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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11月3日星期六

第五章第一节  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由来及对华政策


第五章
鲍罗廷与黄埔军校 
沈阳先生 撰稿
第一节 
共产国际远东局的由来及对华政策

  列宁出生于1870年4月22日(俄历4月10日)沙皇俄国伏尔加河畔的辛比尔斯克。他的全名是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Влади́мир Ильи́ч Улья́нов),列宁是他参加革命后的笔名。
  1887年6月底,列宁全家移居喀山,秋天列宁中学毕业后,进入喀山大学法律系学习,然而,不久他就因为参加学生运动、反对警察制度而被学校开除,并被禁止在喀山居住。
  1888年,列宁回到喀山后,在那里参加了当地的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开始研究马克思的《资本论》和普列汉诺夫的著作。
  1889年5月,列宁全家迁往萨马拉城。
  1891年,21岁的列宁以校外生的资格通过了彼得堡大学的毕业考试。并被授予优等生毕业文凭。
  1892年,他开始组织了当地第一个马克思主义小组,并将《共产党宣言》译成了俄文,还写下了第一本著作《农民生活中新的经济变动》。
  1893年8月,列宁移居彼得堡。这时的列宁已由一个革命民主主义者转变成了一个共产主义者。
  列宁被称为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理论家、思想家。是苏俄(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和苏联的主要缔造者、布尔什维克党的创始人、十月革命的主要领导人、苏联人民委员会主席(即苏联总理)。
  列宁继承了马克思主义,并与俄国革命相结合形成列宁主义,被全世界的共产主义者普遍认同为“国际无产阶级革命的伟大导师和精神领袖”,同时他是20世纪最有影响力和评价最具争议的人物之一。
  列宁主义,被称为“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它最早是由斯大林命名的,是列宁在20世纪初形成的思想体系。列宁主义是在俄国实践的基础上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修订和补充。
列宁主义同马克思主义的其它流派相比,最大的特征就是其“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
19世纪末20世纪初,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在“如何取得政权”和“无产阶级政权如何治理国家”两个问题上出现了重大分歧。
以考茨基为代表的一派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应当致力于合法斗争(即在资产阶级议会中进行议会斗争),在取得政权之后可以保留民主制度。而列宁为代表的另一派认为,无产阶级政党寻求所谓的合法斗争的努力必然有使其修正主义化的可能,无产阶级取得政权在帝国主义阶段只能通过暴力革命的手段。而在取得政权之后,不应当保留资产阶级民主制度,而应实施无产阶级专政。在无产阶级获得政权之后,即使一国的资产阶级已经不存在,仍然有必要采取专政的方式保卫无产阶级政权。
列宁发动十月革命夺取政权后,表示立即召开立宪会议,实现社会主义民主选举。同时打击资产阶级反对派报刊,打压立宪民主党。但由于占当时俄国人口大多数的农民普遍支持民粹主义的社会革命党(而大城市的工人则普遍投票给布尔什维克),结果社会革命党在立宪会议选举中以明显的优势击败布尔什维克胜出。
列宁不愿看到革命果实丧失,表示“依靠民意,但也不能忘记步枪”,于1918年1月5日解散了在彼得格勒塔夫利达宫召开的立宪会议,并派军队驱散了反对解散立宪会议的示威者,随后称“一切权力归立宪会议”是反革命的口号,引起了社会革命党、孟什维克、立宪民主党等党派的激烈反对。
  为维护苏维埃政权打击反对阵营势力,1917年12月20日,列宁提议组建了一个全俄肃清反革命及怠工非常委员会(简称契卡)。任命捷尔任斯基为契卡主席。
1918年1月14日,列宁在彼得格勒完成一次演讲后,突然遭遇12名不明身份的枪手猛烈射击。
1918年1月15日,人民委员会通过了建立红军的法令,任命托洛茨基为军事人民委员和最高军事委员会主席。
  1918年2月,中央委员会发表了《人民委员会告俄国劳动人民书》,列宁在《社会主义祖国在危急中》法令中,亲手加入“资产阶级中有劳动能力的男女,均应编入挖壕营,受赤卫队负监视,反抗者枪毙。……所有敌方奸细、投机商人,暴徒,流氓,反革命煽动者,德国间谍,一律就地枪决。”等内容,赋予契卡机关拥有不经审判便可执行枪决的权力。
1918年3月,列宁领导召开俄国社会民主工党(布尔什维克)第七次代表大会,布尔什维克党正式更名为俄国共产党(布尔什维克),简称“俄共(布)”。同年颁布宪法,将国家的正式名称定为俄罗斯苏维埃联邦社会主义共和国,简称苏维埃俄国。
1918年9月,列宁公开声称要制造一场针对资产阶级反革命的“红色恐怖”,给社会带来了恐慌。不同学者的研究表明,从1917年到1922年间,被契卡绞死和枪决的人数可能达到数十万至数百万人。受打击者不仅仅是反对派的成员,还包括了社会各个阶层的平民。末代沙皇尼古拉二世的全家也于此时被枪毙。
一些马克思主义者及社会民主党人纷纷谴责列宁,孟什维克领袖马尔托夫和德国社会民主党“中派”领袖考茨基称布尔什维克党的执政为“恐怖统治”,俄国马克思主义之父(后成为孟什维克)普列汉诺夫也称列宁“成为新的罗伯斯庇尔”。
  由于紧张的革命与战争,在暗杀之前列宁的健康已经受到严重损害。列宁第一次中风,右侧部分瘫痪,开始减少政务。第二次发生中风后,他停止政治活动。1923年3月,他第三次中风后,直到去世一直卧床不起,也不能说话。

