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九节 阎锡山在抗战失利后反共趋日的蜕变

沈阳先生　撰稿

　　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日军大举南侵。阎锡山经吉县渡过黄河到陕西宜川县秋林镇避难。在八路军、山西新军和晋绥军的打击下，日军退缩于铁路沿线和平原地带，广大山区成为抗日军民的根据地，中共领导的晋绥、晋察冀、晋冀鲁豫边区相继成立。阎锡山根据形势游弋于黄河两岸。山西抗战进入相持阶段。

阎锡山眼看共产党的影响迅速扩大，新军和牺盟会逐渐发展成为独立的政治力量，感到继续下去势将动摇自己的统治，于是决心消除中国共产党对新军和牺盟会的影响。

8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召开的由军师长参加的“古贤会议”上，即鼓动旧军反对新军，旧派反对新派，并说“天要下雨，赶快准备雨伞。一落人后，便要吃亏”。

　　阎锡山撤退至临汾进行整顿，成立民族革命大学，公布了与中共《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内容基本相同的《民族革命十大纲领》。民国二十七年(1938年)2月16日阎成立了以旧派人物为骨干的“民族革命同志会”，自任会长，以之与共产党控制的牺盟会和国民党抗衡。

民国二十八年(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举行五届五中全会，在讨论继续抗战、强化国民党的同时，还提出防共、限共、溶共的一系列措施。

阎锡山积极贯彻实施，于三月在陕西宜川县秋林镇召开了“秋林会议”，公开提出取消新军的政治委员制度，企图把新军统一于旧军；还说“不能抬上棺材抗战，仗总要有个了结，汪(精卫)先生走的路，未尝不可取”。这种破坏团结准备投降的论调，受到牺盟会和决死队领导人薄一波等的坚决反对。

12月初，阎锡山又配合蒋介石的第一次反共高潮，发动了旨在消灭牺盟会和决死队的“十二月事变”(晋西事变)。新军各部闻警应变，阎锡山的阴谋未能得逞。“十二月事变”标志着阎锡山联共抗日路线的终结。

　　中国共产党为了维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促使阎锡山继续抗战，于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2月派王若飞、肖劲光与阎锡山谈判，确定以汾阳经离石到军渡的公路为晋西北与晋西南的分界线，晋西北为八路军和新军的活动区域，晋西南为晋绥军的活动区域。这在一定程度上恢复和保持了中共同阎锡山的统一战线关系。从此，阎锡山在山西只能控制晋西南的二十几个县。

这时，阎锡山又运用“中庸哲学”研究同三方面的关系。阎锡山认为大敌当前，蒋介石无暇整治他，毋须顾虑；共产党和八路军日益强大，群众十分拥护，已不再是可以被利用的力量了，而且会同牺盟会和新军联合起来反对他，是威胁他存在的主要敌人；日本侵略军仍是难以战胜的，抗战前途非常渺茫。

于是阎锡山产生了玩勾结日本这张牌以对付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念头。日本帝国主义也有诱阎锡山投降以便把军队转用于其他战场的想法。双方勾结的条件逐渐成熟。

民国二十九年(1940年)夏，阎锡山开始同日军代表接触。11月，阎锡山令其第七集团军总司令赵承绶根据“亚洲同盟，共同防共，外交一致，内政自理”的原则，与日本山西派遣军参谋长楠山秀吉谈判，达成双方合作、日方为阎锡山装备30个团的口头协议。民国三十年(1941年)6月，日军将孝县城让给阎军接管。

8月11日，赵承绶代表阎锡山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田边盛武以及楠山秀吉等在敌占区汾阳县城内签订了《日阎停战基本协定条款》(俗称《汾阳协定》)，商定双方停止敌对行动，阎锡山通电脱离重庆国民政府，日将山西政权交阎锡山并为阎军提供武器装备等。会后，阎锡山在敌占区太原、汾阳、临汾等地设立了办事处。至此，阎锡山已由联共抗日转变到联日反共的危险境地。

与此同时，阎锡山为了适应形势的变化，在驻地吉县克难坡由“民族革命同志会”对其军政人员进行“洪炉训练”，提出“存在即是真理，需要即是合法”的谬论。他创作的《洪炉歌》词则强调“精神整体，合作分工，组织领导，决议是从”，为集体降日进行思想和组织准备。

为了扫除降日障碍，阎锡山强化“同志会”的组织领导，命令所有军政经人员及中学以上学生，都须参加“同志会”，开会必呼“会长万岁”等口号，以树立绝对权威；还令其特务组织“政卫组”和“隰汾区战工团”(后改组为“同志会流动作队”)“肃清伪装分子”，大肆逮捕和杀害共产党员、牺盟会员、决死队官兵和进步人士。

对阎锡山与日军秘密勾结的行径，中国共产党曾多次提出警告。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为了大举侵略东南亚地区，迫切希望阎锡山履行《汾阳协定》的各项条款。

民国三十一年(1942年)5月6日，阎锡山在日方一再要求下，与日本华北派遣军参谋长安达二十三、山西派遣军司令官岩松义雄等在吉县安平村举行了所谓的“安平会议”。日本侵略军头目要求阎锡山立即宣布脱离重庆政府。

阎锡山由于受到八路军驻第二战区办事处处长王世英的规劝与警告，又见国际形势发生重大变化，日本的失败只是时间问题，同时觉得当汉奸将遗臭万年，乃采取应付态度，提出由日方先行交付答应给他的武器装备。双方各持己见，未能达成协议。

阎锡山恐被劫持，在午休时刻乘机逃走。会后，日军进行报复，击溃阎部第三十四军并俘虏骑兵军两个师。

不久，各自为了自身的利益，双方互相利用，又行勾结。

这时的阎锡山一变依靠日军而为利用日军。除了交流物资外，他派干部到敌区担任县长等伪职，并对其他伪县长发给山西省政府的委任状，以便在抗战胜利后迅速摘取胜利果实。

至此，阎锡山运用“中的哲学”又为自己营造了新三窟:蒋介石怕阎锡山投降，增加了对他的支援；中共为了使阎锡山继续留在抗日营垒，减少了对他的压力；日军为了诱阎锡山就范，停止了对阎锡山的进攻，并进一步勾结。阎锡山营造的新的三窟已就，乃得苟安于晋西南一隅之地。

民国三十三年(1945年)8月10日前后，阎锡山得悉日本将接受无条件投降的消息后，即派赵承绶到太原与日军头目商定:日军在原防区防堵共产党及八路军并听候阎锡山受降；又派部队向太原挺进。30日，阎锡山在日军保护下回到太原，随即宣布“行者”(抗战人员)和“居者”(汉奸)同样有功，并委任伪省长苏体仁、冯司直、王骧为高级顾问或高级参事，改编伪军为省防军，留用日俘万余人，作为他进行反共内战的资本。

显见，八年抗战的结果，在山西阎管区不过是阎日伪合流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