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茶事简说

中国历史上最早饮茶的记载见于《三国志》，有“以茶当酒”之说。但饮茶、贡茶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却始于唐代。公元620年，即唐王朝建立后的第三年，史载：“庐江（安徽合肥、六安一带）贡茶。”这在中国历史上以茶为贡尚属首见。应当说，总是先有事实，后有记述的。种茶、饮茶、品茶总在这一记载之前，但是，也可以说相去不远。之后，621年，鄱阳（江西鄱阳县）、蕲春（湖北蕲县）、义阳（河南信阳）、吴兴（浙江吴兴县），都开始贡茶。623年，624年，625年，之后接二连三都有贡茶之记载。

纵观唐代三百年历史，贡茶十分兴盛。这说明，茶文化在唐代文化中占极为重要地位。在此基础上，唐代人陆羽撰写了《茶经》，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先的一本茶书，后来，此类书风起云涌了，到清末为止，共有一百多部之多。

在茶文化兴起的同时，人们还培植了许多名茶。吴兴郡贡的紫笋茶，在当时就名盛一时。唐朝《国史补》曾有记述，创造这种紫笋茶的浙江长兴顾渚成为历史上最有名的贡茶院之一，它建于唐代宗大历五年（公元770年，至明洪武八年即1375年停办），历时有600年之久。据说，采制盛时“役工三万人”，“置焙百余所”。当年从事专业制茶的“工匠千余人”。当地太守举行茶宴，评比品质，极一时之盛。白居易诗云：“紫笋齐尝各斗新”，正是咏叹这一盛事。据说，紫笋茶进贡，是被看成一件大事的，“限清明日到京，谓之急程茶”。

唐代贡品是唐代经济文化的一面镜子，由此可以照见：当时的中国是雄据于世界文明的最前列的。

由于古籍中对茶的记述实在太少，对于古时茶叶生产、制造、贸易乃至饮用的情况，并没有叙说清楚。这种情况，从南北朝以前历隋一直到初唐，都没有多大改变。黄河流域在西晋以后，就不断有饮茶的可靠记载，但是，实质上至唐朝初期，我国北方“仍不多饮”，饮茶和茶的贸易仍不普及。

唐朝，具体说是唐代中期以后，在我国茶业和茶叶文化发展史上，是一个有划时代意义的重要时代。史称“茶兴于唐”或“盛于唐”。在唐一代，荼去一划，始有茶字；陆羽作经，才出现茶学；茶始收税，才建立茶政；茶始销边，才开始有边茶的生产和贸易。一句话，直到这时，茶在我国社会经济、文化中，才真正成为一种显着的生产事业和文化。因此，本节在着重介绍唐代茶业发展的同时，对茶文化的某些建设、发展，也附带作些剖析。

我国茶业为什么到唐代一下就兴盛起来呢？学术界有不少分析，如台湾朱重圣先生就归结为这样几个原因：交通发达，运销便捷；陆羽《茶经》，直接鼓吹；僧道生活，间接刺激。这也代表大陆一部份学者的看法。这三点，特别是交通条件，无疑都是唐代茶业蓬勃兴起的重要原因。

不过，我们强调交通或把交通条件放在首位，并不是说其作用和影响，就比陆羽倡导和僧道生活的影响更大。事实上唐代茶业的勃兴，是诸多条件的综合因素造成的。如杨华在《膳夫经手录》中所说：“茶古不闻食之，近晋宋以降，吴人采其叶煮，是为茗粥；至开元、天宝之间，稍稍有茶，至德、大历遂多，建中以后盛矣”。显然，杨华这里所说，是指北方饮茶发展的情况。《膳夫经手录》清楚指出，在唐玄宗开元、天宝年间，北方饮茶还不多，至肃宗和代宗年间，稍稍多了起来，德宗建中以后，就可以称盛了。

唐朝南北交通的运输动脉是运河，这从隋朝杨广起至整个唐代，都没有什么大的变化。那么，为什么在唐代初期和盛期我国茶业没有发展起来，至安史之乱国库空竭之后，倒反热热闹闹发展了起来呢？很明显，这就不单是交通条件，而当是或主要是后面的原因起作用了。

