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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家、摄影家、民间文艺家

2019年12月5日星期四

第51章 文革中的作恶臭招


  人类与动物最大的区别是什么?我时常看一些介绍动物世界的电视片,禽兽善于伪装,这与人类差不多;禽兽也总是逞强凌辱,人类也是如此。但禽兽似乎不会恶作剧,我惊讶地发现恶作剧是人类高于禽兽的最大本质区别。文革中,年轻幼稚的红卫兵,常会搞出些恶作剧的事来。说实在的,我一直搞不明白,这究竟是怎么回事?经过对禽兽的研究后,才明白了,恶作剧是人类特殊的变态心理。
什么是恶作剧?那就是故意与他人开玩笑、戏耍、互相捉弄的行为。恶作剧最基本的形式,就是故意使他人陷入窘境,并在旁观赏他人尴尬、吃惊、惶恐等等,寻常难以得见的情绪表现,借此得到乐趣。这种恶作剧纯粹是以满足行为和个人乐趣为目的,其他观看者或被恶作剧的人,却不一定也会觉得有趣,而且往往适得其反地令人憎恶。这种恶作剧,有时已经达到了欺凌或犯罪的程度,可能会面临始料未及的严重后果。
“恶作剧”英译: mischief\ prank \ hoax,在人类恶作剧史上,恶作剧表现形式很多。文革中的恶作剧行为,几乎用尽了人类可以做到的所有恶作剧手段。
恶作剧可用文学或艺术的形式来表现,例如随处涂鸦、讽刺漫画、恶搞创作等等。文革时期的涂鸦、讽刺漫画,随处可见,歌颂伟大领袖及其夫人的红色宣传画和批判嘲笑刘邓及孔老二的讽刺漫画,流行程度几乎旗鼓相当。当年最风靡一时的讽刺漫画应该属于《群丑图》了,将中央内斗的对立面一网打尽了。
中国的画家太有艺术范儿了。画家们可以用红色画笔,描绘出毛夫人和林副主席的高大全正面形象画像,与时俱进地风光一阵后,画家又可用黑色去涂抹林江反党集团的丑态。当然,那些一旦被平反了的牛鬼蛇神,那怕是作古千年的孔丘,也可以重新换上新容,宣传画、雕塑作品替代了过去的讽刺漫画。这是中国美术家用画笔搞出来的恶作剧。漫画恶作剧因为不直接与被恶作剧者接触,所以一般较能为人所接受或原谅。
虽然恶作剧有时确实能达到幽默、滑稽的效果,但也有时不但不让人觉得有趣,反而还招人厌恶,因此社会对恶作剧的存在价值评价两极。不过也有些高明的恶作剧是寓教于乐的,如流行的相声、讽刺剧、搞笑故事,利用恶作剧来突显某些事物的荒谬性,达到讽刺或者教育的目的。这类搞笑已成了中国舞台上的最大亮点,搞笑者总是以嘲弄别人为乐趣。
在西方,人们在万圣节玩一个游戏“不招待就使坏”(Trick or treat.),还有一个节日,叫做“愚人节”,事实上,愚人节比万圣节更早的传入东方,但却曾经被人们忽视了。中国人忽视的不只是这些,其实最大的忽视就是对文革的再认识,文革应该例为人类史上最大规模的愚人节,经历过2500年历史而仍未开智的中国人,始终被愚弄着。甚至被历史上嘲笑的愚公,居然也跑来凑热闹,成了一位名扬世界的大英雄,没有人会怀疑这种挖山不止的傻瓜行为是愚蠢的。但中国人却依然都在盲目的挖山,却不知道挖出的路将通向在何方。
喜欢恶作剧的还有中国淘气的孩子们。红卫兵是最善于恶作剧的一代人。他们会挖掘祖坟、辱尸取乐,也会让人戴上高帽,批斗游街,甚至骗了国家主席,为刘夫人召开盛大的批斗会,让她脖子上挂着用乒乓球特制的项链。剪阴阳头、挂死狗头……恶作剧的方式方法层出不尽。
传说在西周时,亡国之君周幽王的爱妃褒姒,除了烽火戏诸侯出了一回名以外,还喜欢听裂帛之声,于是幽王令人取来绸缎撕碎取悦于褒姒。
无独有偶,文革中的毛夫人特别鼓励毛主席的孩子们造反。这些带着“红卫兵”袖章的孩子们,也够聪明的,因为当时要凭票购布,如果用撕碎绸缎的裂帛之声,取悦毛夫人,那很困难,成本太高。打玻璃,是个好办法,那声音特别清脆。于是打玻璃,成了文革时期中红卫兵恶作剧中的强项,不但要听响,还要把打哪儿指哪儿的水平,提高到指哪儿打哪儿的水准。从难从严从实战要求自己、主动后撤几十米,互相比试,看谁打的准,跟练远距离投三分篮一样,要有一定难度,才会感觉到很过瘾有成就感。
一楼玻璃由于接近垂直入射,很快就打光了。打二楼就稍微有点难度,这是因为掷出去的石头有个入射角,产生分力;迎弹面的冲力都要打cosа倍的折扣,还会降低命中率,加上高度增加、做功增加……。三楼就比较难打,幸亏没有四楼,文革前为了“深挖洞”备战需要,一般不准盖4层以上高楼。
红卫兵小将打起玻璃来,很有愚公移山那种坚韧不拔的精神,一天打不完就第二天接着打,绝不能让后楼还剩下一块玻璃!打三楼时的确很艰苦,打几块很容易,全打净就很不容易,但他们严格要求自己,很有耐力,坚持不肯上楼把玻璃全敲碎就结束战斗,一定要在楼外以投掷方式把玻璃打到一块不剩,从而取得一场革命的胜利。
实质上,红卫兵进行的几乎所有革命,都与打教室窗户玻璃的恶作剧战斗有着异曲同工之妙。
如果说恶作剧是人类与动物的区别,那么淘气就是孩子的天性。淘气是孩子触摸世界、感知世界、认识世界的重要途径;淘气还能充分开发孩子的想象能力、联想能力和动手能力,而这些能力,正是决定一个人将来创造能力高低的决定性因素。
中国有句俗话说:“淘气的孩子有出息。”此话虽不完全正确,但也有一定的道理。因为孩子在“淘气”中有着求知的欲望、认识的提高和智力的发展,他们在观察、触摸、聆听中得到锻炼。由于经验的积累和思维能力的提高,孩子们可以从无知变得聪明,从幼稚发展为成熟。
我从小就是个孩子王,但并不能算淘气。有人说淘气的孩子聪明,淘气的孩子“鬼点子”多,淘气的孩子号召力、组织力、影响力。一般都比听话、老实的孩子要强。但我认为,我远比淘气的孩子聪明多了,我有自己的淡定和作恶方法。我喜欢读书,淘气的孩子一般不爱读书。书中不只是有“黄金屋”,还有“三十六计”。淘气的孩子很容易“惹事生非”,虽然聪明,往往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淘气是一柄“双刃剑”。
淘气的孩子都希望有自己的空间和权利。有强烈的好奇心,充满着幻想,也有冲劲,很想显示自己。
在班级集体中,大多数学生能在老师的指导下,遵守学生守则,使自己的一言一行都体现社会的要求。但是,少数淘气的学生有时总爱搞点恶作剧,违反纪律。例如,课堂上不用心听讲,偷偷地在前排同学的很漂亮的衣服上,写几句不堪入耳的污言乱语;趁别的同学休息时,故意在别人的凳子上钉一颗钉子。淘气学生对社会的认识,往往存在逆反心理,明明有损团结友爱,还沾沾自喜;明明是违反纪律,还心安理得。对他们来说,遵守纪律便感到别扭,心烦意乱,相反违纪觉得满足,自豪而光荣,一点也不会觉得内疚。也许书本上的东西太枯燥,有时搞点恶作剧,才会使自己得到一份快乐。
没有法律和纪律约束的文革运动,为淘气的孩子们打开了疯狂作恶的大门。
学校停课了,学生们没事干,淘气的孩子也就闲不住了。
以前,在黑板上写粉笔字是老师的专利。文革了,老师们正在斗私批修,或接受批判。学生们偶然跑到学校去,也可以在黑板上乱写乱画一气,没人会出面限制。
但是,光是在黑板上的涂鸦,已让淘气的孩子们感到不过瘾了。几个同学想弄点节目开开心,就搞了个恶作剧的小骗局。
大个子学生站在黑板前,拿着一张纸板挡着已写好的字,小个子拿着粉笔让每个刚进教室的同学在黑板上写字:
   “你会写字不?”
