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春雪掩盖了大地上的一切龌龊，世界显得贞洁而纯静，那只是暂时的表面的浮华。父亲被母亲赶走了。他想与孩子团聚的愿望破灭了。缠缠绵绵的春雪还在下。
在雪的诱惑下，邻居的孩子们还在一起堆雪人，在嬉闹中玩耍。我却陷入了失落之中。
这时邻居女孩婉婉走到我跟前，她问我：“刚才那个男人是谁？他向我打听你，他说了你名字。是我告诉他，你就在这里。”
“他是我爸爸。”我低下了头说。
女孩婉婉瞪大了眼：“他是你爸爸，他为什么又走了？”
天公不作美，雪越下越大，我在雪中却感受不到雪花的温柔。对父亲的爱，感情愈深，思念愈重。 今天，在雨雪敲打中，父亲的突然出现，让我感到惊讶，当他走到我面前时，世界这一刻，时间瞬间定格了。
但由于母亲的拒绝，父亲走了。我相信自己对父亲的思念其实並不孤独，因为我的感情寄托一定会留在父亲的心巢之中。
雨雪中的思念是种快乐的孤独。我拥有的是幸福的忧伤，甜蜜的惆怅，因为我知道父亲还活着。
一份懂得永记在心，梦里相依为命，心中的思念泪流雨雪中，父子之情永不变心。
父亲仿若某个过客，携一份希望途径我的人生旅程。
让我浅浅一喜的是女孩婉婉的鼓励，她静静地对我说：“你爸爸一定会回来的。”
2
邻居女孩婉婉将我父亲的事告诉了她的母亲。她的母亲叹了口气：生活总会折磨人，放开点吧，学会解放自己，让自己至少能为自己而活着。
生活中总有一些感动，总会暗香拂袖，盈满心房。应该说，婉婉对我很好，也很善意，我们从没发生过口嘴。她对我是很敬佩的，不仅我是那条弄堂里的孩子王，而且我会画画、剪纸、雕刻，还会做布娃娃、毽子，甚至纺纱和钩围巾。我比她们岁数大，学习成绩也不差，因此还时常成为她们的家庭辅导员。
印象最深的一件事，是发生在我小学即将毕业的那年夏天。
我记得我正趴在家里的那张方桌上，在一张腊光纸背后画包公。我将画好的腊光纸放在铁皮做的学习填板上，用一把锯条做的小刻刀在刻纸。
婉婉推开了我家的门。我抬起头来，她对我喃喃地说道：“我想请你帮忙剪一对鞋样。”
我很得意：“这也算事？行，剪什么样的？”
她诺诺地说道：“你给艳玲剪过喜鹊梅花，给我也剪一对吧。”
艳玲是住在前客堂的那个邻居女孩，她比我小四岁。艳玲常坐在楼梯口做作业，见到我总会甜甜地一笑，她有两个非常漂亮的酒窝。
艳玲的哥哥与我小妹同岁，但不在一个学校学习。小妹学习成绩很好，从没挨过骂。而艳玲的哥哥是个淘气鬼，功课总是拉下，要么是大红灯笼挂一串。
艳玲兄妹俩也与我兄妹俩青梅竹马地在同一个石库门里长大。
婉婉说，让我为她剪一对喜鹊梅花，要与给艳玲剪得那对一样，我爽快地答应了。不过，我对她说：“好吧，我为你剪鞋样。但我不喜欢干重复的事。”
我找来一张红纸，对折了一下，想了想，剪了起来。婉婉在一旁瞪大了眼，看着我手中的剪刀，不停地灵巧地转动着。
不一会，我展开剪纸，一对秀美的鸳鸯戏水剪纸栩栩如生地出现在她的面前。我将剪纸放在桌上用手去压平折痕，不料，一阵微风从窗外飘入，将其中一张剪纸吹到地下，我和婉婉同时弯腰去捡，我的手刚触摸到那张飘到地上的剪纸时，她弯腰时没留神，衣角将放在桌上的剪刀带落地下，剪刀在堕落地下时，剪刀口不巧碰到了我的左手食指，她“哇”地一声叫了起来。
婉婉赶紧抓起我的手，我的手指上淌出了血，一滴血凑巧又掉在桌上的剪纸上，血滴在鸳鸯翅膀上渗透着，留下了一滴血迹。
她慌乱了。而我呢，用嘴吮着砸伤的手指：“没关系。擦破点皮。”
自那以后，婉婉待我特别好。她告诉我，她和弟弟都出生在香港。她的大姨妈有时会送一些从香港带来的糖果，她就会乘我不注意时偷偷地塞到我的嘴里。
有时，她还会与我打闹，甚至抢走了我的照片。我追要了几次，她就是不还给我，还要气我。
有一天清晨，我端着垃圾畚箕准备倒垃圾，她也拿着垃圾畚箕去倒垃圾。我就对她说：“这些垃圾，又重又脏，我来帮你倒。”
我将她的垃圾畚箕压在我的垃圾畚箕上，她急了：“不行的，太重了。”
我笑了笑：“没事。”我去倒好垃圾时，她居然一路跟着我。
以后，她见我去倒垃圾时，也常会与我一起去倒垃圾。
但我不记得那时，我们都说些什么。
3
在通向三层阁楼的楼梯下有一个小空间，母亲就将垃圾畚箕和扫帚放在那里。没想到为了这个小小的空间，婉婉姆妈与母亲发生了矛盾，甚至争吵了起来。
我小妹站在母亲一边，对婉婉姆妈扯开了大嗓门。而我却躲得远远的，我没有加入这场“土地使用权”的争夺战。婉婉也没有加入。她与往常一样，仍然与我一起去倒垃圾，也一路上总是说说笑笑。
有一次，婉婉将我叫到她的家中，从床铺下拿出一本厚厚的杂志给我看，她翻开杂志，每一页码都夹着一张用红纸剪的鞋样，鞋样的图案有凤舞牡丹，有喜鹊梅花，有鸳鸯戏水，有狮子绣球。真可谓琳琅满目。我惊呆了，这些鞋样几乎全是我帮她剪得，没想到自己剪了那么多，也没想到她保存了那么好。
她拿起一张剪纸问我：“你看，这对鸳鸯戏水，剪得多好，这还是我特意留下的呢。你知道是谁剪的？”
