皋兰路圣尼古拉斯教堂
童年和少年时代给我带来了不少回忆，循着这些回忆，我完成了自传体小说《解放自己》的第一部《迷茫少年》。
那么第二部自传体小说写什么？当然是我的中学时代，那是一个充满血腥的浩劫岁月。
1
记得小学毕业时，我的大楷作业被老师挂在墙上。我受到了最严厉的训斥：“写成这样乱七八糟的字，还能报考中学吗？！”
其实，在小学毕业前我就常自己练习毛笔字了，因为我喜欢画画，要为自己的画题字，那就得将字写好哇。
因为贫穷，买不起那些名家字贴，我就在上学和放学路上仔细观察街市商店的书法招牌，有时就将那些字体记在脑子里，回家后凭记忆摹写。我特别喜欢那些草体字，龙飞凤舞的字体显得特别奔放自由。但语文老师不喜欢，认为我是涂鸦。
我念的小学是一所在大跃进时代创办的民办小学，根本就没什么优秀的师资力量，所有的教师几乎全是家庭妇女。她们写的字才是最糟糕的，橫竖撇捺折，没一笔是规范的。
身为上海市一所重点中学校长的父亲认为我比别的孩子聪明，就让我提前一年上学，于是在公办小学不接受的情况下，让我进了这所民办小学，还谎报了我的年龄。就这样，我比别的孩子提前上了小学。当然，我的学习成绩并没有因为这一年的年龄差距而落在后面，相反依然列在榜前。
因为，我是民办小学的毕业生，校方自知之明，不准同学们报考重点中学，结果，小学同学大部分考进了东风中学、红星中学和市第二十二中学。
我考进了上海市第二十二中学，这是个普通初级中学，没设高中。但这所学校曾开设过高中，不少教师原先就是教高中生的。现在这些高中教师教初中生，也许是大材小用，但教育质量是不差的。
记得中学第一课又是毛笔字。我汲取了小学毕业时最后一堂书法课挨批的教训，写字时非常认真。结果，我的习字作业又被贴在墙上了。这次是表扬，而不是被训斥。
我没有任何得意，也不敢声张。因为，我的习字不是一撇一捺地写出来的，而是画出来的。
我自小就聪明好学，受到那次小学毕业前的羞辱后，我的毛笔字依然写得龙飞凤舞。我没有字帖，也不喜欢临摹那些端端正正的楷书或柳体字。我学的是毛体，那是领袖的字，大气、蓬勃，只是自己还没有学到位，自然就是乱涂瞎写了。
2
我进中学后的第一件难忘的事，还不是那次书法课。
上学第一天，我遇到的第一件令自己最难堪的事发生了。我被中学门房间的看门老头挡住，不让我进校。理由很简单：“这是学校，小朋友不能到这里来玩。”
那时我长得个子很矮，一米二还不到，又长着个娃儿脸。当我被拒绝入校时，我气得大骂。无论怎么解释，那看门老头就是不准我跨进校门一步。
这时一个高个子男人走到了我身边，抚摸着我的头：“你多大了？几班的？叫什么名字？”
我一一作答。那男人笑了：“进去吧，好好读书。今后遇到不开心的事，可以找我，叫我江老师就行了。”
后来，我才知道，他就是这所中学的校长，他叫江先福。
江校长将我带进了校园，一路上问我叫什么名字，喜欢什么？
当他知道我喜欢画画时，就将远处的一位老师叫了过来。江校长对我说：“这是沈祖琪老师，是美术老师，你以后多请教沈老师。”
江校长还特意对沈祖琪老师说：“这是新来的学生，你以后可以教他出学校的黑板报和墙报。让他多学点美术知识。”
江校长知道我喜欢画画，就要求美术老师重点教我画画。从此，我又负责了这所中学的黑板报。
