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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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媒体人刘效胜与老潘头和那些年轻人闲聊时，他突然提出了一个问题：目前中国高层最关注的是什么？是经济、民生？还是战争、外交？是科技教育还是生态环境？我看都不是，他们口口声声高谈政治，以法治国，实际就是保住权力，通俗讲就是在父辈打下江山后如何能坐稳江山，为此，他们最关注的只有两个字，那就是“维稳”，稳定压倒一切，为了稳定可以用暴力镇压，也可以运用各种手段内部整肃清洗，再来一次新时代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徜若民心不稳，经济不稳，军队不稳，外交不稳，治安不稳，何以治国？

刘效胜说：如何既发展经济又促进社会稳定？不妨看看邓小平、陈云的当年是如何处理发展与稳定之间的关系。

邓小平、陈云在领导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中，特别注意正确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坚持改革是动力、发展是目的、稳定是前提，把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社会可承受的程度统一起来，把不断改善人民生活，作为处理改革、发展、稳定关系的重要结合点，坚持在社会稳定中推进改革发展，通过改革发展促进社会稳定。

改革是为了发展，发展需要稳定。改革是经济社会发展的主要动力。发展是经济、政治、文化、社会全面进步的根本要求，是解决经济社会一切问题的关键，没有发展一切都无从谈起，因而是“硬道理”。

稳定是改革、发展的前提和保证，是确保人民群众安居乐业的基本条件，是实现人民群众根本利益的前提。没有稳定的环境，什么都搞不成，已经取得的成果也会失掉。因而中国的问题，压倒一切的是需要稳定。

改革、发展、稳定是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其结合点就是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离开这个共同的立足点和政策措施的结合点，改革决策的科学性、改革政策的协调性、发展的全面性、稳定的长期性都将难以实现。只有抓住这个结合点，三者才能真正成为互为前提、内在统一的有机整体。因而必须坚持发展为了人民、发展依靠人民、发展成果由人民共享。

为了处理好改革、发展与稳定的关系，邓小平、陈云强调：“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打击各种犯罪活动，扫除各种丑恶现象，手软不得。”“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告诫人们：“如果忘记或放松抓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物质文明建设也不可能搞好。严重的，甚至会脱离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这是很危险的。”

改革成败得失的判断标准是“三个有利于”。邓小平、陈云在谈到改革开放成功与否时，多次提出要以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这两条为主要标准。1992年邓小平在南方谈话中，又系统地提出了“三个有利于”标准。“三个有利于”标准的核心和首要标准是生产力。生产活动是人类最基本的实践活动，是人类存在和发展的基础，生产力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是衡量人类社会进步的最高标准。社会主义实践的经验告诉我们，只有紧紧抓住发展生产力这一社会历史发展规律，社会主义事业才能真正取得胜利。因此是否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是否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便成为了检验实践活动成败和指导实践活动的理论对错的根本标准。

发展生产力的最终目的是要提高综合国力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邓小平说：“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如果导致两极分化，改革就算失败了。”

“三个有利于”标准虽然是邓小平作为区分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标准提出来的，但由于它既体现了生产力的核心地位，又体现了社会主义的奋斗目标和价值取向；既体现了人民群众的长远利益，又体现了人民群众的现实利益，因而也是判断改革成败得失的科学标准。

刘效胜说：邓小平、陈云改革思想中也有差异，差异突出表现在开办特区问题、计划与市场的关系问题和经济建设发展速度问题三方面。

邓小平对开办特区自始至终持积极态度，在他的积极支持和推动下，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经济特区得以创办并迅速发展，随后，又先后开放了14个沿海港口城市，开辟了长江、珠江三角洲和闽南厦漳泉三角地区三个“沿海经济开放区”，1991年又决定开发上海浦东。邓小平还对上海浦东开发晚了心存遗撼。1991年1月28日，他在上海说：上海开发晚了，“浦东如果像深圳经济特区那样，早几年开发就好了。”

陈云对开办特区一直持谨慎态度。创办特区之初，陈云支持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四个市在部分地区试办经济特区，但明确反对各省都搞特区，强调“现在只能有这几个，不能增多”，尤其“像江苏这样的省不能搞特区”，因为“江浙一带历史上是投机活动有名的地区，坏分子的活动都熟门熟路”。

陈云在关注搞特区的积极作用同时，特别重视搞特区带来的负面影响，强调搞特区要注意总结经验，稳步推进，力求使特区办好，反对不顾条件不顾后果的一轰而上。

但对特区建设取得的巨大成就，陈云是充分肯定的。1992年7月21日，他在悼念李先念的文章中说：“先念同志和我虽然都没有到过特区，但我们一直很注意特区建设，认为特区要办，必须不断总结经验，力求使特区办好。这几年，深圳特区经济已经初步从进口型转变成出口型，高层建筑拔地而起，发展确实很快。”

