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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2日星期五

第四章第二节(8) 汪精卫和陈璧君之死  



沈阳先生 撰稿

  陈璧君(1891年11月5日-1959年6月17日)是汪精卫之妻,字冰如,民国政客,原籍广东省新会。1891年11月5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乔治市,为南洋巨富陈耕基之女。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民国27年)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汪精卫及其支持者协商善后对策。此时,陈璧君力主对日本和平。同年12月起,汪精卫夫妇等人经河内逃往上海。
1939年(民国28年)8月,汪精卫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璧君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0年(民国29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政权)成立。3月,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任伪国民政府主席,陈璧君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第一夫人”。
  在汪伪政府中,陈璧君任中央监察委员,后又兼任“广东政治指导员”。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病死。汪精卫的尸体被抬回南京,很快举行了葬礼。办完丧事,陈璧君带着一群亲信,回到了广东。伪广东省省长此时已换了她的妹夫褚民谊,陈璧君还想凭借这层关系继续维持在广东的统治。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下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陈璧君惶惶不可终日。
  大约过了半个月,军统人员把陈璧君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全部收缴,用一架军用飞机将陈、褚押往南京,关进了宁海路25号看守所。陈璧君开始了她的囚徒生活。
1945年12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明令由各省区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审理汉奸案件。条例规定,凡犯了通谋敌国十二项罪行中的一项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陈璧君自认必死,听候死期。
1946年2月16日,徐文祺对陈璧君说:“汪夫人,请您预作准备,明天上午9时离开南京去苏州。”
  第二天上午,陈璧君及褚民谊、陈公博乘囚车去火车站转乘火车到苏州,被押入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
  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经多次侦查,以汉奸罪对陈璧君提出检控,列举她五大罪状。
  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公审陈璧君,由于她是汪精卫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苏州市民倾城而出。正如《申报》报道:高等法院满坑满谷,争看头号女汉奸。
  审判长孙鸿霖、检察官韦维清、推事石美瑜与陆家瑞、书记官秦道立等入庭开座。
  陈璧君拒不认罪,与检察官展开针锋相对的舌战,矛头不时指向蒋介石。
  4月22日下午,审判长在法庭上宣读对陈璧君的判决书。
1949年4月,苏州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苏州后,陈璧君从狮子口监狱移解到公安局看守所。
7月1日,上海解放以后,陈璧君又从苏州解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陈璧君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很深的抵触情绪,拒不承认自己是汉奸。
  1959年5月2日,陈璧君再次入院,医生诊断是心脏病、支气管炎、高血压并发,虽全力治疗,不但不见好转,反而又并发了大叶性肺炎。
  一个多月中,院方先后为她做了15次血液检查,3次X光透视,2次心电图,4次输氧,7次重病情报告。
  1959年6月17日,陈璧君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时年67岁。
  陈璧君的子女解放前都去了国外,她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尸体由其在上海的儿媳之弟收殓火化,骨灰送到广州。第二年秋,陈璧君的骨灰由其子女撒入香港附近的大海里。
陈璧君的父亲是陈耕基,母亲为卫月朗。
  陈璧君有二个弟弟。弟陈耀祖,汪精卫政权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弟陈昌祖,汪精卫政权空军中将。历任航空署署长、中央大学校长、中政会军事専门委员会委员。
  汪精卫和陈璧君夫妻二人共育有六位子女(其中之一夭折)。
  长子:汪文婴(1913年-)曾留学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后来任汪精卫政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军需处处长。晚年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长女:汪文惺(1914年-)早年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学习,后来在香港任教于多所小学。退休后定居美国新泽西州。
  次女:汪文彬(1920年-)曾任印度尼西亚政府医药部门高级主管,后来在印度尼西亚当修女。
  三女:汪文恂(1922年-2002年)早年为父亲汪精卫整理文稿,后来任香港大学教育系教授。
  次子:汪文悌(1928年-)自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来在香港从事桥梁建筑工作。



第四章第二节(7) 汪精卫重建“黄埔军校”那些事




沈阳先生 撰稿

对于黄埔军校,议论的人多了,也就多少知道些关于黄埔军校的那些事。但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黄埔军校,一个在广州,一个在南京。
我们常说的黄埔军校历史也就是孙中山创建于广州的那个黄埔军校。蒋介石是校长,但汪精卫曾是党代表。
当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占领了广州,黄埔军校已经不复存在。

