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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5月22日星期四

六六年的那个冬天


我的自述100
    作为一个六六届的初中生,最难忘的应该是六六年的那个冬天。
1966112526日,毛泽东在北京第八次接见来自全国各地的250多万红卫兵和学校师生。震惊了全世界,却震颤着我们这些黑六类子弟,我们没有机会,更没有资格去天安门,在我们还没有走向社会时,就已经成为人下人了。
对我而言,更为愤怒。我的父亲原是共产党的干部,参加过新四军,还在辽沈战役立过功,为什么突然变成了阶下囚?我一生都在研究父亲的失败原因,也决不会重蹈父亲的覆辙。
父亲的政治失败,让全家陷入了底谷。我讨厌政治,却对政治一窍不通。我曾经拒绝了同学们希望自己领头参加造反的鼓动,也就是不想搅和在混乱的政治斗争之中。但当社会将我和我同样命运的孩子们逼到了深渊时,我们一起开始努力去向上攀爬,要在深渊里找到生的希望,只能靠自救。
当最宠爱我的中学校长江先福被批斗后,他也被推向了深渊。我最终与同学们揭竿而起,成立了一个“火种兵团”,我们将在浴火中重生,也将放火去焚烧这不公的社会。
当时,我们几个孩子没有活动经费,也没有社会背景,凭着的是一腔怒火和燃烧的激情,投入了人类史上最残酷的战争。在这场人生的搏奕中,我们明白:不是你死,就是我活。革命不是请客吃饭。
在组织成立的那一天,我们八个同学拍摄了一张合影照。没有袖章,我就用白纸和回型针一夹,在手臂上一套,上书“火种兵团”四个墨写的字。没有旗帜,我在白报纸上写了“火种兵团”四个字后,还特意画了把火炬。只要石在,火种就不会绝。是动乱的社会逼着我们这些不良子弟爬出了深渊,要重回社会,发出我们的呐喊!我们也是人!没有章程,没有宣言,甚至没有口号,我作为这个最特殊的异类红卫兵组织首领,我只有一句话:我们都是同学!
现在回顾这段往事,重回心间的还是骨子里的追求:平等、自由!
班主席也成立了一个组织,纠集了几个其他班级的所谓“班干部”,偸袭了我们“火种兵团”的临时办公室。同学中有人建议,也去砸烂他们的总部。我阻止了。我不会单纯地以暴制暴,我的暴力行动更为恐惧,我要让他一辈子记住自己的错误。
我亲自带队,组织了几个同学闯到了班主席的家。这是一场抄家行动。
按照我事先的布置,这次抄家行动,不乱碰任何物品,只查抄他的书籍。
我知道他的父母都是知识分子,属于当时的臭老九,面对突然而至的红卫兵硬不起来。事实果真如此。他的父母无法抵抗我们的抄家行动。
很快,同学们就查抄了一大堆的书籍,放到我的面前。这些书籍,包括苏联和西方的一些文学名著,还有不少是马列著作。班主席跳了起来,想与我们辩论,被我的一个同学一巴掌打住了。当他父母上来想护卫自己的儿子时,我理直气壮地对他们说:“这些书都盖有学校图书馆的印章……你们可以仔细辨认一下。是你们的儿子偸了公家的财物,我们才找到这里来的。”我横着眼对他的父母说:“子不教,父母过。你们的儿子在学校里胡作非为,这都是你们的错,如果我们再看到你儿子敢到学校里捣乱,就揍死他后再送到你的家!”
回到学校后,我又组织同学们在校墙外刷起了巨幅大标语:“以血还血,以牙还牙!”
