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早期的商贸文化发展

 上海故事[008]

 

清乾隆四十三年（1788年），知县成汝舟疏导运盐河后，邑人金其章建大水桥船埠于竹桥集镇西侧运盐河畔，建房招商，并自设牙行，此为祝桥集镇商业发展之始。

祝桥集镇的商业大概于清乾隆年间（1736年—1795年），至清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百业初具。至民国25年（1936年），由于轮船、火车通达，祝桥集镇购销两旺，市场繁荣，成为南汇县五大集镇之一。日本侵略军入侵后，铺面大半焚毁，商业惨遭重创。至解放前夕，祝桥地区有大小商店185家，主要经营花米、杂粮、南北货、花边、药材、酱酒、木材、烟纸杂货、饮食、肉类、水果、糖果、理发等数十个行业。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祝桥地区贯彻“发展经济，保障供给”方针，组建供销合作社，对原有私营商业区进行了社会主义改造，建立粮食管理所、食品购销站、水产购销站等国营商业机构，形成以供销合作社为主体，合作商业为辅助，并有国营专业经营部门的商业体系。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改革、开放、搞活”的方针，祝桥镇（乡、公社）个体商贩、私营商业迅速发展，超市、连锁商店相继落户，集市贸易、小商品市场兴旺，形成多种经济成份、多渠道的商品流通体系，商业更趋繁荣。2002年，全镇注册的商业企业有547家，其中个体、私营商业企业522家，商品零售总额4.2亿元。

清道光中叶（1835年前后），新茂烟纸号开业。清同治年间（1862年—1874年），袁家里茶馆、乔震丰米号、顺德铁作相继问世。清光绪年间（1875年—1908年），仁昌腌庄、隆兴水作、德泰铜锡、大成裕药店以及竹、木、柴、米等店又纷纷开张，集镇日趋繁荣。20世纪初，随着油坊、碾米、轧花、酿造、造船、织袜等厂坊的兴起，商业发展更快。民国25年（1936年），由于水陆交通发达，商贾云集，物资吞吐量大增，大小商号（包括店坊合一的水作、铜、铁、竹、木作店……）达178家。其中陈隆盛花米杂粮号、信昌南北货号、新茂烟纸号、刘天和银楼、大成裕药店与丁祥丰木行尤为著名。

抗日战争期间，由于日本侵略军3次火烧祝桥镇，商店焚烧殆尽。嗣后，祝桥集镇的商业在货币贬值、物价飞涨的情况下艰难生存。

解放前，祝桥地区的商业主要有花米杂粮、南北货、烟纸杂货、腌鲜肉庄、绸缎衣布、五金百货、水作面坊、镶牙照相等行业。

    我国的商业和商人资本活动历史悠久，早在秦汉以前已相当发展，在《春秋》及《左传》等史籍中都记载有巨商出现。从《史记》的《货殖列传》中亦可看出有关商人在关中、洛阳、三晋和山东等地经商的具体情况。但我国自周、秦、汉以来，长期停滞在封建社会，在封建社会里自然经济占有极大优势，商品经济并不占有主要的地位，在封建社会后期，商品经济有了进一步发展，江南一带更臻繁盛，包括集镇在内。

上海地区的贸易起源，已难稽考。在对外贸易方面，据清同治《上海县志》记载，上海在宋时属秀州，隶两浙路，宋熙宁七年（1074年）设市舶提举司及榷市场，说明当时已有一定数量的对外贸易。市舶司专置官员以主绾（联络）对外贸易，其职务为一方面“稽征番货”（管理外商船只货物税收），一方面“管理贡事”（管理外国贡使并保护、监督内外商民之交易）。

元朝初年，政府倡行海运，而上海有水域之便，一度成为海运船只荟萃之处。祝桥地处沿海，潘泓港成为当时重要的出海口。明代上海一带时受倭寇骚扰，曾施行“海禁”，清初亦施“海禁”，闭关自守，上海对外贸易每况愈下。康熙二十三年（1684年），清延废除海禁，翌年在上海设立“江海关”，专司海舶税钞。后因清政府又限外商只在广州一口与华人互市，上海对外贸易基本停顿。这时长江一带尚无西人足迹，在乾隆年间（1736——1795年）英人不断到上海一带调查，要求通商，为清政府拒绝。祝桥近邻东海，属偏僻之地，更无对外贸易之说了。

