醒悟（3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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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效胜回顾六四学运时说：

北京市区自6月4日军队已经控制天安门广场后军民的流血冲突持续了几天，便逐渐恢复稳定状态，不过在6月5日时西方媒体所拍摄和录制的一名男子于东长安街只身阻挡坦克车队行进的影像轰动世界各地，照片被视为整个六四事件标志性的照片之一。

之后香港和澳门随即发起大规模示威游行以声援北京的示威群众，其中澳门有十多万至二十万人参与游行抗议，占当时澳门人口的一半，该次游行亦是澳门历史上规模最大的游行，另外也有一些国家也对于军队清场一事发起抗议活动。

曾经加入天安门广场抗议活动的学生返回原本校园以及部队实施清场的消息传开后，中国内地包括成都市、西安市、武汉市、南京市、上海市和广州市等城市都在都爆发大规模的抗议行动并且持续数天。

在广州，数万学生曾将主要干道海珠桥占领了四天，整个城市交通陷入瘫痪。到8日，因军队即将进城，人潮只得散去。

而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在6月5日时成都市便至少有300人丧生。其中成都市当地部队使用震撼手榴弹、警棍、刺刀和电击棒攻击平民，而当天晚上警方也刻意要求医院不能接受学生或者是提供救护车服务。

而西安市在6月5日到6月6日期间，当地学生也发起大规模游行活动，并且联合参与罢工的工人开始设置路障。不过6月8日时陕西省人民政府便表示城市已经稳定下来，并且提出“先稳住动乱分子，尽量避免发生正面冲突、激化矛盾”的执行方针。

上海则是在6月5日时由学生发起示威游行并且开始摆设路障，工厂工人亦发起大规模的罢工抗议行动，一时间上海市的工人缺勤率攀升，一些工厂为此被迫停工，市工业用电量下降。这些举动使得铁路与道路交通陷入瘫痪，同时早上许多大众交通工具也无法正常提供服务，英国广播公司则报导说：“数万名工作人士因而无法正常上下班。”第二天上海市人民政府派遣6,500人清除道路上的路障以恢复通行。

然而当天晚上8时30分，来自北京的161次列车撞死在光新路道口6名尝试要封锁火车来往的群众，另外6人受伤。晚上10时现场便聚集超过30万人，而群众也开始殴打火车司机以及工作人员并且焚毁数辆火车车厢以表达不满，造成包括邮政车在内的9节车厢被燃毁，沪宁、沪杭铁路中断。

6月7日时，同济大学、华东师范大学和上海理工大学等学校学生纷纷强占各自学校的礼堂以及教学大楼，并且将其安排成灵堂以悼念六四事件的伤亡者。越来越多学生们参与架设路障阻碍交通的行动，但在听闻上海也有可能戒严后便有3,000多人决定暂时离开校园。当天晚上，上海市长朱镕基发表电视谈话，并且提到：“作为市长，在此郑重声明，市委、市政府从来没有考虑过要使用军队，从来没有打算实行军管或戒严。我们只追求稳定上海、稳定大局，坚持生产、保障生活。”

6月5日时，武汉当地约有20,000名大学学生决定游行到天安门广场表达不满，另外示威群众也分别封锁武汉长江大桥的交通以及集结在武汉站前的广场。第二天学生继续在街头游行示威并使当地交通被迫中断，同时约有10,000名学生决定直接在铁轨上静坐抗议，这导致来往北京、武汉到广州的铁路路线被迫中断，此外学生还鼓励当地各大大企业的工人发起罢工活动。6月7日凌晨学生们开始以公车和路障阻碍交通，并纷纷于各处架设灵堂来纪念六四事件的伤亡者。然而一小群激进的学生拦下一辆货运列车并且开始在列车上泼洒汽油，不过在准备焚烧时成功被警方阻止。但这使得当地警方与居民关系渐趋紧张，居民开始提领现金并且抢购物资。

6月5日、6月6日到6月7日，南京当地学生发起游行活动并四处发表演讲，此外示威学生亦封锁附近联络交通并尝试联合工人发起罢工。6月7日早上7时左右，包括河海大学在内几间大学400多名学生以4辆公共汽车驾封锁南京长江大桥持续到傍晚，而南京大学为主的在校学生则在中央门各处摆放路障。一直到当天下午4时以后学生与群众才被说服并且撤离，也让交通一度恢复。然而6月8日，包括南京大学与河海大学等校学生重新控制了南京站周遭一公里的交通，同时学生们也陆陆续续于南京长江大桥上静坐表达不满。对于学生激烈的反应，中共江苏省委认为当地局势已渐趋失控，并陆续向学生表示公安部将会严惩行动的策划人。

