟员、进步爱国青年学生进行革命活动;发展组织,秘密集会,架设电台,出版地下刊物,向小学高年级学生贯彻进步思想。史良曾推荐地下民盟成员金若年来校工作,施剑翘同意金若年将从云小学作为地下民盟的活动据点,秘密印刷地下刊物《民工通讯》和《光明报》。
1948年4月27日,苏州解放,施剑翘率领学校师生走上街头扭起秧歌、敲起锣鼓,欢迎入城的解放军。当时解放战争仍在进行,施剑翘于是送两个儿子参加解放军,分别进入第二野战军及第三野战军的军政大学。
解放初期,施剑翘到处募捐,维持从云小学,培养了大批人才。所在学校师生不仅勤奋学习、工作,还积极投入各项政治运动。1949年9月27日至10月8日,苏州市在乐群社召开首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施剑翘当选了这次会议的代表。这一年,她当选为苏州市妇女联合会的副主席。
  施剑翘带领全校师生踊跃捐款捐物救济灾民,购买折实公债支援国家建设,捐献飞机大炮支援抗美援朝,去苏州康复医院慰问志愿军伤病员。
  1952年,施剑翘将倾其心力创办的从云小学移交给苏州市人民政府管理。此时疾病发作,她赴北京到协和医院检查,被诊断为子宫癌,手术后前往五台山疗养。同年移居北京,后以居士身份在碧云寺修行。1957年当选为北京市政协委员。
  1979年被确诊为晚期直肠癌,于当年的8月27日猝然去世,终年74岁。骨灰葬于苏州城西天灵公墓。临终时,施剑翘对小儿子施羽尧说:“娘老了,但还有一个心愿,如果健康许可,愿为祖国统一尽一份力量,宋美龄我见过,蒋经国我也见过,我盼望祖国早日统一。”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后,举国上下对其褒贬不一。由于媒体对施剑翘在法庭中感情的宣传,以及孙传芳的军阀身份,施剑翘博得了多数人的同情。在这一情感因素的推动下,施剑翘基于孝道的复仇,被当时的媒体描述为“现代侠女”,时议也倾向于她。全国妇女界,多以施剑翘为妇女界之光荣。在许多请愿团体的电报中,施剑翘的复仇行为被称为“为国锄奸”“为民除害”,非但无罪,反为挽救世风的道德典范。
  与此同时,部分知识精英和左翼评论者指出,施剑翘的作为属于愚孝,是封建信仰的余毒,后者以这种儒家孝道与马克思主义的强国观相抵触。如《国闻周报》上的一篇文章指出,若以孝为基础的私人复仇被提倡,将引发暗杀之风,导致社会秩序崩溃。这种观点,多置社会的概念于家庭伦理之上。
  还有一种声音,乃是要求司法独立,坚持法外无情。如《法律评论》《独立评论》中的若干文章,都力图申说“人情是一事,法律又是一事”。此种主张强调法律威严,反对“为孝屈法”,却因当时复仇正当性与弱者反抗强权正当性下的大众同情,而被舆论边缘化。
  对施剑翘的评价涉及公众同情与法治的关系以及传统孝道的重要性。情是一种道德观念,虽在任何社会都有占统治地位的主流道德,但社会不同层次在理解上存在分歧。过于崇情而屈法,虽可收一时之效,但难成法治之功。民国时期,传统道德、法律仍占有一定地位,施剑翘替父报仇凸显了其“孝女”“侠女”之风,却也是特殊历史时期的一次以身试法之举。
  无论对施剑翘的评价有多少不同的声音,但施剑翘在复仇案中建立起来的声誉一直延续。自抗日战争起,施剑翘组织募捐活动,积极办学,协助开展革命工作,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与建设做出了贡献,成为爱国主义的代表。在研究中国空军史时,应该增加新的关注,施剑翘对推进和发展中国的航空事业,同样功不可没。
  为谢施剑翘所为,摘录施剑翘小诗一首:

深谷芳兰一枝春,攀绝高崖凌碧空。

纵有红花漫四野,岂无绿草染前峰。

繁枝不怕春色浅,根茂何愁冬土深。

生就山中一根草,只怕孤芳不惜春。

第九章第四节  北洋军阀东南王孙传芳




沈阳先生 撰稿

北洋军阀孙传芳到底是怎么样一个人?他的身前身后又留下了哪些鲜为人知的秘密呢?
