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共产国际最高中国代表罗易主张严厉打击武装叛变者。当时张作霖杀害了李大钊，对于刚经历了“四一二“事变的中共中央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同时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共产党迫切需要一支自己的军队。
但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等怕破坏统一战线，引起国共两党破裂而一味妥协退让。罗易和鲍罗廷这两位共产国际代表发生了内斗。
年轻又愚蠢的罗易居然将苏俄的“五月指示”机密文件给了汪精卫，罗易错把汪精卫当做共产党的同路人，结果重伤了中国革命。愚蠢的还不只是罗易，还有苏俄和共产国际，重读苏俄的“五月指示”便可以清晰地看到苏俄和共产国际的真面目。
道不同，不相为谋。共产党与国民党左派的这场政治联姻距离最后的解体，已经为期不远了。
就在这时，莫斯科的一封电报，突然使得整个局面波澜骤起。这封电报通常被称为“共产国际发给中共中央的五月紧急指示”。其实，这封电报既不是共产国际发来的，也不是发给中共中央的。这封电报是联共(布)中央（即苏共中央）发给驻中国的三位外国人——鲍罗庭、罗易和柳克斯的，应该叫“联共（布）中央发给驻中国代表的紧急指示”比较恰当。
发电人是苏共中央书记处书记莫洛托夫，电文经过了其他苏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同意，具体时间是5月30日。收电人鲍罗庭是苏联派驻中国国民政府的顾问，柳克斯是苏联驻中国汉口的总领事。
罗易是来自印度的职业革命家，1927年初被任命为共产国际驻中国代表团团长。罗易一到中国，就曾警告过中共中央，说蒋介石有可能叛变，果然被他言中。这一次罗易又对汪精卫作出预测：认定汪精卫必然要和共产党同路。这一次罗易却错了。
按照规则，罗易在接到来自莫斯科的指示电之后，是不能给中共领袖看电报原件的。但对汪精卫，罗易却情有独钟，另有别意，网开一面。6月5日，罗易在武汉约见汪精卫，询问鲍罗庭是否将莫斯科的最新来电拿给汪精卫看过。汪精卫据实回答没有，罗易决定把电报原件拿给汪精卫看，电文已进行了粗略的中文翻译。
汪精卫看罢密电，内心虽然吃惊，但很快镇定下来。他没有当场答复罗易，而是表示“要交政治委员会主席团看了以后再说”。罗易思忖了一下，觉得汪精卫的慎重也有道理。临别时，汪精卫试探性地提出要把这份电报留下来仔细研究，罗易没答应，他解释电文还没有最后审定，待晚上修改定稿之后再送给汪精卫一份正式的文本。
即使是白痴也能看得出来，等到汪精卫看到罗易提供的密电，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分裂已经是势在必行，再无可以挽回的余地，而罗易这傻瓜却浑然不觉。
由于汪精卫先看到了密电，就掌握了主动权，这对共产党而言是十分不利的。汪精卫虽然握有主动权，却没有贸然跟共产党翻脸，主要是因为时机还不成熟。除了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本身的力量需要权衡之外，还有两个人的因素必须要考虑进去：一个是蒋介石，另一个是态度不甚明朗的冯玉祥。
汪精卫对冯玉祥的担心不无道理。冯玉祥有“赤色将军”的绰号，他跟苏联的关系走得比较近，得到过苏联的很多好处。
人们都知道苏联出钱出枪帮助孙中山在广州黄埔建立军校，成就了北伐大业，却很少有人知道苏联给钱给枪，在北方重镇张家口开设军校，帮助冯玉祥整军的故事。
武汉的国民党左派对冯玉祥寄予很大希望，曾经试图说服冯玉祥反对蒋介石，遭到冯玉祥的拒绝，他采取了中立的态度，不仅没有公开谴责蒋介石的右派行径，而且将有关战报在送给武汉的同时，也送到南京。
由于冯玉祥态度不明朗，汪精卫决定前往郑州，最后试探一下冯玉祥的态度。
