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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4日星期日

第六章第二节  孙中山逝世后的鲍罗廷步履维艰


沈阳先生 撰稿

米哈依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于1884年7月出生于俄裔犹太家庭,成长于拉脱维亚,青年时就投身革命,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他在西班牙、美国和英国都有传奇的革命经历。

来华前,鲍罗廷已经阅读了大量关于中国的资料。
来华后,鲍罗廷私下里对孙中山说:“尊敬的孙博士,恕我直言,您的这个党确实糟透了,成分复杂,人格不齐,确切地说,它还不能算是一个政党。您在中国革命中的领袖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为中国共产党所承认的。请原谅我的直率,您所创建的这个党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和中共同志建议改组国民党,是出于真诚的愿望。我想,孙博士也一定知道它的紧迫和重要。”
孙中山十分赞赏鲍罗廷的坦率,他告诉鲍罗廷,陈炯明的叛变已使他抛弃了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幻想,为整顿革命队伍,虽已对国民党实行改组,只是很不理想。现在天赐良机,他想借重鲍罗廷的才能和经验,借重中共的帮助,使国民党的改组工作真正地开展起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鲍罗廷来华后,首先以联共(布)的经验指导国民党改组。
1923年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正式发表。国民党右派分子邓泽如、林直勉等人联名上书孙中山,反对国民党改组,诬蔑鲍罗廷和陈独秀。孙中山在他们的联名信上批示:“此件为我请鲍君所起草,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
历史的真实确实如此。1922年8月,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中共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后,陈独秀还被聘为国民党参议。可是,自同盟会时期起就一直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有着千丝万缕联系的陈独秀,对国民党了解得太透彻了。所以,他对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在感情上总是格格不入,难以接受,多次致信共产国际,陈述反对的理由,表示他并非全盘反对国共合作,而只是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方式,主张与国民党实行党外联盟的统一战线。
鲍罗廷来到中国,正是秉承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旨意,督促共产国际决议的执行。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服从和执行国际的决议,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唯一选择。鲍罗廷在广州召开的一次共产党员代表大会上,反复强调国民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他说:“我们努力使国民党真正成为民族革命的首领,切实地发展它,赋予它斗争的口号,促进它达到最终的目的。国民党作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代表,应该掌握政权。”他甚至极为通俗地说,中国共产党命中注定要在国民革命中充当“苦力”。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后,鲍罗廷进行了实际指导工作,具体地担当起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工作,他与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周恩来、陈延年等中共同志,既有良好的工作关系,又有亲密的同志感情。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国民党右派蛊惑煽动,纠缠困扰孙中山,企图改变大会确定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不免踟蹰犹豫,产生动摇。他让人通知鲍罗廷来大会秘书处,他们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否提交大会讨论,进行探讨。鲍罗廷费尽口舌,反复阐释国民党如不改组,无法领导蓬勃兴起的国民革命的道理。
廖仲恺说:“这个宣言是由鲍罗廷起草,中共同志瞿秋白翻译……我看拟定的宣言草案是明白易懂的。”
孙中山终于被说服了。在大会讨论宣言时,鲍罗廷的忠实朋友和同志廖仲恺首先发言,他说:“这个宣言是由鲍罗廷顾问起草,中共同志瞿秋白翻译,后又由汪兆铭同志润色,我看拟定的宣言草案是明白易懂的……”这时,孙中山站了起来,庄严宣布:“同意宣言草案的,请举手!”
《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终于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的党纲党章,也是出自于鲍罗廷之手。鲍罗廷起草的文件表述了民族、民权革命和扶助农工的革命原则。
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成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鲍罗廷被聘为顾问。同时,他还是孙中山的私人高级顾问。自此,他在国民革命中已具有任何人所不能替代的地位。他可以出席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各种会议,并参与起草、审阅国民党的一些重要决议。