约瑟夫·维萨里奥诺维奇·斯大林(1878年12月18日—1953年3月5日),原姓朱加什维利,格鲁吉亚人,苏联政治家,苏联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苏联总理)、苏联大元帅,是苏联执政时间最长(1924-1953年)的最高领导人,对二十世纪苏联和世界影响深远。
斯大林曾协助列宁领导十月革命,列宁逝世后担任苏联人民委员会(后改称苏联部长会议)主席。
列宁在第一次中风以后,完成了一份遗嘱并交给了妻子克鲁普斯卡娅,评论了六位苏共的高级领导人,包括:托洛茨基、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布哈林、皮达可夫。其中对斯大林的看法是“他能不能永远十分谨慎地使用这一权力,我没有把握”。
1923年1月4日,列宁又为他的口授记录作了一个补充,是专门针对斯大林的:斯大林太粗暴,这个缺点在我们中间,在我们共产党人的来往中是完全可以容忍的,但是在总书记的职位上便是不可容忍的了。因此,我建议同志们想个办法把斯大林从这个位置上调开,另外指定一个人担任总书记。
  1923年3月5日,列宁得知妻子克鲁普斯卡娅被斯大林辱骂和恐吓后十分愤怒,向斯大林提出绝交。 斯大林向列宁道歉,最终事情平息。
  莫斯科时间1924年1月21日18时50分,列宁在戈尔基村去世,终年53岁。苏联政府为纪念他,在莫斯科的红场建造列宁墓并将列宁的遗体用现代防腐技术制成木乃伊保存在水晶棺内供瞻仰。有90余万人出席追悼大会时瞻仰了列宁的遗体并默哀。
  坚持反共主义立场的英国首相丘吉尔评论说:俄国人民掉进泥潭苦苦挣扎,对于他们来说最坏的事情莫过于列宁的诞生,而第二坏的事情则是他的死亡。
  而视列宁为良师益友的孙中山闻讯后致悼词:

茫茫五洲,芸芸众生;孰为先觉,以福齐民?
伊古迄今,学者千百,空言无施,谁行其实?
惟君特立,万夫之雄;建此新国,跻我大同。
并世而生,同洲而国;相望有年,左提右挈。
君遭千艰,我丁百厄;所冀与君,同轨并辙。
敌其不乐,民乃大欢;邈焉万里,精神往还。
天不假年,与君何说;亘古如生,永怀贤哲。

  孙中山对列宁示好,其中一个原因是列宁采取了对华友好政策。
1919年7月25日,苏俄政府首次表示要归还中国被占领土,“苏维埃政府把沙皇政府从中国人民那里掠夺的或与日本人、协约国共同掠夺的一切交还给中国人民以后,立即建议中国政府就废除1896年条约、1901年北京协议及1907年至1916年与日本签订的一切协定进行谈判”。
1920年,列宁再次声明类似主张。
但是,苏俄两次对华宣言仅仅是为了瓦解其在国际上极其孤立,而对华抛出的烟雾弹,虽然北洋政府当局多次派员与苏俄磋商,但苏俄拒不从喀尔喀蒙古退兵,亦拒不放弃中东铁路。孙中山对此却熟社视无睹。
  列宁反对民族主义,尤其反对基督教世界中普遍存在的反犹主义。列宁为了团结各国的革命左派,于1919年3月2日在莫斯科发起召开共产国际成立大会。30个国家的共产党和左派组织代表出席会议,通过《共产国际宣言》、《共产国际行动纲领》等文件。它的成立极大推动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发展和马克思主义在全球的传播。

  北京日报(2012年12月24日)曾刊文《共产国际远东局的来龙去脉》,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作了非常简易而严谨的梳理介绍,我为了深入了解那段历史,故收藏了此文。留作阅读参考。
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的关系问题,是国际共运史、中国国共两党史和中苏(俄)关系史研究中的一个重要课题。1919年3月成立的共产国际(即第三国际),是列宁亲自创建的高度集中的国际性共产党组织。
从中国早期共产党组织的建立到中共的正式成立及其初期活动,共产国际都进行了直接领导、组织和帮助。
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决议》中规定:“党中央委员会应每月向第三国际报告工作。在必要时,应派一特命全权代表前往设在伊尔库茨克的第三国际远东书记处。”
共产国际对中共的领导经历了一个从最初派驻共产国际代表到在莫斯科设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再到建立驻华机构的过程。

共产国际远东局就是共产国际设立的指导中共进行革命的领导机构。但是,共产国际两度设立“远东局”事实上都是不成功的。
这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国国民党的指导和政治参予都是不成功的,最终共产国际先后被蒋介石、汪精卫赶出了中国。
同时也说明,共产国际对中国共产党实行直接指导,如果说开始还能起到一定作用的话,那么在中共已经成长起来以后就会压缩中国共产党从实际出发自主领导革命的空间,使中国革命遭到严重挫折和失败。共产党内部对共产国际的看法,也各持不同意见。共产国际企图操纵中国共产党并凌架中共之上,也以失败告终。
  1926年3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其目的是为了加强对中共以及朝鲜、日本共产党的直接领导。
  共产国际对幼年时期的中国共产党的指导是直接的,但通过什么方式比较合适,有一个变化的过程。最初,共产国际是以向中共中央派代表的方式,马林、维经斯基先后担任过此职;鲍罗廷到中国后,任国民党的首席政治顾问,同时指导中共广东党组织的工作,起着共产国际代表的部分职能。后来,共产国际决定成立驻华机构,共产国际远东局就是共产国际设立的指导中共进行革命的领导机构。
1、远东局主要是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机构
  
  1926年3月,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上海建立共产国际远东局,以加强对中共以及朝鲜、日本共产党的直接领导。4月2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共产国际远东局由维经斯基、拉菲斯、格列尔、福京和中朝日三国共产党代表组成,以维经斯基为主席。上述组成人员除中朝日三国共产党代表外,称远东局俄国代表团,是核心组织。6月19日,远东局的俄国代表团在上海召开会议,决定中共中央选派一名常任代表和一名常任副代表参加远东局工作,维经斯基作为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进入中央委员会,参加中共中央的日常工作;中共中央的代表定期向远东局报告工作,必要时就主要的政治问题同远东局预先进行协商;远东局俄国成员帮助中共中央工作,为其部分工作部门提供咨询;拉菲斯参加中共中央机关报《向导》编辑部工作。
  由此看来,远东局和中共中央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说远东局是领导中朝日三国共产党的机构,但实际上主要是领导中国共产党的机构。
  