这一点，唐代封演在其《封氏闻见记》中，有很好的说明。其称：茶“南人好饮之，北人初不多饮。开元中，泰山灵岩寺有降魔师，大兴禅教。学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皆许其饮茶；人自怀挟，到处煮饮，从此转相仿效，遂成风俗。

自邹（今山东邹县）、齐（山东临淄）、沧（河北沧州）、棣（山东惠民）渐至京邑，城市多开店铺，煎茶卖之”。这段记载，也同样反映，我国黄河流域饮茶的风气，是在开元以后随北方的“大兴禅教”而连带发展起来的。

禅教是佛教的一宗，所以也叫禅宗。所谓“禅”，也就是“止观”的意思。即通过坐禅入定求得心静为“止”；观或称“观心”，对心进行反省观察，进行宗教修养。这种止观禅法，是随佛教的经籍，在汉时就传入我国的。但是，禅宗托始菩提达摩，真正作为佛教的一宗并在我国流传，是在南北朝时期。禅宗是中国独有或“中国化”的佛教宗派，它盛行于唐代中期以后及五代。安史之乱以后，唐王朝日趋腐朽，兵灾相继，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这时禅宗宣扬“顿悟成佛”，向人们倾销去“天国”的门票，这尤其对遭受安史之乱祸害最深的中原人民来说，更为欢迎，更是虔诚。所以如《封氏闻见记》所说，当泰山灵岩寺一开门传宗，就很快风靡整个中土了。

禅宗有很多支派，泰山灵岩寺的禅宗是哪一派？不详也没有必要去考证清楚。不过从其坐禅务于不寐、又不夕食来看，可能是属于信奉“安心”渐修的一派。但也有与之相反的派系，如南宗马祖派提倡禅渗透于日常生活，主张“饥来吃饭，困来即眠”，他们的修心就不那么严格。但我们不能抓住禅宗马祖派的例子，即否定《封氏闻见记》的真实性。事实上这条史料，对照唐代茶业的其它文献记载，其所说还是极其准确和可靠的。

诚如封演所指出，在唐开元以前，我国对茶，还只是南人好饮之，北人不多饮。所以，茶基本上处于一种南方自产自饮的状态。众所周知，在汉以前，我国人口大多聚居在黄河中下游地区，虽然唐朝时南方的人口经汉末、西晋末年和安史之乱等几次北民南移的充实，人口有了较大增长，但与中原相比，还呈北方人口多于南方的状况。所以，如《膳夫经手录》所说，至德宗李适以后，“关西山东闾阎村落皆吃之，累日不食犹得，不得一日无茶”，随北方饮茶的风起，我国南方的茶叶生产和南北茶叶贸易，也相应较快地发展了起来。结果，如《封氏闻见记》所载，南方各地所产的茶叶，源源“自江淮而来，舟车相继，所在山积”，在一个不长的时间内，我国南方主要是长江流域各地的茶业生产，差不多翻了一番。

唐代我国南方有哪些茶叶产地呢？陆羽在《茶经》中，对肃宗、代宗时的情况，作了这样记述：山南有峡州、襄州、荆州、衡州、金州和梁州；淮南有光州、义阳郡、舒州、寿州、蕲州和黄州；浙西有湖州、常州、宣州、杭州、睦州、歙州、润州和苏州；剑南有彭州、绵州、蜀州、邛州、雅州、泸州、眉州和汉州；浙东有越州、明州、婺州和台州；黔中有思州、播州、费州和夷州；江南有鄂州、袁州和吉州；此外，还有岭南的福州、建州、韶州、象州等４３州。过去一般都将《茶经》上列州之前的地名“山南”、“淮南”等称之为“八道”。

这些地名在唐代确也曾作过道名，但不是同一时期的道名，所以，与其称之为是道名，不如说成“八大茶区”为好。

具体这些茶区的茶叶生产情况又怎样呢？举例来说，如成都一带的古茶区，这时除农户的小块茶园外，还出现了诸如张守?家的大型地主茶园。据载：“九陇居人张守?，家甚富，有茶园在阳平化仙居山内，每岁召采茶人力百余辈，男女佣工者杂之园中”。显然，采茶季节要雇一百多人的茶园，其生产就不是为自给而是以商品生产为目的了。《膳夫经手录》对此记称：“蜀茶南走百越，北临五湖，……自谷雨已后，岁取数百万斤，散落东下”。

