趣议古代中国植物文化演变

植物笔记【009】

在古代中国等级制观念的影响下，中国古人的植物分类，多以植物习性、生态和用途等

为标准，构建的是人为分类系统。其中一个重要原因，便是中国文化人的推导。

从中国植物文化的演变，可以深刻地揭示出士人阶层与植物文化的关系。

在长达数千年的中国专制制度下，社会阶层划为“三教九流”，植物也划分为食用、药用，甚至划分为香花与毒草。对植物的理解和分类几乎完全是以实用为标准。但是中国古代社会独特的知识阶层，即士人阶层，用中国传统文化思想，将花木植物从“实用型”转向为“精神型”，演绎出不同时期的植物文化现象，也就开创了中国特色的植物文化。

植物文化体系包括物质层面：植物认知、栽育和利用等，与人类物质生活息息相关的文化。也包括精神层面：即透过植物这一载体，反映出的人类审美情趣、文化心态及哲学意识等。

中国古代植物文化自诞生伊始，便融合了物质和精神二个层面。

先秦时期是中国植物文化的发韧期，先秦时期人们对植物的认知，主要是从其实用价值开始的。比如《尚书·商书·说命下》就谈到了梅的食用，《九歌·礼魂》则有“夕餐秋菊之落英”之说。《诗·鲁颂》云“祖徕之松，新甫之柏，是断是度，是寻是尺，松桶有易，路寝孔硕。新庙奕奕，奚斯所作”，谈到了松之造物作用；《仪礼·聘礼》谈到了竹的造物作用。由此可见，当时的植物文化是朴素的、直观的实用型文化，主要与当时人们的物质生活相关。

《诗经·陈风·泽破》云：“彼泽之破，有蒲与荷。有美一人，伤如之何?……” 《楚辞·离骚》云：“制董荷以为衣兮，集芙蓉以为裳。不吾知其亦已兮，苟余情其信芳”。这些信息表明，荷在先秦已成为人们审美的对象，并且与人确立了“美人香草”式的类比、隐喻关系。可见继植物实用价值被挖掘之后，其审美价值与比兴功能，也逐渐被中国古人所认识。    

春秋战国时期，中国兰文化的勃兴，则标志着我国古代植物文化体系初步形成。据史料载，当时，兰文化几乎涉及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诗经》、《九歌》、《周礼》、《礼魂》、《荀子》等，都对兰有所记载。孔子赞“兰为王者香”，勾践“种兰诸山”，屈原“滋兰之九蜿”、“纫秋兰以为佩”……正是这些士人阶层为兰文化的发展作了推导。

汉魏六朝是中国历史上引人注目的时期，这期间的社会生活历经了大一统的鼎盛以及分化后的动荡，而整个文化领域却呈现出异常活跃的景象。中国植物文化正是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中，汲取了充足的养分，开始了它的成长之旅。西汉《祀胜之书》作为我国最早的一部农书，记载了植物靠接的方法；西晋稽含撰《南方草木状》，较为详尽地记述了中国早期的岭南植物，尤其该书对植物独创性的分类，已成为中国植物分类学史上的里程碑；东晋戴凯之的《竹谱》则记载了70多种竹子，是中国最早的专类谱；后魏贾思腮《齐民要术》记载了许多宝贵的农耕经验，堪称中国农学方面的巨著。这些成就反映了中国先民对植物认知和利用水平的提升，同时为植物文化后世的发展与兴盛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在汉朝，上有武帝重修上林苑，栽种数千嘉卉，下有官僚富商争建私园，点缀奇树名葩，植物审美活动在上层社会蔚然成风。在魏晋时，陶渊明的咏菊，为菊赋予了坚贞不屈的人格和悠然自适的清环。菊自此以定式化的“陶菊形象”走进士人阶层的视野、心中。

南北朝时期，牡丹和梅花成了中国植物世界中的两朵奇葩。植物与多种文化发生融合，逐步成熟。如在宗教文化中，荷既是道教中的“道瑞”之花，又是佛教中“著而不染”的圣物。在人文风俗方面，重阳节人们饮菊酒和赏菊花。此外，植物与还音乐、绘画、医药、文学、饮食等诸文化发生融合，这些都是中国植物文化体系走向成熟的标志。

唐宋植物文化的风靡，已不再是以单一客体展开的，除了耳熟能详的牡丹、寒梅，还有紫薇、菊、竹、荷等植物，皆备受人们关注，植物文化热的参与主体，已呈现为社会化的特征。人们认知和栽艺植物的水平，也远远超越前代。人们已可依据自身需求，对植物进行能动地改造。人们种树艺花不再是物色才用之好，而是君子胸襟、雅人情怀的体现。一些历史上曾为名人贤士青睐过的植物，如兰、菊、松、竹再获尊崇，一些原先的自然芳菲之物如梅、荷也被谱出新意，更有新说：苏轼的梅、周敦颐的莲。植物文化又从“审美”向“品格”转向，个别植物已成为时代精神的表征。牡丹的雍容艳丽、神采外放，代表了唐代勇于进取，开张扬厉的时代精神，梅的淡雅、婉约则与宋朝阴柔内敛的心态相契合。

明清植物文化因社会运行模式的动荡，社会经济趋势渐渐向弱，其发展也步入了跌宕起伏、缓慢发展的轨道。明清两代学者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对植物学科的相关知识做出了最为系统和全面地挖掘和总结，其表现为植物著作的激增，数量之多堪超唐宋。明和清初的植物商贸产业，也进一步隆兴，植物引种和栽艺技术日臻完善。然而，明代以来，人们对植物审美及精神层面的挖掘已无新意。到了晚清，由于腐朽的统治和西方入侵，植物与花卉的生产萎缩、技艺停滞、品种散失，士人阶层已无暇于植物意义的挖掘与创作，至此，中国植物文化的发展受到了严重的阻碍，日显衰落。

由于中国古代士人阶层对植物文化的推导，中国植物分类却同时被误导了。原先中国人对植物分类是依据植物的习性、用途为主，人为划分的。当植物形成了物质文化与精神文化二个层面后，中国植物分类，又变成了物质与精神两大类。

善于思辨性观察的西方人，根据植物的自身特点和植物自然属性，终于创造了世界公认的植物分类法，而只注重实用的中国植物分类法已成为历史了。当代中国人除了津津乐道地大讲植物文化精神外，又有多少人懂得植物国际分类标准呢？这不是中国植物文化的胜利，恰恰是中国植物文化的巨大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