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全力推荐和支持下，蒋介石当上了黄埔军校的校长，又成了北伐军总司令，北伐开始后，国民革命军的节节胜利，让蒋介石瞬间成了公众眼中的英雄，他掌控了军队，还有了黄埔军人的后备力量。机遇总是偏爱有准备的头脑。蒋介石为这一天的到来做了充分准备。他运用这个突然降临到手中的“政治、军事和警察全权”是毫不犹豫的。蒋介石的机会到了，他立即开动军事机器，首先针对几番压制他的许崇智动手了。
蒋介石利用廖仲恺被刺案，指挥军队包围了许崇智住宅，指其涉嫌廖案，许崇智伧徨逃往上海。然后，蒋介石的目标就是胡汉民。胡汉民之弟胡毅生与廖案有瓜葛，胡汉民先被拘留审查，后被迫出使苏联。廖仲恺则被隆重地下葬。廖案处理，使蒋介石一石三鸟。三个夺取权力的障碍一扫而光。
直到半年以后，鲍罗庭才渐渐明白：自己打开了魔瓶。许崇智、胡汉民、廖仲恺三人消失之后，他已经不能照原来设想的那样遏制蒋介石了。鲍罗庭帮助蒋介石迈出了夺取政权的决定性一步，鲍罗庭也为自己在中国的使命渐渐划上了句号。
蒋介石对这个苏联顾问鲍罗廷早已产生了反感。因为，蒋介石不信共产党那一套，他对苏联的共产主义理想不屑一顾。蒋介石始终关注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举一动。他曾经支持和拥护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政策，现在孙中山已死了，他应该改变这一政策了。
蒋介石决心打击共产党，并决定先要赶走鲍罗廷这个共产国际的代表。
有很多人说，蒋介石对共产党的不满，是他反对工农运动，因为他是官僚资本主义的维护者，他是地主资本家的代表。不过，坦率地说，蒋介石与共产党人的冲突，更多的还并不是表现在对工农运动的不同态度上面。至少在蒋介石的各种言辞记录当中，其责难共产党人的原因，主要还是怀疑共产党人暗中挑动民众，制造倒蒋风潮。共产党对蒋介石和国民党构成了权力争夺的危险。
蒋介石显然不了解，中共中央这时其实曾一再叮嘱各地党部，要设法维系与蒋介石的关系，包括迎合汪精卫，也“必以蒋同意或前敌战事大胜为条件，万万不可鲁莽从事”。
那时的中共中央甚至表示：如蒋介石坚不让步，也可以实行“汪暂不回，以广东省政府权交给左派”的策略以为妥协。（《中央给粤区信》（1926年10月3日），《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2册，第371页。）
问题是，无论中共中央和共产国际代表怎样向蒋介石许诺保证，中共基层组织依旧还是把迎汪同倒蒋混为一谈。甚至还在1926年11月间，就已经出现“打倒蒋介石”的呼声。
蒋介石注意到的最早的反蒋宣传，是1926年11月上旬末发生在武昌的一次军民集会上的事。
当时场内的工人群众竟有意当着蒋任校长的中央军事学校分校学生的面，公开呼喊“打倒蒋介石”的口号。双方因此发生激烈的肢体冲突。
这一消息很快传到江西九江，让蒋介石大为恼火。只是由于武汉在唐生智的实际控制之下，唐生智对蒋介石原本就不大服气，因此蒋介石才没有马上把这件事与共产党人的挑拨联系到一起去。
蒋介石于1926年11月13日电告分校学生，遇有工友幼稚时，“只能以理喻之，切不可与之争斗”（《蒋介石告武昌学兵团电》，《蒋介石言论集》第三集，第413页。）
不过10天之后，蒋介石竟再度得到消息说，就连黄埔军校第四期学生当中也出现类似武昌工友那样的言论。这一消息对蒋介石刺激之大，使他“不胜愤慨”到“暴躁怨恨形诸口舌”，就连他自己在怒气发泄之后都不能不深觉反应过激。而他之所以如此暴怒，恰恰是因为他强烈地怀疑：“从中CP或有作用”。（胡佛研究所藏《蒋介石日记》原稿复印本，第5盒，1926年11月22日。）
如果说对武汉工人和黄埔军校学生中的反蒋言论，蒋介石还只能怀疑是共产党挑唆的话，那么，随着鲍罗廷借迁都之争公开对蒋介石的批评斥责，却让蒋砸实了自己的猜测。
将党政中心从广州北迁的问题，是随着汉口占领后逐渐提上议事日程的。蒋介石9月上旬考虑到武汉地理位置重要，实际控制权却落在湘军领袖唐生智手中，“非有政府委员及中央委员先来数人，其权恐不能操之于中央”，故建议谭延闿等先行来汉“主持一切”（《蒋介石年谱初稿》，第677页。）
