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自述９０
在不知不觉中，跟着时间的脚步走近了小年。 转眼间四十多年过去了，现在每到春节，我不再串门访友，往往会静寂地坐一会，有时还会忆起那“激情燃烧”的文革荒唐岁月。那个时代，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十分残酷，社会上到处是你死我活的阶级斗争，即使过年探亲访友，也得注意阶级斗争新动向。中国人高喊着“誓死保卫党中央，誓死保卫毛主席”的口号，在没弄清谁是朋友，谁是敌人之前，春节拜年，也会大祸临头。至少，我是经历了那个可怕的岁月。
过新年，在今天的年轻人看来是极为平常而普通的事，中央电视台的春晚节目，更是吸引了所有中国人的眼球。中国人似乎很健忘，没人再会说起文革中过春节的荒唐事了。
记得，那是一个过小年的日子，当然我还是个初中生，又从小在上海大城市里长大，自然还不懂得什么是过小年，还有那个农历、阳历的区分。
那天，弄堂里的儿时朋友跑来告诉我：“快，快去看鬼！我看到鬼了！”
我先是一楞，后来大笑：“这世上哪来的鬼？你想吓我还是骗我？”
“我们知道你不怕鬼，所以才来找你。我们真的看到鬼了，不信，我们带你去看。”
我将信将疑地与儿时同伴来到了南昌路、思南路拐角处的一个大宅院，那里有很多别墅，还有一棵大桑树，夏天的时候，我们会举着长竹杆去挑桑树上的桑葚。
等我赶到那个大宅院时，那里已经有三五成群的人围着议论了。议论的中心，就是那幢老旧的别墅地下室里藏有鬼。
我学着别人的样，趴在那那个地下室的窗台外向里窥视：那是个堆满杂物的储藏室，透过微弱的光线，确实可以看到好大的鬼影，那鬼有鼻有眼的，甚至还能看到胡须。我被怔住了：难道这世上真有鬼？
不一会，几个北京来的红卫兵揪出了这个地下室的房主，那是一个中年人。
中年人被揪住了头发，急急地辩解说：“我，我不知道这事，那是我父亲堆的杂物。”
就这样，他的父亲也被红卫兵揪来了。红卫兵又跑到地下室，将“鬼”捉了来，原来是两尊木雕老人。一个老头和一个老太，看上去并不象鬼，面目和蔼可亲。
围观的人都很好奇。有人说，这是菩萨，不是鬼；也有人说，这就是鬼，狐狸精还打扮成美女呢。
那些北京红卫兵也显得有些茫然而不知所措，应该如何处置这件事呢？
“说！给我们讲清楚，这两个木头人，到底是谁？！”红卫兵的办法就是审问那中年人的父亲了。
老头低着头说：“那是灶王爷和灶王奶奶。”
上海城里人并不知道什么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围观的人中就有人高喊：“哪是什么妖怪？”
“不是妖怪，是神仙。”老头急了：“在中国腊月二十三 ，称为‘小年’，代表一年结束了。以前过小年，家家户户都要‘辞灶’，就是‘祭灶王’。灶王也叫‘灶君’，我们老家都叫‘灶王爷’。”
围观的人很好奇：“那灶王爷是管什么的？是管吃的吗？”
“不，不是管吃的。”老头摇起了脑袋。
红卫兵也好奇了：“不管吃，还叫什么灶王爷？”
老头见红卫兵的火气没先前大了，也就壮起了胆：“小年这天，也是民间祭灶的日子。民间传说，每年腊月二十三，灶王爷都要上天向玉皇大帝禀报这家人的善恶，让玉皇大帝赏罚。因此送灶时，人们在灶王像前的桌案上供放糖果、清水、料豆、秣草；其中，后三样是为灶王升天的坐骑备料。祭灶时，我们老家人还要把关东糖用火融化，涂在灶王爷的嘴上。这样，他就不能在玉帝那里讲坏话了。另外，大年三十的晚上，灶王还要与诸神来人间过年，那天还得有‘接灶’、‘接神’的仪式。等到家家户户烧轿马，洒酒三杯，送走灶神以后，便轮到祭拜祖宗了。”
这时一个红卫兵跳了起来：“你这是在造谣惑众，宣传封建迷信！”
老头楞了一下：“你说得对，这是封建迷信，所以我从不祭灶王爷，还将他们关在地下室了。”
红卫兵们面面相觑，不知说什么好。
不知谁吼了起来：“灶王爷既然是神仙，为什么不管老百姓吃的，却要管老百姓的嘴巴，不准说玉皇大帝的坏话？”