再以浙西婺源一带的情况为例，如《婺源诸县都置新城记》载：“大和中，以婺源、浮梁（今江西景德镇）、祁门、德兴四县茶货实多，兵甲且众，甚殷户口，素自奥区”，于是升婺源为都，隶彼四邑，辖此一方兵刑课税。大和（８２７—８３５）是唐文宗的年号，这里清楚表明，婺源的升都和建造新城，就是因为其周围茶叶生产和贸易急剧发展所引起的。这一点，张途在《祁门县新修闾门溪记》中也有很好的说明。其载：祁门“山多而田少，水清而地沃，山且植茗，高下无遗土，千里之内，业于茶者七八矣。由是给衣食，供赋役悉恃此。……每岁二三月，赍银缗缯素求市将货他郡者，摩肩接踵而至”。这条史料讲的是祁门，但所说“千里之内”，实际也包括上说婺源和整个赣东北、皖南的古代茶区在内。

所有这些资料都一致反映，唐代茶业的这些显着发展，都是与开元后北方大兴禅教、禅教倡导饮茶相联系的。

唐代前期，茶业还没有多大发展，茶利也不显著，所以官府对茶也没有课税和形成什么固定的政策。中唐以后，随茶叶生产和贸易的空前发展，不但在茶叶文化或饮茶习俗上有不少发展，就是在原来所没有的茶政、茶法上，也获得了一系列的建设和发展。

首先从茶的赋税制度来说。在大历（７６６—７７９）以前，我国茶叶还只有土贡而没有赋税。据《新唐书·地理志》记载，唐朝贡茶的州郡，主要有怀州河内郡（治位今河南济源），峡州夷陵郡（今湖北宜昌），归州巴东郡（今湖北秭归）、夔州云安郡（今四川奉节）、金州汉阴郡（今陕西汉阴）、兴元府汉中郡（今陕西南郑）、寿州寿春郡（今安徽寿县），庐州庐江郡（今安徽合肥）、蕲州蕲春郡、常州晋陵郡、湖州吴兴郡、睦州新安郡、福州长乐郡、饶州鄱阳郡、溪州灵溪郡（今湖南龙山）、雅州庐山郡（今四川雅安）等地。这里都是用的州名，但实际往往是该州某一二个县产茶，州治所在地和其他多数县并不产茶。如常州晋陵郡，其茶实际就主要出在宜兴。另外，这些地区的贡茶，多数始于大历以前，但可能也有一些是贞元税茶以后入贡的。如《通典》载，安康郡贡茶一斤，夷陵郡贡茶二百五十斤，灵溪郡贡茶芽二百斤；其所说安康、夷陵和灵溪的贡茶，就当是天宝以前的事情。

这种贡茶，有的虽有定额，但似乎在唐代前期，还未形成一种定制。据研究，关于贡茶的一些制度和规定，是随贡焙建立以后才逐渐严格和完善起来的。

开元以后，在北方饮茶的社会风气影响下，我国宫廷用茶的数量，也日增一日，已非一般地方贡献所能满足，有必要设立一个专门生产王室用茶的场所，这样，就出现了我国历史上最早的一个专门贡焙——常州义兴和湖州长兴间的顾渚贡焙。关于顾渚贡焙的缘起，《唐义兴县重修茶舍记》有这样一段记载：“义兴贡茶非旧也，前此故御史大夫实典是邦，山僧有献佳茗者，会客尝之。野人陆羽以为芳香甘辣，冠于他境，可荐于上。栖筠从之，始进万两，此其滥觞也。厥后因之，徵献渐广，遂为任土之质。”茶舍是顾渚贡焙之前宜兴采办贡茶之处。