   “写什么字?”每个后进来的人都弄不清他们耍的什么花招。
   “写什么都行,写一个熟悉的人名,你喜欢的……写自己的名也行,就在这儿写!”小个子一边启发,一边把同学领到黑板前指定的位置。
    摸不着头脑的同学,会稀里糊涂地写上一个名字,有写自己名字的,也有写老师名字的。写完后,大个子就会拿开挡板,一对,同学们哈哈大笑,因为纸板盖着的是“坚决打倒”
四个字,结果就成了“坚决打倒某某”、“坚决打倒某某、某某某”……每进来一个同学,大
家都笑成一片。轰轰烈烈的政治运动口号,也会变成淘气孩子们的政治恶作剧。
我是孩子王,在这样的情况下,受骗的同学往往会推我出来主持公道,希望我为他们出口气。
喜欢搞恶作剧的人,总喜欢耍奸,让人出丑。可以说,这种恶作剧几乎都属于阴谋型的。我在文革中学到的本事,就是阳谋,堂而皇之,却让人束手就擒。我是毛主席的孩子,那就会在任何时候都想着他老人家的教导,用他的办法去指导自己的言与行。
我走到黑板前,对那两个搞恶作剧的同学说:“我在黑板报上写个名字,怎么样?”
大个子望着小个子,小个子眨着眼对我说:“行哇,随便你写什么名字。”
我笑着对大个子说:“你得想清楚了,再翻牌!你要听清楚了。”
我在黑板上写了三个字:“毛泽东”。
这下子,大个子傻了眼。如果一翻牌,就变成了现行反革命,那可就是个臰!
同学们突然大笑了起来。原来恶作剧别人的大个子和小个子,这下被我作弄了:谁反对毛主席就砸烂谁的狗头!
    一个人在成长过程中,会受到许多因素的阻碍、伤害,最可悲的是,最深的伤害和阻碍往往来自最信任的人所带来的欺骗。我们总是在受欺骗中成长,又在成长中欺骗别人。成长的渴望,让我懂得了如何防止受骗,又不露声色地欺骗别人,这是人生的生存之道。要明白,欺骗不全是坏事,不全是品行不端。诸葛亮的空城计和草船借箭,难道不是骗人的伎俩?欺骗成功了,就是智谋。
动植物为什么都有保护色,孩子为什么都会撒谎,成人为什么也总会干自欺欺人的事?再看看政治活动中的那些政治家的表现,政治演讲总是想方设法地煽动群众。谎言、欺骗、愚民,已成为人生很有意墨的话题,恶作剧演出在人类社会永远不会落幕。

第50章 文革中的愚昧蠢招


在文革中曾出现过很多整人和被人整的蠢招,其中,出蠢招的以年幼无知的红卫兵居多。记得,196611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了经毛泽东审定的、题
为《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的社论:宣布1967年将是全国全面展开阶级斗争的一年”,号召“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和社会上的牛鬼蛇神,展开总攻击”。全国文革运动由此掀起了一个新高潮,全国的无知蠢招也屡出不穷。
在文革初始时,学生们都有一种被解放了的感觉。过去学习不好,淘气捣蛋的学生平时总被老师批评,心里难免有些压抑,伟大导师亲自发动的文革给创造了个捣蛋机会,释放些受压抑的情绪,对中国的孩子们来说,2500年来仅此一次而已。
不知什么时候,上海出现了北京红卫兵,他们到处刷标语、喊口号,还穿着军装,拿着军用皮带抽打牛鬼蛇神,威风凛凛,不可一世。我和弄堂里的几个小哥儿们,为了释放情绪,还特意到人民广场去听红卫兵演讲。
那天,我们在威海路与黄陂路口的一条弄堂里,看到了北京红卫兵正在施暴。我们是站在弄堂远处目睹全过程的。透过二楼打开的窗户,可以看到一个人被红卫兵吊了起来,正在接受军用皮带的鞭挞。那一阵阵惨叫声,并不让人揪心,不少围观的上海人还在起哄:“狠狠打!”说心里话,我们这些无知的孩子,还挺羡慕的,能够亲手狠揍一下反动派,那有多威武呀。
    在围观时听说那个挨鞭挞的人是个教徒。有人就说,教徒是坏蛋,因为他们宣扬迷信,用宗教反对革命,是帝国主义的走狗。
听到这些议论后,弄堂里的小哥儿们就来劲了:走,我们去诸圣堂造反!
诸圣堂位于复兴路、马当路附近。哥儿们几个很快就走到了那个教堂门外。可是大门紧关着,墙头又那么高,进不去,即使进去了,如果被教徒们打了,谁帮忙解救?
突然有办法了,我们这些孩子一般都随身带着打麻雀的弹皮弓。大家一核计,就用弹皮弓去开教堂的大玻璃窗,坏小子们一肚子花花点子。大家来到教堂楼前,每人都分别瞄准一块窗玻璃包干,一、二、三,一齐发炮。奇怪的是这教堂的窗玻璃顽固得狠!没有一块玻璃能被击碎,最多是被石子弹丸打了个洞。可怜,想成为英雄的梦,没有实现。
偏在这时候走来了一个拾垃圾的老头,这老头认识我们,便摇着头对我们这些孩子说:“你们就不怕挨批斗吗?这教堂已被充公了,属于国家的财产,破坏国家财产,那可是大罪哇!”瞬时,我们的梦想全部破碎了,看来用蠢招是当不成英雄的。
    为了拾起儿时的记忆,我和妹妹在重访青少年生活过的旧址时,还特意去看了那个诸圣堂,为过去的荒唐,对着教堂默默地致了歉。
我也回想起了那个拾垃圾的老头。
那老头有三个孩子,但孩子们小时候从来就没看见他吃过馒头、干饭。孩子们就问他是怎么回事,老头翻开购粮证对孩子们说:“你没看见粮证上的最高指示吗?‘要节约粮食,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忙时多吃,闲时少吃。’我没工作,总是闲着,就应该吃稀的。平时,可以瓜菜代。”
   “那瓜菜代是什么意思?”孩子们不懂。
  老头说:“就是没有粮食时,用瓜和菜也能顶饿,不占粮食份儿,唉,真是难为了他老人家,每天日理万机还想出这么个好办法教给咱们。”
   “可是没有我们没有瓜菜,怎么代呀?”孩子们的鼻子有点酸。
其实,这个拾垃圾的老头可是个文化人。
弄堂里有个教授,他曾是围棋四段。红卫兵抄家的时候,曾从他家抄出了一副围棋,那年代饭都吃不饱,不要说能会玩围棋,能认识围棋也至少算半个文化人儿了。红卫兵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却没有人认识此物,因此感觉十分奇怪:圆圆的黑白棋子会被派做什么用场呢?
见识不多,想象力总还是有的。红卫兵最喜欢将特务、间谍类的概念与之联系起来,猜测黑白棋子一定是他从事反革命活动的一种特殊工具,就像解数学题似的,可以推导出各种可能性。几个平时祘是头脑比较够用的红卫兵在那儿琢磨、讨论,不仅解出了第一步,还有第二步……想象出白的代表美国特务、黑的代表国民党特务,教授就是中间的联络人,虽然红卫兵自己也感觉不那么肯定,但抓获特务的愿望很强烈,举起围旗对抄家时在外面看热闹的群众宣布找到了反革命的重要证据。
    那个拾垃圾的老头走了过去:“那不是围棋吗?”
    一个北京红卫兵像是发现了知情者,把老头叫了过去:“你说那是围棋?干什么用的?”
“什么用?玩儿的,他常在弄堂里与人下棋,还与我一起下过呢!”红卫兵瞪大了眼。
突然有个红卫兵对拾垃圾的老头吼了起来:“你是什么人?”
拾垃圾老头不紧不慢地指着自己的破衣烂衫说:“我象资产阶级吗?”
那些北京红卫兵们焉了,原以为这下可以立功了,结果只是一副普通的围棋,让他们大失所望,一下子黄金变成了土块,宝玉变成了石头,于是感觉有些像买了假货般的郁闷,气得将两大盒围棋棋子抬手扬了出去,一时间满院子里跑黑白轮子。他们是多么渴望能自己亲手抓到一个真正的特务啊!像黄继光、邱少云那样立功,自己还不至于牺牲。
其实,当年红卫兵造反也是蛮辛苦的,战斗队、战斗组为了保卫老人家,不分白天黑夜战斗在文化革命的疆场上,除了深挖资产阶级黑线,摧毁修正主义老巢,打击形形色色的阶级敌人之外,还要担负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宣传毛泽东思想的重大历史使命。他们到处刷标语、贴大字报,纸墨用光了就用画操场跑道的白灰水到柏油路去写标语,白天人多车多写起来不方便,就晚上出动,淮海路、南京路,写的到处都是,就连不长的成都南路,也刷上了不少标语。
拾垃圾老头就找来了几个警察。他指着地上的标语对警察说: “毛主席万岁”的标语,怎么可以写在地上呢?那几个字放在地上让人踩?简直反动透顶!
