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第四节 蒋介石与黄埔军校

                 

沈阳先生　撰稿

　　1923年2月20日孙中山在广州就任大元帅。3月2

日大元帅大本营宣告成立。10月由时军政部长程潜负责筹

建“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又称“军政部讲武堂”。校

址在广州北校场。

　　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共办三期。

　　第一期：招考学生四百余名。1924年春补行开学典礼，

夏天，孙中山亲监讲武学校校阅，陪同有廖仲凯和大本营

的高级将领。10月10日，举行毕业典礼，孙中山亲监主

持，颁发毕业证书，并奖给优秀毕业生指挥刀一把。毕业

后全体分发到攻鄂军部卫队营见习，担任下级军官及军需、

副官、书记等职务。先前有学生邓文仪、桂永清、陈明仁、

李默庵等146名，中途编入黄埔一期学习。

　　第二期：入校学生80人，1924年12月开学，1925

年冬毕业，全部分发到第六军各部担任下级军官佐。抗日

战争前不久，在南京中央军校补办登记手续，取得黄埔一

期学籍。

　　第三期：1925年秋招生，共录取226名。是年冬根椐

广州国民政府统一军事政治教育的决定，黄埔军校由原耒

的“中国国民党陆军军官学校”改名为“国民革命军中央

军事政治学校”（1926年1月12日正式宣布），其他各

军事学校一律撤消。在校第三期学生，考取黄埔军校第四

期约七十人，大部分编为黄埔军校第五期入伍生。

　　

　　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教职员：校长程潜（大本营军政

部长兼）副校长：张振武、胡兆鹏；监督：周贯虹；教育

长：李明灏、李国良。

　　1924年大本营陆军讲武学校迁广州南华寺，改名为

“援鄂军讲武学校”。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成立后，该校又

改名“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讲武学校”。

　　1924年1月20至30日，孙中山在广州召开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他深感创建革命军队的重要，决定创办军校。军校定名为“陆军军官学校”因设在黄埔岛，又名“黄埔军校”。1926年5月，“国民革命军第六军讲武学校”并入黄埔军校。

　　蒋介石被委以重任，负责黄埔军校筹备工作。

　　但蒋介石觉得在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倍受

冷落”，不但不是中央执行委员，连候补中央委员也不是，

只是在中央执行委员会下属军事委员会中担任一个委员，

远离权力中心。权力欲望膨张的蒋介石闷闷不乐，迁怒于

孙中山。另外，国民党内比蒋介石资格老、功劳大的人毕

竟还有不少，这校长之职并非蒋介石的囊中之物，就连那

个赴苏考察团长，也是廖仲恺要随时协助孙中山处理政务，

难以脱身率团，才落到蒋介石头上的。

蒋介石看到孙中山只是委任他为军校筹备委员长，并没有明确宣布他为军校校长，同时参与筹建的人中，有好几位功高资深的，最后是谁当校长还很难说。蒋介石知道黄埔军校校长在当时的国民党内并非是特别显赫的职位，但对自己来说，却是一个掌控军队，获取政治资本的一个契机。

　　当得知孙中山有意任命程潜为校长，自己和李济深为副校长时，决定以退为进。他以“环境恶劣、办事多遭掣肘”弃职离去。好在廖仲恺等人积极投入，筹备工作才得以顺利进行。孙中山视蒋介石为难得的革命人才，多次催其返回广州。蒋介石的离去，是一种不满的表露，也是一种示威。蒋介石辞职是是一出讨价还价的闹剧，以为军校因此办不起来。 孙中山意属程潜出任军校校长，是以资历、才能等综合条件考虑的。

　　在蒋介石负气出走后，孙中山即命廖仲恺继续筹办军校事宜。同时，于2月29日亲自电陈蒋介石复筹委会之职。蒋介石不知从哪听说到中常委打算让孙先生兼任校长，而孙先生属意程潜或许崇智，自己只是个副校长，就向张静江发起牢骚。张静江对蒋介石说，做不成为校长，就不要出山！

　　张静江给孙中山写信，说了蒋介石不少好话。蒋介石也给孙中山写了一封长信，特地提到陈其美和永丰舰救难之事。一番表功之后，以退为进的蒋介石向孙中山表露要被赋予更大权力的要求。蒋介石答应孙中山于日内起程，实际上他还在等待火候。戴季陶、张静江等人也在帮蒋介石出谋划策，不能丢掉孙中山的信任和军校的重要职务。

