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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摄影家、民间文艺家

2019年11月30日星期六

第34章 我向政治迈出的第一步


巴棣、樟锷、、阿福相聚在一起,自然有说不完的知心话。我对学友们说:“转眼间,我们都退休了,也许人生也最多还有一、二十年的生存时间了。看透了这社会的世态炎凉,唯有三种人可以成为真正的朋友,那就是同学、战友和插兄们,因为只有这三种人是不以经济基础,相识、相知、相互保存了真诚的友谊。”
我让中学里的老同学们参观了我的屋顶花园,我对他们说:我利用屋顶空间,打造了这个空中花园,也在寻找着属于自己的最高境界。空中花园天天都在变化,夏天时花儿烂漫,秋天时果蔬满园,冬天时绿色依然。春天到了,一个春意盎然的美好时光正在等待着我们去分享。在走近大自然的怀抱时,我突然明白:人的最高境界,就是与天地对话,与云雨齐舞,与万物共存。
今天是二月的最后一天,阳光明媚。我的屋顶空中花园,又新建了一些微型景观,那些废弃的塑料盒、竹筷、梳子、牙签、电子无件、文具盒、洗浴液空瓶、果盒框,以及旧木块、塑料小玩具等,都成了微型景观的建筑材料。
我指着一个用树杈做成的拉胡琴木头人说:“如果,人活着全都象这木头人,也就少了许多烦恼,也不用再怨恨受骗的感觉。”说心里话,这一生走来,总觉得是在欺骗中长大的。
学友们还象以前一样地待我:“你在学校里就是个头,今天,我们仍然听你的。”
我只有苦笑了,确实我在念初中时就是学校里的学生头,可以说也曾“权倾校园”。
1966529日,清华大学附属中学成立了全国第一个红卫兵组织。此后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起来造反,学生所贴的大字报就纷纷书上“红卫兵”署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和上海音乐学院等高校的校长被公开批判。
1966531日 陈伯达代表中央亲临《人民日报》社,宣布撤销吴冷西的社长职务。
196661日 《人民日报》发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我国兴起”。
那日晚上8时,全国各地电台同时播出了聂元梓的大字报。
62日 《人民日报》在头版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配发了由关锋等人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 该报同日还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
国家主席刘少奇发布指示:“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像四清中召开三级干部会一样”。
就这样,北京各中学教师陆续被集中逐个检查交待问题。于是全国遵照执行。刘少奇还向大中学校派出了工作组。
62日康生来到北大支持聂元梓,赞扬其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
63日 中共中央宣布改组北京市委,由中共中央华北局第一书记李雪峰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共吉林省委第一书记吴德任第二书记。同日,北京市委亦公布了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撤销陆平、彭佩云党委书记、副书记的职务,由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
6月初,北京各中学相继成立“红卫兵”。很快,上海的红卫兵组织也风起云涌。
我没有加入任何红卫兵组织,但经常上街头去看红卫兵扫四旧、贴大字报和批斗牛鬼蛇神。
这时,有个同学到我家来,记得应该是同班同学雨星,他父亲是个老工人,属于红五类子弟。他希望我出面组织一个红卫兵组织:“你在同学中有威望,而且有点子,有才华,只有你才能组织属于我们自己的组织。”
我摇头拒绝了:“我出身不好,一个黑六类子弟能做什么?”
我从小就懂得了出身对中国的孩子来说是道坎,翻开中国长达二千多年的历史,可以非常地明白: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的儿子只能去打洞。即使解放了,解放的是谁?打倒的又是谁?在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的中国社会,黑六类子女只能替父辈去赎罪。
同学雨星扫兴地走了。
我却陷入了痛苦的沉思之中。为什么人与人之间那么不平等?我们还是孩子,一个孩子为什么要替父辈去赎罪?我们难道就不能享受平等的权利?
在我的同学中,我的好友几乎都是黑六类子弟,有反革命分子的儿子,也有资本家的孩子,因为是社会逼着我们臭味相投。我们愤怒,又无处发泄;我们无奈,却又心不甘。
当我们这些黑六类子弟聚集在一起时,也有学友鼓动我起兵,成立红卫兵组织,甚至有人提出“一色黑”,我们要争取自己的自由。
我仍然独来独往。我不希望重蹈父亲的老路,参军、打仗,为了新中国,他得到了什么?在辽沈战役流过血的兵,解放后调回到自己从小生活过的上海,当上了一名处级干部,可谓风光了,居住的是别墅,家中还有保姆。可是一场大鸣大放运动,号召大家向党提意见,他做到了,却也上当了,被划上了右派,结束了自己的政治生命。政治是个怪物,我不想涉足政治,但又特别关心政治、学习政治,我是要找出父亲失败的原因。
同学洁明来找我了。他生活得很苦,父亲早就被镇压了,他母亲独自养活他和一个姐姐。他有很多难言之苦,胆子也很小。他胆怯地对我说:“学校停课了,我每天不知道怎么过。听说现在可以串联,我很想去外地看看,你愿意吗?”
我同意了。大串联不用化钱,到处都有接待站。
“我不想跑了太远,也许可以去上海附近转转。”我说。
我们选择了南京。我和洁明登上了去南京的火车。
我们去了南京大学看大字报,我们也去了紫金山和中山陵,还去雨花台和玄武湖。
那时,全国一片混乱,到处都是红卫兵。相互见面第一句话就是问:“出身?”
我遇到这种事就会抬头挺胸:“革干子弟!我父亲打过国民党!”
红卫兵其实都是孩子,没谁能识别出什么是谎言。整个红卫兵运动就是一个受骗的经历。我一路骗下来,也算平安,也第一次感受到:革干子弟,这是不平等生活中最受宠的高贵人上人。吃尽苦中苦,方为人上人,还不如不吃苦中苦,学会人骗人。
原本坐火车从南京直接回上海的。没想到,火车广播:停止大串联。所有火车旅客都要买票了。
洁明慌了,我们口袋里可没钱。那时住宿、用餐也不用自己掏钱,但要报上出身和填写所在学校校名、班级等。洁明不敢说谎,这一切全由我来办理,我也从不写真实校名、姓名,一个人不学会,休想在社会上混下去。我还对洁明说:“诸葛亮玩的空城计就是一个骗术,可是有谁说他是骗子?成功了,就叫智谋。我们要靠智谋活下去,活出个人样来!”
我决定从苏州下车,避免在上海火车站遇到查票的麻烦事。
洁明当然听我的。可是一下苏州站,就遇到了意想不到的事。出口处有人查票了。
洁明又急又怕。我环视四周,对他说:“你大胆地往出口处走,然后就跑到人群中去,在那面红旗下等我,不要回头。省下的事全由我解决。”
洁明很恐慌,但不得不按照我说的去做。
当洁明经过出口处时,查票的人叫了起来:“停下,火车票!”
洁明惊吓,刚要停下,我就对查票者大叫:“票在我这里!”
洁明就象越狱一样,赶紧逃走了。
我镇定地站在查票人面前。查票的人板着脸盯着我,又叫了起来:“你们的票呢?”不
我将右手放到了上衣的左口袋上解扣子:“急什么?我不正在取票子吗?”
这时后面的旅客涌了上来,我立即闪到一个找着大麻袋的高个子身后,一猫腰就窜了出去。当那个查票人对我大吼起来时,我早就跑到那面红旗下与洁明会面了,然后一路小跑,就去了虎丘游玩了。
洁明很奇怪:“你掏口袋真有车票?”
我得意地笑了:“那是故意拖延时间,我得抓个机会才能脱身哇,他是不会追我们的,后面的人都涌上来了。”
我一路上说笑在:“我们去虎丘看看那个试剑石,那可是吴王夫差留下的。”我对洁明讲起了有关越王勾踐的故事。这些故事,我早就在连环画里读过了。我对这个故事印象很深。家中墙头至今还挂着我的手书:“卧薪尝胆”。办公室里也挂着自己的手书条幅:“有志者事竟成,百二秦关终属楚;有心人天不负,三千越甲可吞吴。”
我对洁明说:“我们都是苦命人,我却不相信命,我们要学会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里。”
离开苏州后,我与他一起步行回上海,因为我想尝试一下步行串联的滋味。
我们中途在昆山红卫兵接待站住了一晚,我发高烧了。那是我人生中最难熬的一个晚上。难熬的不是因为生病,而是乱成一团的红卫兵们全都挤睡在地铺上,有人不断地撸鼻涕,撸下的鼻涕,他妈的就随手撒到枕头后墙头上!
当我串联回家后,我妹妹随着她的同学,也串联去了。她才15岁,一个小女孩跑得比我更远,她去了北京,在毛泽东第三次接见红卫兵时,她踮着脚看到了伟大的领袖,可惜领袖是看不到她这个小孩子的。后来,她又去了武汉、成都、贵阳、桂林、长沙、南京和杭州,也算够牛的。
同学雨星又来我家找我了,坚持要我组织属于自己的红卫兵组织。我犹豫了,因为他告诉我,学校里已经成立了很多红卫兵组织,班主席也组织了几个人,成立了一个战斗小组。我对班主席从来就是个看不起,他出身医生,也不是红五类,他能组织红卫兵,我为什么就不能?更令我气愤的是,江校长也被红卫兵批斗了!
