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郑洞国长孙郑建邦是民革中央副主席、全国政协常委。接受了记者的专访。郑建邦在其祖父郑洞国身边生活了很长时间，郑洞国晚年的心路历程及回忆文章，都是由他整理撰写的。
郑建邦接受记者专访时，谈起祖父郑洞国，感慨良多：“祖父也可以说是一代人的一个缩影。如果把他放在那个时代去看，很多事情就清楚了。他早年投考黄埔军校，为的是救国救民；跟随蒋介石在国民党阵营里干了20多年，不能说不努力，可还是惨败；最后，当年的对手把自己的理想实现了，他觉得挺好。”
在郑建邦看来，祖父郑洞国每一次的人生选择，都离不开他骨子里的“忠厚”。谈起祖父郑洞国的戎马生涯及后来投身新中国建设，郑建邦更是如数家珍：
郑洞国6月举家迁往北京，任水利部参事和全国政协文史专员。
1952年，祖父应周恩来之邀，迁居北京。这不是简单的搬家，而是表示他接受了新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参加新中国的建设，这是一个政治上的决定。
1954年9月，在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毛泽东主席亲自提议祖父为国防委员会委员，还受到主席的亲切接见和家宴招待。
这次到毛主席家吃饭，祖父有些战战兢兢。主席很了解祖父的心理，祖父一进屋，主席就从沙发上站起来，迎到门口，操着浓重的湖南口音讲：“郑洞国，郑洞国，你这个名字好响亮啊！”大家就笑，贺龙、叶剑英他们也在旁边笑。
坐下来以后，主席问：“你吸不吸烟？”
祖父说吸，毛主席的烟就在茶几上，祖父拿出一根就要点。主席从沙发上站起来，拿着火柴给他点烟。这个细节，也不是毛主席有意的，他跟谁都这样。但祖父却是百感交集，他能想象蒋介石会给谁点烟吗？祖父在蒋介石面前，那真的是一点都不能含糊，毕恭毕敬。这一刻，祖父确确实实感到毛主席和蒋校长不大一样。
祖父曾在家里学过毛选和马克思主义理论，可他没什么基础，学起来有难度。他想求教，就问毛主席：“您的马列主义是怎么学的？”
主席告诉他：“当初做工人运动时，开始工人都不理我，我整天在铁道上转来转去，心里特别痛苦，也着急。后来明白了，脸还是娃娃脸，身上还是学生装，所以工人跟你有距离。一个人只有把架子放下来，思想转变了，立场才能转变。”
毛主席在宴席上的这些话，影响了祖父，从此他开始真正改变立场。
五十年代，祖父不过五十几岁，从前他是那么叱咤风云，而今忽然闲散下来，面对这样巨大的反差，他很平静，而且他把自己调适得非常好。虽然不必按点上班，但平常事情也不少，他参与一些政治活动，包括民革的、政协的，还有些对台工作，只是不坐班而已。
他从来没有觉得寂寞，常跟朋友们打打桥牌。张治中将军的女儿张素我，还有她的先生周嘉彬是我们家里的常客，几乎每个礼拜都来。杜聿明也老到我家来打牌。杜聿明老两口打牌还耍赖。
祖父说：“他是自己的老长官，老朋友，所以不好意思纠正。”可杜聿明女儿杜致礼就在一边说：“爸，你不能耍赖。”
后来年纪大了也打不动了。
1957年，全国开始了“反右”运动，民革的陈铭枢和龙云等被打成右派，祖父倒安然无恙。
“大鸣大放”时，中央统战部来了两位处长，希望祖父给共产党提提意见。他说没有什么意见，非要说，我也只能说共产党好。这倒不是他不敢提意见，主要是因为他没有什么可说。首先，他在1956年之前，没有参加过什么实际工作，他所看到的就是社会上的轰轰烈烈的建设，至于共产党在具体工作上的一些缺点、问题，他并没有看到。他跟我讲过，原来一天两本《大内参》觉得看不过来，就退了。每天只看《参考消息》和《人民日报》。其次，他这个人一生都是非常谨慎，自己没有考虑好的事情不会轻易去讲，有点儿街谈巷议，他觉得不是我看到的事情不能随便讲，因此“反右”对于祖父来说“风平浪静”。
1966年“文革”爆发，听祖父讲，那时候红卫兵乱搜家，根本就是无法无天了，不过，红卫兵只到过我们家一次，还非常客气，只说“郑先生，我们到你家看看”，看了一下也没有破坏，就收走两把军用水果刀。
祖父跟刘少奇、贺龙都算大同乡，尤其是贺老总，他的老家湖南桑植县与祖父老家湖南石门县相邻，所以有时见面，贺龙老是说：“洞国，你到我家去坐坐。”
祖父心想人家是元帅，公务繁忙，怎好打扰？可在“文革”时有人要他揭发贺老总，他坚决不干。
祖父这个人从来不找事，可他有他的底线，毫不含糊。
张学思（张学良之弟），当时是海军副参谋长，海军造反派到我家跟我祖父谈，让我祖父揭发张学思是“隐藏在党内、军内的大叛徒、大内奸”。
祖父想这从何来？有什么根据呢？造反派就“启发”他，说“当时国共在东北内战，三人调停小组时，张学思曾密谋向国民党投诚”？其实就是叫祖父指出，共产党方面派到东北军调小组负责人之一的张学思是“内奸”。