“是啊，我也是这么问过我的姥爷，姥爷告诉我：灶王爷就管向上汇报的事，谁被他说了坏话，大罪要减寿三百天，小罪要减寿一百天。老百姓没办法，就得敬奉灶王爷。祭灶时要设立神主，用丰盛的酒食作为祭品。那时候，还要贴灶君神像，贴在锅灶旁边正对风匣的墙上。两边配联多为‘上天言好事，下界保平安’。中间就是灶君夫妇神像，神像旁边往往画两匹马作为坐骑。祭灶时要陈设供品，供品中最突出的是糖瓜。那是麻糖，既甜又粘。灶王爷顾了吃，顾不了说话，上天后嘴就被麻糖粘住了，也就免生是非。供品中还要摆上几颗鸡蛋，是给狐狸、黄鼠狼之类的零食。据说它们都是灶王爷的部下，不能不打点一下。”
那老头越说越来劲了，红卫兵们和围观的群众也象在听故事，谁也没提这闹鬼的事了。
老头胆子更大了，他告诉大家：过了二十三，民间认为诸神上了天，百无禁忌。娶媳妇、聘闺女不用择日子，称为赶乱婚。直至年底，举行结婚典礼的特别多。小年离春节只剩下六、七天了，过年的准备工作显得更加热烈了。要彻底打扫室内，俗称扫家，清理箱、柜、炕席底下的尘土，粉刷墙壁，擦洗玻璃，糊花窗，贴年画等等。我们老家还要在那一天跳秧歌。”
“跳秧歌？”红卫兵们乐了：“就是延安人跳的秧歌？”
“是哇，我年轻时也跳过。”老头眨了眨眼：“你们想学，我可以教你们。”那个曾被红卫兵揪头发的中年人，这时已经松了口气，居然也插话了：“我父亲是老八路，在延安时还担任过秧歌队长。”
红卫兵们呆住了：“你是老八路？误会了，真对不起。”
老头笑着说：“你们没错，我也没罪。有罪的是那些喜欢向上乱告状的人，是那些变着法子让老百姓送钱行赂的人，灶王爷就是个贪官。这样行不行，我们召开个现场批斗会，就批斗这灶王爷和灶王奶奶！”
这下子，围观的人群全都乐了。
红卫兵们给那两个木雕的灶王夫妇戴上了纸制的高帽子，高帽子上涂写了“贪神”、“富婆”几个字。
在“打倒牛鬼蛇神”、“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口号声中，那老头教红卫兵们一起跳起了秧歌舞。
这时有人点起了火，灶王爷和灶王奶奶在烈火中化成了灰烬。批斗灶王爷和灶王奶奶的现场会，围得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
也就是在那个小年，我知道了有关灶王爷和灶王奶奶的传说故事，也知道了玉皇大帝是个高高在上的天庭昏君，他手下的官吏，那怕是神仙，也是贪得无厌。更为恶劣的是为了钳制民怨，还不准百姓说朝廷的任何坏话，灶王爷其实是控制舆论导向的民间密探。
在文革中度过了那个难忘的小年后，却从此没过上真正的传统意义上的春节了。
文革自1967年始：国务院宣布取消过年。这可是一段真实的历史。
周恩来在接见大专院校六六年部分应届毕业生和六五年储备生代表时，作了一番这样的讲话：
没有什么好说的了，六六年的问题（与六五年的）不一样。
六六年毕业生的共同要求是早日分配工作，最好在春节前分配完。过去的分配表定了，有的单位接受了，现在看来那个表过时了，不适合现在的要求了。革命发展了。深度、广度正在加强，现在已经影响到工矿企业、科研单位、中心城市，已到农村。工厂的十条和农村的十条发表后，已整个铺开。革命运动这样大发展，势必影响经济布局和制度，今后会慢慢看出苗头。原来分配的单位不一定合适，整个经济布局有些发生变化，根据现在的情况应该作些变化。
另外，理科、文科、师范有些单位更不会要那么多了，这些同学不可能都到大城市了，有的可能要到中小城市，到农村去了，要重新分配。所以，必须重新考虑分配方案，如果勉强派了去，没有工作做不好。因此，要给我们两个月的考虑时间。革命正在发展，新的高潮就要到来，工厂、农村……。有的学校强调特殊情况，要尽快分配。不能一个、两个学校地解决，不能头痛医头，脚痛医脚。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是有计划的，要按计划办事……。