江校长是老八路,参加过孟良崮战役,他有什么罪?更让我揪心的是,江校长对我最好,是他让美术老师专门对我进行特殊的美术教育。我正是在美术老师的帮助下才去报考美术专科学校的,如果不是爆发了文革,我的人生也改变了,我已经有了入学通知书。
我必须行动了,我应该勇敢地站起来,勇敢地面对这场动乱。为了保护江校长,也为了让自己经受一场严峻的考验,我同意了同学雨星的建议。
我很快就集合了八个出身不同的同学。从那时起,我压根就没考虑过什么“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事,也压根不相信那些政治口号。在我的心里只有一个愿望:我希望我们的社会有“平等”二个字。
我不同意用什么“红卫兵”的名义取名自己的组织。我将自己的组织称为“火种兵团”,鲁迅有句话给我留下了深刻影响:“只要石在,火种是不会绝的!”我就是一块石头,我的组织就是一堆石头,我和我们要用石头去砸烂这个不平等的社会。我就象原始人一样,可以用最原始的手段去维护和争取属于自己的新生活。
我将“火种兵团”分成了两个部分,红五类子弟可以公开活动,并打头阵,黑六类子弟不宜太抛头露面,主要去收集各种传单,听辩论,刷标语。
任何红卫兵组织都有自己的宣言,我们没有。我们需要的是行动。一是组织和发动全体学生,二是紧紧依靠可依赖的老师,三是不准未经我们“火种兵团”批准批斗校长和支部书记,四是不准外校及外地红卫兵组织在我们的学校活动。
要达到这个目标是很难的一件事,但我做到了。因为我提出了一个在那个时代无法想象的口号:“我们都是同学!”
“我们都是同学”的口号下,我们的组织很快就发展壮大了。我们的组织不分红五类、黑六类子弟,只要认可我们的口号,就可以加入我们的组织。
当老同学重新聚集在一起,说起这些往事时,我确实很得意。当时,学校六六届有13个班级,有11个半的班级都控制在我们的组织中,六七届的学生组织是不敢与我们对抗的。学校里没有外来组织,也没有发生任何重大武斗事件。更令我自豪地是学校党支部书记、副书记和校长,都得到了我们的保护,也成为我最好的师友。我和校领导在文革中的合影照证明了这一点。学校里还有一大批教师也成了我的朋友。复课闹革命时,我是前线指挥部代表,是我代表校方在广播中宣读了中央通知。学校成立毕业分配和上山下乡领导小组时,我代表学生是唯一的领导小组副组长。如果有私心的话,凡是跟着我闹革命而造反过的同学,统统进了工矿企业工作。其实,那也是论功行赏吧。我得到的最大荣誉是被选举为区革命人民代表会议代表,至今还保留了代表证。
令自己都无法想象的是,我那时还是个尚未发育成熟的小男孩,我才17岁。
如今,我早已放弃了处长的官位,下海后又退休了。最多的时间是撰写文章、拍照摄像,还有就是在高楼屋顶上打造了一个空中花园,不求奢华与荣耀,只要有一小块空地,就能让快乐生长,让希望展枝,让梦想成真。原来,我的人生最高境界就在高楼的屋顶上,用脑、动手,就可以打造一个属于自己的自由世界。
政治,到底是什么?不同的人会有不同的理解。但我是在那个特殊年代里向政治迈出了第一步。趁着领会自己对政治的认知之余,对自己的那段经历作一番灰谐调侃,以博余生一笑罢了。

2019年11月29日星期五

第33章 历史总会开政治玩笑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最初日子里,我还是个初中生,分不清谁是牛鬼?谁又是蛇神?不要说当年年轻的红卫兵搞不清楚,即使是那些身经百战的元帅、将军也搞不清楚。能搞清楚的大概只有毛泽东和刘少奇了。毛泽东的目标是“打倒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物当权派”;刘少奇则转移了斗争大方向,将矛头转向了广大的知识分子、普通教师和学生,在他主持下的驻校工作组任务主要就是审查教职员队伍,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工作组就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历史总会开政治玩笑。那些坚决将别人当作牛鬼蛇神而横扫的人,结果是自己成了最大的牛鬼蛇神。刘少奇在文革中受到了迫害,那是史无前例的,但他同样迫害别人也是史无前例的。最典型的事件,就是他在“打倒彭、罗、陆、杨”时,为别人罗例的罪状。
记得,当时上海街头出现了大规模的游行,群众高喊着:“打倒彭、罗、陆、杨”的口号。我和几个同学一起上街看游行,也见到了不少反映这次中央斗争内幕的各种传单。其中就有刘少奇批判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的讲话,也正是这份讲话激起了红卫兵的愤怒:彭、罗、陆、杨,竟敢反对伟大领袖,罪不容殊!
1966627日下午四时,在人大会堂安徽厅,邓小平主持了中共中央召集的民主人士座谈会,刘少奇在这个会作了讲话,大批彭、罗、陆、杨。
  主持人邓小平首先说:“中共中央今天约请在座各位同志、各位朋友,谈谈大家关心的问题,谈谈我们党内发觉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几个同志的问题。大家已经看了党内的五个文件,大家都关心文化大革命的问题,现在就请刘主席同大家谈这个问题。”
刘少奇开始讲话了,他是这样说的:
最近,在我们党内斗争中,揭露了几个负责人的问题,从性质上讲,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是严重的事件。这个事件,不仅影响到我们党内,而且影响到党外,影响到我们的国家、我国的人民,可以说就是我们党和国家的重大事件。这就是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事件,进行地下活动、阴谋活动、反党活动的事件。因此,应当让我们各位党外民主人士,各民主党派,无党派的负责人,知道一下党内的这个情况。前几天,徐冰同志已经同各位谈了,并将党内的五个文件送各位看了,各位也举行了座谈。今天我就文件中的某些重要方面的情况谈一下。
  不论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这四个人都是掌握我们党和国家要害部门的负责人,要害都掌握在他们手里。他们在党内,在人民中间,都有一定的影响。
彭真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邓小平同志不在的时候,实际上他又是副总书记,他还是北京市的市长、市委第一书记,人大、政协他也都有负责的位子,并且也参加了不少国际活动,经常参加党和国家的核心领导,他虽然不是中央政治局常委,却经常参加常委会议。公安、政法,书记处分工由他管,人大常委、公安、政法方面(徐冰插话:还有统战部)的事务,都归他分管或是插手管的。
彭真有些工作能力,但有许多缺点,过去也犯过不少大的错误,他有浓厚的宗派情绪,长期地进行了宗派活动;他没有自我批评的精神,有架子;他对马克思列宁主、毛泽东思想是不大懂的,又不大去研究。在历史上他犯过盲动主义的错误,在晋察冀犯过王明路线的错误,两次王明路线错误,他都有份;在解放战争中,在东北,他也犯过错误;全国解放以后,在参加领导的活动中,他在重大问题上,提不出解决问题的意见,创造性的意见也提不出。  
对彭真,我们批评过他,毛主席也曾多次地批评过他,我们是要把他培养成为党和国家的领导人,对他基本上也是信任的。这几年来,他滥用了对他的信任,极力培植他的私人势力,他同毛主席、同我们搞两面派,背着毛主席、党中央进行了不少地下活动,与罗瑞卿、杨尚昆有密切关系,有些地下活动是联合搞的;与陆定一也有密切的联系,例如北大四清,最近在文化大革命上与毛主席对抗,就是和陆定一共同搞的。
彭真对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实际上也是反对的、抵抗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运动,是当前伟大的、深刻的社会主义革命,彭真是坚决反对的,他极力把运动拉向右边去,拉到与毛主席思想相反的方向去。
对文化大革命,对城乡四清运动,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实际上也都是反对的。这是这几个人的共同点,就是说,当社会主义革命继续深入到当前紧要关头,他们就过不去了,他们就不能不出来,采取各种方式进行反抗。
彭真在文化大革命中,采取了各种非法手段,玩了那么一些小手腕,这从“大事记”中就可以看得很清楚,他迫不急待地用非法手段来反对毛主席,反对文化大革命方针。这不是偶然的。这件事情上,暴露了他们的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的本质。
彭真在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上,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也是很猖獗的,他极力争夺领导权,反对群众的革命运动,包庇坏人坏事,他对主席亲自主持的“二十三条”,表面赞成,实际抵制,他在河北厅的几次讲话,都不是“二十三条”的精神,相反,他是要按照《前线》发刊词办事,以发刊词来领导运动。有人讲,每年要学习一次发刊词,有人讲,工作队队员要人手一册。这个发刊词,是不讲阶级斗争的。这是彭真的纲领,他要以发刊词来代替“二十三条”。华北局派工作队到北京,参加四清运动,都被他赶走了,有的地方,四清搞得好的,北京市委却去翻案,进行打击、报复。因此,北京市多数单位的四清是搞得不好的。当然还要调查一下,看看究竟有多少是基本好的,多少是基本不好的,但就现在已经发现的,都证明是坏的。
