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1945年7月，中国驻印军班师回国，总指挥部、副总指挥部分别撤销，郑洞国留在昆明待命。
抗日战争胜利后，郑洞国被任命为第3方面军副司令
长官。
9月初，郑洞国随第3方面军司令官汤恩伯等抵沪，接收上海、南京。不久又赴南京，参加了由何应钦将军主持的受降仪式，亲眼目睹日本侵华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在投降书上签了字。
此后，郑洞国兼任京沪警备副总司令，经常往返京沪两地。
1946年2月，正指挥大军抢占东北的国民党东北保安司令长官杜聿明因重病在北平就医，特电请郑洞国去东北代其主持军务。
同年3月初，郑洞国飞赴锦州就任东北保安副司令长官、代理司令长官职务。
郑洞国按既定部署，指挥几十万国民党军队沿北宁路节节推进。3月13日，苏联军队撤出沈阳后，国民党军队立即进占这座东北名城，并很快占领了一度为解放军控制的鞍山、营口、辽阳、海城、大石桥、抚顺等外围重要城市。
郑洞国不得不亲赴开原设前进指挥所，指挥北路军队与解放军决战。
杜聿明重病未愈，也匆匆由北平返回沈阳，指挥军事。
然而，由于解放军顽强据守四平街，国民党军队屡攻不下，一筹莫展。
杜聿明决定暂缓对四平街的攻击，集中兵力使用在本溪方面。5月上旬，国民党军队终于攻占了本溪。
这时解放军部分主力由西丰南下，欲切断国民党军队中长路的后方联络线，开原、铁岭守军告急，杜聿明急委郑洞国为前敌总指挥，率新6军、71军及52军各一部，星夜北上驰援。
经双方激烈战斗，解放军放弃了四平街，实行战略撤退，国民党军队乘机占领长春、永吉等许多城镇，与解放军沿松花江对峙，郑洞国亦将指挥所移驻长春。
同年8月，为解除热河解放军对北宁路的威胁，郑洞国又受命在锦州设指挥所，指挥13军、93军及71军各一部，向热河解放军大举进攻。双方激战两月后，解放军主力相继转移，国民党军队控制了热河大部重要城镇。
1947年初，北满解放军渡松花江南下，威逼长春、永吉。至3、4月间，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乘国民党军队主力北上增援之际，大举向梅河口、海龙、新宾、柳河等主要据点进攻，并包围通化。
郑洞国亲至抚顺营盘指挥所，星夜檄调新6军和13军前往救援，在付出重大代价后始解通化之围。
仅过一个多月，北满东北民主联军再度渡江南下，发起夏季攻势，重创国民党军队，并占领了法库、昌图，以十几万兵力围攻四平街。
南满东北民主联军也同时出击，继歼灭梅河口国民党军队一个师后，又攻占了重镇本溪。
东北战局如此迅速恶化，使蒋介石大为震惊，亲自飞赴沈阳视察，指示国民党军队放弃一些城镇，收缩兵力，以图固守。
6月中旬，作为前敌总指挥，郑洞国奉命指挥53军先攻取本溪，解除东北民主联军对沈阳的威胁，然后转至铁岭，率新6军、93军、53军及52军一部北上驰援四平街。经过半个月的恶战，击退东北民主联军主力，四平街之围遂解，国民党在东北的战局才暂时缓解下来。
1947年7月，杜聿明因旧病复发，被迫离职去上海就医，由郑洞国代理司令长官职务。
8月，陈诚来到东北，接替熊式辉任东北行辕主任。他到任不久就撤销了东北保安司令长官部，集东北党政军大权于一身。郑洞国改任东北行辕副主任，其实等于挂名。
1947年10月以后，东北解放军先后发起秋季攻势和冬季攻势，由于陈诚优柔寡断，朝令夕改，国民党军队大批有生力量被歼，北宁路交通被切断，国民党在东北的战局再次急转直下。
蒋介石闻讯大惊，于1948年1月10日飞抵沈阳，召开军事会议，决定成立东北“剿匪”总部，任命卫立煌为东北行辕副主任兼“剿总”总司令，同时任命郑洞国和范汉杰为副总司令。不久，陈诚悄然离开东北，东北行辕随即也就撤销了。
1948年1月10日东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卫立煌任总司令，郑洞国任副总司令兼第1兵团司令官及吉林省主席，率兵10万固守长春。
1948年2月，东北解放军相继攻占辽阳、鞍山、法库、营口等重要城市，3月中旬再克战略重镇四平街。
为避免被解放军各个击破，在四平街战局吃紧时，卫立煌派郑洞国先后飞往长春、永吉，部署、指挥驻永吉的60军向长春撤退。
此后，国民党军队在东北仅剩下沈阳、长春、锦州三大孤立据点及周围少数中心城市，处境岌岌可危。