警察看着地上写的那些标语,气得直跺脚:什么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啦、无产阶级专政啦,统统不可以写在地上的!
警察开始调查刷标语的人。
原来,那是北京来的红卫兵干的。警察们面对突如其来的文革运动,其实也没什么准备,对红卫兵没什么了解,还以为是遇见了现行反革命,就把那几个北京红卫兵拘留到了派出所。此事立刻激起北京红卫兵的愤怒,数百名北京学生冲进派出所。守卫的干警示警不让红卫兵靠近,红卫兵个个都认为自己是保卫毛主席的,刀山敢上、火海敢闯,怕什么?谁也挡不住革命的红卫兵!干警们只才得到上级指示:不准与红卫兵对抗。于是,红卫兵轻松地把干警们镇住了,并把几个干警挨个捆了起来。有个红卫兵看到警察们穿着制服挺精神,觉得必须在气势上压倒他们,对大家说:“他们这身制服是革命的制服,但他们干的勾当却是镇压学生的反革命行为,让他们反着穿才对!”
北京红卫兵小将们一致赞同,于是那几个干警被红卫兵反穿制服,羞辱了一番。
文革中的愚昧蠢招,远不止这些年幼无知的红卫兵孩子们干得出,就是身经百战的开国元勋,也会频出蠢招。
陶铸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的斗争中,出力不少。没想到,在 196714日那天,江青、康生、陈伯达在北京接见了武汉“赴广州专揪王任重造反兵团”。在讲话中,将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常务书记陶铸认定为是“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忠实执行者”,“是中国最大的保皇派”。 陶铸与刘少奇、邓小平并列,成为文革被打倒的最高国家领导人中的小三,当时遍及中国大地的口号便是“打倒刘邓陶,保卫毛主席”。
中央高层中,先是彭真积极地组织和参与打倒三家村,接着刘少奇、邓小平出招,打倒彭、罗、陆、杨时,功不可没。结果,冲在打倒刘邓最前线的陶铸,也被突然打倒了,受到残酷迫害,于19691130日在安徽合肥含冤去世。
1968年,党的八届十二中全会公报发表,开除大叛徒、大工贼、大内奸刘少奇党内外一切职务,顿时全国一片欢呼。人们都不知从哪儿弄来那么多的无产阶级感情,愤怒声讨刘少奇的滔天罪行,个个义愤填膺,严重的还说自己气炸了肺!庆祝毛主席革命路线的伟大胜利时,人人都激情满怀、热泪盈眶。
据说沈阳市在市政府广场还专门召开了百万革命群众的集会,以示紧跟伟大领袖的战略部署。会上除了对刘少奇痛打落水狗之外,还把近一个阶段出现的阶级敌人拉出来枪毙他一批。东北人出了怪招,跟刘少奇借光挨枪毙的人被押解刑场时,还要戴上嚼子,就是张志新戴过的那种,这是怕他们万一执迷不悟、学革命先烈宁死不屈、大义凛然,喊出些什么口号,长了资产阶级志气。
当天有一张某出差回到沈阳,刚从南站下了火车,正赶上全会公报发表。他以为出了什么大事,一打听,原来是召开批判刘少奇大会,他就随口鸣了几句不平:“刘少奇是国家主席,怎么说是内奸就内奸啦?领导工人运动怎么就成了大工贼?说人家是叛徒,有什么证据啊?”
这倒霉的张某,当即被政治嗅觉灵敏的街道革命群众扭送到专政队,时逢公判大会已经开始,当时的说法就是顶烟上,现行反革命!接着,他就被五花大绑,押上卡车游街示众,从市政府广场趟一回场子后,啥手续也不用办,就直接被拉到二台子执行枪决。
当时,中央高层领导况且面对文革,束手无策,那么平民百姓就更不用说了。谁要说蠢话,出蠢招,必然引来杀身之祸。张某的蠢招就是不分场合为刘少奇鸣不平。估计当时沈阳市所有革委会领导的愚蠢共识就是:出现这种情况,枪毙没啥说的!
倒霉的张某,从他发表言论到生命结束,前后不过三、四个小时!
在那个血腥年代里,说真话的正是倒了大霉。唯有林彪最懂得这一套,赶紧告诫全国人民:“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这一来,果然有了奇效,中国人开始人人说假话了,这一传统并没有就此消失,如今,老毛不在了,五毛还在哩!说话注意点,否则就是忘记了文革教训,吃苦倒霉的还是自己。
还得再说说那个拾垃圾老头。
当年贴大字报是革命群众表达自己观点的一种方式,人人都贴,光是墙壁就不够用,几乎所有的大专院校都开辟了大字报栏,沿校园道路的两旁用苇子编的炕席,扎满了低成本的大字报栏,这还远远不够充分表现革命群众贴大字报的热情,满足不了革命的市场需求,有些人一天就能写出数十张大纸,那得多少墙壁或炕席啊?
所以,当时一般大字报贴出一两天就会被覆盖,热点位置甚至贴出一两个小时就会被覆盖。如果想不被覆盖就得派人看守,还得写上“至少保留三天”等字样。由于观点更新很快,人们也不太在乎被覆盖,覆盖多了越来越厚,后面就贴不平整,浆糊也不好抹,还得往下撕,撕当然不如贴来得快。
令人称奇的是,文革贴大字报居然催生出一种微型产业的悄然出现:每天后半夜时,大字报栏间就会出现拾垃圾老头。拾垃圾老头正在那里加夜班撕大字报。此时,他的工作效率极高,撕下一片片厚厚的纸板,聚积成车,在天亮以前必须退出。
这些撕下的大字报,卖给收购站,3分钱一斤。一天就能搞到十块钱呢!这可相当于当时一级教授的工资收入。
能在文革时期如此注重个体经济发展,不得不佩服拾垃圾老头的绝招,自然,他不应该例入只会愚昧蠢招的那些队列之中了。

第49章 文革中的自救绝招


在文革动乱时期,有许多家破人亡的悲惨故事,但也有许多凭借智慧自救的闪光故事。悲惨的是生不如死,闪光的是用智慧让自己死而复生。我在收集和整理自己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留存的照片、证件和资料,撰写那些记忆碎片时,意外地关注起那些闪光的智慧故事,也懂得了适者生存的自救道理。
  与中学同学闲聊中,谈到了这样一则文革故事:某学生在文革前期,也与千千万万的红卫兵一样,对伟大领袖一片赤胆忠心,没少写大字报,表忠心,跳忠字舞,步步紧跟伟大统帅的战略部署, 相当努力地表达对伟大导师的无限热爱和对伟大舵手的无限崇拜。可是他在一件事上的疏忽,酿成了一场悲剧,几乎被打进十八层地狱。
   他在大串联时,住进了临时接待站。那时的公共厕所是典型的脏乱差,根本不可能为用厕准备手纸。他因一时急于解手,也没自备手纸,其实没有什么红卫兵在大串联时会自带手纸周游世界的。于是,顺手捡了一张破损的旧报纸当手纸,没想到在擦屁股时,折过报纸才看见上面印有伟大领袖和他的亲密战友的画像,此时他已后悔来不及了。脑袋顿时又大又沉,坦白吧,肯定是反革命事件,不坦白又是对他老人家的不忠。这茅坑也真是坑人哪,你一个报纸总印那么多画像干什么?将来怎么处理都是难事儿。谁也别怨了,赶紧想怎么办吧!就在他反应迟钝时,还没想好怎么办就被新进茅坑用厕的人发现了。这下倒好,隐瞒已经来不及,坦白也算不上了,他立即被大串联的红卫兵们揪了出,成了一个现行反革命分子!