我喜欢画画，我的画不仅参加过区级展览，而且整个学校里到处可以看到我的画。那时因为我的画好，学校里为了宣传少年英雄刘文学的事迹，总让我画宣传连环画布置学校宣传栏。不久，沈祖琪老师就让我负责出学校的黑板报、墙报。
中国教育就是一种权威教育，服从就是硬道理，是一种政治实用主义。孩子们也会参加一些社会活动，如植树造林，但决不是教育孩子如何认识自然和学习树木栽种知识，而是一次政治教育，如组织学生看望军属、孤老，到马路上站位劝阻行人不要随地吐痰，去菜市场拍打苍蝇，都是政治教育的一部分。
1952年，有两本小学美术课本受到了批判，理由是允许孩子们在绘画中有太多的自发性和随意性。这就被认为削弱了教师的指导作用。从此，美术课上教师画什么，学生就画什么，毫无变化。自我表现的艺术创作，在中国是不认可的。
从中国学校的黑板报上就可以看到很多由教师确认的范文，还有一些统一的政治宣传画。这都是特殊的政治宣传。
由于我自小就喜欢绘画，我这一生中最大的宣传任务就是负责出黑板报，在小学、中学时代，我是出黑板报的第一人选，而且在知青时期，连队出黑板报的事，也总是由我去负责。
有时，江校长还会特意来看我出黑板报。
也因为入学第一天发生的这件事，我与江校长，还有
这所中学，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也在文革中经历了非同寻常的洗礼。
3
我就读的第二十二中学位于思南路37号，但在皋兰路有个分校。分校隔壁的那幢别墅就是我曾经的家。
在上海思南路转个弯，不消几步就回到了我童年时代居住过的皋兰路了。当我重返童年时代的旧居时，最令我心动的就是旧宅对面的圣尼古拉斯教堂。这所教堂现在已改为一家法国餐厅，它还被好事者评为上海最好的法国餐厅，叫作Ashanti。这个餐厅原本是一座东正教的小教堂，名字叫“圣尼古拉斯”。
大约在20世纪的第二个十年里，法租界里俄国侨民越来越多。十月革命后大量旧官僚和资产阶级分子纷纷来到上海，他们大多都信奉东正教，所以需要在上海建造一座东正教堂。皋兰路当时叫高乃依路，地处法租界，近马斯南路，即如今的思南路。
父亲从沈阳调回上海工作后，我们一家就迁居在皋兰路15号的别墅里，这里林木葱郁、环境清幽。儿时玩耍或上下学，都要与圣尼古拉斯教堂照面，教堂门牌号码是16号。
这个教堂体积不大，小巧玲珑、造型也很别致，算是一座比较典型的俄罗斯东正教建筑。
教堂建筑在空间布局上遵循拜占庭建筑形式，用集中式及相互垂直的两条中轴线来处理建筑形象。在外形上，正中最高以一个圆顶统帅整个形象，然后对称地向前、后、左、右降低下来，形成美丽的图案式的形象。在墙面处理上，多处用圆尖顶式的形象作为墙顶，分不同的大小、高低，装饰其间，很有个性。
圣尼古拉教堂原为军人小教堂，始创于1924年12月，位于法租界霞飞路583弄13号的民宅内，次年3月21日祝圣。1927年1月1日迁至霞飞路876号，1931年再迁至霞飞路929号。霞飞路就是今天的淮海中路。教堂内设立纪念遇难沙皇尼古拉二世的神龛。
1932年，格列博夫中将在俄侨和上海其他各国外侨中发起募捐，建造筹集到10万银元，在法租界中心的高乃依路租地，才建造了这座纪念尼古拉二世的东正教大教堂。
教堂的建筑师是当时漂泊在上海的俄国建筑师亚·伊·亚龙。他无偿为教堂提供设计。1932年12月18日，举行了教堂奠基仪式。1934年3月31日，教堂举行落成祝圣仪式。