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接受鲍罗廷的意见,在广州黄埔组建国民党的第一所军官学校,并放手让鲍罗廷和廖仲恺负责黄埔军校的最初筹备,为蓬勃兴起的国民革命输送大批精干的军事人才。苏联政府提供了各项有效的援助,除派军事顾问指导军校建设外,还资助200万卢布作为军校开办费,并且陆续运送大批武器弹药。仅1924年,苏联政府就运来了好几千支步枪和子弹、许多机关枪、山炮、野炮。诚如陈独秀所说,继马林而来的鲍罗廷,“他的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1924年的改组和联俄政策。”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各地积极帮助创设和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到国民党二大时,全国已有正式省党部12处,特别市党部4处,临时省党部9处,这些国民党党部多是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骨干建立起来的,其中李大钊、林伯渠、董必武、何叔衡、毛泽东、宣中华、于方舟、侯绍裘、周恩来等还是各地国民党党部及旅欧支部的实际负责人。鲍罗廷在国民党一大期间的工作,确实改造了国民党,也发展了共产党。
鲍罗廷以一个职业革命家的政治成熟性和敏捷的工作技能赢得了孙中山的信任。应该说,鲍罗廷与孙中山在近一年半的时间内,合作愉快、关系融洽,可谓春风得意。
孙中山北上病重期间,鲍罗廷一直陪侍左右。当孙中山入协和医院施行手术时,又委派鲍罗廷为政治委员会顾问,全权处理国民党的所有事务。
孙中山垂危之际,在病榻上反反复复呼喊:“只有当俄国人帮助才……只有当俄国人帮助才……”
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在北京逝世。孙中山临终前要求鲍罗廷向莫斯科转达他的遗言和致苏联的信。孙中山立下了三个著名的遗嘱,其中《致苏联遗书》是由他口述,而由鲍罗廷和陈友仁整理的。
急需苏联援助的黄埔军校校长蒋介石更是肉麻地说:“总理虽然去世了,还有鲍顾问领导我们。”
1925年7月1日,国民政府在广州成立,鲍罗廷被任为政治顾问。廖仲恺刺杀事发后,国民政府采鲍罗廷建议,由汪兆铭、许崇智、蒋中正组织特别委员会,宣布戒严并总揽军政权力。
事实上在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的顾问使命已步履维艰了。蒋介石阳奉阴违,心怀叵测,结果露出了反共、反苏的真面目。
国民党右派在孙中山逝世后,背叛革命的反动行径肆无忌惮,他们甚至纠集亡命之徒潜伏在广州东山百子路鲍罗廷公馆附近,寻机刺杀鲍罗廷、加伦、廖仲恺等。
孙中山去世仅半年,国民党右派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公然举起反共反苏的旗帜,组成“西山会议派”。这次会议通过的《顾问鲍罗廷解雇案》中说:“政治顾问鲍罗廷竟挟其出席中央执行委员会内之政治委员会,又利用政治委员会而驾驭中央执行委员会,遂使本党之组织,为之崩乱。”“不能容许非本党信徒之客卿鲍罗廷仍在本党服务,为此,特议决解雇鲍罗廷在本党之一切职务。”
蒋介石对“西山会议派”的发难,采取了批评和指斥的态度,正因为此,兼之他在当时军事上的一些作为,获得了鲍罗廷的信任,赢得了左派军人的美称。
在国民党西山会议派叫嚷要将鲍罗廷解聘的翌年2月,左派为主召开的国民党二大却继续聘鲍罗廷为高等顾问,并铸造了一座刻有“共同奋斗”的银鼎相赠。
蒋介石为何要这么做?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鲍罗廷、苏联顾问团和苏联的军火援助,对于他是何等的重要。现时的蒋介石不得不韬晦待时,因此,他在公开场合,总以左的面目出现,甚至吹捧鲍罗廷。他说,总理是中国革命的国父,鲍罗廷同志则是中国革命的亚父。
当时的中国各军阀都将传统列强作为自己的后台,即使今日之中国,将帝国主义作靠山的人,也处处皆是,只是选择和依靠的列强不同罢了。尤其是那些流亡海外的商界、学界的精英们,更是看重列强的支持和帮助。国内的权贵达人,也是将自己的亲属子女都往发达国家引送。
当年孙中山是民族主义者理念,与传统列强理念完全不同,列强想的是自己在华利益能得到保证与加强,孙中山却是想削弱列强在华利益,道不同,不相为谋。客观地说,孙中山也并非不想依靠列强,他流亡于日本、美国、英国,靠的是谁?只是那些欧美和日本洋人对他并不看重。孙中山推行的“三民主义”绝对不是共产主义,也只是西方世界的自由民主思想的改造版。
当时受到全球孤立的苏俄,为了在华扶持一种与传统军阀势力抗衡的新生力量,盯上了孙中山。于是孙中山与苏俄两者一拍即合,苏俄向孙中山派出政治军事顾问团,也在经济上援助了孙中山,让孙中山做大做强,孙中山有了苏俄为靠山,自然也就开始征伐其它军阀了。孙中山以苏俄为靠山,决不是要在中国实现社会主义和树立共产主义理想。他只是看中了苏俄的武器和金钱。
没有鲍罗廷,就不会有国共合作,没有三大政策,也没有北伐,从某种意义上说,国民党的崛起,孙中山如果有些成功的话,那很得益于鲍罗廷。
孙中山在中国就是个“无根派”,他只有名望,别的什么也没有,只适合被人利用,用过即弃。用的时候,他从国外回来,任个虚职;不用了,他只好再流亡国外。孙中山在国内几无容身之地,辛亥革命、护国运动、护法运动,全都失败了。再加上以前总共发动了十多次小型起义,都没有引爆全国。说明没有人民参加,光靠留学生是不行的,光靠华侨也是不行的。所以孙中山一直是一事无成,被军阀、政客们一叛再叛后,他才想到要扎根于中国,争取到人心,据一块土地,主要是有兵,否则永无出头。
军阀陈炯明邀请孙中山去也是利用他,孙中山则是利用陈炯明的势力,发展了国民党的力量。此时苏俄建立社会主义国家不久,遭到西方的封锁以及围攻,其势虽孤,却也欲在亚洲推行共产主义。列宁认为应建立一个殖民地国家与苏俄的统一战线,才能对抗帝国主义,所以宣布废除了以前同中国订立的不平等条约,拉拢中国的军阀政府。但当时军阀多师从日本,只有孙中山的广东国民政府愿意与苏俄交好,正是因为苏俄能够平等地待我,孙中山倒向苏俄,要求苏俄给予支持和援助。
苏俄派来几个代表作为顾问,比如加仑是军事顾问,威金斯基是党的顾问,鲍罗廷是共产国际的顾问,当然也给予物资和武器上的援助,实际上他们都有各自的目的,都是为了推行共产主义而来。更确切地说,是为了苏俄的利益而来。
孙中山最信任鲍罗廷,在鲍罗廷的推动下,刚刚成立的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们纷纷来到广东,并以个人的身份加入了国民政府,而且大量共产党人担任了国民政府的重要职位。孙中山为了得到苏联的支持,只能接受这个建议,并推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
孙中山领导和组织的原本属于资产阶级革命,同盟会是资产阶级政党,加入同盟会的都是上层资产阶级,孙中山走的是西方资本主义的道路。
现在,孙中山为了获取苏俄的支援,他领导的国民党几乎被改造成共产党了。鲍罗廷还提议建立黄埔军校,把`很多共产党的人都招入军校,他从苏联政府招来好几批军事人才充实军校和政府。
但鲍罗廷办了一件蠢事,他发现蒋介石是个人才,大力推荐让他当军校校长,另外他也是力主北伐的。愚蠢的鲍罗廷没有想到自己最终会栽倒在蒋介石的脚下。