长兴“顾渚与宜兴接，唐代宗以其（宜兴）岁造数多，遂命长兴均贡。自大历五年始分山析造，岁有定额，鬻有禁令；诸乡茶芽，置焙于顾渚，以刺史主之，观察使总之”。这就是说，顾渚贡焙，是大历五年长兴县与当时义兴均贡才专门设立的。义兴贡茶，最初只进“万两”，后来愈贡愈多，以至如有的史籍所载，“顾渚贡焙，岁造一万八千四百八斤”。贡额一多，所付劳役也多，所以《元和郡县志》中又载：“贞元已后，每岁以进奉顾山紫笋茶，役工三万人，累月方毕。”顾渚贡茶，是加在长兴和宜兴先民身上的一项沉重负担。

曾任浙西观察使和湖州刺史的袁高，在亲自督造贡茶的过程中，体察到贡茶的艰辛，一次在起贡时，袁高专作《茶山诗》一首，力陈贡茶的痛苦和弊端，用以谏君。其诗中有“动生千金费，日使万姓贫”；“一夫旦当役，尽室皆同臻”；“悲嗟遍空山，草木为不春”；“造纳无昼夜，捣声昏继晨”等悲愤凄凉之句。

关于揭露贡茶严酷的诗作，还有如李郢的《茶山贡焙歌》等，其诗句“陵烟触露不停采，官家赤印连贴催”；“驿骑鞭声砉流电，半夜驱夫谁复见？十日王程路四千，到时须及清明宴”等句，这些从另一个角度，诉说贡茶限时限刻，必须在清明前三天贡到京城的艰难。唐代茶叶，有“蒙顶第一，顾渚第二”之说，那么，贡焙为什么不设在蒙顶而设在顾渚呢？蜀道难行，这可能主要是为清明前要赶送到京城的关系。

贡茶，实质上也是一种赋税。如上面《新唐书》记及的贡茶，就是一种实物税；而顾渚贡茶，则是带有一种劳役性质的赋税。但是，真正课收茶税，还是德宗李适统治期间的事情。建中三年（７８２），为筹措常平仓本钱，赵赞上言“收贮斛匹段丝麻，候贵则下贾出卖，贱则加估收糴，权轻重以利民。从之”。于是赵赞“乃於诸道津要置吏税商货，每贯税二十文；竹、木、茶、漆，皆十一税一，以充常平之本”。这也是我国文献中最早的税茶记载。课征茶漆十一税的第三年，朱乱，德宗逃到奉天（今陕西乾县），为减轻百姓负担，诏罢商货税。但不久，如《文献通考》所说，贞元九年正月，盐铁使张滂以水灾两税不登，请“于出茶州县及茶山外商人要路，委所由定三等，时估每十税一”；由此重又恢复茶税，并自此把税茶作为一种定制。

贞元时茶税岁入不超过四十万贯，还不算太重。但是至穆宗长庆元年（８２１），因“两镇用兵，帑藏空虚”，又加“禁中起百尺楼，费不可胜计”，于是盐铁使王播请大增茶税，“率百钱增五十”，使每年的茶税一下增加到六十万贯以上。文宗时，王涯为相，为尽取茶利，他进一步提出了官营官卖的榷茶制度，自兼榷茶使，于大和九年颁令榷茶。强徙民间茶树于官场，并焚其积旧；商人只能购买官场的茶叶，而且大增茶税，一时搞得天怒人怨。不久，王涯被诛，榷茶也随之中辍。武宗会员元年（８４１），崔珙任盐铁使，“又增江淮茶税。是时，茶商所过州县有重税，或掠夺舟车，露积雨中；诸道置邸以收税，谓之``＇地钱”。当时茶叶贸易由于中央榨取，地方搜括，结果，只会使“私贩益起”。大中初年，斐休任盐铁使，针对当时茶税混乱的情况，立茶法十二条，严禁私自贩运和销售茶叶。如规定“私鬻三犯皆三百斤乃论死；长引群旅茶虽少，皆死；雇载三犯至五百斤，居舍侩保四犯至千斤者皆死。园户私鬻百斤以上杖背，三犯加重徭；伐园失业者，刺史县令以纵私盐论”。对于这样一个苛法，颁行后不但减少了私茶，官府增加了税收，百姓也仍然“以为便”。所以至此，唐代茶叶的税法，才相对稳定一些。

茶叶从不税到税，除反映其时茶叶生产、贸易的发展以外，它虽然是强加于园户、茶商和广大消费者的一种沉重负担，但另一方面，同时也说明这时的茶业，也已成为国家赋税所赖的一种重要的社会生产事业了。