  两个“黄埔军校”的同时出现,是一段国民革命的历史,也是一段国民党内斗的历史。对20世纪的政治而言,枪杆子是决定成败的最关键。
孙中山早期依赖的就是日本人的支持,但他在世后期,却与苏联建立了同盟,诉求之一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殖民。
在日本的文宣里,将白种人赶出亚洲,建立新的大东亚共荣圈一直是重点。但大不同的是,日军已直接挥师杀入了中原,不是攻陷租界,而是先占据华夏领地。
日军入侵带来的一个变化是,它为国民党内部分裂再次提供了契机。
国军的战力与日军相去甚远,蒋介石坚持抗战的一个后果是,军民伤亡惨重。
汪精卫不是唯一质疑抗战的人,但他显然是走得最远的那一位。
  汪精卫和孙中山关系甚密,可以说他是孙中山指定的接班人。孙中山当年追随苏联,因为苏联在1920年代是世界反对侵略与殖民的中坚,汪精卫是紧跟孙中山的坚定支持者。但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汪精卫投入了日军的怀抱,虽然汪精卫也以反对西方殖民为号召,他为了避免“汉奸”的口实,他争取过“最高军权的独立性”,也试图通过创建新的黄埔军校来培植个人权基。国民党发展壮大的历程,让他再清楚不过军事的重要性。
  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投靠日本侵略者,建立伪国民政府,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沦陷地区扶植的一个汉奸傀儡政府。
  为了和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汪精卫以三民主义信徒自居,标榜是正统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沿袭中国国民党旧制,将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青天白日标志和中华民国国歌作为国旗、国徽和国歌,在国旗上方另加长三角布片,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以示区别。
广州沦陷,原先的黄埔军校也不复存在了。汪精卫决定恢复和重建黄埔军校。
最初汪精卫是希望在原位于广州的黄埔军校校址上重建新校,拿回来比较适宜,脸面上也好看。但是那里已被日军侵占后变成了日军“东部地区警备司令部”,而且还驻扎了一部分日军,日军不肯让出,让汪精卫无可奈何。
  早在1940年1月,汪伪国民政府尚未在南京建立以前,就已经在广州成立伪中央军校广州分校;1939年12月,还在上海江湾成立伪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汪伪政府建立以后,伪军官训练团结束,汪精卫开始筹备在南京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新黄埔军校)。
在中央军校筹备时期,横在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校址问题。广州黄埔军校已被日本人占领了,那么南京中央军校究竟应该设在什么地方呢?
这时,隶属于伪第1方面军的“绥靖军官学校”奉令结束,伪军委会便決定以该校为校址,该校所有房屋场地、设备用品,在1940年12月16日由伪中央军校筹委会派员接收。
当时伪中央军校学生训练所用的步枪、轻重机关枪、山炮、野炮、坦克车等,都依赖日军分期让渡,才使教程进度按照原定计划实施。
汪精卫在南京重新建立了汪精卫在1941年9月16日于南京创建了新的“黄埔军校”,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伪中央军校),为汪伪政府的伪军培养军事骨干。
汪精卫亲任中央军校校长兼党部书记长、校务委员会主席。顾问、幕僚长、辅佐官和教官中,充斥着日本人的身影。
伪中央军校成立后,沿袭黄埔军校组织系统编制,汪精卫亲书“智深勇沉”四字作为校训,照抄黄埔校歌之谱,重新填词作为校歌,校旗上方加长三角布片,上书“和平反共建国”,打着““复兴中华,保卫东亚”幌子,欺世惑众。
1941年暑期,伪中央军校筹委会在沦陷区南京、北京、汉口、广州等四处,成立招生办事处,并聘请多位专家为典试委员,开始进行一切招生事宜。所有试题由各典委分别拟定,各地同时同日举行考试,试毕,汇集各处试卷,送会评阅,录取初高中生千名,来南京再行复试并重验体格始得入学。该校将录取的千名新生编成入伍生团,规定入伍期间为6个月。
1942年3月16日,911名学生正式分科编队入学,此称伪中央军校第1期(日本投降时,办至3期),毕业时印有同学录,封面烫金精装,汪精卫为混淆视听,伪名“黄埔第1期同学录”。 
  1943年10月16日,《申报》报道了伪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典礼时的情况。汪精卫在现场训词中提及:想起民国十三年间中央军校在黄埔成立,举行第一期学生开学典礼的时候,国父亲临致训,并命我作祝词,祝词后来作成军歌,继又作成国歌,我们现在所唱的国歌,就是当时的祝词,回想起来,诚令人不胜感奋。
  汪精卫仍试图维系孙中山衣钵传人的地位。在伪黄埔军校,高悬着孙中山的画像,政治课中,汪精卫所诠释的三民主义仍是必修课,与“和平反共建国”理论相映照。此刻,汪精卫其实已背叛了孙中山当年的“联共”政策。
而在后方的重庆和延安,同样尊奉孙中山的国共两党,以黄埔系为中坚的抗战将领,正在苦撑待变。