北京是个独立王国,老虎屁股摸不得,谁也不能批评,别人是不能插手的,我去插手也不行。针插不进,水泼不进。在彭真领导下,北京违反中央政策,违法乱纪的事是不少的。
彭真参加了一些国际反修斗争,我和邓小平同志出去,都带他一道去的,是想在斗争中培养他,但他在多次斗争中,我们亲身看到,都是提不出什么意见的。我们中央写了许多反修文章,是康生主持的班子搞的,文章发表以前,我们看过,也都送彭真看,他也是提不出什么意见的。反修斗争,只有一次是由他负责,当团长,参加了布加勒斯特会议,同去的还有康生、伍修权同志。这是一次激烈的斗争会,那时中央每天都有一个电报指示去,抓得很紧,还有其他一些同志的帮助。但是就是在这次会下,他也是表现得不够坚强的,是比较勉强地去进行斗争的。还有一次由他带队,代表党中央去参加印尼共四十五周年纪念会,他没有履行党中央讨论的任务,却用了绝大部分时间去拜访印尼政府的负责人、拜访苏加诺,对党的活动不积极参加;他在印尼共马列主义学院的演说,内容是好的,但那篇东西,是北京草拟好带去的,我也看过(康生插话:他也是没有提过一点意见),不是他写的。他在同外宾接触中,有多次讲话是丧失立场的,送外宾礼品,外交部是有规定的,但他代表北京送的礼品,却超过了党中央主席、国家主席和总理,表现了北京的特殊地位。我和周总理合送三千,他却送四千、五千、甚至五千、六千。
彭真在实际上是反对毛主席的,他在干部中多次讲,毛主席犯了许多错误。他也反对党内外干部学习毛主席著作,全国掀起学习毛主席著作高潮,各省、市委作出了学习毛主席著作的决定,中央批发了,到今年年初北京市委才不得不也作出了学习决定的通知。
彭真不接触群众,不接触实际,喜欢搞个人突出,他在相当长的时间里,就反对周总理,也反对陈毅、小平同志,也反对我。在我面前搞两面派,当面一套,背后一套。
彭真是长期隐藏在我们党内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是彻头彻尾的修正主义者。在阶级斗争深入到当前阶段,他就不能不站出来,反对毛主席思想,这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在阶级斗争的紧要关头,各个阶级的代表人物都要站出来表演,表现自己,顽固地反映本阶级的利益。这是他们的本质决定的。
罗瑞卿是军委总参谋长。国防部部长是林彪,但林彪长期生病,经常工作实际上是由他来做的,可是他还是不满足。林彪同志虽然有病,也还管些事,研究一些问题,讲几句话。林彪同志在军队里威望比罗瑞卿高得多,他讲话,大家都照办,这就触犯了罗瑞卿,认为干扰了他。他不愿意让林彪同志“干扰”国防部、总参谋长的工作,因此,林彪讲几句话,他就跳起来了,他要林彪把国防部长的位子让出来;他长期不把国防部的情况向林彪同志报告,别人去向林彪同志汇报,他反对;林彪同志找人谈话,他也反对,甚至采取了恶劣手段反对林彪同志,可以说是虐待一个病人。
他还反对党的军事路线,毛主席在军事问题上,有一套完整的路线,林彪同志和毛主席的军事路线是一致的,并且有些发展,罗瑞卿是反对主席、林彪军事路线的。林彪同志提出突出政治,他反对突出政治,要突出军事、突出技术,或者政治、军事、技术都要突出,有人批评他是折衷主义,实际上就是反对突出政治。他实行的是资产阶级的军事路线。此人盛气凌人,锋芒毕露,对老的元帅、老干部,都加以打击,他是专搞一言堂,不听别人的意见;他到处伸手,干涉地方工作;到处突出个人。
罗瑞卿问题是在去年12月揭露出来的,并作了处理,是毛主席亲自处理的。处理以后,在今年二、三月间,召集了几十个人,有地方、军队干部参加的会议,进一步讨论罗瑞卿的问题,他在会上讲了一次话,大家不满意,没有让他过关,此时他就在自己住的三层楼跳楼自杀,受了点伤,没有死,现在住在医院里,本来,自杀要有点技术,应该是头重脚轻,他却是脚先落地,脚坏了点,头部没有伤。(邓小平插话:就象女跳水运动员那样,跳了一根冰棍)他的这种行动,是对抗情绪,是严重地对抗党,对抗同志们的批评。在这次会议作出决议的过程中,发现了彭真的问题,彭代表中央参加处理罗瑞卿问题,但彭真在作结论时,在关键问题上,包庇了罗瑞卿,这暴露了彭真、罗瑞卿之间的不正常的关系。
陆定一的问题。首先是从陆的老婆严慰冰反革命案件上的暴露的。严慰冰是严朴的女儿。严朴在大革命时期参加了革命,很早就离开了家,他家是个大地主。抗战时期,严朴的老婆带了女儿到延安找严朴,严朴没有见他们。严朴是个好同志,现在已经死了。严慰冰的反革命案件,两年前就发现了,当时我们怀疑陆定一是否知道她的反革命活动。这事是交给彭真去处理的,因为这是一个具体案件,我们没有直接去处理。两年以来,严慰冰的反革命活动越来直猖獗,她打入党内,探听林彪同志的行踪,林彪同志什么时候到什么地方,住在那里,这些事我们都不太清楚,但是她都打听得清清楚楚。严慰冰跟着陆定一,参与很多党内机密,知道很多事。几个月前,要彭把严慰冰的材料告诉陆定一。而陆定一回去却把情况全部告诉了严慰冰,并用多种方法来包庇严。最近已把严慰冰这个反革命分子逮捕了。根据各种材料判断,陆定一是知道严的情况的,陆严是合谋的,许多事陆定一如果不告诉严慰冰,严是无法知道的。
  陆定一当中宣部长的时期相当长,我们党的宣传部不宣传毛泽东思想,却反对宣传毛泽东思想。别人宣传毛泽东思想,陆定一也反对。全国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学习毛泽东思想,取得很大成效,工农兵学哲学,写了许多很好的文章,这些文章关在屋子里是写不出的,没有实际斗争经验,也写不出来。陆定一反对工农兵学哲学,杨献珍也反对,他们对工农兵哲学是看不起的,冷嘲热讽,说什么“简单化”、“庸俗化”、“实用主义”等等。陆定一还反对毛主席著作进课堂,教科书上也是不许写的,长期反对毛主席的文艺路线,同彭真一道反对文化大革命,右派写的文章不积压、不审查、也不用批准;对左派的文章就要审查,一审查就没有下文,长期扣压左派写的文章,有的一压好几年,打击左派。他们对百家争鸣、百花齐放的政策,是只许右派放,不许左派放。1956年赫鲁晓夫上台后,陆定一多次同外国人、中国人谈话中都是大反斯大林,不反赫鲁晓夫。这是这个人的特点。斯大林有缺点错误,但重点不应该反对斯大林,而应该反对赫鲁晓夫;陆定一反对教条主义,不反修正主义;反对宗派主义,不反投降主义;从来是反左不反右。这些问题上,他从来不请示,就是一个人在那里搞。他对康生同志搞的反修文章是不提意见的。作为副总理,对文教口却不大管,但副总理是要当的。
杨尚昆是党中央办公厅主任,当了二十多年,掌握全党的机密文件,各种重要的事情。近来发现他把党内重要机密、核心机密文件,让不少人抄走了,有几万件,不请示中央就让人家抄走了,到底抄到什么地方去了,不知道,是否出国了,很难讲。现在还查不清楚。
杨尚昆历来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的。毛主席鉴于苏联的经验和外国的经验,多次决定:不论党内、党外、对中国人、对外国人都一律禁用窃听器。搞这些东西党内紧张,党外也紧张,外国人也紧张。(邓小平插话:搞窃听器,尽听一些小话,结果是自己上当,大方向要看清楚,不要靠听小话。)我们到外国去,在室内就讲相反的话,真正的话是不在那里讲的。
历来党内是禁止用窃听器的,杨尚昆在58年以前,中央开会时,杨是公开安装录音机录音,后来禁止了,他就秘密的搞窃听器。59年毛主席发现了,再一次加以禁止,他还是不听,仍然背着主席搞,我们常委开会、谈话,甚至毛主席坐的火车上他都装了窃听器,我们常委几个人的谈话他都知道。1961年又给毛主席发现了。搞这事他一个人搞不了,总还要别人来安装,要有人收听,还要放。事情暴露后,毛主席就要严加追查,是谁搞的,就要开除谁的党籍。这时杨尚昆就把机要室的主任、副主任推出来承担责任,说他自己不知道。最近发现在毛主席办公室安装的窃听器就是杨尚昆指示的,这事就不简单了,就成为政治问题了。这不是一般的纪律问题,是严重违反党纪和国家纲纪的。最近让杨尚昆隔离反省,要他交代这个问题,杨尚昆是犯了罪的。今后有些会议,要公开录音的,都要经过请示,批准;安窃听器是绝对不允许的,任何情况下也一律禁止。
  彭、罗、陆、杨他们的互相关系是不正常的,到底是什么关系,达到何种程度,我们组织了审查委员会,正在进行审查。他们共同特点是反对毛主席,反对毛泽东思想,都是搞地下活动的。他们的企图不是个人要点什么东西,而是企图根本改变我们党和国家的根本路线、根本政策,要按照他们的路线办事,要按他们的面貌改造党,改造全中国,企图在中国实现修正主义政策,也就是复辟资本主义的政策,如果他们的企图得逞,就可能实现政变。
  最近世界上不是政变成风吗?亚非拉地区自60年以来发生60多次政变,其中有50多次搞成功了。有些国家的领导人被杀了,有的被赶走了,有的被推翻了,有的当了傀儡。社会主义国家,赫鲁晓夫就是用政变的形式上台的,波匈事件,保加利亚、捷克等也都是政变性质。
彭、罗、陆、杨事件是有发生政变的可能的,这是激烈的、国际、国内阶级斗争在我们党内领导机关的反映。如果他们政变成功,我们的国家就要变颜色。主席前几年同罗瑞卿、贺龙同志讲,我们国家是否会变颜色,如果发生政变,会不会把我们也抓起来?贺龙同志当时听了傻了。不要以为政变是没有可能的,是有这种可能的。当然如果他们搞政变是不可能成功的,特别是毛主席还健在的时候。这次彭、罗、陆、杨还来不及搞政变,就被揭露了。  
这次事件的揭露是党和国家的伟大胜利,是毛泽东思想的伟大胜利!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党内发生这类事件不足为奇,是正常的现象。解放后,党内发生大事件有三次:高岗、饶漱石;彭德怀、黄克诚、张闻天;这次是第三次。历史上也有过。过去发生过,以后还会发生,不发生那才奇怪。是好事还是坏事?我看是好事。少数人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了,可以教育千百万用毛主席思想武装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党和人民的力量不是削弱了,而是大大的加强了。
