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冯玉祥从汪精卫那里看到了苏俄密电后，分别会见了汪精卫和蒋介石，随即发出了反共通电。给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庭当头一棒。他不好意思再呆下去了，谢幕的时间到了。
鲍罗庭离开武汉时，汪精卫假惺惺地到车站去送行，临别还不忘提醒鲍罗庭，苏联原来许诺援助的款项还差一部分没寄来，请他回去催要。汪精卫这匹马还要吃到最后一口草，才肯离去。
一直支持和拥护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的武汉国民党中央，为何会突然宣布解除鲍罗廷的职务？这对汪精卫来说，也不是个简单的决定。
在民主革命的初期，汪精卫是有功绩的。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他是《民报》的主要撰稿人，写了《民族的国民》等多篇文章驳倒梁启超的保皇谬论，为革命大张舆论。他还在南洋各地发展组织和筹款。汪精卫谋刺摄政王载沣，给满清朝廷震慑不小。
1920年汪精卫归队后，做了很多组织和宣传工作，参加中国国民党“一大”筹备工作。汪精卫在1924年1月的国民党“一大”上被孙中山指定为大会主席团成员之一，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后出任中央宣传部长。汪精卫后又举荐共产党员毛泽东继任他的宣传部长一职。汪精卫11月随孙中山北上入京，任孙中山秘书。
1925年2月孙中山病危时，汪精卫受命记录孙中山的遗嘱。
孙中山逝世后，汪精卫以拥护三大政策的“左派”和孙中山的信徒面目出现。6月26日，由汪精卫持召开了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会上确定了国民党总理的称呼永远留给孙中山，今后国民党采用集体领导的委员会制。会议还决定撤销孙中山生前的大元帅府行政机构，将国民党的最高行政机关改称国民政府。
孙中山先生逝世后，汪精卫长于调和，能左右逢源，既得左派支持，又避免右派的敌对，所以被推为广东国民政府的主席。
在中华民国政府进行北伐(1926年至1928年)时，原先采取“联俄容共”的方针，与中国共产党合作。但在北伐期间，国民政府内部就容纳共产党与否的问题，于1927年分成南京(蒋中正等领导)及武汉(汪精卫等领导)两政府。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才逐步走上公开反共的道路。研究这段历史，应该客观地考究汪精卫反共的起因和时间点，笼统地说汪精卫早就准备反共，并不真实，他没有推翻孙中山“联俄容共”方针的意图和决心。
起因就是源自共产国际代表罗易于1927年6月5日把共产国际的5月紧急指示送给汪精卫看了。
人民网资料显示：
1927年6月10日，共产国际给中国共产党发来指示信，提出三项任务：
（一）开展土地革命，发动农民没收地主的土地。“没有土地革命，就不可能胜利，没有土地革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就会变成不可靠的将军们的可怜的玩物”；必须反对过火行为，但不能用军队，而要通过农民协会。
（二）改组国民党。“必须从下面吸收更多的新的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里去。这些新的工农领袖的大胆的呼声会使老头子们坚定起来，或者使他们变成废物。国民党的现存机构须予以改变，国民党的上层必须加以革新，以土地革命中提拔起来的新领袖来补充它，必须靠工会和农民协会的千百万会员来扩大地方组织。国民党就有脱离实际生活并丧失全部威信的危险”。
（三）“动员2万左右的共产党员，加上湖南、湖北约5万的革命工农编成几个新军，用军官学校的学生来充当指挥人员，组织一支可靠的军队，否则就不能保证不失败。这个工作是困难，但是没有别的办法，组织以有声望的、不是共产党员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和蒋介石保持联系或唆使士兵残害工农的军官。现在是开始行动的时候了。指示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组织工农武装等正确意见，但其中心思想仍然是依靠国民党和汪精卫的武汉政府推动中国革命，这又脱离了中国实际。”
共产国际的指示由罗易抄送汪精卫后，汪精卫认为这个电报说明了国共合作已经到了终点，现在必须加快步伐，立即分共。汪精卫十分恼火并气势汹汹地说：“为什么容共政策到发现了第三国际给鲍罗廷、罗易的命令，还不把他们一个个抓起来枪毙？”
那些“左派”大都感到有限的苏援之“草”已经拴不住他们。
鲍罗廷被武汉政府解除顾问职务后，他随即表示要上庐山休养。
此时控制长江下游和广东的蒋介石政府也已经下令通缉鲍罗廷，他的夫人也被北方军阀张作霖扣押。
鲍罗廷只能通过北方冯玉祥控制的地盘返回苏联。冯玉祥虽然接受了蒋介石的大笔军费而宣布“分共”，却还要留下日后联苏联共的后手，表示可提供通道让鲍罗廷回国。
