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阳先生 撰稿
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来到中国，正是秉承斯大林和联共（布）中央的旨意，督促共产国际决议的执行。
中国共产党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服从和执行国际的决议，是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唯一选择。
鲍罗廷在广州召开的一次共产党员代表大会上，反复强调国民党在民族革命运动中的作用。他说：“我们努力使国民党真正成为民族革命的首领，切实地发展它，赋予它斗争的口号，促进它达到最终的目的。国民党作为中国民族革命运动的代表，应该掌握政权。”
鲍罗廷甚至极为通俗地说，中国共产党命中注定要在国民革命中充当“苦力”。中共广东区委成立后，鲍罗廷进行了实际指导工作，具体地担当起建立国共合作的统一战线的工作，他与陈独秀、瞿秋白、张太雷、周恩来、陈延年等中共同志，既有良好的工作关系，又有亲密的同志感情。
事实上，陈独秀对鲍罗廷另有自己的看法。如1923年11月12日正式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改组宣言》，陈独秀对于共产党员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的决议，在感情上总是格格不入，难以接受，多次致信共产国际，陈述反对的理由，表示他并非全盘反对国共合作，而只是反对加入国民党的党内合作的方式，主张与国民党实行党外联盟的统一战线。
国民党一大后，孙中山接受鲍罗廷的意见，在广州黄埔组建国民党的第一所军官学校，并放手让鲍罗廷和廖仲恺负责黄埔军校的最初筹备，为蓬勃兴起的国民革命输送大批精干的军事人才。
为筹建黄埔军校，苏联政府提供了各项有效的援助，除派军事顾问指导军校建设外，还资助200万卢布作为军校开办费，并且陆续运送大批武器弹药。仅1924年，苏联政府就运来了好几千支步枪和子弹、许多机关枪、山炮、野炮。
诚如陈独秀所说，继马林而来的鲍罗廷，“他的皮包中夹有苏俄对国民党巨量物质的帮助，于是国民党始有1924年的改组和联俄政策。”
鲍罗庭重看蒋介石，与他轻看中国共产党同时发生，而且互为因果。
鲍罗庭曾经十分轻蔑地说，中国共产党“总共只有40人”，“研究翻译成中文的共产国际提纲是他们的全部活动”；罢工之类的事件“临时把它抛到面上，否则它就会呆在自己的小天地——租界里，事后从那里发指示”。
鲍罗庭尤其藐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他在中国工作三年，不仅把“国共合作”变成了“国苏合作”，更热衷于把这种合作推向与孙中山、汪精卫、蒋介石个人之间的合作，中国共产党反而成为他与国民党要人讨价还价的筹码。
孙中山1924年8月21日召开国民党一届二中全会，讨论“容共问题”，鲍罗庭竟然向孙中山建议成立一个“国际联络委员会”来控制中国共产党。
陈独秀闻讯怒不可遏，立即召开紧急会议通过决定，并毫不客气地致电鲍罗庭：
一、禁止在国民党会议上进行任何有关共产党问题的辩论，并对此辩论不予承认；
二、中共中央拒绝承认国民党下属的为解决两党间问题而设立的国际联络委员会；
三、责成我们的同志在全会上对反革命分子采取进攻态势，从防御转入进攻的时机已经到来。
但是，这个决定传到广州为时已晚。会议上鲍罗庭和瞿秋白为共产党党团问题进行了像征性辩解之后，赞同成立国际委员会监督共产国际和共产党关系的决议。该决议要求共产党将自身活动中与国民党有关者，全部公开通报给国民党。
陈独秀得知此结果后极为愤怒，接连几次上书共产国际，表示坚决拒绝国民党全会决议，强烈谴责并抵制鲍罗庭的妥协政策，特别是对其不同中共中央讨论“单独行事”，表示“非常不满”，要求共产国际警告鲍罗庭，并告之其无权领导广东地区中共党组织的工作。
但鲍罗庭在斯大林那里如日中天，共产国际也只有保持沉默。
在广州的苏联顾问也不完全同意鲍罗庭重国民党轻共产党的态度。续加仑之后担任总军事顾问的季山嘉就说：“国民革命军的一切政治成就都应完全归功于共产党人。这一点哪怕以黄埔军校为例也是显而易见的，黄埔军校是共产党人最多的地方，因此也是国民革命军最稳定的一部分。
赶走了加仑的鲍罗庭又开始反对季山嘉。他说：“国民革命运动实际上是一种难以想像的复杂的阴谋勾当”，为此“需要玩弄权术”；鲍罗庭认为1926年初广州的革命形势是他个人以苏联军事援助为钓饵、依靠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军政力量、在国民党上层“玩弄权术”的结果；并且以为自己完全控制了广州的局势。