孙传芳(1885-1935),字馨远,山东泰安人,直系军阀首领。
孙传芳自幼丧父靠母亲精心抚育而成人,后因家境实在难以维持,把姐姐嫁给了山东王姓督军做姨太太,使孙传芳得以和王姓子弟一起读书。
孙传芳因天资聪明,又靠王姓督军的势力,保他进了清政府主办的保定军校。在1904年保定军校毕业后,又到日本东京士官学校深造。
1908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1909年回国后历任北洋陆军营长、团长、旅长等职。孙传芳回国后正赶上民国初期的军阀混战,他看准时机投靠了称雄一方的“儒帅”吴佩孚。
1923年率部入闽,平定福建叛乱,任福建军务督理。
1924年9月江浙战争爆发,出兵援助齐燮元,夹击皖系卢永祥,占据浙江;1925年10月起兵驱逐苏皖等地奉系势力,11月在南京宣布成立浙、闽、苏、皖、赣五省联军,任五省联军总司令,号称“东南王”,成为直系后期最具实力的军阀。几年时间,孙传芳官做到江南“五省联帅”。他统治下的江南五省,百姓生活安定,拥兵数十万之众。
孙传芳自汀泗桥一战失败以后,便节节败溃,到了江南不能守的时候,他便退而盘踞扬州。他有两个大将,一个是卢香亭,一个是孟昭月。那时退守扬州,先遣部队便是卢香亭。
卢香亭带了大队人马到了扬州,第一天便就杀人示威。有一个警士花某冒领了军米一袋,便把他的头挂在教场示众。扬州的人本来胆小,一看他杀人,便起了无限的恐怖。
卢香亭第一次在扬州盘踞了四十六天,几于无日不听见他杀人,说是杀的都是间谍,可是冤枉的也实在不少。他常常派宪兵到人家去搜查,稍涉嫌疑,便被他捕去,捕去而释放的很少,大都是被他杀掉了。
1926年9月北伐军进入江西,孙传芳亲赴九江督战,阻挡北伐军东进,
谁知好景不长,北伐战争成功后孙传芳失去了南方五省的地盘,一夜间便成了丧家之犬,曾一度投靠到东北军张作霖的帐下,张作霖看在往日情分上还待其若上宾。张作霖任其为安国军副司令。
1927年2月继续组织兵力阻止北伐,8月率部渡江反攻,与蒋、桂军在南京龙潭一带激战五天五夜后不幸失败,主力军消耗殆尽一蹶不振。
当1928年张作霖于沈阳皇姑屯被炸死以后,张学良执掌东北大权,再也没了孙传芳的容身之地。他只好到天津当起了寓公。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孙传芳隐居天津。日军方面司令官冈村宁次利用同窗关系多次登门造访,拉拢他出任伪职,劝他出任伪政府主席,而孙传芳作为中国人的良心尚未泯灭,被他断然拒绝。孙传芳坚持认为民族气节不能丢。
孙传芳历经大起大落,到天津做起寓公以后,自知自己当年杀人如麻,罪孽深重,遂看破红尘皈依佛门,做起了居士。也就是不曾受戒的僧人,终日参禅礼佛,每周三、周六下午还要到居士林和众居士一起诵经说法。他已经皈依佛门,金戈铁马对他来说是很遥远的事。
孙传芳做起居士的消息也引起了一个弱女子的注意,她就是与孙传芳有杀父之仇的施剑翘。
施剑翘原名施谷兰,本是“辛亥革命滦州起义”首领施从云之女,施从云在滦州起义失败后被杀,施剑翘便被叔父施从滨收养。
在孙传芳任“五省联帅”的1925年,在争夺安徽的一战中俘获了施从滨,在待若上宾时却被孙传芳暗中杀害了,并把施从滨的首级悬挂在蚌埠车站,暴尸三日,这奇耻大辱深深地印在施剑翘的脑海中,并从此走上了复仇之路。
以施剑翘当时的条件,唯一可行的复仇路是找一个乘龙快婿,此时她看中了施从滨当年的一名侍卫长,谁知此人乃酒色之徒,婚前信誓旦旦,待婚后有了两个儿子以后再不提杀孙传芳一个字,施剑翘在绝望中毅然与其分手,只身走上复仇之路。