　　蒋介石看出军校不会因他辞职而停办，又婉转地给廖仲恺复电：“函电敬悉，弟必来粤勿念。”蒋介石因尚未获悉校长人选的准确消息，仍未动身。孙中山生气了，命粤军总司令许崇智去奉化传蒋回粤。

蒋介石知道许崇智是不会丢下军中实权去当军校校长的，但他想知道的是还有什么人在跟他争这个宝座。许崇智看出蒋的心思，便说：“先生本来就有意让你办校治军，再加上你那个盟兄张静江，又是写信又是拍电报，这么一鼓动，先生也就决定由你为军校校长了!”

蒋介石心中石头终于落下，于4月21日抵达广州，26日到黄埔军校办公。孙中山对军校极为重视，亲自出任军校总理。不久，又正式任命蒋介石为军校校长兼粤军参谋长，廖仲恺为驻军校中国国民党党代表。军校下设教授、教练、政治、军需、管理等部，充分显示出国共合作的格局。苏联派出几十名干部、拔出现款、运来军械支持军校创办。孙中山特地将军校的开学典礼日期定在陈炯明叛变的6月16日，并作了演说。

37岁的蒋介石完成人生定位，从此开始了政治前途的起飞。

蒋介石（1887年10月31日－1975年4月5日），名中正，字介石，原名瑞元，谱名周泰，学名志清，中国近代史著名政治家及军事家，中华民国陆军特级上将。

蒋介石的名“中正”和字“介石”，典出《周易》：“（豫卦）六二，介于称呼详细介绍石，不终日，贞吉。《象》曰：‘不终日贞吉’，以中正也。”

说英语的外国人（特别是美国人）昵称蒋为Gimo，指其特级上将背景（即大元帅，Generalissimo）的英语简写。而现在的纪录片都以Chiang Kai-shek作为他的英文名称。

蒋介石生于清朝末年浙江省宁波府奉化县（今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市）。

蒋介石父蒋肇聪继承祖业经营盐铺，1895年病逝。蒋介石由母亲王采玉抚养成人，幼年入塾，诵读经史。1903年入奉化凤麓学堂，两年后至宁波箭金学堂就读。1906年初肄业于龙津中学堂，4月东渡日本，入东京清华学校，结识陈其美等人，受到反清思想的影响。年末回国，1907年考入保定全国陆军速成学堂，习炮兵。1908年春赴日，入东京振武学校，1910年冬毕业后，入日本陆军第十三师团第十九联队为士官候补生。

蒋介石早年赴日本学习军事，并加入中国同盟会。投身民主革命获得孙中山的器重，辛亥革命爆发后，蒋介石回上海，受陈其美指派，率先锋队百余人至杭州，参加光复浙江之役；嗣后在沪军都督陈其美部任沪军第五团团长，与陈其美、沪军第二师师长黄郛结拜为“盟兄弟”。

蒋介石首先是反抗清朝，接着是军阀混战，而后是抵抗日本帝国主义入侵。

蒋介石是国民党当政时期的党、政、军主要领导人。历任大元帅府参谋长、大本营参谋长、陆军军官学校（黄埔军校）校长、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行政院院长、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中国国民党总裁、国民政府主席、三民主义青年团团长、第二次世界大战同盟国中缅印战区最高统帅、中华民国总统等职。一再连任第一至五任中华民国总统，并连续当选中国国民党总裁。

蒋介石依靠黄埔武装，初试身手，四次平叛，两次东征，统一了广东，为北伐打下了基础。1927年1月，蒋介石以程潜为中路军江右军总指挥，率第二、第六军及独立第二师由赣北进取南京。程潜与蒋介石最终分道扬镳，1949年8月在长沙宣布起义，建国后任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中央人民政府委员、湖南省省长等职。

那个时候的蒋介石，已失却对国军的控制，国军的颓势已定。广州毕业的黄埔学子已各拥其主展开了大规模的内战。蒋介石在1947年卸下了黄埔军校校长的职务。

曾在国民党一蹶不振之际给予援手的苏联，最终选择支持了中共。蒋介石于1949年国民党和共产党内战失败后退守台湾。1975年逝世于台湾台北的住所士林官邸内。

第四章第三节 廖仲恺与黄埔军校

沈阳先生　撰稿

廖仲恺是中国近代民主革命家、中国国民党左派领袖、中国近代著名的民主革命活动家、伟大的爱国主义者、中国民主主义革命的先驱。国民党左派的光辉旗帜，中国共产党的挚友。擅长诗词、书法，著作编为《廖仲恺集》、《双清文集》上卷。