2、远东局成立后,维经斯基与鲍罗廷的冲突
  
  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开始工作后,便和广东的鲍罗廷在一些重大策略问题产生了分歧。从1926年10月起,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远东局的工作感到失望。由于北伐军的胜利进军,1926年10月中旬,革命已发展至长江流域。维经斯基认为,摆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面前一个尖锐的问题是“不能让资产阶级和豪绅一起利用南方军队的胜利果实”。他向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建议:“现在在南方军队占领的地区必须进行坚决的斗争,使革命民主群众联合起来反对地主和豪绅,反对上述资产阶级倾向。”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维经斯基的建议“在现阶段是为时过早的和极其危险的。”11月11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在听取了中国委员会提交的中国问题报告以后,认为远东局在一些问题上犯有错误,向远东局提出“警告”,并“责成远东局在就对华总的政策问题、国民党问题和军事政治工作问题作出任何决议和采取任何措施时都必须同鲍罗廷同志协商。”这个决议表明远东局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天平上的砝码已经变轻,鲍罗廷变得越来越重。
1926年11月下旬至12月上旬,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进行第七次扩大全会。斯大林在会上作了《论中国革命前途》的报告。全会通过《关于中国问题决议案》,着重指出:目前,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发展重点是土地革命;中国革命的前途有可能向非资本主义即社会主义的方向发展等一系列激进方针。全会结束不久,共产国际就即将召开的中共五大的若干问题作出决定,成立出席中共五大的共产国际代表团,同时接受中国共产党出席这次全会的代表谭平山的建议,派罗易到中国,取代维经斯基任共产国际驻中国共产党代表。旋即,谭平山又找罗易,认为中国党内的冲突是维经斯基和鲍罗廷之间冲突的反映,建议共产国际撤销远东局并召回维经斯基。

3、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对远东局进行“大换班”

  斯大林的讲话和共产国际第七次全会决议传到中国后,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一方面承认是正确的,另一方面又认为执行决定是困难的。这时蒋介石同武汉方面的矛盾更加激化,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策略方针也转为更加激进,维经斯基领导的远东局的状况当然不能令联共(布)、共产国际决策层满意。因此,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在1927年3月3日的秘密会议上提出“以新的有威信的同志取代远东局现有成员的问题。”这时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认为,远东局根本适应不了新形势,对其采取了“大换班”的方式,以推行新方针。
  1927年3月1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远东局人员组成问题,决定由列普谢任远东局书记,委员由鲍罗廷、罗森贝格、罗易和中国、朝鲜及日本三国共产党各派一名代表组成。但新的远东局没有成立起来,4月9日,共产国际出席中共五大的代表团作出决定,解散远东局。这样,以维经斯基为首的远东局结束了在中国的使命。
   

4、“共产国际中国局”胎死腹中
  
  罗易在1927年4月初到达武汉后不久,就发生了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这时,中共是先进行土地革命还是继续北伐,罗易和鲍罗廷对此发生了意见分歧。
  罗易于5月25日曾给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发电报,指责鲍罗廷的主张是“将意味着实际取消共产党”,要求“莫斯科应赶紧进行干预。”5月28日,罗易给共产国际和斯大林写出书面报告,认为“鲍罗廷想使共产国际代表成为他的下属,并根据他的指示去领导党”。罗易要求得到斯大林“对共产国际代表机构问题,以及它同国民党和鲍罗廷关系问题的明确答复。”罗易给联共(布)、共产国际高层反映他与鲍罗廷矛盾和分歧的意见引起了重视,5月30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决定,在给鲍罗廷、罗易和驻汉口领事柳克斯的电报中要求:“请不要扣押罗易和其他负责同志的电报。”为了解决罗易和鲍罗廷之间的矛盾,6月9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接受布哈林的建议,决定组建“共产国际中国局”。5天后,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又决定由罗易、鲍罗廷和加伦组成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机构。然而,在6月3日发生了罗易幻想依靠汪精卫挽救革命而冒冒失失将共产国际五月指示给他看的事情。罗易此举引起了鲍罗廷、柳克斯和中共中央的不满,并报告给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尽管罗易连电斯大林和布哈林、联共(布)中央政治局,就此事作出解释,但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政治书记处还是在6月22日作出“立即将罗易同志从共产国际执委会代表职位上召回”的决议。
这样,随着罗易的离去,联共(布)中央政治局6月14日决定成立的由罗易、鲍罗廷、加伦三人组成的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机构未开始工作,便胎死腹中。
罗易离开后,1927年7月14日联共(布)中央政治局秘密会议决定,鲍罗廷立即动身回莫斯科。随着鲍罗廷的离去,联共(布)、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代表和机构,全部结束了使命。


2018年11月2日星期五

第四章第五节 莫斯科中山大学与黄埔军校



 沈阳先生 撰稿

  要读懂黄埔军校那些事,就应该多了解一下莫斯科中山大学。原因很简单,莫斯科中山大学与黄埔军校有跨国血缘之亲。
莫斯科中山大学,是由前苏联出资创办的中国学校,该校曾培养出王明、博古、张闻天、邓小平和蒋经国等一些国共两大政党的重要人物。莫斯科中山大学俄文全称“中国劳动者孙逸仙大学”,是联共(布)中央在孙中山去世后为纪念他而开办的,目的是为中国培养革命人才。
当时正是国共合作时期,国民党俄国顾问鲍罗庭于1925年10月7日,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莫斯科中山大学的建立。“莫斯科中山大学”英文名Sun Yat-sen University in Moscow
  在波澜壮阔的中国现代史上,对其影响最大的“洋学府”恐怕要数莫斯科中山大学了。这所由俄国人出资创办,并冠以中华民国“国父”孙中山之名的异国学校在上个世纪20年代后期聚集了一大批中国青年之精英,中国政界要员也在这里频频亮相,从这里走出的骄子,陆续成为国共两大政党的风云人物,曾任国共两党要职的王明 、博古、张闻天、邓小平和蒋经国就是从这个学校里走出来的。
1924年1月,在广州召开的国民党“一大”上,孙中山提出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不久,他给派往苏联考察的蒋介石手札中写道:“我党今后之革命,非以俄为师,断无成就。”
在苏联的援助下,孙中山对国民党进行了改造,吸纳了大量中国共产党人,彻底改变了他屡战屡败的历史,并很快地在广州站稳脚根。正是中国民主革命需要他的时候,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驱却于1925年3月在北京不幸与世长辞。
这位伟人在去世前一刻仍念念不忘苏联,在他的遗言中留下中俄关系的伏笔:“你们是自由的共和国大联合的首领,我遗下的是国民党,我希望国民党在完成其由帝国主义制度解放中国及其被侵略之历史的工作中,与你们合力共作。”
  孙中山逝世,苏联在中国失去了一位最亲密的朋友,苏共领导集团很快作出决策,对中国革命投入更大的资本,除枪炮支援外,创办一所学校,以孙中山的旗帜,招徕大批中国先进青年。其目的在于用马克思主义理论培养中国共产主义群众运动的干部,培养中国革命的布尔什维克干部,并成为今后中苏关系的纽带,莫斯科中山大学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应运而生的。

