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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2日星期四

人性的扭曲


我的自述105 
文革给我留下的最大印象便是人性的扭曲。当我从那段人性扭曲的时代走过来后,才真正地懂得了什么是人性。说起人性,自然也会说及男女之爱。现代女孩能够在电视相亲节目中坦言说:“我有过N段恋爱经历……”但在文革中,那可是天大的罪过。
文革时期是如何看待男女之爱的?那可得从文革初期破四旧时“斗破鞋”说起了。“斗破鞋”也算得上是文革闹剧中的开幕小品。
什么叫“斗破鞋”?在中国民俗文化中,“破鞋”泛指滥搞男女关系的女人。至于为什么叫“破鞋”,已无从考察。所谓“滥搞”就是男女之间“乱搞”,但中国人将“乱搞”历来只让女人来承担责任,这可有失公允。
文化大革命的发展有如疾风暴雨,雷庭万钧,一夜之间便席卷了全国,仅仅批一个刘少奇,或者只批判各省市委书记,七、八亿人口就有劲使不上,那也太浪费人民的正能量了。也许毛泽东发现了这个问题,就发出“最高指示”说:“八亿人口不斗行吗?”
“最高指示”一下达,阶级斗争层层斗下来,就贯彻落实到街道居民小组了。那些由家庭妇女们为主的街道居民小组,能干什么?总得适当地给分配点革命的活干干,释放些正能量。
那么街道居民小组的斗争对象是谁?整天热衷于议论张家长李家短的居民小组,最大的特点就是说三道四,谈论最多的事也是那些男男女女的私家事。于是平时有关“破鞋”的议论,一下子上升到政治高度了,“破鞋”就成了那时街道斗争的靶子。
在中国各地城乡基层都不难找出几个“破鞋”来,文革也用不着讲什么证据,疑似破鞋也就可以了,即使斗错了,在当年也很正常。既然是群众运动,难免有过失。中国最牛的两报一刊社论,就经常说“红卫兵斗争大方向始终是正确的”。
结果,当时社会上长相稍微风流点儿,打扮比较俏美一点儿的的女人,都很容易就被当成破鞋给斗争了,其实谁也证明不了长的丑的女人就没资格当破鞋。
城市街道里斗破鞋的时候,总会显得特别热闹,居委会的妇女干部们大显身手的时机来了,好比登上了当今电视节目中的“调解员”,嗓门大,理儿足,有时还挺咄咄逼人的。所不同的是,“斗破鞋”不用讲那么多理。
居委会的妇女干部们,很有办法,事先会联系上某个中学的红卫兵,将被认定的“破鞋”先是把一个曾经跟别的男人晚上出去看电影的方女士揪到弄堂里,在她脖子上挂一双开了口的破胶鞋批斗。如果“破鞋”长得特别俊俏,头发又黑又亮,红卫兵看着就会更眼气,几个人就上前按着她的脑袋,拿把剪刀上去就给剪成个阴阳头,还会弄来半盆贴大字报用的浆糊,刷她一身。还会给她挂上写有“大破鞋某某”的批斗牌子。这
群众“斗破鞋”的情绪总是那么地高涨,大过革命的瘾,高喊着口号都向天上蹿蹦,个个喊的脸憋通红,相当投入。居委会的妇女干部一来劲,还会上去给“破鞋”煽个嘴巴子,接着便是踢上几脚。“破鞋”挨批斗,折磨的简直都没人样了。
居委会干部还有新招,会将一些家庭困难平日又不交卫生费的人,也揪来批斗,理由是挖社会主义墙角。
那些“破鞋”挨批斗后,如果不服,挣扎着又喊又骂,背她胳膊的红卫兵们,就会和街道革命群众一起把她打的鼻青脸肿,还架着游街示众。