　　廖仲恺(1877-1925)，汉族，原名恩煦，又名夷白，字仲恺。1877年4月23日出生于美国旧金山。广东省归善县陈江镇鸭仔埗乡窑前村人(现广东省惠州仲恺高新区陈江街道幸福村)，祖居广东梅县程江镇。

　　1877年4月23日，廖仲恺生于美国加州旧金山旅美华工家庭。

　　1893年，父亲廖竹宾在旧金山病故后，随母亲回到中国广州，投奔时任清政府招商局总办的叔父廖志岗。

　　中日甲午战争后倾心西学。1896年就读于香港皇仁书院。

1897年，在叔父的安排下，他与香港地产商何戴的九女儿、同为国民党左派的何香凝在广州结婚。

　　在广州市同福西路龙溪新街，坐落着一栋坐北朝南的青砖石脚二层小楼，它就是廖仲恺与何香凝夫妇曾经的居所，“双清楼”所在地。

　　1897年，由于经济上尚未独立，廖仲恺与何香凝新婚后，便与他的哥哥廖恩焘一家合住在广州市三官庙的廖公馆，一座砖木结构的两层楼房。夫妻二人在二楼屋顶的晒台上搭了一间小屋作为自己的居所。在简陋的新居里，这对不曾相识的夫妻逐渐相知、相爱。

　　1898年，戊戌变法失败后，很多青年出国留学，希望学成归国后，改变中国危亡局势。出洋留学的风气盛极一时。廖仲恺结束了香港皇仁书院中学生活后，也有了去日本留学的愿望。

　　为了支持丈夫实现自己的理想，虽然遭到娘家人和廖仲恺嫂嫂的坚决反对，何香凝毅然把陪嫁的珠宝首饰和所有的细软及家具等卖掉，连同私蓄总共“凑得三千余金”，资助廖仲恺赴日留学。

　　1903年1月，廖仲恺暂别何香凝，先行赴日。之后何香凝又把所有的杂物都卖掉，在同年4月抵达东京，开始了夫妇二人的旅日留学生活。1904年3月，廖仲恺考入早稻田大学经济预科学习，既而入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学习，并与有志青年相互激励，萌发了反清革命思想。两人在早稻田大学附近租住一套公寓，并命名为“觉庐”。

　　1903年9月，廖仲恺与何香凝在日本东京结识了孙中山，被他伟大的气魄、坚定的革命信念深深打动，向孙中山表示“想参加革命工作，愿效微力”。廖仲恺、何香凝二人遵照孙中山指示， 在日本“物识有志学生，结为团体，以任国事”。此后，夫妇二人便追随孙中山，踏上了艰辛的民主革命之路，也与孙中山建立了深厚的革命友谊。

　　1905年廖仲恺、何香凝夫妇协助孙中山建立了中国同盟会，并先后入会。廖仲恺担任同盟会总部的副会计长和外务部干事、外务部副部长，而作为同盟会的首位女会员，何香凝担负了革命党人的联络和勤务工作。夫妇二人在东京的家，也成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联络站和聚会场所。

　　忙碌的学业与革命工作期间，女儿廖梦醒和儿子廖承志的相继诞生，廖仲恺和子女廖梦醒、廖承志给夫妇二人紧张的生活带来温馨的家庭乐趣。而这期间廖仲恺多次奉孙中山之命，潜回国内到天津等地进行秘密活动，从事联络革命志士、宣传革命道理、筹设革命机关等工作，根本无暇照顾家中妻儿。何香凝在参与革命活动的同时，独挑家庭重担。

　　辛亥革命后，廖仲恺夫妇追随孙中山回到祖国继续革命事业。廖仲恺先后担任过广东枢密员、财政司长兼国税厅长等职，对建立和巩固新生的广东民主共和政权作出诸多贡献。

廖仲恺和何香凝，这对革命伉俪为中国的民主革命事业奉献了自己毕生精力，在事业、生活中相互支持、志趣相投。

　　1906年，廖仲恺翻译了一些早期社会主义学说，并在同盟会机关报《民报历史照片 》上发表。曾奉孙中山命回国秘密进行革命活动。以"屠富"、"渊实"笔名在《民报》发表译作《进步与贫乏》、《社会主义史大纲》等，是最早介绍和探索社会主义问题的中国人之一。