  当时,苏联驻广州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被称之为广州国民政府的“保姆”。国民党中央的许多重大决策都要经过他,莫斯科中大在中国的招生就是他一手操办的。
  1925年10月,鲍罗廷在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66次会议上正式宣布在莫斯科建立孙中山劳动大学,帮助中国国民革命培养干部,建议国民党选派学生去莫斯科中大学习,这个提议很快获得一致通过,并成立了由谭延闿、古应芬、汪精卫组成的招生委员会。
  选派工作在广州、上海、北京、天津等大城市进行,消息一传开,上万名青年踊跃报考,考中大一时成为革命的时髦象征。
  考试在广东大学举行,考题仅是一篇题为《什么是国民革命?》的文章。
  广州是全国革命的中心,最终录取的300名学生中,广州就占了180名、上海50名、京津地区50名,鲍罗廷特别推荐了20名,他推荐的都是国民党要人子弟,如蒋介石之子蒋经国、邵力子公子邵志刚、李宗仁内弟魏允成、张发奎弟弟张发明、邓演达弟弟邓明秋、于右任女婿屈武等。
沸沸扬扬的莫斯科中大招生无疑激发了每一个热血青年的革命热情,谁不想去“西天”朝拜,谁不想去“红色麦加”取经。
时髦的“诱惑”毫不例外地冲击蒋介石苦心经营的黄埔军校。
在此之前,革命青年以报考黄埔军校为莫大荣耀,而今许多黄埔生还未毕业,就吵吵嚷嚷到国民党中央执委申请报考中大。眼看黄埔校园军心不稳,蒋介石大伤脑筋,因黄埔军校一、二期学员即将毕业,他急需这批少壮军官,以对付广东各派拥兵自重的地方军阀。
当时虽然国民党中央执委也给了黄埔军校10名报考名额,但蒋介石下令严禁黄埔一、二期学生报考,但这道禁令并没有“一刀切”,黄埔一期生邓文仪偷偷报考,并获得通过,于是他跑到汕头前线,向蒋介石恳请恩准,经过一番软磨硬缠,校长终于在报告上签了字。
而黄埔一期的另一位中共学生左权,他对校长的禁令根本就不屑一顾,邓文仪前脚一走,他打起背包后脚就跟。
邓文仪后来自然感恩戴德,尽忠效力,以至受蒋介石的精心培养,官至国民党政府内政部次长。

莫斯科中山大学成立于1925年10月,地点在莫斯科沃尔洪卡大街16号。校园里有一座三层楼的小别墅,还有花园、篮球场、排球场、溜冰场。
这座古建筑是十月革命前一个俄国贵族的官邸,屋顶浮雕华美,室内吊灯堂皇,每一间房屋都高大敞亮,一个大厅已改成礼堂,整座宅院已改成具有一定规模的学校。
当年在苏联顾问鲍罗廷的参与下,国共双方挑选了310名学生前往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其中中共党员、共青团员占了学员总数的80%以上。
1926年1月又有10名在德国学习军事的国民党学员转入莫斯科中山大学。
不久,中共旅欧支部的20名党、团员在法国受到巴黎警察当局的迫害,根据共产党的指示,也转道来到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这批学员中有邓小平、傅钟、李卓然等。
  当时的莫斯科中大还处于秘密状态,不对外公开,也不挂牌子,每一个中大学生都起了个很好听的苏联名字,这主要考虑到中国学生回国以后的安全。
1926年11月中旬,莫斯科中大举行了隆重的开学典礼,典礼厅主席台上悬挂着苏联和中华民国的国旗。列宁、孙中山的画像并列悬挂在两国国旗中间。
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托洛茨基主持了开学典礼并作精彩的演讲。
这位仅次于列宁,在共产国际和苏联享有崇高威望的政治家、外交家以其诙谐的语言说:“从现在起,任何一个俄国人,如果他用轻蔑的态度来对待中国学生,见面时双肩一耸,那他就绝不配当俄国的共产党人和苏联公民……”
托洛茨基一番“革命加人情”的讲话给中国留学生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托洛茨基主义”也就先天地在中大校园滋润了一片土壤。
此时的苏联,国内战争和帝国主义武装干涉的创伤尚未完全恢复,各项经济建设还没有走向正轨,但年轻的苏维埃共和国为莫斯科中山大学却花费了大量的人力、财力。
据苏联档案记载:莫斯科中山大学预算为一千多万卢布,还动用了当时十分紧缺的外汇供学生回国探亲用,苏联政府尽一切努力来保证学校的教学需要和学生生活。
中国学生享有优于苏联教师的待遇,学校给学生发西服、大衣、皮鞋、冬装,寒暑假还组织学生进行夏令营或参观旅游。
  莫斯科中大学制二年,中国学生来到这里的重要任务是学习。学生首先要学习俄语。第一学年,俄语学习时间特别长,每天为4课时。其他课程为:政治经济学、历史、现代世界观、俄国革命理论与实践、民族与殖民地问题。第二学年的课程为中国革命运动史、世界通史、马克思主义哲学、列宁主义原理、经济地理等。中山大学还有一门重要课程就是军事训练,该课程每周一天,主要内容为步兵操典、射击、武器维修等。
  学习的方法是教授先授课(用俄文讲,有中文翻译),然后学生提问、教授解答、自由讨论和辩论,最后由教授作总结。
  中山大学基本单位为小组,1926年初约340多人,编成11个小组。到了1927年初,学生达600余人。由于学生水平参差不齐,学校为文化程度差的学生设了预科班,进行初级教育。对俄语程度高的学生设有翻译速成班,张闻天、杨尚昆便是速成班的学生。
  中山大学名义上是为国民党而办的,所以中大的管理者有苏联共产党和中国国民党。1926年夏,邵力子来到莫斯科,代表国民党进驻中山大学负责监理工作,成为中大的理事会成员。这期间,国民党要人宋庆龄、冯玉祥、胡汉民等纷纷来到中山大学演讲。
由于蒋介石、汪精卫相继背叛革命,时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的邓演达一怒之下,离开武汉取道新疆来到莫斯科。在中山大学礼堂,他控诉了蒋、汪合流,过河拆桥之后,又指责中共的“暴力”行为。
为此,中大学生中的中共党员、团员被触怒,他们用关电灯、跺地板、掷鸡蛋来发泄不满,邓演达只好中途退场。
后来邓演达在苏联组织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即第三党)。而与此相反,孙中山夫人宋庆龄在中山大学却受到空前的欢迎,她在欢迎会上说:“我很荣幸地被邀请访问国外第一所用中山先生命名的中国人的大学,在这里我看到许多虔诚的年轻人,竭尽心力为实现三民主义而努力,衷心感佩,孙中山最宝贵的遗训是三民主义和三大政策。那些背叛孙中山的人居然还打着他的招牌说话……”   
宋庆龄沪音悦耳,咬字清晰,言语朴实,她的演讲不时地为中山大学学生们的阵阵掌声所淹没。
斯大林是创办中山大学的倡议人。1926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围绕着中国革命问题产生重大分歧,矛盾不断激化。广州中山舰事件之后,斯大林和托洛茨基先后登上中山大学的讲台,就中共是否退出国民党问题进行激烈的辩论,并回答中大学生的提问。当然他们的目是都是为了争取中大学生的支持。
由于他们对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缺乏深入的了解,并且僵化地搬用马列主义,结果好心并没有办成好事,给中国革命带来一定的负作用。
中国大革命失败后,全国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之中。根据斯大林的意见,共产国际决定:中共六大在莫斯科举行,并从中山大学抽调了部分俄语功底好的学生担任大会筹备组工作,如李培芝(王若飞妻子)、孟庆树(王明妻子)、杜作祥(陈昌浩妻子)、瞿景白(瞿秋白弟弟)、秦曼云等人都参加了大会筹备组材料翻译工作。
大会材料都是中山大学教授依据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指示拟写的,几位中大学生万万没有想到,他们翻译的材料都是中共六大的决议和文件,他们比中共六大领导层核心人物向忠发、周恩来、李立三等人还先看到六大文件。
六大之后,新当选的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主席向忠发等领导人根据中大学生的要求,到中大演讲并回答学生的提问。当然向忠发是全力支持斯大林的,他把托洛茨基批了一顿以后,扬言要把中大的托派学生统统开除。
  六届一中全会后,共产国际为培养更多的中国共产主义运动干部,决定在莫斯科中大增办一个特别班,轮训中共党内高级干部,我党早期著名活动家林伯渠、徐特立、吴玉章、何叔衡、叶剑英等便是这个特别班的学员。
  中山大学从1925年创办到1930年关门的5年时间里,先后有过二位各显神通的校长。