十二月、一月、二月还要留在本单位搞，少数人可以到附近去串联，春节后将分配方案重新公布。到那时候可采取两种态度，愿意接受分配的就到新单位搞文化大革命；如果新单位不急需，本人也愿意留在本校搞文化大革命，可以报到后再回校参加，明年暑假，再到新岗位上去。
如那个工作岗位确实需要，需要新生力量，本人又愿意去，那就到新岗位上去，这是符合抓革命促生产的。
六五年的已毕业一年多了，岗位上又急需他，本人又愿留在本单位搞的，就可以转正。当然六六年的没有这个问题了，还有一年嘛！
还有教育制度，期考、入学考试、毕业鉴定等，统统让文教张孟旭同志于廿三日、廿四日和你们开座谈会谈谈，听取你们的意见……。
这段讲话，曾印制成传单，到处流传。至今留存的消息来源：可查1966年北京化工学院《红色宣传员》战斗组、北京经济学院无产阶级革命团、北京市东方红印刷厂革命造反联络处、化工部化学工业出版社印刷厂联合汇编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参考资料（4）》。
也自从1967年起，文革开始后的第一个春节，国务院宣布全国不放假，“革命化春节”一直持续到1979年。过年，这样一个中国人非常重视的节日，在文革中被取消了。
令人费解的是，要求取消过年的“广大革命群众”到底是谁？原来，18岁的上海玻璃机器厂青年工人章仁兴是发出“广大革命群众要求”的第一人。他投书《解放日报》，在全国最先发出倡议：“在两条路线和夺权斗争进行得这样尖锐激烈的时刻，我们怎能丢下革命和生产，回乡去过春节呢？不能！不能！坚决不能！”
1968年，我上山下乡去了崇明岛农场落户，从这一年开始，一直到1978年，我终于借调上海市区工作为止，每年的春节期间，我几乎都没有回城过一次传统意义上的春节。
每到春节前，各级革委会都要发文件，要求过一个革命化的春节。对我们下乡知青来说，就意味着不能够离开连队，要和广阔天地一起过大年。对我这个“黑五类”子女来说，这更是个坎，连想都不敢想回城过年。即使后来形势有了变化，因为心里没有了年味，也就同样不去想过年的事了。
记得，每年除夕，连队党支部为了让知青们知道黑暗的旧社会的苦，总会把全体知青们召集到一起，吃忆苦饭。专门弄些麸皮、麦糠、树叶、草根及猪食类杂物，揉和在一起，熬上一大锅汤和做成黑糊糊的窝窝头，每个知青一碗汤，外加两个窝窝头，没有人敢不吃，闭着眼睛也得往下咽。否则就得挨批斗。
知青们被迫过革命化的春节，在大年三十和正月初一 ，是不能够到别人家串门的，事实上也无处可去。每个人的心里都很不好受，脸上却不敢流露出来。那时候通讯落后，连队里只有一部公用电话，却不可以用来和家里人联系。
在文革时代，有些事，我们明知道是错的，也要坚持去明知故犯，因为害怕批斗；在春节走亲访友，这没什么错，我们也明知道这是一种爱，但也要勇敢地放弃，因为这种爱是个人主义行为，没有大局意识；有时候，我们明知道前面已没路可走了，却还在前行，因为习惯了盲目地跟从，失去了自己的目标。
小年过了，大年即将来临。冬去春来，可春天又在哪里？也许是度过了太多的革命化春节，对春天的到来也会麻木。现在的春节，已是中国人的传统文化节日了，家人们会计划团聚，同事间要约定年饭，商人们忙着向官员发请柬送红包，官员们忙着赴宴赶场子，电视台则忙着寻找广告商办春晚，也许只有这样才有大节来临的气氛。
静下心来过年节，居然对革命化春节有了些许怀念，可以忘记所有的一切，甚至忘记自己的存在，唯一印象深刻的还是小年批斗灶王爷。四十多年过去了，灶王爷没有被打倒，到处仍在收红包，无论天上还是人间，送粘糖堵口的人越来越多，说胡言谎话的官越来越大，信鬼魂神仙的人越陷越深，只有高喊口号不再为自己着想的人越来越少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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