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这时孙中山已经死了，蒋介石掌了权，他早就不满鲍罗廷，国民党内也反对他，鲍罗廷就失势了，北伐成功后，蒋介石开始倒向美国，在美国人支持下，发动了四一二政变，并决意要把鲍罗廷赶回苏联。
1926年2月，鲍罗廷以“休假”之名离开广州返回苏联，实际是去争取中国北方的国民军领导人冯玉祥。这一年3月，冯玉祥在李大钊的安排下，启程赴苏联探讨北方合作问题，鲍罗廷专程到外蒙古的库伦（今乌兰巴托）等候，并动员冯玉祥加入国民党，造成南北双方的革命势力联合一致完成统一中国。
1926年2月17日至3月15日，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第六次扩大会议上，国民党以“同情党”的名义参加会议，蒋介石被推选为共产国际主席团名誉委员。可是，大会闭幕仅5天，蒋介石即于3月20日在广州制造了“中山舰事件”。
此时，鲍罗廷正在莫斯科，当苏联领事馆质问蒋介石时，他委婉地说：“此次事件纯是对人而发，决非针对俄国。中正唯望鲍罗廷顾问速回广州处理善后。”
4月底，鲍罗廷匆匆由莫斯科回到广州，首先与广东区委进行接触，表示苏联和国民党的关系不能因此而损害。他说：“莫斯科一直是在设法冲淡这一事件的严重性，期望我们设法挽救。”
鲍罗廷对中共同志强调说：“在现时的国民党里，没有人像蒋介石有力量有决心，足以打击右派的反革命阴谋”，因此，“我们不得不对蒋介石作最大限度的让步”。同时，“我们还要支持他尽快进行北伐，将来北伐的进展，形势会对我们有利的。”
鲍罗廷同意蒋介石所抛出的限制和防范共产党的“整理党务案”，而作为交换，蒋介石也原则同意鲍罗廷提出的处理国民党右派的意见。
“整理党务案”实施后，蒋介石的地位扶摇直上，他相继担任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革命军总司令、国民党常务委员会主席，独揽了党政军大权。
蒋介石手中有了军队，自觉羽毛已经丰满，再也不把鲍罗廷放在眼中，而视其为攫取更大权力的障碍，公然叫嚣，“鲍罗廷是篡权者”，甚至要挟武汉国民政府，“一是赶走鲍罗廷，一是分共”。后来，他还以三万大洋悬赏鲍罗廷的人头。
鲍罗廷已预感前景不妙。面对国民政府想取消省港罢工纠察队，鲍罗廷便利用蒋介石与财政部长宋子文的矛盾，让宋同意以“缉私卫商团”名义保存下这支一千人的武装。北伐战争开始后，鲍罗廷为抗衡蒋而主要扶助湘军首领唐生智，并认为汪精卫还是“左派”。
北伐军攻占武汉后，1926年11月12日广州国民政府决定北迁武汉。12月，鲍罗廷随国民政府迁往武汉，任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最高顾问。在鲍罗廷建议下，到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组成了临时联席会议代行最高职权。
同月，鲍罗廷出席了在汉口召开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作的政治报告和会议通过的决议，得到鲍罗廷的认可。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发起人和旗帜，中国文化启蒙运动的先驱，五四运动的总司令，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及首任总书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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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4月12日，这天，国民党和共产党发生惨烈冲突，造成大量共产党员死亡。这就是“四一二事变”。
“四一二”事变后，鲍罗廷在国民党政治委员会第十四次会议上提出“战略退却”的口号。随后在中共“五大”会议上，鲍罗廷和陈独秀又提出了向西北发展的错误主张。鲍罗廷提出了依靠冯玉祥的“西北学说”。
5月以后，眼见武汉政治形势日益恶化，鲍罗廷仍认为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国民党左派是好的，并认为他们还不会与共产党决裂。鲍罗廷还向中共领导人解释说：“我的箱里还有草，他还要吃我的草，不至于跑掉。”
当月共产国际给中共发出紧急指示。6月初政治局会议讨论这个指示，鲍罗廷等国际代表表示该指示一时无法执行，从而失去了挽救中国革命的最后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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