汪精卫1944年11月10日病死于日本之时,抗战的胜利已指日可待。伪“黄埔军校”终究未成气候。
  伪中央军校之成立,真是劳民伤财,惨淡经营。在筹备时期,支出各种费用总计约554.79万元。以第1期学生911名计算,每一名学生之录取,要支出6089元强。由此可知,伪政府对学生待遇之优厚,实乃利用笼络、欺骗、威胁等手段,达到迫使学生成为汉奸卖国贼的牺牲品之目的。人们戏称汪精卫建立的伪“中央军校”是短命“黄埔军校”,是出重金批量培养卖国贼。因此南京时期由汪精卫一手重建的短命“黄埔军校”,被悄然地掩埋在黄埔历史之中了。
令汪精卫意料未及的是:1947年2月,民国国防部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就设立在伪黄埔军校的大礼堂。
值得一说的是,那个时候,广州毕业的黄埔学子已各拥其主展开了大规模的内战,国军的颓势已现。曾在国民党一蹶不振之际给予援手的苏联,最终选择支持了中共。
蒋介石在这一年卸下了黄埔军校校长的职务。
新的枪杆子开始打造新世界,一个旧时代也行将落幕。
  

第四章第二节(6) “后孙中山时代”的汪精卫和黄埔军校



沈阳先生 撰稿

  当孙中山1925年3月因病去世前,他北上可谓全无成果。汪精卫成为受托撰写总理遗嘱的那个起草人。
  “我看你们是危险的呵。我如果死了,敌人是一定要来软化你们的。你们如果不被敌人软化,敌人一定要加害于你们。如果你们要避去敌人的危险,就一定要被人软化。那么我又有什么话可讲呢?”(雷鸣《汪精卫先生传》,1944年政治月刊社出版)这是汪精卫回忆的孙中山临终前病榻上所说的一段话,他原本不想立什么遗嘱的。
  或许这段话,最能真实反映在接连失败中即将撒手人寰的职业革命家孙中山内心的忧虑。黄埔军校刚刚创立不及一年,“党军”尚不具备对抗敌人加害的能力。
汪精卫以党代表的身份,在1926年3月黄埔军校成立典礼上训话时,这样讲述黄埔军校成立的背景:
“本来陆军军官学校成立的时候,是叫做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那时候为什么要叫做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因为在民国十三年,所有的军队,名义上虽是总理的军队,大元帅指挥的军队,实际上杨希闵、刘震寰等,他们各有各的目的,并没有依照大元帅的计划去做。大元帅是努力于国民革命工作,而统率中国国民党党员同帝国主义和军阀奋斗的,看见这种军队,使他非常失望,所以,那时候就决定要创设这间学校,纯粹本着中国国民党的党纲和总理的指导去训练武装党员,希望在这学校里养成一班有主义有纪律的下级干部,然后再来组织党军。”(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黄埔潮》开学纪念特号,1926年3月8日)
两年之后,轮到汪精卫取代孙中山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上训话时,他唯一引用的孙中山的原话,是孙中山5月5日在黄埔军校成立时所讲:“陆军军官学校成立,国民党能够得到一个新生命……我们要打破困难的环境,我们要欢迎一个‘死’字!”(国民革命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政治部《黄埔潮》开学纪念特号,1926年3月8日)
勇敢赴死,是孙中山对革命军的一贯要求,他反复多次予以强调。从此以后,国民党的确凭借枪杆子得到了一个新生命,也的确有太多人——包括革命的对象和革命军人本身,被这个“死”字魔咒附体。