施剑翘鬼使神差似的来到了天津,访得孙传芳也正好隐居天津,并做起了居士,真乃踏破铁鞋无觅处,心喜万分。
为了接近孙传芳,施剑翘也居然做起了居士,逢周三、周六必到居士林礼佛,经过两个月的细心观察,弄清了孙传芳来往的路线后,终于在1935年11月13日下午3点半,缓步走到孙传芳身后,拔出手枪对准孙传芳的耳后扣动了扳机,连开三枪,使孙传芳立刻倒在了一片血泊之中。
此时,孙传芳虽然一心向佛,不问政事,但其影响力和号召力尤在。而蒋介石麾下的军统特务对威胁蒋介石统治的“异己分子”,一直欲除之而后快。
施剑翘刺杀孙传芳表面上打着“替父报仇”的名义,她或许不知,在她的身后就有国民党蓝衣社特务张克瑶和施则凡的合谋,他们利用施剑翘为父报仇的心理,为其提供孙传芳行踪和行凶用的勃郎宁手枪。
施剑翘被捕后,在法庭上谎称:行刺用的勃郎宁手枪是从一个退伍军官手上买的。然而,勃郎宁手枪在当时属于先进枪支,绝非一般人能有,当初军统特工陈恭澍等人在北平刺杀张敬尧时,都没有这种手枪,还是戴笠专程坐飞机飞到北平将勃郎宁手枪交给陈恭澍。
试想,这种连专业特工都没有的手枪,施剑翘如何能轻易买到,这其实是军统特务欲借施剑翘之手除掉孙传芳,因而通过各种渠道使施剑翘获得到这种勃郎宁手枪。
  孙传芳好友杨文恺和部下马葆珩在晚年的回忆录中都提到孙传芳之死是国民党特务借刀杀人,利用施剑翘为父报仇的心理,唆使其将孙传芳刺杀。而郭汝瑰将军后来在其回忆录中提到是蒋介石令军统密派一个叫施剑翘的女子将孙传芳杀了。
施剑翘杀了孙传芳之后,将自己写的告国人书抛向人群,说明自己杀人的目的,后被警察局带走。
更让人疑惑不解的是,施剑翘刺杀孙传芳的时间恰恰是在冯玉祥当选国民党五届常务委员和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之后,冯玉祥与施从云是多年的老战友,而施剑翘是施从云的侄女。施剑翘之所以选在冯玉祥就任要职之后刺杀孙传芳,定是考虑了冯玉祥与施从云的关系,因为即使案发,冯玉祥对其老战友的侄女是不会袖手不管的。
果然,正如所预期的那样,施剑翘刺杀孙传芳一案还在审理时,南京政府方面就已经开始活动特赦一事了。这样一来,也就很好解释出施剑翘在杀人之后,为何会毫不怯场了,好像由她来结束孙传芳的生命是天经地义之事一样。这就是民国社会“人人平等”的所谓貌似公证的法律。
施剑翘在杀害孙传芳后,为博取社会舆论的同情,刻意贬低、污蔑孙传芳的人格,以此来为自己的罪行开脱。施剑翘血溅佛堂以后立刻声明并自首,言明杀孙传芳乃替父报仇,此日期正好是其父被害的十周年纪念日。
本来杀人应该判死刑的,后来政府下了特赦令,放施剑翘出来了。佛家最重因果,孙传芳应该是无怨恨的。
孙传芳死后,因为生前早已在海淀西山卧佛寺置办好了墓地,不久便魂归西山。
孙传芳的墓地坐北朝南,鸟瞰似宝瓶形状,墓地分为三部分,东边为坟冢,西边为祠堂,北面为松园。正门是一座坐北朝南带吻兽歇山式的门楼,中间是两扇朱漆大门,门楼横额是“寿安永奠”,门上楹联为“往事等浮云再休谭岱麓松榆遑问江东壁垒”,“敛神皈净土且收起武子家法来听释氏梵音”。
  阴宅墓区宽3米、长30米的砖浸神道直通孙传芳的墓冢,墓冢正中是石制墓塔,塔基为六边形须弥座,花岗岩制成,中间镶一拱形汉白玉龛,镌刻有“恪威上将军孙公讳传芳字馨远暨元配张夫人墓碑”。墓中间为孙传芳,东边为张夫人,西边为妾周夫人。
孙传芳死后并没有入土为安,据卧佛寺附近的乡亲们讲,在孙传芳下葬的那天,其妻妾及后人因财产分配不公,还曾大打出手,闹声震天,上演了一出全武行的闹剧。