第六章第一节  鲍罗廷在国共两党间到底干了些什么   


第六章 
艰难游走在国共之间的鲍罗廷
 沈阳先生 撰稿
第一节 
鲍罗廷在国共两党间到底干了些什么
  
研究黄埔军校的历史,也就得了解共产国际,了解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他是黄埔军校初创时的建议者和策划者,也是黄埔军校的总顾问。
  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苏联威特比斯克省人,1884出生。1903年加入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属布尔什维克),1906年当选党的四大代表。
1906年此后几年,鲍罗廷一直在美、英等地的俄国流亡者中间活动。十月革命后回到苏俄,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他出席了共产国际一大和二大,并于1921年1月出任共产国际驻柏林特使。
在20世纪20年代的中国大革命中,受聘于国民党的“鲍顾问”是在华影响最大的外国人。对于中国国民党和共产党来说,鲍罗廷都是一个重要人物,他以满腔热忱援助过中国革命。
米哈依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按俄国习惯是以父名、本名和姓排列),1884年出生于沙俄帝国维帖尔布斯克州一个贫苦的犹太人家庭,少年时在拉脱维亚度过。年轻时曾当码头工人。他在俄罗斯接受了教育,1903年在俄共前身即社会民主工党成立时便加入了党,并成为“多数派”(即俄语发音“布尔什维克”)成员。
鲍罗廷同列宁是同一代的革命者,1904年随列宁到瑞士进行革命。一同参加了1905年革命,遭受镇压后都流亡国外。
  1907年春鲍罗廷赴美国侨居并结婚。同年他奉布尔什维克党组织之命在美国组织俄侨,并参加了美国社会党,主要在犹太籍党员中活动。在那个高呼“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年代,各国马克思主义者经常跨国入党。鲍罗廷身兼俄、美两个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党籍,这也为他后来到其他国家开展工作积累了经验。
  十月革命后,流亡美国十多年的鲍罗廷于1918年返回苏俄,在外交人民委员会工作。
  1919年3月出席共产国际第一次代表大会。之后鲍罗廷又被列宁派往美国,成为共产国际赴美洲的首个使者。他一直在美国、墨西哥、英国等地从事地下工作。
1919年,他从美国转到西班牙、德国,还曾作为共产国际特使派驻柏林,从事鼓动革命建立共产党的工作。1922年,鲍罗廷又以化名赴英国,想在当地组织革命,结果被逮捕判了苦役,半年后才被释放。
鲍罗廷有着这样特殊活动经历的人,是特定世界环境中涌现出来的国际革命家。近代资本主义列强用炮舰把全球连成一片,也使中国革命成为当时世界性的革命高潮的一部分,鲍罗廷来华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
1923年1月26日,孙中山同苏俄外交家越飞的《联合宣言》在上海签字,标志着国民党“联俄”政策正式确定。孙中山确定“以俄为师”,并非赞成共产主义,而是要学习苏俄的组织方式并争取援助。此时苏俄负责对华工作的是外交家加拉罕(著名的苏俄对华宣言便称《加拉罕宣言》),他特别推荐老友鲍罗廷到华南方向任顾问,得到列宁病重期间主持俄共工作的斯大林、布哈林同意。鲍罗廷来华,执行了一种既公开援助国民党又帮助中共发展的政策,两项任务的相互矛盾决定其结局肯定不美妙。
1923年5月,苏联政府派遣鲍罗廷任任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及苏联驻广州政府全权代表。
9月,鲍罗廷先到北京与加拉罕研究工作,并向李大钊等人了解中国情况,随后又去上海与陈独秀沟通。
10月初,鲍罗廷奉派到达广州,与孙中山见面,马上被孙中山聘任为国民党组织训练员,参与国民党改组和国民党组织法、党章、党纲等草案的起草工作。鲍罗廷提出了按苏联共产党的模式改组国民党的计划。“教练员”一词在现代社会是体育称呼,可是鲍罗廷奉孙中山之命,对刚刚改组的国民党在政治理论、组织方式和工作方法上都进行指导,名副其实成为政治教练员。
10月25日,孙中山在广州召集国民党改组会议,鲍罗廷就国民党改组问题和新制定的新章程草案作了报告。会议聘任他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顾问、政治委员会首席政治顾问。
12月底,在国民党上海执委会第一次会议上,提出了国民党改组的纲领草案。
  鲍罗廷已成为孙中山的得力助手。由于鲍罗廷还有一个不公开的身份是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中共广东区委负责人陈延年、周恩来、张太雷经常到他那里谈工作。从后来莫斯科解密的档案可看出,鲍罗廷向共产国际的报告中最称赞的二人就是张太雷和周恩来。
出身俄国犹太人家庭、长期在美国活动的鲍罗廷来华后,因不懂汉语尤其是不谙广东话,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便配给他两名有特殊身份的翻译:一个是胡志明,一个是张太雷。
胡志明在1920年留学巴黎时,参加创建了法国共产党,随后到共产国际工作。他除母语越南语外,还是一个精通法、俄、汉语并能说广东话的语言天才。他到广州后,便组织那里的越南人开办革命训练班,如后来的越南总理范文同便是班内学员,这为创建印度支那共产党奠定了基础。胡志明还经常同在法国时熟悉的周恩来相会,通过这个“兄弟”安排一些越南革命青年到黄埔军校学习,其中便包括中国人民解放军中的惟一外籍将军洪水。
张太雷是中共最早的党员之一和国际活动家,精通英语、俄语,1921年就担任了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科书记。他回国担任过共青团第一任中央书记,到广州后还兼中共广东区委宣传部长,担任翻译这一公开职务时实际担任了中共与共产国际的联络人。