　　1907年春转入东京中央大学政治经济科。

　　1909年在日本中央大学毕业后回国，考取法政科举人，在吉林巡抚处任翻译。武昌起义后在广州就任广东军政府财政部副部长。

　　1911年辛亥革命后，先后任广东任都督总参议、总统府财政部长兼广东省财政厅厅长。

　　1912年5月任广东军政府财政司长，实行地税换契法、整理财政和税收等措施。宋教仁案发生后赴北京运动国会议员反袁。

　　1913年8月“二次革命”失败后与孙中山等亡命日本。

　　1914年协助孙中山组织中华革命党，1915年任中华革命党财政部副部长，继续为讨袁筹措军费，参加护法运动，致力于反袁斗争。

　　1917年9月任中华民国军政府财政部次长、代理总长，尽力于护法事业。五四运动发生后赞扬和支持学生运动。

　　1918年6月随孙中山到上海后，与朱执信、胡汉民等在上海创办《建设》杂志，发表《三大民权》、《<全民政治论>译序》等文章，宣传和研究革命理论。同时翻译孙中山用英文写的《实业计划》第一计划。

　　1919年10月任中国国民党财政主任。称赞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是“空前之举，震慑全球，前途曙光，必能出人群于黑暗”。与朱执信等学习俄文，准备赴苏俄学习。

　　1919年和1920年多次奉孙命赴福建漳州，帮助援闽粤军的建设和解决财政困难，推动粤军回师广东，驱赶桂系军阀。

　　1921年4月，驱逐桂系军阀的战争结束后，孙中山组建广东革命政府，廖仲恺被任命为财政部次长，随后，又兼任广东省财政厅厅长，他努力协助孙中山，力图在广东开创一个新的革命局面。陈炯明也被任命为广东革命政府陆军总长、粤军总司令和广东省省长等要职，掌握了广东军政大权。

　　1921年5月任中华民国政府财政部代理总长，支持孙中山出兵讨桂和北伐。

1922年，孙中山为打倒军阀，统一全国，决定北伐。而陈炯明却反对北伐，他对廖仲恺筹集北伐经费不仅处处刁难，还暗中与北洋军阀勾结，准备阴谋叛乱。

陈炯明公开叛变前夕，廖仲恺被囚禁于广州郊区石井兵工厂，经何香凝等营救脱险，当即乘船赴港转沪，与孙中山重新会合，协助孙中山先生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1923年1月4日，孙中山通电讨伐陈炯明，组成东、西两路军，16日攻克广州。陈炯明通电下野，退居香港。

　　1923年2月，与苏联代表越飞联合宣言条款进行具体磋商。3月任陆海军大元帅大本营财政部长。5月任广东省长。10月以后被孙中山委派为国民党改组委员、临时中央执行委员，积极参与领导改组国民党的工作。

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在广州开幕，被孙中山指派为主席团成员。在开会过程中，坚持国共合作和反帝反封建的原则，促成了大会的成功。当选为海陆军大元帅大本营秘书长、国民党一大中央执行委员、常务委员、工人部部长。

廖仲恺协助孙中山筹建陆军军官学校--著名的黄埔军校，任该校党代表，为建立革命军而努力，被誉为“黄埔的慈母”。

廖仲恺6月任广东省长。7月任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支持沙面工人罢工，命令各县县长协助组织农会。9月任大本营财政部长。坚持主张镇压广州商团叛乱。孙中山北上前夕任所有党军、各军官学校和讲武堂的党代表兼农民部部长。11月任大本营参议、所有党军、各军官学校和讲武堂的党代表，兼任中央农民部长。

　　1925年1月25日，黄埔军校成立"青年军人社"，廖仲恺任社长，该社刊物《青年军人》第一期出版。1925年3月12日，孙中山逝世后仍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三大政策，在平定商团叛乱、杨刘判乱、北伐、东征等战役中起了重要作用，为巩固广东革命政权作出了巨大贡献，并支持省港大罢工。1925年7月国民政府成立，任财政部长、军事委员会常务委员、广东省政府财政厅长。