   一切都会变得可怕起来,文革以来,他亲眼目睹了那些“反动分子”的悲惨下场,罚跪、挨打、刷浆糊,还有剃光头……。当然,那时的人们还没有现代人的美感,剃个光头有什么了不起,罗纳尔多、克里纳的光头不是都很动人吗?他虽然反应比较慢,但逼急了也会来点儿灵感,既然自己能把屎抹到了伟大领袖的头像上是罪该万死,那就什么也不用在乎了。他想起了《红岩》小说中的革命英雄华子良,装疯!于是,他就将自己的大便,往自己的脸上一抹。他向革命先辈华子良学了一招,虽然可能会挨斗,但也许不至于被拉出去毙了吧。
   他开始装疯卖傻,一会儿哭,一会儿笑,乱砸自己那些不值钱的的东西,还往自己身上、脸上抹屎抹尿。农民起义领袖宋江当年不也这样干过吗?在自己脸上抹屎抹尿,而且这些屎尿是自己生产出口的,与被当成反革命分子被抓起来,这点耻辱算什么?这一招真挺灵,红卫兵们本来准备召开批斗会,最后却没开成,一则看到他已经“疯”了,批斗起来怕是个闹剧;二则他身上臭烘烘的,谁都怕沾上边,在招待所里用水都得排长队,即使排到头,可以用水了,那臭味可洗都洗不掉的。更重要的是大串联的红卫兵,都 急着赶往北京去见老人家,即没时间去管这事,更怕自己身上沾上了臭味,那可是大不敬。就这样,学会装疯卖傻,也能在文革中躲过大劫。
回顾文革,有不少当时的当权派都曾用装疯卖傻,度过了难关,等到粉碎了四人帮,这些人都摇身一变,有的还成了省部级高官。装疯卖傻的是这些人,真疯的是红卫兵,真傻的是老百姓。
老人家曾在文革中有句名言:知识越多越反动。
老人家可是博览群书的政治家、军事家和大诗人,怎么会如此鄙视知识分子呢?我是想不明白的。
当我重新反思文革后,才真正地体验到了老人家的英明之处。
在那个年月里,知识分子是脑力劳动者,你脑子里想什么应该让党知道,于是组织起来开展向党交心活动。交心不同于表忠心,献红心,是要知识分子们交黑心,内心深处都有哪些对不起党的想法,赶紧讲出来。也就是所谓的“斗私批修”。
这事儿真是难为了老九们,说深了说浅了拿不准。不过,1957年的反右斗争,已经叫知识分子变得稍微聪明一点儿了,祸从口出啊!再说了,党是谁呀?其实,书记就是党,时至今日,也没多大改变。
有个贫农出身的支部书记,为了圈拢老九们说点不合拍的话,的确费了不少心思。于是他就满怀深情地对一个老九说:“以前我认为是父母给了我生命,只懂得孝顺父母,通过学习,我现在认识到是党给了我政治生命 —— 真正的生命,没有政治生命,我们活着就是行尸走肉。”
这个地主出身的知识分子听了书记的话后很受感动:“我听了书记的话,更觉得是党给了我生命,既然是党给了我新的生命,我想以后填写家庭出身的时候,就不填地主了,我应该坚决彻底地跟剥削阶级划清界限!”
    改出身,这也是文革中知识分子的出招,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文革是发明源头。
知识越多越反动,不仅是在思想上有所体现,甚至在业务专业上也有这样的例子。
样板戏《红灯记》中有一句著名台词:“一个共产党人藏的东西,一万个人也找不到的!”这句话虽然出自反角鸠山之口,至今思来颇为有趣。可以理解为共产党人藏东西的技术比较高明,只是马先生当年发明共产党的时候,并不知道后来的共产党人有这项特长或重要技术指标。鸠山先生也没讲那找东西的一万个人,是不是还包括共产党人,如果连一万个共产党人都找不到的话,我们就千万不要乱藏东西,免得给将来的考古学者增加难度。其实,知识分子真要藏起东西来,恐怕更不好找了。
有位教授,在国民党教育部门里任过职,后在又在汪伪政府里分管过新闻出版,解放初期又帮过共产党很多忙,给延安解放区运过整车皮的书籍,还曾掩护过刘少奇等共产党的核心领导。解放后,他到大学里当了教授,生活倒也平淡平安。只是,他有时不甘寂寞,会向好友讲起过去那些事,还曾拿出当年国民党和汪伪政府给他的委任状,以及与刘少奇的合影照给人看过。
文革时,抄历史反革命的家,有人想起了此事,觉得这是很有份量的罪证。红卫兵就叫大教授把那些委任状和合影照交出来。大教授回说,早已经烧了。红卫兵当然不信,把他的家里翻了个底儿朝天,十几个人忙活了半天,把墙缝都抠了好几遍,却也真没找到。没办法,只好把大教授带走,关了好几年。
抓人那天,没办过什么驾照的红卫兵开着吉普车,拉着警笛,呼啸进退,院子里拐弯都不减速,甚是恐怖。大教授毕竟是饱经沧桑的人,回头安慰家人不要着急,很有点大义凛然的味道。
大教授是个有学问的知识分子,他当然知道这委任状和与刘少奇的合影照,都是个惹祸的东西,但又不想毁掉。他年轻时曾在商务书局当过学徒,他把布面精装的《资本论》封面用刀片起开,将厚纸板削去一层,再将委任状叠好,与合影照一起压平整,然后将后面粘好,借了马先生的光,居然瞒过了众多红卫兵。
瞧这德性,不是知识分子能想得出这高招吗?知识越多越反动,这话应在这些人身上,可真没说错。
另有一位教授,原来就职于北京大学,性格孤傲,曾与著名历史学家翦伯赞因学术观点相左而争执不休,且平日与同事也小有冲突,觉得在北大任教甚为不爽,后来请调工作去了东北。
  教授的书法堪称上品,才学渊博,喜欢评论,不甘寂寞。只是对其相貌不敢恭维,五短身材,贫困灾害年间中国罕见之比例胖人,胖嘟嘟的脸上长有横褶,与后来因林彪事件名气大增的空军司令员吴法宪很有几分连相。
文革之初,人人都写大字报,教授先生有一笔好字功底,自然不会少写,这也是个展示才华的机会。真就有很多人到大字报廊里专门去欣赏他的书法,因为大字报是千篇一律的表决心,砸三家村、批海瑞罢官,内容是没有多大差别的。偏有细心者看出问题来了:教授先生在大字报里将文化大革命写成了“文化反革命”,不能不说是一个政治事件,而且光凭教授先生解释自己失误,那是无效的。
革命群众好不容易才发现你的问题,总要讨个说法,不能让你白写反动口号还占便宜,教授先生因此被学生批判了。
当时红卫兵还未上市,批判还算温和,至少没有触及皮肉。只是回到家里,院子里有一群小崽子正值文革停课不上学,在家里百无聊赖,吃苞米面窝头的能量正无处发泄。这回教授先生在大字报上惹出了麻烦,可以大大捉弄一番了。革命的小崽子们于是跟在教授先生身后叫骂,给他起了N多个外号,一路尾随喊叫,着实令他讨厌。
教授先生正心中郁闷,懒得与革命的小崽子们理论,虽无风度,毕竟学者,于是只管走路,也不予理睬。
革命的小崽子们骂了几天愈发剩脸,先是远处投掷石块袭击教授先生,教授先生都努力克制,不理不睬,继而一块石头击中了他的屁股,引起跟在后面的革命崽子们一片坏笑,这下子教授先生忍无可忍,猛然回头憋出一句:“老子是革命军属!”
教授先生声震林木,虽不比张飞当阳桥上断喝,却也吓退了众多革命的小崽子,顿时一个不剩跑没影了。
在当年,人们听见“军属”二字,有如早年间看见御赐铁劵丹书、免死牌一类,那是受保护的。不知道吗?破坏军婚都可以判个十年徒刑呢!
教授先生又何以成为军属呢?原来他儿子是哈军工学生,拥有军籍!那年间,沾点军队的光很吃香。
原来,在文革中流传的“老子英雄儿好汉”也不全对,其实“儿子英雄父好汉”也是正能量。反正,在那个年代里,什么话都可以颠倒着说,老百姓中愚民多的是,关键是你有什么手段去参加到愚民行动之中,若知识分子想为百姓去开智,那可就是反动了,知识越多越反动,也就符合实践论的验正了。

2019年12月4日星期三

第48章 文革中的阳谋绝招


中国有句古话:“老谋深算”。此话不假,我已年过花甲,人生一路走来,虽有磕碰,总算是顺利,年龄渐长,才越来越明白:懂得阳谋,远比那个三十六计管用。阳谋绝招,那是经历文革后学会的。
 我在上世纪六十年代的“革命生活”中,影响最深的要算 “早请示晚汇报”了,那是文革时期全体国民必须要履行的一个重要政治宗教仪式。就是早晨一起来,就得向毛主席请示当天的工作。到了晚上,又得向毛主席汇报一天的活动情况。老百姓当然不能去中南海直接向他老人家请示汇报,那就对着毛主席像或雕像或他的红宝书,老老实实地汇报自己的思想了。可见当时的毛泽东比上帝还神啊!
