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读中国078
游历海南，也许更多的人眷恋的是情与爱，来到天涯海角是为了寻觅爱的纠结。我漫步海南时，却对天涯海角有不同的注释和感悟，那只不过是中国历代失落文化人和忠君者对自己所处境遇的无奈感叹。
在中国给海南流放文化写下重笔的当数苏轼，海口苏公祠见证了那段历史。
苏轼字子瞻，又字和仲，号“东坡居士”，谥号“文忠”。他是眉州眉山（即今四川眉州）人，是苏洵的长子，也是北宋著名文学家、书画家、散文家和诗人，豪放派代表人物。
苏轼与父亲苏洵、弟弟苏辙皆以文学名世，世称“三苏”；与汉末“三曹父子”（曹操、曹丕、曹植）齐名。他还是著名的唐宋八大家之一，作品有《东坡七集》《东坡乐府 》等。他在政治上则属旧党。
苏轼的父亲苏洵，即《三字经》里提到的“二十七，始发愤”的“苏老泉”。苏洵发愤虽晚，但用功甚勤。苏轼晚年曾回忆幼年随父读书的状况，感觉自己深受其父影响。当然，假若没有苏洵的发奋读书，也就不可能使苏轼幼年承受好的家教，更不能年未及冠即“学通经史，属文日数千言”，也就更不可能有日后的文学大家。
嘉佑元年（1056年），虚岁二十一的苏轼首次出川赴京，参加朝廷的科举考试。翌年，他参加了礼部的考试，以一篇《刑赏忠厚之至论》获得主考官欧阳修的赏识，高中进士第二名。 嘉佑六年（1061年），苏轼应中制科考试，即通常所谓“三年京察”，入第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判官。后逢其父于汴京病故，丁忧扶丧归里。熙宁二年（1069年）服满还朝，仍授本职。
此时神宗即位，任用王安石支持变法。苏轼的许多师友，包括当初赏识他的恩师欧阳修在内，因在新法的施行上与新任宰相王安石政见不合，被迫离京。朝野旧雨凋零，苏轼眼中所见的，已不是他二十岁时所见的“平和世界”了。
苏轼因在返京的途中见到新法对普通老百姓的损害，很不同意宰相王安石的做法，认为新法不能便民，便上书反对。这样做的一个结果，便是像他的那些被迫离京的师友一样，不容于朝廷。于是苏轼自求外放，调任杭州通判。 苏轼在杭州待了三年，任满后，又被调往密州、徐州、湖州等地，任知州。
这样的任途命运持续了大概十年，苏轼遇到了生平第一祸事。
当时有人故意把他的诗句扭曲，大做文章。元丰二年（1079年），苏轼到任湖州还不到三个月，就因为作诗讽刺新法，“文字毁谤君相”的罪名，被捕下狱，史称“乌台诗案”。
苏轼坐牢103天，几濒临被砍头的境地。幸亏北宋在太祖赵匡胤年间即定下不杀仕大臣的国策，苏轼才算躲过一劫。
出狱以后，苏轼被降职为黄州团练副使，相当于现代民间的自卫队副队长。这个职位相当低微，而此时苏轼经此一狱已变得心灰意懒，于公余便带领家人开垦荒地，种田帮补生计。“东坡 居士”的别号便是他在这时起的。
宋神宗元丰七年（1084年），苏轼离开黄州，奉诏赴汝州就任。由于长途跋涉，旅途劳顿，苏轼的幼儿不幸夭折。汝州路途遥远，且路费已尽，再加上丧子之痛，苏轼便上书朝廷，请求暂时不去汝州，先到常州居住，后被批准。当他准备南返常州时，神宗驾崩。
哲宗即位了，高太后听政，新党势力倒台，司马光重新被启用为相。苏轼于是年以礼部郎中被召还朝。在朝半月，升起居舍人，三个月后，升中书舍人，不就又升翰林学士。
俗话说：“京官不好当。”当苏轼看到新兴势力拼命压制王安石集团的人物及尽废新法后，认为其与所谓“王党”不过一丘之貉，再次向皇帝提出谏议。
苏轼至此是既不能容于新党，又不能见谅于旧党，因而再度自求外调。他以龙图阁学士的身份，再次到阔别了十六年的杭州当太守。苏轼在杭州修了一项重大的水利建设，疏浚西湖,用挖出的泥在西湖旁边筑了一道堤坝，也就是著名的“苏堤”。 苏轼在杭州过得很惬意，自比唐代的白居易。
苏轼未想到才过了些惬意日子，朝廷又将他贬居海南岛，还命他立即动身。这次的打击很突然，却是他描写春风令人小憩的抒情诗惹的祸。这首诗后来传到了章淳耳中，他当然不肯罢休，说苏东坡贬居惠州还有如此好心情，那就叫他到更远的海南岛过日子。并颁发新令规定，罪臣的亲属不准在附近为官，这事对苏东坡精神上打击最大，因儿子苏迈在岭南地区任小官，现在也不允许了。
苏轼小儿苏过将妻儿留在惠州，决定陪六十岁的父亲苏轼到海南岛。去海南岛要经过广州，再经广西梧州到雷州半岛渡海，徒步行程达近千里。苏迈送父亲到广州后才告别，苏轼同小儿子便步行去梧州。到梧州后，苏轼听到弟弟苏辙刚去雷州半岛的消息，心里既忧又喜，因为被贬居到边远的岭南地区的只有他两兄弟，知又是奸人章淳的恶招。事实真是如此，章淳觉得这样整治两兄弟还很有趣，就是要让苏家兄弟隔海相望又不能相见。