蒋介石此议虽未能得到10月国民党中央委员与各省区代表联席会议的赞同，11月中旬却因鲍罗廷改变主意，致使中央政治会议临时会议于26日正式同意迁都武汉的方针。很快，鲍罗廷就于12月10日率领部分国民党党政领导人先行抵达武昌。
鲍罗廷一行动身不久，广州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就于12月5日宣布停止办公，也开始分批北上。
鉴于这种情况，鲍罗廷于到达武汉的第二天，即13日马上召集谈话会，提议在中央执行委员会政治会议未迁到武昌开会之前，先由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织临时联席会议，“执行最高职权”。此一提议当即得到通过，会议并决定以国民政府司法部长徐谦为联席会议的主席。（见1926年12月17日《广州民国日报》第二版。）
鲍罗廷的决定，显示出其实际上控制了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的最高权力。蒋介石身为国民党党政军最高领袖，但他的权力已被鲍罗廷削弱了；受蒋介石委托而担任战时暂行代理其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职务的张静江，因此也被排除在“最高职权”之外。
蒋介石再度处于可能任鲍罗廷摆布的地位，不难了解他对此会产生怎样一种感想。
蒋介石最初对这种联席会议的设置，可能带来怎样严重的权力挑战，尚未十分了然。因此，他开始虽有不满，但并没有公开反对。经过短暂的犹豫之后，他终于发现同意联席会议可以代行最高职权，势必等于重新让苏联顾问鲍罗廷说了算。即使这只是一个暂时的过渡形态，一旦它通过决议推翻二届二中全会以来的种种军政体制，“三二”以来的所有努力都将化为泡影。
据此，蒋不得不于1927年1月3日乘张静江、谭延闿等中央执行委员路过南昌北上武汉之际，召集中央政治会议第六次临时会议，劝说与会者同意将最高权力机关暂时设置于他直接掌控的南昌，迁都问题以后再议。（1927年1月8日《广州民国日报》第二版。）
蒋介石对联席会议的抵制态度使鲍罗廷进退维谷。无论是鲍罗廷，还是中共中央，最初都不同意蒋介石的迁都建议，原因就是担心刚刚可以乘蒋北上不在广州而对国民党的最高权力中心施加一些影响，万一把它迁到军事占领区去，又会落入蒋介石的直接掌控之中。即使是后来鲍罗廷注意到蒋介石无法在武汉亲政，因而改变了态度，中共中央也一直固执地表示怀疑。
如今鲍罗廷若向蒋介石妥协，同意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暂驻南昌，鲍罗廷不仅将颜面尽失，更重要的是等于拱手把中央权力送到蒋介石手上去。
鲍罗廷早就设想北伐军到武汉后，可利用蒋介石与唐生智等地方派系的矛盾，逼蒋介石交权。鲍罗廷乘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北上之机迅速成立联席会议，接管“最高职权”，即含有此意。
如今在北伐期间军政权力已经相当分散的情况下，鲍罗廷竟因自己一个算计错误而导致蒋介石轻易地重掌党政大权，鲍罗廷对此难以善罢甘休。
鲍罗廷首先致电莫斯科，声称在迁都问题上不能对蒋介石妥协，否则不仅会大大加强蒋介石的独裁地位，而且难免会被北方军阀和帝国主义看成是广州软弱的表现，进而导致对方转入攻势，自己也将会因此而无法在现在的岗位上继续留任，非辞职不可。
莫斯科回电反对鲍罗廷因为任何理由离开国民党中央的领导岗位，他们也赞同鲍罗廷的担心，但同时仍建议鲍罗廷应亲赴南昌劝蒋介石，争取妥协解决争端。（《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会议第78号（特字第59号）记录》（1927年1月13日），《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档案资料丛书》（4），第66页。）
鲍罗廷心想既然莫斯科基本赞同他的意见，于是遂横下一条心，不惜把自己推上第一线，与蒋介石摊牌，意在利用国民党领导层多数坚持联俄，并不愿国民党再生分裂的心理，促使南昌方面的国民党领导人离开蒋介石，使蒋介石陷于孤立而被迫屈服。