在国内贸易方面，上海旧属松江府，棉区集中，棉纺织手工业兴盛，自明清以来，土布和棉花的国内贸易相当发达，由于土布手工业的兴旺，还有土布制成日用品的商品，如据明范濂《云间据目抄》记载：“松江旧无暑袜店，暑间穿袜者甚众，万历以来，用尤墩布为单暑袜，极轻美，远方争来购之，故郡治西郊广开暑袜店百余家，合郡男妇皆以做袜为主……”又如上海浦东地区盛产高丽布，旧时主要做面巾之用，亦远销南北各省。当时祝桥地区的袜业却十分发达，祝桥南六灶绣品声名远扬。

但上海地区的内贸不只是松江的棉花、布业等与其他地区的粮食及手工业品的交换，上海地处南北海运中心，长江腹地广阔，并由于江南物产丰富，因而贸易发达，促进了商业资本的繁荣和沙船运输业兴起。据《上海古迹谈》关于“商船会馆”记载：“上海各种商业，当尚未辟租界通商以前，轮船尚未入口，以沙船为大宗，允称首屈一指，各商设立字号，如严同春、严大生、陈丰记、郭万丰、王信义等，每号多者有船三四十艘，少者二三十艘，其余亦有十余艘或数艘者，往来山东、牛庄、烟台、天津一带，获利甚巨……”又据吴贵芳著《古代上海述略》转引《皇朝经世文编》等记载：“康熙五十四年（1715年），作为沙船业行会组织的商船会馆，建立于上海县城东的马家厂，规模宏敞。……黄浦江中碇泊着有上海、崇明、通州、海门、南汇、宝山等地的沙船……”当时“沙船聚于上海约三千五百余号”。足见沙船贸易的繁盛。从惠南镇到上海曹家渡通航船只颇多，祝桥镇是中途重要的转运中心。

在鸦片战争前，由于上海地区贸易的发达，早已形成“南北二市”，尤以南市兴旺。《上海县续志》：“在中外未通商以前，南市以豆业为领袖”，各业大小行号都萃聚其间。南市为早年上海的商业中心，这里的市场组织是往往一个行业集中在一条街，保留着不同程度的行会习惯。

《上海闲话》记载：“至历史上原有地名现时仍为社会所通用者亦以城内及南市一带为多”。在南市很早就有豆市街、菜市街、白衣街、花衣街、万竹街、篾竹街、竹行弄、筷竹弄、咸瓜街、火腿弄、药局弄、典当弄、洗帚弄、草鞋湾路、剪刀桥路、硝皮弄、铁锚弄及面筋弄等以行业命名的街道里弄，到现在有的路名还相袭沿用，这些地区都是各行业早期经营比较集中的所在，所谓“店多成市”。又据《上海闲话》记载：“南市各业交易，在昔均以上半日为限，至午后则无所事事矣！”南市沿黄浦滩一带，码头衔接，帆墙如林，米行木号多开设此处，即“里街亦市廛繁杂，居民栉比。”早年银钱业行号也大都开设于南市，这与南市当年商业兴盛有直接关系。

据《上海古迹谈》关于“潮州会馆”的记载：“潮州会馆……始于清乾隆四十八年（1783年）的小东门外之洋行街……。”当时闽广船只集泊在南市大、小东门外，商务活跃，“港岸上也出现了为闽广商人经营的专门发售洋货的行号，这些行号集中的街道，就叫做洋行街。”

北市早年以新闸沿吴淞江一带的市面较为兴盛。上海开埠后，北市建制包括租界区域，商业繁荣，上海港发展到鸦片战争的前夕，另据嘉庆十九年（1814年）陈文述《上海县志?序》述：“闽、广、辽、沈之货鳞萃羽集，远及西洋暹罗之舟，岁亦间至，地大物博，号称烦剧”。上海地区已成为“江海之通津，东南之都会”。清季末叶，人口迭有增加，五方杂处，万商云集，上海不仅为我国唯一大都市，而且也是世界名城。

