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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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效胜对老潘头和南阳生、潘天亮、南丽娃、婉茹这些年轻人，谈到改革开放那些事，说道：在中国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对于如何改革，确实存在着两种截然不同的主张：“一种是党中央和邓小平同志一贯主张的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坚持人民民主专政，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改革开放，即作为社会主义制度自我完善的改革开放。另一种是坚持资产阶级自由化立场、要求中国‘全盘西化’的人所主张的同四项基本原则相割裂、相背离、相对立的‘改革开放’。这种所谓‘改革开放’的实质，就是资本主义化，就是把中国纳入西方资本主义体系。”

这两种改革观的对立“在很大程度上表现在改革开放要不要坚持社会主义方向这个问题上。”

事实证明，邓小平、陈云改革思想中的差异，显然不是上述意义上的对立，他们在要不要改革、在坚持改革开放的正确方向和发展问题上，是完全一致不存在任何分歧和对立的。正如薄一波所说的那样：“在改革开放的新时期，小平同志作为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核心，陈云同志作为这个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他们卓越地发挥了‘登台演主角’的作用，成功地开创了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正确道路。”

邓小平、陈云的改革思想中的大同，主要是由二人的经历类似、信仰一致决定的，他们都是党的第一代、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都是坚定的马克思主义者，因而他们对中国的改革有着共同的认识基础。

邓小平、陈云的改革思想中的小异，主要是由二人的性格特点、工作方法和所处的具体位置不同决定的，二人在这些方面各有所长，差异明显。这种差异具有互补的作用。邓小平、陈云的互相配合与互补，正是中国新时期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新局面得以开辟并取得巨大成就的重要因素之一。

1986年，陈云邀请邓小平、李先念到家秘密长谈。当时陈云和邓小平都已年过80，李先念也接近80岁。他们商定在十三届四中全会后，尽管完成“全退”的心愿。从1987年到1992年这五年期间，是陈云从“半退”完成彻底“全退”的五年。

邓小平、陈云不仅为自己的全退作准备，而且非常关注对打江山一代的红色后裔接班问题。

刘效胜认为：放眼中国当代政坛及企业、金融各个领域，打江山一代的红色后裔大批接班，掌控着共和国重要命脉。这一切都有赖邓小平、陈云等中共元老深谋远虑的谋划安排。

刘效胜对南阳生和潘天亮说：在我的手机里存储了一段法广记者采访明镜集团总主笔高伐林的对话，你们不妨看看。

 

法广：中共打下江山的那一代，是什么时候对培养自己的子女产生紧迫感的？

高伐林：中共建立政权之际，开国元勋们都在30出头到50岁上下，都还算年富力强，权力交接问题还不突出。毛泽东在上个世纪60年代提出全党要重视培养“革命事业接班人”，一代新人要在大风大浪中锻炼成长。但那个时候，他们是从广义上普遍号召“争当接班人”；经过文革之后，元老们一来年事已高，中共1982年开十二大时，邓小平78岁，陈云77岁；二来受到底层民众的猛烈冲击，对造反派心有余悸，他们多次说过：王洪文、蒯大富这些人有年龄优势，我们拼不过他们呀，那么，“让我们的子女接班不会挖祖坟”。这一期《新史记》发表阎淮的回忆文章，披露了他们的长远图谋。

法广：这位作者阎淮是什么人？

高伐林：阎淮也是个“红二代”，文革前考入清华大学，1982年8月被陈云办公室安排，调进中组部刚刚组建、李锐担任首任局长的青年干部局。最近他出版一本回忆录《进出中组部》，谈到在青年干部局的工作经历：成立这个局，就是要加紧发现、遴选和提拔他们信得过的新生力量，同时要防止、清除文革中的造反派。阎淮在那里工作的几年，正赶上八十年代中期的中共几次新老交替。他当时年龄轻、资历浅、级别低，然而代表的是号称“天官第一部”、掌管官员仕途的中组部，权力很大，他考察了一大批待提拔的后备官员，其中有一大批后来成为正国级、副国级、省部级领导人，像习近平、张德江、李长春、吴仪、李铁映、张立昌……他披露了中组部如何贯彻实施元老们的意图。