鲍罗廷的翻译先后还有瞿秋白、傅大庆、杨明斋、李仲武、卜士奇、黄平、李瑞等。
鲍罗廷同国民党要人接触时,多数时候并不带翻译。孙中山、廖仲恺都曾长期侨居美国,其他不少要员也都通晓英语,相互交谈用不着语言中介。
宋庆龄从小也受英文教育,同鲍罗廷也都是用英语谈话。国民政府的外交部长陈友仁,更是只懂英语不懂汉语。当时国民党高层开会经常只讲英语,反而需要配中文翻译,直至只懂日语这一门外语的蒋介石当政后情况才有所改变。
语言和种族方面的障碍,使鲍罗廷不能深入地了解中国社会。1926年夏天至冬天,鲍罗廷在广州建立了两个由苏联年轻理论工作者组成的理论小组,试图深入了解和研究中国社会问题。
不过,饱受列强欺侮的工农群众一见到洋面孔便回避,使他们只能浮在表面以俄国革命的教条硬套于中国,这样的指导不可能不犯错误。
此后三年间,鲍罗廷主要在广州东山的一座小楼内居住,带着两个男孩的妻子法尼娅·谢苗诺夫娜成为他的秘书。



2018年11月3日星期六

第五章第五节  孙中山北上的推手和设计者鲍罗廷



沈阳先生 撰稿

孙中山在领导辛亥革命的过程中,也曾试图解开苏联革命成功之迷,他与其他苏俄驻华代表马林、达林都有过探讨,但无疑他对具有俄国十月革命实践经验的鲍罗廷顾问更为信任。孙中山长期侨居美国夏威夷,英语也十分熟练,俩人无需翻译,就能进行直接的沟通交流。孙中山曾幽默地说,殖民主义使中国蒙受巨大的灾难,可是他们的语言倒成了向中国传授革命经验挺不错的工具。
鲍罗廷来华的主要任务是执行和贯彻苏共和共产国际的对华方针,它包括以世界革命理论推动国民党改组,以废除不平等条约为标志,促使中国加入瓦解国际体系的革命外交行列。
具体为:
1、建立与苏俄结盟或亲苏的政治势力;
2、将中国纳入反对日本、英国和美国等所有帝国主义的革命战线,支持世界共产主义革命;
3、反对张作霖、吴佩孚等所有“半民主的或者甚至民粹派的性质”的军事势力派。完成这一任务的中心口号是“打倒军阀”,“打倒军阀后台的帝国主义”。
1924年10月25日,冯玉祥发出通电,邀请孙中山北上,共商国是,并提出召开由各实力派参加的和平会议,产生正式政府。
11月1日,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电请孙中山早日入京。4日,孙中山决定接受邀请。
11月10日,孙中山发表《时局宣言》(即《北上宣言》)。
 孙中山在《时局宣言》中重申:必须打倒军阀及其赖以存在的帝国主义,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他说:“国民之命运,在于国民之自决。本党若能得国民援助,则中国之独立、自由、统一诸目的,必能依于奋斗而完全达到。”

《北上宣言》迅速得到中共呼应,中共为此发表第四次对于时局的主张,支持孙中山北上,“希望国民党领袖们努力号召全国人民的团体,促成此国民会议”。恽代英称赞道,“这是一个如何光明磊落的国民革命领袖的政治主张啊!”
中共北方区委机关刊《政治生活》发表文章,欢迎孙
中山北上。在公共舆论中,国共两党联手营造出一个抵御外侮的形象。
与此同时,西方媒体惊呼孙中山背后有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影响,甚至“预料孙中山在华宣布苏维埃共和国”。南党因“联俄”被外媒渲染为“赤色”而受非议,时“北洋为世所重,民党为俗所轻”。

中国革命性质的复杂,远超出人们的想象。孙中山晚年多变,但其底色仍是三民主义,如桑兵所言:“他既不会因为意识形态和信仰的分歧而影响其寻求援助的政治决策,也不因政治决策的变化而彻底改变自己的信仰。”
《北上宣言》重申三民主义必须是解决国家问题的基础。广州政府向日方传递信息:只要段祺瑞不反对三民主义,孙中山将拥护段祺瑞。
孙中山一向自信,“南方有主义,北方无主义”,“以有主义与无主义战”,“胜败之数,奚待耆龟”。孙中山希望以三民主义影响北京政坛走向。
未料孙氏还没动身,华北突现变数。冯玉祥、张作霖、段祺瑞三人拟议成立新政府,地方发联合通电支持前总理兼皖系领袖段祺瑞出任中华民国临时执政,京城一时出现“非段莫属”的气氛。
孙中山赴京前景可谓扑朔迷离,远比他的预期困难得多。
11月13日,鲍罗廷公开支持《北上宣言》。同一天,鲍氏随孙中山登上永丰舰,由苏俄“沃洛夫斯基”号护航抵港,再转上海。鲍罗廷作为孙中山重要人员相随,既有匡扶孙之意还有观察意图,防备孙氏北上后可能会与日本或西方势力以及各路军阀达成妥协以疏俄乃至反俄。
孙中山偕宋庆龄等乘永丰舰离广东北上,于14日抵香港。
11月15日,段祺瑞被推为中华民国临时执政,后段祺瑞宣布就职,公布《中华民国临时政府制》。段祺瑞集大总统和国务院总理权力于一身。
孙中山人未到,首都革命已变颜色。但像所有革命领袖一样,孙中山始终相信中国革命应由国民党领导的力量“毕其功于一役”,带着这个愿望孙中山准备单骑北上。
孙中山17日抵上海。
  19日,孙中山在寓所招待新闻记者,发表对时局主张。他说“我们中国以前13年,徒有民国之名,毫无民国之实,实在是一个假民国。”“中国现在祸乱的根本,就是在军阀和那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我们这次来解决中国问题,在国民会议席上,第一点就要打破军阀,第二点就要打破援助军阀的帝国主义者。打破了这两个东西,中国才可以和平统一,才可以长治久安”。
  21日,离上海。
  23日,抵日本长崎,日本记者、政学务界及中国留学生约300人登船欢迎。孙中山答记者说:“中国同俄国不只是亲善,照革命的关系,实在是一家。至于说到国家制度,中国有中国的制度,俄国有俄国的制度,因为中国同俄国的国情,彼此向来不相同,所以制度也不能相同。”“中国将来是三民主义和五权宪法的制度”。
  24日,抵神户。30日离神户。
  12月4日抵天津。
  12月31日,抱病抵北京,受到中共北京区委、共青团北京区委、国民党北京执行部组织的2万群众的欢迎。同日,发表书面谈话《入京宣言》称:“文此次来京,曾有宣言,非争地位权利,乃为救国”。