现在党内外,有人觉得发生这类事件不可理解,他们地位相当高,待遇也不错,权力也很大,为什么还要这样做。从个人来说,是可以不搞了,但是从阶级斗争的观点来看,是正常的,不奇怪的,阶级斗争是不以人们意志为转移的。他们为什么要搞,是他们的阶级要他们搞,他们错误估计了形势,到一定时候,就要站出来。在当前阶级斗争形势下,国内的、国际的反动派要想在中国得势,必须在党的各级领导中找他们的代理人,美国在找,苏联也在找,国内的反动势力也在找。党内一些阶级立场不稳、没有改造好的,钻到党内剥削阶级代表人物,在一定条件下,一定温度之下就要站出来,同我们进行斗争。这是阶级斗争客观规律,是不由自主的。
无产阶级的阶级斗争是不能停止的。有了大陆就可以不要台湾?!中国革命胜利就不要世界革命?!你不搞,人家要搞你,反动派要搞你,非斗不可。苏联赫鲁晓夫不搞世界革命,搞和平共处,美国高兴,但是到最后美国还是不会饶过苏联的。帝国主义之间还要打仗,帝国主义同修正主义就会搞得那么好、那么一致,是不可能的。
阶级斗争是不可避免的。你不搞世界革命,世界的反革命就要搞你。这是阶级斗争的规律。我们一定要坚持无产阶级的立场,阶级斗争高潮过去,会有低潮,但以后还会有更大高潮。
阶级斗争是不能停止的,一直要到消灭一切阶级,阶级差别也消灭,不然总是没有完,停止不了的。不论你地位高也好,不高也好,阶级斗争是你死我活的斗争。结果只有两个,要么是革命的打倒反革命,要么是反革命打倒革命的。彭、罗、陆、杨事件就是这样,要么是他们推翻毛主席,推翻我们,要么是我们把他们推翻,和平共处是不可能的。我们党内发生这种事解放后有三次。办法只有把他们从领导岗位上撤下来,用剥笋政策,剥笋政策是大革命时期鲍罗庭提出的,搞国民党右派要一层层剥掉,剩下一个笋心。你不剥他,他就剥你。把那些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分子剥掉,这是一个好办法。剥不掉,他就要上台推翻我们,改变政策。
一年多前毛主席对地方上、军队的一些同志说,假如党中央搞修正主义,你们怎么办?修正主义在中央占了优势,你们怎么办?这是一个新问题,当时他们没有准备,不好回答。毛主席说,中央实行马列主义政策,应当拥护,如果实行修正主义政策,你们可以造反。历史上造反的事情多得很,修正主义要把中国统一,是很困难的,不容易的。结果只会有二个,办法只有剥笋政策,剥不掉,搞修正主义,就应当造反。
  有这么一个问题,彭、罗、陆、杨搞政变,如果成功了,要各民主党派出来拥护,你们怎么办?他们占了优势,你们怎么办?这是个难问题。从中国的形势看,大概是这样,各民主党派自己来搞政变是不可能的,谈不上的(陈毅插话:章伯钧、罗隆基是想搞政变的,但是没有力量),是没有力量,搞不起来的。但是我们党内有人搞政变,他们搞的政变,合你们的心意,与你们是一个味道,他们要你们拥护是可能的。我劝各位提高警惕,不要上当。你们如果同他们搞在一起,他们被消灭了,你们的结果是同归于尽。在这个问题上是不能轻易表态的。
识别他们是马列主义还是修正主义是不容易的,因为他们是打着红旗反红旗,表面上是红旗,他们讲的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讲的是社会主义,搞的是资本主义的一套(邓小平插话:赫鲁晓夫也是这样,拥护列宁反对斯大林)。识别他们是有些困难的,但是是可以识别的,需要站稳无产阶级立场,无产阶级立场就是站在全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立场上,不是某一个党派、某一个阶级的利益。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立场上看问题、想问题,就可以识别。如果站在某一个阶级的立场上,特别是资产阶级立场或小资产阶级立场上就可能看不清,识别不清。特别是迎合你们的某些需要,就会被迷惑更看不清了。站在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立场上,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就可以识别那些违反最大多数人民的最大利益的反党分子的面目。因此,彭、罗、陆、杨事件不是说同各位没有关系,不是说同各党派没有关系,你们是赞成还是反对,是拥护还是造反要不要表示态度,在这个问题上是增加了你们自己的责任。党内发生这个重大事件,各位是很关心的。
这次大革命在历史上是空前的,来势很猛,对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文化来了一个很大的冲击,最后是要摧毁,消灭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建立无产阶级的新思想、新文化、新风俗、新习惯。这是很广泛的革命,不是一下可以做到的,是个长期的斗争过程。但是这是大革命的群众运动,有了这个大革命运动可以来个突变,来个大的变化。有不少党外朋友担心这个问题。
这次文化大革命反对的重点,是反对党内的反党、反中央、反毛主席、反毛泽东思想的当权派,彭、罗、陆、杨都是党内的,陆平是党内的,蒋南翔也是党内的,清华大学的运动起来后,他压制民主,怎么能压制的了。党外也有这种当权派,不论是幕前、幕后的也必须反对。
但是党外的当权派实际上不多,在幕后的恐怕多一点,我们在城乡四清运动中,搞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追到幕后,就是地、富、反、坏、资本家和小业主。党外的当权派是幕前的少,幕后的多,总起来讲为数不多。有些人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没改变,不知不觉地放了一些毒也要批判,进行帮助,不但是重点,对他们还是采取团结——批评——团结政策,团结、教育、改造的政策。资产阶级、封建阶级的世界观要改变,但不能太急。
在这次大革命的群众运动中,只要你不对抗群众运动,在运动中认真考虑问题,可能会改变得快一些;有些人的世界观是固定了,不能改变,只要不是系统地反党反社会主义,在这种情况下,就不作为重点人物批判。批判的方式也要考究一些,要采取帮助的态度,团结的态度,善意的态度。如对资产阶级的学术观点要批判,但不能同批判邓拓、陆平一样。你们关心文化大革命,恐怕主要就是关心这点:怕搞到自己头上,是不是都一样的批判。可能有些中学生、大学生乱搞一气,但他们以后也会懂得的。
联系到资产阶级权威的问题,有党内的,也有党外的,翦伯赞、吴晗是党内的,还有是党外的。党内权威统治了学术部门、统治了一个系的情况,要改一改,不要再垄断的。不论中国和外国的,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文化、旧文化,作为体系是必须彻底攻破;但在这些文化中间,对今天人民斗争有些有益的东西,还应该吸收过来,作为无产阶级的新文化的养料。对中国和外国历史上的一切旧文化,进行研究是必要的,不研究就不了解。但是,必须在彻底批判分析后,才能吸收有用的精华。不彻底批判,对什么要吸收,什么要扬弃就搞不清楚。同时,必须创造性地建立无产阶级社会主义的新文化。仅仅吸收旧的是不够的,无产阶级还必须有很大的创造。要把旧的吃掉、消化,好的吸收,不好的扬弃。马克思主就吸收了人类历史上一切好东西,毛泽东思想也是这样。要在马列主义体系的基础上向前发展,吸收旧文化中有用的东西。
无产阶级革命,不仅要消灭一切剥削阶级,而且要消灭一切阶级差别,工农之间的差别,城乡之间的差别,脑力劳动和体力劳动之间的差别都要消灭。剥削阶级的文化也要消灭,要吸收有用的东西,创造新的东西,搞彻底的革命。当然不是斩断历史,否定一切,这是很长的历史时期的斗争,要同消灭剥削阶级,消灭三个差别,同时并进。京剧现代戏沙家浜、红灯记、芭蕾舞白毛女、红色娘子军,就吸收了好的东西,如唱腔,动作,基本功等。芭蕾舞是外国的,是从来不敢动的。中国的两个芭蕾舞就搞的不错,这是开始,是成功的典型,发展前途是无限的,远大的。
毛泽东思想确确实实是当代马列主义的顶峰,是国内、国际阶级斗争最新的总结。毛主席天才地、创造性地、全面的发展了马列主义,不论在哲学、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建设、无产阶级革命方面,都把马列主义发展到完整的新阶段,最高的阶段。毛泽东思想和马列主义是同一个体系,是在马列主义体系上发展起来的。马克思曾经说过,他的思想体系还会有发展,还没有完结。马克思死了,列宁发展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体系,形成了列宁主义阶段。在列宁以后,毛泽东发展了马列主义思想体系。马列主义有三个阶段,即马克思主义阶段,列宁主义阶段,毛泽东思想阶段。这是世界性的。当然还要继续发展,不是到毛泽东思想阶段就为止了,如果这样,就是机械唯物论。
毛主席亲自经历的国际、国内重大事件,比马克思、列宁多得多,斗争激烈多得多,也伟大的多得多。当然马克思、恩格斯是伟大的人物,马克思活了六十四岁,恩格斯活了七十五岁,他们继承了人类一切先进思想,创造性地建立了无产阶级革命的思想体系,有很高的预见,预见到人类社会历史发展的前途。但是,马克思、恩格斯没有亲身领导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就去世了,没有同毛主席那样亲临前线指挥重大政治战役和军事战役。列宁活了五十四岁,在十月革命后六年就死了,他是了不起的天才,也有很高的预见,他的著作是不朽的。但是,列宁也没有经过同毛主席经历的那样的长期的、激烈的,复杂的多方面的斗争。中国人口比德国多十倍,比俄国多三倍,中国革命的丰富经验,是任何一个国家超不过的。我们是经过各种事变,胜利,失败,再到胜利,既打国内的敌人,又打国外的敌人,有公开的斗争和秘密的斗争,同修正主义和半修正主义的斗争。