纵观孙传芳的一生,只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的一个悲剧性人物。好战成性,是其一大特点;聪颖过人,是其另一特点。
  民国临时政府组建时,政府当局在报纸上声称:要当人民之公仆。孙传芳看了报纸后说:那些争当人民之公仆的都是骗子,我要当就当人民之父母。因为当仆人的没一个好东西,平时偷奸耍滑,有机会不是拐骗主人小老婆就是偷主人的钱财,有的还把主人的地自己卖了;而天下当父母的,没有一个不爱自己孩子的。
孙传芳之一生盖有北洋军阀的时代烙印,使他思想陈旧,拒绝接纳新思想和新事物,逆历史潮流而动,终于折戟沉沙,为大浪淘尽。此正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

  

第九章第三节  吴佩孚受后人称道的民族气节




沈阳先生 撰稿
  吴佩孚在中国现代史上是个重要人物,他留给后人称道的就是中华民族气节。
民国八年(1919年),全国爆发了反对“巴黎和约”的五四爱国运动。面对民族危亡,皖系力主签约,直系坚决反对,奉系则乐得坐山观虎斗。吴佩孚则直接通电大总统徐世昌:“青岛得失,为吾国存亡关头。如果签字,直不啻作茧自缚,饮鸩自杀也。”并表示“卫国是军人天职,与其签字贻羞万国,毋宁背城借一。如国家急难有用,愿率部作政府后盾,备效前驱”。
当北洋政府对爱国学生进行大肆逮捕时,他认为大好河山任人宰割之时,这些学生不顾自己的生命,为国家、民族前仆后继,“其心可悯,其志可嘉,其情更有可原”。吴佩孚让大总统释放学生,否则众怒难犯。
吴佩孚在五四运动中的行为深得国人的赞许,认为他是一个富有胆略的爱国军人。
纵观吴佩孚一生最大的政治失误,便是其对曹锟的愚忠。
  光绪三十年(1904年)2月,日俄战争爆发,日俄战争前夕,由日军守田利远少佐带领渡海分别到旅顺、大连等地刺探俄军军事活动情报,尤其是俄国东方舰队的实力情况。在执行此次任务中,吴佩孚给日本人的印象是“温和良顺,举动不苟;交人圆和而不露圭角;任事处变而不急近功和不邀虚名;所自信以为是者,则行之以渐。”因此给他起了个绰号叫“总有法子先生”。吴佩孚出色的情报工作才能,深受守田的青睐。守田奖赏吴佩孚500大洋,并破例准假一周让吴佩孚骑着自己的坐骑回家探亲。吴佩孚在以间谍身份出色完成了其一生当中的第一次重大军务后,被派到北洋陆军主力第三镇,从此与日后为民国八大总统之一的曹锟结下了不解之缘。
1907年,曹锟成了第三镇的统制(师长)。一次吴佩孚随曹锟驻防吉林时,曹锟要用东北地图,整个第三镇只有吴佩孚有一张在日俄战争时期自己绘制的东北地图,由此曹锟对吴佩孚开始有所关注。次年吴佩孚调任炮兵第三标第一营管带。
  袁世凯当上大总统不久,便开始紧锣密鼓地为复辟帝制进行准备,1915年护国运动的爆发。曹锟部被派往四川镇压蔡锷的护国军。此战吴佩孚不仅取得了泸州、纳溪的胜利,而且还第二次救了曹锟的性命。曹锟感激万分,誓与吴佩孚共进同退、不离不弃,并向袁世凯禀报了吴佩孚的功绩,吴佩孚被授予陆军中将。护国运动的风起云涌,使袁世凯遭遇称帝危机。
吴佩孚与段祺瑞也有一段师生之谊,吴佩孚是从武备学堂出来的,段祺瑞是那所学堂的校长,但两人那时地位隔得太远,段祺瑞还没有注意到这位未来的常胜将军。吴佩孚引起段祺瑞注意,还是因为段祺瑞与郭绪栋有过一席交谈。段祺瑞找到曹锟,说是向曹锟要一样东西,“我不要你金银财宝,我只要你手下的一位小团长。”段祺瑞点明了来意。
没想到刚才说得好好的曹锟立刻翻脸,他问段祺瑞:“当年袁世凯向段大人要小徐子,你为什么不给?”
