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生与死的距离到底有多远？人老了，也就看淡了人生，对死亡并不感觉恐惧。其实生与死的答案唯有一种：生与死只隔有一层纸的距离。我只是觉得生与死应该会很近很近，就像摔一跤，生一场病，出一次车祸，或许遇到了一场瘟疫和一场天灾的突袭，都可能捅破生命这层薄纸。
我的中晚年时期，经常会去殡仪馆参加追悼活动。因为我是个摄影家，中年时，无论是单位或朋友间，只要有人死了，总有家属希望我去帮助拍摄追悼仪式。上海龙华殡仪馆的化妆师是我的朋友，他对我说：由于我的职业是为死者化妆，很多人都怕与我握手。
当我步入老年生活时，昔日的师友渐渐仙逝，我必须前去追悼。对殡仪馆也就越来越熟悉了。
我念中学时的校长去世了，我参加了葬礼。肃然，悲恸的气氛，连空气里都凝漫着那一股沉重的哀伤，昔日的老师和同学，每个人都垂下了头，努力想忍住已聚集在眼眶里的泪水，可是眼泪还是不听使唤地猛掉猛掉。也许是在心里早已崩溃的情惑，也许是那种压抑不住的哀伤，再多的也许，也抵不过失去母校校长的痛，那是一种用言语无法表达的伤惑，是一种找不到文字来禅述的痛。因为我对校长有着特殊的感情。此时，可能也只有眼泪，才是我们唯一可以用来发泄的方式，以后则是一生的悼念，无可避免。
上海市龙华殡仪馆前身为龙华公墓，始建于1952年，1954年市政府批准将龙华公墓一分为二正式成立龙华殡仪馆。位于徐汇区漕溪路210号，占地面积4.4万平方米，建筑面积1.4万平方米，绿化面积2.1万平方米。
龙华殡仪馆的兴建成为上海市全面推行火葬的一个历史性标志。1984年更名为上海市龙华殡仪馆。年殡殓量高达2.7万具，堪称世界最大的殡仪馆。
龙华殡仪馆以前叫龙华火葬场。我第一次知道听说龙华火葬场，那是我即将进中学的时候。是我大哥告诉我的。
2
我大哥在区房屋管理所工作，当时是个木工。他和同事们接受了一个任务，到龙华火葬场进行房屋维修。
我大哥负责停尸房的门窗修理。几个同事见到一具具尸体排放在床上，吓得都借故躲避了。我大哥胆大，他居然跑到那些摆放尸体的床前，察看那些刚送来的尸体。
在一位殡葬工的带领下，我大哥还去了洗尸房，房屋中间是个很大的洗尸池。我大哥对我说：那些赤裸的尸体就抛在池水里，洗尸工用笤帚涮他们僵硬的身子。
殡葬工给我大哥讲述了有关上海殡仪馆的历史。
在十九世纪末，上海已经出现了一个专理外侨殡殓的场所，叫“松茂洋行”，由英国人韦伦斯开设，在新闸路28号(现1026号)。之后于1924年，美国纽约中华凯司柯达公司在上海胶州路207号开设“大礼行”。次年，通过登报征求名称，最后定名为“万国殡仪馆”，意为为各国亡人办理丧葬仪式的场所。
1934年，经理斯高塔见美国公司不想继续经营，便乘机筹资受盘，独立经营。他一改经营方针，除了继续为外侨服务外，把主要服务对象转向了中国的富商显贵、海上闻人和上流人士。从汽车接尸、整容化妆、着衣成殓、中西棺柩出售、联系墓穴、制定碑牌、申请火葬、代领骨灰，以至于代请和尚、道士、尼姑做佛事，扎纸、结彩、挂堂幔，代办客饭，寄存棺柩、骨灰等一切事务，全套代办，不需要丧家费心。一时生意兴隆，应接不暇。
外籍人士创办万国殡仪馆后，一商人见此业获利颇丰，便在1928年斥资于华德路高郎桥创设了小规模的殡殓场所，兼营寄柩所，定名为“大同公所”。1931年，南昌人陶醒予以恢复中华传统礼仪为名，创办中国殡仪馆，是为中国人开设的第一家私人殡仪馆。此后，一些老板纷纷集资开办殡仪馆，在沪西一带相继出现了上海殡仪馆、中央殡仪馆等。
3
那个给我大哥讲述上海殡仪馆历史的殡葬工，其实是个民国收尸人。他叫施小政。
民国时期，不少孩子因天气或疾病夭折。通常他们都会被家人丢弃在路边或墙角。每年的这个时候就会有收尸人走街串巷用草席和小棺材将他们收殓，给他们以最后的尊严。
收尸人是一项职业，也是一个给孤苦伶仃的人最后一点庇佑的人。
“人死为大，无论他们过往功过如何？总会想要亲人陪伴最后一程！”因这个执念，施小政长年来为落难街友收尸；他说再困难也要锲而不舍为他们寻亲，希望有亲人为他们送终，让他们得以落叶归根。
