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步上海南京路

上海故事[031]

 

    我与美国朋友漫步上海南京路，突然发现与以前有不同的感觉。也许是崇洋迷外的人太多，总有不少人用奇异的目光盯着老外，有上前用英语拉客的，也有上前乞讨的，妓女、乞丐，这等人物的出现是我以前逛南京路时鲜见的。

旅客逛南京路，到底想什么？我不知道，也许是购物，也许只是为了体验，也许……有太多的也许，这与我无关。

    我却对南京路情有独钟，因为这涉及到我的家史。

上海地区的贸易起源，已难稽考。在对外贸易方面，据清同治《上海县志》记载，上海在宋时属秀州，隶两浙路，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市舶提举司及榷市场，说明当时已有一定数量的对外贸易。市舶司专置官员以主绾（联络）对外贸易，其职务为一方面“稽征番货”（管理外商船只货物税收），一方面“管理贡事”（管理外国贡使并保护、监督内外商民之交易）。

元朝初年，政府倡行海运，而上海有水域之便，一度成为海运船只荟萃之处。祝桥地处沿海，潘泓港成为当时重要的出海口。明代上海一带时受倭寇骚扰，曾施行“海禁”，清初亦施“海禁”，闭关自守，上海对外贸易每况愈下。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延废除海禁，翌年在上海设立“江海关”，专司海舶税钞。后因清政府又限外商只在广州一口与华人互市，上海对外贸易基本停顿。这时长江一带尚无西人足迹，在乾隆年间（1736——1795年）英人不断到上海一带调查，要求通商，为清政府拒绝。祝桥近邻东海，属偏僻之地，更无对外贸易之说了。

在国内贸易方面，上海旧属松江府，棉区集中，棉纺织手工业兴盛，自明清以来，土布和棉花的国内贸易相当发达，由于土布手工业的兴旺，还有土布制成日用品的商品，如据明范濂《云间据目抄》记载：“松江旧无暑袜店，暑间穿袜者甚众，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主……”

但上海地区的内贸不只是松江的棉花、布业等与其他地区的粮食及手工业品的交换，上海地处南北海运中心，长江腹地广阔，并由于江南物产丰富，因而贸易发达，促进了商业资本的繁荣和沙船运输业兴起。据《上海古迹谈》关于“商船会馆”记载：“上海各种商业，当尚未辟租界通商以前，轮船尚未入口，以沙船为大宗，允称首屈一指，各商设立字号，如严同春、严大生、陈丰记、郭万丰、王信义等，每号多者有船三四十艘，少者二三十艘，其余亦有十余艘或数艘者，往来山东、牛庄、烟台、天津一带，获利甚巨……”又据吴贵芳著《古代上海述略》转引《皇朝经世文编》等记载：“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作为沙船业行会组织的商船会馆，建立于上海县城东的马家厂，规模宏敞。……黄浦江中碇泊着有上海、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等地的沙船……”当时“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百余号”。足见沙船贸易的繁盛。

上海在1843年开埠前，商业已渐趋繁荣，以后中外贸易中心渐由广州移至上海，从此上海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主要据点，除大批掠夺土特产出口外，大量进口洋货。洋商倚仗特权在上海纷纷开设进出口洋行。最早开设的是英国怡和洋行、仁记洋行等。据《洋务运动》（八）“上海杂记”记述：“道乐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初开贸易，统中国内地仅有洋人462名，西妇幼孩甚少。宝顺、怡和、仁记、播威等行为上海洋行之始”。到了1846年又有德商礼和洋行、禅臣洋行等开设，在1860~1893年间，上海洋行的设立象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后来兼营进口日用百货杂品的洋行，除了原有的怡和、仁记、礼和等外，尚有德商鲁麟洋行、宝顺洋行、森茂洋行、麦边洋行、祥茂洋行，美商科发大药房、茂生洋行等，法商康福洋行、永兴洋行、立兴洋行、笔喇洋行等，日商三菱洋行、三井洋行、大仓洋行等等约有三四十家之多。

上海百货商业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鸦片战争前的杂货店，当时杂货店已分化出少数经营高档用品的京货店。这是日用杂货店发展的第一阶段。鸦片战争后，随着进口洋货的增加，在杂货店以外，出现广货店、京广杂货铺与洋广杂货铺，这些店铺就是以经营洋货比重的不断增加而陆续发展形成的。这是日用杂货店发展的第二阶段。再以后从洋广杂货铺中分化出了经营洋货为主的华洋杂货业（批发）和百货商店（零售），这是上海百货商业历史发展渊源的主流。

在上海市场上，早期经营日用百货商品的基本上只有小“杂货店”，后来市场繁荣，商业发达，相继出现京货店、广货店和京广杂货铺。到了19世纪70年代前后，洋货大量推销，市场上又出现了洋广杂货铺，在这以后，又出现专业的批零分工。1880年以后，各地向上海采办洋货的客帮日益增加，洋行已不再接受那些小户的定货采购，因此较大的和新开的洋广杂货铺就先后兼营洋货批发业务。后来由于业务日益发展，一般中小型商店已应付不了大宗交易，而行业中的大户由于实力雄厚，逐渐专营批发业务，这种批零分工，使行业又一次向前发展。

大型百货公司（Department Store）创始于西文资本主义国家，是近代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发展的产物。它的特点一般是股份有限公司组织，规模大，资金足，经营商品广，是一种设有各专业部的大型综合商店。在中国，先有洋商开设的百货公司，华商百货公司在二十世纪初由广州发展到上海，并比较集中于上海。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便逐渐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港口，又是沿海沿江物资集散的枢纽。随着国内外贸易的日益发展，上海市场日趋繁盛。洋货的输入，不但数量与日俱增，而且品种也不断扩大，在日常生活用品中还有一部分奢侈消费品。

帝国主义国家不但把洋货大量源源输入，还在上海开设洋商百货公司，专营零售业务。这些洋百货公司经营的商品中，有些是以洋人自己食用为名，如洋酒等。凭借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免税进口的。早在1854年8月26日《北华捷报（英文版）》分类广告的记载中，就出现外人所设立的百货零售店，不过一般范围尚小，有的还没有商店招牌，只用个人名义。如英商爱特华霍尔，出售的商品有面包、饼干、煤油、黄肥皂、毛刷、鞋刷、阳伞、纱袜、衬衫、台布、钟、呢帽、发油、香皂，以及各种餐具刀叉、盘锅、办公用具和玩具等日用杂品。这些零售商品最初虽主要是为居留在上海一些洋人消费服务的，但也已进入市场广泛销售。

我国的商业组织，原来只有独资与合伙两种。1893年（光绪十九年）清政府设商部，制定了商律及公司注册试办章程。此后华商企业的公司组织有了发展，尤其以上海，广州较多。

上海先后成立了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等股份有限公司，全都是以华侨资本为主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又成立了上海中国国货公司。

我的外祖父当年从香港到上海，就是负责永安公司底层的商业财务主管，其它亲戚也大多在永安公司当职员。外祖父还常带我到南京路的大三元吃早茶和用餐。逢年过节，外祖父是少不了带些南京路上的特产给我们吃的。当然，我们小辈必须先跪下叩头致谢啦。

一晃半个世纪过去了，上海商贸的发展，也带来了上海地区独特的商贸文化发展。我对美国朋友说起这些历史，自然也就对这条南京路步行街多了些亲切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