在军队成功控制天安门广场后，中国大陆当局开始针对参与示威抗议的群众展开大规模逮捕行动，并且也撤除相关工作或者支持抗议群众的政府官员的职务。

根据北京市委办公厅所编出版的《1989北京制止动乱，平息反革命暴乱纪事》提到，北京市在“六四”后共抓捕了1,103名涉及“暴乱”的疑犯。有市民因为仅仅在街上拿走士兵遗下的军用包就被控以抢劫罪名，判处七年、十年的监禁。许多参与六四事件的人士之后陆续流亡海外，

曾经担任赵紫阳助手的鲍彤则被指控泄露国家机密和反革命宣传，并于1992年7月被判有期徒刑7年。

王丹和赵常青则是少数几位被列为通缉犯并遭到逮捕的学生领袖，被列为学生领袖通缉名单之首的王丹先是被判处4年的有期徒刑，在1998年以保外就医的理由离开监狱，并获准移民前往美国居住；他而后在哈佛大学获得学士学位，主要从事学术工作。赵常青因为被视为一名在抗议活动中影响力较小的公众人物，在获得为期6个月的监禁后获得释放，但之后由于继续要求中国展开政治改革而再度遭关押。吾尔开希在事件后逃往台湾，并长期在台湾中央广播电台从事政治评论员的工作；之后他曾三度表态愿意自首，并希望返回中国大陆探视亲人，不过最后都被遣返回台湾。李录则在华尔街成为投资银行家，并且成立了一家公司。柴玲先是流亡法国，之后再转到美国寻求政治庇护；后来她于美国高科技公司工作，并成立了关注中国大陆女性权益和计划生育问题的非营利组织女童之声。

陈子明和王军涛则是在1989年年底准备流亡时遭到逮捕，中国大陆当局指控他们为整起抗议活动的“幕后黑手”并且于1990年判处13年有期徒刑。

军队在6月4日镇压天安门广场的示威群众后，中国政府开始加强控制新闻媒体和公民言论等自由，同时因六四事件惩处国内外媒体工作者。尽管国家媒体在军队实施清场刚发生后大多报导同情学生的内容，但是之后所有负责人遭到撤离职位作为处分，或者接受检讨和人人过关。

其中在6月4日至6月5日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的《新闻联播》上，个别负责报导此次事件因表现悲痛情绪的4名新闻主播分别是杜宪与张宏民、薛飞和李瑞英搭档。但事件之后央视过关学习，杜宪和薛飞的态度不改，被调离处分，三年后先后离职。而李瑞英、张宏民等人检查符合要求，才有了日后的天壤之别 。中国国际广播电台英语部节目副主任，同时也是前中国外交部部长吴学谦儿子的吴晓镛和英语播音员陈原能也因为其负责的节目对示威群众表示同情之意，后来吴晓镛事后被捕，陈原能则被禁止出国。而人民日报由于发表同情示威群众的报导，包括社长钱李仁与总编辑谭文瑞等编辑都因而撤职。而包括吴学灿等编辑人员则是因为在未经许可的情况下出版特别相关报导，纷纷被判处有期徒刑4年。

所有国际新闻媒体在北京市实施军事行动期间被勒令停止广播，同时当局早在5月24日就关闭了卫星传播的线路。然而许多广播公司仍然无视这些禁令而尝试借由试电话向外界报告情况，而许多相关的拍摄视频纪录也很快被偷偷地运出中国大陆，这也包括西班牙电视台在6月4日凌晨所拍摄的天安门广场情势独家纪录。而在军事行动期间一些外国记者则遭到中国大陆有关当局的骚扰，其中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记者罗斯以及搭档摄影师便遭到中国大陆当局拘留，然而在他仍然不断透过移动电话报导天安门广场的情况。之后几名因为报导中国大陆当局派遣部队清场的外国记者在随后几个礼拜遭到驱逐出境，而其他记者则持续遭到当局骚扰或者是被列入黑名单之中。各国驻上海领事馆则被中国大陆当局告知并无法保证记者的人身安全，并开始要求每家新闻媒体必须遵从新颁布的准则内容。