1942年，圣尼古拉堂地皮租约到期，业主王丁秀珍女士依约收走房产。1946年法院进行了调解，教堂仍归东正教会使用。不久，上海东正教会分裂，加入苏联国籍的北京总会维克托总主教与白俄伊望总主教为教堂发生争讼，白俄主教胜诉。
1949年以后，俄侨大多离开上海。
父亲是在1955年调回上海工作的，那时我才5岁，但仍有记忆。大约是在同年的8月，圣尼古拉堂被关闭了。
1956年9月28日，由当时的苏联政府将教堂移交给了中国政府，教堂业主王丁秀珍教授已移居美国。
记得当时管理教堂的是一个和蔼的老头，虽然教堂关闭，已不再对外开放使用，但那老头知道我居住在对面15号里，就对我和妹妹特别关照，允许我们兄妹到教堂里去玩耍。
那时教堂的内外装饰极为华丽，记得有一个旋转的楼梯。每个墙面多是中间设垂直形窗，窗顶用半圆拱作为结束，窗框、窗格多用铸铁花、彩色玻璃。
教堂老头会带着我们兄妹俩到处参观，这个好大的教堂，可容纳400到500名信徒。
教堂老头还会给我们讲述有关圣•尼古拉斯的故事。
教堂老头说，在很久很久以前，有个叫尼古拉的地方，住着三个美丽的少女，她们的父亲却是一位贫穷的农民。他将自己的一生卖给了奴隶主，却还欠了奴隶主的钱，他没办法为3个女儿去办出嫁的嫁妆。
恶毒的奴隶主想夺走他的美丽健康的三个女儿，卖到非洲去做女仆人。三个女儿知道了这件事情，便拥抱在一起伤心的痛哭。
这时，有一个好心的老人知道了这件事，就跑到她们家中，安慰了一番。到了夜里，老人就在三条长袜子中分别装了金子，偷偷地挂在三个少女的窗前。她们有了金子，不但还了父亲欠的债，还脱免了去非洲作女仆的命运。
第二天正是圣诞节，她们知道是那个老人作的好事，但却找不到这个老人。这个老人就是人们常说的圣诞老人。
我第一次听说有关圣诞老人的故事，就是教堂老头告诉我们的。后来才知道，圣诞老人原型是圣•尼古拉斯（Saint Nicholas），他是土耳其历史上真实存在的一位主教。他生活在4世纪时的利西亚，现位于土耳其境内。他虽出生在一个富裕人家，但从小心地善良，乐善好施，经常救助穷人。圣•尼古拉斯喜欢以匿名的方式赠送给当地穷人各种礼物。在公元346年去世后，他被尊称为圣人，其生前事迹后来演变成今天圣诞老人的传说。他的遗体在800年前被埋葬在爱尔兰东南部城市基尔肯尼的哲伯恩特修道院内。在此之前，人们一直认为圣•尼古拉斯的遗体被意大利水兵在11世纪偷运到意大利南部的巴里地区秘密埋葬。
但也有很多传说，说圣诞老人，是一位在公元3世纪，生活在芬兰北部名叫尼古拉斯的老人，在他还非常年轻的时候，父母就去世了。但他拥有无穷无尽的财富，喜欢乘坐鹿拉雪橇漫游各地，遇到穷困人家，总要慷慨地伸出援助之手，帮助人家渡过难关。尼古拉斯老人将从父母那里继承来的财产全部用于帮助患病的和急需帮助的当地穷人。
尼古拉斯老人经常给穷人送金币，还乐于在圣诞夜给孩子们送糖果、玩具之类的礼物。
不过，他的礼物并不公开地送，每每在夜深人静时，把礼物从烟囱投入，这样孩子们总能在圣诞节的清早得到一个意外的惊喜。时间一长，人们便发现这些礼物是一位慈眉善目，满脸银髯，身穿镶着白绒的红袍，头戴白边红帽，手持拐杖，乘坐雪橇的老人送的。于是，人们便称这位名叫尼古拉斯的老人为圣诞老人。
教堂老头告诉我们兄妹，这座东正教教堂的名字就叫“圣•尼古拉斯”。每年的12月6日是“圣•尼古拉斯纪念日”。每年的这一天，尼古拉斯都会给孩子们带来糖果和小礼物。