政治史与思想史不同,个别人物或事件都可能对历史的进程发生关键性影响。在这场因北京政变而导致民国走向“法统”亡而“党统”立的历史关口,苏共和它在国民党的代理人鲍罗廷,充当了孙中山北上推手和设计者角色。
在鲍罗廷的推动下,国民党显示出它比其它实力派更能承担起民族主义和反帝国主义的社会动员任务,孙中山和国民党利用其意识形态的优势,扮演着一个民族运动组织者的角色,以获得民众支持。孙中山一时成为挽救国家和民族的新希望。
但当时“在矛盾中讨生活的”的中国,仍没有一套解决政治分歧的制度体系,由此可预见孙中山的北上,将是一次悲壮之行。

第五章第四节  关于鲍罗廷推进黄埔军校建设那些事



沈阳先生 撰稿

可以这么说,没有鲍罗廷,就没有黄埔军校,正是在鲍罗廷的建议、策划和推动下,才创建了黄埔军校,并有了黄埔军校的建制和发展。
孙中山曾多次领导武装起义并屡受失败。鲍罗廷认为,国民党必须要“改组现在共有5万到10万的军队,使它完全服从国民党的领导,必须创立几所军事学校,同时重视培养政治工作人员”为此,他多次向孙中山劝言,使孙中山认识到建立军校的迫切性和重要性。
鲍罗廷于1924年1月底派捷列沙托夫、捷尔曼等人组成第一个顾问小组,直接参与黄埔军校的筹建工作。
鲍罗廷作为苏联代表,负责联系苏联政府派军事顾问团及调拔金钱、武器支持黄埔军校,他还多次到军校介绍十月革命经验和苏联红军的生活和政治工作。
国民党要人们恭维鲍罗廷,主要原因还是有求于这位“财神”。鲍罗廷联系苏联开来一艘油轮,在广州卖油所获250万元,便成为蒋介石办校和建立黄埔军的最初财源。
中共广东区委经费上也经常由鲍罗廷补助,不过每年只有几万元。周恩来等人领导组建“铁甲车队”和叶挺独立团,鲍罗廷都同意拨款。
不过苏联方面把主要希望仍寄托于国民党左派,不主张中共大力发展军队。
对鲍罗廷偏重于援助国民党的做法,中共许多领导人当面向他提出意见。鲍罗廷却称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时机还在很远的今后,在当前的国民革命中“只能当国民党的苦力”。这句话让许多中共领导人很生气,不过他代表的不是个人观点而是当时苏联的政策。
在苏联和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黄埔军校于1924年创办。
在中国军队史上,这所学校首次将政治教育列为必修课,目的在于培养学员忠于党的宗旨,仇恨军阀制度和帝国主义。一句话,学校的任务不仅要培养军事领导人才,而且要培养中华民族解放斗争的政治战士。
对于黄埔军校的建设,鲍罗廷亲自参与其中。例如,黄埔军校每营三个连的编制系统,就是鲍罗廷提出的。鲍罗廷的工作记录说明了这一点:“孙主持下的国民党临时执委会最终接受了这里提出的在广州创建第一所军事学校的方案。建校的原则是以营为单位。......校址已经选定,最近将一切准备就绪,学校将开始运转。学校开支预计每月115 ) 215 万元,这取决于是否接受我们关于每个营设3个连的提议,还是孙本人提议的6个连。”
蒋介石出任校长,与鲍罗廷多少也有关系。在1923 年11 月26 日举行的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上,鲍罗廷就积极支持蒋介石出任校长一职。在他看来,蒋介石是一位能信任而且强有力的人物,“受过军事训练,有军事经验,并且不是军阀; 他没有自己的军队; 他接近孙中山并接受孙的领导。在国民党里,这样的背景唯他独有”。
拟任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自游俄归来后,不愿出任。鲍罗廷通过廖仲恺、汪精卫、胡汉民等多次催促。蒋介石尽管扭捏作态,但最终还是赴任了。
黄埔军校成立后,鲍罗廷多次到军校演讲,作专题报告,号召学生学习“俄国的革命军的精神”,“出来实行革命”,强调打仗要为人民利益而战,不要为个人私利而战。此后,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很多高级将领都是从黄埔军校走出的,它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优秀军事人才。
为了加强军事训练和军事指导,军校开办前夕,鲍罗廷致电莫斯科请求派出更多的军事顾问来广东:“ ( 1) 选派50 名工作积极的军事人员组成顾问团来广东; ( 2)让具有丰富的作战经验,能使孙中山敬服的同志率领这个顾问团。”此后,苏联一批又一批顾问来到广东。为黄埔军校的建设做出了贡献。
鲍罗廷帮助建设黄埔军校,是其为中国革命作出的一大贡献,为后来的革命胜利奠定了基础。
在黄埔军校建立后,国民党希望能够逐渐急需力量,实行北伐,以结束全国的混乱局面。军事方面,通过黄埔军校培养革命军事人才,改组旧军阀,在军内建立党代表制。鲍罗廷还建议国民党成立以孙中山为首的国防委员会,牢牢控制了军队指挥权。
根据地方面,在鲍罗廷的努力下,通过两次东征和平定叛乱,广东革命根据地得到巩固。政治方面,广东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大大提高了国民党的声望,加上中国共产党的宣传,全国范围内的工农运动此起彼伏。这些都为国民党进行军事北伐奠定了基础。
1926 年春夏之际,北伐不仅已经成为国共两党的共识,而且也得到了加纳罕、鲍罗廷和加仑等人的赞成。鲍罗廷甚至认为,“留在广东而不准备北伐,实际上是不走国民革命运动的大道,这就意味着迟早会成为广东新经济政策的牺牲品,从而使我们的革命力量遭到瓦解。”
事实证明,北伐开始后国民革命军势如破竹,革命取得了巨大胜利。

第五章第三节  鲍罗廷向孙中山鼓吹苏俄体制




沈阳先生 撰稿



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召开,身患重病的列宁亲切接见国民党代表张秋白、共产党代表张国焘,询问他们:“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是否可以合作?”