据此，鲍罗廷在1月12日欢迎蒋介石一行来武汉的宴会上，直言不讳地批评有军人摧残党权、欺压共产党和妨碍工农运动的发展，进而指名道姓地对蒋介石说：“蒋介石同志，我们三年以来共事在患难之中，所做事情，你应该晓得，如果有压迫农工，反对CP的这种事情，我们无论如何要想法子来打倒他的。”
蒋介石对鲍罗廷当时这段谈话内容，在不同的演讲词当中，文字均有不同，但大意相差不多。此段文字可见于蒋介石《在庆祝国民政府建都南京欢宴席上的讲演词》（1927年4月18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集，第243～244页。
用蒋介石的话来说：“我校长教学生还没教得这样子严重。乃在宴会场中几百人的中间，把我一个国民革命军的领袖，又是中国国民党里面的一个领袖，来 给他一个外国顾问苏俄代表当奴隶一样教训，这是怎么一回事？”“你不止是欺负我个人，不止是压迫我一个人，你完全是欺负我们中国国民党，欺负我们中国人。我那里可以放过你！”（蒋介石：《黄埔同学会会员大会训词》（1927年4月20日），《蒋介石言论集》第四集，第280页。）
“三二”事件就是因为苏联军事总顾问季山嘉过于忽视了蒋介石的自尊心所引起，结果蒋介石成功地通过这一事件打击了俄国人的威信，并限制了苏联顾问们的权力之后，鲍罗廷却再蹈覆辙，自己出面来向蒋介石的自尊心挑战，这多少让人有些难于理解。
鲍罗廷这时的杀手锏，多半有三个，一是在武汉的财政部长宋子文掌握着蒋介石所需的大笔军费；二是留在南昌的其他中央执行委员，如谭延闿、何香凝等亦不愿随蒋破裂；三是唐生智等相当一批北伐将领已在武汉方面领导之下。
而与此同时，鲍罗廷同样相信各地工农运动正在广泛兴起，它势必会对国民党及其北伐军形成强大的牵制作用，各地赞成欢迎汪精卫的国民党人声势日渐浩大，必然会对蒋介石造成极大的压力。
正因为如此，鲍罗廷虽然事后也曾一度忐忑不安，担心自己的做法过于唐突和冒险，会太过损伤蒋介石的自尊心，暗托宋子文等对蒋介石表示歉意，甚至声言今后愿与蒋介石一同随军行动，“不问中央事”（《困勉记》卷六，1927年2月6日条）。但鲍罗廷却并没有停止推动剥夺蒋介石的党政权力的斗争。
蒋介石在迁都问题上前后不一，强令暂以南昌为都城的做法，使武汉的国民党左派极为不满。蒋介石刚一离开武汉，国民党左派领袖和共产党人就大张旗鼓地发起“恢复党权运动”，以打倒“昏庸腐朽分子”为名，明批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张静江，暗批蒋介石，并挤走了不赞同左派主张的十一军军长、武汉卫戍司令陈铭枢。
孙科和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等人则公开发表文章，影射、抨击蒋介石搞个人独裁。
孙科指责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设立常务委员会主席，“不知不觉就成为一个迪克推多”（《为什么要统一党的指导机关》，1927年2月20日《汉口民国日报》）。
邓演达的文章认为当前的斗争是封建与民主之争，革命与妥协之争，成功与失败之争。文章尖锐地提出：“不应再把政权操到其他反革命人们手上。”（《现在大家应该注意的是什么》，1927年2月23日《汉口民国日报》）。
为根本消除蒋介石对党政的控制权，武汉国民党左派决定利用人数优势，于3月召开二届三中全会，重定党政军领导体制。他们显然没有想到，在中国，不仅政权要靠枪杆子来取得和维系，而且社会上的所谓阶级分化也远未达到他们所希望的那种程度。不要说中间阶层所占人口比例极大，就是共产党人最为重视的工人群众，政治上也与广州工人的情况不相上下，通常处于分散的甚至是分裂的状态，很多工人不仅不能为共产党人所掌握，甚至可能站到相反的立场上去。换句话来说，蒋介石未必会真的陷于孤立，其区别于共产党人的政策主张，这时不仅可以得到相当部分军人的支持，而且也同样会具有相当的社会基础和群众基础，足以与共产党人相抗衡。
