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戴安澜将军是个非常勤奋好学又敬师重教的文武英才，在中国将帅中实为少见。
戴安澜将军是安徽无为人，7岁入私塾就读，14岁拜桐城派学者周绍峰为师，因古汉语基础很好，深得周先生青睐。后来他还在安徽公学学过半年，也颇受新思想与新文化影响。戴安澜与王荷馨是打小定下的娃娃亲，戴安澜生活在安徽平原地区，王荷馨则生活在山区。
戴安澜四子戴澄东曾撰文《明月寄相思：怀念亲爱的母亲王荷馨》，讲述了父母当年的那段婚姻经历。
父亲在黄埔军校毕业之后，留在了国民革命军司令部里面工作，是叔祖父将母亲带到了那里。1927年，父亲与母亲在广州结婚，当时母亲目不识丁，也没有名字，只是叫做“王家姑娘”。母亲的文化是父亲教的，母亲的名字也是父亲给取的，但并不是这封家书中的“王荷馨”，而是“王荷芯”。之所以取这个草字头的芯，是因为父亲说，做军人的妻子就要像荷花的芯，像莲子一样，要含辛茹苦。结婚一年之后,在父亲的帮助之下,母亲读书认字,两人感情也日渐升温，母亲自己把名字改成了“王荷馨”，取馨香之意。
父亲与母亲是1927
年1 月5 日结为伉俪的。成婚时母亲目不识丁，也没有大名。父亲为母亲取名荷心，意思是作为军人的妻子，今后的生活会像荷花的莲心一样是苦涩的，因此必须要有含辛茹苦之心及坚忍的精神。
父亲在司令部工作期间，他除了自己抓紧时间学习之外，还抽出时间教母亲认字读书，母亲勤奋学习，不到一年，不仅摘掉了文盲帽子，还能书写家信。父亲很高兴，第二年，父亲把母亲的名字由荷心改为荷馨，意思是荷花已发出了馨香。
为了让母亲能更多地学文化，父亲还让母亲以未婚的名义到学校去读书。
戴安澜绝不仅只是一介军人。同济大学教授、中国工程院院士的戴覆东是戴安澜的长子，少年戴覆东曾与父亲住在军营里，戴覆东回忆，他在房间这头做功课，父亲在那头看书;小戴覆东看着看着就睡着了，睁眼醒来，却见父亲还在灯下看书，第二天又照例去部队视察。
戴澄东讲述了父亲戴安澜将军当年的那些勤奋好学的故事：
父亲很爱学习。小时候读私塾，不会几何代数，是后来自学所得，解不出的题会让他困惑自己怎么这么笨，好不容易解开了题又会开心得像个孩子。
当了团长之后，父亲还跟着东北来的大学生学习英语，到了缅甸之后，父亲已经能用英语进行一些简单的交流。一些当时在缅甸当翻译的人告诉我，戴将军经常会问一些单词，比如缅甸天气很热出汗怎么讲，出汗出得很多又怎么讲。
父亲自学英语十分认真，有一次他买了一本介绍美军编制和装备的英文书籍，有些看不懂，就不停地翻字典，直到弄懂才罢休。有一次他还问上了初二的覆东哥一句搞不懂的英文，覆东哥哥的答复，解释了他中心的一个疑问，父亲为此十分高兴。
父亲更爱看书，即便行军打仗期间，也不离书本，他规定自己一年要看一两百本书，如果到了年底发现没有完成目标，第二年还要再增加。
大哥哥跟父亲在一起的时间比较长，那时候大哥哥跟父亲一起在司令部，每天晚上就在俩人住的庙里看书。当时的油灯要用灯草，哥哥一根，父亲一根，哥哥在灯下做小学作业，父亲看自己的书。哥哥看完书灭掉灯草去睡觉，常常一觉醒来，发现父亲还在看书。
母亲希望我们都要好好的学习。母亲谈父亲喜欢读书，即使受伤休养的时间也不放松。母亲说，父亲脚气严重，每次上药前都要用热水泡脚一段时间，就这段时间父亲还捧着书在那里看。
为了学习，父亲经常问自己不懂的东西。母亲说父亲常说：“学问、学问就是又学又问，学懂了，问清了，就是有学问了。”
到达缅甸时的戴安澜已能和英军交流。戴澄东讲述了这样一个细节：
有一次，戴安澜被蒋介石叫去开会，却迷路了。后来看到一辆很好的汽车开过来，戴安澜以为是英军方面的汽车，于是走上前用英语问路。谁知对方回答：“老戴，你疯了？”仔细一看，坐在车前的是蒋介石的秘书陈布雷，蒋介石与宋美龄端坐其后。
戴安澜将军不仅自己勤奋好学，也要求部下和士兵们好好学习。戴澄东讲述了不少有关其父亲认真学习的故事：