共产国际中国首席代表罗易私自将共产国际的“五月指示”抄送汪精卫后，原本是幻想争取汪精卫的同意。汪看后虽然暂时没有表态。他向罗易说明：“这件事很重要，要交给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了后再作答复。”随后，他把这份文件给在武汉的主席团成员看，仅对谭平山保密。
6月10日至11日，汪精卫同冯玉祥举行郑州会议，策划反共。会后，汪精卫便以共产国际的指示“根本危害”国民党的“生命”为借口，加快了分共的步伐。
他回到武汉，即与国民党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成员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方法。认为讨论的“不仅是是否应当驱逐共产党，而是什么时候驱逐――还是过些时候”。
6月29日，唐生智所部第三十五军军长何键发出反共训令，攻击工农运动幼稚，工作过火，发生错误，“纯系共产党中暴徒之策略”，要求武汉国民政府“明令与共产党分离”。同日，何键和负责武汉卫戍任务的第八军军长李品仙协同动作，占领中华全国总工会、湖北全省总工会，捣毁、解散各业工会。
南京方面则对何键的反共训令表示欢迎，认为它“比其他任何反共产的理由材料，都要来得新颖切实”。
何键继续公开说：“民众的敌人，是万恶的共产党。三民主义的敌人，也是万恶的共产党。共党不灭，国民革命便不能成功。”
鉴于汪精卫武汉政府已在公开地准备发动反共事变，中共中央于1927年7月13日发表《对政局宣言》，谴责武汉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的反动罪行，宣布撤回参加武汉国民政府的中国共产党员，并庄严声明，中国共产党将继续支持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斗争，愿意同国民党的革命分子继续合作。
1927年7月14日晚，武汉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召开秘密会议，针对中共中央发表的《对政局宣言》，接受了汪精卫提出的“分共”主张，决定将《统一本党政策案》和《统一本党政策决议案》提交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通过实行。
汪精卫在会上宣读了共产国际5月指示，并就其内容发表了长篇 讲话。
汪精卫认为：共产国际发出的“五月指示信”，提出开展土地革命，由下级没收地主的土地，违背了国民党关于由国民政府下令没收土地的主张，与“三民主义相冲突”。
汪精卫并说湖南就是按照共产国际的训令去做的，“怪不得湖南闹成这个样子”。他指责共产国际提出要在国民党的中央委员中“多增加工农领袖”，“简直是破坏本党的组织”。他批判共产国际关于武装工农、改造旧军队的指示，“是根本动摇我们的军队”。他还批判共产国际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庭的目的，说什么组织特别法庭，不要共产党同志参加，由老党员组织，就是“让国民党做刽子手”。
汪精卫提请会议讨论决定两个问题：
一是派负责任的重要同志到苏联的莫斯科去，重申国民党的联俄政策“乃是三民主义联合共产主义，三民主义的中国联合共产主义的俄国”，“若是丢开了三民主义那就不是联俄而是降俄了”。
二是对共产党应采取一个“处置办法”，因为“一党之内不能主义与主义冲突，政策与政策冲突，更不能有两个最高机关”。
孙科、顾孟余、谭延闿等发言，认为“共产党同志加入国民党是要使三民主义共产主义化”，“将国民党作为共产党的工具”，国民党的主义、政策、组织“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因此，不能不对共产党“加以相当的制裁”。
一、在一个月内，召开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讨论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出的意见并解决之；
二、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全体会议开会之前，中央党部应裁制一切违反本党主义政策的言论行动；
三、派遣重要同志前赴苏俄，讨论切实联合办法，其人选由政治委员会决定。
汪精卫等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决定与共产党决裂。中共认为，这是汪精卫彻底背叛了孙中山制定的国共合作政策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纲领。随着信息资料的不断解密，人们也不难会得出自己的结论。
