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简介

我的照片
作家、摄影家、民间文艺家

2014年5月24日星期六

复课闹革命的那段记忆


我的自述211 
    记忆将我带到了19671014,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联合发出《关于大、中、小学校复课闹革命的通知》。此前一年有余,因为“文化大革命”的爆发,所有学校的招生和课程运行均陷于停顿状态,处在所谓“停课闹革命”时期。这个通知发布后,自11月起,大部分中小学生陆续回到课堂,新生也开始入学。
我的初中时代,经历了那段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时期。
运动从大举号召破四旧,疯狂破坏传统文化和各类经典文物开始,人们的思想变得混乱起来,一方面是人伦颠倒,多数人参与了对传统礼教的破坏,传统信仰的已经破灭。另一方面正常的文化教育活动也几近停滞,学校停课了,学生造反了,唯一的文化活动就是整天看八个样板戏,还有背诵毛主席语录和跳忠字舞。一个号称泱泱五千年的文明古国,变成了血腥的红色海洋。
国家主席也成了被打击的对象,刘少奇在接受红卫兵小将批斗时,不得不手举宪法以保护自己,当然宪法在政治斗争面前毫无任何约束力。68年刘少奇暴死开封,就连自己的姓名权也丧失了,被改名为刘卫皇。
北京师大附中的副校长卞仲耘是在文革中第一个被打死的老师,主要的行凶者就是宋任穷的女儿宋彬彬。事后,毛泽东在天安门城楼接见了宋彬彬,她还亲手给伟大领袖戴上了红卫兵袖标。伟大领袖问小将你叫什么,小将说叫宋彬彬。领袖说,文质彬彬啊,不好,改成要武吧。彬彬从此改名要武。师大附中学也从此改名为红色要武中学。2008年师大附中出版该校100名人录,卞仲耘和宋彬彬都在册,只相差几页。卞仲耘的死居然连迫害的内容都没写。宋彬彬在父辈的蒙阴下,公派到美国学习地质。目前是美国国籍、终身教授,大概已经把革命精神传播到美利坚了。日前专门声明打死卞仲耘的不是她一个,百般抵赖毫无忏悔。而她的同党,罗瑞卿的女儿罗点点跟宋彬彬在一个学校,也是行凶者。她前几年的书《点点回忆》中提到卞仲耘是由于有高血压,所以死了……在1966年运动高峰的8月里,两个星期中,北京就打死几千人、自杀无数。至今这些行残暴的实施者几乎没有人受到惩罚,更没有人会良心发现认错道歉。
这些小将的白痴热情,不仅被利用来帮忙打倒刘少奇、彭真、彭德怀、贺龙等实力大的对立面,然后又被利用,让他们去打翻自己的老子,稍有异议的则立刻被清肃。
我与全国的孩子一样,渴望读书,却被剥夺了上课的权利,过早地投入了血腥的政治斗争漩涡之中。
当从广播中听到“复课闹革命”的消息后,非常兴奋。我马上赶到学校去找校长,江先福校长证实了这个好消息。
我当时已是母校校革会的政宣组组长,江校长嘱咐我做好复课的准备,还让我去尽力通知闲散家中的同学们。
记得,学校召开了全校复课大会,江校长让我代表全校学生在广播里发了言。
但是“复课”后的全国中小学教学秩序,仍然非常混乱的,教师的威信早已荡然无存,教材几同政治读本,不少学生仍然不愿意到校听课。
“复课”的最初日子里,“红卫兵团”代替了原来的“学生会”。“学工学农学军”、“开门办学”、“教育革命”的活动,将正常的教学割裂得支离破碎;而在另一些文革重灾区的中学,复课几乎是难上加难的,武斗仍然常有发生……
1968322,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发布《命令》,称:(一)杨成武犯有极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代总参谋长职务,并撤销其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军委副秘书长、总参党委第一书记职务。(二)余立金犯有极严重错误,是判徒,决定撤销其空军政治委员、空军党委第二书记职务。(三)傅崇碧犯有严重错误,决定撤销其北京卫戍区司令员职务。同日,又任命黄永胜为总参谋长,任命副总参谋长温玉成兼北京卫戍区司令员。
当学校组织听广播,传达打倒杨余傅的中央指示时,已经没有同学再关心政治了。
此时,有些同学参军了。当然只有红五类子弟才能享受这种血统优惠政策。
1968727,毛泽东指示,向清华大学派出“首都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接着,“工宣队”进驻各级各类学校和国家机关、事业单位。
工宣队进驻学校后,立即着手“清理阶级队伍”。教职员工全体封闭式住校一个多月,集中学习和接受审查,人人过关。最初,工宣队将教职员工分成几个组,随后工宣队就将有问题的教职工另外组成“学习班”。