父亲小时候家里很穷，在安徽公学之后因为家里没钱就回了农村教书，经常喝点凉水充饥。在广州考黄埔军校的时候，体能考试要跑3000米，他跑了1000米身体就吃不消了。叔祖父要去找人说情，保荐父亲，但父亲他不肯，他说将来我假如要进黄埔军校的话，我将来就要过军人的生活，我要带兵，要打仗，我要有一段时间自己去当兵，去了解战士的情况。因此他也就去了国民革命军，当了个二等兵。在国民革命军里面有饭吃，还学广东人冲凉水澡，很快身体就壮实起来。1924年12月，父亲进入了黄埔军校第三期步兵科学习。
1939年1月份，父亲到了200师，扩成第五军之后，有一部分是老兵，还有一部分是临时拉来的壮丁，这样一个部队怎么才能带好？父亲是着实下了一番功夫的。
父亲要求团长以上包括师长，也就是他自己，各种型号的机枪都要会使用，由连长、排长、营长来教。父亲说，知识技术是没有官阶的，你懂你就是老师，你教我们就学。
湖南老兵李正义原来是父亲部下重机枪连中尉副连长，有一天父亲去到他们连队座谈，父亲问，如果重机枪晚上在黑暗中出了故障怎么办？李正义就举手说自己不需要用眼睛就能修理好。父亲真的叫人蒙上了李正义的眼睛让他拆装重机枪，又让他一个人扛着原本两个人才能扛起来的重机枪跑了十多米远。第二天9点多，师部来了一个命令，李正义升任重机枪连上尉连长。
父亲还给连队里发锣鼓、发纸笔，教大家学唱戏、学画画、学写字，用现代的话来说，应该叫“丰富士兵的业余文化生活”。
事实上，戴安澜让士兵们学习文化不单纯是为了丰富文化生活，还有更高的目标，那就是鼓舞士气，坚定信念。1942年3月2日清晨，一辆辆满载第200师官兵的军用卡车，从中国云南的下关市，向缅甸南部的战略要地东瓜(亦称同古)急驶。一路上他们高唱《战场行》，这首歌曲就是师长戴安澜作词谱写：
弟兄们!向前走，弟兄们!向前走，
五千年历史的责任已经落在我们的肩头，落在我们的肩头。
日本强盗它要灭亡我们国家，奴役我们民族。
我们不愿做亡国奴，我们不愿做亡国奴，
只有誓死奋斗，只有誓死奋斗，只有誓死奋斗。
......
戴安澜将军强调勤奋好学，目的是要求部下和士兵们提高军事素养和军队纪律。戴澄东讲述了有关其父在这方面的故事：
除了军事素养，军队的纪律也是父亲严格要求的一方面，“忠、勇、勤、廉”四个字是父亲给200师士兵的要求。部队在云南保山一带时，有个士兵买烟没有给钱，差点让父亲枪毙。
父亲有严格的一面，也有另一面，在部队里士兵还称呼他为“菩萨”。十八九岁的士兵奶气未消，因为觉得笨重，晚上站岗不愿意穿棉大衣，父亲怕他们寒气入体，一定要拿了棉大衣给他们穿上。
戴安澜将军对克扣军饷，肥饱私囊的事极为憎恶，他从不吃空缺，喝兵血，那个时候的部队，团以上的官长就有用人权，会计、军需人员都是由他们圈定。不少部队的这类人员都是这些长官的三亲六戚。可是戴安澜将军是以人的品德好坏来知人善任，他的军需是一名品德优良、为人可靠、一心抗日的东北青年。
戴安澜将军要求自己的部属要忠、勇、勤、廉。他对廉的说明是，廉就是廉洁自爱、自重重人，再换句话说，就是不揽非义之财，不揽非份之权，也不拿非义之财和非份之权去引诱人。人能廉洁，才能无欲则刚，处处泰然，无牵无挂。他说，物质生活是最没有法子可以满足的，如要求物质生活的满足，其结果一定是趋于下流而不能自拔。他对部属们说，国家处在抗日的艰难时期，军人身负国家安危重任，应该效法古今伟人，洁身自爱，处处为国家民族打算，就是从个人事业讲，也应该如此。他语重心长地对大家说，且看古今中外贪污自肥的人，有几个得了好结果。
戴安澜将军抓紧一切时间学习，即使是一直处在战斗的军旅生涯中，他也极愿在炮火连天中求得丰富的知识。戴安澜自黄埔军校毕业后，就自学代数，当了团长后，又让部队里的大学生教其两年多英语。戴安澜后来还在日记里记下这一细节，戏称“枪炮声交响曲”。
在戴安澜遗存的日记中，大量的内容是涉及到学习的。他给自己立下规矩：一事不知，不更二事；一书不解，不更二书。当他由团长升任旅长后，团队中许多繁杂琐事得以摆脱，具体事务减少，他想到的不是清闲一番，而是决定要好好地研究学问，以充实自我。