第一任校长拉狄克,波兰人,早年在波兰、德国、俄国从事革命活动,后成为第三国际著名的领导人之一。
1923年,德国共产主义运动受挫,拉狄克退出国际共运的领导圈,开始了宣传教育生涯,后成为一个令人倾倒、才华横溢的学者。
他能讲好几个国家的语言,对中国学生的学习和生活非常关心,每天都要到学生宿舍、食堂看一看,与学生聊聊天。他讲授的《中国革命运动史》是中山大学最叫座的一门课,只有这门课才能把不同班级的学生吸纳到一个教室里来。
尽管拉狄克的口才雄辩而饶有风趣,但他在生活上举止懒散,不梳头发、不刮胡子,看上去不像个大学校长。
  1925年,拉狄克担任莫斯科中山大学校长后,他还担任过红色教授学院的教授,参加过苏联大百科全书编辑部的工作。他同布兰德勒等人仍秘密频繁接触,反对共产国际处理德共问题的方针,反对德国共产党以台尔曼为首的新任领导。联共(布)中央监察委员会于1925年4月作出决议,警告拉狄克等人不得继续进行派别活动和干涉德共事务,并决定不让他们再参加共产国际的工作。
在托洛茨基反对派与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为首的“新反对派”于1926年夏结成联盟后,拉狄克又同季诺维也夫和解,成为这一联盟的重要成员。
1927年,斯大林与托洛茨基展开一场影响第三国际的大争论,拉狄克被卷进这场残酷的政治斗争旋涡。
  拉狄克参加了一些派别会议,并且在1927年11月初反对派的《呼吁书》上签名,要求工人参加反中央示威。在同年12月党的第十五次代表大会上,拉狄克同加米涅夫、皮达可夫等共75名反对派成员被开除出党。
继1928年初托洛茨基被流放之后,拉狄克同许多反对派分子也被流放到西伯利亚。
不久,他声明反对派应该承认自己的错误,同党团结起来,并表示:“我和托洛茨基的关系已经破裂了,现在我们是政治上敌对的人”。1929年,他恢复党籍,从流放地返回莫斯科。
随着1934年底基洛夫被暗杀事件发生,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这些原反对派重要成员陆续被宣布为反革命暗杀破坏集团的罪犯,拉狄克也未例外。1936年他又一次被开除出党。
拉狄克被打成托派分子,没有向中大学生告别,甚至也没有授完《中国革命运动史》,拉狄克便从中大校园消失了。1937年1月,苏联最高法院对拉狄克等17人进行审判。他被判处10年徒刑,于1939年去世。

中山大学的第二任校长米夫,是土地革命时期共产党“王明路线”的后台老板。
1921年,20岁的米夫担任共产国际远东局中国课课长,从而接触到中国革命运动。
中山大学一成立他就担任该校副校长。他胸中墨水不多,但颇有心计,整人有一套,搞宗派更是行家里手。所以拉狄克一下台,他就填补了空缺。
米夫地位的骤升得机会于斯大林与托洛茨基的政治斗争,米夫看准风向,支持了斯大林因而获得斯大林的器重,斯大林也把米夫视为中国通,在许多涉及到中国革命的文件、指示都征求米夫的意见,这对于一个20多岁的年轻人来说,确是受宠若惊。
1927年,中国大革命失败以后,米夫再次提升,他以中山大学校长的身份兼任共产国际远东局局长。
米夫是个心思很长的人,他开始不满足蹲在共产国际大楼和中山大学校园,他要到中国来发挥更大的“作用”。
早在1927年4月,米夫在他任副校长期间,就携带中大他最宠爱的学生王明到武汉,代表共产国际参加了中共五大,从而在中共党内树起了一定的形象。
1928年,斯大林委托他负责组织中共在莫斯科召开的六大,这使他的权力更加膨胀,他有权提议中共中央总书记人选和政治局组成人员名单。
1930年底,中山大学关门后,米夫又代表共产国际到上海参加中共六届四中全会。
在米夫一手操纵下,王明一步登天,进入中央政治局并担任中央书记处书记,从而开始了“王明路线”时期。
然而米夫自己万万没有想到,他在中国的计划竟化成泡影,中国革命几乎被他推到悬崖的边缘。
米夫回国后,撰写了大量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文章。他先后参加了共产国际执委会第十二、十三次会议,并担任过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校长和民族殖民地问题科学院院长。
在1937年的肃反运动中,有人揭发米夫是政治反革命,是托派分子,很快,他被逮捕和关押。让米夫难以接受的是,自己一手提拔起来的王明在他落难之时却反戈一击,把他批得体无完肤。
米夫青云直上而一落千丈。1938年,米夫被斯大林视为托洛茨基分子而遭清洗并秘密处决,终年37岁。