廖仲恺不屈不挠地奉行三大政策，密切地同中国共产

党人合作，支持工农革命运动，推动了中国国民革命发展。但他所做的这一切无疑对国民党右派、封建军阀和帝国主义是极端要不得的。因此，中外反动势力都视廖仲恺为眼中钉，欲置之于死地。孙中山逝世不久，谢持、林森、邹鲁等人便结成所谓的“西山会议派”，背叛孙中山三大政策，破坏国民革命领导力量的团结。

从1925年7月开始，国民党右派分子邹鲁、孙科、伍朝枢等人就开始集中攻击廖仲恺，散布种种谣言，企图搞垮廖仲恺，否定三大政策。面对右派反对分子的汹汹来势，廖仲恺与他们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尤其使廖仲恺感到深恶痛绝的是，一部分国民党右派老党员，为了达到反共的目的，甚至不惜与北方反动军阀相勾结。

5月间，廖仲恺发表了一篇《革命派与反革命派》的文章，对国民党老右派做了辛辣的批判，他说:“现在吾党所有反革命者，皆自诩为老革命党，摆出革命的老招牌，以为做过一回革命党以后，无论如何勾结官僚军阀与帝国主义者，及极力压制我国最大多数之工界，也可以称为革命党，以为革命的老招牌，可以发生清血的效力。不知革命派不是一个虚名，那个人无论从前于何时何地立过何种功绩，苟一进不续革命，便不是革命派。反而言之，何时有反革命的行为，便立刻变成反革命派。”

这篇文章给邹鲁、孙科、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等老右派刺激很大。他们对廖仲恺恨之入骨，其中一部分人便蓄谋用卑鄙的暗杀手段除掉廖仲恺。

进入8月，满城风雨，流传着国民党右派要杀害廖仲恺的消息，一霎时间阴云四起，压力日增。当时在广州南堤有右派俱乐部“南堤小憩”，朱卓文等右派分子经常在此密划谋杀廖仲恺，他们熟知苏联顾问鲍罗廷、加伦和汪精卫、廖仲恺等，每日必集东山百子路鲍公馆会议。朱卓文等人起初欲以凶手用炸弹机枪狙击，把这些领导人员全部杀害，下手前，公安局长吴铁城获知此讯大惊，从中阻止了这次流血事件。

廖仲恺面对这种情势，无所畏惧，继续孜孜不倦地工作。当他听说敌人要用机关枪杀他时，一笑置之，并对人戏言道:“暗杀用手枪炸弹是所见的，若是用机关枪，却新鲜的很。”

何香凝劝他多加两个卫士防备一下，他不以为然地回答:“增加卫兵，只好捉拿刺客，并不能阻挡他们行凶。我是天天到工会、农会、学生会等团体去开会或演说的，而且一天到晚要跑几个地方，他们要想谋杀我，很可以假扮工人、农民或学生模样，混入群众中间下手的。我生平为人作事凭良心，自问没有对不起党、对不起国家，总之，生死由他去，革命我总是不能松懈一步的。”

在1925年8月18日国民政府的一次会议上，坐在廖仲恺身旁的汪精卫给他写了一张条子，告诉他有人将对他不利，他当即表示:“为党为国而牺牲，是革命家的夙愿，何事顾忌!”

1925年8月19日，又有人以确切消息报告他，廖仲恺慨然道:“际此党国多难之秋，个人生死早置之度外，所终日不能忘怀者，为罢工运动及统一广东运动两问题尚未解决!”

这一天，他又为给黄埔军校等筹集经费工作到深夜，很晚才回到家中。

　　1925年8月20日上午，廖仲恺携夫人何香凝乘车前往党部开会，半路上遇见陈秋霖，随即同车前往，不想竟在戒备森严的国民党中央党部(惠州会馆，广州市越秀南路89号中华全国总工会旧址，立有纪念碑)门前惨遭杀害。

廖案发生后，国民政府迅即组成“廖案检查委员会”，追查暗杀的幕后策划者和凶手。

经查明，暗杀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集团所为。主要成员便是邹鲁、胡毅生、林直勉、朱卓文、许崇智等人，出面收买凶手的便是胡汉民的堂弟胡毅生及其死党朱卓文、梁鸿楷等人。

凶手之一陈瑞在刺杀廖仲恺后，找到朱卓文告以其事，朱即给陈瑞二百元，打发他离开广州。

案情查明后，国民政府派军队搜查了胡汉民兄弟的住宅，逮捕了胡汉民的哥哥胡清瑞和林直勉，撤掉了梁鸿楷第一军军长的职务，胡毅生、朱卓文事先潜逃，胡汉民也因涉嫌离开广州，国民党右派势力受到沉重的打击。