祖父想了想说不大可能。那边就继续“启发”，说“我们现在有确凿的事实，而且张学思本人也不否认这个事。你的年纪大了，而且隔了几十年了，再好好想想”。祖父说再想想。
之后这些人不断来，来了好多次。祖父后来跟他们讲，这个事如果有的话我应当知道。当时，他在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是副司令长官，而且是管作战的，杜聿明生病，他两度代替指挥，这么大的事他能不知道吗？
最后被逼得实在没有办法了，我祖父讲：“对不起，我实在想不起来，不能随便冤枉好人。”
一直还算客气的造反派这下急了，就拍桌子说：“你不老实，你没有冤枉好人，难道是我们冤枉好人了吗？”
祖父一看这些人翻脸了，出于自尊他冷冷地说：“你们冤枉没冤枉好人我不知道，但是我不能冤枉好人，对不起，我累了。”自己就到卧室休息去了。
当时这样的举动，就准备着第二天坐牢吧，幸好后来也没事。
“文革”结束后不久，全国政协开始恢复工作，1979年，祖父当选为民革中央副主席。当时他已经年近八旬，仍积极建言献策。
80年代，要求落实政策的原国民党起义投诚部队老兵特别多，当时我妈管家，每个礼拜都有几个来求助的老兵。这些老兵没吃没喝，来了以后就住家里，走时还得拿点儿衣服、拿点儿钱。更多的老兵上访写信，祖父得开一个证明，说明他的历史情况。那时我们家每个月光买邮票的钱就是六七十块。后来，民革中央机关说这个钱是为了工作，可以由公家支出，但祖父就是要自己出。
之所以这样做，是出于老人家的一贯想法，觉得给国家减轻点儿负担，更重要的是他内心深处很痛苦，“这些人原来跟着我，抗战也抗战了，内战也打了，最后也跟着我投诚了，还是受到一些不公正对待。”虽然不是他的责任，但是人家确确实实是跟着他出生入死，现在有困难，所以就用自己的力量帮这些人做点儿事，聊表寸心。
郑洞国是全国政协第三、四届委员，第五、六、七届常委，黄埔同学会副会长;自1979年起任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副主席。
郑洞国曾先后任民革第五、六、七届中央副主席。在担任民革中央领导职务后，他不顾年老多病，不辞辛劳，努力工作，为民革的建设和发展投入了大量心力。他非常关心祖国的统一大业，真诚希望海峡两岸能够早日实现和平统一。
他多次接待从台湾和海外来的故旧袍泽，耐心地向他们介绍情况，解释政策，并呼吁他们响应祖国的召唤，为统一祖国、振兴中华的历史伟业而共同努力。
一直到晚年，他还坚持参加各种政治和社会活动，为国家的改革和建设积极建言献策，为实现祖国和平统一而不遗余力，奋斗到生命的最后一息。
1991年1月27日凌晨，郑洞国病逝于北京，走完了88年的漫漫人生道路。临终前他说：“我现在对国事、家事均无所憾，只可惜没有看到祖国统一。将来国家统一了，国民革命就算彻底成功了。”
郑洞国遗体告别仪式在北京八宝山公墓礼堂举行。几乎与此同时，在海峡彼岸，也举行了郑洞国追悼仪式。在数百名黄埔系的将领中，他是两个同被两岸追悼的将领中的一位。
郑洞国骨灰当时葬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2006年清明时节，根据郑洞国老将军生前遗愿，郑氏亲属将其骨灰由北京八宝山迁回原籍石门，安葬于夹山南麓。4月5日，在风景秀丽的夹山国家森林公园，举行了隆重的郑洞国骨灰安葬仪式。
郑洞国墓地位于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湘西北考古工作站后山，占地近1亩，墓室用汉白玉石砌成，通往墓室的石台阶两旁种有松柏和桃树，墓地入口处立有“抗日名将郑洞国墓”大理石碑。石门人民恭迎将军魂归故里，墓地上高悬两幅挽联:
将军名垂抗日史；猛士魂唱大风歌。
乘清风明月 英雄魂兮归故里
忆铁马金戈 将军威哉写春秋
2003年1月13日，民革中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郑洞国诞辰100周年纪念座谈会。全国政协副主席、民革中央副主席周铁农主持，中央统战部部长刘延东出席会议并讲话。
2012年12月1日，纪念郑洞国诞辰110周年座谈会暨郑洞国教育基金接受捐赠仪式在长沙举行。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民革中央主席周铁农出席并讲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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