段祺瑞打个哈哈,他知道曹锟贪财,因此预先声明,因为要举行秋操,他忙不过来,只是暂调吴佩孚,忙过这一阵子就归还,不用担心他抢人才。接着拿军火换吴佩孚,曹锟立刻动了心,他也变了口气:“说定了,那个姓吴的只是借用,到时得还给我的。”
  吴佩孚受曹锟的信任和提拔,“盖北人对长官之忠,非发生于公的意识,全基于私的情感,服从之外,更有报恩的观念。” 所以尽管津洛分歧已久,吴佩孚亦有独领一系的能力,但吴佩孚始终未有取而代之之心,维护着曹锟的地位。“二七惨案”便是曹锟、吴佩孚共同镇压京汉铁路工人大罢工的流血事件实例。
  吴佩孚原是追随冯国璋的“和平统一”,“罢战主和”。然而到了民国十二年(1923年),直系业已独揽大权,吴佩孚却又步了段祺瑞的后尘,开始了武力统一的道路。
  民国七年(1918年)至八年(1919年)间直系兵力日趋强大,从5个混成旅扩大为9个。在军事、政治条件皆成熟的情况下,曹锟、吴佩孚决定与段祺瑞决一雌雄,问鼎中央政权。为加大取胜筹码,曹锟、吴佩孚力争欲雄霸中原的东北奉系军阀张作霖的支持。民国九年(1920年)4月,吴佩孚密联与曹锟及其他一些军阀结成八省反皖同盟。5月,为增强北方直军的实力,积极配合曹锟夺取北京政权,吴佩孚率领第三师及三个混成旅撤离驻守的衡阳北上,沿途突破张敬尧等皖系将领的封锁、堵截,顺利抵达武汉,曹锟、吴佩孚南北呼应。
  徐世昌当政时为安抚势力强大的军阀特设巡阅使制度,各巡阅使兼管数省的军事和民政大权。直皖战争结束后,曹锟由原来的川粤湘赣四省经略使的虚职改任直鲁豫巡阅使,吴佩孚为副使,张作霖任东三省巡阅使,晋授为镇威上将军。北洋政府进入到由直、奉两系军阀共同控制时期。直皖一战吴佩孚虽只是区区的一个师长,但却引起了国际上的关注。
民国九年(1920年)9月,吴佩孚升任鲁豫巡阅副使后便率领他的第三师开进军事重镇洛阳,招贤纳士、筹饷练兵,扩充实力。他把军事指挥机构中心设在原袁世凯的离宫,在其东西两侧新建50多间房屋作为参谋本部给他的幕僚策士居住,在其南修建“继光楼”专门接待中外重要访客。
除此之外,吴佩孚还为学生兵修建了1千多孔窑洞作为宿舍。
吴佩孚同时设立无线电台,修建飞机场,购买飞机,开洛阳航空先河。
  民国十一年(1922年)4月第一次直奉战争爆发。曹锟授予吴佩孚军事指挥全权,代表直系以洛阳之师为主力迎战张作霖,第一次直奉战争使吴佩孚达到了其军事生涯中的顶峰。
值得一说的是在直奉战争期间,故宫三大殿却幸免一劫,其德是吴佩孚利用了他的影响力进行了干预。
民国十二年(1923年),北京政府为解决国会会场狭小问题,决定拆掉三大殿改建为西式议院。吴佩孚听闻后,立即给大总统、总理、内务总长、财政总长发了电报:“据云,百国宫殿,精美则有之,无有能比三殿之雄壮者。此不止中国之奇迹,实大地百国之瑰宝。若果拆毁,则中国永丧此巨工古物,重为万国所笑,即亦不计,亦何忍以数百年故宫,供数人中饱之资乎?务希毅力维一大地百国之瑰宝无任欣辛盼祷之至。”
各报刊争相登载吴佩孚通电,举国上下坚决拥护,故宫二三大殿得以保护。
吴佩孚对曹锟的愚忠,还表现在曹锟贿选丑闻一出后,直系众叛亲离,吴佩孚对此虽然怒发冲冠,但他还是从洛阳赶回北京,戎装上阵。
