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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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5月30日，江泽民奉调秘密进京。在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被定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接替了赵紫阳的职务。江泽民是李先念提名推荐的，实际是李先念先听取了陈云的意见，邓小平也同意。江泽民成为新的接班人，是陈云阵线和邓小平阵线的一种妥协。

刘效胜對南阳生和潘天亮说：江泽民虽然成为新的接班人，但邓小平对他并不放心。

邓小平留了一手，让他信得过的是杨尚昆。杨尚昆不仅是一位老资格的中共高官，在军队里也有很深的关系。杨尚昆和邓小平1932年相识，60年来关系一直很好，深受邓小平的信任。早在1981年7月10日，经邓小平提名，杨尚昆任中央军委常委兼秘书长，主持军委日常工作。在任命的前一天，邓小平对杨尚昆说：“军队的问题较多，你到职后，要多调查研究，把军队建设理出个头绪来；要拟几个制度，解决‘一进二出’的问题。同时，要设想五年内把这支军队建设成什么样子，以后又怎么办。”

可见，从1981年开始，杨尚昆就替邓小平执掌军队。

1982年9月，十二届一中全会上，杨尚昆被选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军委不设常委，日常工作由秘书长、副秘书长处理。杨尚昆在军队中的地位更为重要。

1987年10月，在十三届一中全会上，杨尚昆继续担任军委常务副主席兼秘书长。

1988年4月，杨尚昆被选为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他的政治份量更重了。

苏联和东欧的剧变使中国共产党人产生了危机感。但如何看待苏联剧变的教训，改革派和保守派各有不同的看法。改革派认为，苏共的失败在于一党专政，在于没有民主，在于没有搞好经济改革。而传统势力则认为，苏共的失败在于丢掉了列宁和斯大林这“两把刀子”，在于没有防止和平演变。

防止和平演变的思想来自陈云。1989年9月8日，陈云同李瑞环谈话时说：“列宁论帝国主义的五大特征和侵略别国、互相争霸的本质，没有过时。”“从历史事实看，帝国主义的侵略、渗透，过去主要是‘武’的，后来‘文’‘武’并用，现在‘文’的（包括政治的、经济的和文化的）突出起来，特别是对社会主义国家搞所谓的‘和平演变’。那种认为列宁的帝国主义论已经过时的观点，是完全错误的，非常有害的。这个问题到了大呼特呼的时候了。”

9月16日，陈云致信薄一波、宋任穷并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委，提出要大家学习和研究马克思主义哲学，还送上最近给李瑞环的谈话以及1987年同赵紫阳、胡启立的谈话。

苏联剧变使得陈云的“大呼特呼”得到了更多的人响应，防止和平演变一度成为主流思想。这一段时间的报纸，反和平演变几乎成了主调。中央党校也办起了反和平演变学习班，学员是省委书记和部长。

在这段期间还出现了“毛泽东热”，文革中十分耳熟的“毛主席语录歌”又在社会上弥漫着，只是把原来那种战斗旋律改为轻音乐化的旋律。这实际是改革受阻后群众对现实的不满和彷徨，而左派们却利用这个机会借尸还魂，重新祭起了毛泽东的“反和平演变”的理论，不仅在中央党校举办了省部级干部“反和平演变学习班”，还准备在农村重新搞“社会主义教育”。

在这个关键时刻，陈云大谈“防止和平演变”，邓小平又干了什么？中共中央总书记江泽民的处境和政治态度怎样呢？

1989年11月，十三届五中全会上，邓小平辞去军委主席，江泽民担任军委主席。杨尚昆为军委第一副主席，协助军委主席主持日常工作。在这次会上，杨尚昆的弟弟杨白冰任中共中央书记处书记兼军委秘书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

江泽民虽然是军委主席，但由于资历浅，又没有军中的经历，只能听命于杨氏兄弟，而杨氏兄弟是听邓小平的。也就是说，邓小平虽然不当军委主席，但对军队还有绝对的控制力。这说明邓小平对陈云阵线提名的江泽民，还是有一定保留，还想看一看。

