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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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深媒体人刘效胜继续对南阳生和潘天亮说道： 1989年6月，赵紫阳由于在“关系党和国家生死存亡的问题上犯了支持动乱和分裂党的错误”，被撤销了在党内担任的一切职务，成为第二个被邓小平亲自选定，又被邓小平亲自拿下的党的总书记。

1993年，江泽民正式就任中国国家主席，成为集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和中央军委主席三项最高职务于一身中国领导人。到1997年2月邓小平去世时，江泽民已有足够的时间站稳脚跟，并且在许多重要的岗位上安插了来自上海的亲信，其中包括日后成为中国政府总理的朱镕基与最高官至国家副主席的曾庆红等人，从而拥有更多政策决定权与主导权。

其实，促进中国改革由病态的邓江模式，又回归到健康的胡赵模式。

从胡耀邦、赵紫阳二人后来的政治命运看，邓、胡、赵联盟的密约期，也是中国改革的黄金时代——不仅在于改革本身带来了高速的经济增长和民众生活水平的提高，更在于改革走在一条健康的正路上。而三家马车的分裂，标志着改革的严重受阻和改革方向的误入歧途，使中国在跛足改革的泥潭中越陷越深。这种分裂的第一责任人是以邓小平为首的中共元老集团及其旧体制。

尽管，六四后，为挽回个人政治荣誉和缓解政权合法性危机，邓小平再次玩弄驾轻就熟的机会主义权谋，于1992年发动第二次改革，使中国继续发生着巨大变化，特别是在经济领域，变化的程度远远超过了六四之前：市场化已经成为配置资源的主要方式，事实上的私有化已经不可逆转。然而，与八十年代相比，这种发生于经济领域的变化，表面上是深刻的，实质上却是肤浅的，其主要特征是量的扩大而不是质的提升，甚至可以称之为“改革的断裂”，即由政治、文化和经济的同步改革断裂为单纯的经济利益所驱动的跛足经济改革。八十年代的道义激情、政治活力、思想启蒙和文化提升……统统消失了，代之以利益至上、政治僵化、思想蒙尘和文化堕落；八十年代来自党内开明派、自由知识界、热血青年、有道义追求的民营经济界、民间持不同政见者等共同构成的推动政治改革的现实的和道义的合力已经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权贵、资本和知识精英之间基于利益最大化的共谋。

更重要的是，变化最大的经济领域，其动力先是来自邓小平的“发展是硬道理”和“谁不改革谁下台”的强硬推动，而六四后的沉闷气氛一旦从经济上被打破，接下来的变革，其主要动力就是从八十年代开始出现的权贵家族牟取暴利的利益驱动，他们的贪婪搅沸了所有人的金钱梦。

圈地热、炒股热、集资热、新经济热、瓜分国有资产热、转移资产热……每一次暴富的机会都被权贵家族捷足先登。所以，在江泽民执政的十三年里，真正的市场化和私有化仍很遥远，而官僚资本和权贵私有则一日千里。也就是说，公共权力、私人资本和知识群体的一体化，公权力和知识变成“资本”的工具，既是资本的代理人、辩护士，又是资本的占有者、交易商，实质上是政权及其代理人的资本化。

这种权力的资本化通过“三个代表”拥抱国内资本家，通过“经济全球化”拥抱国际资本。于是，对于在资本主义的汪洋大海包围中的共产主义孤岛的中共政权来说，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变成了“一切向钱看”的淘金狂潮，对外开放中的西方文明变成与政治文明无关的单纯“引进外资热”，也就等于在国内搜刮、在国际上向“资本”乞讨来养活独裁政权。目前，“外资”和“西方市场”已经成为中共“活命钱”的主要来源。

当“建立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终于被写进中共党代会的决议，进而写进《宪法》之时，市场早已被权力化了；当推进国有企业的改革使产权问题必须加以制度化解决之时，私有化早已成为权贵们瓜分全民资产的特权了；当灯红酒绿之中到处是脑满肥肠之徒时，悬殊的贫富差异所导致的社会不公正在急遽扩张；当城市居民的收入水平得到提高时，农民的收入水平却在敲骨吸髓式的层层盘剥下停滞不前，也就等于相对下降；当国有企业通过大规模重组进行剥离不良资产的改革时，几千万职工在没有得到公平补偿的前提下，就被作为不良资产剥离出去了。