  在黄埔初期的实际运作中,出力最多的是校长蒋介石和党代表廖仲恺。汪精卫虽然在政治教学中担当重要角色,但也如其他当事者所回忆的那样,在1924年8月广州商团兵变之后,他和其他政治要员忙于应付时局,来军校演讲的次数少了。
镇压商团兵变,是黄埔建军后的第一役,小试牛刀,就取得了胜利。但在当时,商团起事对国民党仍构成不小的考验。
财政短缺,始终是困扰孙中山的一大难题。沉重的税捐近似于竭泽而渔,是导致商团反叛的一个重要原因。
陈炯明等军事威胁的存在,和看不到出路的财政危机,加上商团的挑战,黄埔军校当时的处境,远不像现在主流史学家所撰写的那样光鲜。
但黄埔军校靠战争大放异彩,却大抵是在孙中山去世后才发生的事,而汪精卫则是“后孙中山时代”接班人竞争赛的第一轮胜利者。
汪精卫作为军事委员会主席,他名义上掌握最高军事权力,却终因没有黄埔的嫡系力量,因而在与蒋介石的进一步较量中败北。
孙中山逝世后,廖仲恺、胡汉民、汪精卫都成为领袖人物。
廖仲恺因左派关系,得不到国民党右翼的支持。
胡汉民是民初“四督”之一,又是代帅,跃为国民政府主席,似乎顺理成章;可是他对平定“刘杨叛乱”不力,得不到许崇智的支持,加上平日尖酸刻薄,好骂人,党内恶感颇多,支持率也低。
汪精卫在“一大”后支持“三大政策”,为人谦卑圆滑,长于调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持,又避免右派的敌对,所以被推为广东国民政府的主席。这不是靠政治实力,是机遇造成的,是形势使然。其中也隐含着汪精卫性格上脆弱的因素。
  孙中山要求政府和军队都必须姓“党”,但他对国民党统一中国的实力未曾乐观。带有政治狂想色彩的孙中山,他没有没有想到的是汪精卫为此作出了极大的努力,就在他去世的这个年份,姓“党”的黄埔军校就有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在一连串的军事对决中不断取胜。
在孙中山去世后3个月,国民党的军队由“党军”更名为“国民革命军”。汪精卫成为军事委员会的主席,掌握最高军权,麾下的四只军队中,有一支的领导人是蒋介石(其他三人分别为许崇智、谭延闿和朱培德)。

在孙中山去世后,三足鼎立的权力继承者中,廖仲恺很快被刺杀,胡汉民也卷入该案受到牵连,汪精卫的接班人位置看上去无人撼动。
  次年黄埔军校的开学典礼,理所当然由汪精卫做训话。他说:以后无论什么军事或政治,通通要根据国民党的党纲和政策才能存在。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是在国民党指导之下而成立的,事实上国民政府是国民党的政治部,军事委员会是国民党的军事部。所以无论什么军队或军校,总是国民党的,都要本着党的政策去做,无所谓特别的党校,也就无所谓特别的党军。
  在这次讲话中,汪精卫不仅大谈以党治国治军,还以打破“地方主义”的名义,将四个军各自建立的军校合并到黄埔军校,仍由蒋介石任校长。
  但汪精卫似乎没有觉察到,他统一军事组织的努力,为蒋介石后来的快速崛起奠定了基础。在此后的权力角逐中,其他三军的领袖都黯然失色了,唯独蒋介石,甚至连汪精卫的地位都取而代之。
1926年3月,蒋介石利用“中山舰事件”反共,蒋介石无视汪精卫的国民政府主席和军委主席的地位,先斩后奏,给汪精卫难堪。汪精卫意识到:“我是国府主席,又是军委主席,介石这样举动,事前一点也不通知我。这不是造反了吗?”
第二天,汪精卫想叫朱培德、李济深扣留蒋介石,但指挥不动。事后自觉威信受损。
  北伐战争,真正壮大了黄埔系的声望,革命者内部也因“联俄容共”意识形态而公开决裂。一直以孙中山衣钵传人自居的汪精卫,感觉蒋介石背叛了革命。但在枪杆子决定时局走向的情势下,他一直未能再次成为权力的最核心。
5月,汪精卫无奈中以“迁地就医”为名秘密离穗。后来自嘲“责己不责人,所以引咎辞职”。这是汪精卫一次政治上无能妥协的表现。
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由于汪精卫性格软弱、实力缺乏,一遇不利,便动辄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
1927年12月汪精卫在广州,共产党利用时机发动“广州起义”,汪精卫遭到国民党各派指责,于是宣布引退,悄然出国。
1932年7月汪精卫以行政院长名义发表通电,压张学良进兵热河,张学良不听命。汪精卫与张学良矛盾加剧,10月请病假赴德就医。
在政治斗争的漩涡中,信奉儒家思想的汪精卫再次成为失败者。