这是一个充满传奇意味的故事。我和妹妹常会举起小手，数着圣•尼古拉斯教堂的9个金色的圆顶与十字架。
但在1966年文革中，圣尼古拉教堂的圆顶被毁了，并被工厂占用。那位教堂的老头，据说在文革中被活活打死了，罪名是宣传宗教迷信，编造圣诞老人的故事，毒害少年儿童。
上世纪90年代，这座教堂曾改建为幸运阁大酒店。直到1994年，该堂公布为上海市建筑保护单位，教堂重建了穹顶，但改为简易的马赛克贴面，变成了一个法国餐厅。与我儿时的记忆相距甚远，留下的只是一个印象中的轮廓。
兄妹事隔半个世纪，重游上海皋兰路圣尼古拉斯教堂，唯有的深刻记忆，就是那个曾经为我们兄妹讲述圣诞老人故事的教堂老头。
4
我自小在上海皋兰路长大，也是在这条马路上迈出了人生的最早脚步。
皋兰路是上海市卢湾区的一条街道。东西走向，东到复兴公园，西至瑞金二路，全长才278米，路宽12米。
皋兰路原名高乃依路（Rue Corneille），为1914年法租界公董局修筑，这条小马路是以法国诗人高乃依（Pierre Corneille）命名的。1943年汪精卫政权接收上海法租界时曾改名文安路。1946年时才改名皋兰路。
当我游走在皋兰路时，自然也就想起了那个法国诗人高乃依。
高乃依于1606年6月6日出生在法国诺曼底省鲁昂。他是十七世纪上半叶法国古典主义悲剧的代表作家，一向被称为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奠基人。
高乃依的祖父是诺曼底议会的掌玺参事，父亲在鲁昂子爵领地担任水泽森林特别管理，祖上几代都家境殷实。高乃依幼年接受家庭教育，9岁到15岁在耶稣会主办的中学读书。
高乃依天资聪明，勤奋好学，十分喜爱古罗马作家塞内加的悲剧和雄辩家西塞罗的演说词，对拉丁语的诗歌也有浓厚的兴趣。由于学校的教师全是笃诚的天主教徒，而且其中还有几位颇有名气的传教士，高乃依从小便受到天主教的深刻影响，以致使他后来的一些作品带有较浓的宗教色彩。
高乃依从教会中学毕业后，攻读法律。学成以后，父亲为他买了两个职位：鲁昂王家水泽森林事务律师和法国海军部驻鲁昂律师。当时，封建国家为解决财政困难而专设了卖官鬻爵制度，资产者可用金钱购买官职，政府出卖的主要是法院中的职位。高乃依担任了二十多年的律师，其间过着悠闲宽裕的生活，并试着搞些业余创作。
当时的鲁昂是法国戏剧的中心，文化生活十分活跃。巴黎的一些重要剧团经常在那里演出，十七世纪初法国大部分剧本也都是在鲁昂印刷的。在这种环境的影响下，高乃依对戏剧产生了极大的兴趣并开始从事戏剧创作。1629年，他的第一部喜剧《梅丽特》问世。坦率地说，这并非超群之作，但剧情比较贴近生活，人物对白设计巧妙。当时著名的戏剧演员蒙多里（1594――1651）把剧本带回巴黎，搬上舞台。演出是成功的，这使高乃依初露头角。
总的来说，高乃依这些早期作品的题材不是十分理想，人物形象也缺乏生动感。然而，与当时充斥舞台的一些杂乱无章的作品相比，他的剧本风格较为简朴，时代气息较强，显示出与众不同的特色。
当时，黎塞留为了加强政府对文学艺术的控制，进一步巩固中央集权制，正在四处物色御用文人，高乃依那些令人耳目一新的剧作引起了他的注意。1635 年，黎塞留把高乃依吸收到他亲自领导的五人创作班子之中写喜剧。从此，高乃依便可领到一笔丰厚的年俸，并能涉足上流社会的沙龙。
