贡茶是中国茶叶发展史上的一种特定现像，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特有产物。贡茶使千百万茶农蒙遭苦辛，但贡茶在客观上也推动了茶叶生产技术的发展，它也是茶文化中的一个重要内容。
贡茶的缘起与封建制度的建立密切相关，贡茶与其它贡品一样，其实质是封建社会里君主对地方有效统治的一种维系像征，也是封建礼制的需要。
贡茶起源于西周，迄今已有三千多年历史了，晋《华阳国志之巴志》载：“周武王伐纣，实得巴蜀之师”。巴蜀作战有功，册封为诸侯，作为封候国向周王朝纳贡的有“土植五谷……茶……”。也就是说，周武王发联合四川各族民族共同讨伐纣王之后，就将巴蜀所产的茶列为贡品，当时本地的民族领袖就带着茶叶去进贡了。
武王伐纣，巴蜀以茶等物品纳贡。这种现像具有极为明显的政治色彩，纳贡，即意味着君臣关系的确立。但这仅仅是贡茶的萌芽而已，既未形成制度，更未历代相沿袭。
自从大禹会诸侯，九州统一的政治模式逐渐确立，各个部落渐渐被纳入中央政府的权力之下，中央又以分封的形式来实现它的统治，诸侯为了表示对中央政权的臣服就要对宗主国定期进行朝贡。朝贡的方式包括对中央的朝拜，定时定量的方物贡奉，以及在战事时派军队跟随宗主国出征等等。这种朝贡制度，既是藩属国对宗主国忠心与臣服的表现，也是一种财政支持。
经过春秋战国的乱世和秦汉之际郡县制度的改革，分封形式的中央政权已被官僚系统的中央集权所取代，虽然以方物纳贡为重要形式的中央财政，逐渐被一整套的赋税体制所代替，但方物纳贡并没随着新的财政体制的建立而消失，相反还在中国的古代社会中一直保留了下来，成为仅供皇室消费与享受的物质来源。
《本草衍义》中也说道东晋元帝时，温峤官于宣城进贡茶叶一千斤、茶芽三百斤。在《吴兴记》的记载中也可看出东南茶区在四世纪就开始栽植贡茶了。而后来历代的史料和文集中，贡茶的情况更是随处可见。
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贡品主要被用来满足 君主及上层阶级的物质和文化生活之需，即所谓“致邦国之用”。
贡茶除了贡物制度的强制性敛取之外，还有一种地方上的主动推荐贡献现像。这种现像也是使贡茶进一步扩大的重要原因。因为一时一地的物产，可以通过上贡的形式，达到名扬四海的目的。
赏赐是历来中央集权的 君主们使用“恩威并施”的统治手法中“恩”的表现方式。在唐代时期，茶叶就已经进入赐物行列了，并且蔚然成风。在《蔡宽夫诗话》就写到：“惟湖州紫笋茶入贡，美岁以清明日贡到，先荐宗庙，然后分赐近臣”。同时当大臣们得到皇帝赏赐的贡茶后，每每要奏表或状以示感恩，这在《全唐文》中就有很多这样的表状：《谢进橙子赐茶表》、《社日谢赐羊酒海味及茶等状》、《为田神玉谢茶表》、《谢赐新火及新茶表》、《为武中丞谢赐新茶表》、《代武中丞谢赐新茶第二表》、《谢恩赐茶果等状》、《又谢赐茶酒状》等等。
到了五代时期，赐茶已成为制度，不仅使得贡茶不再是深藏在皇宫，不为人所知的娇贵之物，而且对茶文化的形成还具有重要意义。宋代的赐茶更是胜于前代，在中央就设有执掌赐茶的机构，如茶库、内茶纸库、内茶炭库等等。茶库是掌管江浙荆湖片茶和散茶以及建剑腊面茶，用于给翰林诸司内外的月俸；内茶纸库管理龙凤细茶和纸墨等物品；内茶炭库主要向宫城及诸宫宿卫发放茶炭、席荐。而茶库的职责还有要负责赏赐用茶，受赐茶者颇多，遍及大臣、将士、庶民和四裔。
赐大臣之茶。宋代的贡茶按质地、銙式、纲次不同其品质也有高低。在宋代那个阶层森严的社会中，对大臣的贡茶之赐也经常是按照被赐者的官位高低而赐予等级不同的茶叶。这种习俗也是从宋太宗制造龙凤茶“以别庶饮”之后开始的，所以从太宗朝开始龙团茶赐予执政、亲王和长主，而风团茶则赐给余皇族、学士和将帅；京铤赐舍人和近臣；白乳赏给馆阁。
贡茶在北宋仁宗以后新款迭出，由于北宋皇帝和皇族多对贡茶有所喜爱，所以在每款上品贡茶最初出现的年份里，即使是宰辅大臣也未尝轻易得到赏赐。因此，物以稀为贵，一旦得到所赐的贡茶，大臣们无不如获至宝，倍感荣耀。在欧阳修的《龙茶录后序》中就表达得淋漓尽致，他写道：“致斋之夕，中书、枢密院各四人共赐一饼。宫人剪金为龙凤花草贴其上，两府八家分割以归，不敢碾试，但家藏以为宝。时有佳客，出而传玩尔”。欧阳修还描述了自己在宰执二府供职二十余年才得赐贡茶一饼，“每一捧玩，清血交零而已”。也有其他大臣在得到茶饼后用文字来表达自己激动的心情和对皇帝的感恩之情，“爱惜不尝惟恐尽，除将供养白头亲”；“啜之始觉君恩重，休作寻常一等夸”等等。
