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戴安澜的妻子和子女状况如何?
戴安澜将军殉国的时候，小儿子才几个月大，她遵照戴安澜的遗嘱，一手拉扯着孩子，一手把持着一个大家族的家务。那时戴家住在贵阳的花溪，全家老老少少有二三十口人，全靠她一人操持。赡养老人，教育子女，很不容易。
戴安澜子女共四个，三男一女。
老大戴复东：建筑学与建筑设计专家。出生于广东省广州市(安徽省无为县人)。1952年7月毕业于南京大学建筑系。同年到同济大学建筑系任教，历任同济大学建筑系助教、讲师、副教授、教授，先后担任过同济大学建筑系系主任、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副院长、院长，同济大学建筑设计研究院顾问，同济规划建筑设计研究总院总建筑师等职。曾担任同济大学建筑与城市规划学院名誉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国家一级注册建筑师，并任中国建筑学会名誉理事、上海建筑学会名誉理事。1999年当选为中国工程院院士。
老二女儿戴藩篱：上海政协委员。
老三戴靖东：原南京理工学院教授，现移居美国。
老四戴澄东：原江苏省委统战部副部长，省政协港澳台侨委副主任。
戴安澜四子戴澄东曾撰文《明月寄相思：怀念亲爱的母亲王荷馨》，该文在网络上流传，真实地展现了戴安澜和王荷馨的人生历程。
戴澄东讲述了那段动人的故事：
母亲生于1907年，她与父亲同是安徽无为人。母亲与父亲的婚约，是由双方父母定下来的，戴王两家是表亲。母亲的家境贫寒，小时候与同村的女孩一样，都要裹脚缠足，这个过程很长，其间还要参加劳动，母亲说那种肉体的疼痛和心里的痛苦是难以形容的。但是在那个时代，她能有什么办法呢？只能是默默地忍受。母亲从小性格倔强，只要她认为能够做到的事，她都要去做，缠足裹脚的这一段经历在她倔强的性格中增加了对困难和痛苦承受和强忍的能力。
父亲与母亲是1927
年1 月5 日结为伉俪的。成婚时母亲目不识丁，也没有大名。父亲为母亲取名荷心，意思是作为军人的妻子，今后的生活会像荷花的莲心一样是苦涩的，因此必须要有含辛茹苦之心及坚忍的精神。
父亲在司令部工作期间，他除了自己抓紧时间学习之外，还抽出时间教母亲认字读书，母亲勤奋学习，不到一年，不仅摘掉了文盲帽子，还能书写家信。父亲很高兴，第二年，父亲把母亲的名字由荷心改为荷馨，意思是荷花已发出了馨香。
为了让母亲能更多地学文化，父亲还让母亲以未婚的名义到学校去读书。
父亲与母亲结婚后相亲相爱，相敬如宾。父亲军务缠身，征战南北，家中一切家务都交由母亲安排处置，母亲尽心尽力照顾老人，抚育子女，让父亲能全身心投入到工作中去。母亲对父亲极为尊崇，她不仅从父亲那里得到爱和尊重，也从父亲那里学到了做人和生活的道理。在母亲与父亲生活的日子里，她从一个性格倔强、心地善良、吃苦耐劳的农村姑娘成长为一个明大义，愿为丈夫分担忧愁，分担责任的贤妻良母。
上世纪70 年代末80 年代初，我到北京出差，拜访了杜聿明、郑洞国覃异之、郑庭笈、李以劻等老先生。他们得知母亲在1971年去世时，都对我说，你的妈妈是一个好人，是一个贤妻良母。拜访杜聿明先生时，开始是曹秀清伯母接待我，问到我母亲时，她说：“你妈妈是一个非常老实厚道的人。第五军要办子弟小学，我对她说，请她出来当校长，你妈妈急得直摇手，脸胀得通红，一再说不能不能。”
说到这里，曹秀清伯母似乎当时的情景还清晰地印在她的脑海中，笑着对我说：“你妈妈太老实了。”是的，母亲为人忠厚老实，从不愿抛头露面，而是默默地为父亲的事业作出自己毕生的贡献。