毛主席天才地总结了中国革命的经验,也总结了苏联和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无产阶级专政胜利和失败的经验,提出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阶级斗争学说,这是完全新的理论,它指导着中国胜利地进行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也指导着世界革命斗争。
现在我国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学习毛主席著作运动取得了重大成功,证明毛泽东思想一旦为革命群众所掌握,就化为极为巨大的物质力量,这是可以看得到的。中国亿万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正在改变我国人民群众的面貌,就是用毛泽东思想,发展了的马列主义来改变人民群众的精神面貌。说工农兵不能学理论、哲学,这完全是书生的话。工农兵写的文章,你们写不出,我也写不出,没有丰富的经验,不经过反复实践,是写不出来的。学了而且要用,要经过多次失败,成功,最后才能成功,写出文章,用毛泽东思想解释一切。山西的解悦是个细纱女工,写了一篇哲学文章,这样的文章工农兵喜欢看,我也喜欢看,文化水平不一定高,小学毕业就可以,不识字也可以,文盲的记忆力就很好,我们是把事情记在本子上,他们是记在脑子里。
广大群众的精神面貌,就有可能尽快地改变我们国家和社会的物质面貌。现在是否可以说,少数人垄断文化、理论、知识的时代已经过去。在房子里搞东西,总是要错误百出的。毛主席著作有许多特点,其中一个特点,就是用工农兵的语言,通俗的语言,写出马列主义高水平的理论著作。毛主席说,马列主义的通俗化是个大问题。通俗化是从斯大林开始的,斯大林的文章比较容易看,但是毛主席的通俗化比斯大林更进了一步,把毛主席著作给工人、贫下中农一念,他们一听就懂,不识字也懂,因为是代表他们讲的。(陈毅插话:毛主席著作没有学生腔。)知识分子故意把文章写的人家不懂,好像人家一懂就水平不高了,这个问题在许多人的思想中还没有解决。很高的理论水平,又能为大家很容易理解,这二者的统一,许多人还没有解决。毛主席很好地解决了这个问题,单凭这一点就值得我们学习。少数人垄断文化知识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广大工农兵群众、革命干部、革命知识分子掌握文化、理论知识的时代已经到来了。十月革命以后,马列主义在全世界普及,但就其规模深度讲,没有像中国人民学习毛主席著作这样普遍深入。我们国家的文化、理论将出现一个繁荣的时代,这是可以预料到的。由此再联想到那些讲工农兵学习毛主席著作是“简单化”、“庸俗化”和“实用主义”的人,会认识到应当把他们打倒。这样,要搞修正主义,要反对毛泽东思想,对毛泽东思想采取阳奉阴违的态度,企图篡党,篡军,复辟资本主义,就不可能得逞了。因此,这是防止修正主义,反对修正主义的根本条件。
  我们现在拥护毛主席,毛主席百年之后也拥护毛主席。毛泽东思想要延续下去,毛主席著作应该成为全国人民的教科书,成为全国人民的行动指南,全体党员的行动指南。毛泽东思想是人类的灯塔,是世界革命的锐利武器。毛泽东思想能改变中国的面貌,也能改变世界的面貌。我们用毛泽东思想战胜了一切反党分子,也能战胜国内一切反动派,也能战胜国外一切反动派。
  ……
  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什么时候召开,已经延期一次了,上半年是开不成了,文化革命搞的大家抽不出时间来,势必要延期。(康生插话:这是全国最大的民主。)改到什么时候开,人大常委可以讨论,是下半年开,还是明年开?可不可以改成不定期?宪法规定一年开一次,有时多开,有时少开,战争来了也可能几个月开一次,有时几年不能开,这个问题请各党派交换意见,什么时候开现在不定,请从大常委决定。(完)
主持会议的邓小平在刘少奇讲话后,作了总结:
  两件大事,刘主席讲了。彭、罗、陆、杨问题的揭发是党和人民的大事,在某种意义上讲,比高、饶事件,彭、黄、张事件更大。这是正常的现象,是健康的现象,用剥笋的办法,是健康的现象。这样理解,就不会忧心忡忡了。文化革命才开始,连我们自己也还要经历新的改变,高校招生将用选拔与推荐相结合的办法,就是改变。我们还要不断的接触新的事变,都会接触到各阶层,要经常引起内心斗争和社会斗争,很值得大家研究这些问题。根本观点是要从最大多数人的最高利益来考虑问题。
重读刘少奇大批彭、罗、陆、杨的这个讲话,我在想:历史到底给我们留下了什么?
粉碎“四人帮”后,中共中央于1979年2月、6月,1980年5月、10月分别为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作出了彻底平反的决定。在五中全会上,刘少奇也得到了平反。
是政治爱开玩笑,还是历史爱开玩笑?也许这样的玩笑,让人笑不起来。因为曾经响应号召,参加过这次文革运动的人,埋藏在心间的最大痛苦是感觉受了欺骗,老百姓的忠诚和热情,已经荡然无存了。

第32章 是牛鬼?还是蛇神?


中国农历癸已是蛇年。凡有华人居住的地方,蛇年临近,必是张灯结彩,聚亲会友,充满中国春节之喜庆。
    中国崇尚龙,龙虽虚无,却也算得上是个吉祥物。但说起这蛇,无论怎么去赞美、去绘画,总给人带来一些恐惧。尤其是会联想到“牛鬼蛇神”,这就会引伸出对那个文革时代的回忆。
记得196661日《人民日报》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指出“一个势如暴风骤雨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在我国兴起”。那天晚上8时,全国各地电台还同时播出了聂元梓的大字报。
第二天,《人民日报》在头版又刊登了聂元梓等人的大字报,同时配发了由关锋等人起草的评论员文章《欢呼北大的第一张大字报》。号召群众起来彻底摧毁“黑帮、黑组织、黑纪律”。 该报同日还发表社论《触及人们灵魂的大革命》。康生还特意来到北大支持聂元梓,赞扬其大字报是“巴黎公社式的宣言”。
62日,在中宣部机关办公室工作的阮铭贴出了《张子意是阎王殿的一个活阎王》的大字报,运动开始升温。
    大字报先是在办公大楼内的楼道里张贴,可是大字报越来越多了,只得在机关大院里拉绳挂大字报。后来,办公大楼的外墙、图书馆楼的外墙统统都贴满了大字报。再后来,通往食堂的道路两旁、花园里的林荫道上,都被砸上木桩、钉上木条、铺上芦席,于是,大字报可着劲的往上糊。在花园里的大字报棚上,花花绿绿的大字报贴了足足有几寸厚。
    当时,中央派往中宣部的一位领导在讲话中说:原中宣部的部长、副部长是阎王,正副处长(即正副司局长)是判官。后来,这位领导也被“四人帮”打倒,受到残酷迫害。
    此信息传开,打倒“阎王”,打倒“判官”的声浪响彻中宣部大院内外。红卫兵到各“阎王”和“判官”家中造反、抄家、批判。部长陆定一被撵出中南海,软禁在一个四合院里反省检查。
当时部里的副部长们,经常被部内外的群众揪斗,有的群众组织还揪着一串“黑帮”到街上去游斗。中宣部机关造反派组织也成立了。 1966827日,中宣部《毛泽东主义红卫兵》最先成立,头头是王荣山、严泉兴。1966916日中宣部《毛泽东思想红卫兵》成立。中宣部革命委员会也成立了,主任是阮铭。
那时,中宣部大院里里外外,人山人海。后来北师大造反派进驻办公大楼,押着被剃了光头的“判官”们到办公大楼打扫厕所,造反派对这些人动辄拳打脚踢、张口就骂。中宣部宣传处处长王宗一,就是不堪受辱,在家服了大量安眠药自杀了。康生污蔑中宣部副部长姚臻是中宣部派到钓鱼台写作组的特务,姚臻含冤在家上吊自杀了。中宣部国际处的刘克林,被诬蔑为阶级异己分子,在一个漆黑的夜晚也跳楼自尽了。《红旗》杂志社经济组的负责人高征绳不同意陈伯达发表篡党夺军的《八一社论》,被陈伯达一伙儿迫害致死,后来中共中央对此已经有了结论。中宣部大院在文化大革命中先后死了四个人。
64日,中央宣布陶铸担任中宣部部长。随他到中宣部担任副部长的有湖南省委第一书记张平化,广州市委书记雍文涛、华北局秘书长刘祖春、中联部副部长熊复等人。
可是纯朴的中国人民根本不知道在1966年时,毛泽东已退居了二线,主持中央一线工作的是刘少奇。
记得在我的中学时代,看过一些学校组织的纪录片,那是一些有关刘少奇携其夫人王光美,出访问海外的专题片,从纪录片里可以看到风光的王光美画像与国家主席并列悬挂在各处。
学校教室里也不但是悬挂马恩列斯毛的画像,有的已经挂上了包括刘少奇在内的八位中国最高领导的画像。
可以说,在当时的老百姓心中,谁也不会想到毛泽东会在七千人大会上作检讨,后来又坐上了冷板凳,是刘少奇在主持着这个国家。
刘少奇在6月初召开了中央会议,决定向大中学校派出工作组领导文化大革命,试图减缓基层被挑动起来的革命情绪,将政权收回中央。
刘少奇指示:“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任务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像四清中召开三级干部会一样”。北京各中学教师陆续被集中逐个检查交待问题。于是全国遵照执行。