  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虽然直系完全掌握了北京政权。就当前形势所应采取的方略而言,吴佩孚与曹锟意见相左,力主以武装统一为当前的头等大事,而曹锟却迫切想当总统,认为做了总统再统一也不迟。吴佩孚对其“恩君”“曲进谏言,以挽救其失,万不可动辄谋叛,以陷于大不忠之地步”。在苦劝无果的情况下,吴佩孚回到洛阳集中精力继续苦心经营自己的大本营。
民国十二年(1923年),吴佩孚虎踞洛阳,在其最鼎盛时期,拥兵数十万人,其中直属部队五个师和一个混成旅十余万人,控制着直隶、陕西、山东、河南、湖北等省地盘。当时全国有18个省的督军、总督的代表机构就设洛阳,洛阳成为各方所仰望的中心,被时人称为“西宫”。
吴佩孚五十寿辰时,全国各地来洛阳向他祝寿的达官显贵、文化名人及各国驻华使节就有六七百人之多。由于吴佩孚当时已成为北方实力最大的军阀,洛阳实际上成为了北方的政治、军事中心。按曹锟所言:“只要洛阳打个喷嚏,北京天津都要下雨。”
吴佩孚是北洋军阀集团的后起之秀,特别是20年代以后更是举足轻重的人物。
吴佩孚政治思想方面主要是:传统性的民本思想;传统性的国家统一观;带有传统性的对外关系思想。
  吴佩孚的文化思想:中体西用,倡言中国文化优越论,十分重视作为体的中国传统的忠孝观、夫妇观。
  吴佩孚的军事思想则既具有传统性,又有现代色彩:1、在治军中,利用传统的忠孝观念思想教育,取得了一定效果;但由于社会秩序混乱,传统思想的灌输无法阻挡官兵对个人生存和利益的追逐。2、对舆论战、立体战、情报战有一定的认识。
吴佩孚可以称得上是北洋军阀中最善战的骁将,被誉为常胜将军。“秀才用兵,颇用心计”,秀才出身的吴佩孚是弃笔从戎十分成功的例子之一。吴氏深明韬略,长于治军,故其所部,操练勤奋,纪律严明。绝非他项军队所能及 。
就连苏俄成为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后,为打破孤立状态,基于自身的利益,在对华政策上也企图首先联合握有重兵、正在崛起的直系实权人物吴佩孚,而非执著于中国革命事业,却手无兵权的“梦想家”的孙中山。
自“九一八事变”以来,日本为加快侵略中国的步伐,用尽一切办法收买汉奸为其服务。吴佩孚作为北洋军阀中继袁世凯、段祺瑞之后的中心人物自然成为日本特务的焦点。
对日本的侵略罪恶,吴佩孚是深恶痛绝的。即便流落四川有东山再起之意时,日本特务头子荒木代表日本愿奉送“步枪十万支、机枪二千挺、大炮五百门,子弹若干,此外并助款百万”,但他拒而不受。
  抗战爆发后,日军以吴佩孚名义在河南征召伪军。当得知南京大屠杀的消息后,为表示抗议,他整整绝食一天。国民党军炸开花园口黄河大堤,他为淹死很多日本人而喜,但又为无家可归的140万中国人而悲。日本特务头子土肥原、川本等采取拉拢、威逼各种手段都未能让吴佩孚放弃民族气节。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12月20日,日本侵略者为了分裂中国而搞“华北五省自治”,请吴佩孚上台当傀儡,冀察政务委员会聘吴佩孚为高等顾问。他坚决拒绝。
吴佩孚本是北洋军阀的领袖之一,被认为有“号召力”。日本人认为可以利用,当时任陆相的板垣及著名的特务头子土肥原妄想让吴佩孚与曾任辛亥革命后民国第一任国务总理的唐绍仪合作,成立较大规模的傀儡组织。这个阴谋当时被称为“吴唐合作”。