第四章第二节(5) 汪精卫是孙中山打造“党军”的追梦人



 沈阳先生 撰稿

  国民党和共产党在颂扬黄埔军校的辉煌历史时,总会将汪精卫扔到一边去,似乎蒋介石才是黄埔军校的真正缔造者。这是历史的真相吗?孙中山旨在“用党指挥枪”,建立自己的“党军”,汪精卫则是孙中山企图将黄埔军校打造成“党军”基地的忠实追梦人。
事实上在草创黄埔军校之前,孙中山正处于自身政治生命的低谷,他需要外界的奥援,包括后来被批判的英帝国,也曾是他赞扬的对象。直到苏联资助,才让原本已无政治前途的国民党,终于有了统一中国的潜质。
  1923年2月21日,这对孙中山是重要的一天,他重新回到了广州。背叛并将他驱逐出广州的军事领袖陈炯明,这一次反被他赶跑了。广州东郊,旋即设立了大元帅府。
  这些年来,孙中山一直以大元帅自居,但他缺乏属于自己的部队。驱逐陈炯明,也是他的云南和广西雇佣军联合作战结果。他依赖雇佣军,但雇佣军并不完全听命于他。自从不再打算以议会民主的方式与执政者解决政治分歧后,不断革命的孙中山饱尝失败之苦,在整个中国的权力版图中,处于一个相当边缘的位置。他决意组建属于自己的嫡系子弟兵。
  孙中山重返广州后,滇军将领沈鸿英的背叛,为雇佣军的不可靠再添注脚。苏联专家的评估是,孙中山旗下各路联军的战斗力接近于零。这一年的冬天,不到200人组成的警卫团,成了孙中山唯一可以掌控的部队。和接下来将被黄埔军校树为楷模的曾国藩一样,孙中山也酝酿着要培训和教育军事学员。
曾国藩有感于彼时营兵的腐败,开始尽募新勇,创办湘军,而终有所成。孙中山也差不多如此,但他拥有组建现代化军队更为便利的条件,因为有苏联的支持与帮助。
但在筹建黄埔军校的过程中,曾产生过停办军校的传言。《申报》1924年3月15日刊发一则香港电:“自苏俄代表鲍罗廷返京,广州共产问题渐趋沉寂。训练赤军之黄埔军官学校,将实行停办。”结合其他史料可以看出,这停办的说法,大抵是因为军校财政紧张,蒋介石也是在这前后赌气回浙江老家待了一段时间。
被孙中山推荐任命校长的蒋介石,却在1924年9月递交了辞呈。如果他没有被挽留成功,历史将被改写。其实在年初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蒋介石甚至连候补中央委员都不是,政治地位远不如学校的政治教官。
当时军校的政治部主任戴季陶,也在就职后不久,即因国共合作问题的内部争吵,一怒之下挂冠去了上海。
此时坚决支持和拥护孙中山实现“党军梦”的便是汪精卫。
汪精卫对黄埔军校的筹备,虽然技术性参与不多。从政治方向性而言,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和“联俄容共”政策,在党内均激发很大争议,此时汪精卫则坚定站在孙中山这一方。也正是“联俄容共”政策的贯彻,决定性地催生了黄埔军校。
在黄埔军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孙中山表达了创立一个迥异于军阀部队的革命军的理想:中国革命虽然有了十三年,但是所用的军队,没有一种是和革命党的奋斗相同的。我敢讲一句话,中国在这十三年之中,没有一种军队是革命军。现在在广东同我们革命党奋斗的军队,本来不少,我都不敢说他们是革命军。他们这些军队,既是来同我们革命党共事,为什么我还不叫他做革命军呢?我之所以不敢以革命军的名号加之于这些军队之上的理由,就是因为他们内部的分子过于复杂,没有经过革命的训练,没有革命的基础。
  汪精卫曾言,黄埔军校成立伊始,校名前冠有“中国国民党”字样。孙中山想要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党军”。
  黄埔军校的誓词,很好地表达了这层意愿:“尽忠革命职务。服务本党命令。实行三民主义。无间始终生死。遵守五权宪法。只知奋斗牺牲。努力人类平等。不计成败利钝。”
  当时对黄埔军校学员的一个基本要求是,必须是国民党党员或愿献身革命希望加入国民党的人。
除了“服从本党命令”外,“欢迎速死”是黄埔要求军人的另一关键词汇。
6月16日黄埔军校举行开学典礼,孙中山在礼堂对全体师生发表了演说,言谈中强调了一个“死”字:“革命党的资格,就是要不怕死。要用什么方法才可以不怕死呢?这个方法,说来说去,还是要学先烈。遇到了敌人的枪炮子弹,能够速死更是我们所欢迎的。”(《孙中山全集》第10卷,298页)
  除孙中山之外,在典礼上尚有两位发言者。一个是国民政府总参议胡汉民,他宣读了总理训词。另一个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汪精卫,他向大会致祝词。
  因此黄埔军校从一开始,就不仅仅是一个军事培训的场所,它同时是进行党化教育和政治洗脑的地方。但军校创办之初,政治教员稀缺,政治课常常取消。  
  汪精卫在1924年5月黄埔创校伊始,就受孙中山指派,被蒋介石聘请,成为三位政治教官之一(另两位是胡汉民和邵元冲),主讲国民党历史。
  后来,在苏联顾问巴甫洛夫的建议下,孙中山指定蒋介石担任各军军事训练筹备委员会主席,汪精卫则担任负责政治训练的委员会主席。
但在当时,危机重重的黄埔军校,并不是政治大佬非要固守的权力要津。包括孙中山本人,除了在开学典礼等少数时间节点上,他甚少去军校演讲。
黄埔军校虽然是孙中山的重要部署,但在那时的孙中山还有更紧要的政治安排要去完成。因此孙中山在1924年11月3日对黄埔军校师生作了告别演说。孙中山在告别演说中对此前滞留于广东发展表达了悔意:“假若在这次北京事变发生以前,大家早向北方去活动,或许可以做成功。”(《孙中全集》第11卷,271页。)
接下来孙中山忙于北上,在军阀间合纵连横,幻想着局势的混乱发展能够让他成为新总统。汪精卫的脚步,却也随着孙中山起舞。