我拿起这对剪纸，神秘地对她说：“这对拖鞋花样是我剪的吗？”
她瞪大了眼：“不是你，还有谁？你瞧，这里还有血
迹呢，这可是你让他留下的纪念。”
我拿起剪纸，果然在一只鸳鸯的翅膀旁，看到了上面留有浅浅的血迹。
婉婉拿起那张带有血迹的剪纸望着我说：“我每次看到这只血溅鸳鸯，就会想起那次的事。还是你留着吧，也算对我们的少年时光的回忆。”
我将那对鸳鸯剪纸夹在杂志中，交还给了她：“我马上要进中学了，也许，你说得对，我们的少年时代结束了。”
她在翻杂志的时候，从杂志中掉下了一张她的二寸照片。她捡了起来，看了一会，对我说：“这张照片送给你吧，我可能要去香港了。留作纪念吧。”
几天之后，我收到了中学录取通知书。
4
事实上，在那个年代，邻居女孩婉婉不可能去香港，那只是她的一个梦。
我收到了中学录取通知书那天，女孩婉婉告诉我一件事，那是关于我的父亲和母亲的事。
女孩婉婉对我说：“你父亲来找你们时，你母亲为什么拒绝了她？”
“不知道。我至今也不明白，我和我大哥也没敢问她。因为母亲恨父亲。”我说。
“不，”女孩婉婉对我说：“其实，你妈妈是希望你们有爸爸的存在，她也不希望永远失去丈夫。”
“你怎么知道的？”我问。
婉婉对我说：“是我妈妈对我说的。你有一个叔叔，也就是你爸爸的弟弟，是你婶婶写信告诉你妈妈，你爸爸曾从合肥去过太原，他是去看望你叔叔和婶婶。那时你父亲身无分文。连象样的衣服都没有。你婶婶脱下了自己的棉裤送给了你爸爸。”
婉婉又告诉我：“你叔叔没能收留你爸爸，因为受你爸爸的影响，你叔叔受到了组织审查。也许又要开展政治运动了，我不知道什么叫政治运动，但我妈妈对我说，政治运动就是批判斗争，抓坏人。你爸爸和我的父母一样，都被说成是坏人。你爸爸如果回到上海，住在你家，你的母亲就会被批斗。你妈妈为了与你父亲划清界线，不得不将你父亲交给了派出所。”
我傻眼了。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年代里，我还得学会与父母斗。这就是中国社会的特色。
后来，我从我大阿哥那里明白了母亲的心愿：她希望我父亲重新做人，重新归队，做一个对社会有用的人。母亲的弟弟和弟媳，小妹和妹夫，都是军人，都是共产党员。母亲不能认可和接受自己的丈夫是个被共产党和政府定性为坏分子的人。
5
我化了近5年的时间，终于完成了自己的第一部自传小说，并于1989年12月由海燕出版社正式出版了。这是一部关于我童年生活经历的书。
时间一晃，就是近30年过去了。我写了不少书，但就是没能继续写我的第二部自传小说。并不是没有时间，也并非不想写下去，而是随着时间的流淌，社会变了，人的思想也变了。生活中有太多的不公平，尤其是有太多的看不懂，过去的一切居然全是一场噩梦。
自己是共和国的同龄人，是随着共和国的脚步，一步步走过来的。
自己原以为，自己和家庭的不幸，只是个人的事，后来才真正地明白，任何人、任何家庭的不幸，其实都是社会的不幸。
我站在社会的角度，重新审视人生，审视社会，才发觉曾经走过的路有多么地荒唐。
我这一生喊过太多的口号：
东方红，太阳升……
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三年准备，十年建设……
打退资产阶级的猖狂进攻……
敲锣打鼓进入社会主义……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大鸣大放、畅所欲言……
反右运动、除四害运动……
三面红旗、赶英超美……
不怕做不到，就怕想不到……
共产主义是天堂……
这是我童年和少年时代的口号生活。
斗柄回寅，星移物换。
我一路将口号喊过来，走过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春秋。
口号的力量确实是巨大的，大到不知什么是真话，大到不知世界究竟有多大。
童年、少年，在口号声中度过了；接下来的文化大革命，又让我的青春淹没在口号声中……即使变老了，仍然生活在口号声中。
一年一年地过去了，留给我的记忆，除了口号，还有什么呢？
今天是2020年7月4日，也是我的70岁生日。我重新整理和完成了我的第一部自传体小说，那是我的童年和少年时代的故事。
我将写第二部自传，写我在口号声中度过的文革岁月，重新反思自己，反思我们的国家，反思中国人的口号生活。
我们没有理由拒绝理性的反思。
2020年7月4日星期六
写于上海恒易斋
这是我的自传体小说《解放自己》第一部《难忘的少年时代》最后一章。我用解剖自己的方式，记述了中国上世纪50年代至60年代初的磨难经历，只有认识自己，才能解放自己，童年少年一去不返，但记忆却永远不会遗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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