　　1925年9月1日，廖仲恺出殡时，广州黄埔军校师生、工人、农民、市民群众等二十多万人参加。他的遗体暂厝于广州驷马岗他的好友朱执信的墓侧。

　　1935年9月1日，迁葬于南京紫金山中山陵侧，即如今的廖仲恺何香凝墓。

　　廖仲恺一生的主要成就：

协助孙中山制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此后，全力辅佐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并极力促成第一次国共合作，是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的忠实执行者和捍卫者。与中国共产党人精诚合作，支持工农革命运动，推动了中国国民革命发展。

　　廖仲恺家庭成员概况：

　　妻子何香凝，著名的国民党左派，1949年以后历任中央人民政府委员、华侨事务委员会主任、中国美术家协会主席等职务。

　　女儿廖梦醒，是革命烈士李少石的妻子。

　　儿子廖承志，中共第十二届、十三届、十四届、十五

届、十六届、十七届中央委员。第十届、十一届全国政协

副主席。

　　孙子廖晖，中共第一、第四届人大常委会委员、第五届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党的七届中央候补委员，八届、十届、十一届、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二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第四章第二节（８） 汪精卫和陈璧君之死

沈阳先生　撰稿

　　陈璧君(1891年11月5日-1959年6月17日)是汪精卫之妻，字冰如，民国政客，原籍广东省新会。1891年11月5日出生于马来西亚槟榔屿乔治市，为南洋巨富陈耕基之女。

抗日战争爆发后，1938年(民国27年)国民政府迁往重庆。汪精卫及其支持者协商善后对策。此时，陈璧君力主对日本和平。同年12月起，汪精卫夫妇等人经河内逃往上海。

1939年(民国28年)8月，汪精卫召开了中国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陈璧君当选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

1940年(民国29年)3月，南京国民政府(汪精卫政权)成立。3月，汪精卫伪政府在南京成立。汪精卫任伪国民政府主席，陈璧君终于如愿以偿，当上了“第一夫人”。

　　在汪伪政府中，陈璧君任中央监察委员，后又兼任“广东政治指导员”。

　　1944年11月10日，汪精卫在日本病死。汪精卫的尸体被抬回南京，很快举行了葬礼。办完丧事，陈璧君带着一群亲信，回到了广东。伪广东省省长此时已换了她的妹夫褚民谊，陈璧君还想凭借这层关系继续维持在广东的统治。

　　1945年8月14日，日本天皇下诏，宣布无条件投降的消息传来，陈璧君惶惶不可终日。

　　大约过了半个月，军统人员把陈璧君随身携带的贵重物品，全部收缴，用一架军用飞机将陈、褚押往南京，关进了宁海路25号看守所。陈璧君开始了她的囚徒生活。

1945年12月6日，国民政府颁布了《惩治汉奸条例》，明令由各省区高等法院或其分院审理汉奸案件。条例规定，凡犯了通谋敌国十二项罪行中的一项者，处死刑或无期徒刑。陈璧君自认必死，听候死期。

1946年2月16日，徐文祺对陈璧君说：“汪夫人，请您预作准备，明天上午9时离开南京去苏州。”

　　第二天上午，陈璧君及褚民谊、陈公博乘囚车去火车站转乘火车到苏州，被押入江苏高等法院看守所。

　　江苏高等法院检察官经多次侦查，以汉奸罪对陈璧君提出检控，列举她五大罪状。

　　1946年4月16日，江苏高等法院公审陈璧君，由于她是汪精卫第一夫人的特殊身份，苏州市民倾城而出。正如《申报》报道:高等法院满坑满谷，争看头号女汉奸。

　　审判长孙鸿霖、检察官韦维清、推事石美瑜与陆家瑞、书记官秦道立等入庭开座。

　　陈璧君拒不认罪，与检察官展开针锋相对的舌战，矛头不时指向蒋介石。

　　4月22日下午，审判长在法庭上宣读对陈璧君的判决书。

1949年4月，苏州解放。中国人民解放军全面接管苏州后，陈璧君从狮子口监狱移解到公安局看守所。

7月1日，上海解放以后，陈璧君又从苏州解押到上海提篮桥监狱。陈璧君对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有很深的抵触情绪，拒不承认自己是汉奸。