第四章第二节(4) 为何汪精卫深受孙中山器重



沈阳先生 撰稿

  历史告诉我们,无论怎样去评介汪精卫,他都是孙中山一生中最器重的人。
1905年7月汪精卫谒见孙中山,加入同盟会,参与起草同盟会章程。8月被推为同盟会评议部评议长。后以“精卫”的笔名先后在《民报》上发表《民族的国民》、《论革命之趋势》、《驳革命可以召瓜分说》等一系列文章,宣传三民主义思想,痛斥康有为、梁启超等的保皇谬论,受到孙中山的好评。
1911年11月,汪精卫与杨度组织“国事共进会”,不再跟清廷斗争,转向调和;接着组织“进德会”,自命清高,不讲政治。
汪精卫曾提出“不做官、不做议员、不嫖、不赌、不纳妾、不吸鸦片”的“六不主义”。
1912年1月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前夕,按孙中山嘱咐代起草临时大总统府就职宣言。后留在孙中山身边工作,力劝孙中山让位袁世凯,并参加北上迎袁专使团。
1912年初,汪精卫与陈璧君举办了结婚仪式。
陈璧君于1891年11月5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乔治市的陈姓华商家。其父陈耕基,原籍广东新会,与梁启超同乡;其母卫月朗,原籍广东番禺。陈耕基年轻时,携妻闯荡南洋,成为当地富有的橡胶商和体面的绅士。
陈璧君生长在优越的家庭环境里,接受的中英文教育都很完备。
  陈璧君15岁时在当地华侨小学毕业,随后进入当地的璧如女校读书。
  陈璧君进入璧如女校的这一年,孙中山由日本来到马来西亚槟城,在槟城建立了同盟会分会。陈璧君积极参加同盟会的活动,表现出很高的爱国热情。
  同盟会分会在马来西亚刚刚成立,非常需要吸收新的成员,几个老会员见陈璧君热情高,活动能力也很强,便将她发展为会员。于是,陈璧君成为同盟会中最年轻的会员。
1912年8月汪精卫携陈璧君一起赴法留学。表示厌倦国内的革命活动。“二次革命”期间,汪精卫回国主张调停双方,向袁世凯委曲求全,放弃革命职责。“二次革命”过后,他的懦弱自卑性格更加发展,进入他自己所谓的“小休时期”,几度浮游欧美,“从事文学工作,一时诗作译作极多”,多是害怕矛盾、回避斗争、放情山水的诗作。
国内政治风云变幻,孙中山正在与袁世凯作殊死斗争,汪精卫在法国未曾与闻,晃若隔世。其消极消沉,由此可见。
期间,汪精卫几度返国,皆超然于政治之外。
  1913年“二次革命”开始后,汪精卫被孙中山急召回国。革命失败后即亡命法国。
  1914年,孙中山在日本建中华革命党,由此孙中山和黄兴分手。这一事件不仅是悲剧性的,而且是具有转折点意义的,可惜汪精卫没有意识到。
1915年12月,袁世凯称帝后回国参加“三次革命”。 
1915年《小说海》第一卷刊登了一篇汪精卫署名季新的文章,题目是《红楼梦新评》,汪精卫在这篇文章中提出《红楼梦》的主旨意在“家庭感化”。在此之前,人们读《红楼梦》大抵是用一种王国维先生所谓“考据眼”去读,着重在考证小说中的人物是谁,很少有人从“家庭革命”这个角度去解读它,这篇文章的出现可说是空谷足音,从此红学中关于《红楼梦》的解读就有了一个“家庭感化说”。

汪精卫直至1917年孙中山第一次护法,才回国归队,参加了护法运动。1919年汪精卫在上海参与创办《建设》杂志。旋又携陈璧君赴法。
1920年10月汪精卫奉孙中山之召,又从法国再次回国,并参加了孙中山领导的第二次护法。
由此汪精卫才打破消极局面,重新加入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洪流。