97《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宣布各省、市、自治区完成了夺权任务,这标志着整个文革运动“已在全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毛泽东发表的关于 “斗、批、改”的几个阶段的设想中,提出“下放科室人员”。
我们这些老三届的学生则面临就业分配问题。听说,外地一些学校的学生,已开始离开大城市到农村插队落户了,我们已不知自己未来的归宿了。
也许人生应该如蜡烛一样,从顶燃到底,一直都是光明的。也许路是脚踏出来的,历史是人写出来的。人的每一步行动都在书写自己的历史。也许每个人在每次回忆中,都能对过去的生活不感到负疚……也许,这样的也许太多了。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人生的价值,并不是用时间,而是用深度去衡量的。”他没有经历过中国的文革,如果他经历了这一切,他又会用什么深度去衡量那个年代?
爱因斯坦说过:“ 一个人的价值,应该看他贡献什么,而不应当看他取得什么。”那么如果爱因斯坦生活在中国,他在文革中又会作出什么贡献?
我已经对那些漂亮的豪言警句,失去了激动的热情。我只是在想,沉沉的黑夜都是白天的前奏。冬天既然来了,春天难道还会远吗?其实,这还是一场梦。
中学时代读过陶铸的名言:“如烟往事俱忘却,心底无私天地宽。” 他还说过,“一个精神生活很充实的人,一定是一个很有理想的人,一定是一个很高尚的人,一定是一个只做物质的主人而不做物质的奴隶的人。”结果,他被打倒了。
张闻天说过:“生活的理想,就是为了理想的生活。”张闻天同样在文革中受到了磨难。
著名作家丁玲说过:“人,只要有一种信念,有所追求,什么艰苦都能忍受,什么环境也都能适应。”可是她好在文革中倒下了。
我们应该相信谁说的话?人活着到底为什么?我们的理想到底又是什么?
在即将告别母校的时候,我和几个好同学一起常去公园闲聊,谈理想,谈未来,也谈现实中的经历。
我们到鲁迅公园闲聊,我们会谈起鲁迅说过的那句话:“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正是这句话,才让我们的组织起了个“火种兵团”的特殊名称。
现代革命家李大钊说:人类的生活,必须时时刻刻拿最大的努力,向最高的理想扩张传衍,流传无穷,把那陈旧的组织,腐滞的机能一一地扫荡清,别开一种新局面。
革命烈士周文雍说:头可断,肢可折,革命精神不可灭。 志士头颅为党落,好汉身躯为群裂。
中学时代读过《可爱的中国》,方志敏说:敌人只能砍下我们的头颅,决不能动摇我们的信仰!因为我们信仰的主义,乃是宇宙的真理!我能舍弃一切,但是不能舍弃党,舍弃阶级,舍弃革命事业。我有一天生命,我就应当为它们工作一天。
也许,那个时代,我们这些年轻的孩子都能树立革命理想,为了这个理想,那怕粉身碎骨,也不会退缩。
1968年的最后一段时间里,我们几个同学已经明白,分手就在眼前了。我们又去泡公园,去上海桂林公园时,同学弄来一辆黄鱼车,那是菜市场里专门运送黄鱼的交通工具,我们骑着黄鱼车,去了桂林公园,但我由于话太多,一不留神就将脚丫子夹在车轮里了。在公园拍照合影时,只得站在假山前,受伤的脚不允许我再象毛猴子那样爬上爬下了。
去上海西郊公园时,我们是步行去的。那天突然下起了大雨,去,还是不去?我作了一个决定,在暴风雨中过上这一天!
我们一路在暴风雨中说笑着步行到西郊公园,还在毛主席去安源的巨幅画像前合了影。这是我和同学在文革中的最后一次合影,重新打开旧相册,每当我看到这张照片时,心里都会有一种激情,但也多了不少慨叹。
记得现代作家吴运铎说过:“革命理想,不是可有可无的点缀品,而是一个人生命的动力,有了理想,就等于有了灵魂。”
革命烈士欧阳海说过:“如果需要为共产主义的理想而牺牲,我们每一个人都应该,也可以做到——脸不变色,心不跳。”
现代革命家陈毅说过:“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理想主义者!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行动主义者!我们是世界上最大的理想与行动的综合者。”
不幸的是,那只是过去年代里的豪言壮语。现在,人们已不再谈什么革命理想了,比理想更高境界的是梦想,人人都在为梦想而奋斗。
学生时代的热情,曾像熊熊的火焰,是努力向上的原动力,有了这种近似疯狂的热情,也有了疯狂的行动,可是,历史给我们这些年轻的孩子们开了个玩笑,我们紧跟老人家干革命,结果也会迷失方向,所有的革命行动,现在看来居然都是一种犯罪行为。
本来,青春只有一次,对于谁都是宝贵的,但是,假使自己的青春被溶化在欺骗之中,有一天突然发现自己就象一头被蒙上双眼,又套紧了嘴套,只是一个被人利用拉动石磨的毛驴时,还会为自己曾经有过的青春年华自豪吗?
年轻的时候,为了追求理想,不计生死;渐老的时候,又眷眷恋栈着失去了的青春,这一生,活得好累。
2013331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