宣仁太后垂帘听政，终南北两宋，在包括女后自己在内的世人心中都认为是非正常现象。所以为了维持政局的稳定，宣仁太后就将神宗时不为外臣所知的密云龙茶拿出来赏赐给二府大臣，以拉拢一批士大夫。尽管密云龙茶的赏赐开始时的数量很少，二府八人只有二指许小黄袋末茶，甚至可能比上文所说的二府八家各四人共赐一饼的量还要少。但密云龙茶一旦进入赐茶的行列，它的供玉食之外的消费量，即用于赏赐的数量，便不是都由赏赐的一方说了算的。受赐者自然是无比荣耀，而那些没有获得如此高级别赏赐的人，则会向自己获得赏赐的亲友讨要。茶有尽，而讨要无涯，弄的受赐者不胜其扰。而那些皇室成员，则干脆向帝后讨要，弄的宣仁太后不得不下令建州今后不得造密云龙茶。可见密云龙茶的珍贵。随意只要任何一款贡茶进入赏赐之列，就很难控制其赏赐的规模与数量。事实也正是如此，赏赐密云龙茶的数量日益增加，从此密云龙便不再是被皇帝独占的贡茶了。到了宋徽宗时期，干脆添加了很多专门用于赏赐的新款贡茶，这从茶名就可以看出来，如“玉除清赏”、“启沃承恩”等等。
从宋代的贡茶与赐茶的过程中，我们可以看到，贡茶与赐茶之间存在着一种互动关系：贡茶规制的确立，使得赐茶成为常规；同时随着赐茶量的扩大，又反而促使贡茶的生产量增加。
赐将士之茶。宋初赐将士茶，常常作为一种必须的军需物资，一些民俗学家认为茶在宋代的军队中具有药用作用。全国统一后，赐将士茶便主要只是为了犒劳、慰问和以示恩宠，其意义与赐大臣茶一样。但是这种赏赐并非具有常规性，而是根据时、事随机而发，与赐大臣茶具有常规性不同。
南宋初年，全国陷入与金人的苦战之中，茶税收入成为军队重要的军费来源，但却看不到皇帝对军队将士的大面积赐茶。当时整个军队对金人都有着畏惧心理，甚至金军后退了也不敢去收复失地。面对这样的军队，高宗就利用赐将士茶这一招来激发军队士气。绍兴五年（1135年），韩世忠率军发镇江，翌日至淮南，高宗遣使赐以银合茶药，并亲自写信慰问韩世忠的医药饮食情况，其关心奖励抚问之情充溢行间。绍兴六年（1136年），同样赐茶于张俊。可见当时对将帅的赐茶主要都是为了褒奖和激励，其目的性非常明确。
赐庶民之茶。宋代由于茶叶生产与饮用的普遍化和生活化，茶日益成为民众日常生活中不可或缺的日用品之一，于是宋代的统治者为了表明自己为有道明 君和现世天下太平，往往会在节日上赐茶给普通民众，以示恩幸，这种例子在史书、文集中屡见不鲜。宋代皇帝赐庶民茶的随意性极强，绝对没有什么常规性可言，往往是某项其他什么重大活动的附属行为，如真宗在前往澶渊时赐给当地老百姓茶，在其封禅泰山石也赐予所过之地百姓茶等等。但其相对常规性的一点是皇帝经常赐予庶民年八十以上者茶药。
由于宋代的茶文化已经流行于庶民社会，而北苑贡茶激起的对名茶消费的热情，而赐茶是那种庶民渴望而又很少得到的物品，因此这种赐茶行为明显能增强皇帝的亲和力与声誉。
赐四裔之茶。中国西南、西北地区的少数民资因为饮食结构的原因，在饮食方面表现出对茶饮料的依赖。自唐以来，茶便是中原政权与周边少数民族地区之间贸易的一项重要内容，少数民族为了得到其相当依赖的茶，常年与中原政权在边境进行茶马贸易，即用其重要的战略资源——马来进行交易。宋代正常而经常的边境贸易是和平的民族和地区间关系的要求及体现，宋政府也经常用茶叶作为周边关系交往中的一个重要筹码。赐茶在没有正常边境贸易的地区就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甚至起到了政治、经济、军事都无法直接起到的作用。
纵观这个中国的贡茶历史，我们可以看出贡茶这种行为不仅具有其政治意义，体现出地方与中央之间君与臣的关系，促进民族团结和维护了国家的同一，而且还带动整个中国茶文化的发展，“上有所好，下必甚焉”，全国茶馆林立，甚至将茶文化传播到了东邻的日本，在当地形成了世界闻名的日本茶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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