汪精卫于1921年任广东革命政府高等顾问、教育会会长等职。次年任国民党本部参议,参加国民党改组工作。
  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被孙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11月随孙中山北上入京,任孙中山秘书。
1925年2月孙中山病危时受命记录孙中山的遗嘱。孙中山逝世后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孙中山的信徒面目出现。
6月26日,由汪精卫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行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 
应该说汪精卫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是有功绩的。
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汪精卫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民族的国民》等多篇文章驳倒梁启超的保皇谬论,为革命大张舆论。汪精卫在南洋各地发展组织和筹款;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给满清朝廷震慑不小。这都 是楞圈可点的。
汪精卫在孙中山且败且战、愈挫愈勇的这些年,他一直是孙中山忠心耿耿的追随者。这个当年暗杀清朝摄政王未遂,赋诗“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的勇士,此时仍然清高自负,也深得孙中山的器重和赏识。
1915年,孙中山在日本宣布讨伐民国政府,蔡锷在云南率先起义,已旅法多年潜心文学的汪精卫被召回国,共襄革命大业。待到袁世凯病死,他又与妻子陈璧君去了法国。
1917年,孙中山在广州发动护法运动,他再度奉诏归来。这种呼之即来的忠诚,配诸汪精卫革命资历,在参与孙中山此后几乎所有重要政治决策后,终于成就他党内至高地位。
  汪精卫于1920年归队后,做了很多组织和宣传工作,参加中国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于1925年随孙中山北上。汪精卫由此得到孙中山的信任,也得到各派的认可,并成为孙中山“遗嘱”起草人。
  但是,基于汪精卫的性格,汪精卫在后来的政治活动中表现出了很严重的妥协性。这是他的致命弱点。
汪精卫虔诚地信仰孔孟之道,追求功名,孤傲清高,正是儒家的“温良恭俭让”和“宽”、“恕”等思想,让汪精卫在激烈的政治斗争中,退出了原本辉煌的舞台。

第四章第二节(3) 影响汪精卫一生的教馆经历



沈阳先生 撰稿

  汪精卫有一段教馆经历,对其一生影响很大。
汪精卫中秀才之后,二兄病死,汪精卫家庭困窘难熬,只好到广东水师提督李准家当“子曰先生”。
汪精卫在大官僚家里当塾师,对东家必须小心谨慎,循规蹈矩;对学员必须摆出正统儒士的一套道貌岸然的样子。
教馆的生涯是很为难的,真是“课少父母嫌懒惰,功多弟子结冤仇”,这样的生活,让汪精卫的性格磨练得驯顺而懦弱。铸就了汪精卫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 
汪精卫天资高,自幼聪明颖悟,五岁入私塾,八岁“已养成好读书的习惯”,“一生国学根基,得庭训之益为多”,学习应制文字,汪精卫可谓“其文气磅礴纵横,许为旋转乾坤之伟器”。
尽管,汪精卫幼年时家庭与经历留下的个性印记在他一生中总是隐隐作痛。但汪精卫早早就功名利达,中了秀才,1904年又考上留日官费生,1905年就参加创建同盟会活动,开始走上职业革命的道路,他已有机会走上社会上层。
  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领导的武装起义多次失败,革命遭受重重困难。同时革命派内部陶成章、章炳麟也与孙中山产生了矛盾分裂。
  孙中山是个坚韧不拔的革命家,面对困难,指挥若定。1910年2月在美国洛杉矶召开长堤会议,孙中山做出决定,暂时中止不成熟的起义活动,改为厚蓄实力。对陶、章则揭穿其谬误。
  汪精卫没有正确看待形势,而是具有患得患失的情绪,在革命困难时,易走向极端,企图通过暗杀来回击远距离革命家的侮辱,回击对同盟会革命之心怀疑,就有了谋刺载沣的行动。
汪精卫因谋刺不成被捕,本当按律判处死刑,后来却被判处终身监禁。武昌起义后,清廷被迫释放政治犯,汪精卫也获释。其在狱中写有诗一首:“慷慨歌燕市,从容做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曾流传甚广,影响极大。
原本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汪精卫死里逃生,幸获自由,出狱后原来的个性特点却更加强了。
  人的生命毕竟只有一次而已,绝处逢生,难免珍惜第二次生命,害怕得而复失,滋长恋生怕死的情绪,汪精卫一想到被捕,就出现“莫向燕台回首望,荆榛零落市寒烟”的心境。
  汪精卫获释后对清室难免有感恩心理。他曾说:救我命的是肃亲王,我每当回忆这个时候的事,总想到清朝末期的伟大政治家。(注:转引自闻少华《汪精卫传》,第26页。)
  汪精卫是一个革命者,拥护孙中山的初衷并没有改变。
于是,他常陷入左右为难的处境,出现低沉消极的情绪,诗中出现了“豆萁何苦更相煎”的语句,产生了妥协心理。
总之,谋刺事件后,汪精卫的懦弱自卑、优柔寡断性格有所发展,成为他在以后革命过程中的后制力。
无论是国民党,还是共产党,都将汪精卫视为中国最大的汉奸,他领导的国民政府,也被视为汪伪政权,是伪政府。因为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投靠了日本侵略者,他领导的国民政府,只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沦陷地区扶植的一个汉奸傀儡政府。
无论历史怎么改写,也改写不了这段历史。

