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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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效胜回顾说：邓小平于1989年6月9日发表公开谈话《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并批评示威活动者的目的。邓小平在6月9日的谈话中提到：“让大家看看，解放军究竟是什么人，有没有血洗天安门，流血的到底是谁。这个问题清楚了，就使我们取得了主动。”

6月9日，邓小平在其他高层的陪同下前往中南海怀仁堂接见戒严部队高级干部，而这也是自从学生发起示威活动以来邓小平首次于公开场合出现。

邓小平于1989年6月9日《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时的讲话》，其实也就是官方定调：

 

这场风波迟早要来。这是国际的大气候和中国自己的小气候所决定了的，是一定要来的，是不以人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只不过是迟早的问题，大小的问题。而现在来，对我们比较有利。最有利的是，我们有一大批老同志健在，他们经历的风波多，懂得事情的利害关系，他们是支持对暴乱采取坚决行动的。虽然有一些同志一时还不理解，但最终是会理解的，会支持中央这个决定的。

 

……事情一爆发出来，就很明确。他们的根本口号主要是两个，一是要打倒（中国）共产党，一是要推翻社会主义制度。他们的目的是要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人民要求反腐败，我们当然接受。那些别有用心的人提出的所谓反腐败的口号，我们也要当好话来接受。当然，这个口号仅仅是他们的一个陪衬，而其核心是打倒（中国）共产党，推翻社会主义制度。……改革开放这个基本点错了没有？没有错。没有改革开放，怎么会有今天？

 

……以后我们怎么办？我说，我们原来制定的基本路线、方针、政策，照样干下去，坚定不移地干下去。……要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制定的一系列路线、方针、政策，要认真总结经验，对的要继续坚持，失误的要纠正，不足的要加点劲。总之，要总结现在，看到未来。

 

邓小平在接见首都戒严部队军以上干部讲话后，陈希同做了《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

报告称：

中国政府对六四事件的官方立场认为为了控制“政治风波”、因此使用武力是必要的，而这也确保了经济成功发展所必须拥有的稳定社会；包括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中国领导人在被外国记者问到这类问题时，都会不断重申中国政府的官方立场。

陈希同做的《关于制止动乱和平息反革命暴乱的情况报告》在人民出版社、中共党史出版社出版的《中国共产党简史》中始有所提及，书中首度出现了标题为《经受政治风波的考验和治理整顿的完成》的关于六四事件的正式记载。这份史料将六四事件称为“1989年政治风波”，并收录了关于胡耀邦逝世、四二六社论在内的事件相关内容。在文中的后几小节中，也记录了中国当局对此的反思与相关措施，内容涉及贪污问题的解决，经济政策的调整。

同时，中国政府也不断控制有关1989年天安门广场上抗议活动的大众印象，当有提及到此事，印刷媒体必须与中国政府对于六四事件的说法保持一致。另外中国政府还准备了一份白皮书以说明政府对于抗议活动的观点，之后中国政府内部匿名人士将这些档案运出海外并且在2001年时由公共议题出版《天安门文件》。

六四事件30周年前夕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部长魏凤和参加香格里拉对话时表示“六四事件是一场风波和动乱，中央采取果断措施，制止和平息了这场动乱，是正确决定，正因此才能保持国内稳定。

中共中央则在十九届六中全会中，回顾了六四这段时间后提出了官方决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特别用一段篇幅指出了此事件，并谴责反共反社会主义的外部势力，该文透过定性八九六四的发展影响，并发表正式看法，来着重强调政府在“抵御风险和驾驭复杂局面”的作用。决议大致叙述了二十世纪末出现了国际大气候（苏联解体、东欧剧变）和国内小气候（经济改革的诸多问题），该局势下操弄所导致的八九年春夏之交政治风暴，此后国家依靠人民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捍卫了社会主义，以及维护人民根本利益并综合后续一系列政绩等进行总体结论。

邓小平演讲中则称呼因为六四事件而丧生的解放军士兵为“烈士”，并且指出示威活动的目的是为了推翻现政府，希望能进一步“建立一个完全西方附庸化的资产阶级共和国”。

邓小平认为示威者之所以不断强调包括官员贪污等有关的投诉，便是为了掩盖其底下试图将当前社会主义制度加以取而代之的真正动机。他之后还以此观点表示：“这整个都是仍坚持帝国主义之西方世界的计划，他们企图让所有社会主义国家逐一放弃社会主义道路，然后将它们带往另一条充斥着国际资本以及垄断资本主义的道路。”

但对于六四事件许多当时的政府官员也存在有各自不同的见解，其中陈希同在2012年逝世前便多次对于流血事件感到遗憾，而当时担任赵紫阳政治秘书的鲍彤则多次呼吁中国政府应该平反示威活动。