孙中山对国民党的腐败、涣散、软弱的现状极为不满,当列宁的信息传递给孙中山时,他认为中国革命将会因此而出现新的转机。次年8月,孙中山派遣蒋介石、沈定一、张太雷、王登云等组成孙逸仙博士代表团赴苏联考察,意欲学习苏联的政治、军事和党务,并希望苏联派遣得力的顾问团常驻中国,帮助中国进行国民革命。
苏俄政府作出积极的反应,10月,鲍罗廷作为苏联政府的全权代表来到广州,他的公开身分是新闻记者。
孙中山特意为鲍罗廷举行了欢迎会,热情地赞扬苏联革命和建设的成就,并请鲍罗廷站起来,向在场的国民党领导人说:“现在一位好朋友鲍君,是从俄国来的……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方法、组织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我请鲍君做吾党组织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
米哈依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于1884年7月出生于俄裔犹太家庭,成长于拉脱维亚,青年时就投身革命,是一位老布尔什维克。他在西班牙、美国和英国都有传奇的革命经历。
鲍罗廷在来中国前已经阅读了大量的资料。鲍罗廷来华后,他私下里对孙中山说:“尊敬的孙博士,恕我直言,您的这个党确实糟透了,成分复杂,人格不齐,确切地说,它还不能算是一个政党。您在中国革命中的领袖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为中国共产党所承认的。请原谅我的直率,您所创建的这个党已经不能适应形势的发展。共产国际和中共同志建议改组国民党,是出于真诚的愿望。我想,孙博士也一定知道它的紧迫和重要。”
孙中山十分赞赏鲍罗廷的坦率,他告诉鲍罗廷,陈炯明的叛变已使他抛弃了对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幻想,为整顿革命队伍,虽已对国民党实行改组,只是很不理想。现在天赐良机,他想借重鲍罗廷的才能和经验,借重中共的帮助,使国民党的改组工作真正地开展起来,进入一个新的阶段。
1923年10月25日,国民党改组特别会议在广州召开,成立了临时中央执行委员会,鲍罗廷被聘为顾问。同时,他还是孙中山的私人高级顾问。自此,他在国民革命中已具有任何人所不能替代的地位。他可以出席国民党和国民政府各种会议,并参与起草、审阅国民党的一些重要决议。11月12日,《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正式发表。
1924年1月20日至30日,孙中山主持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国民党右派蛊惑煽动,纠缠困扰孙中山,企图改变大会确定的改组国民党的计划。孙中山不免踟蹰犹豫,产生动摇。他让人通知鲍罗廷来大会秘书处,他们就《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是否提交大会讨论,进行探讨。
鲍罗廷费尽口舌,反复阐释国民党如不改组,无法领导蓬勃兴起的国民革命的道理。孙中山终于被说服了。
在大会讨论宣言时,鲍罗廷的忠实朋友和同志廖仲恺首先发言,他说:“这个宣言是由鲍罗廷顾问起草,中共同志瞿秋白翻译,后又由汪兆铭同志润色,我看拟定的宣言草案是明白易懂的……”
这时,孙中山站了起来,庄严宣布:“同意宣言草案的,请举手!”《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终于在热烈的掌声中通过,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正式建立。
但国民党右派分子邓泽如、林直勉等人却联名上书孙中山,反对国民党改组,诬蔑鲍罗廷和陈独秀。孙中山在他们的联名信上批示:“此件为我请鲍君所起草,我加审定。原为英文,廖仲恺译之为汉文。陈独秀并未闻其事,切不可疑神疑鬼。”
历史的真实确实如此。1922年8月,陈独秀和李大钊等中共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后,陈独秀还被聘为国民党参议。自同盟会时期起,陈独秀就一直与国民党上层人士有着千丝万缕联系,陈独秀对国民党了解得很透彻。所以,陈独秀多次致信共产国际,反对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的党内合作方式,主张与国民党实行党外联盟的统一战线。
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后,在各地积极帮助创设和发展国民党的组织,到国民党二大时,全国已有正式省党部12处,特别市党部4处,临时省党部9处,这些国民党党部多是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骨干建立起来的,其中李大钊、林伯渠、董必武、何叔衡、毛泽东、宣中华、于方舟、侯绍裘、周恩来等还是各地国民党党部及旅欧支部的实际负责人。
这就是鲍罗廷在国民党一大期间所作的杰出工作。
其实,鲍罗廷在这一期间还做了一项影响中国历史的大事,那就是建议和策划成立了闻名世界的黄埔军校,并在孙中山面前大力提携了蒋介石,蒋介石也由此而登上了中国政治大舞台。

第五章第二节  鲍罗廷为何成为孙中山顾问?