母亲曾对我说，父亲少年时代家中很贫困， 经常是有一餐无一顿的。有时父亲回家揭开锅盖一看，没有吃的，就喝一瓢水充饥，这种生活造就了父亲艰苦的作风。
母亲还说，有一次，父亲到李济深老先生家去汇报工作，中午李先生留父亲吃饭，菜很简单，炒青菜，烧豆芽，煮豆腐，还有一盘炒鸡蛋。李先生说，炒鸡蛋是有客人来才上桌的。父亲对李先生的艰苦生活十分佩服，对母亲说我们应该向李先生那样过日子。
母亲说，父亲每月工资都是计算用，先把饭钱、烟钱和少量零花钱扣除以外，其余寄给家用。有时军饷几个月发一次，父亲还捐出来一部分给国家，还资助朋好友。
我在家中是最小的孩子，穿的衣服都是哥哥们穿小剩下的，许多是补过补丁的。母亲对我说，她和父亲小时候很少穿新衣服，衣服有补丁不算什么，只要干净就行。母亲还说，生活上能吃饱，能穿暖就行了，不要去追求享受。母亲讲的这些事给我印象很深，至今我都对吃穿不讲究，不会因穿得不时尚或不高档而感到不安，相反穿得干干净净倒感到十分自在。
母亲曾对我说，有一次父亲的朋友请她去吃饭，多喝了一些酒，回来时把手提包忘在了黄包车上，第二天醒来才发现手提包不见了。再一问，当晚黄包车夫就把包送回来了。
父亲知道这件事后，并没有向母亲发火，而是对母亲说：“你看喝酒是会误事的。”母亲说从那以后，再也不喝酒了，并对我们说，喝酒不是好习惯。
父亲年轻时抽烟很厉害，烟瘾很大，远征缅甸前夕，为了征战的需要，他决定戒烟，这个过程很痛苦，他曾向母亲说戒烟就像生大病一样，但仍坚持不懈。
母亲因此也常对我们说，抽烟不是好习惯。我们兄弟几个都是烟酒不沾。尽管我工作以后，抽烟喝酒的机会很多，但母亲说的话给我印象极深，一直印在我的脑海里。
到了1948年下半年，国民党已经一败涂地，政府准备逃离南京，这时政府也要母亲带着我们随他们一起走，母亲对他们讲，我的丈夫、孩子的父亲在这儿，我们就守着他哪儿也不去。这样我们留在了南京，迎来了解放军进城。
解放军进城以后，母亲再也听不见、看不见那些贪官污史饮酒作乐的声音，心情也好多了。但是我们家也遇到了极大的困难，我们断绝了生活来源。
后来，哥哥清华中学毕业，考人中央大学，来到南京，母亲又把在杭州的姐姐接回南京，这样我们一家就团圆了。
在南京，我们先住在湖南路勤益里6号，就在民生大旅舍的背后，选举国大代表那段时间，那些代表天天在旅馆内行贿请客，饮酒作乐，喧闹之声不绝于耳。母亲见到、听到这些，心如刀绞，常常晚上哭，感到父亲的死换来的这些贪官污吏鱼肉人民、横行一世的恶行，真是无比痛心。
后来母亲到了居委会的一个生产自救的粉丝厂工作，得到一点微薄的收入。1951年我得了肺病，每天下午发热，两个脸颊通红，并吐很浓的痰，但是
没有治肺病的药，我们也无钱看医生，母亲就坚持从家中很少的钱中每天让我吃
一个鸡蛋，老太太、大奶奶又送了一瓶鱼肝油膏给我吃。
1952年哥哥从中央大学毕业分到同济大学，他和嫂嫂两人一起担起了我们全家的负担，我们家从绝境中走出来，家也从南京搬到上海。
母亲参加了居委会，做治保委员(无报酬)，不管天气好坏，她都坚持在同济新村做好调解工作，全同济新村的人都尊重而亲热地称她“戴妈妈”或“戴婆婆”。
从1952年哥哥参加工作到1966年这段时间，是母亲自父亲去世以后心情最好的一段时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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