由于唐代广征各地名茶，贡焙的贡额也不断增多，宫廷中的用茶和茶货积存也愈来愈多，于是茶在朝中如《苕溪渔隐丛话》所载，顾渚紫笋“每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开始又出现了皇帝以茶赏赐勋戚重臣，以示恩信的一种习惯和制度。

如“咸通九年（８６８），同昌公主出降，宅于广化里，上每赐御馔汤物。……其茶则缘华紫英之号。”③唐朝以茶分赐臣僚的例子很多，这里可以刘禹锡代人书写的二张谢赐茶表为例。

其一是代武中丞所书：“中使窦国宴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 ……恭承庆赐，跪启缄封。伏以方隅入贡，株撷至珍，自远贡来，以新为贵，……既茶凡口，倍切丹心，无任。”另一张写称：“中使某乙至，奉宣圣旨，赐臣新茶一斤，猥沐深恩。……伏以贡自外方，珍珠众品，……实惭于虚受，无任。”这种由皇帝遣官宦专赐，臣下得茶后上表申谢的颁赐茶叶之风，在唐代后期至宋代的一个很长时期里，几乎流为上层社会的一种隆重礼遇。十分明显，一旦茶叶成为社会的一种重要文化，帝王将相自然也就会用之作为维护和巩固其统治的一策了。唐代颁赐茶叶的主要对象是近臣，但高僧名儒、戍边将士和其他各色人等，也都可因各种原因而获得颁赐。载：“臣某言，中使至，伏奉手诏，兼赐臣一千五百串，令臣分给将士以下。圣慈曲被，戴荷无阶。”等等。

王室对臣下，表现为赐茶，反映在社会一般群众之中，则为相互馈赠；两者比较而言，民间相互馈赠茶叶的风气，比赐茶出现的时间更早。如大诗人李白，就留有一首《答族S煩僧中孚赠玉泉仙人掌茶诗》；表明社会上在李白之前，特别在士人中间，赠茶酬诗和以诗谢寄的风气，就相当普遍了。及至唐代中期和后期，如白居易《萧员外寄新蜀茶》、《谢李六郎寄新蜀茶》，柳宗元《巽上人以竹简自采新茶见赠》等寄答茶的诗作，在《全唐诗》中，更是随处可见。近见一种说法，唐代的茶道和一些茶俗，是先起之于宫廷，然后由宫廷再传及民间的。由唐宋王室赐茶这点来看，适恰是本末倒置了，实质上宫廷的茶文化，一般都先起于民间，是民间茶叶文化的一种宫廷化。

不过，也应附带指出，社会茶叶文化一旦宫廷化，它至少在物质和礼仪等等方面，即上升为当时最高规格的一种文化。

这一点，可以从１９８７年４月３日陕西扶风法门寺唐代地宫出土的宫廷茶具得到说明。这套茶具，是晚唐僖宗李儇供奉法门寺佛骨舍利作法器用的，据地宫《物账碑》记载，有“茶槽子碾子、茶罗子、匙子一副七事共八十两”。由茶碾、茶罗子等器物的錾文看，这套茶具不少是咸通九至十二年期间制造的；并且在鎏金飞鸿银则和长柄勺等器物上，还有用硬物刻划的“五哥”二字。“五哥”是僖宗幼时的称呼，说明僖宗自己用过或很喜欢这套茶具。就出土实物来说，《物账碑》所言“七事”，大致是“指茶碾子、茶锅轴、罗身、抽斗、茶罗子盖、银则、长柄勺”这样七件东西。当然，除此地宫同时还出土了一些如瓷器、琉璃等饮茶用具。对这套茶具，学者们称其是“迄今为止世界上发现的时代最早、最完整、最精美华贵的系列茶具”。但是，不论是金银制的“七事”茶具，还是“七事”之外地宫中出土的其他宫中饮茶用具，其名物全部没有超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茶器内容。这就有力证明，民间百姓用的茶具形制，不是从宫廷中流传出来的；适恰相反，宫廷茶具，倒是大都源于民间寻常用具。因为陆羽《茶经·七之器》中所列的２７件茶器和饮茶用物，都是根据民间用具所总结和设计出来的。

