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蒋介石曾有一句口头禅：“中正不可一日无辞修”“中正”即蒋介石，而“辞修”指的就是国民党高级将领陈诚。陈诚追随蒋介石最久，对蒋最忠诚也最受其信任。
据说，蒋介石提拔人有三条不成文的规定：一是重用黄埔系出身的军人，因为蒋是靠黄埔系起家的；二是重用同乡；三是重用对蒋介石个人十分忠诚的人。陈诚三者兼备。此外，他还是蒋介石的干女婿。
陈诚之子陈履安概括其父亲“人如其名”——忠诚。“父亲常讲的话是民生第一，人民至上；做军人要有军人魂。抗战时大大小小的战役有二十多次，父亲参加了一大半，共十六次，身上都是枪伤，随时有阵亡的可能。”
蒋介石最信任的人陈诚曾说，他与蒋介石“名虽部属，恩深骨肉”。陈履安认为：“父亲始终是蒋介石在关键时刻的重要选择。”
抗战胜利后，陈诚成为一级上将，在黄埔系中，地位仅次于蒋介石。尽管陈诚是蒋介石最信任的人，但两人之间仍有矛盾。陈履安说，每次父亲与蒋介石意见相悖，只要蒋介石作了决定，陈诚总是默默执行。此外，陈诚还有一个过人之处，就是他能够代蒋受过。因为这一点，他深得蒋介石的赏识。
在国民党政权岌岌可危的年代，陈诚成为蒋介石最倚重的“镇山之宝”。
1946年秋，经陈诚策划，把隆昌、綦江、杭州等地国防部新闻训练班结业的青年军复员军人编成国防部人民服务总队。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发动了空前规模的反共内战，调集数百万大军向解放区发动全面进攻。10月17日，陈诚在北平向中外记者宣称:"三个月至五个月内解决共产党解放区问题"。然而，全面进攻却没有进展。
1947年，国民党军队在辽沈战役中一败再败。蒋介石将陈诚派往东北战场，担任东北行辕主任，意图挽回败局。陈履安说，这是他父亲无法回绝的一次任命，也是他毕生最后一次指挥作战。
“大家都劝父亲不要去了，那个局面不可能挽回。当时父亲十二指肠溃疡，躺在病床上。但父亲是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他觉得到了生死存亡的时候，就应该鞠躬尽瘁，决定再去一次吧。”
陈诚在东北连吃败仗，国民党军队丢盔弃甲、元气大伤。陈诚去东北不久，胃病就犯了。那时，国民党内一致声讨东北的败绩。时有国大代表递交提案：要求枪毙陈诚，以杀陈诚而谢国人。陈诚被免去了所有职务。
陈履安说：“父亲回来后住进上海陆军总医院，蒋介石曾去看他，两人交谈了3个小时。当时父亲病危，感觉就是八个字，人之将死，其言也善。他把很多话说得很明。”
陈履安说，父亲晚年曾感叹：“这个总统啊，听不进去，听不进去，很多失败的因，早就种在那里了……”
1948年(民国三十七年)10月，蒋介石为安排后路，派陈诚主持台湾政务。改编和整训由大陆迁往台湾的部队。
1949年初，蒋介石发表“求和”文告之后，国民党军队向台湾的大规模转移就已经开始。陈诚首先宣布入台管制。陈诚宣布入台管制，也有防止左翼人士趁机入台的用意。也正因为这项管制的政策，限制了部分国民党的官员进入台湾。
1949年2月，就任“台湾省主席”的两个月之后，陈诚发布命令，在台湾公布实施“三七五减租”的土地改革。
陈诚于5月19日担任台湾省政府主席兼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颁布了《台湾省警备总司令部布告戒字第壹号》(台湾省戒严令)。陈诚于是立下了部队登台的新规矩。
陈诚初掌台政时，少数台独分子正从事“独立”、“托管”活动，金融动荡，物价高涨，学潮澎湃。
1950年3月，蒋介石在台湾正式恢复了“总统”的职务，在专制极权统治下，国民党混乱一年多的局面安定了下来。不久，陈诚接替阎锡山成为“国民政府”的“行政院长”。从那时起，台湾的蒋氏政权，开始形成了“蒋陈体制”。陈诚以蒋介石的左右手身份，出现在台湾的政坛上。
陈诚在蒋介石的安排下，他以“行政院长”的身份继续推行土地改革，并且在1952年底正式发表“耕者有其田”政策的主要内容，农民以合理补偿的方式获得地主的田。即通过国家主导的方式，以一种温和的补偿方式，来达到将大量地主的土地分配到佃户手中，进而产生了大量的自耕农。
到台湾后，陈诚主张“人民至上，民生第一”，实行土地改革、三七五减租。即通过对地主的限制来达到安定社会的目的。该条例规定了地主收入的上限，亦即耕地租租额不得超过主要作物正产品全年收获总量的百分之三十七点五(约3/8)。此外，它也遏止了由于地主和佃农之间的陋规而产生的种种不平等现象，如租约短暂、地主可任意夺佃、押租金、预收地租、作物歉收时亦需缴交的铁租、副产物租等。
之后陈诚推出改革币制，发行新台币、又实行耕者有其田，提出“以农业培植工业，以工业发展农业”。
1958年，陈诚在台湾身兼“副总统”“副总裁”和“行政院长”三要职，成为国民党“二号人物”。