  吴佩孚的爱国情操与民族气节为世人所敬佩。由于他坚决拒绝与日本人合作,拒绝落水做汉奸,因此招致日本人痛恨,招来杀身之祸。
1939年11月,吴佩孚因吃羊肉饺子被骨屑伤了牙齿,日本特务芳太郎介绍一个日本医生为他治疗,却得了败血症,离奇地结束了一生,是为1939年12月4日。从突患牙病到蹊跷辞世,只有短短的10天。吴佩孚的妻子张佩兰详尽地讲述了那天日本医生在楼下为吴“治牙”时,注射一种毒剂,使吴立时晕倒,张夫人闻讯下楼,吴已气绝身亡。
人们普遍认为吴佩孚死得蹊跷,但由于缺乏资料的佐证,吴佩孚是自然病亡还是被日本人害死至今仍是个谜。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1月21日,国民政府于吴佩孚移灵之日,举办了吴佩孚将军追悼大会,蒋介石亲临致祭并送挽联一副:

落日睹孤城,百折不回完壮志;
大风思猛士,万方多难惜斯人。

民国三十五年(1946年)12月16日,国民政府为吴佩孚举行国葬,葬于北平玉泉山,由军事委员会北平行营主任李宗仁主祭,民国军政要员等近万人参加。
噩耗传出,北平的日本占领军和汉奸政权重重祭奠了这位不肯屈就的大人物,甚至连日军侵华最高司令官也参加了公祭仪式,而华北沦陷区的各省市三日之内均下半旗志哀。
  抗战胜利后,为表彰其保持晚节,国民政府追赠他为陆军一级上将。
  蒋介石评价吴佩孚:“先生托志春秋,精忠许国,比岁以还,处境弥艰,劲节弥厉,虽暴敌肆其诱胁,群奸竭其簧鼓,迄后屹立如山,不移不屈,大义炳耀,海宇崇钦。先生之身虽逝,而其坚贞之气,实足以作励兆民,流芳万古。”
  董必武评价吴佩孚:“有两点却和其他的军阀截然不同。第一,他生平崇拜我国历史上伟大的人物关、岳,他在失败时,也不出洋,不居租界自失。第二,吴氏做官数十年,统治过几省的地盘,带领过几十万的大兵,他没有私蓄,也没置田产,有清廉名,比较他同时的那些军阀腰缠千百万,总算难能可贵。”
  吴佩孚之孙吴运乾这样评价:“先祖父的晚年生活绝不同于其他失败下野的军阀政客。他念念不忘的仍是‘治国、安邦、平天下’,认为自己对国家和民族的兴衰负有责任,尤其不能容忍外族的侵辱。他一生自诩为关羽、岳飞和戚继光,当时社会上有‘关岳吴’的赞许,我家的大门洞还悬有谢觉哉书写的大幅金匾‘元敬再生’。以先祖父这样的为人和心志,后来却身陷日寇侵占下的北平,其心境和遭遇就可想而知了。”
吴佩孚坟茔的确切地址现为北京海淀区四季青乡西洪门村,当地人依坟冢之形称之为“大宝顶”。吴佩孚的妻子张佩兰于1949年10月15日病逝,即合葬于此墓内。吴佩孚的儿子吴道时在1951年7月15日去世,葬于墓前,只培了一土坟。吴佩孚的弟弟是吴文孚,1957年秋吴文孚的妻子陈佩秋病逝,与已故二十余载的吴文孚合葬于墓边,培一土坟。
经过土地改革,墓地以树木为界,划了十亩为私家坟地。1952年,政府曾颁发由北京市长彭真签署的《土地所有权证》。“文革”中,墓地惨遭破坏。“大宝顶”上面被砸出几个大窟窿,土台没有了,地下墓门露出多半截,墓中棺木亦被毁。墓地上的树木和三祖父母、父亲的土坟都不复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