为使几十万国民党军队在东北免遭覆没，郑洞国曾建议再进一步主动放弃长春，集中主力于沈阳、锦州之间，以期能战、能守、能退。
但蒋介石、卫立煌认为弃守长春会造成不利的国际影响，况且固守在长春尚可扯住解放军南下的衣襟，减轻沈阳、锦州方面的军事压力，所以没有采纳郑洞国的意见。
非但如此，蒋介石、卫立煌还拟让郑洞国兼任第1兵团司令官和吉林省主席，担负固守长春的任务。
此时长春已经在解放军的四面包围之中，郑洞国的许多幕僚、好友都劝他不要从命，洞国自己心中也颇踌躇。3月下旬，在蒋介石、卫立煌一再催促下，他只好飞赴长春，从此开始了他一生中最为痛苦的一段时光。
当时长春驻有新7军、60军及第1兵团直属部队、地方保安部队等约十万之众，市民亦有50万人。守军除尚控制着城外飞机场外，与外界联系均被切断，城内粮食、燃料匮乏，人心涣散，士气低落，处境艰难。
郑洞国到任后，锐意整顿防务，安定人心，希望能凭借长春的坚固城防，长期固守下去。5月下旬，他曾出动部分部队向城外出击，准备在城郊搜购一些粮食。解放军乘机反击。结果守军不仅兵力受到很大损失，连飞机场也丢失了。
此后10万解放军在肖劲光指挥下攻城也被击退，遂改强攻为长围，城中饿死民众数万，军队中因饥饿患浮肿症、夜盲症的官兵也日益增多。
1948年9月中旬，东北解放军发起声势浩大的辽沈战役，郑洞国乘解放军主力南下围攻锦州之机，曾集中两个师兵力作试探性突围，但遭到解放军围城部队的顽强阻击，被迫缩回城内。
10月中旬，解放军攻克锦州，切断了东北国民党军队通往关内的咽喉要道，在长春、沈阳等地的几十万国民党军队顿成瓮中之鳖。
郑洞国长孙郑建邦在回忆其祖父这段历史时说：
应当说，任何一个人的思想转变都有一个非常艰难的过程，尤其是祖父，他不像有些国民党的老前辈，早期就跟共产党同舟共济。祖父是在共产党的对立面，蒋介石又非常地信赖他，而祖父从小就受中国传统的儒家思想熏陶，比如忠臣不事二主，这对他影响很大。蒋介石打内战时，祖父并不同意，他跟杜聿明等人都说，我们好好和平建国不好吗，干吗还要再打仗，再说在江西时共产党只有几万人，我们费了那么大劲还剿不了，现在他们已经是百万大军了，怎么个剿法？但当时蒋介石及很多国民党将领都信心满满。
1948年东北内战开始后，那里的战场早已不是国民党的天下。1月，精锐的新五军被全歼；2月，解放军再战辽阳和鞍山；3月，林彪集中兵力打下四平，切断了长春和沈阳之间的联系。3月25日，祖父“临危受命”，来到了被解放军重重包围的长春。祖父被任命为“剿总”副总司令兼第一兵团司令和吉林省主席。他当这个省主席的时候，他的政令出不了长春的城门，外面全都是解放军。守了7个月，这7个月是祖父最难熬的日子，而且越来越难熬，解放军后来越围越死，城里粮食也没了，燃料也没了，十万军队还有几十万老百姓，怎么办？那真是求生不能，求死不得。到最后，祖父的部属们都动摇了，觉得犯不着给蒋介石卖命，纷纷起义或投诚。
祖父很少跟我们提及长春围困，那是他一生最痛苦的一段时光。他曾在撰写的文史资料中说：“我看着天上的太阳，都觉得没有光芒。”长春和平解放后，组织安排他去哈尔滨后方休息，很优待他，住一个小楼，还把继祖母从上海接过来一起住。这个时候，祖父的思想才开始发生转变，他看到他的老师邵力子、张治中，还有同学陈明仁，这么多人都拥护共产党的领导，肯定有道理。他开始读《毛泽东选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包括普列汉诺夫的著作，明白了很多道理。
在锦州被解放军攻克前后，蒋介石曾几次严令郑洞国率部向沈阳突围，但因守军长期饥饿，体力虚弱，士气亦极低落，郑洞国部下将领皆无突围信心，故突围之议几次搁浅。
10月16日，郑洞国下决心执行蒋的突围命令，召集部属制定了突围计划，决定在第二天拂晓行动。但当天夜里，曾泽生率60军宣布起义，打乱了郑洞国的部署，突围被迫中止。
此时郑洞国虽然对突围已彻底绝望，却仍决心为“党国”效忠到底，亲率特务团死守中央银行大楼。拒绝了解放军方面要其停止抵抗的要求。
然而他部下的官兵们却不愿再为腐败的国民党政权做殉葬品了。19日上午麾下新7军官兵宣布放下武器。
1948年10月20日 23时郑洞国亲笔写就致蒋介石诀别书。中有“凛遵训诲，克尽军人天职，保全民族气节，不辱钧命”之句。
21日凌晨，据守长春中央银行大楼的兵团直属部队以突围为名挟持郑洞国亦放下了武器投诚。长春获得了解放。
没有评论:
发表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