回忆对毛主席表忠心的仪式,大致如此:
早请示晚汇报,作为对毛主席表忠心的祝颂仪式,要例行程序,这又是每天的必修课。在当时的领袖们看来,要贯彻体现毛泽东思想照耀指导人民的生活,就要用一定的形式来表达。比如开饭前,孩子们会饿狼般的涌过来。这时家长就要说:大家来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孩子们只能噎下口水,齐声念道:“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节约粮食问题,一定要抓紧忙时吃干,闲时吃稀,并加以红薯,土豆杂粮。要节约闹革命”。
那时的中国人,不论在家是否做过早请示晚汇报,到了学校或单位后,还要参加集体的早请示晚汇报。这样一来,每天至少四次要向领袖汇报自己的一举一动。也就是上班前和下班后,上学时和放学时,各一次。如果是在学校或单位吃饭,那么饭前也必须再汇报一次。
早请示晚汇报的程序怎样?
大家必须面对着毛主席像正规正矩地直立,并紧双腿。右手拿毛主席语录,放在胸前。此时会由一人领读领唱。先大声的说道:“首先敬祝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我们
最最敬爱的的伟大领袖毛主席他老人家……”。此时所有的人同声高呼:“万寿无疆!万寿无疆!!万寿无疆!!!”同时大家举起拿着语录的右手向上连挥三次,表示祝愿。
最后,这位领读人再大声说道:“敬祝他老人家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此时所有人再同声高呼:“永远健康!永远健康!!永远健康!!!”众人同时也将右手举起,挥语录三次。表示祝愿。
祝愿完了,就是唱颂歌。颂歌唱完了,就再读几段毛主席语录!
可惜的是,老人家没能万寿无疆,林副统帅也没能永远健康,这段历史就此告终了。
但我一直在寻找“早请示晚汇报”由来的源头。
结果,非常令人失望,源头系中国顶级主流媒体《人民日报》开挖的。当然《人民日报》是永远没有错的。
196714日的《人民日报》报道了一件事情:广东恩平县社员罗先,违反了生产队公约,把自已的鸡鸭放出来吃了生产队的谷子。社员们将这件事告诉了罗先的丈夫郑东。当天吃晚饭的时候,郑东对全家人说:咱们先学习一段毛主席语录,然后再吃饭。他就喊自己的儿子领读。儿子读一句,大家跟一句。学习了后,罗先虚心的接受了批评,并做了诚恳的检讨。承认这样做是挖了社会主义的墙角,使人民受到了无法估量的损失。郑东见妻子承认了错误,很高兴的说:今天我们全家学习毛主席语录,学得好用得好,结合了实际,挽救了罗先同志。现在开始吃饭吧!
这则报道,很快被传遍六亿神州,“早请示晚汇报”成为当时中国人的政治仪式了,也成为中国人每天的必修课。在“早请示晚汇报”期间,没有特殊原因是不能请假的,否则就是对毛主席忠不忠的态度问题了!甚至可以立即将你上纲上线,该批就批,该斗就斗。完全根据掌权者的兴趣爱好来处理。特别重要的是但千万不能喊错口号,喊错口号的话,那就一生的幸福全部完蛋了。
“早请示晚汇报”到全民背语录,中国人经历了一个怪诞的时代。
毛主席的话就是最高指示,一句顶一万句,凡有人领读最高指示时,在场的人都要弄出一副比较严肃认真的表情,跟电影《战上海》中一喊:“总裁手谕”,底下将校全都“咔!”一个跺脚立正差不多,只是老百姓没受过什么专业训练,做的没有那么整齐。
  红卫兵做出任何事情,都要引用最高指示,用理论指导行动来证明每件事都是听了毛主席的话才做的,如果错误理解或引用不当,老人家也会拿他们没办法。
  每当红卫兵要揪斗比较高级的干部时,一定会集体背诵最高指示:
  “舍得一身剐,敢把皇帝拉下马!”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绪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不知马老先生是否接受自己写了那么多书,后来竟然被高度概括为一句:造反有理。
  每当红卫兵抓什么反革命分子、走资派、黑帮什么的,总要先念最高指示:
  “凡是反动的东西,你不打他就不倒,这也和扫地一样, 扫帚不到灰尘照例不会自己跑掉。”
  红卫兵要破坏什么公共设施、文物时,也会背诵最高指示:
 “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破字当头,立也就在其中了。”
 “凡是敌人反对的,我们就要拥护;凡是敌人拥护的,我们就要反对。”
作为无神论者的毛泽东又是如何看待“早请示晚汇报”?在他的语录和著作里是找不到答案的。
同样,佩戴毛主席像章,也成为那个年代的装饰物,为了表忠心,全民佩戴它。书店、商店里,如果新到了毛泽东像章,立即会发布“特大喜讯”。人们奔走相告,但不能说去买,而是说“敬请”。
那时,请人帮忙办事,最好的礼物也是送像章。有人为了表示忠心,胸前会戴了好几枚,大街上时常可见戴十几枚的,最多有戴三百枚的,前胸铺满,胸前挂不下,可向双肩和头部蔓延,但不能向下超过裤腰带。极个别的为了表示忠心,把像章别在胸前肉上。
最初的像章只有指甲盖大小,后来越做越大,居然做到直径80毫米的“大轮船”像章,跟烧饼大小差不多,上端是毛泽东头像,下面是一艘乘风破浪的轮船,背景是红太阳。还有直径200毫米的,大得无法用别针佩戴,只好用红绸带吊在脖子上了。
与毛泽东像章同时风行全国的,还有毛主席画像和雕像,雕像一般用陶瓷、石膏作材料,家家必备,老百姓如敬神一般供着。
在毛泽东的语录和著作里,也同样找不到他对此有否定之说的答案。
“早请示晚汇报”,说白了就是要老百姓光明正大,不搞阴谋诡机,对领袖就得说真话,否则将受到惩罚。
    有个小流氓就因掏钱包、打架、说下流话,几进几出群众专政队,大会小会挨批斗,名声很臭,同学们都避之唯恐不远。
  班主任却发现这个小流氓学毛著要比别人下功夫,无论走到哪儿,他都拿着一本精装毛选四卷在那儿很认真地看。班主任就找他谈话:“你这么刻苦学毛选,为什么不能落实在行动上表现的好一点,不再干坏事呢?”
  这个小流氓从小到大,头一回受到表扬,几句话说得他有点儿不好意思:“老师,我算什么刻苦,我是总挨批斗,叫人问得懵头转向,这不,先看看毛选武装武装头脑,省得以后挨批判时没词儿答对!”
学毛著,背语录,已成为人们一种自救的办法。有些人也会用最高指示来保护自己,红卫兵批斗陈毅元帅时,陈毅元帅就高声说:“最高指示:‘陈毅是个好同志!”红卫兵去问周恩来总理是否属实?周恩来证明确有其事,结果一场批斗会不了了之。
  有些被革命的对象,看见红卫兵举起钢丝鞭或板凳腿要打自己时,也会急中生智大呼:
  “最高指示:‘要文斗不要武斗!”
此时,即使再邪乎的红卫兵也要稍微犹豫一下,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一套:“最高指示:‘革命不是请客吃饭,不是做文章,不是绘画绣花,不能那样雅致,那样从容不迫,文质斌斌,那样温良勤俭让,革命是暴动是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烈的行动”。
令今人费解的是,在那个时代的人们虽然天天读语录、背语录,语录不离身,走到哪儿都会揣一本红宝书,但很多人却把钱和票券夹在语录本里,也算开发了语录本代替钱包的一项附加功能。
其实,中国的老百姓并不笨。
早在1957年大鸣大放的时候,老人家用了一个计谋:让人们充分发表意见,叫做引蛇出洞,然后聚而歼之。结果正式注册了552877个右派分子,还给发了隐形的帽子,强制他们参加劳动改造。一个那么伟大的人物,使用这种下三滥手段去对付手下臣民,实在不够磊落。
后来,老人家也听到了一些非议,就对这个“阴谋”,作了是“阳谋”的解释。
从此,“阳谋”走进了中国的政治舞台,也普及到了群众之中。“阳谋”教育了广大人民群众,从此不要随便再说真话,有话直说是会要命的,要兜圈子说话。因此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时期,不笨的中国老百姓已经很少象右派们那么傻了,讲话技巧普遍有所提高,就是公开说假话、讲大话、喊空话。这就是阳谋策略。
于是,人们挖空心思地编了一些动听的句子,表达对老人家的忠心,张嘴就是什么:
“天大地大不如党的恩情大,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
“无比英明,无比伟大,无比亲切,无比幸福。”
“我们世世代代跟着您永不变心!”
