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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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效胜对南阳生和潘天亮說： 正当在北京的中国领导人为如何处理学生示威者占领天安门广场而商讨对策之际，江泽民已经在上海平息了类似的抗议。他关闭了一家他认为会煽动抗议的报纸，并且在对学生发表讲话时用英文背诵美国前总统林肯的葛底斯堡演说，令学生们感到惊讶。这种在不动用武力的情况下平息示威的处理手法，给当时的中国最高领导人邓小平留下了深刻印象。

有政治学者认为，从江泽民政治生涯的记录来看，他有明显的“投机主义者”的色彩。江泽民作为一名技术官僚出身的领导人，并不是中共元老所认为的“自己人”，因此只是在为政权做“守门人”。

刘效胜因为曾经担任过新闻出版局审读处长，当时也就時常參加由市委宣傳部組織的新聞界例會，也就是由市委書記或市長與新聞界的媒體大佬們對話，領導的講話要點，就是結合當前形勢，什麼不應該講，什麼可以講。

在江泽民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时，朱镕基曾担任上海市长。二人在位时期，经济改革成为江泽民时代中国最大的成就之一。中国经济几乎所有领域都推行改革——改革国企、放松汇率管制、放开房地产市场、实施分税制、加入世贸组织。中国整体上往市场经济的方向迈了一大步，也由此开启了中国历史上发展速度最高的二十年。

刘效胜说：“六四”期间，新闻例会在复兴公园的一家餐厅会议室举行。江泽民担任上海市委书记江泽民与与会的媒体大佬进行了交流。《解放日报》老总丁锡满提出，媒体是否可以报道一些批评意见？江泽民说：共产党不需要《大公报》张总编的“小骂大帮忙。”

刘效胜说：六四之前，上海市委已对《世界经济导报》作了处理，暂停出版发行。但这时的《世界经济导报》总编钦本立也出席了这次新闻例会，他对江泽民说：“导报”是一张小报，你能否为我们多担点肩膀？江泽民笑着说：你那张报纸可不是小报了，全世界都知道啦。如果要我担点责任，那么为了党和人民的利益，我当然会担当。

刘效胜笑着说：在这次例会上，我与江泽民有过一个极短暂的近距离接触，那是我们一起在厕所里撒了泡尿，只有一泡尿的时间，没有聊上一句话。

刘效胜继续说道：江泽民在坐稳中国最高领导人的位置后，他也开始塑造自己的威信与权威，试图追随毛泽东与邓小平的步伐，建立个人崇拜，确保他在党内的地位不会受到他人的挑战与冲击。

“六四”之后，一些保守派元老在军队内保有重要影响力。江泽民毫无军方背景，但伴随这些元老逐渐退出历史舞台，他慢慢掌握了对军队的控制。他还提出，禁止部队人员经商。

1989年夏天，中共派出军队镇压在天安门广场聚集的请愿学生。他曾强调，“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是我军永远不变的军魂，要毫不动摇地坚持党领导人民军队的根本原则和制度”。

江泽民与他的前任一样，他也试图在意识形态领域提炼出自己的理论思想，作为自己的政治遗产。

江泽民执政时，有人对“工人阶级领导一切”提出了质疑，认为市场经济富了权贵，工人阶级已不再是社会的主人。

江泽民为进一步发展共产党的理论，提出了“三个代表”思想，即“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

其实，世界上的那么多专家学者忽视了一个要点：“三个代表”思想将那些权贵精英列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 的“代表”，这个“代表”远高于“工人阶级”，由此，这些“代表”很快就挂上了“人大”“政协”的“代表”头衔。

“三个代表”思想在之后写入《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江泽民的“三个代表”思想没有摆脱他技术官僚的局限性，没有从理论层面上有突破性的升华提高，作为政治遗产显得十分薄弱。

与此同时，江泽民也以铁腕镇压国内异议人士，打压法轮功组织。对台湾持强硬立场，导致第三次台海危机爆发。批评者也认为，他无意推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使得中共不断走向专制。

其中，打击法轮功给他的人权记录留下了极有争议的记录。法轮功为李洪志提出的一种气功修炼法，于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在中国迅速兴起，吸引了数千万人加入该组织，也逐渐引起中共注意。

1990年4月，陈云在致信江泽民时，就突然提到了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问题，他说：“利用宗教，同我们争夺群众尤其是青年，是国外阶级敌人的一个惯用伎俩，也是某些共产党领导的国家丢失政权的一个惨痛教训。中央应该切切实实地抓一抓这件大事，现在是时候了!” 但是，陈云在1995年4月去世了。