1926年2月，鲍罗庭在北京向将赴广州的以布勃诺夫为团长联共政治局使团得意洋洋地说：“当你们去广州时，你们自己会确信，华南的思想势力范围乃是我们的影响……还有什么问题我们解决不了呢？一旦我们宣传什么，一旦我们提出什么建议，人们就会很认真地听取，并将我们的政策、我们的决定，以极大的成功希望来加以贯彻执行。”
鲍罗庭十分有把握地说：“军队领导人已完全处在我们的影响之下”，蒋介石等四个军长“完全可靠”。
鉴于日趋严峻的反革命形势，躲避随时都可能发生的搜捕，陈独秀与秘书黄文容搬出了中央机关“61号”，在武昌另租房子秘密居住。
陈独秀每天还与国民党重要人物见面，一个人综合多方面的秘密消息，每夜临睡前口授黄文容记下，并复写或油印，发给党内重要同志。
从国民党要人身边报告上来的消息表明，事态似乎越来越严重，汪精卫竟然叫喊着要以共产党员的鲜血去换取蒋介石的谅解。
时局的艰险，政治上的失落，陈独秀的心情十分沉重。隐居的日子里，他终日沉默寡言，苦思冥想，常在屋里徘徊。
在国共合作濒临破裂的紧急关头，莫斯科终于有了明确的指示。5月30日，一文紧急指示从苏联向中国的共产国际代表鲍罗廷和罗易发来。指示明确，不进行土地革命，就不可能取得胜利；更新国民党上层人士，充实在土地革命中脱颖而出的新领导人；组建自己可靠的军队，消除对不可靠将领的依赖性；成立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
轻信汪精卫的罗易为了取得他的信任，竟将来自莫斯科的极其重要，应当严格保密的“五月紧急指示”让汪精卫看，私自做主以争取他的支持。
汪精卫看过后苦笑着对罗易说：“这些指示中的任何一条都不能实行，因为随便实行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但他表面装得不屑一顾，心里却暗暗吃惊，罗易又在第二天给汪精卫送去了一个副本。这留下来的本子成了汪精卫后来“分共”的重要证据。正如一些人所说，这些指示内容意味着国民党与共产党之间的战争。罗易还要挟汪精卫说，如果不配合执行指示，就同国民党一刀两断。
在一次中央会议上，周恩来报告了罗易私自向汪精卫透露国际指示的消息，所有人都怔住了。鲍罗廷向共产国际报告了事故实情，共产国际立即来电免去了罗易的代表资格。
但罗易此举不仅没有让他拉住汪精卫，反而促使汪精卫加快了分共步伐，反共日趋公开化。共产国际和中共中央也已经清晰得知道，武汉国民政府是难以挽留了，这就意味着共产国际指导中国革命巨大失败。意味着斯大林派的中国革命方针遭到了破产，给它的反对派托洛茨基派留以攻击的口实。
令人费解的是那些党史砖家们却至今还认为：中国革命失败的责任无论如何也不能由共产国际承担。
1927年6月下旬，共产国际训令中国共产党批判机会主义错误，改组中共中央，调回鲍罗廷。有些国际代表则表示：“不遵守国际训令者剥夺其在中央之领导权。”这个训令，却又被鲍罗廷扣下来秘而不宣。
直到7月12日，鲍罗廷才公开了共产国际“训令”。根据该“训令”改组中共中央，成立了以张国焘、张太雷、李维汉、李立三、周恩来为成员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兼常委。
正遭受失子之痛的陈独秀，突然被共产国际停职了，“不再视事”。一个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就这样被共产国际轻易地停职了，理由很简单：中共只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中共必须听命于共产国际。这也是中共成立之初最真实的一段历史。
陈独秀突然被共产国际停职后，鲍罗廷建议陈独秀到莫斯科与共产国际讨论中国革命问题，被陈独秀断然拒绝。陈独秀说：“我所受国际机会主义的训练已经受够了，以前因为接受国际意见，而做了许多错误。”
此时的陈独秀已经有职无权，在极度彷徨的心态下，他向中共临时中央致函，要求辞去总书记职务。理由是：“国际一面要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又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陈独秀提出辞职，他不愿再做中共主要领导人。事实上，为了维护自己权威的共产国际也不会再让他当总书记。不仅如此，他要经受的更大冲击还在后头，因为共产国际要弄出一个结果来阻塞托派的口舌。
1927年7月15日，宁汉合流后的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央“分共”会议，正式决定同中国共产党决裂，这就是“七一五”事件。
第一次国共合作终于全面破裂，共产国际却将责任归罪于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陈独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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