1636年，高乃依的5幕韵文剧《熙德》公演，轰动巴黎，为法国古典主义戏剧的建立奠定了基础 。该剧取材于西班牙作家卡斯特罗的剧本《熙德的青年时代 》，将男女主人公投入到责任与爱情的剧烈冲突之中。剧中人都表现出刚毅的美德和百折不挠的精神，为了完成自己的义务，不惜牺牲一切。《熙德》演出后受到观众热烈的欢迎，但由于这个悲喜剧违背了古典主义的三一律，在评论界引起了一场论战。
黎塞留授意法兰西学院组织力量抨击此剧，发表《对〈熙德〉的意见书》。原先，高乃依曾按照黎塞留的意图进行创作，但渐渐地体会到为人捉刀代笔的苦衷，不久因与黎塞留等人意见不合，也就退出了这个创作班子。
高乃依在这种压力之下沉默了几年，终于改变了创作倾向。他随后发表的3部悲剧，严守三一律的原则。《贺拉斯》描绘了一个宽容大量的君主。《西拿》 是一部宗教悲剧，颂扬为基督教事业而献身的精神 。《波利耶克特》刻画了理想公民的典型，主人公以民族利益为重，大义灭亲。《熙德》和以上这几部作品标志着高乃依戏剧创作的高峰。不久，高乃依又写出《庞贝之死》，这是表现他前期创作风格的最后一部剧本。
此后，高乃依开始追求情节上的复杂离奇，布景上的光怪陆离，越来越忽视人物性格的塑造。《罗多古娜》、《妮科梅德》等是他每况愈下的剧作。
1647年 ，高乃依入选法兰西学院院士 。
1652年他回到卢昂后，在整整7年时间里，他放弃了戏剧创作，此后也没什么成就。直到1674年，高乃依写出最后一个剧本《苏雷纳》，便退出了戏剧界，晚境凄凉，孤寂地死于1684年10月1日。
皋兰路曾以高乃依命名，留下了一段有关这个法国诗人的传奇故事。其实这条幽静的皋兰路，充满了许多传奇的气息，这里沿路多为住宅区，集聚了一些著名人物的住宅。
皋兰路1号，那是张学良与赵四小姐的旧居，是一所西班牙式三层独立花园洋房，张学良在1935年12月中旬第三次到上海就住在皋兰路1号（张公馆）的花园洋房里。但张学良在沪居住时间很短。
皋兰路2号，是复兴公园边门，一座富有法式情调的小公园，也是权贵和文人们休闲的好去处。
皋兰路10号，曾是卢湾区眼病防治所（1979年9月--1983年11月）。
皋兰路16号，原为东正教圣尼古拉斯教堂，1932年奠基，1934年竣工，由协隆洋行俄国建筑师亚·伊·亚龙设计，昌升营造厂承建。“文革”期间被毁掉了上部的圆尖顶，改为一家工厂。1999年，作了大修，修复了上部的圆尖顶。现为一家法国餐厅。
皋兰路18号，虞洽卿故居。
皋兰路20号，卢湾区早教中心。
皋兰路21弄和25弄都是欧式建筑的花园洋房，有英式、德式和西班牙式。
皋兰路27号是由俄罗斯侨民伊万投资建造的德式建筑，后扬州商人高怡生购得。著名书法家徐伯清在这幢楼里居住了50多年。
皋兰路29号，曾被柏林大学化学系博士李祖薰从俄国人手中购得，后由国民党著名将领卫立煌居住。著名电影演员康泰在上世纪六十年代末至八十年代初，就居住在这幢楼里。现已改为小学。
国民党著名将领王耀武也曾在皋兰路居住过。
最令我记忆犹新的当然是皋兰路15号，那是我童年时代居住过的旧宅所在地，是一幢漂亮的英式乡村别墅。现已改建为思南路幼儿园，门牌号也改为11号了。让我动心的是，那所幼儿园原在思南路，也曾经是我小时候的母校。
当我重游旧宅故地时，总忘记不了那些过烟往事。这里上演过很多人生的悲喜剧，如果高乃依地下有灵，或许可以重新编写他的剧本。