　　1959年5月2日，陈璧君再次入院，医生诊断是心脏病、支气管炎、高血压并发，虽全力治疗，不但不见好转，反而又并发了大叶性肺炎。

　　一个多月中，院方先后为她做了15次血液检查，3次X光透视，2次心电图，4次输氧，7次重病情报告。

　　1959年6月17日，陈璧君死于上海提篮桥监狱医院，时年67岁。

　　陈璧君的子女解放前都去了国外，她在上海没有直系亲属，尸体由其在上海的儿媳之弟收殓火化，骨灰送到广州。第二年秋，陈璧君的骨灰由其子女撒入香港附近的大海里。

陈璧君的父亲是陈耕基，母亲为卫月朗。

　　陈璧君有二个弟弟。弟陈耀祖，汪精卫政权广东省政府主席兼广州市市长。弟陈昌祖，汪精卫政权空军中将。历任航空署署长、中央大学校长、中政会军事専门委员会委员。

　　汪精卫和陈璧君夫妻二人共育有六位子女(其中之一夭折)。

　　长子：汪文婴(1913年-)曾留学德国学习政治经济，后来任汪精卫政权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第三厅军需处处长。晚年定居美国加利福尼亚州。

　　长女：汪文惺(1914年-)早年在江苏省立教育学院学习，后来在香港任教于多所小学。退休后定居美国新泽西州。

　　次女：汪文彬(1920年-)曾任印度尼西亚政府医药部门高级主管，后来在印度尼西亚当修女。

　　三女：汪文恂(1922年-2002年)早年为父亲汪精卫整理文稿，后来任香港大学教育系教授。

　　次子：汪文悌(1928年-)自南京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毕业。后来在香港从事桥梁建筑工作。

第四章第二节（７） 汪精卫重建“黄埔军校”那些事

沈阳先生　撰稿

对于黄埔军校，议论的人多了，也就多少知道些关于黄埔军校的那些事。但鲜为人知的是在中国近代史上曾经出现过两个黄埔军校，一个在广州，一个在南京。

我们常说的黄埔军校历史也就是孙中山创建于广州的那个黄埔军校。蒋介石是校长，但汪精卫曾是党代表。

当日本侵华战争爆发后，日本人占领了广州，黄埔军校已经不复存在。

　　两个“黄埔军校”的同时出现，是一段国民革命的历史，也是一段国民党内斗的历史。对20世纪的政治而言，枪杆子是决定成败的最关键。

孙中山早期依赖的就是日本人的支持，但他在世后期，却与苏联建立了同盟，诉求之一是反对西方帝国主义在亚洲的殖民。

在日本的文宣里，将白种人赶出亚洲，建立新的大东亚共荣圈一直是重点。但大不同的是，日军已直接挥师杀入了中原，不是攻陷租界，而是先占据华夏领地。

日军入侵带来的一个变化是，它为国民党内部分裂再次提供了契机。

国军的战力与日军相去甚远，蒋介石坚持抗战的一个后果是，军民伤亡惨重。

汪精卫不是唯一质疑抗战的人，但他显然是走得最远的那一位。

　　汪精卫和孙中山关系甚密，可以说他是孙中山指定的接班人。孙中山当年追随苏联，因为苏联在1920年代是世界反对侵略与殖民的中坚，汪精卫是紧跟孙中山的坚定支持者。但当日本发动侵华战争后，汪精卫投入了日军的怀抱，虽然汪精卫也以反对西方殖民为号召，他为了避免“汉奸”的口实，他争取过“最高军权的独立性”，也试图通过创建新的黄埔军校来培植个人权基。国民党发展壮大的历程，让他再清楚不过军事的重要性。

　　抗日战争时期的汪精卫投靠日本侵略者，建立伪国民政府，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我国沦陷地区扶植的一个汉奸傀儡政府。

　　为了和以蒋介石为首的重庆国民政府分庭抗礼，汪精卫以三民主义信徒自居，标榜是正统的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沿袭中国国民党旧制，将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满地红旗、青天白日标志和中华民国国歌作为国旗、国徽和国歌，在国旗上方另加长三角布片，上书：“和平反共建国”字样，以示区别。

广州沦陷，原先的黄埔军校也不复存在了。汪精卫决定恢复和重建黄埔军校。

最初汪精卫是希望在原位于广州的黄埔军校校址上重建新校，拿回来比较适宜，脸面上也好看。但是那里已被日军侵占后变成了日军“东部地区警备司令部”，而且还驻扎了一部分日军，日军不肯让出，让汪精卫无可奈何。