江泽民对陈云的信非常重视。江泽民结合陈云提出的“利用宗教进行反革命活动”的问题，对李洪志提出的法轮功进行了调查和研究。

于是在1996年，中共宣传机器《光明日报》公开称法轮功为“封建迷信”，引发了中国各地法轮功学员不满，他们开始不时针对批评法轮功的机构示威抗议。

1999年4月，一万名法轮功成员在北京中南海前举行和平示威，抗议当局拘捕他们几名领袖。自此，中国开始大规模镇压法轮功活动，将法轮功定性为邪教。官方媒体也将法轮功组织描述为宣扬谬见、误导群众及危害社会稳定的组织。但法轮功成员坚称，他们是个奉公守法的和平组织，通过静坐和练习气功强身健体。

法轮功成员众多，且深入中国社会不同阶层，无疑会给十年前刚经历过“天安门”事件的中共政权感受到威胁。而对法轮功的取缔也十分全面，涉及中国各个角落。自1999年至2000年的一年间，有数百万学员受禁令影响退出组织，超过3万名法轮功学员遭逮捕。中国当局对法轮功的打压一直持续到今天。但海内外媒体或专家学者，谈及打压法轮功那些事，总是将矛头直指江泽民，却没人会联想到陈云致江泽民的信。

江泽民在确保自己国内的稳定地位之后，试图提升中国在国际上的形象，且十分乐于利用自己的知识与背景吸引国际社会的注意。

六四天安门事件发生后，国际社会对中国政府的做法评价不一。国际社会大多数谴责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以武力驱离示威群众，许多西方国家亦一度实施经济制裁，并至今实行武器禁运。对于中国政府通过武力镇压处理抗议活动的方式引起来自西欧、东欧、北美洲、澳大利亚和一些西亚与拉丁美洲国家的批评，其中西方国家政府和新闻媒体更是对此严厉谴责。

但是值得注意的是许多亚洲国家则在抗议期间持续保持沉默，其中印度政府一方面下令国家电视台减少相关报导以免损害与中国之间的关系，但是另一方面也对于因为中国军队清场而死亡的民众表达同情之意。

而多数对该事件作出反应的非洲国家则认为该事件属于中国内政，并且对该事件表示同情。

根据日本外务省在2020年12月23日公开的1989年前后外交文件，日本政府在6月4日当天决定对中国和睦，并反对西方对中国制裁。

而包括朝鲜、巴基斯坦、古巴、罗马尼亚、捷克斯洛伐克、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和一些中东及非洲国家则表态支持中国政府的作法，并且谴责相关的抗议活动进行。

许多海外的中国留学生为了表示支持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活动，于欧洲、美洲、中东和亚洲等地的城市发起示威活动，并且开始在互联网上架构提供新闻服务的《华夏文摘》和创建非政府组织中国民主后援国际；而在中国军队以武力驱散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群众后，这些海外华人则组织如中国民主团结联盟和全美中国学生学者自治联合会等团体，并且在1990年代中期以前拥有一定的政治影响。

然而对于许多西方国家来说，中国政府对于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活动的处理方式破坏了自身的国际声誉。许多西方国家新闻媒体从原本计划采访5月举行的中苏首脑会议而转向报导有关早期戒严行动的情况，示威群众抓住这个机会并且开始为国际电视台的观众制作标志和旗帜，而这也使得西方社会对于中国学生的抗议活动多表示同情。而在中国政府对于如何处理媒体报导示威活动而犹豫不决时，也意味着为中国和海外记者报导抗议活动时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环境。抗议活动的影像纪录在事件之后20年强烈影响了西方对于中国的看法和相关政策。其中一男子阻挡坦克行进的图像变成该事件重要的标志，被称为“坦克人”，且长期在西方社会成为公民反抗专制政权的象征[。《时代》杂志更是以“无名的反抗者”将其列入20世纪100位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另外一方面，对于当时仍然是英国殖民地的香港来说，六四事件的发生使得社会大众恐惧在1997年主权移交后，中国是否会违背一国两制的承诺。对此香港总督彭定康试图针对立法局展开政治改革，但这让香港政府和中国政府间发生摩擦。而对于许多香港民众来说，天安门广场上的抗议遭到镇压成为了一个转捩点，许多民众因此对中国政府失去了信任；再加上当时香港市民普遍对香港主权移交后的地位感到不确定，使得1997年前出现了大规模的移民潮，许多人前往加拿大或澳大利亚等西方国家生活。英国政府为了阻止人才随着移民潮而外流，同意让香港政府施行居英权计划，授予部分香港民众正式的英国公民身份。而自1990年后，香港每年都有数万名民众参与由香港市民支持爱国民主运动联合会主办的大型“维园六四烛光晚会”活动。香港在1997年主权转移给中国后，相关的纪念活动仍在持续进行。