戴安澜将军认为不要为学习而学习，要扎扎实实不图虚名，学以致用。他对官佐们说，我们今天在军言军，所求学问，应以军事科学为主，学习的好坏，水平的高低，应以敌人军官为准绳，至少相当，应有超过的决心。他对一些年轻学生说，努力学习，打好基础，也是救国报国的一条途径，要能够做到与外国人并驾齐驱，国家才能有长足进步。
在抗日战争初期，他在河北农村，接触到一些青年，虽受过高等教育，学历很高，但他们留恋家室，不肯到社会实践中去，不肯进取。对于这些人，戴安澜将军认为他们所学的知识都是无用的。
戴安澜将军对自己的工作、学习和生活都有十分严格的要求。在抗日战争时期，他撰写了《自讼》一文，交由各级长官阅读，他在文中毫不掩饰地暴露自己思想深处的缺点，并严厉地鞭挞这些错误的思想，同时狠狠地抨击了当时社会上、军队内贪生怕死、卖国求荣、发国难财等腐败现象，指出这一切都是不利于抗日救国的，必须坚决杜绝，这样中华民族才有希望，中国才有希望。通过《自讼》，他看到了自己的不足，了解了自己存在的问题，他不气馁，对于克服这些缺点和错误思想充满了信心和力量，决心学习历史上的英雄人物，精忠报国，不辜负时代所赋予的使命。
戴安澜贴身侍卫欧阳全回忆戴安澜的学习生活时说：
我们师长戴安澜，治军极严，在军队里威望很高。
他是安徽无为人。我听其他的卫士说，师长从小就很聪明，特别爱读书。行军打仗也是书不离手。
他身边总共有五名贴身卫士各司其职。我的任务主要是帮师长整理并押送行李和书籍。其余四名贴身卫士有：湖南辰溪的易国英，河南漯河的谢泳年，信阳的樊临泉，加上安徽的侍从副官孔德宏。
这些人的名字我记得非常清楚。特别是易国英，他跟我都是湖南人，另外就是戴安澜任团长时，易国英就一直跟随他，在卫士中资历最老。
师长用的手枪是白郎宁，据说是一个高官送给他的。他倒是不很在意，就那样挂在衣架上。他爱看书，也爱写毛笔字，而且每天只要有空就会写，我没读什么书，我当然不知道他写些什么。就在边上帮他磨墨。
我抽烟就是师长带的，他特别爱抽烟，抽的是那种烟丝，就是555的那种，不过他不买烟，都是别人送，有时也会分一点给我们抽。
他的书房里有一幅对联，是他亲自写的，他还一字一字的教我认，我到现在都还记得这幅对联：放开壮志青云外，换得源头活水来。
戴安澜非常敬重自己的老师，在他身负重任后感觉自己为时不多了，他一直放心不下的是自己的老首长徐廷瑶。想到老首长徐廷瑶当时的处境，戴安澜心里猛地一揪。
戴安澜从黄埔军校毕业后，编入徐廷瑶的第17军。因为是安徽无为县同乡，徐廷瑶对戴安澜格外严格，要求他利用业余时间学习几何、代数、物理、化学、英语、机械等课程，强化战术研究。戴安澜则视徐廷瑶为自己的老师。
在徐廷瑶的指导下，戴安澜成为当时中国为数不多的掌握现代军事技术的将领，他的200师成为中国“王牌中的王牌”。
徐廷瑶还指导戴安澜加强战术研究，古北口战役后，戴安澜在养伤期间写了《痛苦回忆》一书，总结与日作战经验教训。后来又写了《磨励集》和《磨励集续》，用于军事训练。在徐廷瑶的培养下，戴安澜不断进步，被誉为“当代之标准青年将领”。
可是，因为桂南战役失败，徐廷瑶成了替罪羊，被蒋介石撤职降级。参加过桂南战役的戴安澜知道，那次战役的失败国防部应该负责。
昆仑关大战后，被嘉奖的戴安澜被蒋介石亲自召见伴寝，他就想为自己的老首长徐廷瑶辩解，可惜没有机会。
现在，自己已命悬一线，再不为老首长申辩就晚了。戴安澜便叫来参谋长，想让他记下自己为徐廷瑶的辩解。
高烧使戴安澜的头脑变得昏沉，他已经说不清了。戴安澜让部下将他扶起，颤抖着拿起纸笔艰难地写下“让我的功劳抵徐长官的过错”一行字，让参谋长呈给徐廷瑶的老部下第五军军长杜聿明，然后在地图上指明了回国的路线，深情地向北方——祖国的方向凝视片刻后倒下。
戴安澜牺牲后，他对恩师徐廷瑶的那断牵挂故事，广
为传颂。广为传颂的还有戴安澜生前留下的那首著名绝句
诗：
万里旌旗耀眼开，王师出境岛夷摧。
扬鞭遥指花如许，诸葛前身今又来。
策马奔车走八荒，远征功业迈秦皇。
澄清宇宙安黎庶，先挽长弓射夕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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