杨尚昆则在1998年逝世前向军医蒋彦永表示六四事件是中国当局犯下的最严重的错误，并且认为将来有一天该事件将会获得纠正。

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领导高层撤除了反对实施戒严的赵紫阳其在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的职位，而同样反对戒严并且在决定是否戒严时投下弃权票的胡启立也遭到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撤职。

不过相对于赵紫阳随后遭到软禁并且持续到2005年逝世为止，胡启立仍然保留党籍，并且在“改变他的意见”后重新被任命为机械电子工业部副部长。

而同样具有改革思想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万里在提前从海外返回北京首都国际机场后，中国政府便以健康理由将其拘留并且实施软禁。同样在“改变自身想法”后万里从软禁中获释，之后万里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的职务，直至1993年任期届满后退休。

六四事件的发生直接导致了改革开放尤其是中国政治体制改革停滞，赵紫阳被免去所有职务，包括胡启立在内，许多同情抗议活动的官员也被免职或降级，江泽民则被提拔为新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和第三代领导核心。

江泽民取代赵紫阳成为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因其在上海市处理具有改革派倾向刊物和积极响应四二六社论的作法，使得他赢得保守势力的支持。

这次学运抗议活动也让原本依照1982年宪法与往常惯例采取的权力分立有所修正，过去为了防止毛泽东的个人统治以及相关的过激行为，中国共产党决定废除毛泽东终身担任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主席职务。同时重新设立自1975年被废除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主席职务，并将其列为没有实权的虚位元首职务，同时实际上真正拥有政治权力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务院总理以及中央军委主席则由不同人担任。然而在六四事件期间，担任国家主席杨尚昆同时兼任中央军委副主席和秘书长掌握军权，并且公然与另一位中央军委副主席、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总书记赵紫阳决裂，并且转向主张使用军事武力的国务院总理李鹏和中央军委主席邓小平一派，这使得官方政策变得不一致和不连贯并且明显阻碍行使权力。

出于这一原因，同时考虑到对外交流的身份需要，自1993年起，中共中央总书记、中央军事委员会主席兼任国家主席的职务。

这次风波后，强硬派抬头，改革开放政策停滞，直到1992年邓小平南巡后才重新恢复；原先在1980年代逐渐开放的人权、民执政策等政治改革也暂止进行。

1989年10月31日，第七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中华人民共和国集会游行示威法》。根据该法，原则上举行集会、游行、示威，必须依照该法规定向主管机关提出申请并获得许可。

六四后，海内外都有人援引政治人物应该具有的“责任伦理”，对赵紫阳下台做出负面评价——赵紫阳作为手握重权的总书记，不应该仅仅为了个人道义形象而放弃政治上的“责任伦理”。这种评价假设是：首先，如果赵紫阳不在八九运动前期的关键时刻出访朝鲜，政治局就不会被保守的李鹏主导，其鼓动邓小平的幕后阴谋就难以得逞，即“4·26社论”也许就不会出台，也就不会刺激学生而导致运动的逐步升级；其次，如果赵紫阳在运动中期向邓小平妥协，邓小平就不会下决心罢免赵紫阳，即便无法避免戒严，也许可以避免六四血案；再次，只要在决定戒严之后，赵紫阳按照邓小平的意愿出席宣布戒严的党政军大会，即便无法避免血案，但只要赵紫阳能保住自己的权力，既可以减弱六四后的镇压、逮捕和清洗，也可以多少抵制极左派对改革的全面反扑，不但经济改革可以保持延续性，而且政治改革也不至于停滞十五年。换言之，赵紫阳在戒严问题上的坚持己见，起码是一种政治不成熟的表现。

如果说，在赵紫阳当上总书记之后的不够韬晦被指责为政治不成熟，那么，说赵紫阳在戒严问题上坚持己见也是政治幼稚的表现。因为，在中国已经走上改革开发的不归路的前提下，是否同意对和平表达的民意实行军事戒严的管制，绝非如何应对社会危机的策略之争，而是事关根本的政治善恶的大是大非之争。如果在此问题上还一味韬晦或妥协，赵紫阳也就不再是中共高官中的异数了，而必将象独裁制度中的其他高官一样，沦为泯灭是非善恶的机会主义政客，即便保住权力，他也就可能不再是那位矢志推动政治民主化的开明赵紫阳了，而更大的可能仅仅是，他变成第二个江泽民而已，中共官场上最常见的平庸政客。

好在，通过八九运动的大是大非的检验，赵紫阳在现实权力斗争的失败，却赢得了长远的政治荣誉和道义资源，也为那些“身在曹营心在汉”高官提供了可资借鉴的从政典范。换言之，赵紫阳在六四问题上的表现之于中共官场而言，堪称历任党魁中的最大异数，为中国的政治人物保存了政治上的道义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