法广：元老们的意图是什么呢？

高伐林：简而言之，两句话，第一句：要严格把关，决不能让文革造反派“混入”后备干部队伍，重新掌权；第二句：要掌握政策，决不让自己的子女“红二代”被当成“三种人”，仕途受到阻碍。

法广：“三种人”的意思是什么，指的是哪三种人？

高伐林：“三种人”是当时一个特定的政治概念，指：造反起家的人，帮派思想严重的人，打砸抢分子。定为“三种人”，就像过去定为“地富反坏”一样，意味着划进敌对阵营，属于控制对象。阎淮负责在全国范围内对文革期间大学生造反组织头头“记录在案”工作，这就是社会上清理“三种人”在大学里的翻版，只不过这些头头文革中都是青年学生，所以就不给处分了，只是由学校通知其现在工作的单位，记录在案，也就是说，他们未来的提拔重用就没戏了。

法广：打击面有多大呢？

高伐林：不小。阎淮因为离开中组部时按照规定交回了文件和工作笔记，记不住具体数字。但他是清华校友，得知母校被“记录在案”者为58人。一所大学就这么多，全国各大专院校加起来，数字也就很惊人了！

阎淮讲过两个例子，一个例子，说明中共元老们的政治意图是什么；另一个例子，说明所谓注意政策是怎么回事。

法广：你介绍一下这两个例子吧。

高伐林：第一个例子：阎淮代表中组部主持北京各大学领导干部“记录在案座谈会”，清华一位领导提问：“红卫兵推倒古迹建筑‘二校门’，贺龙的儿子贺鹏飞是否要‘记录在案’？”这个问题很有普遍意义：1966年血腥“红八月”，带头“扫四旧”、随意打死人的多是高干子弟，难道不是货真价实的“三种人”“打砸抢分子”？

法广：中组部怎么判定呢？

高伐林：阎淮私下对这位领导交底，说了句大实话：“老人家们此举专为整治批斗他们的造反派，岂能拿自己子弟开刀！”他回去汇报之后，中组部办公厅马上通知北京市委组织部并转发全国各大学：“文革初期保守的老红卫兵不是造反派，其头头不属于‘记录在案’范围。”后来陈云对高干子弟孔丹来信，做了同样的批示：“这些红卫兵不属于‘三种人’，其中好的还应是第三梯队的选拔对象。”对犯有打砸抢罪行的“红二代”大开绿灯，才有了他们今天的炙手可热。

法广：第二个例子是什么呢？

高伐林：我们知道，文革中各地、各单位的造反派，虽然都是响应毛泽东“造反有理”的号召揭竿而起，但不是铁板一块，其中有较激进的，也有相对温和的，有些造反派并未参与打砸抢。清华大学温和派造反组织“四一四”的头头陈楚三，应中组部官员的要求，写了一篇介绍文革情况的文章，强调他们与中央文革支持的蒯大富一派作斗争的。这篇东西后来也送到陈云那里了。

法广：陈云对这个问题怎么表态呢？

高伐林：按照一般人的想法，领导应该告诫“注意政策”，注意区别对待，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但是陈云表态让人大跌眼镜：在他眼中，凡是造反派，全是一回事！他在刚才说到的那个批示后面紧接着就说：“像陈楚三这样的人要特别警惕，绝不能让他们混进第三梯队”！

这个例子非常典型地表现出中共这些元老们一系列的自相矛盾：一方面，他们口口声声要维护毛泽东的旗帜；另一方面，他们对曾经上了毛泽东的当、一度起来造反的人，一概毫不留情打下去，永远不得翻身；而同时，他们又将自己的子女小心地圈出来，保送他们踏上政坛快车道。这一切矛盾之处，目的一以贯之：保住他们自己的红色江山。

 

南阳生和潘天亮看了这个微信后，对刘效胜说：我们涨知识了，至少知道了“红二代”和“官二代”的来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