在刘少奇的指示下,自68日下午起,学校开始出现许多批判某些教师反动言行的大字报。
到了69日,全校开始停课,专门写大字报,揭露老师的反动言行。
局势迅速发展,全国大中学校学生纷纷造反,反对学校党委或支部的领导,很快使得很多学校的领导和教学工作瘫痪或基本瘫痪。学生所贴的大字报还纷纷书上了“红卫兵”的署名。6月初北京各中学相继成立“红卫兵”组织。
可以说,全国掀起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运动,已变成了批斗教师的乱局,此始作俑者就是刘少奇。
“牛鬼蛇神”一词,在中国早有流传。唐朝时期,多才而短命的诗人李贺曾留下不少著名的诗篇,其中“雄鸡一唱天下白”、“黑云压城城欲摧”等名句,至今被人传诵。同代诗人杜牧还专门给他写《李贺诗序》,评价他的诗为:“鲸呿鳌掷,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
    毫无疑问,“牛鬼蛇神”含贬义之说。其近义词为牛头马面、妖魔鬼怪。文革中流行的“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更将“蛇神”与“牛鬼”并列,皆为可恶之物。
    其实不然。“牛鬼”,在传说中是地狱中的牛头鬼卒,又称阿傍,或连称为牛头阿傍。《楞严经》卷八谓:“亡者神识见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狱卒,马头罗刹。”又《五句辛经》谓:“狱卒名阿傍,牛头人手,两脚牛蹄,力壮排山。”说牛鬼是地狱走卒,还说得过去。
    可是“蛇神”应该与“牛鬼”扯不到一起。相传“蛇神”是人身蛇首的乐神,其职责是护卫佛法。即佛教所说的大蟒神摩睺罗迦。
    显然将“牛鬼”与“蛇神”混为一谈,是不分鬼神,不辩敌我。怪不得“横扫一切牛鬼蛇神”时,乱揪斗“蛇神”,将护卫佛法的蛇神也来个斩尽杀绝,法也就乱了。
文化大革命运动是毛泽东发动的,没人会否认这一点。但毛泽东亲自审定的《五一六通知》,为文革确定了一套理论、路线和方针。毛泽东认定,党内、国内的政治形势是学术界、教育界、新闻界、文艺界、出版界等文化领域的领导权都不在无产阶级手里;从中央到各省市自治区有一大批“混进党里、政府里、军队里和各种文化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反革命的修正主义分子”,“一旦时机成熟,他们就会夺取政权,由无产阶级专政变为资产阶级专政”。“例如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他们正睡在我们的身旁”,“被培养为我们的接班人”。所以文化革命的目的是对他们进行批判,“清洗这些人,有些则要调动他们的领导权”。
林彪在518日的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曾说:“毛主席最近几个月,特别注意防止反革命政变,采取了很多措施。罗瑞卿问题发生后,谈过这个问题。这次彭真问题发生后,毛主席又找人谈这个问题。调兵遣将,防止反革命政变,防止他们占领我们的要害部位、电台、广播电台。军队和公安系统都作了布置。毛主席这几个月就是做这个文章。……毛主席为了这件事,多少天没有睡好觉。”“现在毛主席注意这个问题,把我们一向不注意的问题提出来了,多次找负责同志谈防止反革命政变问题。”
但刘少奇转移了政治斗争的大方向。他将“中学文化大革命的任务”,定位于“主要是审查教职员队伍”,还要求“中学教师要集中交待问题,像四清中召开三级干部会一样”。这是无法否认的历史,将斗争矛头转向广大教师,这也是不可容忍的。
“彭罗陆杨”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一个“阴谋反党集团”,也是文革中第一批打倒的当权派。毛泽东已经褫夺了这四人的权力,从而掌握了首都控制权、军警控制权、宣传控制权,对其夺取文革控制权,从而把握文革整个局势具有关键作用。
为削弱属于刘少奇、邓小平主政左臂右膀的书记处的权力,毛泽东遂使陈伯达、江青、康生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一跃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渐次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刘邓的势力被严重削弱,从组织上保证了毛泽东的夺权意图顺利展开。
在这次斗争中,彭真被撤去党内外一切职务,失去人身自由,由天津市市长吴德接任北京市市长。吴晗自杀,邓拓自尽,北京市委多名官员亦相继自杀。自尽的还有毛泽东秘书田家英。
  毛泽东阶级斗争思想发展的结果,导致了对党内上层疑神疑鬼。林彪曾说:“最近有很多鬼事,鬼现象,要引起注意,可能发生反革命政变,要杀人,要篡夺政权,要搞资本主义复辟,要把社会主义这一套搞掉。你们经过反罗瑞卿,反彭真,反陆定一和他老婆,反杨尚昆,可以嗅到一点味道,火药的味道。”“罗瑞卿是掌军权的。彭真在中央书记处抓去了很多权”,“文化战线、思想战线的一个指挥官是陆定一,搞机要、情报、联络的是杨尚昆”,“文武相配合,抓舆论,又抓枪杆子,他们就能搞反革命政变。”
令人费解的是,中央作出打倒“彭、罗、陆、杨”的决定,是由刘少奇主持的中央会议作出的。这个决定:停止彭真、陆定一、罗瑞卿的中央书记处书记职务,停止杨尚昆的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职务。彭真还被撤销了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和市长的职务,由李雪峰兼任北京市委第一书记。中央政治局常委还决定成立专案审查委员会,审查彭、罗、陆、杨,他们的问题由所谓“对抗文化革命路线”上升到了“反党集团”。当时的毛泽东却在外地,并没有参加会议。
在这次政治局扩大会议已临近尾声时,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康生等作了讲话。他们都是着重讲毛泽东思想如何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等问题。这时彭真已经不参加会议了。
  当时中央成立了一个首都工作组,叶剑英是组长,办公室主任是王尚荣。工作组一是改组了北京卫戍区,傅崇碧任司令员,黄作珍任政委,卫戍区调进了两个野战军的主力师(七十师、一八九师)。华北局派池必卿、黄志刚率工作组进驻北京市委,调查市委的“罪状”。改组了北京市公安局,由公安部副部长凌云以华北局工作组的名义进驻北京市公安局。根据工作报告,中央负责同志批示将市公安局局长、副局长等八个负责人先后逮捕。把市公安局局长邢相生逮捕后,公安部又派来一个局长叫李钊。后来,李钊也被捕了。
63日,中共中央决定:李雪峰为市委第一书记;吴德为市委第二书记、北京市代市长,北京卫戍区第一政委、党委书记。改组后的市委书记处书记是高扬文、郭影秋、万里、陈克寒、赵凡。同日,北京市委亦公布了改组北京大学党委的决定,撤销陆平、彭佩云党委书记、副书记的职务,由以张承先为首的工作组代行党委职权,到北大领导文革。
刘少奇派到基层的工作组站在党委一边,把起来造反的那些造反派残酷地镇压了下去,结果引起很多群众的不满,激起很多矛盾。仅在首都24所高等院校统计,工作组就把10211名学生打成“右派”,把2591名教师打成“反革命”。
当刘少奇受到迫害时,曾手举“宪法”为自己鸣不平,但当他在镇压学生运动时,他却没有考虑过中国还有一部“宪法”的事实。是否向高校派工作组,实质上反映了毛泽东与刘少奇的权力斗争。刘少奇的决定,不久即被毛泽东撤销了。
在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日子里,谁是牛鬼?谁又是蛇神?不要说当年年轻的红卫兵根本就搞不清楚,即使是今天,谁又能讲个明白?尤其是那些坚决将别人当作牛鬼蛇神而横扫的人,结果是自己成了最大的牛鬼蛇神。

2019年11月28日星期四

第31章“地震到”与“菩萨倒”


文革十年间,大地震不断。一些老百姓就纷纷议论:“地震到,菩萨倒”。1966年的38日至29日,邢台发生大地震后,1967年河北河间发生6.3级地震,1969年渤海发生7.4级地震,1975年辽宁海城发生地震。19767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几乎毁了整座城市,更是震惊了全世界。回顾文革时期的地震现象和政治大事件,至今令人费解。
当时,当局曾发出通知要求阻止谣言,一些禁止谣言的公安通告说:“地震到,菩萨倒。这是反革命分子散布的政治谣言。”通告还说要严厉追查谣言散布者。
更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地震灾区的灾民不仅不惧怕天崩地裂,而且围坐在地震废墟上学习毛主席语录,个个笑逐颜开。我们可以从当时主流媒体发布的那些摆布的新闻图片中,见证那个时代的荒唐。
我的中学时代就是在这一时期度过的。我和所有的同学一样,对大地震没有太多的印象,唯一知道的是“人定胜天”,地震并不可怕。我们是依靠媒体报道生活的,报上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报纸、广播就是党的喉舌、党的声音。
但是,党报也有哭泣的时候。唐山大地震发生的那个1966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在前后8个月的时间里,相继逝世,不得不令人惊骇。难道这不是应了“地震到,菩萨倒”的天命?
