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陈诚生前很关注教育事业和救济事业。在1931至1941年(民国二十年至三十年)间，每年
陈诚来台后，他的夫人谭祥协助宋美龄管理妇联会，也致力于妇女运动与救济事业。
1961年至1963年间，谭祥随陈诚出访美国、菲律宾、越南等国。谭祥后筹办“辞修高级中学”。
陈诚与谭祥结婚后，家庭幸福美满，宦途一帆风顺。陈诚在前线作战时，每日都要与谭祥通电话。谭祥主持家务，教育子女，偶尔当陈诚人际关系上遇到麻烦时，也会出面到宋美龄面前予以周旋，使之化险为夷。谭祥随陈诚度过了“剿共”、抗日和内战的长年战争岁月，直到赴台之后才开始了安定的生活。
陈诚和谭祥婚后生有六个子女：长女幸，次女平，长子履安，次子履庆，三子履碚，四子履洁。
陈诚在繁忙的公务之余，他十分重视孩子们的作业。陈履安说：“父亲常在我们的练习簿中，夹一张鼓励我们的条子，即便自己没空，也会嘱咐母亲这么做。”
每逢孩子们生病不能按时到校上课，陈诚夫妇总是以父亲、母亲的名义恭敬地写好请假条，请人送给老师。事后还要亲自到学校向老师说明原因。
陈诚自己清正廉洁，对子女的要求也十分严格，他用自己固有的道德观来教育子女。要求孩子们勤劳、节俭、守纪律。
陈诚的小儿子履洁上小学时，经常第一个到学校，即使不是自己值日，仍要主动把教室打扫干净，因为父亲经常教育他：“辛劳的工作一定要争着做，不要推诿，不要偷懒。”
陈诚历来公私分明，从不用小汽车接送子女上学，他对孩子们说：“司机是公家雇的，你们上课是私人的事，不能用公家的车。”所以他的子女都是坐公共汽车或者步行上学。
陈诚的六个子女，穿着打扮待人接物，看上去都普普通通的，与平常人家子女无异。他们没有高人一等的想法，更不会以父亲的地位来炫耀自己。大女儿陈幸在美国读书时，同学们都不知道她的家庭背景。1961年陈诚访问美国时，报纸上登出了陈幸的照片，同学们才恍然大悟。次子履庆眼睛高度近视，按规定可以免服兵役，但他仍然主动与同学一样参加服役。他说：“如果我不服兵役，人家如果不说我有近视，只说我是‘副总统’的儿子，那就不好了。”
陈诚长子陈履安的童年记忆中，“父亲20多岁就当了中将，那时候升迁快，阵亡也快。从淞沪会战一直打到抗战胜利，父亲常在战场，我很少能见到他。”
第一次对军人有认识，是父亲从前线回来。“他有时带一些将军回家聚餐，喝酒兴奋了，他们竟然跳到桌子上跳舞，很豪迈的一群人。我也看见有人会带着孩子来看我母亲，她的丈夫在前线阵亡了。那个时代，生死在一念之间，家里有一种气氛——父亲是军人的气氛。”
陈诚为人称道的优点是不贪，家教严格，这在当年国民党骄奢淫逸的环境中很难得。
陈诚之子陈履安曾记得：“父亲一生很节俭，如果家里不来客人，我们吃饭都很简单清淡。他不打牌也不看戏，即便晚年当副总统，也是住在台北信义路一所旧房子中，冬冷夏热。”
有一年冬天，蒋夫人宋美龄去看望陈诚一家，当时他们正点着一个煤油炉取暖，由于油路不通，呛人的气味弥漫全屋。宋美龄心生怜惜，叫人去取来一个空气调节器，供陈夫人专用。
在台湾国民党政治圈里，陈诚教养子女也是最成功的。陈诚的六个儿女看上去都普普通通，没有高人一等的态度，被台湾媒体公认为“权势家庭家教最好的”。
他的六个子女中出了四个博士，且都毕业于世界著名学府。
陈履安作为长子，延续了父亲的命脉，曾在黄埔（1949年后迁入台湾）受过训，与连战、钱复、沈君山并称为国民党“四大公子”，任过台湾“经济部长”、“国防部长”、“监察院长”等职。但在美国学习时，陈履安曾因为没有学费，不得不停学一学期，打工挣够了学费再继续念书。