各居委会还会将各自揪出的“破鞋”游街时汇合到十字路口,来个“破鞋”集中批斗会。其实,对于那些还是孩子们的红卫兵娃娃来说,打人也很累。架着“破鞋”集中批斗的红卫兵,有时也会累得吃不住劲儿,身上也蹭上不少全面粉打的浆糊和墨汁。但在那个年代,红卫兵什么怨言代价都不讲,革命虽然是又脏又累,但心里甜。
  但在“斗破鞋”时,也常会出错。有时红卫兵揪出了居委会干部推荐保送的“破鞋”时,还没等批斗会开始,“破鞋”家属就会领着一帮哥们抢人,因为“破鞋”也分家庭出身。如果是出身于“红五类”的“破鞋”,那也不是吃素的!所以就自真是“破鞋”,也可借了血统论的光,不会遭罪受。
    文革中的人性扭曲,远不至红卫兵“斗破鞋”那些事。
在上海,当年最牛的要数工人造反队。
当年能加入工人造反队,并在队里混过的人,都曾很荣耀的。造反队员穿一身工作服或仿军装,头戴柳条安全帽,腰里系着一条宽革板带,解下来拎着想打谁就打谁,臂上红袖标上印有金黄色的“工人造反队”字样,能使他们相对普通红卫兵产生很多优越感。
年轻的工人造反队队员的身材形象,无论男女都还是很俊朗的,不像有些电影里的狗腿子、汉奸、打手,个个长的歪瓜劣枣,还那么赖皮赖脸。
工人造反队队员之于红卫兵,有如关东军里的宪兵,党卫军里的盖世太保,像抄家抓人,打人逼供,押送黑帮这些风口浪尖上的活,都是由他们来做。换言之,在造反队里打人不达到一定水平,算不上合格的队员。那些年开批判会,台上台下站角清边的都是工人造反队员承包了。   
  那时工人造反队队员打死人的事情时有发生。但造反队都说是自杀,自绝于党和人民,罪该万死!造反队给人的印象,就是总能从虐待折磨别人的过程中,得到一种革命的快感。
文革期间,人性的扭曲是骇人听闻的。
人们总会议论一些造反队打人的事。有些造反队员斗大的字不识一个,却自称是工人阶级,为了打倒被称为臭老九的知识分子,毫不手软。他们会将知识分子的衣服扒的一丝不挂,用绳子把他们吊在房梁上,还拿一把条帚去扒拉老师的敏感部位,用人造革皮带沾凉水抽打老师的屁股,目的就一个羞辱知识分子。
也许这些人很可恶,但那时“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即使文革后期个别人被抓进了公安分局,但也常会给保了出来。
那时,上海的工人造反队已统治了整个上海局势,不少造反队员的职责,就是看管被关押的牛鬼蛇神。造反队员个个趾高气昂,头脑膨胀的快要冒烟了。牛鬼蛇神们每天都会集中站着受训,队员们都手握一根橡胶套管的钢丝鞭,不停地抽打着那些回答问话不能让他们满意,或者站立姿势达不到他们要求的牛鬼蛇神。
有时训话结束后,都要重点留下几个他们看着不顺眼的人,到办公室“吃小灶”,把人推进屋,灯一闭,蒙住眼睛就打。然后在一起交流打人的技巧,讲述被打的人哭喊出了什么南腔北——或是觉得可笑的声音。
回顾这些往事,还有人相信“人之初,性本善”的话,那绝对是傻瓜。令人费解的也许就是文革鼓吹的“无产阶级专政”,为什么会让那些工人变得如此灭绝人性!
文革结束后,一些当年的红卫兵领袖被修理了,大多数当年的工人造反队队员也都被过了一下“三种人”的筛子。但中国的知识分子十分可悲可怜又可恨。那些曾经挨过工人造反队队员打的知识分子,并不那么宽宏大量,特别是那些被打的脑子记不住事儿,但身上的残疾伤疤还在辅助记忆的老干部、老教师,总想问问那些工人造反队队员为什么打自己。
工人造反队队员们确实说不出为什么,因为那时真的是为了革命。要说是跟着伟大领袖闹革命吧,还把他老人家给装进去了,真的说不清楚。
只是有些人过于歹毒,不过闹革命不那么歹毒也就不成为革命者了!