第四章第二节(2)令汪精卫隐隐作痛的青少年时代


沈阳先生 撰稿

  汪兆铭(1883年5月4日—1944年11月10日),字季新,笔名精卫,因此历史上多以“汪精卫”称呼。
汪家虽说不富裕或可谓清贫,却是书香门弟。汪精卫祖父汪漫亭是举人,当过遂昌训导;其父汪省斋一生当幕僚;其长兄兆镛中举人,当过乐昌师爷。这样的家庭,儒学的文化气息是比较浓厚的。
汪精卫幼年随父母读书,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在乐昌县从章梅轩学习文史经世之学”。他们一家沿着封建时代读书人的老路向上攀登。
1902年3月汪精卫参加广州府试得第一名秀才;同科还有其二兄和一个侄儿,名列二、三名。一家两代三秀才,可谓“玉峰双秀,珠树三花”。(注:见闻少华《汪精卫传》,第5页。)
汪家追求功名,且有所得,当然儒家的文化气息十分浓厚,信仰孔孟子道就很虔诚。儒家思想中既有“仁、智、勇”,如子路的“君子死,冠不免”的坚强的因素;也有“温良恭俭让”、“宽”、“恕”等因素。而从汪精卫的身世及功名途径来看,汪精卫更多地是接受了“恭”、“恕”等思想。
汪精卫的父亲汪省斋是个不得志的读书人,年轻时即到广东当幕僚。薪俸不高,对外却要保持着仕宦人家的体面,生活清苦。汪精卫十三、四岁,父母相继见背,只得跟同父异母的长兄汪兆镛生活,“衣食之费,都仰给于长兄”。
汪精卫幼年失恃,本是很忧伤的事,而“长兄为父,嫂为母”的生涯更增加了这种忧伤。从后来汪精卫的回忆,我们可以看出他心灵的忧伤。
  “我的母亲提起来,真伤心。我觉得她的一生,只是沉浸在‘忧劳’两个字里。家计的艰难,以及在家族内所受的闲气,如今还一幕一幕的时时涌现在我的眼前”。(注:见《汪精卫自述》,转引自闻少华《汪精卫传》,吉林文史出版社,1988年版。)
1922年,汪精卫曾请温幼菊画了一幅《秋庭晨课图》。
  温幼菊(其球)以画大景山水见称。山水从石涛处得径,在水墨的运用方面尤见功力皴法、构图及意境方面,也具有自己的特色。温幼菊是成就斐然的多产画家。他的山水画既有石涛一路风格,也有元四家、董其昌一路面貌,既有意笔草草之作,也不乏精致绝伦佳构。
温幼菊将画好的《秋庭晨课图》,递送汪精卫后,汪精卫非常感慨,于是为此作了以下题图:

“右图兆铭儿时依母之状也。其时兆铭九岁,平旦必习字于中庭,母必临视之,日以为常……父以家贫,虽老犹为客于陆丰……有时见母寂,坐有泪痕,心虽戚然不宁,初不解慈母念远远心至苦也。母鸡鸣起,上侍老父,下抚诸弱小,操持家事,米盐琐屑,罔不综核,往往宵分不寐……时见母微叹有声,搜箧得衣,质钱市果馔;及亲友至,则亟语款洽,似无所忧……劬劳太甚,不获终其天年,悲夫!”


  汪精卫通“四书五经”,得中秀才,说话时极注意用温情脉脉的面纱掩盖心中的怨忧,可上述两段话还是透露出父母故后的无限忧伤的心情。汪精卫极度怀念母亲的语句,似从一个侧面反映出母亲死后的不如意和艰苦。
一般地说,顽童可以得到父母的容忍;而弟妹在长兄长嫂的面前总觉得拘束,不那么亲密无间,兄嫂也只能容纳驯良恭顺的弟妹。
汪精卫的长兄汪兆镛游幕粤北乐昌,是个道学先生,“望弟成龙”的思想很浓厚,对弟弟汪精卫的管教极严,不稍假词色,使汪精卫有动辄得咎之感。(注:见黄美真等《汪伪十汉奸》,上海人民出版社版,第3页。)
  汪精卫生活在这种拘束的家庭环境中,欢乐的气氛极少。这种境遇非一日两日,而是年长月远,对汪精卫的性格起着铸造的作用。如此,汪精卫从幼年起就养成了懦弱自卑、优柔寡断的个性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