5
小时候，我常与哥哥一起去捕蝉。我居住的皋兰路和思南路一带，树木葱葱，居住的大院里还有一个大花园。这里是捕捉昆虫的宝地。
后来，我知道蝉在中国古代象征着复活和永生，这个象征意义来自于它的生命周期：它最初是幼虫，后来成为地上的蝉蛹，最后变成飞虫。蝉的幼虫形象始见于公元前2000年的商代青铜器上，从周朝后期到汉代的葬礼中，人们总会把一个玉蝉放入死者口中以求庇护和永生。由于人们认为蝉以露水为生，因此它又是纯洁的象征。
但我对蝉最感兴趣的的莫过于是它的鸣声。我还会用小巧玲珑的竹笼装养蝉，欣赏蝉的鸣声，从百花齐放的春天，到绿叶凋零的秋天，蝉一直不知疲倦地用轻快而舒畅的调子，不用任何中、西乐器伴奏，高唱着一曲又一曲轻快的蝉歌，就象一位“昆虫音乐家”。
以前，我会陶醉于蝉的鸣声，现在却知道了：蝉是见不得天的昆虫，虽然寿命很长，但是很少很少在阳光下生活，几乎一生都在黑暗下度过。每当蝉落在树枝上引吭高歌时，它就会用尖细的口器刺入树皮吮吸树汁，各种口渴的蚂蚁、苍蝇、甲虫等也会闻声而至，都跑来吸吮树汁。蝉会又飞到另一棵树上，再另开一口“泉眼”，继续为它们提供饮料。就这样，如果一棵树上被蝉插上十几个洞，树汁就将流尽而枯萎死亡。原来当蝉高歌时，却是树木受害时。我不明白的是中国那些文人墨客为什么要疯狂地赞美蝉，难道只为了欣赏蝉的高调鸣声？我对蝉已失去了爱和信任，我制作的蝉标本，特意用炳稀染料涂瞎了它的眼睛。
天牛也是人们熟知的一类昆虫。很多人在孩童时期，曾经捕捉到或观察到天牛，对它们发生兴趣。有趣的是，当我抓住天牛时，它会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企图挣脱逃命。我在天牛的腿上缚一根细线，任其飞翔，还能听到“营营”之声。小时候，我对天牛的玩法很多，如天牛赛跑、天牛拉车、天牛钓鱼、天牛赛叫等等，比起目前充斥市场的电动玩具来，玩这种“自然宠物”要有趣得多。最有趣的是“天牛钓鱼”游戏，十分逗我开怀。我在一盛水的盆中，置一鱼形小片，穿孔系线，另一头系在天牛角上，线长适度，将天牛置于另一小木条上，浮于水面，天牛四周环水，会局促不安，频频挥动触角，形同钓鱼，鱼若离水，则钓鱼成功。天牛年龄稍大些的有手指那么粗，年龄小一些的差不多只有铅笔一般细。
那年夏天，我捉到了几只天牛后，就将它们囚禁在玻璃箱里，让它们全都活活饿死！
天牛因其力大如牛，善于在天空中飞翔，因而得天牛之名；又因它发出“咔嚓、咔嚓”之声，其声很象是锯树之声，故又被称作“锯树郎”。中国南方有些地区称天牛为“水牯牛”，北方有些地区称之为“春牛儿”。天牛体色大多为黑色，体上具有金属的光泽，其成虫常见于林区、园林、果园等处，飞行时鞘翅张开不动，由内翅扇动，发出“嘤嘤”之声。但天牛是危害杨、柳、桑、槐、梧桐、苦楝等树木的可恶害虫。
天牛多在晚上活动，有趋光性；小眼面细的，多在白天活动。成虫产卵方式与口器形式有关，一般前口式的成虫产卵时，会将卵直接产入粗糙树皮或裂缝中；下口式的成虫先在树干上咬成刻槽，然后将卵产在刻槽内。
天牛危害，主要以幼虫为主。幼虫对树干危害也最严重。
当天牛卵孵化出幼虫后，初龄幼虫就会蛀入树干，最初是在树皮下取食，待龄期增大后，天牛幼虫就钻入木质部为害，也有的种类仅停留在树皮下生活，不蛀入木质部。