我哥哥有个同事常到我家来玩,他出身贫苦,还在少年时闯荡上海打工,上海就他一人独自生活。文革风起云涌时,他参加了工人造反队,他表示要忠于革命、忠于领袖。他也曾动员我哥哥参加造反队,我哥哥从不问政治,推脱了。
但哥哥的这个同事参加造反队不久,看到有的队员用铁棍欧打自己的上司,他下不了手,因为正是他的上司一直关心着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有一次,他背地里给上司送了二两生煎,被人发现了,结果自己被专了政,罪名是“革命立场不坚定”。他不肯打别人,只好自己挨打,人性的扭曲,已改变了人们的思想。
其实,当年的工人造反队队员们后来大多数都很不得志,充当过打人角色的自然会有一些民愤,无论什么领导也不会喜欢这些人,即使在他们很红的那个年代,也很少把保送工农兵大学生的名额会留给这些人。
这些人的文化程度普遍很低,比较仇恨有知识的人,觉得正是那些比较有知识的人掩盖了他们的风光。他们当中即使头脑稍微聪明一点,对学知识却仍然根本学不进去,兴奋点全不在学习方面,工作能力自然也相对差些。他们的收入水平低于社会的平均值,但始终有着仇富心理,感到自己没有多少可以发扬光大的机会。他们会非常留恋自己过去曾经感觉辉煌的年代,认为文革中,他们至少是作为工人,得到了社会的尊重。他们还认为现在的社会简直糟不可言,敢于背地里骂几句中央领导人或下面当官的。也有些人十分怀念伟大的领袖,希望老人家率领他们再搞一次革命,东山再起,因为走资派还在走。遗憾的是老人家只能永远活在他们的心中,谁也不会甚至不可能重复昨天的故事了。有时候,当他们也凑到一块儿聚会时,就会很动感情的甚至流着热泪唱着过去的歌:“您是天上的北斗,我们是群星,紧紧地围绕在您的身旁...
这群人,是被社会扭曲的另一个群体。
    被文革扭曲人性的不只是红卫兵和造反队,还有当年的一群幼小孩子们。
文革开始后,学校就停课闹革命了,那时人们对革命普遍理解的不是很透,对闹的印象却还是比较深。中学生大学生逐渐成为文化革命的主力军,其实从理论上说,主力军始终应该是工农兵,大中学生只能是革命小将。那时的小学生群体可以说体力单薄,还闹不出很象样的革命,没什么书看,也不用看书,在家里闲着也是闲,总得有点儿事干才好。
社会上,当时有一股养热带鱼的热,什么火炬、红箭、霓虹灯、黑玛丽、燕鱼、斑马、虎皮……几乎家家都养,我哥还特意自己动手制作了好几个大鱼缸,还配置了为鱼取暖的煤炉。有时,他还会与人一起到郊区捞鱼虫。卖鱼、换鱼都很红火,制做鱼缸也很时髦,很多成年人都乐此不疲,那个年代的人还普遍缺乏市场经济观点,只是痴迷养热带鱼而已。
革命闹到1966年夏秋,红卫兵出现了,第一个战役就是“破四旧”,破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养热带鱼马上被归到四旧之列。
红卫兵到处贴出了通告,限期砸烂鱼缸。
  一些红色传单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春风摧枯拉朽,涤荡着一切污泥浊水,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红卫兵小将横扫四旧,开创一代新风,彻底批判资产阶级思想对革命群众的腐蚀影响,严正警告那些丧失革命斗志,追求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热衷于养热带鱼的人,砸烂自己的鱼缸,把热带鱼全部倒掉,悬崖勒马回到革命队伍中来,否则将采取最彻底的革命行动……
把自己养的热带鱼都倒进下水道,那是很残酷的一件事。养鱼人毕竟花了些钱,投入了很多精力,甚至是感情。但是文化大革命具有极其强大的威慑力,普通群众一直都非常听党的话,这时候党组织工作放了长假,人们感觉就应该听红卫兵的,舍不得也只能忍痛割爱。 
纯真的孩子们更听话 ,他们的主动,更让家长们都不敢相信自己的孩子会倒掉他们饲养的热带鱼。
我不知道哥哥对着鱼缸里的鱼,默念了些什么伤感告别的话。他象其它养鱼人一样,将自己心爱的热带鱼,把它们当成了四旧倒进下水道。
文革灾难横扫了一切牛鬼蛇神,也横扫了所有的热带鱼,色彩斑斓的热带鱼群实在想不通自己怎么会得罪了伟大领袖。
唯有那些半大孩子揭开排污下水井盖,看着在粪水中很多一息尚存的热带鱼,还在艰难地游动着,赶紧招呼周围的人来观看。人们会看见什么吗?在那个时代是看不出自己跟污水中游动的热带鱼,有着很多相似之处的。
我也很难理解,哥哥为什么会将心爱的热带鱼,倒进下水道后,反而如释重负。难道真有一种悬崖勒马,回到了革命队伍中的感觉吗?
那个荒唐的时代,扭曲了我们的思想,扭曲了人的行为,也扭曲了整个社会。除了憎恶之外,还有什么可以值得留恋的?
20133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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