“一句顶一万句。”
……
又比如喊“万岁”、喊“万寿无疆”的时候,只要识数的人心里都明白:人是活不了一万岁的。但是所有人都千万遍地高喊,首先自己要感觉喊的很真诚,不说实话心里也能做到很平静。
那时有个代课老师,在总结悼念老人家活动的情况时,小学二年级的刘老师汇报说她班上学生揭发一个男生,说他开追悼会时哭不出来就往眼睛上抹唾沫,装哭!
连小学二年级的孩子都开始练习搞阳谋,虽然不是很成功,还被别人看出来了。但是那孩子不装的话,也确实很成问题,大家都哭的很好,你怎么就不能努力哭呢?至少是缺乏对伟大领袖深厚的无产阶级感情。
回顾文革那段历史,再回放这些颂词,哪一句是有用的真话?中国人由于明白了领袖喜欢听假话,逐渐适应了说假话的社会环境,熟练地掌握了在各种政治运动中去说假话的阳谋技能。
真正能看透阳谋的,还得算深谙韬讳之计的林彪。林彪就曾教给全国人民一个阳谋策略:“理解的要执行,不理解的也要执行,在执行中加深理解”。林彪的意思很明白:啥也别说啦,提意见的是右派,唱着颂歌去执行没毛病。
尽管当年六亿人那么用力地喊“万岁”,结果都白喊了,看不出什么医疗效果来,他老人家还是该走就走了,让大家没有一点儿思想准备。那时所有人都喊过:要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捍卫毛主席的革命路线。他老人家健在的时候,听见这样的口号,也许是挺乐的。但老人家不在人世了,保卫毛主席也就免了,全国就没看见有谁出来誓死捍卫他的革命路线的,他的革命路线又到底是什么?曾经创造阳谋的老人家,反被学会了阳谋手段的人们淡忘了,人们过去发的誓已不算数,整个把老人家给泡了。

第47章 牛族、牛棚和牛文化


周末,利用闲暇时光在屋顶花园打造了一处牛族微型景观。我为家中的一只瓷牛,建造了一个别致的牛棚,建棚用的全是废弃的小木料。牛棚设计全是依照了网络游戏“腾迅牧场”中的3号房。还特意给这座卡通化的小牛棚,配置了一只大石磨作陪衬。劳作一番,别有一番乐趣,却也有几多慨叹。
首先,我应该读懂牛族世界。新中国成立时,总说过去的人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过着牛马不如的生活。但城里人很少见到真正的牛,因此对牛的认识也未必知道多少。牛,即是牛族,为牛亚科下的一个族。牛属于哺乳动物,草食性,部分种类为家畜,包含家牛、黄牛、水牛和牦牛。牛的体型粗壮,部分公牛头部长有一对角。牛还具多种用途:肉和乳可供食用,牛皮可做工业原料及衣料,牛角可做药材及工艺品等;牛还可为农业生产等提供役力。也许,人们吃的是牛肉,奴役的是牛的劳力。人生若投胎为牛,确实很苦。
我不相信人会另行再投胎,但喜欢钻牛角尖,了解一些关于牛的起源与驯化知识。原来,根据出土的牛颅骨化石和古代遗留的壁画等资料,可以证明普通牛起源于原牛(Bos primie-nius),在新石器时代就开始对牛的驯化了。
据说,原牛的遗骸在西亚、北非和欧洲大陆均有发现。多数学者认为,普通牛最初驯化的地点在中亚,以后扩展到欧洲、中国和亚洲。亚洲是野牛原种的栖息地,迄今仍有许多牛在原地生活于野生状态中,而在欧洲和北美则除动物园和保护区尚存少数外,野牛已绝迹。
不知为什么,当代中国人好说黄牛,好做黄牛。其实,中国黄牛的祖先,原牛的化石材料也在南北许多地方发现,如大同博物馆陈列的原牛头骨,经鉴定已有7万年。安徽省博物馆保存的长约 1米余的骨心,是在淮北地区更新世晚期地层中发掘到的。此外,在东北的榆树县也发掘到原牛的化石和万年前牛的野生种遗骨。黄牛并无罪过,为什么却被扣上了不雅的恶名,也就不得而知了。
关于其他牛种的起源问题,有专家曾认为印度瘤牛系由爪哇野牛驯化而来,但据近代对颅骨类型和角型的研究,以及对瘤牛与普通牛杂交能产生后代并育成新品种的分析,证明瘤牛也起源于原牛,其在南亚驯化的时间大致与普通牛相同或稍迟。中国古书记载的“牛”,即现代的瘤牛,中国水牛的毛色、颅骨和角形等特征同印度野水牛极相似,故以前学者都认为中国水牛起源于印度的野生平角水牛。但有人对华北、东北、内蒙古以及四川等地,更新世不同时期地层中发掘出的不下7个水牛种的化石研究,可证明其中至少有12种后来进化而成为现代的家水牛。
世界上牛头数最多的国家是印度,依次为巴西、美国和中国。印度养牛头数虽多,但由于宗教习俗等原因,生产性能较低。牛在印度教中被视为神圣的动物,因为早期恒河流域的农耕十分仰赖牛的力气,牛粪也是很重要的肥料,牛代表了印度民族的生存与生机。传说,信奉印度教的鸠摩罗什,在公元401年,即后秦弘始三年,被后秦王姚兴接到长安,尊为国师,经常在逍遥园给包括姚兴在内的3000弟子讲经说法。鸠摩罗什佛名远扬,经常有人为了听他讲经,从千里之外赶到长安。估计到开坛那天,街道上人头攒动。当时有人会问:“干嘛去呀?”众答:“听‘鸠摩王’讲经去”。这传来传去的就传出个 “牛魔王”来了。
中国神话传说故事中的牛魔王,手使一根混铁棍,武艺高强,神通广大,孙悟空为使火焰山的火熄灭,曾变身为牛魔王向铁扇公主骗来芭蕉扇。但牛魔王技高一筹,又变成猪八戒把孙悟空的扇子给骗回来。后来孙悟空和牛魔王的恶斗惊动天庭和极乐世界,李天王哪吒父子,西方众罗汉前来收服他的。经过这一番争斗,牛魔王皈依佛门,罗刹女也隐姓修行,最后都成了正果。
牛在西方文化中是财富与力量的象征,源于古埃及,依照《圣经·出埃及记》的记载,以色列人由于从埃及出奔不久,尚未摆脱从埃及耳濡目染的习俗,就利用黄金打造了金牛犊,当作耶和华上帝的形象来膜拜。
家牛对人类的生产活动极为重要,这一点也可通过其文化影响看出来。在许多神话故事中都可以见到家牛的身影,某些神话还把牛作为世界或人类的起源,例如在北欧神话中,霜巨人之祖尤弥尔,就是被一只名为欧德姆布拉的母牛哺育长大的。牛的形象在某些时候也会同野蛮、粗暴相联系,希腊神话之中,宙斯变为一只牛拐骗了欧罗巴,而克里特岛迷宫中的怪物弥诺陶洛斯,则是个半牛半人的恶魔。因为家牛在农业社会中往往具有较高的地位,世界上有些民族就不食用牛肉。有些国家还有与牛有关的节日,例如西班牙的圣菲尔明节,巴西、尼泊尔的敬牛节。
在作为国家象征的国徽上,也可以找到家牛的形象,比如具有尊牛传统的亚洲国家:印度国徽、尼泊尔的旧国徽。欧洲的则有冰岛、安道尔、摩尔多瓦等国 。非洲国家包括博茨瓦纳、尼日尔、南非,美洲的巴拉圭也在国徽上标示着一头公牛。许多城市和贵族的纹章上也可看见家牛的身影,如意大利城市都灵、立陶宛城市考纳斯等等。
中国人也号称有丰富的牛文化,牛在中国文化中是勤劳的象征。但这些牛文化,也许牛族们是不喜欢的。
早在《周礼.地官》就记有养牛的官职是“牛人”,“凡祭祀,供其享牛”。当时的牛,主要用来作运输,以及祭祀、食用,所谓“牛夜鸣,则庮”,如果牛夜里鸣,那是牛生病了,肉会有臭味。但古书并没有提到牛耕田。《三国志.魏书.武帝纪》首次提到曹操破袁绍之后:“授土田,官给耕牛,置学师以教之。”说明那时肯定已用牛耕田了,从农耕、交通甚至军事都广泛运用。战国时代的齐国还使用火牛阵打败燕国,三国时代蜀伐魏的栈道运输也曾用到牛。因为耕牛是重要的生产力,农业社会中,拥有多少头用于耕作的牛,也常常是衡量一个人财富的标准之一。