为了排除同情天安门广场示威群众的干部，中共领导高层发起了长达一年半的整顿方案以“严格处理内部强烈倾向资产阶级自由化道路的党员”。根据报导有将近40,000名中国官员被调查其在抗议期间的作为，有超过30,000名中国共产党党员的职位因此被迫调动，甚至估计有超过1,000,000名官员其政治可靠程度遭重新评估。

而在这一期间，几名中国外交官则前往国外要求提供政治庇护。而抗议行动造成中国当局决定加强其作用，在六四事件发生后许多在1980年代引入的自由作法遭到撤销，同时中国回到传统列宁主义的模式并且重新控制新闻出版和大众媒体。

不过六四事件使得中国大陆当局了解到无论是中国人民解放军或者是北京警方都缺乏如橡皮子弹和催泪瓦斯等充足的镇暴设备，因此在这次抗议行动结束后中国大陆各个城市的镇暴警察陆续获得非致命的相关装备。同时六四事件还促使得中国大陆当局决定增加国内“维稳”开支，并且扩大中国人民武装警察部队在镇压城市抗议活动时的权限。

中国大陆有关当局陆续逮捕或者拘留了共计数万名来自中国大陆各地的群众，而根据对话基金会援引各省级人民政府的资料指出在1989年春天时有1,602名与抗议活动有关的人士被判处有期徒刑。许多人被安排至监狱监禁或者是送往劳改营，并且被禁止与他们的家人会面。而相关单位除了时常对这些涉嫌参与示威活动的群众以酷刑施压外，还将这些持有不同意见者与杀人犯或者强奸犯安排在同一个牢房内；同时由于许多人遭到逮捕使得牢房空间不足，甚至没有足够的空间让每个人都可以入睡。上海监狱和劳改队开展“平息反革命暴乱”为内容的思想政治教育，播放《飘扬，共和国的旗帜》等录像。

2008年11月3日至11月21日期间，禁止酷刑委员会举办第四十一届会议，并根据《联合国禁止酷刑公约》第19条审议会员国提交的报告。当中禁止酷刑委员会对于中国当局处理六四事件的方式感到担忧，认为尽管许多家属提出“在1989年6月4日于北京镇压行动中遭杀害、逮捕或失踪”的申诉，但中国当局却迟迟没有展开调查。同时禁止酷刑委员会也提到中国大陆当局并未告诉家属相关人士的下落，而对过度动用武力的负责人也无任何行政或者刑事处分。

2009年12月，中国政府回应禁止酷刑委员会建议，表示已经就“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完全结案，并强调当时采取及时且果断的手段是必要和正确的。中国政府还认为将六四事件形容成“民主运动”扭曲了事件反政府的本质，并且认为这些意见与禁止酷刑委员会的职责并不符合。

但有关死伤人数，由于中国官方拒绝提供更多事件资料，导致数据模糊且出现多种版本，单是死亡人数的估计便从百余人至上万人都有。1989年6月6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官员召开新闻发表会，发言人袁木表示“初步统计”包括部队士兵、大学学生、非法分子和误杀群众在内，有近300人死亡。袁木还提到有5,000名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士官和士兵受伤，而包括违法暴徒和围观群众在内、有2,000名平民受伤。根据北京市警方的调查，在北京市遭到杀害的平民“包括大学教授、技术人员、政府官员、工厂工人、小型私营企业拥有人、退休工人、高中学生和小学学生等，其中最年轻的仅有9岁”。而自中国政府于6月6日召开新闻发表会后，六四事件的实际死亡人数和天安门广场伤亡问题便不断出现争论，有“死者都在天安门广场外”与不同日期的说法。原因在于中国政府展开军事镇压后，便不断控制任何资讯的发布；之后则严格禁止在中国境内研究相关主题，使得今日对于实际死亡和受伤人数仍然不清楚。各方来源提供的伤亡估计，各说各话下亦有很大的出入，声称人数从无人丧生至数千人丧生的说法都有。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1989年第11号）所提供资料，中国人民解放军军队、武警及警察有数十人被害，6,000多人负伤；非军人有3,000多人受伤，200余人死亡，包括36名大学生、医护人员、群众。海外报道的死亡人数一般显着多于大陆报道。2014年美国白宫解密文件显示约有10,454人死亡、40,000人受伤。白宫的报告引述自戒严部队的消息人士提供的中南海内部文件。2017年底，英国国家档案馆解密的文件显示，有中国国务院的成员（名字在档案中被涂黑）称1989年天安门事件至少造成1万多名平民死亡，这是目前最高的数字。