随着茶业的兴起和贡茶日益受到亲睐，巴蜀在西汉时茶叶贸易就颇活跃。至唐代以后，如《食疗本草》反映：“市人用槐柳初生嫩芽叶杂之”，茶叶贸易不仅有进一步发展，甚至茶叶贸易中消极的掺假作伪，也滋长了出来。不过，我国茶叶贸易的急剧和大规模发展，还是如前所说，主要是唐中期由北方饮茶的风气所带动出来的。以蜀茶蒙顶的产销情况为例：“元和以前，束帛不能易一斤先春蒙顶，是以蒙顶前后之人，兢栽茶以规厚利；不数十年间，遂斯安草市，岁出千万斤。”

元和是唐宪宗的年号，这时也是北方禅宗的盛期，蒙顶茶在短短数十年中，就从罕见之品，一下子变成了充斥草市的大路货。不只蒙顶是如此，全国其他茶叶重要产区的生产、贸易，在唐代中期也无不都有一个飞跃的发展。

以《膳夫经手录》载及的大中（８４７—８５９）时的茶叶贸易情况，可以清楚看出，建茶、蜀茶等南人习饮的茶叶，虽然也有一定的发展，但较之主销北方的茶叶，产量和色额要少得多。主销关西、山东的浮梁茶，其数量“百倍于蜀茶”，销售陈（今河南淮阳）、蔡（今河南汝南）、幽（今北京大兴）、并（今山西太原）间的蕲州茶和至德茶，又“倍于浮梁”；至于主销梁（今陕西南郑）、宋（今河南商丘）、幽、并诸州的歙州、祁门、婺源方茶，则更是“商贾所赍，数千里不绝于道”。

其时各地所产的茶叶，不但各自形成了自己的特点和风貌，而且还分别形成了自己专门的主销区域或固定流向，这些，无疑都是茶叶贸易发达以后才会产生的现象。

所有这些史实都一致说明，唐代后期的茶叶贸易，主要是赣北、皖南和鄂东的所谓“江淮茶区”对黄河流域的茶叶贸易。而白居易《琵琶行》所吟“老大嫁作商人妇，商人重利轻别离；前月浮梁买茶去，去来江口守空船”，所提到的浮梁（景德镇）、江口（位今江西九江），当即是其时我国茶叶贸易的主要集散地和交通枢纽。

关于浮梁、浔阳（今九江）在唐代南北茶叶贸易中的地位和作用，如《元和郡县图志》所载：“浮梁每岁出茶七百万驮，税十五馀万贯。”很明显，这里所说的浮梁的茶叶，就包括今江西的婺源、德兴、景德镇，安徽的祁门等周围一大片地区的产茶。

婺源、祁门这一带，在唐代均属浙西，其地在上元以前所出的茶叶还不多和不甚有名。如陆羽《茶经》在评第全国的茶叶中，对浙西的评述为“湖州上，常州次，宣州、杭州、睦州、歙州下”；对赣东北和皖南的茶叶，只提到“歙州下”一句，其他婺源、浮梁、祁门等地的茶叶，连提都没有提到。所以，联系婺源建新城，祁门千里之内种茶无遗土的史实，同样也可看出，唐代浮梁这一主要茶叶生产和贸易中心，明显也是在上元以后至文宗大和、宣宗大中这不到一百年间形成和发展起来的。

唐代后期茶叶贸易的兴盛，我们还可从其时江贼猖獗的有关记载中得到一些证明。据杜牧《上李太尉论江贼书》载，在茶叶贸易急剧发展起来以后，长江中也出没一批冒充茶商的强盗。多的有二三条船，上百人；少的，也有一条船二三十人。

