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中原大战结束后,陈诚被派往江西参加“围剿”中共革命根据地。陈诚认为“围剿”共军失败的原因是由新旧军阀组成的国民党军队没有协力服从蒋介石的统一领导,军纪不严、缺少训练。陈诚为此通过改变军队建制、组织训练团等,竭力树立蒋介石的绝对权威。也可说是发起了一个变相的“造神运动”。
在第三次“围剿”失败后,陈诚把十八军两旅六团制的师,改编成三团制的师,建议蒋介石恢复第五军建制,将第四军,由两千多人扩充为三团制的两个师。
1932年冬,蒋介石陆续调集三个多个师的兵力,开始部署对中央苏区的第四次大规模“围剿”。次年1月,陈诚从南京回到杭州做准备。为了有利于军事的进行,他提出实行所谓“限田制度”,采用向地主赎买土地的方法,实现其“耕者有其田”的主张。他要求江西省政府先作局部实验,但被省主席熊式辉所拒绝。显然,陈诚无法组织和发动群众,无法得到当地政府的支持和配合。
月底,陈诚任中路军总指挥。他的主要精力只能放在军队的整治上。
1932年3月20日,第四次围剿失败后,陈诚遭到同僚各方面的攻讦。5月,陈诚回到杭州,拟订了两个方案,即:“继续进攻”和“分区清剿”。
为了适应军事形势,陈诚将总指挥部移驻崇仁,主力仍摆在中路军方面,调罗卓英回第十八军任副军长。经过整顿,在第四次围剿中严重受挫的陈诚军事系统的实力,总算得到恢复和扩充。
7月,蒋介石在庐山开办军官训练团,自兼团长,陈诚任副团长。陈诚负实际责任,处理军训团的重要事务,协调顾问、教官和营长的工作,指挥政治和军事训练的正常进行,侍奉经常来团训话的蒋介石和来团观察的其他党政要人,对教官和学员作精神和军训讲话。
在这期间,陈诚先后作了三十多次讲演、训话,强调要“服从统帅”,“信仰领袖”。要求学员凡听到“蒋总司令”、“蒋委员长”时,要立即肃静立正。我们从电影电视和图片中都能看到这种场面,这就是陈诚为树立蒋介石的绝对权威,推出的“造神”举措,让国民党和国军强化“核心意识”。
陈诚在讲演中,还大力宣传蒋介石的“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共方针。至9月上旬,办了三期训练班,受训人员达7598人。
9月下旬,蒋介石的权威得到了暂时的巩固,他调集了五十万兵力,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五次围剿。
陈诚奉派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兼第三路军总指挥。正值陈诚部开始向苏区逼进时,“福建事件”发生。蒋介石亲赴南城,与陈诚举行秘密会议。为截断闽赣两省红军的联系,陈诚先命薛岳率领五个师占领东坪墟,进攻营前之中共红三军团。12月,陈诚令薛部东进黎川,修筑熊村、湖坊、黄土关、杉关、邵武、光泽、飞鸢、洵口等地碉堡线。
1934年3月,陈诚调集33个团,在空军配合下,与红军林彪部的27个团展开激战,夺取赣南重镇广昌。接着,又攻占建宁、石城等地。
9月,蒋介石开始第五次围剿,陈诚任北路第三路总指挥,占领江西广昌、石城、瑞金等重镇。
10月6日,陈诚回到广昌,不久,他抵达宁都。红军主力被迫开始长征。
同年,蒋介石决定筹办庐山训练团,陈诚奉调去庐山,担任训练团副团长。
1935年3月,蒋介石在武昌成立军委会委员长行营陆军整理处,综理陆军整理事宜。陈诚被任命为这个处的处长。陈诚一面派员到附近各省区校阅部队,一面在武汉设立军官团,轮训各部队的军官,并选调高级将校为整理处干部。3月19日,陈诚赴北平军委会拜谒军政部长何应钦,商定华北驻军整理方案,并检阅东北军的商震部、万福麟部,以及第二、第二十五师。
4月底,陈诚赴贵阳晋谒蒋介石,报告华北、东北军情况,请示整军方针。
1935年秋,陈诚被派往四川创办峨嵋军官训练团。
西安事变后,陈诚又参与东北军和西北军。
1937年春,陈诚任军政部政务次长,兼武汉行营副主任。4月,他邀张发奎、黄琪翔等到温州、台州沿海视察地形。部属问他,内战停止了,国家总算统一了。国共两党曾经合作北伐,今后是否能合作抗战呢?
陈诚回答说:“抗日迟早要抗日,但委员长的政略、战略思想,不是我们能够揣度的。我们只有服从命令,不好随便揣测。”陈诚始终维护蒋介石的绝对权威,不准任何人发出不同的声音。
抗日战争爆发,国民党政府当局抗战之议未决,陈诚以为,“与其不战而亡,孰若战而图存”。并提出牵制日军主力,使敌自东而西,不使其由北而南的战略。
7月初,蒋介石兼团长,陈诚为教育长,又在庐山办训练团。聘请名流学者、大学校长、教授为讲师,轮训部队的中、上级军官和文职人员的中学校长、国民党各省市党部委员,以及县长、专员等,以统一国民党内对抗战的思想,并确保蒋介石对党和军队的绝对领导权。可是这个庐山训练团只办了两期,“八·一三事件”发生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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