如果说，八九运动所反对的“官倒”，还只是某些太子们的个人行为，那么从邓小平打开了党、政、军、警等政府部门齐经商的闸门后，个人行为的官倒就必然扩展成由体制本身所推动的遍布各个角落的权贵家族。这种由权力和资本的邪恶结合所拉动的经济高增长，被国际社会视为东方的“经济奇迹”，被国内主流的经济学称之为成本低廉的“交易选择”式的渐进改革的奇迹，不同于苏东的成本高昂的“公共选择”式的激进改革，而在实际上，这既不是经济奇迹、更不是成本低廉的渐进改革的奇迹，而是权钱交易的腐败奇迹、两级分化的不公奇迹，不仅是经济成本，更是社会综合成本难以估量的高昂的奇迹。

在产权制度没有进行实质性改革之前的市场化，不过是利用权力市场化进行权贵私有化的过程，大概只有等到权贵们把所有的全民资产都瓜分完毕为止。加入WTO后的深化国企改革的举措，无非是为权贵家族的疯狂瓜分提供合法保护而已。

正是在这种动力的推动下，经济活跃了，权贵们瞬间发了大财，私营老板和知识精英也紧随其后，拣几粒大小不等的芝麻；思想活跃了，知识分子在经济学的显贵中，也不再喊“搞导弹的不如卖茶蛋的”了，官方对知识界压迫的相对松弛，是以知识界的“告别革命”、“告别激进主义”、“拥抱历史缺席权”为前提的；文化活跃了，被浸满虚幻的繁荣和真善美所包装的意识形态灌输的平庸化大众化，成为回报甚丰的产业，主宰了文化市场，它与主旋律默契配合，营造出由专制制度刻意纵容的享乐，散发着丧心病狂的冷酷和野蛮。

然而，与这种表面的繁华和稳定、与金钱的嘹亮呐喊和幸福低吟同步萎缩、流失甚至渐趋死亡的，是政治改革的激情、追求自由的勇气、道义关切的高贵和社会公正的提升。农民的窘迫、失业者的困境、六四难属的孤独、法轮功学员的无助、民运人士的无奈、自由知识界在强制压迫下的失语……曾经被毛泽东剥夺得一无所有的中国人，似乎在改革之初终于看到的一线争回自己应得权利,首先是私人财产所有权的希望，却在“一部分人先富起来”的口号下，再一次被权贵家族集团抢先据为己有的暴富所愚弄所出卖。

现在的中国，权贵们不仅肆无忌惮地瓜分着由全民资产转化而来的党产，而且通过合法股市、非法集资和银行贷款来搜刮民间的财富，散户赔进股市的钱被所谓“大户”通过暗箱操控而侵吞，民众投入集资者口袋里的钱被有特权的骗子占有，百姓存在银行里的辛苦钱变成了金融黑洞的牺牲品。

从政改和经改的关系的角度，看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改革之根本区别，有理由做出这样的判断：在胡、赵主导改革的八十年代，是经改作为推动政治转型的杠杆；而在邓、江主导改革的九十年代，是经改沦为维持政治停滞的工具。也就是说，第二次改革被邓小平引上了那种最坏的特权主导型的“强盗资本主义”——经改作为独裁政治的工具，既为行政权提供政绩合法性，又为权贵们提供一夜暴富的绝佳机会，资本的污血喂养着邪恶的独裁，经改所维持的政治僵死的局面，恰恰最有利于权力与资本之间的活跃共谋。

胡耀邦含冤逝去的十五年，也是赵紫阳被软禁的十五年，更是二人共同推动的政治改革停滞不前的十五年。然而，从手握中共的高层决策权到只有“无权者的权力”，他们留下的政治资源和道义资源并没有完全消失，正如众多来自民间的被剥夺了自由乃至生命的持不同政见者一样。

在后极权时代的中国，每一次为反独裁、争自由所支付的代价，同时也是一种道义资源和政治资源的积累。何况，胡、赵所拥有的政治资源和道义资源还不仅局限于民间，二人在体制内仍然具有潜在的影响力，即便在失去权力已经十五年后，他们仍然是体制内的一只极具魅力的“看不见的手。”中共现政权对赵紫阳和鲍彤的严密防范，就从反面证明了他们在道义仍然是强大的，远比现在身居高位的独裁寡头们强大的多。

社会体制由独裁向自由的转型，都是在与专制制度的长期较量中，靠一次次牺牲所积累的资源完成的。然而，与前苏东、与台湾相比，大陆中国人所付出的代价更惨烈，对积累起来的资源的浪费也更触目惊心。付出了太巨大的血的代价，却没有换来类似捷克的哈维尔、波兰的瓦文萨、前苏联的叶利钦和台湾的蒋经国……那样的政治领袖，甚至连一位类似缅甸的昂山素季那样的政治人物也没有诞生，也没有留下一部类似《古拉格群岛》那样的见证历史的巨著。