这些江贼，专门抢劫江中行船，有时也上岸劫掠城镇。他们有的和茶贩勾结，有的半盗半商，自己也从事贩运茶叶。杜牧指出，这些人把抢来的“异色财物，尽将南渡，入山博茶”。

为什么把赃物弄到山里去换茶呢？因为“盖以异色财物不敢货於城市，唯有茶山可以销受。盖以茶熟之际，四远商人，皆将锦绣缯缬，金钗银钏入山交易，妇人稚子尽衣华服，吏见不问，人见不警”的关系。他们进山前是强盗，“得茶之后，出为平人”，又变成了茶商。杜牧还具体提到了这些江贼的活动规律：“濠（今安徽凤阳）、亳、徐、泗、汴（今河南开封），宋州贼，多劫江南、淮南、宣润等道；许（今河南许昌）、蔡、申（今河南信阳）、光州贼，多劫荆、襄、鄂、岳等道。劫得财物，皆是博茶北归本州货卖，循环往来，终而复始。”

唐代茶叶贸易以后期和黄河流域为主，但不就限于中土。

如封演所记：“始自中域，流于塞外，往年回鹘入朝，大驱名马市茶而归”，还由中原进一步扩展到了西北边疆的少数民族地区。回鹘亦名回纥，原散居娑陵水（今色楞格河）、混昆水（鄂尔浑河）和独洛河（土拉河）流域一带，唐灭突厥后建国，怀仁可汗时，其领土东至兴安岭，西到阿尔泰，南到蒙古大沙漠；９世纪中叶，为黠戛斯部族所灭。唐时除回鹘外，与西部藏区，也建立了茶的贸易关系。

《唐国史补》所载：“常鲁公使西蕃，烹茶帐中，赞普问曰：‘此为何物？’鲁公曰：‘涤烦疗渴，所谓茶也。’赞普曰：‘我此亦有，’遂命出之，以指曰，此寿州者、此舒州者、此顾渚者、此蕲门者、此昌明者、此湖者。”赞普所点示的这些茶叶，也都是当时我国各地所推尚的几种主要名茶。

在研究唐代贡茶和茶文化时，不得不提及陆羽。陆羽是唐朝中期一位著名学者，也是我国和世界茶学的最初创建者。他一名疾，字鸿渐，又字季疵；复州竞陵（今湖北省天门）人。在《新唐书》、《文苑英华》、《唐才子传》和《全唐文》中，都有他的传记和介绍。

据称他是一个弃婴，不知所生，他的姓名一说是他长大后自己用《易经》占卜出来的。他卜得的是“蹇”之“渐”卦，其卦辞有“鸿渐于陆，其羽可用为仪”等语，於是他就取陆为姓，以羽为名，用鸿渐作字。他是和尚从河边拾回在庙中长大的，但他自小就喜爱读书，不愿意学佛，所以后来就偷偷离开寺庙，跑到一个戏班子里学戏和做起“优人”来。天宝（７４２—７５６）中，陆羽在一次演出中为太守李齐物所赏识。他长得不好看，口吃善辩，为人正直。上元初（７６０年），他移居苕溪（浙江湖州），自号桑苧翁，闭门著书。他出名以后，朝廷曾任命他为太子文学，后来又改仕太常寺太祝，他都没有去。贞元（７８５—８０４）末卒。

陆羽博学多闻，是一位知识非常渊博的学者。他可能受到当时“不名一行，不滞一方”的思想影响，在学业上，他犹如清昼、崔子向在《寄处士陆羽联句》中所说那样：“荆吴备登历，风土随编录”；“野中求逸礼，江上访遗编”，不仅从书籍同时也从自然和社会中不断探求与积累知识，所以其涉猎非常广泛，著述也表现出多样性。陆羽不但是一位茶叶专家，用现在的专业说，其同时也是一位杰出的诗人、小学专家、传记作家、史学家、地理学家。另外，他作优人时还写过一些剧本，并且写得一手好字，所以他又是一位剧作家和书法家。

陆羽在茶学上的成就，主要是《茶经》一书。《茶经》全书共七千多字，分三卷十节，卷上：一之源，谈茶的性状、名称和品质；二之具，讲采制茶叶的用具；三之造，谈茶的种类和采制方法。卷中：四之器，介绍烹饮茶叶的器具。卷下：五之煮，论述烹茶的方法和水的品质；六之饮，谈饮茶的风俗；七之事，汇录有关茶的记载、故事和效用；八之出，列举全国重要茶叶产地和所出茶叶的等地；九之略，是讲哪些茶具、茶器可以省略；十之图，即教人用绢帛抄《茶经》张挂。对于《茶经》，我国不论是大陆还是港台，论著很多，但我们认为陈彬藩先生在《论茶经》中的三个标题：“茶叶百科全书”、“茶叶文化宝库”、“世界茶叶的经典”，约概大旨，就比较贴切地说明《茶经》一书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了。