　　早在1940年1月，汪伪国民政府尚未在南京建立以前，就已经在广州成立伪中央军校广州分校；1939年12月，还在上海江湾成立伪中央陆军军官训练团。汪伪政府建立以后，伪军官训练团结束，汪精卫开始筹备在南京成立“中央陆军军官学校”（即新黄埔军校）。

在中央军校筹备时期，横在面前最大的问题，就是校址问题。广州黄埔军校已被日本人占领了，那么南京中央军校究竟应该设在什么地方呢？

这时，隶属于伪第1方面军的“绥靖军官学校”奉令结束，伪军委会便決定以该校为校址，该校所有房屋场地、设备用品，在1940年12月16日由伪中央军校筹委会派员接收。

当时伪中央军校学生训练所用的步枪、轻重机关枪、山炮、野炮、坦克车等，都依赖日军分期让渡，才使教程进度按照原定计划实施。

汪精卫在南京重新建立了汪精卫在1941年9月16日于南京创建了新的“黄埔军校”，即“中央陆军军官学校”（简称伪中央军校），为汪伪政府的伪军培养军事骨干。

汪精卫亲任中央军校校长兼党部书记长、校务委员会主席。顾问、幕僚长、辅佐官和教官中，充斥着日本人的身影。

伪中央军校成立后，沿袭黄埔军校组织系统编制，汪精卫亲书“智深勇沉”四字作为校训，照抄黄埔校歌之谱，重新填词作为校歌，校旗上方加长三角布片，上书“和平反共建国”，打着““复兴中华，保卫东亚”幌子，欺世惑众。

1941年暑期，伪中央军校筹委会在沦陷区南京、北京、汉口、广州等四处，成立招生办事处，并聘请多位专家为典试委员，开始进行一切招生事宜。所有试题由各典委分别拟定，各地同时同日举行考试，试毕，汇集各处试卷，送会评阅，录取初高中生千名，来南京再行复试并重验体格始得入学。该校将录取的千名新生编成入伍生团，规定入伍期间为6个月。

1942年3月16日，911名学生正式分科编队入学，此称伪中央军校第1期（日本投降时，办至3期），毕业时印有同学录，封面烫金精装，汪精卫为混淆视听，伪名“黄埔第1期同学录”。　

　　1943年10月16日，《申报》报道了伪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毕业典礼时的情况。汪精卫在现场训词中提及：想起民国十三年间中央军校在黄埔成立，举行第一期学生开学典礼的时候，国父亲临致训，并命我作祝词，祝词后来作成军歌，继又作成国歌，我们现在所唱的国歌，就是当时的祝词，回想起来，诚令人不胜感奋。

　　汪精卫仍试图维系孙中山衣钵传人的地位。在伪黄埔军校，高悬着孙中山的画像，政治课中，汪精卫所诠释的三民主义仍是必修课，与“和平反共建国”理论相映照。此刻，汪精卫其实已背叛了孙中山当年的“联共”政策。

而在后方的重庆和延安，同样尊奉孙中山的国共两党，以黄埔系为中坚的抗战将领，正在苦撑待变。

汪精卫1944年11月10日病死于日本之时，抗战的胜利已指日可待。伪“黄埔军校”终究未成气候。

　　伪中央军校之成立，真是劳民伤财，惨淡经营。在筹备时期，支出各种费用总计约554.79万元。以第1期学生911名计算，每一名学生之录取，要支出6089元强。由此可知，伪政府对学生待遇之优厚，实乃利用笼络、欺骗、威胁等手段，达到迫使学生成为汉奸卖国贼的牺牲品之目的。人们戏称汪精卫建立的伪“中央军校”是短命“黄埔军校”，是出重金批量培养卖国贼。因此南京时期由汪精卫一手重建的短命“黄埔军校”，被悄然地掩埋在黄埔历史之中了。

令汪精卫意料未及的是：1947年2月，民国国防部审判战犯的军事法庭，就设立在伪黄埔军校的大礼堂。

值得一说的是，那个时候，广州毕业的黄埔学子已各拥其主展开了大规模的内战，国军的颓势已现。曾在国民党一蹶不振之际给予援手的苏联，最终选择支持了中共。

蒋介石在这一年卸下了黄埔军校校长的职务。

新的枪杆子开始打造新世界，一个旧时代也行将落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