六四事件过后，澳门在中国政府秋后算账下陷入一片白色恐怖中，两个高调争取平反“六四”的组织被暴力袭击，当中“东大学生关注北京学运小组”在负责人聂国瑞遭人以玻璃瓶袭击头部后宣布解散，而民联会的成员则因职业威胁、家庭压力、经济封锁和暴力袭击而四散，当时任职中国银行经理的吴国昌受压辞职，在青洲小学任教的区锦新也被解雇，后来更被人用木棍扑头，民联会除了区锦新和吴国昌以外的成员大多离去。后来二人先后从政，透过直接选举进入立法会，直到现在两人仍然坚持举办六四悼念集会。

 六四事件后，包括台风战斗机等欧洲制军事装备受到武器禁令的限制，皆无法出口到中华人民共和国。

中国的形象在六四事件发生后，从原先展开现代化改革的反苏盟友，转变成为镇压示威群众的类斯大林威权主义国家。之后反对中美间自由贸易的蓝队阵营也多次提及六四事件，并且以此认为中国对于维护世界和平和美国自身利益都将构成威胁。军队以武力实施清场的消息也对中国经济产生显着的影响，包括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和部分外国政府都要求暂停给中国提供贷款；而除了许多外国直接投资的承诺遭到取消外，中国的旅游观光业收入也从原先的22亿美元减少至18亿美元。

同时欧盟与美国都决定针对中国实施武器禁运政策，并且持续到今日。其他曾愿意供应武器装备给中国的国家还包括以色列和南非，但是在美国的压力下也渐渐停止这类合作关系。

“六四”后，中国面临以美国为首的西方世界的制裁与封锁，但修复中美关系对于中国改革开放至关重要。

江泽民曾多次提到对美关系的原则，即“增加信任、减少麻烦、发展合作、不搞对抗”，并于在任期间多次访问美国，促使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深化了中国融入世界经济的进程。

在江泽民的一系列出访中，他凭借强烈的个人风格给人们留下深刻的印象。江泽民时期，中美关系虽也经历几次惊险摩擦，但总能平静收场。

1995年，时任台湾总统李登辉访问美国，成为台美断交17年以来首位访美的台湾最高层官员。作为回应，当年解放军于台湾海峡连续数月进行军事演习，发射导弹，引发台海危机，在美国指派两艘航空母舰通过台湾海峡后，局势稳定下来。

1999年，在以美国为首的北约组织轰炸南联盟的行动中，五颗GPS制导炸弹击中了中国大使馆，导致三人死亡，至少20人受伤，中国北京、上海等主要城市随后爆发针对美国的大规模示威，当时正值中国准备加入世贸组织之际，江泽民对这种爱国示威表示支持，但要求各级干部注意避免出现过激行为，使得局面没有失控。最终没有美国人在抗议活动中死亡，双方的赔偿协议使北京得以暂时搁置此事。

江泽民在1996年对菲律宾进行国事访问时，在菲律宾总统拉莫斯的游艇上，两位领导人共同演唱了猫王的歌曲《温柔地爱着我》，还伴随音乐翩翩起舞。

江泽民曾在访问美国时自信唱起京剧、弹奏吉他，与采访过邓小平的美国记者华莱士用英文“谈笑风生”。

江泽民也曾罕有地公开发怒。2000年，香港有线电视女记者张宝华在记者会上就行政长官董建华连任问题，问江泽民“中央是否钦点”了，江泽民生气地斥责了张宝华。指责过程中，江泽民自称“作为一名长者”，“有必要告诉你们一点人生的经验”，指责香港记者毕竟“too young（太年轻）”，问来问去的问题都“too simple, sometimes naive（太简单，有时天真）”。张宝华向BBC中文回忆，看到他表情的一刻，已经知道他是“真的生气了”。而她认为，从这一点可以看出，江泽民是一个“真性情”的领导人。“领导人一般来说他们面对镜头要有很端庄的样子，但是他很真性情，就是你发脾气的时候是什么样子那个时候就是什么样子。” 张宝华称：“比起几代领导人，江泽民的个人色彩特别强，一来是因为他自己的性格，另外一方面是他真的掌权。如果你掌权，说句话都大声一点，”

邓小平离开领导层后，随着“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实行，陈云、杨尚昆、薄一波、习仲勋等元老亦逐渐淡出政坛。之后江泽民、李鹏、朱镕基、李瑞环等人组成的新一代中央领导集体正式接班。之后，废除干部领导职务终身制在后邓小平时代一直延续下来，直至2018年修宪后才被废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