上海在1843年开埠前，商业已渐趋繁荣，以后中外贸易中心渐由广州移至上海，从此上海成为外国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主要据点，除大批掠夺土特产出口外，大量进口洋货。洋商倚仗特权在上海纷纷开设进出口洋行。最早开设的是英国怡和洋行、仁记洋行等。据《洋务运动》（八）“上海杂记”记述：“道乐二十三年（1843年）上海初开贸易，统中国内地仅有洋人462名，西妇幼孩甚少。宝顺、怡和、仁记、播威等行为上海洋行之始”。到了1846年又有德商礼和洋行、禅臣洋行等开设，在1860~1893年间，上海洋行的设立象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后来兼营进口日用百货杂品的洋行，除了原有的怡和、仁记、礼和等外，尚有德商鲁麟洋行、宝顺洋行、森茂洋行、麦边洋行、祥茂洋行，美商科发大药房、茂生洋行等，法商康福洋行、永兴洋行、立兴洋行、笔喇洋行等，日商三菱洋行、三井洋行、大仓洋行等等约有三四十家之多。

上海开埠后，商业市场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由于上海渐次成为全国对外贸易的重要基地，以洋行为中心，从事土特产出口和推销进口洋货的商业发展起来，而上海与全国各地内贸交流亦大大增加，这就逐步形成从上海通都大市到全国穷乡僻壤的商业网。就上海原有的商业市场来看，原来集中于南北二市的交易更为兴旺。

南市场原来集中在上海县城大东门、小东门和北门城廓附近，鸦片战争以后，随着城厢居民的增加和航埠逐渐向十六铺发展，商业市面亦相继向小东门内三、四牌楼、方浜路及城隍庙等地延伸。《县志》记载城隍庙于清光绪十九年（1893年）修复后，游人日多，商市日盛。“各业因见有利可图，纷纷以余地出租，造屋设肆，驯至园中几无隙地。”从此庙周围兴起了市场，成为商业资本行会集中之地。庙市场经营特色素以小（小商品）、土（土产品）、特（特色工艺商品）闻名遐迩。

北市场原来集中在新闸沿苏州河一带，亦包括租界区域。据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二月一日《江南商务报》记载：“上海南北两市绾（联结）华洋贸易之毂，百货鳞萃，价值低昂盈虚，消息攸关，本馆按旬出报，逐日刊表，俾各埠有所比较耳！”但是，在南北市场有所发展的同时，上海的商业中心已逐步向租界内转移，主要集中在黄浦区的沿浦滩一带，以后又从南京路由东向西逐步扩展。

上海百货商业的起源，最早可追溯到鸦片战争前的杂货店，当时杂货店已分化出少数经营高档用品的京货店。这是日用杂货店发展的第一阶段。鸦片战争后，随着进口洋货的增加，在杂货店以外，出现广货店、京广杂货铺与洋广杂货铺，这些店铺就是以经营洋货比重的不断增加而陆续发展形成的。这是日用杂货店发展的第二阶段。再以后从洋广杂货铺中分化出了经营洋货为主的华洋杂货业（批发）和百货商店（零售），这是上海百货商业历史发展渊源的主流。

在上海市场上，早期经营日用百货商品的基本上只有小“杂货店”，后来市场繁荣，商业发达，相继出现京货店、广货店和京广杂货铺。到了19世纪70年代前后，洋货大量推销，市场上又出现了洋广杂货铺，在这以后，又出现专业的批零分工。1880年以后，各地向上海采办洋货的客帮日益增加，洋行已不再接受那些小户的定货采购，因此较大的和新开的洋广杂货铺就先后兼营洋货批发业务。后来由于业务日益发展，一般中小型商店已应付不了大宗交易，而行业中的大户由于实力雄厚，逐渐专营批发业务，这种批零分工，使行业又一次向前发展。

受上海商贸发展的影响，祝桥集镇商贸也走过了一段不寻常的道路。在清末民初，祝桥镇的新茂烟纸号、大成裕国药号、信昌南北货号、陈隆盛花米杂粮行，都是名闻沪上的著名杂货店。

清道光中叶，坦直汤姓富户到竹桥，在大水桥街（今众济街）开设新茂烟纸号，经营烟、纸、烛、皂、火油等杂货。嗣后，历经清咸丰、同治、光绪、宣统各朝及民国时期，新茂烟纸号虽历经战乱，但随着集镇的发展而日见鼎盛。20世纪30年代初，新茂烟纸号又在祝桥镇油车街开设分号——南新茂。是时，除由经理汤雨苍执掌店务外，还有账房、伙计、学徒、帮工10人上下。民国25年（1936年）新茂烟纸号建立100周年时，地方人士赠文为颂：“宝镜重磨益显，金刚百炼常新。不拔之基，河山并寿。”