在国民党高级将领中，陈诚算是有头脑，办事缜密，相对洁身自爱的。他确实自视甚高，屡把非中央系的张学良、杨虎城、冯玉祥、李宗仁、白崇禧等称为“封建势力”，与孔祥熙、宋子文也闹过矛盾，对把持国民党组织系统和党务工作的陈果夫、陈立夫也有不满，对蒋介石倚重的特务系统屡加批评，还与汤恩伯、胡宗南存在矛盾……并非人云亦云、随波逐流的人。
但从20世纪50年代末开始，陈诚与蒋介石之间出现了难以弥补的隔阂。在陈履安看来，父亲与蒋介石最大的冲突，是出现在蒋介石第二次连任“总统”的时候。
陈履安说，第一次在台湾“总统”大选，没有问题，因为照“宪法”，老“总统”可以连任，但是第二次(连任)就有点问题了。第一次是1954年，第二次是1960年。在1959年，就要提名了，依照“宪法”不能连任，怎么办?老蒋“总统”不说，不谈这个事情，你们看着办。时间越来越迫切了，我父亲就找了些大佬来研商，因为他是“副总统”。想出个办法，修改《临时条款》。
事实上，蒋介石想当终身总统，并不是严格执行“宪法”，而是修改“宪法”。想维持自己的核心地位，当永久总统。
陈履安回忆说，1959年《临时条款》经过修改之后，赋予“戡乱时期”的“总统”无限期连任的机会。
1960年，蒋介石再度当选“总统”，依旧任命陈诚为“行政院长”，但是陈诚却已经心灰意冷。他非常了解蒋介石的权力欲望，也非常明白台湾的民主已被独裁专制所取代。
陈履安说，在1960年7月，我父亲在日记里面就写了，为了一件事情，我父亲很生气。他还在做“行政院长”时就得到消息，说军中传言“行政院”要加薪，决定不加了，有钱不加薪，尤其军人不加薪。
1963年，因为“反攻大陆”的计划，陈诚与蒋介石发生了很大的冲突。陈诚对蒋介石说，一旦反攻的号角响起，他仍会请命出征，但他不同意贸然地“反攻”。
1963年秋，陈诚在一篇日记中写下了他做的两个梦：他梦见自己率领国民党军队“反攻”，登陆后激战北上，却被中共军队层层包围，急迫中，他惊醒了；另一个梦，他带着国民党军队一路攻城陷地，却被民众包围，问他要东西。他把手伸进自己的口袋想掏钱，结果口袋里一无所有……
在晚年，看似“恩深骨肉”的蒋陈，开始出现隔阂。其中陈诚与蒋氏父子的关系，更被外界传的扑朔迷离。有人说，蒋介石在台湾的最后一步棋，就是让他的后代统领大政。虽然陈诚尽可能提携、帮助蒋经国，但对两蒋的工作作风仍有一些不能认同，甚至出现抵制。
蒋介石对陈诚的忠心是不怀疑的，可要是影响到蒋经国的接班，那就另当别论。
据说，有一年陈诚过生日，邀请胡适、蒋梦麟、梅贻琦、王世杰南下旅行庆祝。香港媒体将此事渲染为现代的“汉惠帝与商山四皓”，让蒋介石开始有了心结。陈诚心知肚明，决心辞去“行政院长”之职。
蒋介石见陈诚如此，知道他不再是传位的“障碍”，于是继续利用他。直到1963年底，蒋介石才同意陈诚退下来。
陈履安说：“我的父母从来不谈人家的是非。他们的看法就是，上一代的恩怨，不要传到下一代，对于此事父亲没有讲过。”
1964年陈诚病重，正在美国写毕业论文的陈履安匆匆赶回台湾。“这是我和父亲聊得最多的时候，每天陪他聊天，但是他口里面，没有批评，没有抱怨，只有一种遗憾，这个事要这样做就更好，那个事要那样做更好。”
1965年3月，陈诚病危，他招来长子陈履安代笔口授遗言：第一，希望同志们一心一德，在总裁领导下，完成国民革命大业。第二，不要消极，地不分东西南北，人不分男女老幼，“全国”军民，共此患难。第三，党存俱存，务求内部团结，前途大有可为。这66字遗言，思路清晰完整，也是对他一生的总结。
然而，人们却发现，其中竟未出现“反共”和“反攻”一类的词句。陈诚的态度表明了他晚年的心境。
遗言发表前，有人想要在陈诚的遗言中加上“反共、反攻”一类的内容，陈诚夫人不同意。她找到蒋介石，蒋介石同意不修改。
1965年3月5日，陈诚因肝癌病逝于台北，享年68
岁。
此时，陈履安深刻体会到了人情冷暖。“父亲刚去世，已经有一批要员到家里来，说是谈父亲治丧的问题，但给我感觉是他们已经在分配权力。蒋老先生对我们很好，我们去看过他几次，但他也不能帮什么忙。母亲很懂事，那时候心脏病发了，躺在床上，要我把所有的有关军事的战斗序列整理好，送回国防部，还有老‘总统’的文件和亲笔稿，非常多，全部整理出来，亲自交给老‘总统’”。
尽管外界盛传蒋、陈之间晚期关系日渐冷淡，似有矛盾存在，但蒋介石对陈诚的故去悲怆不已，这是不争的事实。他亲手题写了：“辞修同志千古”，并在挽额上亲书：“党国精华”。
蒋介石亲笔挽联为：“革命事业尚在共同完成阶段，竟夺我元辅岂无天乎，光复志节已至最后奋斗关头，那堪吊此国殇果有数耶”，口气几分悲凉。
1965年，陈诚去世，他的夫人谭祥一度伤心过度，身体大不如前。1989年6月6日谭祥以突发性脑溢血病逝台北。
陈履安感慨：“历经半个多世纪，在两岸关系日趋好转的今天，我们可以心平气和地回望那段历史，客观公正地看待每一个历史人物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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