在这方面，最典型的是蒋介石的军队所经过的江西、福建、安徽、浙江等省，社会中上阶层所表现出来的拥蒋热情。在这些地区，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员通常都影响着相当一批工人群众，并掌握着省市一级的党部，但运动中出现的种种过激行为，却在倾向平和、渴望安定的社会中间阶层中间造成很大的恐慌。
蒋介石到来后，为抗拒共产党人和左派国民党人，往往会借助于本地倒戈的军事领袖，或选派政治上区别于激进派的亲信，另立党政机关，以控制地方。
由于这些人明显地倾向于沿袭旧体制和旧秩序，因而自然会受到习惯于旧体制、旧秩序，而恐惧激进革命的社会中上阶层的欢迎。对于这些地方的工人、店员和农民群众，凡与共产党工会农会不合者，他们都会积极予以扶植。纵使找不到合适的扶植对象，他们也能够找到青红帮组织伪造工会团体，与共产党人的工会组织相对抗。
对此，久已习惯于用强力解决问题的蒋介石，其实并不反对。结果，就出现了诸如总政治部副主任郭沫若这时在蒋介石的总部中所看到的那些让他倍感吃惊的情景：蒋对其亲信支持、指使拥蒋的工人、店员，甚至是青红帮分子，在众目睽睽之下冲击共产党人和左派分子领导的各地国民党党部、工会等机关团体，甚至大打出手，造成流血冲突等，常常是睁一眼闭一眼，时而默许，时而干脆就是变相鼓励。（参见郭沫若《请看今日之蒋介石》（1927年4月9日），《近代史资料》1954年第2期）。
在这里需要指出的是，蒋介石开始不择手段地来与跨党分子争夺地方和群众，是与他所感受到的权力失落的威胁程度密切相关的。
直到1927年3月之前，一直跟着蒋介石工作的郭沫若，虽然对蒋介石在个别地方工人运动问题上的处置手法心存疑问，却并未发现蒋介石有明显异常的表现。但在3月上旬之后，当蒋介石被迫同意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鄂，紧接着武汉又召开了旨在削弱其权力的二届三中全会，郭沫若才意外地发现蒋介石开始大踏步地转向极端。
很明显，蒋介石因中央党部和国民政府迁鄂而产生的权力失落感和政治恐惧感，实在是太大了。困兽犹斗，有过“三二”经验的蒋介石当然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
还在1927年2月下旬，即在蒋介石 还没有下决心动手之前，他其实就已经不断地公开放话了。当时，他仅仅是受了鲍罗廷言语威胁的刺激，就公开警告说：不要试图让我走开，“总理在生的时候，我无论对那一个同志，或者有一句话与我不对，或者有一点得罪了我，我马上就要跑开。”“现在可不是了。如果我一走开的时候”，“中国革命根芽从此就要断绝了！”谁也不要想让我放弃责任，因为，“我只知道我是革命的，倘使有人要妨碍我的革命，反对我的革命，那我就要革他的命！”（《总司令部特别党部成立大会演讲词》，《蒋介石言论集》第四集，第1２４～１２５页）。
当时，蒋介石掌握的是军权，武汉国民党左派掌握的是党权和政权。在旧中国，军权大于一切。武汉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企图以后者取消和限制前者，这些决议包括废除主席制和军校校长制，军委实行主席团制，主席团之决议及命令须有4人签名方能生效，总司令、前敌总指挥及军长须由中央委员会任命等。（参见《中国国民党历次代表大会及中央全会资料》（上），第316～317、321～324页）。
其后果应当是可想而知的。蒋介石与鲍罗廷和共产国际分手了，蒋介石与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分手了。在党权、政权、军权的三权争斗中，唯有枪杆子能出政权。蒋介石选择了用武力去说话。
鲍罗廷曾为蒋介石踏入中国政治舞台出过大力，但孙中山逝世后，鲍罗廷代表共产国际控制着中国的走向，甚至正在试图夺回蒋介石的权力，自尊性和权力欲极强的蒋介石，当然不会容忍。他恨鲍罗廷和共产国际，他也恨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蒋介石已磨刀霍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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