1927年7月16日，汪精卫向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报告《容共政策之最近经过》，声称中共中央1927年7月13日发表的《对政局宣言》是对国民党的“厚诬丑低”，中共中央决定撤回参加国民政府的共产党员“是共产党破坏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他说，既然共产党退出国民政府，“便无异脱离本党”。它在国民革命军及各级政府机关中亦无须存在。
同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向各级党部发出《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的训令》和《保护农工之训令》，虚伪地声称:1927年7月15日限制共产分子的提案是执行党的纪律，并非妨害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若压迫共产党而妨害其身体自由，定要依法严办。国民党中央并不因限制共产主义而停止农工政策之活动，对于农工团体须极力保护，对于农工利益须加意维持;若违背党义，少加摧残，唯有执行革命纪律。
1927年7月19日，武汉国民政府训令通饬各军长官务须于最短期间，对所属军队中的军事负责人员和政治工作人员进行核查，对已经知名的共产党员应切实劝导，使之“与共产党脱离关系”，否则即行停止职务；对未知名的共产党员则应随时留心查禁，禁止一切秘密会议，并考核其言论行动，如有违反本党主义及政策者，立予惩办。
对此，中共及共青团对国民党及汪精卫展开了续行攻击。
1927年7月24日，中共中央发表《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和《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强烈抗议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的“分共”决定，号召革命的国民党员应与叛变革命的汪精卫集团决裂，实行孙中山的三民主义的革命政纲和三大政策，明确表示中国共产党党员决心和革命的国民党员共同工作，同生共死，继续孙中山的国民革命事业。
1927年7月26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公布1927年7月14日中央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提出的《统一本党政策案》，宣布：
一、凡列名国民党员，在各级党部、各级政府和国民革命军中任职者，应自即日起脱离共产党，否则一律停止职务。
二、共产党员不得以国民党名义做共产党的工作。
三、国民党党员未经中央许可，不得加入他党，违反者以叛党论。
26日，国民党采取严厉措施，免去各机关中的中共党员职务。之后，汪精卫集团连续发布公开取缔共产党的法令。
1927年7月2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发表《告中国共产党书》，声称加入国民党的共产党员“不愿接受本党决议，而至破坏全部革命工作”，指责湖南的共产党组织对于土地问题自布一种经济没收办法，是不愿与国民党合作，自绝于国民党的表现，并宣称：共产党应即自憬放弃其“对本党敌视的态度”，否则就要执行相当的纪律。同日，国民党中央训令各省党部、各省政府、各军部，应对共产党人的活动“严加防范”。
中共宣传始终认定汪精卫集团实行“分共”后，在武汉地区搜捕、屠杀共产党人、革命人士和工农群众。
中国大陆的历史教科书等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使一人漏网”形容当时的血腥景象，但没有明确提及这句话是在什么时候说的，且认为是汪精卫本人的发言。
国共两党的合作彻底破裂。1924年至1927年的大革命也同时宣告失败。
为此，中共决定组建自己的武装。中共于8月1日在南昌发动起事，而中共方面则一直称大革命的失败才导致了军队建立。
8月13日蒋中正正式下野，8月底9月初武汉国民政征文府机关陆续迁往南京。
但在后来的政治斗争中，由于性格软弱、实力缺乏，汪精卫一遇不利，动辄托病出洋或住院休息。
1927年12月汪精卫在广州，共产党利用时机发动“广州起义”，汪精卫遭到国民党各派指责，于是宣布引退，悄然出国。
汪精卫一生前段部分，年少时满腔热血，以推翻腐败的满清为己志，行刺摄政王载沣。
孙中山逝世后，西山会议派试图在国民党内除去共产党的势力，后来蒋中正武力清党，欲彻底铲除共产党人；汪精卫却坚持孙中山的联俄容共和平路线，汪精卫的行动都比较能贯彻孙中山的思想，结果造成了宁汉分裂。
汪精卫在1927年未得悉共产国际五月密令之前，依然力排众议，贯彻孙中山的联俄容共政策。但当共产党人开始武装反抗之际，汪精卫始当机立断进行扫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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