难道大陆中国人的未来命运的最好结局，早已注定在独裁者施舍的小康幸福吗？难道除了配享有猪一样的满足之外、与有尊严的生活无缘吗？

历经半个世纪的苦难和二十多年改革，国人为政治的自由化民主化所付出的代价，应该教会我们百倍地珍惜那些来之不易的资源，使之转变为道义凝聚和政治动员的整合象征，而不是沈溺于政治暴发户的轻率和狂妄之中，挥霍苦难、浪费鲜血、一任宝贵资源的急遽流失，以至于当独裁制度的崩溃来临之时，为反对这一非人制度而付出了超常代价的人们，已经没有了任何可资凭借的资源来引导民众投入新制度的建设。

由于当时受到示威抗议的影响，中国政府在改革政策制定上采取保守态度，并且认为示威抗议的原因便是由于改革速度过快的结果。而主持改革开放政策的邓小平在示威活动爆发后其影响力则显着降低，这迫使他必须与坚持社会主义的强硬派做出妥协。但之后同样支持邓小平改革开放政策的赵紫阳被迫远离政治核心，同时在保守阵营的压力下邓小平也与国家政策决定开始疏远。

在以江泽民为首的领导集体确立后，邓小平便在稍后以江泽民为“合格的总书记”为由让其接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自己则退出了领导高层。然而政府改革开放脚步过慢一方面引起地方领导人的强烈批评，另一方面由于1990年代苏联解体，使得邓小平影响力在保守派势力中逐渐恢复。

1990年4月，陈云在致信江泽民时，突然提到了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问题，他说：“利用宗教，同我们争夺群众尤其是青年，是国外阶级敌人的一个惯用伎俩，也是某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丢失政权的一个惨痛教训。中央应该切切实实地抓一抓这件大事，现在是时候了!”

1992年，邓小平在中国南方的深圳、珠海、广州、上海等地所做的巡视以及讲话，重申与改革开放相关的邓小平理论。

1993年3月12日，王震去世。

1995年4月10日，陈云去世。享年89岁。

官方电视台播出了一篇冗长的讣告，称其死于疾病，但未透露具体是什么病。由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机构中央委员会发布的讣告称，陈云是“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政治家，杰出的马克思主义者，中国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开创者和奠基人之一，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

陈云的丧葬安排尚未公布，但这里的驻华外交官表示，由于现年90岁的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的健康状况每况愈下，目前正处在政治过渡阶段，任何纪念活动的政治意义都会受到审查。

电视上没有出现陈云的家人，只有他的一幅黑框照片。陈云之子陈元是党内高官，也是中央银行的副行长。

和邓小平一样，陈云是在1949年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共产党革命者之一。他一生中多次站在邓小平的一边，但在最后十年，他率领一个由马克思主义意识形态倡导者和保守派中央规划者组成的派系对抗邓小平。有时候，这种对抗似乎危及到中国的经济转型。

实际上，近年来很多中国人觉得，未来改革的方向可能取决于两位级别最高的领导人——邓小平和陈云——谁活得更久。

过去16年里，陈云对西方资本主义的厌恶严重阻碍了中国经济改革的步伐。一名坚定支持改革的共产党官员表示，尽管陈云备受敬重，但党内部分人士对陈云先于邓小平去世有一种松了一口气的感觉。

“如果邓小平先死，”他说，“我觉得我们的整个改革进程会面临三年的停滞。”

2月末，陈云入住北京医院的一个国家领导人专用高级病房。据报道，他因肾衰竭而要定期接受透析治疗。

陈云最后一次公开露面是在1994年2月农历新年期间通过电视播出的团拜会上。当时，他看上去非常健康，状态比邓小平好得多。那也是邓小平最后一次出现在电视上。

邓小平据说正在其位于紫禁城以北的家中，接受一个医生团队的治疗。

在今晚的官方讣告中，中共着重强调了这些年陈云对邓小平的支持，认为是前者在1977年时“强烈建议、坚决支持让邓小平同志再次参与中央领导工作”——在那之前一年，在老毛去世前不久，老邓遭到清洗。

讣告赞扬陈云在20世纪50年代帮助减轻了灾难性经济政策对老毛统治下的中国的负面影响，这些政策举措就包括大跃进，它引发的饥荒导致约3000万中国人饿死。

讣告称，陈云支持老邓对老毛的历史错误的评价。不过，该讣告也努力把这三个人联系在一起，一同供奉在中共领导人的神殿中。

讣告称，陈云“反复强调，毛泽东同志的功绩是第一位的，错误是第二位的”。

刘效胜从媒体人的角度对南阳生和潘天亮说道：

在王震、陈云这两位中共元老的最后日子里，他们都在不同场合，采取不同方式表达了对毛泽东的怀念，表达了他们对改革开放中出现的问题和隐忧。毫无疑问，他们是真正的毛粉，他们也没有用什么特殊的语言贬损老毛的威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