冯玉祥除了对两湖地区的农民运动表示不满之外，还说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看到冯玉祥如此态度，汪精卫悬着的心放了下来。
冯玉祥提出“宁汉合作，共同分共”的主张，汪精卫对前者未必感兴趣，但对分共的主张表示赞赏，双方达成共识。
汪精卫离开郑州不久，冯玉祥就派人与蒋介石秘密联络，随后亲赴徐州与蒋介石会晤。冯玉祥抢先表现出分共的态度。
6月20日，冯玉祥、蒋介石在徐州会面，双方签订了八条盟约。蒋介石答应每月接济冯玉祥部军饷二百万元，这个数字是武汉方面的两倍，以换取冯玉祥联合反共。
会后，冯、蒋联合通电全国，冯玉祥公开致电武汉政府，攻击共产党领导的工农运动，逼迫武汉政府与南京国民政府合二为一。
事实上在汪精卫等人动身前往郑州，最后试探一下冯玉祥的态度时，中共中央政治局也召开了紧急会议。
在此期间，从周恩来口中，其他中共领袖得知了罗易先于中共中央向汪精卫透露共产国际密电的事情，极感失落和愤怒。
鲍罗庭严厉批评了罗易轻率误事。鲍罗庭是苏联驻华代表，联共(布)中央政治局赋予他的权力很大。鲍罗庭随即致电莫斯科，报告了罗易泄密的事；同时向中共中央建议，取消罗易出席中共中央重要会议的资格。
中共中央被一系列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喘不过气来，有些不知所措，决定自行解散汉口的工人纠察队，交出枪支以免留给国民党武装挑衅的借口。
中共中央的软弱引起了共产国际的不满。两天之后，中共中央在武昌召开政治局会议，即将回国的鲍罗庭公布了共产国际改组中共中央的训令。
根据共产国际的指示，陈独秀被停职去莫斯科“学习”，理由是过分妥协；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张太雷、李立三组成常委会，履行中共中央政治局的职权。
7月13日，中共中央公开发表《对政局宣言》，指责汪精卫的武汉国民政府公开准备政变，国共关系交恶已经完全表面化了。
7月15日，在国民党中执会常委会第二十次会议上，汪精卫决定彻底摊牌，他拿出秘密武器——罗易给他看的共产国际密电，向国民党中央委员们作了展示，大部分国民党中常委都表明要分共，这就是“七一五事变”。
当时“七一五事变”虽然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但国共两党正式撕破了脸皮。
昔日革命中心武汉三镇暗流涌动，武昌、汉阳之间俨然成了两个世界。驻防在汉阳的何键发出反共言论，武昌则革命空气浓厚，与共产党关系融洽。驻防汉口的卫戍司令李品仙，则持中立态度。
此时汪精卫之所以没有大打出手，倒不是因为他生性仁慈。因为在军队中清党的主要障碍，来自张发奎。张发奎的基干部队第四军是北伐的主力之一，素有“铁军”之称，其中的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比较强，叶挺的部队就是其中之一。
汪精卫若想分共，必先争得张发奎的支持。而张发奎内心并不想这么快就分共。分掉了共产党员，他的部队即使不瓦解，战斗力也会大打折扣。于是汪精卫给张发奎看了罗易的密电，张发奎的态度这才有所松动。
共产党也在争取张发奎，直到南昌暴动，共产党也没有完全对张发奎失去幻想。
毫无疑问：罗易的泄密无形中成为“七一五”反革命“分共”的导火线。
6月27日，即将返回莫斯科的罗易最后一次见汪精卫。他先是埋怨国民党左派对共产国际“五月指示”没有正确理解，然后询问汪精卫是否收到莫斯科的指示？如果汪精卫收到莫斯科的电报，那么罗易“泄密”的责任或许可以减轻一些。
汪精卫的回答让罗易大失所望：我没有收到莫斯科拍发的任何电报。罗易只好收拾铺盖，悻悻地返回莫斯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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