第四章第四节 蒋介石与黄埔军校



                 
沈阳先生 撰稿

  1923年2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3月2
日大元帅大本营宣告成立。10月由时军政部长程潜负责筹
建“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又称“军政部讲武堂”。校
址在广州北校场。
  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共办三期。
  第一期:招考学生四百余名。1924年春补行开学典礼,
夏天,孙中山亲监讲武学校校阅,陪同有廖仲凯和大本营
的高级将领。10月10日,举行毕业典礼,孙中山亲监主
持,颁发毕业证书,并奖给优秀毕业生指挥刀一把。毕业
后全体分发到攻鄂军部卫队营见习,担任下级军官及军需、
副官、书记等职务。先前有学生邓文仪、桂永清、陈明仁、
李默庵等146名,中途编入黄埔一期学习。
  第二期:入校学生80人,1924年12月开学,1925
年冬毕业,全部分发到第六军各部担任下级军官佐。抗日
战争前不久,在南京中央军校补办登记手续,取得黄埔一
期学籍。
  第三期:1925年秋招生,共录取226名。是年冬根椐
广州国民政府统一军事政治教育的决定,黄埔军校由原耒
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中央
军事政治学校”(1926年1月12日正式宣布),其他各
军事学校一律撤消。在校第三期学生,考取黄埔军校第四
期约七十人,大部分编为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
  
  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教职员:校长程潜(大本营军政
部长兼)副校长:张振武、胡兆鹏;监督:周贯虹;教育
长:李明灏、李国良。
  1924年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迁广州南华寺,改名为
“援鄂军讲武学校”。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后,该校又
改名“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讲武学校”。
  1924年1月20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深感创建革命军队的重要,决定创办军校。军校定名为“陆军军官学校”因设在黄埔岛,又名“黄埔军校”。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
  蒋介石被委以重任,负责黄埔军校筹备工作。
  但蒋介石觉得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倍受
冷落”,不但不是中央执行委员,连候补中央委员也不是,
只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军事委员会中担任一个委员,
远离权力中心。权力欲望膨张的蒋介石闷闷不乐,迁怒于
孙中山。另外,国民党内比蒋介石资格老、功劳大的人毕
竟还有不少,这校长之职并非蒋介石的囊中之物,就连那
个赴苏考察团长,也是廖仲恺要随时协助孙中山处理政务,
难以脱身率团,才落到蒋介石头上的。
蒋介石看到孙中山只是委任他为军校筹备委员长,并没有明确宣布他为军校校长,同时参与筹建的人中,有好几位功高资深的,最后是谁当校长还很难说。蒋介石知道黄埔军校校长在当时的国民党内并非是特别显赫的职位,但对自己来说,却是一个掌控军队,获取政治资本的一个契机。
  当得知孙中山有意任命程潜为校长,自己和李济深为副校长时,决定以退为进。他以“环境恶劣、办事多遭掣肘”弃职离去。好在廖仲恺等人积极投入,筹备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孙中山视蒋介石为难得的革命人才,多次催其返回广州。蒋介石的离去,是一种不满的表露,也是一种示威。蒋介石辞职是是一出讨价还价的闹剧,以为军校因此办不起来。 孙中山意属程潜出任军校校长,是以资历、才能等综合条件考虑的。
  在蒋介石负气出走后,孙中山即命廖仲恺继续筹办军校事宜。同时,于2月29日亲自电陈蒋介石复筹委会之职。蒋介石不知从哪听说到中常委打算让孙先生兼任校长,而孙先生属意程潜或许崇智,自己只是个副校长,就向张静江发起牢骚。张静江对蒋介石说,做不成为校长,就不要出山!
  张静江给孙中山写信,说了蒋介石不少好话。蒋介石也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特地提到陈其美和永丰舰救难之事。一番表功之后,以退为进的蒋介石向孙中山表露要被赋予更大权力的要求。蒋介石答应孙中山于日内起程,实际上他还在等待火候。戴季陶、张静江等人也在帮蒋介石出谋划策,不能丢掉孙中山的信任和军校的重要职务。
  蒋介石看出军校不会因他辞职而停办,又婉转地给廖仲恺复电:“函电敬悉,弟必来粤勿念。”蒋介石因尚未获悉校长人选的准确消息,仍未动身。孙中山生气了,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去奉化传蒋回粤。
蒋介石知道许崇智是不会丢下军中实权去当军校校长的,但他想知道的是还有什么人在跟他争这个宝座。许崇智看出蒋的心思,便说:“先生本来就有意让你办校治军,再加上你那个盟兄张静江,又是写信又是拍电报,这么一鼓动,先生也就决定由你为军校校长了!”
蒋介石心中石头终于落下,于4月21日抵达广州,26日到黄埔军校办公。孙中山对军校极为重视,亲自出任军校总理。不久,又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廖仲恺为驻军校中国国民党党代表。军校下设教授、教练、政治、军需、管理等部,充分显示出国共合作的格局。苏联派出几十名干部、拔出现款、运来军械支持军校创办。孙中山特地将军校的开学典礼日期定在陈炯明叛变的6月16日,并作了演说。