收尸人施小政在民国时生活在北京。当时老北京各城门之外不远的地方，都有义地。这些地，有的属于行会，用来埋葬孤苦伶仃的同行同乡，有的属于寺庙或其他慈善组织，用来埋葬那些无家可归，倒毙街头，俗称“倒卧” 的人。
施小政的父亲在普济堂打工，普济堂属于前清慈善机构，广安门外湾子村有一块义地。1905年在朝廷新政运动中，普济堂改名为教养局。但是附近老百姓依旧称呼那里是普济堂义地。民国初年，管理义地的是三个当年从外省逃荒到京城，被普济堂收养下来的乞丐。其中两个人是瞎子，每天在义地里挖坑埋死人。一个是哑巴，姓毛，每天赶着牛车到城里去收“倒卧”。那牛车后面挂着一面横幅，上面写着“陆地慈航”四个大字。
除了收死人，毛哑巴经常遇到活人，那就是被遗弃的活婴儿。毛哑巴就把活婴儿放在死人尸体上，一起拉回来，然后把活婴交给普济堂管收养婴儿的婆子，把死人就交给瞎子，让他们埋了。
早些时候，毛哑巴看见路边有死人，就把死人抱上牛车。后来新政改良，有了巡警局，上面下了新规矩，任何路边无名尸体，必须有巡警开具的死亡证明，方可拉走。所以毛哑巴见到路边死人，就先翻看有没有巡警留下来的死亡证明。如果没有，毛哑巴就赶着牛车到别处去，等过后，估计巡警处理完了，再绕回来，把尸体拉走。
那时候，在街面巡逻的巡警，身上总是踹着一个小本，上面有盖好章的死亡证明。特别是在冬天，几乎每天都有冻死在街头的倒卧，巡警看看没有可疑之处，就撕下一张死亡证明，填上几个字，塞在死人的脖领子里，等着毛哑巴这样的收尸人来收走。
拉回义地之后，尸体交给那两个瞎子去埋葬，毛哑巴把死亡证明压在褥子底下收藏起来。等过一年，没有人来问，毛哑巴就把旧的死亡证明扔掉。
1938年，占领北京的日军在东直门外修建了火葬场，无名死尸都统一由警察局集中处理，送到东直门外。这时候，毛哑巴也老了，赶不动牛车了，他依旧还住在义地边上，跟那些被他拉回来的亡灵做伴。
从1905年到1938年，毛哑巴收到和扔掉数不清的死亡证明。但是其中有一张，毛哑巴始终珍藏，压在他得褥子底下。那是1919年的秋天，毛哑巴在虎坊桥收到一名年轻的女尸，他把她抱上牛车的时候，身体还没有发硬，还是软乎乎的，头发上还散发着香气。据说这个女人是个无照经营的暗娼。当地的巡警早就警告过她，做暗娼危险。但是她不听，终于让巡警看到她死在路边了。
这个死去的暗娼是毛哑巴一生中抱过的最年轻最漂亮的女尸。所以毛哑巴忘不了她。他记得她在义地埋葬的地方，并在旁边划出一块空地，留给自己。
1945年春天，75岁的毛哑巴也病死了。义地的邻居们，按照他的遗愿，把他埋葬在那个暗娼旁边。
施小政的父亲也由此接替了毛哑巴的工作。
4
在普济堂的一位长者安排下，施小政的父亲于1947调到了上海，成了上海普善山庄的收尸人。
上海普善山庄位于闸北区普善路，它南起大统路，北迄柳营路，虽是一条小路，却是闸北区南部的一条交通要道。由于历史的原因，普善路两侧都是棚户简屋，是劳动人民集中居住区，有闸北区“穷街”之称。
由于历史的原因，普善路两侧都是棚户简屋，和各类小店，
普善路上，卖油盐酱醋和日用品的小店很多，卖大饼、油条、豆腐浆、小馄饨、粢饭团，阳春面的饮食店也有好几家。
普善路得名于普善山庄。本世纪初，许多穷人衣不遮体，食不饱腹，那时一夜北风起，一些被冻死的叫化瘪三、烟鬼老枪及弃婴的尸体在街上到处可见。于是有钱又想做善事的人便办起了专事收殓马路尸体的慈善事业。
民国初，由沪商王骏生、李谷卿、朱鉴堂、陈少舟、庞竹卿等捐资，在闸北太阳庙中华新路北今闸北区法院、闸北十中、普善路一小，地方建起了普善山庄上海的普善路和普善山庄。取名“普善”，是想让穷人死后有一个安然的去处。一些上海名人王一亭、虞洽卿、杜月笙、黄金荣等也挂名为山庄的董事。山庄建立以后，发展迅速、规模较大、影响广泛，不久就成为上海市最大的慈善团体。
普善山庄用募集到的善款辟建义冢地，以掩埋、火化倒毙街头的“露尸”。
另设有施材栈，向贫穷死者免费提供棺木。当年设在江宁路上的普善山庄施材栈长年生产刷有蓝底白十字标记的薄皮棺材，并在江宁路桥北堍附近建有义冢地，在成都路桥南堍辟筑露尸火葬场。普善山庄的路对面是尸骨和火化后的骨灰存放地。