1989年6月21日，纪思道在《纽约时报》专栏提到因为缺乏实物证据，而很难确认伤亡的实际人数，但也提到“合理数字应该是大约有50名士兵或警察死亡，以及400名至800名平民丧生”。美国驻华大使李洁明则表示美国国务院外交官看见军队向未持有武器的群众开火，而美国驻华大使馆的员工也曾前往现场搜集部队杀害民众的证据，走访北京附近的这些医院后认为约有数百人遭到枪杀。子女因为这次事件丧生的丁子霖、张先玲等人则共同成立天安门母亲运动后，持续尝试调查死者家属，并记录死者相关资讯；天安门母亲运动确认的失踪与死伤者清单从1999年提出的155人、2005年提出的187人、2010年提出的195人，在2011年8月共有202人获得确认。在天安门母亲运动所搜集的死者资料中，除了因事件而直接丧生的民众外，还包括4名自杀人士、以及6月4日后因抗议活动而遭杀害者，是目前有名有姓者。

另一方面，根据吴仁华对于戒严执法行动的相关研究，除去治安人员外只有15名军人经确认是因为遭到杀害而丧生。在死亡原因已经确认的15名军事人员中，有6名士兵是因为搭乘的卡车翻覆，车体随后燃烧而丧生；一名隶属第39集团军宣传单位的摄影师因为没有穿着制服，在拍照过程中遭到枪杀；以及在同年7月4日，一名第24集团军排长因为心脏麻痹逝世。剩下7名军事人员的死亡原因，吴仁华认为应该是排除天安门广场上的示威群众时，在任务过程中阵亡。

此外，中国各地仍有示威者伤亡，由于当地记者较少，没有特意记录而难以估计。但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在6月5日时成都市便至少有300人丧生，其中成都市当地部队使用震撼手榴弹、警棍、刺刀和电击棒攻击平民，而当天晚上据称警方也刻意要求医院不能接受学生或者是提供救护车服务，间接导致死者增加。位于成都的天府广场因此也被称为成都“天安门”。

至今大多认为绝大部分的枪击事件，发生在天安门广场以外处。另外也有报导指称学生离开天安门广场后，军队仍在北京音乐厅附近向学生开火。而中国政府在6月6日召开的新闻发表会上，军事发言人张工坚持表示并无民众于天安门广场上遭到枪杀，军队亦没有使用坦克辗压在广场的民众。

清场期间负责监督执行状况的戒严部队副指挥迟浩田，则在1996年访问美国时坚持强调天安门广场上并没有人死亡。相比之下，西方的新闻媒体则广泛报导天安门广场上的“屠杀”。柴玲便表示坦克进入天安门广场后辗压帐篷，并杀害坚持不肯离去的学生；一些从广场撤离的学生则认为，有群众因待在人民英雄纪念碑附近而遭到杀害。之后军方出动直升机清理天安门广场，更让怀疑论者认为中国政府试图掩盖广场发生屠杀的事实。

但侯德健、潘文等同样在待在纪念碑旁的人士，纷纷表示尽管在天安门广场有听到枪声，但并没有看到任何针对示威群众的大规模持枪射击，或是坦克辗压群众的情况发生。

时任北京市长陈希同也是认为天安门广场没有死人的重要支持者。他说他当时就在广场上的人民大会堂，看到是和平清场离开并称外电所说的“天安门广场血流成河”不是事实。

美国国务院内部针对事件提出总结时，则提到：“屠杀发生在长安街等北京主要干道，而不是在天安门广场本身。”这些说法使得之后记者依照现有证据进行判断，认定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凌晨并没有民众于天安门广场上丧生。在维基解密所泄露的外交电报中，6月3日晚上至6月4日凌晨待在天安门广场东北角的智利外交官加洛，便告知美国大使馆工作人员在广场上并未目击到群众遭遇枪击，在这期间只有听到零星的枪声。不过另一篇外交电报提到一名执行清场任务士兵的母亲，从自己儿子口中得知当时隶属的部队安排在天安门广场东南角，并曾使用机枪扫射而造成许多平民丧生，该电文还提到这名士兵为基督徒。尽管电报中提到无法验证来源是否真实，但仍然被美国驻上海总领事馆当作目击者报告看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