37岁的蒋介石完成人生定位,从此开始了政治前途的起飞。
蒋介石(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名中正,字介石,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中国近代史著名政治家及军事家,中华民国陆军特级上将。
蒋介石的名“中正”和字“介石”,典出《周易》:“(豫卦)六二,介于称呼详细介绍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说英语的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昵称蒋为Gimo,指其特级上将背景(即大元帅,Generalissimo)的英语简写。而现在的纪录片都以Chiang Kai-shek作为他的英文名称。
蒋介石生于清朝末年浙江省宁波府奉化县(今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市)。
蒋介石父蒋肇聪继承祖业经营盐铺,1895年病逝。蒋介石由母亲王采玉抚养成人,幼年入塾,诵读经史。1903年入奉化凤麓学堂,两年后至宁波箭金学堂就读。1906年初肄业于龙津中学堂,4月东渡日本,入东京清华学校,结识陈其美等人,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年末回国,1907年考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习炮兵。1908年春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1910年冬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
蒋介石早年赴日本学习军事,并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获得孙中山的器重,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回上海,受陈其美指派,率先锋队百余人至杭州,参加光复浙江之役;嗣后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与陈其美、沪军第二师师长黄郛结拜为“盟兄弟”。
蒋介石首先是反抗清朝,接着是军阀混战,而后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入侵。
蒋介石是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历任大元帅府参谋长、大本营参谋长、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缅印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一再连任第一至五任中华民国总统,并连续当选中国国民党总裁。
蒋介石依靠黄埔武装,初试身手,四次平叛,两次东征,统一了广东,为北伐打下了基础。1927年1月,蒋介石以程潜为中路军江右军总指挥,率第二、第六军及独立第二师由赣北进取南京。程潜与蒋介石最终分道扬镳,1949年8月在长沙宣布起义,建国后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湖南省省长等职。
那个时候的蒋介石,已失却对国军的控制,国军的颓势已定。广州毕业的黄埔学子已各拥其主展开了大规模的内战。蒋介石在1947年卸下了黄埔军校校长的职务。
曾在国民党一蹶不振之际给予援手的苏联,最终选择支持了中共。蒋介石于1949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内战失败后退守台湾。1975年逝世于台湾台北的住所士林官邸内。

第四章第三节 廖仲恺与黄埔军校



沈阳先生 撰稿

廖仲恺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活动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国民党左派的光辉旗帜,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擅长诗词、书法,著作编为《廖仲恺集》、《双清文集》上卷。

  廖仲恺(1877-1925),汉族,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1877年4月23日出生于美国旧金山。广东省归善县陈江镇鸭仔埗乡窑前村人(现广东省惠州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幸福村),祖居广东梅县程江镇。
  1877年4月23日,廖仲恺生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旅美华工家庭。
  1893年,父亲廖竹宾在旧金山病故后,随母亲回到中国广州,投奔时任清政府招商局总办的叔父廖志岗。
  中日甲午战争后倾心西学。1896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
1897年,在叔父的安排下,他与香港地产商何戴的九女儿、同为国民党左派的何香凝在广州结婚。

  1897年,由于经济上尚未独立,廖仲恺与何香凝新婚后,便与他的哥哥廖恩焘一家合住在广州市三官庙的廖公馆,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夫妻二人在二楼屋顶的晒台上搭了一间小屋作为自己的居所。在简陋的新居里,这对不曾相识的夫妻逐渐相知、相爱。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很多青年出国留学,希望学成归国后,改变中国危亡局势。出洋留学的风气盛极一时。廖仲恺结束了香港皇仁书院中学生活后,也有了去日本留学的愿望。
  为了支持丈夫实现自己的理想,虽然遭到娘家人和廖仲恺嫂嫂的坚决反对,何香凝毅然把陪嫁的珠宝首饰和所有的细软及家具等卖掉,连同私蓄总共“凑得三千余金”,资助廖仲恺赴日留学。
  1903年1月,廖仲恺暂别何香凝,先行赴日。之后何香凝又把所有的杂物都卖掉,在同年4月抵达东京,开始了夫妇二人的旅日留学生活。1904年3月,廖仲恺考入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学习,既而入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并与有志青年相互激励,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两人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租住一套公寓,并命名为“觉庐”。
  1903年9月,廖仲恺与何香凝在日本东京结识了孙中山,被他伟大的气魄、坚定的革命信念深深打动,向孙中山表示“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廖仲恺、何香凝二人遵照孙中山指示, 在日本“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此后,夫妇二人便追随孙中山,踏上了艰辛的民主革命之路,也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05年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协助孙中山建立了中国同盟会,并先后入会。廖仲恺担任同盟会总部的副会计长和外务部干事、外务部副部长,而作为同盟会的首位女会员,何香凝担负了革命党人的联络和勤务工作。夫妇二人在东京的家,也成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联络站和聚会场所。
  忙碌的学业与革命工作期间,女儿廖梦醒和儿子廖承志的相继诞生,廖仲恺和子女廖梦醒、廖承志给夫妇二人紧张的生活带来温馨的家庭乐趣。而这期间廖仲恺多次奉孙中山之命,潜回国内到天津等地进行秘密活动,从事联络革命志士、宣传革命道理、筹设革命机关等工作,根本无暇照顾家中妻儿。何香凝在参与革命活动的同时,独挑家庭重担。
  辛亥革命后,廖仲恺夫妇追随孙中山回到祖国继续革命事业。廖仲恺先后担任过广东枢密员、财政司长兼国税厅长等职,对建立和巩固新生的广东民主共和政权作出诸多贡献。
廖仲恺和何香凝,这对革命伉俪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毕生精力,在事业、生活中相互支持、志趣相投。