普善山庄初购荒地九亩，后扩充至五十多亩。办义学于彭浦乡、设普善医院于新民路、设分庄于南市西门外斜桥、增置义冢地800亩于大场（后被日军强占为军用机场），日军侵华，山庄办事处迁入当时的英租界北海路210号。山庄的材栈设在戈登路（今江宁路）、康脑脱路（今康定路）口的东南角专制各档寿材，以大量的薄皮棺材为主。
普善山庄另在龙门路（今武胜路）还设有一个小村栈，暂厝未及埋葬或火化的尸体。
“八一三”抗战，国民党空军在轰炸日军出云舰的返航途中，因失控将一枚炸弹误落于人流最多的大世界附近，立时炸得人群血肉横飞，尸陈遍地，当场炸死2000多人。山庄出动全部收尸车并租借了多辆卡车到现场收拾残骸，一时竟使龙门路材栈堆尸如山，血水渗流，运往大场埋葬，化了两天时间才清理完毕，尸骸运往大场公墓埋葬。
施小政的父亲回忆普善山庄历史时说，普善山庄在斜桥设分庄。主办施舍棺材、掩埋露尸,兼办施诊给药等慈善事业。经费向社会各界劝募。初创时,普善山庄雇佣夫役穿蓝底白十字号衣,殓收上海、宝山两县境内路尸、暴骨，掩埋于所置义冢地。民国10年，在新民路建普善医院，设中、西医部，每天施诊给药300号左右，夏季增开时疫诊所。民国13年10月，普善山庄组织4支临时掩埋队，分赴嘉定、浏河、南翔、松江等地殓葬在军阀战争中的战区死亡兵民。
民国21年一二八淞沪抗战后，慈善经费筹募困难。民国26年八一三淞沪抗战中，普善医院、斜桥分庄等毁于日军炮火,至40年代中期,经费更加紧缺。民国37年5月,上海市参议会第五次会议,议决拨款1000万元资助。
1954年,普善山庄由上海市民政局接收。1956年,在普善山庄及原义冢地建普善路铁路新村、苏家巷居民村等。
5
施小政继承了父亲职业，也是一名收尸人。但施小政不在普善山庄打工，而是在联義山庄。
普善山庄和联義山庄虽然都是民国时期上海的殡葬相关机构，但性质完全不同，一个是公益，一个富商私营。公益是最纯正的公益，私营是早期的民营。
普善山庄取其“普善”之名，是想穷人死后有一个安然的去处，富人也想得到一点心理平衡。一些上海名人王一亭、虞洽卿、杜月笙、黄金荣、王晓籁等也挂名为山庄的董事。山庄建立以后，发展迅速，规模较大，影响广泛，不久就成为上海市最大的慈善团体。
普善山庄解放后在原有建筑的基础上改为普善路小学，在这个小学读书时流传着很多的鬼怪故事，后来小学拆除，改建了几幢楼盘，不知买下这里楼盘的业主知不知道这里曾经是堆放死人的山庄。改革开放后新命名的还有普善新苑、普善电站等。
“普善山庄”是上海最原始的殡葬公益事业，而联義山庄就不同了。
民国13年(1924年)，广东籍富商林镒泉，购市北郊空地10亩，营造私家坟地，内广植树木花草，人称林家花园。后由粤商联合会接办，为专营葬广东人墓地，定名联義山庄。墓园葬有阮玲玉等达官显贵、社会名流坟茔。
联義山庄埋葬的上海名人有杨杏佛、潘公展、阮玲玉、周璇、国民党上海市长吴铁城的父母、永安公司老板郭氏家族等，上海沦陷时期，山庄被日军侵占，墓园荒芜。抗日战争胜利后修整。
解放初，墓园面积扩至200余亩，内栽植松、柏、枫、樟等名贵树木，墓区常年碧绿苍翠，为上海市甲等公墓。至1956年，山庄埋葬棺柩4万余具。是年7月，联義山庄由上海市殡葬管理所接管，改为市办公墓。
1966年，联義山庄坟墓在文革中拆废，后原墓园扩建上海鼓风机厂。
施小政是在联義山庄由上海市殡葬管理所接管时调到龙华火葬场工作的。
施小政调到了龙华火葬场后，他经手收尸与送终的落难街友，不计其数。看尽了人生悲欢，人情冷暖。因为有的死亡者，居然遭亲人拒认。有人因车祸死亡，却一时找不到死者家属。施小政说，我希望有亲人为他们送终，让他们得以落叶归根。但现实却总不能了却这些心愿。
我大阿哥给我讲起这些故事，总会叹息地说：你看到过龙华火葬场的大烟囱吗？你看到过焚尸炉吗？
尸体推进焚尸炉，进去三刻钟，出来几两重，手捧骨灰盒，眼望大烟囱，灰飞烟灭，人生如梦。
懂得了生死，才能知晓珍惜我们的现在；懂得了生死，才能明白我们的得与失。我们应该找回我们所不该丢失的一切。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