由于陈云阵线的抵制，邓小平1991年过年上海之行以及发表的讲话，不仅没有产生作用，“两种改革观”和“反和平演变”的调子还越来越高，改革开放还继续倒退。

江泽民阳奉阴违，邓小平不满意江江泽民的表现。

江泽民的地位既然是邓、陈政治妥协的结果，一旦妥协的条件改变，政治妥协就会变成政治对峙，江泽民就会夹在两座政治山峰之间备受煎熬。胡耀邦、赵紫阳的命运已经清楚地摆在他面前。在北京政治风波那种严峻而复杂的形势下，江泽民临危受命是很危险的。

对突然升迁，江泽民家人没有喜悦和兴奋，却有无名的恐惧。据接近江泽民家庭的一位记者曾说：“江泽民奉调进京时，王冶坪有一种大难临头的感觉。”当时的江泽民不是政治强人，把他放在中共中央总书记的位置上，他只能权衡左右，在两个山峰的斗争中见机行事：哪边的力量大，就倾向哪边。在“六四”以后，左边不仅力量大，而且十分活跃。江泽民就说了一些左边喜欢听的话，做了一些左边喜欢的事：

对一些私营企业主的某些违法行为，他提出的处置办法是：“把他们搞得倾家荡产！”他几次重提毛泽东说的、多年没有人说的“这两把刀子不能丢”的话。 “两把刀子”是毛泽东在1956年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提出来的，他说：“我看有两把‘刀子’：一把是列宁，一把是斯大林。”他批评苏联“修正主义者”丢了“两把刀子”，强调中国不能丢。

在中国共产党建党70周年纪念会上，江泽民在讲话中重提阶级斗争，他说：“当前阶级斗争的焦点是四项基本原则和资产阶级自由化的斗争。”

知识界对这句话有不寒而栗之感：按他这么说，“资产阶级自由化”再不是意识形态问题，而是“阶级斗争的焦点”了。

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开办省部级反和平演变学习班。他同意在农村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并在湖南搞试点等等。这些有的并不是他的主意，但必有他这位总书记的同意和支持。江泽民的这些表现，邓小平当然不满意、不放心。

“两个基本点”这架天平过度向“左”倾斜，使邓小平深感不安。在他88岁高龄的时候，他决定采取大的行动，把改革的目标进一步明确，把改革的大政方针固定下来，把“改革”这两个字深深地铭刻在他身后的历史上，把有点冷却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这个思想重新炒热。他决定又一次南巡。

他这次南巡是有风险的。他没有任何职务，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共党员；他没有同中央打招呼，是“秘密南巡”；他谈话中有些内容是批评在台上的人；他这次南巡主要是批“左”，也就是批评党内的传统力量。

邓小平知道这次南巡的风险，他对身边的人说：“担心不是没有道理，但我要冒一冒险。不冒一下，什么事也别干，什么事也干不成！”

1992年1月18日到2月21日，邓小平带着全家老小，视察了武昌、深圳、珠海、上海等地。沿途发表了很多针砭时弊、富有冲击性的谈话。

邓小平在南巡讲话中，首先针对党内想把“一个中心”（经济建设）变为“两个中心”（经济建设和反自由化）的那种思潮，反复强调“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方针不能变。并且警告他们，谁想改变这个方针，谁就会被打倒。他说：

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在这短短的十几年内，我们国家发展得这么快，使人民高兴，举世瞩目，这就足以证明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的正确性，谁变也变不了。

说过去说过来就是一句话，坚持这条路线方针政策不变。这次十三届八中全会开得好，肯定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不变。一变就人心不安……城乡改革的基本政策，一定要长期保持稳定。

当然，随着实践的发展，该完善的完善，该修补的修补，但总的要坚定不移。即使没有新的主意也可以，就是不要变。不要使人们感到政策变了。有了这一条，中国就大有希望。

十三届八中全会原来说是要讨论在农村搞“社会主义教育”，后来由于支持邓小平的力量起作用，放弃了原来的议题，重新肯定了农村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邓小平当然是满意的。南巡时邓小平对左派发出警告之后，又批评了在改革开放中缩手缩脚的行为，为改革者壮胆。他回击了“两种改革观”的指摘，解除了长期禁锢人们思想的紧箍咒——姓“资”还是姓“社”。他说：