  1906年,廖仲恺翻译了一些早期社会主义学说,并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历史照片 》上发表。曾奉孙中山命回国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以"屠富"、"渊实"笔名在《民报》发表译作《进步与贫乏》、《社会主义史大纲》等,是最早介绍和探索社会主义问题的中国人之一。
  1907年春转入东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
  1909年在日本中央大学毕业后回国,考取法政科举人,在吉林巡抚处任翻译。武昌起义后在广州就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先后任广东任都督总参议、总统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1912年5月任广东军政府财政司长,实行地税换契法、整理财政和税收等措施。宋教仁案发生后赴北京运动国会议员反袁。
  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与孙中山等亡命日本。
  1914年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1915年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副部长,继续为讨袁筹措军费,参加护法运动,致力于反袁斗争。
  1917年9月任中华民国军政府财政部次长、代理总长,尽力于护法事业。五四运动发生后赞扬和支持学生运动。
  1918年6月随孙中山到上海后,与朱执信、胡汉民等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发表《三大民权》、《<全民政治论>译序》等文章,宣传和研究革命理论。同时翻译孙中山用英文写的《实业计划》第一计划。
  1919年10月任中国国民党财政主任。称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与朱执信等学习俄文,准备赴苏俄学习。
  1919年和1920年多次奉孙命赴福建漳州,帮助援闽粤军的建设和解决财政困难,推动粤军回师广东,驱赶桂系军阀。
  1921年4月,驱逐桂系军阀的战争结束后,孙中山组建广东革命政府,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次长,随后,又兼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他努力协助孙中山,力图在广东开创一个新的革命局面。陈炯明也被任命为广东革命政府陆军总长、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省长等要职,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
  1921年5月任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代理总长,支持孙中山出兵讨桂和北伐。
1922年,孙中山为打倒军阀,统一全国,决定北伐。而陈炯明却反对北伐,他对廖仲恺筹集北伐经费不仅处处刁难,还暗中与北洋军阀勾结,准备阴谋叛乱。
陈炯明公开叛变前夕,廖仲恺被囚禁于广州郊区石井兵工厂,经何香凝等营救脱险,当即乘船赴港转沪,与孙中山重新会合,协助孙中山先生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3年1月4日,孙中山通电讨伐陈炯明,组成东、西两路军,16日攻克广州。陈炯明通电下野,退居香港。
  1923年2月,与苏联代表越飞联合宣言条款进行具体磋商。3月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5月任广东省长。10月以后被孙中山委派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积极参与领导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被孙中山指派为主席团成员。在开会过程中,坚持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的原则,促成了大会的成功。当选为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工人部部长。
廖仲恺协助孙中山筹建陆军军官学校--著名的黄埔军校,任该校党代表,为建立革命军而努力,被誉为“黄埔的慈母”。
廖仲恺6月任广东省长。7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支持沙面工人罢工,命令各县县长协助组织农会。9月任大本营财政部长。坚持主张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孙中山北上前夕任所有党军、各军官学校和讲武堂的党代表兼农民部部长。11月任大本营参议、所有党军、各军官学校和讲武堂的党代表,兼任中央农民部长。
  1925年1月25日,黄埔军校成立"青年军人社",廖仲恺任社长,该社刊物《青年军人》第一期出版。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仍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大政策,在平定商团叛乱、杨刘判乱、北伐、东征等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为巩固广东革命政权作出了巨大贡献,并支持省港大罢工。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任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
廖仲恺不屈不挠地奉行三大政策,密切地同中国共产
党人合作,支持工农革命运动,推动了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但他所做的这一切无疑对国民党右派、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是极端要不得的。因此,中外反动势力都视廖仲恺为眼中钉,欲置之于死地。孙中山逝世不久,谢持、林森、邹鲁等人便结成所谓的“西山会议派”,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破坏国民革命领导力量的团结。
从1925年7月开始,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孙科、伍朝枢等人就开始集中攻击廖仲恺,散布种种谣言,企图搞垮廖仲恺,否定三大政策。面对右派反对分子的汹汹来势,廖仲恺与他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尤其使廖仲恺感到深恶痛绝的是,一部分国民党右派老党员,为了达到反共的目的,甚至不惜与北方反动军阀相勾结。
5月间,廖仲恺发表了一篇《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文章,对国民党老右派做了辛辣的批判,他说:“现在吾党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回革命党以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极力压制我国最大多数之工界,也可以称为革命党,以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发生清血的效力。不知革命派不是一个虚名,那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种功绩,苟一进不续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有反革命的行为,便立刻变成反革命派。”
这篇文章给邹鲁、孙科、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等老右派刺激很大。他们对廖仲恺恨之入骨,其中一部分人便蓄谋用卑鄙的暗杀手段除掉廖仲恺。
进入8月,满城风雨,流传着国民党右派要杀害廖仲恺的消息,一霎时间阴云四起,压力日增。当时在广州南堤有右派俱乐部“南堤小憩”,朱卓文等右派分子经常在此密划谋杀廖仲恺,他们熟知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和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朱卓文等人起初欲以凶手用炸弹机枪狙击,把这些领导人员全部杀害,下手前,公安局长吴铁城获知此讯大惊,从中阻止了这次流血事件。
廖仲恺面对这种情势,无所畏惧,继续孜孜不倦地工作。当他听说敌人要用机关枪杀他时,一笑置之,并对人戏言道:“暗杀用手枪炸弹是所见的,若是用机关枪,却新鲜的很。”
何香凝劝他多加两个卫士防备一下,他不以为然地回答:“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团体去开会或演说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要想谋杀我,很可以假扮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间下手的。我生平为人作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
在1925年8月18日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坐在廖仲恺身旁的汪精卫给他写了一张条子,告诉他有人将对他不利,他当即表示:“为党为国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何事顾忌!”
1925年8月19日,又有人以确切消息报告他,廖仲恺慨然道:“际此党国多难之秋,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所终日不能忘怀者,为罢工运动及统一广东运动两问题尚未解决!”
这一天,他又为给黄埔军校等筹集经费工作到深夜,很晚才回到家中。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携夫人何香凝乘车前往党部开会,半路上遇见陈秋霖,随即同车前往,不想竟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惠州会馆,广州市越秀南路89号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立有纪念碑)门前惨遭杀害。
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迅即组成“廖案检查委员会”,追查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和凶手。
经查明,暗杀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集团所为。主要成员便是邹鲁、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许崇智等人,出面收买凶手的便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等人。
凶手之一陈瑞在刺杀廖仲恺后,找到朱卓文告以其事,朱即给陈瑞二百元,打发他离开广州。
案情查明后,国民政府派军队搜查了胡汉民兄弟的住宅,逮捕了胡汉民的哥哥胡清瑞和林直勉,撤掉了梁鸿楷第一军军长的职务,胡毅生、朱卓文事先潜逃,胡汉民也因涉嫌离开广州,国民党右派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

  1925年9月1日,廖仲恺出殡时,广州黄埔军校师生、工人、农民、市民群众等二十多万人参加。他的遗体暂厝于广州驷马岗他的好友朱执信的墓侧。
  1935年9月1日,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侧,即如今的廖仲恺何香凝墓。
  廖仲恺一生的主要成就:
协助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此后,全力辅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极力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捍卫者。与中国共产党人精诚合作,支持工农革命运动,推动了中国国民革命发展。
  廖仲恺家庭成员概况:
  妻子何香凝,著名的国民党左派,1949年以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务。
  女儿廖梦醒,是革命烈士李少石的妻子。
  儿子廖承志,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
届、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孙子廖晖,中共第一、第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的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