1966年的3月,邢台发生大地震前后的日子里,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讨论了关于批判吴晗的问题,还拟订了一个《文化革命五人小组关于当前学术讨论的汇报提纲》,后被称为《二月提纲》。提出,学术讨论要坚持实事求是,在真理面前人人平等的原则,要以理服人,不要像学阀一样武断以势压人。主要是为了把已开始的对《海瑞罢官》的批判限制在学术范围内。刘少奇还召集在京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对这一提纲进行并讨论予以通过。该提纲后作为中央文件下发,转发全党。但后来受到了毛泽东的批判。
还是在这个时期,在毛泽东的亲自部署和林彪的支持下,江青在上海召开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抛出了一份《二月纪要》,认定文艺界被一条“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号召要“坚决进行一场文化战线上的社会主义大革命”。 《二月纪要》点名批判北京市副市长吴晗,斗争矛头不仅是对着文艺界,实际上是对着一些中央领导人。
    毫无疑问,《二月提纲》和《二月纪要》是中国政治大地震的前兆。
《二月提纲》是向毛泽东汇报后才下发全党的,但却在随后的《五·一六通知》中被全面否定。《二月纪要》却经毛泽东修改三次后,于4月10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批转全党。《解放军报》编辑部还专门发表文章《永远突出政治》,中共中央又对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三个文件作了批示:“中央完全同意萧华同志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报告,同意会议通过的《继续大力突出政治,坚决执行五项原则》和《继续大力突出政治,狠抓四好连队运动,切实搞好基层建设》两个文件。望全军在过去几年工作的基础上,继续高举毛泽东思想的伟大红旗,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坚持四个第一,贯彻执行突出政治的五项原则,充分做好战备工作,再接再厉,把军队的工作做得好上加好。”其中指出,林彪同志说:“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要下苦功学习研究才能获得,不是凭聪明才智或者单凭经验可以获得的。”
邢台发生大地震的前五天,中央派邓小平、彭真通知罗瑞卿到京西宾馆出席对他的批判会,会议本由邓小平主持,但邓小平以视察西北为由推脱,实际彭真主持。彭真主持此次京西会议,充满了火药味浓烈,罗瑞卿饱受刺激。
邢台大地震发生的整个时期内,中央却在忙于召开罗瑞卿专案工作小组专门会议。广州军区副司令温玉成、总后勤部长邱会作在发言中坚决主张要开除罗瑞卿党籍的。吴法宪在会上宣读了一万多字的发言稿,他批评“罗瑞卿有野心,反对林副主席,向党伸手,阴谋夺取军权……”
会议中,叶剑英把罗办秘书等人写的揭发材料报给毛泽东,罗瑞卿写了个申诉检讨材料。
毛泽东作了批示:大意是罗瑞卿是漏网的高饶分子,罗瑞卿执行的是资本主义军事路线,在政治上反党反人民的,作风上一贯飞扬跋扈,要批倒批臭,彻底打倒。
1966318日,罗瑞卿打电话给周恩来,要求当面向毛主席申诉。周恩来告诉他:你的事情是主席亲自定的,不要再抱有任何希望!
罗瑞卿听到此话,五雷轰顶,写了个便条给其家人:“治平:会议的事没有告诉你,为了守纪律,……永别了,要叫孩子们永远听党的话,听毛主席的话!我们的党永远是光荣的正确的伟大的,你要继续改造自己!永远革命。”
随即跳楼,但自杀未遂
1966322日,会议进入第二阶段,根据党中央指示,增加了53人,包括党中央、国务院有关部委和各中央局的负责同志,第一阶段未参加会议的军区、兵种、军事院校的负责同志。参加会议的共达95人。
3月29日,邢台发生了最后一次地震。但在3月28日至30日,毛泽东没有对抗震救灾作任何指示,而是在上海同康生、江青等人进行了三次谈话,严厉指责北京市委、中央宣传部包庇坏人,不支持左派。他说:说吴晗、翦伯赞是学阀,上面还有包庇他们的大党阀,即指彭真;并点名批评邓拓、吴晗、廖沫沙担任写稿的《三家村札记》和邓拓写的《燕山夜话》是反党反社会主义的。
康生在上海对毛泽东说,彭真查问发表姚文元文章为什么不打招呼,这是“整到主席头上了”。毛泽东说,为什么吴晗写了那么许多反动文章,中宣部却不要打招呼,而发表姚文元的文章却偏偏要跟中宣部打招呼呢?《二月提纲》混淆阶级界限,不分是非,是错误的。中宣部是阎王殿,要打倒阎王,解放小鬼!中宣部和北京市委包庇坏人,压制左派,不准革命;如果再包庇坏人,中宣部要解散,北京市委要解散,五人小组要解散。
毛泽东还号召:我历来主张,凡中央机关作坏事,我就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各地要多出些孙悟空,大闹天宫。号召地方造反,向中央进攻,说各地应多出一些孙悟空,大闹天宫。
毛泽东的这一谈话,预示着“文化大革命”的风暴日益迫近。
    由此,中宣部被称为“阎王殿”,整个机关秩序混乱一团,无法开展正常的工作。形势的发展越来越严重,最初,部里开会还由常务副部长张子意召集,大家戏称是维持会。后来,陈伯达写了张条子,派人接收了中宣部办公室所辖的机要、秘书、档案和人事的权力,这就等于宣布撤销了部长们的职务,也正式罢了他们的官。
政治是一场游戏,这话没错。还在2月时,以彭真为组长的文化革命五人小组讨论了关于批判吴晗的问题,还拟订了一个《二月提纲》。接着,彭真主持京西会议,炮轰罗瑞卿。但在3月底,中央宣传部和北京市委就被指责为包庇坏人,压制左派。彭真和中宣部部长陆定一被停止了工作。彭真在整人时是决不会想到结果会整到自己的头上。彭真曾说过“真理面前人人平等”,其实还得补上一句“专制面前人人挨整”。
那些整人的人,尽管自己后来也被整,但在整别人时是不手软的。
19664月,谢富治就在中央批斗罗瑞卿的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作了书面批判发言《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肃清罗瑞卿在公安工作中散布的资产阶级毒素》。谢富治为罗瑞卿列了四大罪状和一个教训:罗在公安部工作了十年,曾经散布了大量的资产阶级毒素。1,他搞的 “十无运动”是反对毛泽东思想,反对阶级斗争,反对社会主义的;2,目无组织,目无纪律,对抗中央领导;3,对公安工作必须实行党委领导的根本原则阳奉阴违;4,一贯不认真实行群众路线,搞神秘主义和关门主义。要以罗为鉴,接受教训。谢富治将罗瑞卿有些是实际工作中的错误,上升到反党、反毛泽东思想的高度了。
19664月,杨成武也在中央批判罗瑞卿的这个工作小组专门会议上作了书面批判发言《坚决捍卫伟大的毛泽东思想彻底粉碎罗瑞卿篡军反党的阴谋》。杨成武说:“罗瑞卿的错误,不是一般性质的错误,不是偶然性质的错误,不是个别问题的错误,不是盲目性质的错误,而是路线错误,是反党、反社会主义、反毛泽东思想,阴谋篡军,阴谋搞颠覆的严重罪行。他妄想用资产阶级世界观来改造我们军队,他企图通过各种阴谋手法,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我们和他的斗争,是党内、军内一场尖锐的阶级斗争,是两条道路的斗争,是革命不革命的斗争,是一场大是大非的斗争。”
杨成武批判罗瑞卿上纲上线到极点。他批罗说:“事实俱在,铁证如山,罗瑞卿不论如何狡辩,也是抵赖不了的。多年来,他目无组织,锋芒毕露,横行霸道,个人独断。他不尊重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对于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和林彪同志所提出的许多方针政策和重要指示,不是阳奉阴违,任意歪曲;就是公开唱反调,拒不执行。许多重大问题不请示,不报告,不传达,擅自决定,一意孤行,对上对下实行封锁,一手遮天,为所欲为。特别阴险恶劣的是,他公然反对伟大的毛泽东思想,污蔑仇视我们敬爱的领袖毛主席。他千方百计地反对林彪同志,折磨林彪同志,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大量事实说明,罗瑞卿是一个根本没有无产阶级感情的人,是一个根本没有党性的人,是一个野心家、阴谋家、伪君子,是我们党内、军内的极端危险分子。”
杨成武对罗瑞卿列了九大罪状:1,私自改变毛主席、党中央、军委关于东南沿海对敌斗争的方针:2,在民兵工作三落实的问题上和毛主席唱反调;3,不执行毛主席关于建立地方武装的指示;4,不准传达总理和军委常委关于检查昆明军区作战问题的指示;5,不尊重军委和军委常委各同志;6,对军委甚至对党中央,特别是对林彪同志,是实行封锁政策的;7,撒谎成性,而且情节极为恶劣;8,罗瑞卿为了达到篡军反党的目的已公开向党伸手;9,反对学习毛主席著作,极力贬低毛泽东思想的伟大意义。
在上海会议之后成立的“中央工作小组”,于34日至48日在北京开会,对罗瑞卿进行揭发批判。罗瑞卿因跳楼自杀未遂跌断一条腿后,因为他的所谓“自绝于人民”,以揭发批判为主的那个三月会议也随之升格,即性质变了,原来还带点人民内部矛盾的味道,一下子升级成“敌我矛盾”,罗瑞卿变成了抗拒党中央,抗拒毛主席,是叛党。 
令中国社会啼笑皆非的是:当时负责处理罗瑞卿问题的是彭真。不久,他就成了国内头等大敌 “彭、罗、陆、杨反革命集团”中的黑帮老大。