苏轼追到藤州见到了弟弟。兄弟俩到一家小店午餐，可这贫瘠之地的饮食很差，只有素菜和粗饼。经济条件一直比哥哥好的苏辙见到这样差的粗粮饼，试吞了多次都难以咽下，可苏轼几大口就吃光了，还风趣地对弟弟说：“你是要慢慢细嚼这么好的美味吗?”事后，苏轼开导弟弟要随乡入俗，条件差些算不了啥，习惯就好了，决不能让奸人低估我们的生存能力。
令兄弟俩未想到的是雷州太守很崇拜他们，一到雷州就很热情接待，安排好兄弟俩的住处后，又派人送上酒菜。不过这位太守因关照罪臣，这一消息数月后传到章淳等耳里，第二年就被免职了。
多年后，人们为怀念苏东坡兄弟，便又将苏辙在雷州的住所改建为苏家兄弟的祠堂。虽然在雷州有热情的太守，但苏东坡不得不过海，当晚兄弟俩和儿子们在船上交谈了近一个晚上。离别时很悲伤，苏东坡感到可能这辈子再也见不到弟弟和家人了，这是他一生来最悲观的一次。临别时，他将写给王古的信交给苏辙，要他今后想办法带交王古。这封信可说是苏东坡思想最悲观的写照：“某垂老投荒，无复生还之望。昨与长子迈诀，己处置后事矣!今到海南，首当作棺，次便作墓。仍留手疏与诸子，死即葬于海外，生不契棺，死不扶柩，此亦东坡之家风也。”
但在元佑六年（1091年），苏轼又被召回朝。不久又因为政见不合，被外放颖州。元佑八年（1093年）新党再度执政，苏轼再次被贬。后徽宗即位，调廉州安置、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元符三年（1101年）大赦，复任朝奉郎，北归途中，卒于常州，谥号文忠。享年六十六岁。
苏轼的词现存三百四十多首，冲破了专写男女恋情和离愁别绪的狭窄题材，具有广阔的社会内容。苏轼在我国词史上占有特殊的地位。他将北宋诗文革新运动的精神，扩大到词的领域，扫除了晚唐五代以来的传统词风，开创了与婉约派并立的豪放词派，扩大了词的题材，丰富了词的意境，冲破了诗庄词媚的界限，对词的革新和发展做出了重大贡献。苏轼在诗、文、词、书、画等方面，在才俊辈出的宋代均取得了登峰造极的成就。是中国历史上少有的文学和艺术天才。
苏轼在湖州任上，因乌台诗案获罪入狱，次年元月，被流放至黄州。其诗词作品在整体风格上是大漠长天挥洒自如，内容上则多指向仕宦人生以抒政治豪情。而诗案之后，虽然有一段时间官至翰林学士，但其作品中却少有致君尧舜的豪放超逸，相反却越来越转向大自然、转向人生体悟。至于晚年谪居惠州儋州，其淡泊旷达的心境就更加显露出来，一承黄州时期作品的风格，收敛平生心，我运物自闲，以达豁然恬淡之境。 以乌台诗案为界，苏轼的诗词作品在创作上有继承也有明显的差异。在贯穿始终的“归去”情结背后，诗人的笔触由少年般的无端喟叹，渐渐转向中年的无奈和老年的旷达。渐老渐熟，乃造平淡。
苏轼前期作品，在题材上，主要反映了 “具体的政治忧患”，而后其作品则将侧重点放在了“宽广的人生忧患”，嫉恶如仇，遇有邪恶，则“如蝇在台，吐之乃已”。黄州贬谪生活，使苏轼“讽刺的苛酷，笔锋的尖锐，以及紧张与愤怒，全已消失，代之而出现的，则是一种光辉温暖、亲切宽和的识谐．醇甜而成熟，透彻而深入。” 从文化上说，苏轼前期尚儒而后期尚道尚佛。 前期，他有儒家所提倡的社会责任，他深切关注百姓疾苦； 后期，尤其是两次遭贬之后，他则更加崇尚道家文化并回归到佛教中来，企图在宗教上得到解脱。他深受佛家的“平常心是道”的启发，在黄州惠州儋州等地过上了真正的农人的生活，并乐在其中。
苏轼前期的作品风格大气磅礴、豪放奔腾如洪水破堤一泻千里；而后期的作品则空灵隽永、朴质清淡如深柳白梨花香远溢清。
就词作而言，纵观苏拭的三百余首词作，真正属于豪放风格的作品却为数不多，据朱靖华先生的统计类似的作品占苏拭全部词作的十分之一左右，大多集中在密州徐州，是那个时期创作的主流。这些作品虽然在数量上并不占优势，却着实反映了那段时期苏轼积极仕进的心态。
苏轼后期的一些作品就既有地方人情的风貌，也有娱宾遣兴，秀丽妩媚的姿采。诸如咏物言情、记游写景、怀古感旧、酬赠留别，田园风光、谈禅说理，几乎无所不包，绚烂多姿。而这一部分占了苏轼全词的十之八九左右，其间大有庄子化蝶、无我皆忘之味。至此，苏轼把所有的对现实、对政治、对官场的不满、歇斯底里的狂吼、针尖麦芒的批判，全部驱逐了。他的人生道路也渐趋平淡致远。
如果要读懂中国的流放文化，那么不妨去海南一游，可从读懂苏轼的经历去感悟时政的黑暗与文化人的无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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