沈阳先生 撰稿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鲍罗廷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为促成国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1924年10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任命鲍罗廷为顾问,规定遇本会长缺席时顾问得有表决权。
鲍罗廷既可以说是共产国际派往中国共产党的密使,也可以说是共产国际派驻孙中山处的苏联代表。鲍罗廷于1923年8月来华一直工作到1927年7月返回苏联,几乎经历了中国大革命的整个时期。因为,他在中国的多重身份,决定了他注定会在国共合作中扮演关键的角色,成为中国大革命时期的风云人物。
宋美龄在其回忆录中曾经提到过:“为什么来自俄国的鲍罗廷会成为国父的顾问呢?答案是苏俄是当时唯一留心国父呼吁中国恢复民族地位的国家。所有其他国家对此则充耳不闻。”之所以孙中山会重视鲍罗廷,和当时国内国际环境也是有很大关系的。
在十月革命之后,欧洲形成了资本主义阵营和社会主义阵营,两大阵营形成之后开始了对垒。起初,两大阵营主要在西方展开争夺,但是欧洲革命在1923 年10 月德国汉堡工人武装起义失败之后陷入低潮。而在此同时,东方的民族解放与革命运动却开始蓬勃发展。尤其是在中国,因此,中国成为了当时苏维埃的俄国与资本主义国家争夺的又一战场。
苏联对当时的中国给予了高度重视。列宁即时提出了《民族和殖民地问题提纲》,也标志着共产国际的东方战略的形成。列宁在其观点中指出,在殖民地国家中无产阶级应该和资产阶级民主派建立统一战线。因此,提出了在中国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战略,在这一战略的指导下,共产国际和苏联决定开始“大规模援助中国革命”。
那时的中国国内,尽管经过了辛亥革命, 推翻了满清政府,但是中国仍然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社会矛盾。在袁世凯死后,中国陷入了军阀割据混战的分裂状态。护国运动、护法运动等地先后失败,使得孙中山更加渴望来自国外的援助。
这时恰逢苏俄的十月革命,列宁提出了放弃沙俄在中国的所有租界,这使得孙中山对布尔什维克政权开始产生兴趣。同时在陈炯明叛乱后,孙中山更是流露出深深的失望之情,他觉得中国革命只靠自己是不行的,孙中山说道:“我现在感到与苏俄建立一个更紧密的联系是绝对必要的”,并且认为“中国革命的唯一实际的真诚的朋友是苏俄”。
1921年8月28日,孙中山致函苏俄外交人民委员齐契林,表示对于苏俄新政权的密切关注,希望与他及“莫斯科的其他友人获得相关的接触”。在1923年,孙中山还派出了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对苏联进行访问。
正是在这样一个背景下,中苏双方都需要一个沟通的契机。因此,苏联选择了向中国派出三位驻华代表:加拉罕、鲍罗廷和威经斯基。
1923 年7 月31 日斯大林向俄共( 布) 中央政治局提出任命鲍罗廷为孙中山的政治顾问,这一提议在8 月2 日的政治局会议上得以通过。可以说,“正是苏联与中国革命的共同需要把鲍罗廷推上了中国革命的舞台。”有趣而不能忽略的是,孙中山的政治顾问鲍罗廷是斯大林和俄共( 布) 中央政治局任命的。
尽管鲍罗廷来到中国,是苏联“东方战略”的结果。但他也的确给当时的中国革命做出了自己的贡献。
当鲍罗廷来到中国时,他受到了孙中山的极大信任与欢迎。孙中山曾对属下说道:
“现在场有一好朋友鲍君,是从俄国来的......吾等欲革命成功,要学俄国的组织、方法以及训练,方有成功的希望。”“我请鲍君做吾党组织训练员,使之训练吾党同志。鲍君办党极有经验,望各同志牺牲自己的成见,诚意去学他的方法。”可见,孙中山对鲍罗廷是及其信任的。
孙中山的这种信任是有根据的,因为按照鲍罗廷的履历,他的确是一个有经验有资历的革命家。他在西班牙、美国、英国都有过传奇的经历,而来中国之前,他也阅读了大量的资料。
鲍罗廷首先认为,领导国民革命的任务应寄托在孙中山领导的国民党身上。“中国现已有一种势力,为将来引导其国民运动以至于完全成功者,此势力为何,即中国国民党。”“在目前和很长时期内他们还是能够领导中国国民革命运动的唯一代表,对此不应有任何怀疑。”但是他对国民党的现状感到失望,认为国民党必须进行改组。
鲍罗廷在与孙中山的通信中坦率的说道:“尊敬的孙博士,恕我直言,您的这个党的确是糟透了,成分复杂,人格不齐,确切的说,她还不能算作是一个政党。您在中国革命中的领袖地位,是不言而喻的,也是为中国共产党所承认的。请原谅我的直率,您所创建的这个党已经不能适应形式的发展。共产国际和中共同志建议改组国民党,是出于真诚的愿望。我想,孙博士也一定知道他的紧迫和愿望。”
鲍罗廷断定,现在这个样子的国民党不能担起这个运动的领导工作,国民党要想发挥领导作用,必须进行改组。
具体怎么改组呢?鲍罗廷主要从以下方面进行了他的努力:
首先是着重影响孙中山,使他进一步认识到改组的重要性。他认为,“要改组国民党,没有孙中山先生我认为也不行。”因此,鲍罗廷与孙中山“一周中要个别交谈几次,”“不放过一切机会来强调他以往所采取的自相矛盾而又行之无效的斗争方式的失败,同时向他描绘今后改而采取新的方式和新的方针将会带来的希望。”
在这些交谈中,鲍罗廷向孙中山宣传了三民主义与苏俄革命经验的一致性。鲍罗廷曾经向孙中山详细的介绍了苏俄的状况,其中利用“三民主义”对苏俄革命进行了解释。
鲍罗廷是这么说的:“在苏俄革命胜利后我们实现了苏维埃的民主主义,即最广泛意义上的民主主义,千百万工人农民的民主主义。我们把苏维埃看成是国家的一种最民主的形式。当然,你们是根据中国的实际情况来理解‘民主’这个词的。不管怎样,我们已经实现了你们三民主义当中的两项,即民族主义和民主主义。我们在苏俄建立了自由的民族国家和最民主的制度。至于第三项原则——社会主义,那么我们已经创造出了有可能使之实现的政治和经济条件。”
通过鲍罗廷的努力,使得孙中山进一步坚定了与苏俄合作和改组国民党的决心,鲍罗廷也由此获得了孙中山的信任。
同时鲍罗廷也积极发挥了共产党在国民党改组中的作用,促进了国共合作,为革命做出了推动。尽管在鲍罗廷之前,中共三大就做出了关于国共合作,通过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以推动国民党改组,实现国民党的革命化的决议,但是在具体实施的过程中,却遇到了一些困难。因为很多人的思想上未必就能立即接受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的做法,毕竟共产党与国民党是两个阶级基础截然不同的政党。很多人并不认同国民党,甚至对三大的决策成反对态度。
鲍罗廷到达广州后,也了解到这一情况。他发现,“如果不算在孙的宣传委员会中的9名共产党员的工作,在共产党和国民党两个组织之间也不存在任何实际联系”,“共产党代表大会的上述决议还是一纸空文”。
因此,鲍罗廷特别注意发挥共产党在国民党改组中的积极性。他针对中共北京地区部分共产党员对国共合作的意义缺乏必要的认识,鲍罗廷从分析中国革命的客观形势和国际形势出发,讲了一大套统一战线的理论和方法,最后归结到共产党人应该无条件地加入国民党。
此外,鲍罗廷还在许多场合都发表过类似的看法与言论。而鲍罗廷的努力无疑是收到了回报的。国共合作的成功开展就是对其最大的褒奖。
1924年1月,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广州举行,他参加了大会的领导工作,为促成国共合作起了重要作用。
1924年10月,孙中山在广州成立革命委员会,自任会长,任命鲍罗廷为顾问,规定遇本会长缺席时顾问得有表决权。同年11月,孙中山应冯玉祥邀请北上,他随同北上,在北京曾两度访问冯玉祥。