牛族不能忍受的是中国古代就将牛、羊、猪三种动物的牺牲,称为太牢,牛是规格最高的祭品之一。古代牛文化中还有送冬寒迎新春的鞭春牛习俗,以至成为民俗文化的重要内容。其实鞭春牛的意义,不限于送寒气,促春耕,却有一定的巫术意义。如山东民间要把土牛打碎,人人争抢春牛土,谓之抢春,以抢得牛头为吉利。浙江境内迎春牛的特点是,迎春牛时,依次向春牛即叩头,拜完,百姓一拥而上,将春牛弄碎,然后将抢得的春牛泥带回家撒在牛栏内。
在中国一些少数民族中,丧葬礼俗是一个比较隆重的项目,其仪式的一个重要内容是砍牛。亲人死了,就选牛一头或数头奠之,分食其肉。还有在老人死后,火化取骨,主人则在院内燃起火堆,来客围在四周,跳丧葬舞,领舞者唱着挽歌。歌舞毕,众人依次向骨灰跪拜。随后牵来一头牛,提起牛耳,将一碗牛奶灌进去。如果牛扬蹄蹦跳,即为好兆;如果不跳,再灌一碗,则认为亡灵不要此牛,就要另换一头再灌,然后捆住此牛的四蹄,请父母双全的健壮男子宰牛。通常先取牛心,再剥皮分肉,将牛心、牛肉献于骨灰袋前,称“生祭”。牛肉煮熟后,再祭一次,称为“熟祭”,祭毕埋骨入土。当然还有抢牛尾的婚姻风俗,男女订婚后,女方要喂养一头黄牛,待婚礼那天将牛牵到现场,用两根绳索绊住牛腿。然后由新娘一刀砍下牛尾,新郎会立刻上去抢夺牛尾,若能在女方父母到来之前夺得牛尾,便可立即成婚,否则婚姻告吹。
由此看出,牛的命运在中国并不佳。
中国古人对活牛,几乎没有什么怜悯可说。医学家认为牛科动物黄牛和水牛的药用部位,主要为胆囊、胆管或肝管中的结石,药材名牛黄。牛的肉、骨、骨髓、骨质角髓、血、脑、鼻、齿、喉咙、甲状腺体、蹄、蹄甲、蹄筋、睾丸及阴囊、肝、脾、肺、肾、胆、胃、肠、胎盘、脂肪、乳、唾涎、胃中草结块,都可入药。水牛的角、皮、尾、黄牛肉经炼而成的膏和皮所熬的胶亦供药用。中药药材名则分别为牛肉、牛骨、牛髓、牛角鳃、牛血、牛脑、牛鼻、牛齿、牛喉咙、牛靥、牛蹄、牛蹄甲、牛筋、牯牛卵囊、牛肝、牛脾、牛肺、牛肾、牛胆、牛肚、牛肠、牛胞衣、牛脂、牛乳、牛口涎、牛草结、水牛角、水牛皮、水牛尾、霞天膏和黄明胶。
可怜,牛混身是宝,不杀就是浪费资源了。
当然,中国人对牛也有尊敬的时候,如认为牛拥有“五行”中土属性和水属性的神力,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象征。五行中讲水能生木,所以牛的耕作能促进农作物生长,又讲土能克水,所以古人们在治水之后,常设置铜牛、铁牛以镇水魔。可见,能让中国人顶礼下跪的则是些假牛而已。
在中国成语中,也可看到对牛的不屑一顾和嘲弄之戏。如汗牛充栋、牛衣岁月、气喘如牛、吴牛喘月、鸡尸牛从、气克斗牛、牛鼎烹鸡、一牛九锁、羞以牛后、牛衣夜哭、牛蹄之鱼、牛鬼蛇神等。还有一些谚语,如牛不喝水强按头、九牛拉不转、宁为鸡口也不为牛后、牛黄狗宝、瘠牛偾豚、牛骥同皂,牛之象征,实在有点凄惨。
也许中国的牛文化中对牛不当善物看,只看作是奴役的工具,也就对牛充满了鄙视,甚至将牛与恶鬼联系在一直,称之为“牛鬼”。“牛鬼蛇神”在文革中更是处处时时都在蒙难。牛头的鬼,虚幻怪诞,被比喻形形色色的坏人。牛鬼蛇神原是佛教用语,说的是阴间鬼卒、神人等。牛鬼,传说为地狱中的牛头鬼卒,又称阿傍,或连称为牛头阿傍。《楞严经》卷八谓:“亡者神识见大铁城,火蛇火狗,虎狼狮子,牛头狱卒,马头罗刹。”又《五句辛经》谓:“狱卒名阿傍,牛头人手,两脚牛蹄,力壮排山。”“牛鬼蛇神”后成为固定的中国成语,比喻邪恶丑陋之物。在文化大革命中,牛鬼蛇神则成了所被打倒、“横扫”的无辜受害者的统称。
文革中还有一则与牛有关的常用语“牛棚”。 “牛棚”原指养牛的牛舍,和猪圈、羊圈、马厩同属一类,是动物居住的地方。
文革时期,“牛棚”特指在文革中被关押改造,限制人身自由的场所,包括办公室、学校、招待所、地下室、农场等地,被关进“牛棚”的“牛鬼蛇神”,以交代历史问题、工作问题和改造思想为由,被隔离审查,接受体力劳动和思想批斗。简称“牛棚”。
早在1957年反右斗争时,毛泽东就称那些右派们,即地主、富农、反动派、坏分子,以及右派资产阶级学术权威等,五类分子中的资产阶级右派为“牛鬼蛇神”。
1966年文化大革命初期,中国上上下下都掀起了红卫兵革命造反派关押批斗“黑七类”,即地富反坏,四类分子和历史反革命、现行反革命,以及走资派等黑七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的风暴,从中央到地方,从各机关企事业单位到各省市县,以及农村的基层公社、村镇,都开始效法北京红卫兵、造反派的一些做法。农村将原有的“四类分子”集中关押批斗改造,城市则将“四类分子”及其延伸的“黑七类”,全被引申统称为“牛鬼蛇神”。
被打入“牛棚”的“牛鬼蛇神”们,失去了人身自由,不许回家,看管在单位里,接受单位自己自行组织的审查,批斗大会,并且对一部分人强制进行本单位的基层劳动改造。我们今天在回忆文章和文学作品中,见有某某人“被关进牛棚”的说法,实际说是那个时代受单位迫害的代指。牛棚是一座无视法律,践踏人权,没有高墙的牢狱。
岁月如流,记忆犹新。我在屋顶花园打造这个牛族微型景观。原想找回童真乐趣,却不料又误闯进文革记忆,多了些慨叹。既然如此,干脆将自己雕刻的“蛇年”根艺作品,也放到这新建的牛棚旁边。看到这些“牛鬼蛇神”,我反而傻笑了起来。这些木屋、木雕,居然让自己木纳了起来,重新回到了那个荒唐岁月。

第46章 文革中到底炮打谁?


在文革记忆中,最难忘的就是炮打司令部的那些日子,难忘的原因是当初自己才是个十六七岁的初中生,根本就没搞清楚上面到底是要我们这些学生炮打谁?其实现在已经到了退休年龄的老人,说起这件事,仍会叹气说,事至今日也没弄清是为了谁去炮打?炮打对象又到底是谁?能明白的只有一点:盲目投入这场炮打运动的结果是自己成了炮灰。
“炮打司令部”曾是伟大统帅的“我的一张大字报”的题目,难道光荣、正确、伟大的党,党内会有两个司令部?伟大统帅说得很清楚,党内始终有两条路线的斗争。那么,不是党员的群众又怎么能知道党内的事?即使是党员,又怎能知道中央内斗的事?更何况还是孩子的那些红卫兵,又究竟知道些什么呢?
当年,我领导的非红卫兵组织“火种兵团”已控制了全校的局势,甚至连教师组织也和我们有很好的合作关系。
曾教我数学的许老师,是个很严厉的人,有一次上数学课时,他教我们有关直线的知识:“两点间最近的距离是直线”。可偏有几个同学没闹明白。许老师一气之下发了火:“扔块骨头给狗吃,狗也懂得直线跑,难道还会兜圈子吗?!”就为了这一句话,大字报满天飞,说他是法西斯教育,骂学生不如狗。他倒大霉了!