从此,那个臭老九的狗崽子就没敢跨进校园一步。此举还警告了其他学生组织,“火种兵团”将用“枪杆子出政权”的理论,指导我们的一切行动。很多时候,中国人是欺软怕硬,我还在中学时代就懂得了中国人的此等陋习,也明白了唯有强者才能为王。
也从那时起,我们的组织控制了整个学校,一些教师组织也主动走近我们,希望与我们联手。
“火种兵团”成立之时,我就说过要团结更多的同学,我们做到了,已成为全校最大的造反组织。我还说过,要争取教师的支持,其实任何学生组织的背后都有长胡子的教师在操纵。
要教师服从学生,这并不难,因为教师最怕受到学生批斗。何况我在校时,就得到不少教师的关心,我一直有很好的师生关系。
当然也有几个不怕的教师会硬出头,他们自己成立了教师造反组织,批斗校领导,让学生组织充当第一线的炮灰。我们的班主任就是这样的一个人。
为了教训一下这个家伙,大字报贴满了校园。一张全班合影照上,可看到后排中央的班主任的头发梳得流光净亮,这就是小资产阶级思想作崇的罪证,还有他平时穿着尖头皮鞋,这也是当时的罪名。更可悲的是他的名字叫“继祖”,他的父亲偏偏不是工人,也不是贫下中农,而是个开小杂货铺的小业主。他由此被批斗,被打倒了。这一切都是他不自量力的出人头第的表现所造成的。
没有不同意见的同学干扰,也没有任何教师组织敢与“火种兵团”较量,谁想批斗校长,也就非得经过我的同意不可。我保护了校长,校长也教我懂得了什么是政治。
我在学校里有一个总部办公室,我经常在那里读书学习。从班主席家中查抄来的那一大堆书籍,已不够我阅读了。干脆以保护学校图书馆的名义,去寻找更多的书源。
    那个六六年的冬天,是我读书最多的时期。
1966125,北京市十几所中学的老红卫兵,也就是最早的红卫兵们突然宣布成立“首都红卫兵联合行动委员会”,其成员多数是父母在运动中受到冲击的干部子女。当初成立红卫兵组织时是打倒别人,现在论到打倒他们的父母了。从红五类滑到了黑六类,这是历史在给他们开玩笑。1967年初,公安部宣布“联动”为反动组织,那时就有130多人被投入监狱。后被毛泽东亲令释放,原因是什么?不说也明白。毛泽东需要他们的父母,也需要他们继续服务。
那个冬天,全国各校园内都开始出现了不同名称的学生造反组织。教职员工也相续成立了各类组织。传单说,红野等造反组织与造反军在小礼堂进行了关于批判血统论的辩论。当时还有“校内派”和“校外派”之争。
我就读的中学里渐渐热闹了起来,那些被“火种兵团”排斥在外的学校组织,纷纷挂靠起校外著名红卫兵组织,一下子冒出了很多市或区的“总部”。形势变得复杂了。
“火种兵团”不能完全脱离社会的风向,也不能闭门闹革命。于是,我让同学们收集红卫兵的传单,了解红卫兵组织的背景、力量和主张。最后,我们选择了一个相对温和的“红卫兵上海司令部”作挂靠,牌子硬了,不敢冒犯的校内组织也让了八分。这些组织的活动范围从学校走向了社会,个别人还参与了上海化二技校的武斗、公革会与消革会的武斗。
19661218,在江青、康生、谢富治的直接指挥、控制下,成立了“王光美专案组”。
 25 北京清华大学五千余人在蒯大富等人的带领下,游行到天安门广场,召开了“彻底打倒以刘、邓为代表的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誓师大会”,首次在社会上公开宣称要打倒刘少奇。
26 曾任毛泽东秘书和湖南省委第一书记的周小舟,在广州服药自尽。
27 彭德怀被北京红卫兵从四川押解回北京,开始了他的半幽禁生活。
回忆咀嚼那个痛苦而荒谬的年代,让我重新思考中国社会,特别是中国文化到底是什么?
有趣的是,在那个中国最严寒的冬天里,我们的“火种兵团”居然控制了整个学校,我和我的同学们保护了校长江先福,还在得到校长的同意和支持下,保护了校支部书记叶希,副书记邵鸣。我居然在造反时,能够得到校领导的直接指导。他们对我说得最多的是:认真读书,读书好,读好书。
 数年后,当我重返母校时,已官复原职的校长和书记、副书记,热情地接待了我和我的同学,我们对往事都一笑了之,留下的是真诚的拍照合影,记住的那份师生情谊。
在那个冬天,我和同学们做的最多的一件事就是集体旅游,到公园去拍照、聊政治和人生的未来。
在我的旧相册里,留下的照片不是什么喊口号、唱红歌、刷标语,以及组织批斗、参加武斗的场面。
我们热爱自然,热爱生活。
我们聚集在桂林公园的假山前,在用虚假磊起的世界面前展现的却是青少年学子的纯真。
我们一起在鲁迅公园里划船,让自己压抑的心情得到一些暂时的释放,也向鲁迅先生送去一份敬意。
为了学会在大风大浪里经受锻炼,我们居然会不带雨具,冒雨步行到西郊公园,在毛泽东去安源的画像下留个影,宣个誓:我们一不怕苦,二不怕死!
唯一与我的同龄学生不一样的是,我会独自在窗下桌前去阅读,希望从书中学会行事做人的道理,找到一个能让太阳照耀心灵的地方。
2013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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