天牛幼虫在树干内蛀食，在一定距离内会向树皮上开口作为通气孔，向外推出排泄物和木屑。幼虫老熟后就筑成较宽的蛹室，两端以纤维和木屑堵塞，而在其中化蛹。
天牛主要是木本植物的害虫，在幼虫期蛀蚀树干、枝条及根部。有一部分为害草本植物，幼虫生活于茎或根内，如菊天牛、瓜藤天牛等。个别种类如棉蒴天牛，则为害棉蒴。还有少数种类，幼虫不生活在植物组织内，而是在土壤中取食根部，如大牙及曲牙锯天牛、草天牛等等。
毫无疑问，天牛幼虫蛀食树干和树枝，影响了树木的生长发育，使树势衰弱，导致病菌侵入，树木也易被风折断。树木受害严重时，会整株死亡，木材被蛀后，也失去了工艺价值。
我为什么要采集天牛制作标本？就是让我去感受自己对天牛的重新认识。天牛很牛，看上去非常强势，其实天牛从小就学会了干坏事。为了自己的生存，天牛不惜以破坏周围环境为代价。
我自小就喜欢昆虫，我喜欢蝴蝶的舞动，蜻蜓的速度，蜜蜂的勤劳，螳螂的威武，蟋蟀的勇猛，蚯蚓的沉稳……后来，与几个同学一起翻墙头，偷偷溜进了少年宫，才第一次看到了昆虫标本。
从此，我就学习自己动手制作昆虫标本了。标本制作很难。首先是我没有条件解决动物或飞禽的尸身腐烂问题。但可以制作昆虫标本，根据昆虫本身的特性，如身体、大小、软硬程度、生活时期等，有各种不同的制作方法。
对体型较大、体表较坚硬的昆虫，采集后，在标本还没干燥以前，用细针插在标本上并进行整姿或展翅等工作，等干燥后，也就完成了。
有些昆虫体表较为柔软，无法制成针插的干燥标本。此时，可将虫体浸泡在特殊的液体中。我没有这种液体，也就放弃了这种实验。还有玻片标本，那是适用于体型极小的昆虫，必须用显微镜或放大镜观察他的形态特征。
当标本完成后，剩下的工作就是标本烘干。一般在50℃的定温箱中烘干一星期左右即可。我只能保持原生态，存放入标本盒中保存。标本盒以铁制的饼干盒替代。
8
上初中时，我就主动要求当生物课的课代表，每次上课前，我就主动跑到生物老师那里去帮助搬运实验教具到教室里。
生物老师作为对我的奖励，常让我观察学校里的生物实验室，教我一些制作标本的经验，有时还特意为我一个人讲解各种动物、飞禽和昆虫的知识。
也从那时起，我意识到每一个标本都代表着一个生命，生命也会永恒。
冬去春来，万物复苏。年过六甲，我却童心未泯。我将夏天收集的蝉和天牛，做成了一个特殊的艺术标本。那些蝉和天牛，尽管已死去数月，几乎成了木乃伊，但色泽、形态依然如故。我还自己动手制作过仙鹤和鸽子标本。
9
当我踏入中学的大门后，胸前的红领巾换成了大号的，但我却从没再系戴过。我认为自己长大了。我不再为红领巾而感到骄傲和自豪。
每次在学校大扫除时，我们这些中学生总会捡到几条红领巾，其实已变成了名副其实的“黑”领巾，一些学生就会把它扔进了垃圾桶。
我们把红领巾丢了，就要受到班主任的处罚。
文革开始后，班主任挨批斗了，其中一条罪名就与红领巾有关。一个曾经因为丢了红领巾而被班主任教训过的同学在批斗会上，大骂班主任是苏修走狗：因为班主任安排的《红领巾的生日》一课，是完全照搬苏联教育版《品德与生活》二年级上册第四课。其实，今日中国的不少学校也还是延袭了这本教科书的教育方法。
由此，记忆也将我带回了那段苦涩的岁月时光。
文革中的圣尼古拉斯教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