我的数学成绩很偏,代数成绩一般,几何考试却都在95分以上。也许是我从小就不会数钱,因此对数字不感兴趣,特别对那些∑、⊿,一点感觉也没有,还有那些㏒,开根号、台尔塔,对我来说,学了有什么用?这一辈子都要过完了,才明白这些数学知识在日常生活中是没用的,哪个当官的或大老板会用开根号去计算如何作报告或赚钱呢?不过,我对几何很喜欢,因为我喜欢画画,懂得物体的透视原理,学习几何能派上用场。
许老师恰恰是教我们学几何的,我虽上课不认真,自以为是的时间多于努力学习的时间。因此,对许老师多了些好感,原因很简单,我才不会挨他的骂呢。
有一天,我遇到了丢了魂似的许老师,他又被贴大字报了。我就笑着说:“你遇到了难点,为什么就不找条近距离的直线走走?”他对我瞪大了眼,不知我想说什么。哈,有点象曾经被他提问时的学生样了。
我对他说,现在形势变了,人家贴你大字报,就不要去在意,我帮你就是了。只要有我支持你,嘿,谁敢对你怎么样?我可是这个学校的学生头了。
我叫几个同学去写大字报,用新写的大字报去覆盖掉攻击许老师的那些大字报。
同学说,大字报写什么内容?那还得由你起草个底稿哇。
我笑了,写什么内容?当然是炮打啦!
同学愣住了:炮打谁呢?
“炮打司令部”、“整理黑材料”一类的词,都应该被收入文革九百句之中,属于当年使用频率极高的词汇。但真要炮打谁,还真不好说,学校里的校长、支部书记和副书记,都被我保下了,我是学校里最大的保皇派。
我就说:“将老人家写的《炮打司令部》抄一遍就行了。”
很快,一张新抄的“最高指示”贴上了墙头,覆盖了攻击许老师大字报。我在大字报前看了看,得意地对同学说:谁敢覆盖“最高指示”,就当成破坏文化大革命,教训他一顿。  
从此,许老师一直与我保持直线联系,他还成了教师造反组织的头,当然也是个保皇派。有趣的是他正在谈恋爱,他爱上的人是教外语的王老师。我和同学们在文革中常到他家去聊天。
有一次,我们拿了一些来自北京的传单,去了许老师的家。
印发传单,当时是文革红卫兵派性斗争中一个重要的宣传方式,几乎每个红卫兵都参加过印发传单的工作。现在的销售广告彩色传单样本都印刷的非常精美,那是在印刷厂里用四色印刷机印刷出来的,纸张也多是选用很高级的铜版纸,文革那时候还没有中文打字机,更没有个人电脑,印刷厂印刷汉字是从铅字库里一个一个捡字,选好铸造的铅字排列到印字盘上,用老式的印刷机印刷,这在当年就是很先进的。
但红卫兵印的传单,多是在手动油印机上印出来的,手动油印机在文具店只有几十块钱一台, 没有铅字字盘,只是把在钢板上刻写的腊纸敷在油印机铜网下面,蘸匀油墨手推油辊,把铜网下面腊纸上刻写的内容漏印到白纸上。
我是刻腊纸的高手,这活总是我干。至于印刷传单,一般是两个人操作,一个推油辊,一个翻页,如果一人身兼二职容易把传单弄的很脏,谁都难免蹭手上不少油墨还不好洗。这苦差活,大多是我的同学们承包了。
当时传单的内容多是各种战报,快报,宣言,口号。也有各地文革事件报道,领导内部讲话,很少有人费挺大劲去印刷报纸电台已经公开发布文章报导的传单。最多的还是传播最新的各种五花八门小道消息,增加看点。
印发小道消息,会使红卫兵们有一种传播革命火种,宣传真理的成就感。那时两三个人,甚至一个人都可以成立一个战斗队,可以办战报,想发表什么声明,宣言都很随便,不需要到工商注册,不用交任何手续费,没有最小印刷量的限制。好比现在上网去为自己做个博客。
  上海的红卫兵战报和来自各地的传单,虽然简陋一点,但是新闻报道也很追求时效,一些派性组织都有驻京或驻沪等地联络站,发现什么热点小道新闻都会及时打电话或发电报通知“家里”,赶紧印到传单和战报上。那个年代很少有传真机、录音机,能打通个电话就算相当先进的高科技了。
一般来说,传单印好以后就要拿出去散发,最简单有效的做法就是就是把叠好的传单拿到人多的地方向天上一扬,传单飘落下来就会有很多革命群众蜂拥去抢,跟花港观鱼那儿的鱼抢面包屑的情景,有些相似。有条件的组织,是站在行进的宣传车上散发,传单一路飘飘洒洒,如天女散花。大型群众集会时,也可以看见来自各路的红卫兵,站到高处不停地向空中抛洒传单,跟放礼花似的,那是文革时期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我们将刚在宣传车上散发的传单,给了许老师看。
传单中说,刘少奇每天伙食费为60元,说明他担任国家主席,生活腐化。传单上还列出了一些他的食谱菜单,着实让我们这些年少的学子们看到了几个新鲜菜名。但传单上又说周总理的用餐花费比刘少奇约少二十元。对此,传单中大加歌颂,讲周总理是如何艰苦朴素云云。
有同学说,这是污蔑周总理,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周恩来根本不可能花那么多钱,他总是到群众中去,跟工人、农民同吃、同住、同劳动。
许老师就转移了话题,问我们几个学生各自家庭的收入情况。我气愤地说,不管是哪个,他们一天的吃饭钱,都比我母亲一个月的收入还多。
  许老师告诉我们:这炮打司令部的事,可不是闹着玩的。打倒三家村时,彭真出了大力。可是,他却被刘少奇打倒了。接着是刘少奇主持会议,起劲地打倒了彭罗陆扬。现在刘少奇、邓小平又变成了资产阶级司令部。但是我的一个在北京的大学同学,却跟着别人去贴江青、康生的大字报,结果闯了大祸。被定为炮打无产阶级司令部,扣上“五.一六分子”的帽子给抓了起来。他当然比不上许云峰、江姐那么坚强,再说专政队员也不比渣滓洞特务仁慈。一顿毒打后,他承认自己是反革命,参加了五.一六反动组织,还供出了这个组织的五十多名成员,并给他们一一分配了职务,有的官职还不小呢!结果那五十多人全被专政隔离,个个挨足了皮肉之苦,有的还被打成残废。其实,我的同学根本就不知道有没有这个反动组织。他贴大字报也不是志愿的,是学校里的几个红卫兵,让他帮忙提过贴大字报的浆糊桶。
  我们几个孩子不敢再吱声了。
许老师语重心长地叮嘱我:你聪明能干,在学生中有威望,现在老师们对你也另眼相看。可惜你没办法选择父母,就象我一样。在今后的日子里,千万要注意自己的言行。也许,文革以来,谁也没弄清自己去炮打谁,又为了什么去炮打。
我点了点头。似懂非懂地与同学们离开了许老师的家。
但从那一天开始,我暗自作了一个决定:远离是非,用自己的眼睛去观察这个世界。
   196714日,毛泽东派张春桥、姚文元到上海“处理上海文化大革命问题”,上海兴起“夺权斗争”,后称为“一月风暴”。
    19日,《人民日报》发表上海11个群众组织《告上海人民书》,毛泽东加编者按说:“这是一个大革命”。
    116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发表《红旗》评论员文章《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公布了毛泽东“最新指示”:“无产阶级革命派联合起来,向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夺权。从党内一小撮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手里夺权,是在无产阶级条件下,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革命,即无产阶级消灭资产阶级的革命。”
到了196725日,上海人民公社成立。在224日的毛泽东指示下,上海人民公社改名为“上海市革命委员会”。
在接下去的日子里,我看到了上海“工总司”首先搞起了“文攻武卫”组织。这个组织的分部就设立在我就读的中学旁边,与我的母校仅隔一条窄窄的香山路,就在孙中山故居隔壁。
那时,江青一方面说“反对武斗”,一方面又强调“文攻武卫”。江青在197195日安徽来京代表会议上说:“谁要跟我武斗,我一定要自卫,我一定要反击。”“当阶级敌人来向我们进攻的时候,我们手无寸铁怎么行了?”于是,遍布全国的武斗均打着“文攻武卫”的旗号。中国陷入了一片混乱之中。
也许是那次的师生见面,让我懂得了自己的命运是由不得自己作主……如果不想成为别人的政治炮灰,只有一个选择,远离权力争斗的是非。我明白了老师的教诲,没有卷入接下来的残酷斗争,也没有参加任何武斗活动。我基本上是平安地自觉结束了所谓的造反时期,我是幸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