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深圳的重要经验就是敢闯。没有一点闯的精神，没有一点“冒”的精神，没有一股气呀、劲呀，就走不出一条好路，走不出一条新路。

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的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

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或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

要敢闯，往哪里闯？邓小平点破了中国改革中最敏感的禁区——市场经济。而在这之前，有的报刊还批判改革的“市场取向”，说“市场取向就是资本主义取向”。邓小平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证券、股市，这些东西究竟好不好，有没有危险，是不是资本主义独有的东西，社会主义能不能用？允许看，但要坚决地试。

在这里，邓小平又一次对什么是社会主义作出了自己的解释：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邓小平又批评了左派理论家，认为他们也会葬送社会主义，主要是防“左”。现在有右的东西影响我们，也有左的东西影响我们，但根深蒂固的还是左的东西。有些理论家、政治家，拿大帽子吓唬人，不是右，而是“左”。“左”带有革命色彩，好像越“左”越革命。“左”的东西在我们党的历史上可怕呀！一个好好的东西一下子被他们搞掉了。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

谈到经济特区，邓小平说：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回过头看，我的一个大失误就是搞四个经济特区时没有加上上海。要不然，现在长江三角洲，整个长江流域，乃至全国改革开放的局面，都会不一样。

办特区从一开始有什么不同的意见？当年陈云批示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这个材料，把经济特区和旧中国的租界并提；当年邓小平要多搞几个开放城市，陈云提出了不要“口子开得太多”的限制。邓小平在这里说的“我的一个大失误”，是明批自己、实批陈云。

邓小平南巡虽然有风险，但不是没有底。他虽然没有当军委主席，但还有忠于他的杨尚昆兄弟执掌军队。邓小平南巡的时候，杨尚昆紧随邓的身边，杨白冰在北京警惕地掌握军事按钮。邓在深圳期间，多次和杨尚昆在媒体上同时亮相。香港《大公报》1月23日报导：《邓小平和杨尚昆在深圳参观植物园动手植树》，1月27日报导：《邓小平和杨尚昆在珠海见面》，1月28日报导：《邓小平和杨尚昆在珠海参观电子公司游市容》。如影随形，2月1日，邓小平到上海，杨尚昆也到了上海。除夕，邓杨两人“同上海党政军负责人和各界人士欢聚一堂，共迎过年”。明眼人一看便知，邓、杨的这些举动和报刊的着意宣传，是显示邓的力量，显示有军事力量为邓的南巡“护航”。

在这期间，杨白冰又提出“中国人民解放军要为改革开放保驾护航”。这一说法虽然使杨家得罪了很多人，改革派也认为这个提法不合适，但对于反对邓小平改革思路的人来说，不能说没有震慑力。

邓小平南巡，香港报纸当作一件大事，作了充分报导，可大陆报纸在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声息。在北京，从广东、从香港传来了大量的关于邓小平南巡的小道消息。过年期间探亲访友，邓小平南巡是主要话题。大家很注意南方。很多人在传阅2月4日（壬申年过年）上海《解放日报》的一篇评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要讲一百年——壬申元日感怀》。这篇评论透露了南巡讲话的一些精神。2月24日，《人民日报》发表了一篇社论：《改革的胆子再大一点》。这是中央报纸第一次正式亮牌。

当时的北京很多人奔走相告，当作喜讯来传播。也有人抱着观望的态度。有人说，邓小平只不过是一个普通党员，他说的这些算数吗？也有人说，邓小平背着中央到外地讲这些中央没有讨论过的重大问题是不合适的。

刘效胜對南阳生和潘天亮说，偶像崇拜有五大标识：

第一，偶像总是凌驾于信徒，处于高高在上的地位，这一点有着决定性地作用。

第二，信徒总是盲目服从偶像的命令。

第三，信徒没有能力，也不愿意对偶像规定的信条进行讨论。

第四，信徒有着狂热的愿望，希望把偶像的信条广加传播。

第五，信徒倾向于把不接受它们的任何人视为仇敌。

当群体符合第一条，其形式就等同于宗教，而这种情感就变成了宗教信仰。对群体来说，也许最不合理的才是最合理的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