抗日战争爆发后，新茂烟纸号屡遭不幸。民国27年（1938年）“南新茂”遭日本侵略军的火焚。次年，店主又被杀害。新茂烟纸号汤姓家属百临困境，极力支撑门面，直至解放才获得新生。1956年春，新茂烟纸号加入祝桥文百合作商店。

大成裕国药号前身为“平心药店”，位于原竹桥镇油车街，坐东朝西，由倪墙高创设于清光绪十二年（1886年），为祝桥地区药业之先。清朝末年，平心药店因营业欠佳，由张氏风科嫡系张鲤庭、张亚卿与李宛花合股接办，改名“大成裕国药号”，经理范荣江。后由门生张书文接任，直至解放后参加公私合营。

大成裕国药号选材道地，制作精良，品种繁多，颇受医界称道。又研制张氏风科秘方丸散，故业务兴盛。

信昌南北货号由朱秀文创办于民国2年（1913年），货号位于原竹桥镇油车街与信昌街交汇处（今属祝桥镇东大街），拥有店堂、作场、仓库50多间和运货航船2艘。信昌南北货号除销售南北杂货外，兼设茶食工场、炒货作场，批零兼营。茶食工场特聘名师精制各式茶食糕点，其中尤以芙蓉糕最是脍炙人口。该糕用料考究，猪油氽炸，甜性足，上口松脆，当年与周浦三阳泰状元糕、新场徐福泰小酥粮齐名。信昌的枣仁饼亦以皮薄馅多甜性鲜美而有名。

20世纪30年代初，信昌南北货号生意鼎盛，雇员50多人，营业额最高年达旧法币8万余元。民国27年（1938年）秋，日本侵略军火烧祝桥镇，信昌南北货号焚于战火。

陈隆盛花米杂粮行于民国14年（1925年）创设于祝桥运盐河西侧（今南塘街）。是年，店主陈连生以其柴行老店转为杂粮店。后又进入上海交易所充当面粉经纪人，经营大为发展。渐次于浙江石浦设稻米收购座庄，于川沙、江镇设购销分号，有航船10多艘，往来运输。20世纪30年代，陈隆盛花米杂粮行又在祝桥殿庆桥东堍添造仓库数十间。民国25年（1936年）起，添置8.82千瓦柴油机1台，26英寸轧花车18部，籽棉加工成皮棉后直销上海。民国27年（1938年）起，添17.64千瓦柴油机1台，石磨3座，以祝桥地区生产的小麦加工龙牌面粉，主销南汇县南半部及江浙一带。解放初歇业。

大型百货公司（Department Store）创始于西文资本主义国家，是近代资本主义商品市场发展的产物。它的特点一般是股份有限公司组织，规模大，资金足，经营商品广，是一种设有各专业部的大型综合商店。在中国，先有洋商开设的百货公司，华商百货公司在二十世纪初由广州发展到上海，并比较集中于上海。

鸦片战争以后，上海便逐渐成为中国进出口贸易的主要港口，又是沿海沿江物资集散的枢纽。随着国内外贸易的日益发展，上海市场日趋繁盛。洋货的输入，不但数量与日俱增，而且品种也不断扩大，在日常生活用品中还有一部分奢侈消费品。

帝国主义国家不但把洋货大量源源输入，还在上海开设洋商百货公司，专营零售业务。这些洋百货公司经营的商品中，有些是以洋人自己食用为名，如洋酒等。凭借不平等条约的特权，免税进口的。早在1854年8月26日《北华捷报（英文版）》分类广告的记载中，就出现外人所设立的百货零售店，不过一般范围尚小，有的还没有商店招牌，只用个人名义。如英商爱特华霍尔，出售的商品有面包、饼干、煤油、黄肥皂、毛刷、鞋刷、阳伞、纱袜、衬衫、台布、钟、呢帽、发油、香皂，以及各种餐具刀叉、盘锅、办公用具和玩具等日用杂品。这些零售商品最初虽主要是为居留在上海一些洋人消费服务的，但也已进入市场广泛销售。

我国的商业组织，原来只有独资与合伙两种。1893年（光绪十九年）清政府设商部，制定了商律及公司注册试办章程。此后华商企业的公司组织有了发展，尤其以上海，广州较多。

上海先后成立了先施公司、永安公司、新新公司、大新公司等股份有限公司，全都是以华侨资本为主体。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又成立了上海中国国货公司。

上海商贸的发展，也带来了上海地区独特的商贸文化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