陈家几个子女在美国读书，都是工读生，学费完全是自己工作所得。三子履碚在读书时，有一个闻名全校的习惯，哪怕只花了几角钱买邮票寄信，也会认真地记在本上。
陈诚的两个女儿陈幸、陈平，20岁左右就获得了美国的全额奖学金，其中一位在纽约哥伦比亚大学拿到了硕士学位；长子陈履安，毕业于麻省理工学院，并获得美国纽约大学电机系硕士，数学系博士；二子陈履庆在美国取得了物理学博士；老三陈履碚在伯克利大学取得了统计数学博士；老小陈履洁在纽约取得了精算学博士。
陈履安说：“在我们家，身教胜于言教。父亲平时话不多，很严肃，他是军人，脾气不大好。但在妻子和孩子面前，很少发火。母亲是大家闺秀，我甚至都没有听她大声对我们讲过话。他们都是用自己的言行，来给我们做榜样。”
陈诚的子女从小便接受中国最传统的家教和家风，诵读古书、诗词、三字经，看中国古典名著，学勤俭节约，自力自强。“父亲是要教给我们做人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不是拿金钱来衡量。”
陈诚病重期间，蒋介石曾派一名亲近的幕僚到家中看望，才发现他们一家连士兵和侍卫们的津贴都开支不起。
陈诚反对与国民党高官们一起打高尔夫球，他的理由是：打高尔夫球需要一套昂贵的球具，到高尔夫球场必须要坐汽车，这在当时不是一般人能够办到的。
陈诚曾说：“看到周末高尔夫球场停满了汽车，不知百姓作何感想？！”可见他的自律。
陈诚去世后，陈履安在是否回台的问题上，犹豫了很久。他忘不了父亲曾对他说的话：“我这辈子先是在军队，后进入国民党政界，可以说对官场了若指掌。我之所以让你到美国留学，就是希望从你这辈开始，改变陈家从政的历史。官场虽有荣耀的一面，但我深恶痛绝它的黑暗与凶险。你的性格不适合在官场做事，还是靠科技吃饭好。”
陈履安是一位谨慎小心、潜心治学的知识分子。他想留在美国，教书育人过低调的生活。但母亲不愿离开台湾，作为家中长子，陈履安最终选择回到台湾。
陈履安回台后“身不由己”。他越是想回避政治，命运却偏偏让他进入这个领域。
台湾“教育部”早就看中了他的教育管理才能。在宋美龄的劝说下，他担任了“教育部技职司司长”。3年后，陈履安升为“教育部次长”。他的一次发言，引起了蒋经国的注意。之后十几年中，陈履安步步高升，先后任“国科会主委”，“经济部长”，“国防部长”，“监察院长”等职。
由于陈履安坚持“一个中国”的立场，与李登辉矛盾激化，1996年退出国民党，并作为独立候选人参加台湾首届“总统”竞选。之后，淡出政坛。
晚年，陈履安潜心学习佛教，提出“救中国、救人心”的理念，希望两岸和平统一。他从某种意义上延续了父亲的轨迹，也从中更读懂父亲。但他最终选择了自己的生活方式。
对于下一代，陈履安尊重他们的选择。他说：“孩子们都很能读书，秉承陈家家教。老大从美国普林斯顿大学毕业后，到哈佛大学读MBA，事业做得不错 ；老二也在哈佛拿了法律系博士，现在美国做事；老小国中毕业后在西藏呆了一段时期，对藏文化产生了浓厚兴趣，现在尼泊尔出家了。我反而觉得，他比哥哥姐姐活得都自在。”
陈履安的女儿陈宇慧颇为传奇，和父亲一样毕业于麻省理工大学，是香港荷兰银行董事。她在生孩子期间创作的80万字武侠小说《天观双侠》，一鸣惊人，成为新时期武侠小说的领军人物。
陈履安说，他希望中国的家长能告诫孩子，不要被表面的浮华所吸引，学会深刻下来。“现在各行各业都有炫富的倾向，对孩子的价值观形成很不利。我们谈家教，其实就是要让自己沉下来，什么是文化，生活就是最深厚的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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