孙中山与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私人交情也十分融洽。在上海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的馆藏文物里有一张发黄的老照片,是昔日共产国际派任中国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米哈伊尔·马尔科维奇·鲍罗廷夫妇的合影。照片左上角用中文写着“赠予孙中山夫人”,右下角用草书写着“终身友谊,不离不弃”,落款为“鲍罗廷夫人”,时间为“1925年1月28日”。
据记载,1925年1月26日孙中山因病重入住北京协和医院拟动手术。消息传出后,国民党要员纷纷从各地入京视疾。为什么鲍罗廷夫人会在这个时候选择赠送这件礼物给宋庆龄?从这张照片的背后赠言和落款时间可以看出他们两个家庭之间有着鲜为人知的故事。
  对于选择联俄,孙中山曾有过一段精辟的比喻,他说“我们在河中被急流冲走……这时候漂来苏俄这根稻草”。对此,毛泽东曾在《论人民民主专政》中曾说过,“曾经无数次地向资本主义国家呼吁过援助,结果一切落空,反而遭到了无情的打击。在孙中山的一生中,只得过一次国际的援助,这就是苏联的援助。”
  孙中山在领导辛亥革命过程中,也曾试图解开苏联革命的成功之迷。他与其他苏俄驻华代表如马林、达林都有过探讨,但无疑,他对具有俄国十月革命实践经验的鲍罗廷顾问更为信任。一方面,鲍罗廷是老牌的布尔什维克,政治上十分可靠,与包括列宁在内的众多俄共(布)领导人都有很好的关系,并且在西班牙、美国、英国都有着传奇的革命经历。另一方面,他们的语言沟通更为通畅。鲍罗廷曾在美国从事社会主义运动12年之久,他的英语不但没有俄国腔,反而带有浓厚的美国中部口音。而孙中山长期侨居美国夏威夷,英语也十分熟练,俩人无需翻译就能进行直接的沟通交流,这就更加深了他们之间的友谊。
  孙中山曾经幽默地对鲍罗廷说:“殖民主义使中国蒙受巨大的灾难,可是它们的语言倒成了您向中国同志传授革命经验挺不错的工具。”
  孙中山和鲍罗廷两人不仅是革命事业的战友,风雨同舟、患难与共,他们两个家庭也为此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据《钟伯毅·邓家彦口述自传》记载,宋庆龄承担了大量的孙中山与鲍罗廷之间书信交往的书写工作,还经常去鲍罗廷在上海的家庭拜访他的夫人,因为她们都在美国接受过高等教育,现在又有着相同的生活背景。同为革命斗士背后的女人,她们两个在思想、性格和兴趣点上也有着许多相似之处,这使得她们有很多共同的话题。
宋庆龄1924年5月14日在给鲍罗廷的书信中写道,“我和您的夫人鲍罗廷娜在上海的会面非常愉快。期待夫人能很快陪您来南方。即将与您和您夫人会见的愉快在预料中。”
鲍罗廷夫人到广州后,宋庆龄还偕同妹妹宋美龄一起,三人在广州寓所品茶。
鲍罗廷的夫人也在回忆中谈到两家人的关系,“到广州以后不久,我就认识了孙中山和他的夫人——容貌秀美的宋庆龄。我们很快就成了好朋友……孙中山的夫人宋庆龄对我们家人和各苏联顾问也很真诚、友好,她积极参与丈夫的政治工作。我们和她谈话也不用翻译,因为她的英文极好。”
在1923年之后的四年间,在国民党中央会议和广州群众大会上,经常能看到这位身材魁梧,前额宽阔,留着士兵式大胡子和马蹄铁形波浪式长发的“鲍顾问”。孙中山同他很快成为很好的私人朋友,盛赞他是“一个无与伦比的人”,去世前还由鲍罗廷与宋庆龄守在床边,托付了遗嘱和致苏联的遗书。
孙中山弥留之际,曾以古代刘备托孤之语,对汪精卫、何香凝说:“要师事鲍顾问”,当时国民党内便将鲍称为“亚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