在陆羽和《茶经》的影响、倡导下，茶的饮用和茶叶文化，在我国全国范围内进一步较快发展了起来。

在隋朝和唐初以前，北方虽然也知道和有少数人饮茶，但毕竟业茶和嗜茶是盛于南方，属于南方特有的一种区域性的文化现象。至唐代中期以后，如陆羽《茶经》所说：“滂时浸俗，盛于国朝，两都（长安和东都洛阳）并荆、渝间，以为比屋之饮”；不只南方，中土的京畿一带，其对茶叶的崇尚，也和我国茶饮的故土荆、渝地区，没有什么程度上的不同了。

“两都”是城市，北方农村这时饮茶的情况又怎样呢？穆宗时李珏称：“茶为食物，无异米盐，于人所资，远近同俗。既祛竭乏，难舍斯须。田闾之间，嗜好尤切。”这即指出，其时不但北方城镇，连农村也和全国“同俗”，已把茶视同粮食和食盐一样须臾不可或缺的生活必需品，甚至农村对茶的需求，有些地方较城市“嗜好尤切”。笔者过去有的文章中曾提出，“茶作为中华民族或我国全国性的一种文化现象，是唐以后才形成的”。现在我仍然认为，茶从最早的巴蜀，继而扩展为巴蜀和荆楚，再次发展为江淮以南的文化内容，都是一种区域性的或苗蛮文化，真正站在黄河中土称“远近同俗”的“无异盐粟”的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共同文化内容，则是中唐以后才形成和确立起来的。

讲到唐代中华茶文化的形成，我们还不能不附带谈谈作为其核心之一的茶道文化的形成。关于茶道，和茶叶文化的含义一样，现在各执一是，说法很多，我也不知取从哪种说法为妥，就暂按我们的理解——即讲究饮茶（包括物质和精神）之道来阐说吧。“茶道”一词，源出我国。上面在封演的《封氏闻见记》中，已提到“茶道大行”；但这还不是最早的记载。从现存的文献资料来说，最早的“茶道”一词，可能就算皎然的《饮茶歌诮崔石使君》一诗所载了。其句有“孰知茶道全尔真，唯有丹丘得如此”之说。《封氏闻见记》成书于８世纪末，皎然这诗约作于８世纪中期后期，二者相差有十几二十年，但一致说明，我们至迟在８世纪下叶的唐朝中期，就派生和存在一种新的茶道文化现象了。联系前面所说，很清楚，我国茶道不早不迟出现在这个时期，是直接和《茶经》的面世相关的。因为茶道既然是一种讲究饮茶之道，那么，这种“道”，无疑也首先是通过一定的饮茶活动来体现的。没有茶，有茶不饮或饮而不加讲究，也就无所谓茶道了。

陆羽之前，饮茶和“瀹蔬而啜”一样，自然也就不会怎样讲究道，有道也不会大行。但陆羽通过《茶经》对如何采造茶叶，怎样烹煮，应备有哪些茶器和如何饮用一一加以总结和倡导以后，把茶叶的饮用，由单纯的防疫治病、充饥解渴，提高和发展为一门专门的技艺和学问，这时，也只有到这时，我国才开始重视和产生讲究饮茶之道。

茶道文化并不是孤立产生的，它是在先前茶叶文化的基础上颖脱出来的一种次生文化，是茶叶物质和精神文化在饮茶方面的集中体现。《茶经》中除讲到如何选茶、择水、用火、设具和饮用茶叶之法以外，还提到了“茶性俭”，“为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这即是说，在《茶经》和最初的茶道中，陆羽和大家在讲究饮茶之法的同时，一开始就提到和就具有精神的一面，而这精神的一面，不是来之于其他，恰好正是从茶文化的淀积中承继过来的。《茶经》提出的茶饮“最宜精行俭德之人”，换句话说，也就是要求饮茶者，饮茶时要修心养性，效做这样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