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第八节 阎锡山从“武力防共”到“联共抗日”的转变

沈阳先生　撰稿

　　

阎锡山的反共是由来已久的。早在民国十年(1921年)，阎锡山听了侨居苏俄的山西商人的报告，便认为“资本主义和共产主义是两个极端的错误，人类应谋求适中的制度”，逐召开“进山会议”。针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和阶级斗争学说，以“人群组织究竟怎样对?”为题展开讨论。

之后，阎锡山支持蒋介石对工农红军的反革命“围剿”，曾派一个师赴江西参战。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红军在陕北建立了革命根据地，阎锡山开始了“思想防共，民众防共，政治防共，武力防共”，进而要用“九分政治一分军事来防共，七分政治三分军事来剿共”。阎锡山在山西还准备实行土地“村公有”，作为防共的根本办法；设立“防共保卫团”和“主张公道团”组训民众，“防共保乡”。

民国二十四年(1935年)冬，日本侵略军炮制“华北事变”，接着要求华北五省实行“自治”。

民国二十五年(1936年)2月，红军渡河东征，晋军惨败，阎锡山告急，蒋介石乘机派5个师开进山西。

红军于5月初回师陕北，蒋军却赖着不走，而且于6月成立了晋陕绥宁四省边区“剿匪”总指挥部，并以陈诚为总指挥，对阎锡山构成威胁。

在这三种力量面前，阎锡山为了在矛盾中求生存，小心翼翼，开始“在三颗鸡蛋上跳舞”:

蒋介石是事实上的国家元首，应该拥护，但又是自己的头号政敌，必须拒绝蒋的势力进入山西；日本帝国主义要灭亡中国，但阎锡山怕引火烧身，不提抗日，当日军铁蹄已进入绥远时，阎锡山才于8月有条件地提出“守土抗战”的口号；中共及红军虽然是危险的敌人，但暂时不会危及自己的存在，而且英勇善战坚决抗日，是一支可以利用的力量。于是阎锡山停止反共叫嚣，产生了联共的设想。

面对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自强救国同志会”内的左倾进步人士于1936年(民国二十五年)9月18日发起成立了“山西抗日救国同盟会(牺盟会)”，阎锡山怕触怒日本帝国主义，更名为“山西牺牲救国同盟会”，自任会长。

十月下旬，阎锡山邀请共产党员薄一波主持“牺盟会”的工作。从此，中国共产党在山西同阎锡山建立了特殊形式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即共产党员戴着山西帽子，参加阎锡山的官办团体，运用山西的某些进步语言，贯彻执行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政策，开展抗日救亡运动。

在“牺盟会”的领导下，抗日救亡运动蓬勃发展，太原一时成为全国抗日呼声甚高的城市，二十几个省市的数千名进步青年慕名到太原参加军政训练，为抗日战争开始后组建新军、开展武装斗争和创建抗日根据地做了政治上和组织上的准备。

至此，阎锡山在拥蒋的前提下，基本上确立了联共抗日的路线。

　　11月，阎锡山与蒋介石会商后，命令晋绥军傅作义、赵承绶等部对侵入绥东的日伪军进行反击，24日收复百灵庙。全国人民祝捷慰劳，士气为之一振。

1937年(民国二十六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全国军民奋起抗战。8月5日阎锡山赴南京参加最高国防会议，表示拥护全面抗战，受任第二战区司令长官。

当月国共第二次合作达成协议，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后改称第十八集团军)，编入第二战区战斗序列，进入山西作战，国共合作在山西进行抗战的局面形成。

阎锡山提出民族革命的口号，同意由牺盟会组建新军--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和太原工人武装自卫队，并给予武器装备。

9 月20日，根据中共的建议，又成立第二战区民族革命战争战场总动员委员会，组建新军暂一师，以续范亭为师长。

日本侵略军占领平津后，其一路指向山西。阎锡山于8月27日赴雁门关内的太和岭口指挥作战。 9月初，日军侵入山西，晋绥军在天镇和广灵未能阻敌前进。9月下旬，国共两党军队配合进行了平型关战役，八路军歼敌1000余人，取得抗战以来的首次胜利，给抗日军民以极大鼓舞。

接着，阎锡山部署晋绥军与中央军共同扼守忻口，与敌展开大规模战斗。忻口我军坚守23天，予敌重创，在战略上具有重大意义。由于敌强我弱，11月8日太原失守。阎锡山于4日离开太原南撤临汾。

在此期间，阎锡山看到旧军大部溃散，文官多数弃职，遂希望由牺盟会和决死队帮助阎锡山支撑和扭转山西危

局。

在阎锡山的支持下，新军到1939年(民国二十八年)夏已发展为4个决死纵队、一个工兵旅和一个暂编师，共辖50个团，约5万余人；在山西的7政区中，有 5个行政区及其所属县的政权由牺盟会掌握，在105个县中有70个县长由牺盟特派员(共产党员)担任。

山西成为全国实现国共合作、坚持抗战的模范地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