中国的头号主流媒体《人民日报》,一贯旗帜鲜明,立场坚定。在文革期间更是锋芒所向,锐不可挡。
196646日,《人民日报》发表了编辑部文章《突出政治是一切工作的根本: 一论突出政治》;414日,推出社论《政治统帅业务: 二论突出政治》;422日,又发表了社论《突出政治必须坚持毛泽东思想挂帅: 三论突出政治》。
到了430日,中央工作小组关于罗瑞卿错误问题向毛泽东、党中央作了正式报告,
根据会议揭发的大量材料,罗瑞卿的主要错误事实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敌视和反对毛泽东思想,诽谤和攻击毛泽东同志。
第二、推行资产阶级军事路线,反对毛主席军事路线,擅自决定三军大比武,反对突出政治。
第三、目无组织纪律,个人专断,搞独立王国,破坏党的民主集中制。
第四、品质恶劣,投机取巧,坚持剥削阶级立场,资产阶级个人主义登峰造极。
第五、公开向党伸手,逼迫林彪同志“让贤”让权,进行篡军反党的阴谋活动。
如今回想起来,把矛头指向林彪同志那可是罪大恶极的事。政治有时很有趣,那些曾拥簇在林副主席身边的人,后来全都摇身一变成了批林批孔的先锋。一张张与林彪夫妇合影的文革历史照片,见证了高层人物的变脸表演。
罗瑞卿被打倒了,彭真也被打倒了,彭真的罪名之一是在一系列重大政治问题上,对罗瑞卿的错误,采取了缩小、掩护、包庇、支持的态度,并且企图给罗瑞卿等伺机翻案做好种种准备。彭真实际上是同罗瑞卿站在反对毛主席和反对党中央、反对林彪同志的立场上。有关事实,还有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四人,另写一信报告了毛泽东和党中央。430日,中共中央批准了对罗瑞卿的审查结论。中央决定将中央工作小组的报告和中央批语发到县委和团级党委,以及叶剑英、肖华、杨成武、刘志坚四人向毛泽东、党中央的报告,也发给地委和师级党委,口头传达到县、团级党员干部。
1966年5月4日至26日在北京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是全面发动文化大革命的标志。此次会议于16日通过了五一六通知,正式发动文革
会议前半期,揭发出所谓“彭真、罗瑞卿、陆定一、杨尚昆阴谋反党集团”问题,四人被革职审查,是为“彭罗陆杨事件”。这是文化大革命运动的第一个“阴谋反党集团”,也是文革中第一批打倒的当权派。
“彭罗陆杨”四人都身居要害职位。彭真是北京市委第一书记兼市长、罗瑞卿是总参谋长兼公安部部长、陆定一是中共中央宣传部部长、杨尚昆是中央办公厅主任,此外,彭真、陆定一、罗瑞卿均为中央书记处书记,杨尚昆是中央书记处候补书记。毛泽东褫夺四人权力,从而掌握了首都控制权、军警控制权、宣传控制权,对其夺取文革控制权,从而把握文革整个局势具有关键作用。
《五一六通知》宣布“文革五人小组”成立,直接领导“文革”。组长陈伯达,第一副组长江青,顾问康生。《通知》号召,注意“赫鲁晓夫那样的人物”。其实削弱属于刘少奇、邓小平主政左臂右膀的书记处的权力,遂使陈伯达、江青、康生主导的中央文革小组”,一跃成为实际的最高权力机构,渐次取代了中央书记处和政治局,从组织上保证了毛泽东的权力得到了巩固
以上是1966年3月邢台发生大地震后,中国出现的政治地震基本也就在3月前后。
一年之后的1967327日,河北河间发生6.3级地震,中国重大政治事件基本上也是集中在这一时期。
14日,毛泽东派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处理上海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海兴起“夺权斗争”,后称为“一月风暴”。 19日的《人民日报》发表了上海11个群众组织《告上海人民书》,毛泽东加编者按说:“这是一个大革命”。同月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又发表《红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那年的2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
同是这个2月,中央军委和国务院领导人陈毅、叶剑英、徐向前、聂荣臻、李富春、李先念、谭震林、余秋里、谷牧等却在多次会上,揭露判康生、陈伯达、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等中央文革成员的罪恶行径。这被称为“二月逆流”。同月18日,毛泽东对老帅们在碰头会上的表现,作了严肃的、毫不留情的指责。于是开始了大规模的反击“二月逆流”的批判运动。
河北河间发生地震是327日,但331日的《红旗》杂志发表了题为《论革命的“三结合”》社论,开头引述了毛泽东的一段指示:“在需要夺权的那些地方和单位,必须实行革命的‘三结合’的方针,建立一个革命的、有代表性的、有无产阶级权威的临时权力机构,这个机构的名称,叫革命委员会好”。经过近20个月的社会大动乱和错综复杂的夺权斗争,全国(除台湾省外)29个省、市、自治区,先后建立了军、干、群“三结合”的革命委员会。从此,革委会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实行党政合一、高度集中的领导体制。为了尽快建立“革委会”这样的集权式领导机构,全国很多地方是先成立“军事管制委员会”, 实行“军事管制”,然后才建立革委会。一部分被确认为“问题不大”,亦即算是基本一贯紧跟毛泽东战略部署的干部,获得了“解放”,加入了革委会的领导班子。
大约经历了二年的相对平稳期,《人民日报》、《解放军报》宣布各省、市、自治区完成了夺权任务,这标志着整个文革运动“已在全国进入了斗、批、改阶段”。
但在 1969718日那一天,渤海发生了7.4级地震。在地震发生三个月后的1018日,林彪发布“林副主席指示第一号令”,调动全军进入了战备状态,疏散中央党政军领导离开北京到外地,很多机构也以“斗批改”、办“五七”干校和试验农场等名义,分散到农村及有关“战备疏散点”。 也从那时起大批知识分子下放五七干校。河南、湖北、江西等18个省区创办了105所五七干校,先后遣送、安置了10多万名下放干部、3万家属和5000名知识青年(子女)。不少人因不堪重负,被劳累折磨诱发的疾病致死。
1969年的12月,毛泽东下达了“知识青年到农村去,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的指示,196619671968年的初高中毕业生,也就是后来称为“老三届”的上山下乡运动开始了。文革中上山下乡的知识青年总人数达到1600多万人,十分之一的城市人口来到了乡村。这是人类现代历史上罕见的从城市到乡村的人口大迁移。其实,现在那些曾下过乡的“老三届”知青都已经明白了:上山下乡既可解决城镇就业问题,还可借此达到解散红卫兵组织的目的。上山下乡运动造成了各个层面的社会混乱,也导致了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出现了知识断代、学术研究后继乏人的现象。更可悲的是一些曾经积极参与文革的城市年轻人,突然发现自己被欺骗了,由此彻底放弃了马列主义革命理想,以至于一切理想,中国社会在改革开放后的道德失序,也可以在此找到部分根源。
如果说“地震到,菩萨倒”是不科学的,那么就是在渤海发生地震那年的1017日,刘少奇被押送到开封“监护”,1112日凄凉地死开封一座封闭的旧银行中。他的骨灰盒上写着“刘卫黄”的假名字。骨灰证上的“职业”一栏,填着“无业”。国家主席刘少奇死期距地震发生相距才100多天。
刘少奇死了,邓小平却死里逃生。19751月十届二中全会举行,曾被打成中国第二号“走资派”人物的邓小平被起用了。不幸的是24日,辽宁海城发生了地震。邓小平作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后,召开了军委扩大会议和解决工业、农业、交通、科技等方面问题的一系列重要会议,着手对许多方面的工作进行整顿,形势日趋好转,安定团结局面开始出现。但中国又发生了远比辽宁海城地震更严重的政治大地震,邓小平复出上台才10个月,从11月开始,毛泽东就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刚扶起的邓公菩萨在政治地震中又倒了,全国局势再度陷入混乱。
1976728日,河北唐山大地震,震惊了世界。1976年的中国大事件,同样震惊了全世界。中国三大菩萨一个个倒了:18日,周恩来在大地震前去世了, 3月下旬开始,群众到天安门悼念周恩来,接着就发生了“天安门事件”; 76日晚,电台公布朱德去世了。周恩来、朱德是在唐山大地震前不久后相继去世的。但唐山大地震发生后,才一个多月的时间, 197699010分,毛泽东去世了。
    在毛泽东去世不足一个月的时间,被称为青丘山“九尾妖狐”的江青及其同党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于106日凌晨,被抓。同时被抓捕的还有毛远新等人。1210日起,中共中央陆续公布了“四人帮”的三批罪行材料。全国掀起了揭批“四人帮”进入高潮。
1976年的中国政治地震,其影响力,远超过同年的唐山大地震。如今,“地震到,菩萨倒”的传说,已不再被作为“造谣”而会受到公安通缉了。但痛定思痛,有太多的经历会让人反思:我们无法反抗大自然天崩地裂的惩罚,但我们面对天翻地覆的政治动荡,又能怎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