可见，在搞特区问题上，邓小平、陈云的区别只是积极与谨慎的差异，而不是支持与反对的不同。

适应改革开放的需要，1981年12月，陈云提出了“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新构想。针对搞活经济中出现的经济犯罪猖獗和经济秩序混乱等情况，为了克服一统就死、一放就乱的痼疾，1982年12月，陈云又以“鸟笼比喻”进一步阐述了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他说：“搞活经济是在计划指导下搞活，不是离开计划的指导搞活。这就像鸟和笼子的关系一样，鸟不能捏在手里，捏在手里会死，要让它飞，但只能让它在笼子里飞。没有笼子，它就飞跑了。如果说鸟是搞活经济的话，那末，笼子就是国家计划。”“‘笼子’大小要适当，该多大就多大。经济活动不一定限于一个省、一个地区，在国家计划指导下，也可以跨省跨地区，甚至不一定限于国内，也可以跨国跨洲。另外，‘笼子’本身也要经常调整。”

“鸟笼比喻”表达了宏观计划主导性、制约力与微观主体自主性、积极性之间的一种共存状态。陈云的“鸟笼”不是僵化固定的，而是一个随着需要可以灵活变化的。

邓小平赞成陈云关于计划与市场的观点，表示：“最重要的，还是陈云同志说的，公有制基础上的计划经济，市场调节为辅。”

因此，1982年宪法确认了这个提法。1984年中共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的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也明确规定中国的社会主义经济是有计划的商品经济。

邓小平关于计划与市场最有代表性的论述是在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强调说：“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其根本用意，是为了纠正把市场多一点或者计划多一点当成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这一传统认识，为他随后提出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目标奠定思想基础。

同样，陈云对邓小平的南方谈话中的这些观点也是支持的。1992年6月，江泽民在中央党校发表讲话之后，立即征求陈云、李先念对使用“经济体制改革的目标是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这个提法的意见，得到他们的一致赞同。

1992年7月，陈云在文章中也说:“现在，我们国家经济建设规模比过去大得多，复杂得多，过去行之有效的一些做法，在当前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很多已经不再适用。这就需要我们努力学习新的东西，不断探索和解决新的问题。”

中共十四大提出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改革目标，并没有否定而是充分继承了陈云用“计划经济”概念所表达的那些反映客观经济规律的真知灼见。可以说，20世纪80年代初，陈云提出的“鸟笼经济”观点，是探索、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的重要准备，为邓小平所赞成；20世纪90年代初，邓小平提出社会主义可以搞市场经济体制的主张，是对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的重要创新，为陈云所认可。

在改革的步伐和速度上，邓小平着重于“思想要更加解放一些，改革开放的步伐要走得更快一些”。1991年8月，邓小平说：“没有改革开放十年经济发展的那个飞跃，取得顺利调整是不可能的。强调稳定是对的，但强调得过分就可能丧失时机。”“可能我们经济发展规律还是波浪式前进。过几年有一个飞跃，跳一个台阶，跳了以后，发现问题及时调整一下，再前进。总结经验，稳这个字是需要的，但并不能解决一切问题。”“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  

1992年，他在南方谈话中又谈到：我国的经济发展，总要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看起来我们的发展，总是要在某一个阶段，抓住时机，加速搞几年，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问题要搞清楚。如果分析不当，造成误解，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陈云更加重视改革“步子要稳”、“要从试点着手”、“要‘摸着石头过河’”，建设规模要和国力相适应。在长期领导经济工作的实践中，陈云认为：“建设规模的大小必须和国家的财力物力相适应。适应还是不适应，这是经济稳定或不稳定的界限”。“建设的规模超过国家财力物力的可能，就是冒了，就会出现经济混乱；两者合适，经济就稳定。”他特别强调部门、行业之间要平衡，包括计划与市场，农、轻、重，财政支出和收入，进口与出口，中央与地方，货币与市场之间的平衡等；基本建设与人民生活要平衡；长线（指五年计划、长远规划）与短线（指年度计划）要平衡。他主张：经济建设“必须瞻前顾后、前后衔接，避免陡升陡降，造成损失。”陈云的综合平衡是积极的平衡，是为了平稳快速、避免“折腾”的平衡。按陈云的话就是“所谓综合平衡，就是按比例”，就是高速度，“国民经济能做到按比例发展就是最快的速度”

刘效胜认为：邓小平强调经济发展要抓住有利机遇，进行跳跃式的发展，不能过于求稳，不是说不要步子稳，而是担心过分强调稳可能丧失发展的时机。陈云强调经济发展要立足国情，善于总结经验，注意把握平衡，缓步而行，不能过于求快，绝不是反对快，恰恰是为了快，只是担心速度过快出现反复折腾反而影响发展的速度。在这个问题上，二人表面上观点的分歧掩盖着根本观点的一致。

而江核心与赵紫阳主政时期相比，无论是国内还是国际，其执政环境都优于赵紫阳时代。但是，江核心在政治改革方面非但没有丝毫进步，反而出现了倒退。这就不能不让人怀念胡耀邦、赵紫阳时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